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中国正处于现代化加速发展阶段，各类风险无处不在。2020年春节前，新冠肺炎疫情不期而至，来势汹汹，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威胁前所未有。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组织起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整体战和阻击战。这场战役社会动员规模浩大、斗争方式独特，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出门就是参战，不聚集就是贡献。这场战“疫”既是一次大战，也是一次大考，它全方位考验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质量，考验着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疫情的爆发、扩散与防控暴露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风险。这些社会风险既有全球化时代的共性特征，也有中国特定发展阶段、独特国情和治理体系的个性特点。

一、风险扩散具有跨界性

由于开放性、流动性和连通性增强，现代风险往往是跨界的，突破空间限制，迅速扩散蔓延。风险的跨界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跨越一国之内不同行政区域的边界，另一种是跨越国界。

新冠肺炎爆发之初，由于认识不清、防控不及时不到位，迅速扩散开来，传染速度呈几何级增长，与武汉相邻地区的黄冈市、孝感市等地方的感染人数急剧增加，与武汉市人员往来比较多、比较密切的广东、浙江、河南等省，尤其是深圳、广州、温州等市流动人口多，感染人数也比较多。疫情传播扩散呈现地域上的圈层化特点。由于疫区巨大的人口规模、便利的交通枢纽位置、特定的人口流动高峰期，使得一定区域内的疫情迅速扩散演变成为全国范围的疫情。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均具有强大的统筹能力，要求各地树立大局观，在做好各自防疫工作的同时，根据需要相互支持。因此，总体上，国内的风险跨界没有导致跨界的争端。即使民间偶尔有以邻为壑的错误做法，也很快得到纠正。

全球化时代，国际人口流动和社会交往十分频繁，如果发现和管控不及时，局部的风险很可能演变成为跨越国界的风险甚至全球性风险。截至2月15日，国（境）外受新冠肺炎感染病例数达到数百例，在全部受感染病例数中占比1%左右。珍妮·X.卡斯帕森、罗杰·E.卡斯帕森研究指出，在跨界风险特征中最明显的一点是，它们存在风险的社会放大或弱化的极大可能性。如果风险的来源国家和接受国家之间存在历史冲突、文化差异或正处于紧张关系等问题，即使是很小的风险“出口”的可能，都可能引发大范围的媒体报道、社会关注和公众担忧。①他们所说的跨界风险是指不同国家之间的风险关联和转移。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社会风险同样具有跨越国界的特点，引起国际社会不同的反应，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议题。

二、区域化风险与内部化风险并存

大量病例表明，新冠肺炎病毒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受感染者主要是与武汉市的病人有过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全国各地在武汉“封城”以后，纷纷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实施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使得疫情风险以行政区域为单位得到不同程度的管控。各地疫情发展状况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与武汉市人员接触的情况，二是清查和隔离潜在受感染人员的力度。由于各地往来自武汉的人数以及政府管控措施存在差异，各地疫情风险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化特点。这种区域化特点很大程度上是由各地的治理能力决定的。疫情爆发后，各地均采取了严格的防控措施，有效阻击了疫情的大面积扩散，为防疫全局做出了贡献。但是，由于感染人数多、用于传染病防治的医疗资源紧张，一些地方特别是武汉市没有能够及时采取有效防治措施，人为加剧了传染的风险，造成一段时期内受到感染的人数大幅度上升。此外，紧急收治新冠肺炎感染病人，也一度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看病就医。党中央发现这一情况后，多批次从军队、全国各省（区、市）调集医护人员和应急物资支援武汉和湖北。截至2月14日24时，不包括军队派出的医疗队和队员，全国各地共派出了217支医疗队，25633名医疗队员，其中在武汉市有181支医疗队，20374名医疗队员。在其他城市，有36支医疗队，5259名医疗队员，大大超过了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医疗救援的调动规模和速度。封控措施将传染病疫情的风险控制在一定的行政区域内，阻止了局部风险向外扩散蔓延。但是，不同行政区域的初始感染人数、医疗资源和社会治理能力存在差异，有的地方医疗资源紧张，防控措施失当，使区域化风险在家庭、社区和行政区域内部扩散、加重。

区域化风险和内部化风险相互联系，是中国独特体制下的风险传播特点。强大的行政力量干预，切断了风险传播的途径，一方面将风险控制在一定的区域内，但是，另一方面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增加区域内部风险，加大风险治理难度。

三、单一风险向综合风险转化累积

全球突发事件变化的特点之一，是突发事件本身具有更多的复合性、多变性和衍生性，带来的结果具有更强的严重性和放大效应，成为一个复杂的巨系统。②与突发事件的特点相一致的是，当今世界各类风险常常是复合、多变和衍生的，一个突发事件会引发一系列关联性风险。新冠肺炎首先引发的是公共卫生风险，是单一的健康安全风险。在疫情发展和应对过程中，又衍生出多种相关风险，例如，生活保障风险、社会信任风险、经济安全风险、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风险等。现代化越深入发展，社会的联系越紧密，相互依赖性越强，社会越脆弱，相互联系和支撑的链条中任何一个小的环节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导致整个机器停止运转，使社会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蝴蝶效应”决不是毫无根据的想象。现代化越发展，风险的综合性越强，不同的风险之间相互加强，最严重的后果是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

四、自然风险与人为风险交织叠加

从引发风险的原因来看，主要有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两类，人为因素又有技术性和制度性两个方面的因素。根据现有研究，新冠肺炎病毒可能最初来自蝙蝠，然后由某种动物作为宿主，例如，穿山甲或果子狸，人与带有这种病毒的动物接触从而染病。尽管现在还不能准确判断新冠病毒与哪种动物有关，但是，无疑它很有可能是由动物传染给人的。这样的情况在人类历史上经常发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型冠状病毒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由自然引发的风险。

如果不是人们的特殊饮食偏好，这种自然风险产生的可能性会大大减少。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新冠肺炎又与人们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关，是人为导致的后果。疫情刚开始时，如果能够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研判、早隔离、早治疗，疫情扩散的风险就要小得多。采取严厉防控措施后，如果物资保障、疫情排查、人员安置等做科学合理、周到细致，出现区域性、局部性无序和恐慌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各地启动一级响应后出现的各类问题，很多是应对不力造成的。例如，在抗击疫情中，领导干部常常遇到很多“两难”甚至“多难”选择，想果断决策但又情况不明，想依法办事但又法不健全或无法可依，想事急从权又担心被认为胡乱作为。一些地方没有能够及时发现、科学隔离和收治确诊和疑似感染者，人为扩大了传染风险。2月2日开始，武汉市率先开始分类施策、精准应对，决定将“四类人员”③集中收治和隔离，目的是内防扩散、外防输出。但是，在执行这一政策过程中，一些地方组织混乱，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受到中央督察组严厉批评。自然风险与人为风险交织叠加是现代社会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现代社会风险主要是人为的治理性风险，根源于治理制度不完善、治理能力不适应。

五、风险的建构性越来越明显

根据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建构性风险的大小取决于受到客观性风险影响的感受性，这种感受性又与人们自身的知识水平、价值观念以及所处环境有关。所谓“放大”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术语，涵盖了风险信号增强和减弱的双重情况。④

2003年抗击SARS病毒，中国政府在北京、广州等疫情严重地区实施严格的隔离防护措施，为很快战胜疫情发挥了关键作用。时隔17年，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传染性更强、潜伏期更长、多点攻击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政府采取更大规模、更加严厉的防控措施。严重威胁人们健康的疫情是一种客观存在的风险。但是，对于这种健康安全风险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类风险发生的概率、可能的危害性等的感知能力又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放大或者缩小客观因素造成的风险。因此，当代社会风险在相当程度上是人们感知并相互作用的结果，具有很强的主观构建性。

绝大多数中国人经历了抗击SARS疫情的考验，当时他们配合政府采取限制行动的措施。这种经历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奠定了有利的心理基础，面对隔离、社区封闭等管理措施，人们能够理解和配合，减少了可能的恐慌、冲突。与2003年相比，中国社会信息化水平大大提升，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更多、更便捷，对风险的感受能力在增强。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身安全的要求更高，对风险的承受性却在下降、减弱，一强一弱使得过去看来很小甚至可以忽略的风险，今天极有可能演化为一场风暴。

社会风险的主观建构性增强，表现在社会舆论、社会心理对社会风险的影响越来越大。社会舆论、社会心理的影响又与社会的开放性、流动性、结构特征，以及社会记忆、社会发育程度联系在一起。当代中国社会在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乡村走向城市、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各类社会风险的建构性一定会越来越强，影响着传统意义上的客观风险。

六、普通群众受到风险的影响更大

很多研究表明，现代社会中，风险代替了财富分配成为衡量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换句话说，社会风险的承受能力与社会阶层地位成正相关，社会地位越高抗击风险的能力越强，反之亦然。贝克指出，风险总是以层级的或以阶级而定的方式分配的，风险是附着在阶级模式上的。财富在上层集聚，社会风险在下层集聚。⑤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最大的是普通群众，特别是工薪阶层和弱势群体。无论从健康防护的角度还是从就业、收入、生活等角度来看，他们都是最脆弱的群体。受到病毒感染后，他们个人和家庭的医疗保障条件不理想，获得政府和社会支持的能力也相对较弱。疫情开始时，奔波于各种医疗机构之间、经历漫长的等待，体验到孤立无助无奈的往往是他们。

卡车司机反映，疫情发生期间，他们要么接不到活，要么拉货途中冒着被病毒感染的风险不说，还备受折腾和歧视，工作辛苦，赚钱很少。⑥对于普通工薪阶层、农民工、城市中低收入者来说，隔离期越长对他们的就业、收入、生活和子女教育影响越大，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也越大。据调查，相比于正常状态，小微企业由于疫情而导致业绩变差占比达77.28%（稍微变差占39.38%，明显变差占37.90%）。其中个体工商户经营绩效变差占比更是高达84.3%。整体上看规模越小的企业业绩变差比例越高。如果疫情持续发展，有超过半数小微企业难以坚持超过三个月。⑦据中国社会学院社会学所课题组对以生产线工人为主从业人员，兼有快递员、搬运工、司机、送餐工、日结工、保安和保洁的调查，80%被调查者想上班，10.4%已经在上班。在生活费调查一栏，拥有2个月费用的占35%，不足半个月的合计占47%，表明及时复工也是防疫的重要组成部分。⑧

在巨大灾难和重大风险面前，看起来人们是平等的，无人能够幸免，实际情况是，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是有差异的，社会中下阶层和弱势群体更容易受到伤害。

七、潜在的风险可能是长期的

风险之所以成为风险一方面是客观因素所致，另一方面是人们认知能力所致。风险之所以成为现实，很多时候是因为人们无知和盲目乐观浑然不觉，或者出于某种因素的考量抱有侥幸心理隐瞒不说，放任了风险的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发展，抗击疫情的战斗仍在继续，相关风险仍在扩散、衍生、变异，影响全国乃至世界的健康安全、经济发展、生活秩序、社会稳定。

有学者提出，致灾体（突发事件）、承灾体、应急管理三者形成公共安全管理的三角关系。后来，公共安全三角形理论又进一步发展为风险三角形理论，揭示致灾体的危害性、承灾体的脆弱性与应急管理的抗逆性（resilience）之间呈现此消彼长的复杂关系。⑨

就本次疫情而言，病毒的危害性、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和社会发展的脆弱性、治理能力的不适应性，共同促成了各类风险的产生、累积和叠加。从短期来看，通过紧急时期和战时状态的特殊措施，疫情一定会被控制。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特定时期的特殊措施也一定会带来很多可以预期或难以预期的风险，例如，对于服务贸易、商业、交通运输、生产制造、教育医疗、文化旅游等方面的中长期影响，可能导致中小企业生存危机、普通群众就业困难、人们收入减少、政府财政赤字增加、债务违约、通货膨胀、政府公信力下降、社会信任危机、心理健康等问题。应急状态下的举国体制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应急处置具有独特的优势，但是可能引发的关联性潜在长期风险也可能是巨大的。

八、应对社会风险，推动社会发展进步

“风险不同于毁灭。它们不涉及已经发生的损害。不然的话，所有的保险公司都会破产。”⑩有风险不可怕，可怕的是对风险的冷漠、恐惧、无为和健忘。风险不都是损失，如果预防和处置得当，风险也会变成收益。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不断与各种灾难和风险斗争的历史，中华民族也是在历经各种磨难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新世纪以来，无论是SARS疫情、还是汶川特大地震，不仅没有打垮中国人民，反倒使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更加完善、应急管理体系更加健全，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不断创新。因此，只要有积极的风险观，事前坚守底线思维，认真研究和评估各类风险，居安思危，尽早准备；事后坚持实事求是，不推责不诿过，客观公正、科学理性地总结经验教训，吃一堑长一智。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和战胜疫情后，各级党委政府和专家学者如果能从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思和总结此次传染病疫情爆发和流行的原因、防控措施的得失以及今后可能出现的风险，必将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2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会议，提出要研究和加强疫情防控工作，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此次会议预示着，更加全面的反思和改革将随着疫情的结束而陆续展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付出的沉重代价一定会在更加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更高水平的治理能力中得到补偿。

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波澜壮阔，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独一无二，具有时空压缩性。正是在这样独特的巨型现代化过程中，各种风险挑战前所未有。2019年1月21日，党中央举办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风险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强调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

有学者指出，在极端条件下，一些重大风险可能演变成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综合性风险、全局性风险。其中，社会风险因素极易在经济、金融、科技、国际政治等方面风险因素作用下放大，并向政治等领域传导。(11)面对巨大的人口规模、辽阔的国土面积、不平衡的区域发展、脆弱的经济社会基础设施、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复杂局面、独特的治理体系、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国际环境，其他国家常见的、微小的风险到了中国都可能演变为巨大的风险挑战甚至灾难。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引发的各类社会风险扩散更快，影响面更广，区域性特点更明显，变异性和叠加性更强，人为性和建构性成分更多，弱势群体受到冲击更大，潜在的危机更长久。但是，中华民族具有顽强的韧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拥有更加强大的善于反思和化危为机的能力，这又是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是中国应对社会风险的优势。

①珍妮·X.卡斯帕森、罗杰·E.卡斯帕森，2010，《风险的社会视野》（下），李楠、何欢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第198页。

②闪淳昌、薛澜，2012，《应急管理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第8页。

③“四类人员”是指确诊患者、疑似患者、无法排除感染可能的发热患者、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

④珍妮·X.卡斯帕森、罗杰·E.卡斯帕森，2010，《风险的社会视野》（下），李楠、何欢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第203页。

⑤乌尔里希·贝克，2004，《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第36页。

⑥张衍飞：《抗疫运输卡车司机：不敢回家，回家就成了“罪人”》，https://gongyi.ifeng.com/c/7uEsVH7S2uu，2020-02-21。

⑦张大伟、王秀平，2020，《新冠肺炎疫情对小微企业的影响及对策》，《经济日报》2020-02-13。

⑧李念、王俊秀，2020，《访王俊秀：打工者愿意复工吗？调查揭示疫情下的信任》，http://www.whb.cn/zhuzhan/jtxw/20200210/322951.html，2020-02-10。

⑨贾楠、陈永强、郭旦怀、刘奕，2019，《社区风险防范的三角形模型构建及应用》，《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第11期。

⑩芭芭拉·亚当、乌尔里希·贝克、约斯特·房·龙，2005，《风险社会及其超越》，赵延东、马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31页。

(11)孔样涛，2019，《科学推进新时代社会风险治理》，《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