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社会是风险社会。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通过系统梳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扩散、应对中的四类社会风险，以及影响社会风险的因素，运用社会风险理论以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视野提炼概括出当代中国社会风险的八个特点，即风险扩散具有跨界性、区域化风险与内部化风险并存、单一风险向综合风险转化累积、自然风险与人为风险交织叠加、风险的建构性越来越明显、普通群众受到风险的影响更大、潜在的风险可能是长期的巨大的和风险有望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机会。社会风险的这些特点既有全球化时代的共性特征，也有中国独特体制、特定国情和所处发展阶段的个性特点。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社会风险；影响因素；风险特点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470（2020）01-0017-09
当代社会是风险社会，现代技术越是发展，制度变迁速度越快，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越强，人类面临的人为风险就越大。贝克认为，传统社会的特征是“我饿”，而现代社会的特征则是“我怕”{1}，意味着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挑战和威胁更多。从公共卫生角度看，2019年年底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迅速演变为一场严重的全球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紧急事件。{2}在新冠肺炎发生及其抗击过程中，各类社会风险不断发展变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
一、风险与社会风险的含义
（一）风险
风险是人们熟悉的概念。虽然人们经常使用风险这一概念，但是不同学科、不同工作领域的人对风险的理解是有差异的。一般而言，风险是指个人和群体对未来遇到的伤害或损失的可能性以及对这种可能性的判断与认知。{3}风险常常与不确定性和损失性相联系。{4}不确定性不一定就是风险，风险一定是不确定性或者说是可能性。风险与危险也有一定的区别，危险则是可能更大的破坏性损失，带有强烈的价值判断，是人们拒斥的可能性后果。但是，如果风险管理和利用得当，也会带来收益，正是如此才有投机风险。所谓投机风险是指既能造成损失也可能产生收益的风险。投机风险所导致的损失是“相对”的，即某人虽然遭受损失，他人却可能因此而盈利，就整个社会而言，既无损失也没盈利。{5}进而言之，对于不同的主体和领域来说，风险和收益往往是相对的：对于一些人是风险，对于另外一些人则可能是收益；对于一个领域是风险，对于另外的相关领域则可能是收益。
依据不同的标准，风险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从涉及的主体来看，有个人风险、群体风险和社会风险；从涉及的领域来看，有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文化风险、社会风险和生态环境风险；从产生的原因来看，有自然风险、人为风险，而人为风险中又有技术风险和制度风险两种情况；从发生的频率来看，有常规性风险与偶发性风险；从发生的时序来看，有传统风险与新兴风险；等等。{6}不同类型风险的划分都是相对的，而且它们之间还可能相互联系、相互转化。
（二）社会风险
社会风险是风险的一种类型，其特征之一是涉及人数众多，是很多人受到影响的风险，而不仅仅是个人或少数人受到的风险；特征之二是社会领域的风险，即涉及人身安全、社会关系、社会秩序、社会规范、社会结构等；特征之三是涉及地域范围较大。因此，社会风险是人们对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乃至全球范围内）生命安全、价值规范、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等受到威胁或破坏的可能性的认知与判断。严重社会风险的后果是社会恐慌、社会骚乱等。所有类型的风险都有可能演变为社会风险，例如，金融风险和经济风险如果影响社会生活、社会秩序的稳定，它们就不仅是金融和经济领域的风险而是社会领域的风险，即社会风险。因此，社会风险的致灾因子更加多种多样，与其他风险相比，其承灾体主要是个人、群体、社会价值、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
很多时候，社会风险的深层次原因是治理不善造成的。因此，政治稳定、治理有效是防范和控制社会风险最重要的手段。现代社会中，人们在不断制造着新的风险的同时，又在不断创造性地管理风险、消除风险。人们在不停地与各种风险的斗争中推动社会发展进步。
二、多种社会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迅速大规模扩散及其抗击过程中，引发和潜藏着多种社会风险和问题，威胁着人们的身心健康、社会的正常生活、社会的融洽关系和社会的有序运转。
（一）健康安全
新冠肺炎通过毫无知觉的受感染者的流动传播，迅速以几何级的速度扩散开来，2020年2月8日全国确诊病例达到37000多例，疑似感染病例也达到37000多例，合计超过7万人，死亡人数超过800人。如果从2020年1月初算起，1个月左右时间，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大大超过2003年SARS病毒感染人数8000多人和死亡人数790多人的记录。尽管目前疫情有所好转，但是，总体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复杂。这场疫情不仅使普通人群受到大规模感染，还造成一些医学专家和大量医护人员受到感染，甚至不幸染病去世。除了病毒之外，长时间“宅”在家里不能出门也会对人们的健康带来不良影响。人们长时间不能出门活动，呼吸新鲜空气，参加户外运动，不仅有可能导致身体疾病，还有可能带来心理疾病。特别是对于那些家庭居室小条件差的人、健康状况不佳的人以及爱动的青少年来说，更是如此。
（二）生活保障
超大规模、全国统一的严格封控措施，在有效抗击疫情的同时，也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2020年1月23日，即农历腊月二十九，武汉市采取“封城”行动。1月25日即农历正月初一，习近平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成立中央应对新冠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开展工作。截至1月29日，全国除港澳台以外的31个省区直辖市全部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农村和城市实行严格的社区隔离制度，要求居民在家隔离，不得随意外出活动。有条件的城市社区均实行封闭管理。进出社区的人员需要登记、测量体温，严格限制外来人员进入小区等。部分公交车停运，餐馆、公园、电影院关门，大部分商场超市停止营业，等等。这些管控措施给城乡居民的生活造成极大影响，带来诸多不方便。由于正值春节期间，每一个家庭都在年前准备了较为充足的年货，除了不能走亲访友、亲朋聚餐外，人们的正常生活倒是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只要水、电、气、暖、通讯等得到正常保障，较短时间内严格的防控措施对群众的生活影响较小。但是，随着封控时间不断延长，居民家中的生活必需品就会面临补给不方便甚至困难的问题，例如，新鲜蔬菜、鱼肉、奶蛋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可能不及时、不方便甚至中断。由于医疗资源配置、出行限制、控制流动等原因，正常的就医看病受到影响，存在看病难甚至看不上病的问题。
（三）社会信任
社会信任是社会关系的黏合剂，是社会秩序的基础。齐美尔曾说过：“离开了人们之间的一般性信任，社会自身将变成一盘沙，因为几乎很少有什么关系不是建立在对他人确定的认知上。”{7}每当大灾大难来临时，社会信任都会受到考验和锤炼。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湖北特别是武汉疫情日益严重时，海内外中华儿女迅速行动起来，向疫区捐献医疗用品和生活物资。人们不约而同地喊出“武汉，加油”“武汉，挺住”“中国，加油”“中国，必胜”等口号。数万名医护人员冒着可能被感染的风险，放弃节日休假，克服各种困难，奔赴湖北各地参加医疗救护工作。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再次得到体现和提升。与此同时，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也出现了多种信任危机。由于对是否隐瞒疫情真相、防控措施是否及时科学等的质疑，社会上一度出现对一些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官方宣传的不信任甚至愤怒。普通群众之间存在着排斥和歧视确诊感染者、疑似感染者、疫区人员甚至非本地人员等现象，造成一些群众回不了家、住不上宾馆，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干扰。还有一些地方采取封门、堵路、随意干预居民家庭正常娱乐等极端措施，极大地伤害了人们的自由、尊严和生活，人为制造人际关系紧张和矛盾。{8}
（四）社会稳定
汹涌而来的疫情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健康，严重威胁着社会稳定。本着对中国人民健康负责、对全世界人民健康负责的精神，中国政府启动了最高等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机制。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实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严格限制人员流动的措施，而且是在具有千百年历史传统、最受人们重视的春节时期，这是人类疾病控制史上的一个创举，也是一个壮举，中国人民在战胜疫情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采取这样的特殊措施，如果处置不当很容易造成社会混乱。防控工作开始后一段时间，武汉等地应急物资供应紧张，存在管理不到位、标准不清晰、质量难保证、分配不公平、使用不合理等问题，潜在感染者收治不及时造成二次传染，疑似病人居家隔离造成家庭成员被感染，常规病人无法得到及时治疗。此外，普通居民长时间居家隔离带来的社会心理紧张和社会情绪压抑，有可能引发多种社会矛盾，还可能会导致一部分人反感和不配合政府管控举措，致使管理失效，造成新冠肺炎再次扩散和社会失序。
三、社会风险的影响因素
一般来说，风险的大小与风险源的性质、承载体的脆弱性、风险管理能力以及风险发生概率有关。具体到社会风险来说，影响因素通常涉及风险源性质与特点、社会结构性质、社会流动性、社会沟通方式、社会成熟度、社会组织方式、社会治理能力等。风险会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不断发展变异、累积叠加、消长转移。此次疫情中多种社会风险不断发展变化，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特殊的传染性病毒
影响此次疫情中社会风险的首要因素是新冠肺炎的传染性、危害性以及不确定性。从目前的抗疫实践看，新冠肺炎的传染性极强，潜伏期长，无症状传染，多点攻击人的身体。与其他传染病相比，死亡率为2.3%左右，略高于普通的流行感冒，远低于非典的10%。但是，问题在于人类对它的结构、性质、来源、传播途径以及治疗方法还缺乏科学的认识。因此，只能采取大规模的限制人员接触的防控办法。因此，疫情暴发时一度造成社会紧张。随着疫情的发展，人们对这种病毒的研究逐渐深入，认识越来越清晰，应对的办法也越来越科学有效，社会心理预期逐渐明朗稳定，人们对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信心逐步增强。但是，病毒不断变异，尤其大批医护人员和相关专家受到感染，并且出现多例因病而亡的情况，不断冲击着已有的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治疗方法的有效性，增加了疫情防控的不确定性。
（二）特殊的疫情发生地点
疫源地的经济社会特点以及地理位置等因素也是引发社会风险的重要因素。根据武汉市政府门户网站资料，2018年末武汉市常住人口为1108.1万人，户籍总人口为883.73万人，其中乡村人口为236.80万人，城镇人口为646.93万人。武汉地理位置重要，处于南来北往、连贯东西的交通枢纽，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经济商贸活动频繁，流动人口多，因此，疫病传播快、防控难度大。大量被感染的新冠肺炎确诊和疑似病人直接或间接都有与武汉感染者接触的经历。截至2020年2月9日24时，武汉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病例16902例，占湖北省29631例的57.04%，占全国40171例的42.08%,湖北省又占全国的73.77%。正是由于疫情发生地明确，因此，在相当程度上为防控工作提供了方向和重点。除了武汉市和湖北省外，感染人数最多的是广东、浙江和河南等省。湖北省内，武汉市之外，与武汉接壤的黄冈市以及孝感市病例最多、疫情最严重。疫情严重的地区一般是与疫源区接壤或人员联系往来比较频繁的地方。大规模的人口及其流动性、便利的交通枢纽位置，一方面为传染病疫情大规模迅速扩散提供了便利条件，另一方面使得采取精准有效的防控措施十分困难。
（三）特殊的发生时间
疫情暴发之时，正值岁末年初，恰逢中国传统春节即将到来。这时，民间正忙着置办年货，劳累了一年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路踏上返乡之路。2020年1月10日，交通运输部门启动一年一度的春运模式，数以亿计的旅客开始候鸟式迁移。以武汉市为疫情中心的新型冠状病毒，也在这场人口大流动中悄悄地开始了传播扩散。
春节期间的人口大迁移客观上大大增加了疫情扩散的风险，但也正是人们在家过年使得封闭、隔离等防控措施比较容易实施。自从武汉市开始“封城”和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部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之后，全国各地立即行动起来，采取极其严厉的限制人员流动、接触、聚集等防控措施。从大年初二起，全国人民放弃了传统的节日，按照党和政府的要求居家隔离，不再外出走亲访友、聚餐游乐。对于春运高峰的急刹车和最重要节日的放弃，亟待政策宣传解释到位，人们理解、支持，配套措施跟上，形成群防群治合力。
（四）现代化信息传播方式
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的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以及由此带来的沟通交往方式的革命，是影响疫情及其相关风险的重要变量。首先，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创新性快速发展一方面为人们了解相关知识、掌握正确的防疫方法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为人们及时了解疫情发展状况及其态势提供了快捷方式。获得积极的信息越多越有利于人们建立良好的预期，消除恐惧、焦虑，帮助人们树立信心。然而，信息是双刃剑，有时了解越多，特别是了解的消极和负面消息越多，越有可能增加人们的心理负担，导致恐慌、不知所措，影响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往往是信息大爆炸时期，各种信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围绕疫情及其应对还会形成各种不同观点，有些观点尖锐对立。其次，现代信息传播技术催生了两个舆论场，一个是官方主导的舆论场，另一个是由广大网民自发参与、推动形成的民间舆论场。两个舆论场围绕相关话题和事件形成的观点越接近，越有利于稳定人心、开展工作。但问题是，当前中国两个舆论场之间的分歧往往较大。最后，因为互联网、物联网等智能化技术的普及，人们交流交往、文化娱乐、居家生活等方式更加多元化和便捷化。春节隔离期间，人们通过手机、电脑等设备可以很方便地与亲朋好友交流，获得各种信息、知识和娱乐，从而使得隔离不隔绝、隔离不隔爱，足不出户同样可以获得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欣赏文化娱乐节目。现代信息传播方式既有可能减轻突发事件发生时人们的心理压力，也有可能增加人们的心理负担，其社会效果取决于技术的运用方式。
（五）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联防联控措施
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染途径、保护易感人群，是传染病防控最重要的经验和做法。近代以来，中国多次发生大规模传染病疫情，逐渐形成了一套有效的防控措施。对于鼠疫、霍乱等严重传染病，通常的防控方法是封锁疫区，限制人员流动和接触、交通管制、定期消毒、焚烧尸体。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下简称《防治法》）颁布实施，在总结2003年抗击SARS和此后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等一系重大疫情经验的基础上，2004年和2013年又先后两次对《防治法》作出修订。《防治法》的制定和完善使传染病防治工作走上了规范化、法治化和科学化的轨道。《防治法》第42条规定，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力量，按照预防、控制预案进行防治，切断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必要时，报经上一级人民政府决定，可以采取下列紧急措施并予以公告：（一）限制或者停止集市、影剧院演出或者其他人群聚集的活动；（二）停工、停业、停课；（三）封闭或者封存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公共饮用水源、食品以及相关物品；（四）控制或者扑杀染疫野生动物、家畜家禽；（五）封闭可能造成传染病扩散的场所。甲类、乙类传染病暴发、流行时，经法定程序可以宣布本行政区域部分或者全部为疫区。必要时，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甲类传染病疫区实施封锁。2020年1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将新冠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此次疫情的暴发地武汉市政府决定“封城”，宣布自2020年1月23日10时起，武汉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得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这意味着自这一时刻开始，这座人口超大规模的城市，将变成一座“只进不出”的城市。此后全国31个省份均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实施严格的防控措施。随着疫情扩散蔓延，国务院和各地方政府决定延长假期，不少地方要求以“战时”状态全民动员严防死守、分类施策，加速做好防治工作。如此大面积、长时间、严格的防控措施，在人类抗击疫情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这种特殊的紧急措施，在战胜疫病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人民群众正常的生活生产，影响着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解决一个问题可能引发一系列新问题的风险。
（六）网络化生存方式
除了互联网带来的信息传播能力外，现代化信息技术特别是智能化商业、物流、服务业的发展为居家隔离和社区封闭式管理提供了最大限度的生活保障，大大缓解了人们的后顾之忧，减少了人员流动、聚集的需要，减轻了基层管理的压力。城市绝大多数家庭在家里用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挑选和购买自己所需要的物品、服务。在线选购和智能化支付后，商家通过快递物流将货物送到指定地点，让客户取回家中，顾客与商家、送货人不见面。这样既满足了居民的日常所需，又可以有效预防疾病传播。
（七）较为充足的物资保障系统
除了水电气通讯等基础设施正常运转外，保障吃喝用等生活必需品正常供应是维护紧急时期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疫情造成交通、物流、生产、商业受限，家庭日用品和生活物资供应极有可能出现短缺，而且一些不法商人有可能趁机囤积居奇，造谣惑众，哄抬物价。此次疫情，市场总体保持平稳，除极重疫区之外全国城乡居民正常生活物资供应几乎没有受到影响，从而极大地降低了疫情引发社会稳定的风险。但是，由于承平日久，生产和储备不足，以及采购、运输、分配、使用等决策和管理不够科学精细，湖北省武汉市等疫情特别严重的地区医护用品物资一直维持紧平衡，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供应不足的问题，影响医疗救治和疫情防控，引起社会不满和恐慌。在中央的指导和统筹协调下，在全国各地和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地方政府调整完善有关措施，缓解了医护用品物资紧张状况。
（八）高水平的专家支持系统
突发事件发生时，专家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实施有效的救治，解除人们的病痛；二是传播专业知识和信息，给人们以正确的预防处置方法和明确的心理预期。预防疾病、救治病人是专业工作。大部分人在疫情面前无知无助，他们只能相信和依靠专家的指导和救治。由于新冠病毒是新发病毒，医学界对它的研究和认知需要时间，一开始无法准确判断其性质和危害。以钟南山院士、李兰娟院士等为代表的高水平专家详尽了解疫情后，准确作出判断，以科学家的精神和勇气向政府提出科学防控建议。{9} 同时，两位院士和其他一大批专家不断向公众讲解病毒知识，传授防病治病注意事项，预测疫情走向，缓解了民众的心理压力，增强了人们战胜疫病的信心。王辰院士、张伯礼院士、陈微院士等以高超的医术、勇敢的精神，创新防控救治方法，研究开发新冠病毒肺炎疫苗。还有大批军队和地方医护工作者不顾个人安危，连续奋战在抗击疫情的前线，与病毒作斗争，与死神抢时间，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健康。
（九）认真回应社会关切
社会风险与民众情绪、社会心理压力密切相关，群众对政府工作、社会环境、个人生活的满意度决定社会风险的大小。随着疫情的发展，在抗击疫情斗争中，不同阶段、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社会关切点不断变化。在疫情开始时，人们最关心的是新冠肺炎的传染途径、诊断和预防方法、感染范围、死亡率等与疾病本身有关的知识、信息。随着湖北特别是武汉疫情加重，人们重点关注湖北以及自己所在地的疫情防控救治进展，特别关注对感染人员救护、物资保障等具体情况。根据疫情日益严重的实际情况，党中央和各地党委政府及时决定适当延长春节假期时间，错峰上班和网上办公。之后，人们开始关心疫情何时能够尽时结束，企业何时复工复产、学校何时开学等。这些不断变化的群众关切，武汉、湖北和中央政府通过组织多方力量，运用以新闻发布会为主要形式的多种信息机制进行回应。中央和地方政府每天召开不同层级的新闻发布会，既通报疫情、介绍相关政策，也回应群众关心的问题，消除误会、增进理解。为了使地方党委政府更好地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党中央不断加强指导、督导和统筹，问责工作不力的领导干部，派出调查组赴湖北就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全面调查，充实中央督导组、湖北省委领导班子，免去湖北省卫健委党政主官。2月13日，党中央进一步采取措施，调整湖北省委、武汉市委主要领导职务。不断调整优化应急处置方法，要求对确诊感染者、疑似感染者、发热病人和密切接触者“四类人员”实行分类处置，从居家隔离到集中收治、应收尽收。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印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在湖北省的病例诊断分类中增加了“临床诊断”，2月12日湖北省新增新冠肺炎病例14840例(含临床诊断病例13332例)，而前一天（2月11日）公布的新增确诊病例为1638例。大幅度调整统计数据的目的是让所有患者能够得到及时诊断和治疗。实事求是、公开透明，用权威机构、权威人士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心的焦点问题，释疑解惑，引导社会积极的心理预期，有助于缓解焦虑、紧张、压力、恐慌。
（十）强大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
对传染病疫区实行大规模封控的效果，取决于政府在民众中的威信以及紧急状态下社会动员和组织管理能力。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关系全国乃至全世界疫情防控。武汉是关键，湖北省是重点。习近平指出，要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整体战和阻击战。面对千万级人口规模的武汉市，春节期间数以亿级的人口流动，如何构筑起一道严密有效的疫情防控网，检验和考验着中国政府和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2020年1月底，党中央决定在武汉市新建火神山、雷神山抗击新冠肺炎专科医院。全国紧急动员，调集精兵强将在短短10天内建成占地6万多平方米拥有2600个床位的现代化专科医院。征用宾馆、党校、学校建设方舱医院，并转运相关人员，保障他们的生活和治疗。各地对疑似感染人员的排查、流动人员的体温检测、居民的管控、物资的供应保障等，都表现出强大的组织和管理能力。各地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的作用，以社区和小区为单元进行封闭和半封闭式管理，严格控制人员进出，将疫病传染风险降到最低。全国一盘棋，危急状态下调集军队和19个省区市医疗力量对口支援湖北省。2月13日，继首批向武汉市派出1400名医护人员之后，中央军委再次派出2600名军队医护人员支援武汉。截至2月14日24时，不包括军队派出的医疗队和队员，全国各地共派出了217支医疗队，25633名医疗队员，其中在武汉市有181支医疗队，20374名医疗队员。在湖北其他城市，有36支医疗队，5259名医疗队员，大大超过了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医疗救援的调动规模和速度。这些举措施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在此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一些干部责任心不强，不认真细致，不担当不作为，推诿扯皮、敷衍了事；有的干部管理能力弱、专业素质不高，群众正常的防护救治得不到保障，人为扩大疫情。还有一些地方过度反应、层层加码；一些基层干部法治意识不强，过度执法、粗暴执法。诸多情况均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存在较大的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
（十一）开放合作的科学精神
全球化时代，面对重大风险和挑战，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独善其身、置身事外，需要加强协作、相互支持。“即便是全球性与本土性的对立也因风险而出现了短路。新的风险类型既是全球化的，也是本土化的。”{10}在全球化的今天，传染病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敌人，亟待加强与国际社会合作。早在2019年12月，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出现不明肺炎患者时，中国疾控部门就向世界卫生组织（WHO）和有关国家疾控机构通报疫情，分享病毒样本，联合开展研究。在信息共享、病毒研究、药品同情试用、疫苗开发等方面，中国政府和卫生机构进一步加强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合作，获得了积极的支持和帮助，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国际卫生组织对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国际组织的肯定和相关国家的支持，有助于增强人们战胜疫情的信心。
四、社会风险的特点
疫情的暴发、扩散与防控暴露和引发了诸多社会风险。这些社会风险既有全球化时代的共性特征，也有中国特定发展阶段、独特国情和治理体系的个性特点。
（一）风险扩散具有跨界性
由于开放性、流动性和连通性增强，现代风险往往是跨界的，突破空间限制，迅速扩散蔓延。风险的跨界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跨越一国之内不同行政区域的边界，另一种是跨越国界。
新冠病毒肺炎首先出现于武汉市，由于认识不清、防控不及时不到位，致使其迅速扩散开来。与武汉相邻地区的黄冈市、孝感市等地方的感染人数急剧增加，与武汉市和湖北省其他地区人员往来比较多、比较密切的广东、浙江、河南等省，尤其是深圳、广州、温州等市流动人口多，感染人数也比较多。疫情传播扩散呈现地域上的圈层化特点。中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均具有强大的统筹能力。在上级政府的统筹下，全国一盘棋，各地在做好各自防疫工作的同时，根据需要相互支持。因此，总体上国内的风险跨界没有导致跨界的争端。即使民间偶尔有以邻为壑的错误做法，也很快得到纠正。
全球化时代，国际人口流动和社会交往十分频繁，如果发现和管控不及时，局部的风险很可能演变成为跨越国界的风险甚至全球性风险。新冠肺炎发生后，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一些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疫情较为严重。珍妮·X.卡斯帕森、罗杰·E.卡斯帕森研究指出，在跨界风险特征中最明显的一点是，它们存在风险的社会放大或弱化的极大可能性。如果风险的来源国家和接受国家之间存在历史冲突、文化差异或正处于紧张关系等问题，即使是很小的风险“出口”的可能，都可能引发大范围的媒体报道、社会关注、公众担忧和。{11}他们所说的跨界风险是指不同国家之间的风险关联和转移。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社会风险同样具有跨越界的特点，引起国际社会不同的反应，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议题。
（二）区域化风险与内部化风险并存
大量病例表明，新冠病毒肺炎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受感染者主要是与疫源地武汉市的病人有过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全国各地在武汉“封城”以后，纷纷启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一级应急响应，实施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使得疫情风险以行政区域为单位得到不同程度的管控。但是，由于感染人数多、用于传染病防治的医疗资源紧张，一些地方特别是武汉市没有能够及时采取有效防治措施，人为加剧了传染的风险，造成一段时期内受到感染的人数大幅度上升。此外，紧急收治新冠肺炎感染病人，也一度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看病就医。党中央发现这一情况后，多批次从军队、全国各省（区、市）调集医护人员和应急物资支援武汉和湖北各地。封控措施将传染病疫情的风险控制在一定的行政区域内，阻止了局部风险向外扩散蔓延。但是，不同行政区域的初始感染人数、医疗资源和社会治理能力存在差异，有的地方医疗资源紧张，防控措施失当，使区域化风险在家庭、社区和行政区域内部扩散、加重。
区域化风险和内部化风险相互联系，是中国独特体制下的风险传播特点。强大的行政力量干预，一方面将风险控制在一定的区域内，切断了风险传播的途径；另一方面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增加区域内部风险，加大风险治理难度。
（三）单一风险向综合风险转化累积
全球突发事件变化的特点之一，是突发事件本身具有更多的复合、多变和衍生性，带来的结果具有更强的严重性和放大效应，成为一个复杂的巨系统。{12} 与突发事件的特点相一致的是，当今世界各类风险常常是复合、多变和衍生的，一个突发事件会引发一系列关联性风险。新冠病毒肺炎首先引发的是公共卫生风险，是单一的健康安全风险。在疫情发展和应对过程中，又衍生出多种相关风险，例如，生活保障风险、社会信任风险、经济安全风险、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风险等。现代化越深入发展，社会的联系越紧密，相互依赖性越强，社会越脆弱，相互联系和支撑的链条中任何一个小的环节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导致整个机器停止运转，使社会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现代化越发展，风险的综合性越强，不同的风险之间相互加强，最严重的后果是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
（四）自然风险与人为风险交织叠加
从引发风险的原因来看，主要有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两类，人为因素又有技术性和制度性两个方面的因素。尽管现在还不能准确判断新冠病毒与哪种动物有关，但是，无疑它是由动物传染给人的。这样的情况在人类历史上经常发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冠病毒肺炎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自然引发的风险。
如果不是人们的特殊饮食偏好，这种自然风险产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少。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新冠病毒肺炎又与人们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关，是人为导致的后果。疫情刚开始时，如果能够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疫情扩散的风险就要小得多。采取严厉防控措施后，如果各项措施科学合理、周到细致，出现区域性、局部性无序和恐慌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各地启动一级响应后出现的各类问题，很多是应对不力造成的。自然风险与人为风险交织叠加是现代社会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现代社会的风险主要是人为的治理性风险，根源在于治理制度不完善、治理能力不强。
（五）风险的建构性越来越明显
根据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建构性风险的大小取决于受到客观性风险影响的感受性，这种感受性又与人们自身的知识水平、价值观念以及所处环境有关。所谓“放大”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术语，涵盖了风险信号增强和减弱的双重情况。{13}严重威胁人们健康的疫情是一种客观存在的风险。但是，对于这种健康安全风险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类风险发生的概率、可能的危害性等的感知能力又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放大或者缩小客观因素造成的风险。因此，当代社会风险在相当程度上是人们感知并相互作用的结果，具有很强的主观构建性。绝大多数中国人经历了2003年抗击SARS疫情的考验。这种经历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奠定了有利的心理基础，面对隔离、社区封闭等管理措施，人们能够理解和配合，减少了可能的恐慌、冲突。与2003年相比，中国社会信息化水平大大提升，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更多、更便捷，对风险的感受能力在增强。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身安全的要求更高，对风险的承受性却在下降、减弱，一强一弱使得过去看来很小甚至可以忽略的风险，今天却极有可能演化为一场风暴。社会风险的主观建构性增强，表现在社会舆论、社会心理对社会风险的影响越来越大。当代中国社会在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乡村走向城市、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各类社会风险的建构性一定会越来越强，影响着传统意义上的客观风险。
（六）普通群众受到风险的影响更大
很多研究表明，现代社会中，对风险的承受力代替了财富分配成为衡量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换句话说，社会风险的承受能力与社会阶层地位成正相关，社会地位越高抗击风险的能力越强，反之亦然。贝克指出，风险总是以层级的或以阶级而定的方式分配的，风险是附着在阶级模式上的。财富在上层集聚，社会风险在下层集聚。{14}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最大的是普通群众，特别是中下收入群体、弱势群体。无论从健康防护的角度还是从就业、收入、生活等角度来看，他们都是最脆弱的群体。对于普通群众、农民工、城市中低收入者来说，隔离期越长对他们的就业、收入、生活和子女教育影响越大，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也越大。在巨大灾难和重大风险面前，看起来人们是平等的，无人能够幸免，实际情况是，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是有差异的，社会中下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更容易受到伤害。
（七）潜在的风险可能是长期的巨大的
风险之所以成为风险一方面是客观因素所致，另一方面是人们认知能力所致。风险之所以成为现实，很多时候是因为人们无知和盲目乐观对风险浑然不觉，或者出于某种因素的考量抱有侥幸心理隐瞒不说，放任了风险的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发展，抗击疫情的战斗仍在继续，相关风险仍在扩散、衍生、变异，影响全国乃至世界的健康安全、经济发展、生活秩序、社会稳定。风险三角形理论认为，致灾体的危害性、承灾体的脆弱性与应急管理的抗逆性（resilience)之间呈现此消彼长的复杂关系。{15}就本次疫情而言，病毒的危害性、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和社会发展的脆弱性、治理能力的不适应，共同促成了各类风险的产生、累积和叠加。从短期来看，通过紧急时期和战时状态的特殊措施，疫情一定会被控制。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特定时期的特殊措施也一定会带来很多可以预期或难以预期的风险，例如，对于服务贸易、商业、交通运输、生产制造、教育医疗、文化旅游等方面的中长期影响，可能导致中小企业生存危机、普通群众就业困难、人们收入减少、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债务违约、通货膨胀、政府公信力下降、社会信任危机、心理健康等问题。应急状态下的举国体制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应急处置具有独特的优势，但是可能引发的关联性潜在长期风险也可能是巨大的。
（八）风险有望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机会
“风险不同于毁灭。它们不涉及已经发生的损害。不然的话，所有的保险公司都会破产。”{16}有风险不可怕，可怕的是对风险的冷漠、恐惧、无为和健忘。风险不都是损失，如果预防和处置得当，风险也会变成收益。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不断与各种灾难和风险斗争的历史，中华民族也是在历经各种磨难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21世纪以来，无论是SARS疫情、还是汶川特大地震，不仅没有打垮中国人民，反倒使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更加完善、应急管理体系更加健全，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不断创新。2020年2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会议，提出要研究和加强疫情防控工作，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此次会议预示着，更加全面的反思和改革将随着疫情的结束而陆续展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付出的沉重代价一定会在更加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更高水平的治理能力中得到补偿。
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波澜壮阔，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独一无二，具有时空压缩性。正是在这样独特的巨型现代化过程中，各种风险挑战前所未有。面对巨大的人口规模、辽阔的国土面积、不平衡的区域发展、待完善的经济社会基础设施、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复杂局面、独特的治理体系、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国际环境，其他国家常见的、微小的风险到了中国都可能演变为巨大的风险挑战甚至灾难。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引发的各类社会风险扩散更快、影响面更广，区域性特点更明显，变异性和叠加性更强，人为性和建构性成分更多，弱势群体受到冲击更大，潜在的危机更长久。但是，中华民族具有顽强的韧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拥有更加强大的善于反思和化危为机的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这又是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是中国应对社会风险的优势。
注释：
{1}{14}[德]乌尔里希.贝克著，张文杰、何博闻译.风险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57，36.
{2}2020年1月30日，国际卫生组织将新冠肺炎确定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表明新冠肺炎已经成为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少国家对中国公民以及近期到过中国的人员采措严格的入境管控甚至限制入境的措施。2020年2月8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被暂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NCP)。
{3}李培林等主编.中国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835-836.
{4}冯必扬.社会风险：视角、内涵与成因[J].天津社会科学，2004（2）.
{5}{6}邹积亮编著.政府突发事件风险评估研究与实践[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3：26,25-27.
{7}薛天山.中国人的信任逻辑[J].伦理学研究，2008（4）.
{8}王新亚.终结违法乱象、树立法律权威，不能再等了！[EB/OL].半月谈，http://www.banyuetan.org/jrt/detail/20200218/1000200033134991582020938363076536_1.html.
{9}钟南山、李兰娟等专家为下一步临床救治工作提出建议[EB/OL].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20/02-03/9077561.shtml.
{10}{16}[英] 芭芭拉·亚当、[英] 乌尔里希·贝克、[英] 约斯特·房·龙著，赵延东、马缨等译.风险社会及其超越：社会学理论的关键议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31,331.
{11}{13}[美]珍妮·X.卡斯帕森、罗杰·E.卡斯帕森编著，童蕴芝译.风险的社会视野（下）[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198，203.
{12}闪淳昌、薛澜编著.应急管理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15}贾楠、陈永强、郭旦怀、刘奕.社区风险防范的三角形模型构建及应用[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9（11）.
龚维斌，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