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进化论在中国社会形成的普遍影响，胡适本人未能幸免。但是，他又表现出与进化论传播的一般形态有别。这是因为他主要将进化论作为一种方法论来看待。此种情况表明，外来学说进入近代中国社会，必须注意两对矛盾统一的关系：一是语言层次的接受与理解层次的关系；二是沿海与内地的关系。

【关键词】胡适；进化论；方法论

进化论作为从西方传入近代中国的第一思想大潮，曾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厘清它在中国近代社会流播的过程与规律，不仅有助于认清其影响的广度与深度，而且更有益于我们正确对待外来学说。本文试图通过胡适与进化论之关系这一特殊个案，既揭示进化论传播的一般形态，又展现它流传的特殊形态，进而说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演变的复杂性。

一

胡适受到进化论的洗礼，是他离开家乡到上海求学期间。他在后来的回忆性文章中用来描述进化论所造成的影响的那段文字，时常为后人引述：

"《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象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子的名字。陈炯明不是号竞存吗？我有两个同学，一个叫孙竞存，一个叫杨天择。我自己的名字是这种风气下的纪念品。我在学堂里的名字是胡洪骍。有一天的早晨，我请二哥代我想一个表字，二哥一面洗脸，一面说：'就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字好不好？'我很高兴，就用'适之'二字（二哥字绍之，三哥字振之）。"

以上这段话自然反映进化论在中国社会形成的普遍影响。但是，仔细分析起来（以前的人重引述，轻分析），我们也许会得到更多的消息。

一是从社会角度来看。总的说来，"《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换句话说，进化论进入中国之后，自然经过一番宣传介绍，才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而社会大众的智识状况，显然不如人意（自戊戌维新以来，许多有识之士都以开民智为首来革新中国），因此接受进化论停止在一些抽象的名词或观念上，便不足为奇了。然而，进化论对中国来说毕竟是舶来品，它所标举的一些名词的意味与中国国内的状况甚是投合，因而改变了国人们苟安于世、不思进取的心态。实际上，这种影响形成的冲击波是否深入中国广大乡村呢？又真正在都市里有自己广大的市场吗？我们在胡适写的《归国杂谈》中发现这样一些段落：

"我在上海住了二十天，在内地住了两个月，在路上走了二十天，看了两件大进步的事：第一件是'三炮台'的纸烟，居然行到我们徽州去了；第二件是'扑克'牌居然比麻雀牌还要时髦了。'三炮台'纸烟不算稀奇，只有那'扑克'何以这样风行呢？有许多老先生向来学ABCD 是很不行的，如今打起'扑克'来，也会说'恩德'、'象死'、'接客委彭'了！这些怪不好记的名词这样容易上口呢？他们学这些名词这样容易，何以学正经的ABCD又那样蠢呢？我想这里面很有可以研究的道理。新思想行不到徽州，恐怕是因为新思想没有'三炮台'那样中吃罢？ ABCD 不容易教，恐怕是因为教的人不得其法罢？"

"我是学哲学的，自然先寻哲学的书。不料这几年，中国竟可以算得没有出过一部哲学书。找来找去，找到一部《中国哲学史》，内中王阳明占了四大页，《洪范》倒占了八页！还说了些'孔子既受天之命'，'与天地合德'的话……又看见《饮冰室丛著》内有《墨学微》一书……原来是任公先生十四年前的旧作，不曾改了一个字！此外只有一部《中国外交史》，可算是一部好书，如今居然到了三版了。这件事还可以使人乐观。"

"我又去调查现在市上最通行的英文书籍……大概都是些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书，内有几部十九世纪的书，也不过是欧文、迭更斯、司各脱、麦考来几个人的书，都是和现在欧美的新思潮毫无关系。怪不得我后来问起一位有名的英文练习，竟连Bernard Shaw 的名字也不曾听见过，不要说Tchekoff和Anderyev了。……所以现在中国学堂所用的英文书籍，大概都是教会先生的太老师或太太老师们教过的课本！怪不得和现在的思想潮流绝无关系了。"

"我以为这二十年来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进步，不过惰性太大，向前三步又退回两步，所以到如今还是这个样子。我这回回家寻出了一部叶德辉的《翼教丛编》，读了一遍，才知道这二十年的中国实在已经有了许多大进步。不到二十年前，那些老先生们，如叶德辉、王益吾之流，出了死力去驳康有为，所以这部书叫《冀教丛编》。我们今日也痛骂康有为。但二十年前的中国，骂康有为太新；二十年后的中国，却骂康有为太旧。如今康有为没有皇帝可保了，很可以做一部《翼教续编》来骂陈独秀了。这两部'翼教'的书的不同之处，便是中国二十年来的进步了。"

很显然，归国后胡适的所见所闻，与早年在上海遭遇进化论风潮的情形，便自然矛盾起来。实质上，社会不是铁板一块，完全一律。从民间社会、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三个角度来看待社会的变化,自然不会一致。民间社会与市民社会主要关心的是与自己密切相关的生活方面的信息，注重那些简单易行又具有娱乐性能普及在民间极其缺乏的东西。民间社会与市民社会有一个显著差别是，前者是传统保存得最为完整、牢固的地方。作为政治社会层面，它事关国家大事，因而稍有举措，便会造成相当的影响。依此而论，胡适的家乡徽州，新思想很难传入，但"三炮台"的纸烟和"扑克"牌却极为盛行，叶德辉、康有为和陈独秀各领风骚数十年，实在说来，便不足为奇了。因而进化论传入中国，在社会上风行一时，人们多数不过是知道那几个抽象的名词和公式，其具体内容便不得其详，也实属正常。但是，从都市接受新思潮的状况来看，乡村迟于都市。即使深入内地村落，"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变成恃强凌弱、以众御寡和掠财夺势的口实了。这也进一步说明，为什么胡适在乡间呆了十多年，却没有听到过"物竞"、"淘汰"、"天择"等这些名词，虽然他的二哥在上海接受过新式教育。同时, 我们还会看到，社会的智识阶层对新思想新思潮最为敏感，这反过来说明，新思潮传入时，一般都在智识阶层内流传。这也解释了，当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一系列论文，介绍了一些关于进化论的思想文字时，在梁启超、谭嗣同等人那里反应极为强烈, 而在民间社会与市民社会都反响平平，只是在"有钱的人拿钱出来翻印新版以广流传(当时并没有版权)，因为有人以达尔文的言论，尤其是它在社会上与政治上的运用，对于一个感受惰性与濡滞日久的民族，是一个合宜的刺激"之后，"许多的进化名词在当时报章杂志的文字上，就成了口头禅"。 胡适所在学堂的《竞业旬报》也应运而生。

二是从胡适本人来看，他不仅取名"胡适"，以"适之"为表字，还写了一篇颇得当时的教员杨千里称誉的文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他在文中这样写道："物与物并立必相竞，不竞无以生存也，是曰物竞。竞矣，优胜矣，劣败矣，其因虽皆由于人治，而自其表面观之，壹若天之有所爱憎也者，是曰天择。惟其能竞也，斯见择也；惟其见择也，斯永生存矣。于物皆然，于人亦然，于国家亦然。"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富于思考力，善为演绎文，故能推阐无遗"  ，因而不是简单地去抓住几个抽象的名词，作为自己文章的口头禅。虽然严复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响没有梁启超的影响大" ，但是，从胡适的文字来看，他还是极尽演绎之能事。不过，他与当时的社会大众的表现，到底又有什么异同呢？

第一，胡适未必"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至少说，他没有提及，这可能是关注此点会给人一种不合时宜之感。第二，"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给了他一种绝大的刺激，写了好几篇激发爱国热情的文章，刊在《竞业旬报》上。第三，他也用进化论的名词做自己的名字。第四，虽然知道天演规律"于物则然，于人亦然，于国家亦然"，但是他还是侧重于后两者，尤其是国家之间的竞争，因为"今日之世界，一强权之世界也。人亦有言，天下岂有公理哉 " ！换句话说，胡适即使知道赫胥黎在科学史与思想史上的地位，了解《天演论》的基本内容，这可能高于一般社会大众，但是他有意避而不谈，尤其是不述及生物进化原理，忽略自然选择规律，物种与变异现象，关注国家生存竞争，这就与社会大众没有什么两样了。另外，从胡适在《竞业旬报》上编发的文字来看，直接阐述进化论的实在很少，相反，关于破除迷信，倡言无神论的文字倒是不少，但胡适自己本人并未言及这与进化论的影响有关。事实上，中国古代典籍的教诲，倒启发了他无神论的胚胎的萌芽。

由上可知，当胡适在国内时，进化论对他的影响，与一般民众并无多少不同。不过，由于他直接阅读过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这就为他以后注解、阐释与运用进化论思想，提供了知识养料。

二

还在上海求学时，胡适"对于达尔文与斯宾塞两氏进化论假说的一些知识，很容易的与几个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自然学说联了起来" 。当他在美国接受新知识与新事物时，也未免不会使他将进化论与新知识中那些与之形似的东西联系起来。进一步说，胡适是否知道进化论与美国思想界之关系？是否又进一步阅读过进化论方面的著作？是否知晓进化论与杜威实用主义之关系？是否明白达尔文、赫胥黎与斯宾塞三者在进化论史上的关系及其地位？

从胡适所写的自传性文字来看，他在美国时，没有意识到进化论与美国思想界之密切关系，但是进化论在美国学术界仍然有市场，他当然没有熟视无睹。因为，他进一步阅读过赫胥黎等人的著作，但是他主要是将之作为"一种理知诚实的方法"，他还引用了赫胥黎的一句话："拿出如同可以证明我相信别的东西为合理的那种种证据来。" 他当然未必知道进化论与杜威实验主义有密切渊源。但是，他却有意识地将杜威的思维术的五步法与赫胥黎治生物学的"萨迪法则"联系起来。 不过，他似乎不知道达尔文、赫胥黎与斯宾塞三者在进化论史上的相互关系及其地位，因而，也不知道斯宾塞在社会学上的重大建树对美国思想文化界之巨大影响。

胡适对达尔文生物进化观的忽视，在美国依然如故。这一方面，与其对农科的厌弃有关，另一方面与他将进化论作为一种方法并在学术探讨上大胆运用大有关系。但是他对斯宾塞的忽略，似乎无法让人理解。因为当他处在自由繁荣与强盛的美国时，竟然会忘记"当今之世界，一强权之世界也"？这可能与他从进化论中寻求到一种乐观主义的因素有关, 同时又与自己觉得远离祖国，空有爱国激情于事无补的无助感有关。更为根本的是，他将进化论作为一种方法去思想，在思想史的研究上自由运用并开拓了中国古代哲学史的新境界与新视野，从而便淡化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国际生存竞争原则。当然，胡适所受到的莫大刺激，这时也渐归平缓，同时也回避了国内的激烈多变的时局。在他看来，"进化论的主要性质，在于用天然的、物理的理论，来说明万物原始变迁一问题。一切无稽之谈，不根之说，须全行抛却" 。这与他早年认为的"惟其能竞也，斯见择也；惟其见择也，斯永生存矣"，实在大异其趣。

其实，胡适对达尔文进化论的忽视，不能因为他身居海外，没有机会读到国内有关达尔文的介绍。相反，他在美国阅读过达尔文的《物种由来》一书，只是没有进行过多的说明。 但是，国内的情形与胡适对达尔文具体学说的淡视有着惊人的一致。人们普遍是通过赫胥黎的著作知晓达尔文的。正如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自从严复氏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介绍到中国来以后，关于进化论的普通知识，以及自然淘汰、生存竞争等等的名词，总算洋溢于中国的学术界中了。可是，进化论的名词，虽在二十年前，已喧腾于众口，然而进化论本身的根本意义，却不甚为学者们注意。" 又何况普通老百姓呢？在新文化运动期间，达尔文、海克尔等进化论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并涌现出很多介绍进化论科学知识的通俗读物。加上，大量引入西方的学理，在这种情况下，胡适才有可能写下他的长文《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为了厘清胡适这一时期对进化论的识见，我们将着重考虑以下几重关系：一是进化论与实证主义的关系；二是达尔文、赫胥黎与斯宾塞在进化论史(或如胡适所说的"演化论的哲学")上之关系；三是进化论与美国实用主义之关系；四是进化论与历史研究法之关系。

胡适认为，"实证主义( Positivism ) 的盛时"过去了,但还有一个斯宾塞"正当盛时",不过,由于"他久已完全成为一个演化论的哲学家,久已不是十九世纪上半的实证主义者了"。 实际上，斯宾塞是进化论与实证主义联系的桥梁，他所作的贡献与由他一手造成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一样赫赫有名。与他同时代的达尔文，深得赫胥黎称誉："达尔文先生最忌空想，就同自然最怕虚空一样。他搜求事例的殷勤，就同一个宪法学者搜求案例一样。他提出的原则，都可以用观察与实验来证明的。他要我们跟着走的路，不是一条用理想的蜘蛛丝织成的云路，乃是一条用事实砌成的大桥。" 胡适认为，这就是"达尔文的真精神。他在思想史的最大贡献就是一种新的实证主义的精神。他打破了那求'最后之因'的方法，使我们从实证的方面去解决生物界的根本问题"。

关于达尔文、赫胥黎与斯宾塞在进化论史上之关系，他认为，达尔文的"《物类由来》出版以后，欧、美的学术界都受了一个大震动"。 "达尔文不但证明'类'是变的，而且指出'类'所以变的道理。这个思想上的大革命在哲学上有几种重要的影响。最明显的是打破了有意志的天帝观念。" 至于斯宾塞，他"承认演化论最早（在《物类由来》出版之先）" ，"他的大功劳在于把进化的原则应用到心理学、社会学、人生哲学上去"。 达尔文进化论在中国赢得空前声誉,主要得力于赫胥黎的著作。在1859年《物种由来》初出时，赫胥黎就在《太晤士报》上作了一篇有力的书评，极力推崇达尔文的实证主义精神。当斯宾塞将进化论引入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时他又出来极力捍卫达尔文，抨击斯宾塞，《进化论与伦理学》即是为此而作。胡适按理应该知道这一学术公案（尽管，胡适说"赫胥黎是达尔文的作战先锋" ）。但是在他的文章中没有提及，对三人都极力赞扬, 没有表现出对任何一位的贬抑倾向。

如前所述，胡适在美国期间，虽然将赫胥黎教授的方法与杜威实验主义方法相联系，但并没有表明他自觉认识到二者有很深的学术渊源。在《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里，他对此却有明白的认识。"美国人莱特(Wrigh ) 要想把达尔文的学说和一般的哲学研究，连贯起来。这个莱特在美国康桥办了一个'玄学会'，这个会便是实验主义的发源之地。" 其中会员皮耳士做了一篇《科学逻辑的举例》，"是实验主义的第一次发表" 。在方法论上，进化论与实用主义虽有相通之处， 但赫胥黎的"方法只是消极的部分居多，还不能算是科学方法的完全自觉。皮耳士的实验主义，方才把科学方法的积极消极两方面的含义发挥出来，成为一种哲学方法论" 。在胡适看来，"詹姆士是富于宗教心的人。他虽是实验主义的宣传者，他的性情根本上和实验主义有点合不拢来……反对赫胥黎一班人的存疑主义" 。"实验主义本来是一种方法，一种评判观念与信念的方法；到了詹姆士手里，方法变松了，有时不免成了一种辩护信仰的方法了……就很有危险了" 。在胡适的眼中，杜威正是救治这种危险的实验主义大师，因为杜威认为："作为实验主义的三个意义：第一，实验主义是一种方法；第二，是一种真理论；第三，是一种实在论。……虽有这三种意义，其实还是一种方法论。" 这就不难看出，进化论与实验主义关联的枢要在于方法论。而胡适本人也正是从方法论这一角度接受实验主义，并将之与进化论结合的。

尽管胡适把握住了进化论与实验主义之间的方法论关系，但是，他还是忽略了斯宾塞所创立的社会学对美国思想界的广泛影响。梅里亚姆认为："斯宾塞早期的著作在我国引起的兴趣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大，他的《社会静力学》一书只是由于在我国的朋友们的关心才得以出版。特别是在七十年代，斯宾塞的思想在美国非常流行；在我国，阅读和讨论他的著作的盛况恐怕超出其他任何一个作者。" 或者说，达尔文进化论在美国的影响，只是它被当作推行对外扩张，建立国际霸权的理论借口；而斯宾塞在学术界的影响显然高过前者，但胡适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虽然他看重从学术方法去把握进化论与实验主义的联系。

实质上正是由于胡适将进化论与实验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这才引起了他对二者的长久激情。他将这种方法论与历史的方法结合起来，在哲学史及文学史等的研究上，取得令人瞩目的开拓性成就。这种方法，实际上又与中国传统的考证学有契合之处，而他本人对考证学又着力不少。质言之，这种进化有渐的方法尽管输入社会改革，给胡适带来不少的骂名，但是他一直坚信：历史没有人可以前定，历史中也没有铁定的规律可以预知我们的命运与未来，历史始终处于一种随时接受检验与批判的开放的理性主义状态中。

三

西方进化论在近代中国大致经过了如下三个历程："由器而道--进化论思潮的形成"、"道之裂变--进化论思潮的发展"和"新道代旧道--进化论思潮的落退"。 也就是说进化论经历解决社会历史问题之方法与成为世界观的交替变化过程。这种进化论传播的一般形态，是否也合乎胡适与进化论之关系呢？依前面所述，胡适早年虽然也迷恋上进化论的几个抽象名词, 但没有经历"由器而道"的过程。他虽然曾经极力宣扬自己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不过，他主要将进化论作为一种方法论并以此与实验主义、历史的方法结合起来。进一步说，他不愿意将进化论抬高到解决中国现实困境的最高信仰--"道"--这一形而上层面，始终关注运用渐进的方法去研究解决具体而微的问题。胡适与进化论之关系，与后人推定的传播规律的不协调性（尽管他大致也经历了三个时段），恰恰说明外来学说进入近代中国社会，必须注意以下两对矛盾统一的关系：

一是语言层次的接收与理解层次的消化的关系。一种学说的输入，一般而论将经过语言层次与理解层次两个过程。这两个层次都必须依凭社会的智识阶层。语言层次的接收是后者的前提，而后者恰是前者的吸收、转化与真正深入。西方进化论，主要依靠严复，又经他与梁启超、谭嗣同、康有为等人极力宣传，在戊戌维新前后的中国造成广泛的影响(这一点不为当时的胡适所晓)。但是，我们审视一种学说在社会中的实质性地位，决不能靠那些喧嚣一时的表面现象，因为流行着的东西，并不代表它一定重要，就如当今的摇滚歌星一样。假若仅仅停留在几个抽象名词的竞相传诵上，而没有切实改变人们的行为，这种学说照样是没有生命力，犹如大海之波涛，瞬即消退。实际上，人们要将抽象的观念转化成具体的行动，必须经过理解的层次。但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多变性与广大民众的素质低下，使外来学说大多都局限在知识精英的头脑与著作中。进化论体现在胡适身上，也没有逃过此种命运。不过，他始终将进化论作为一种方法论来看待，并进行广泛地长期地实践，在文化学术上自由运用，这恰恰表现出他的思想文化启蒙的良苦用心与明智过人(虽然，有时显得不识时务)。

二是沿海与内地的关系。沿海尤其是沿海的港口城市，长期以来，一直作为内外交流的前哨，因而也理所当然地被认为必是开放先进地区。相反，广大的内陆，由于山高皇帝远和远离沿海，地形复杂，相对落后闭塞，几乎成了封闭落伍的代名词。事实上，中国的幅员广阔所造成的区域性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不能简单地用"沿海-内地"这一模式来框定的。同样是进化论，在上海就比同时期的徽州流行；同是一进化论，在戊戌维新时期的湖南，得到极大宣扬；也同是这一进化论，在同一时期的胡适那里得到很高的评价与有效地使用，但在梅光迪那里就反响平静。因此，我们不仅要考虑到思想学说在不同地域造成的不同步现象，同时也须看到它在不同观念载体上呈现的不同步性。正是这样，我们不能由一些地区表现出的刺激的现象，来推定思想学说的影响程度与实际地位，也不能由此来认定某一地区就处于开放状态。

实质上，一种外来学说地引入，必须考察当时社会的各种综合因素：社会大众的心理状态与文化知识背景，智识阶层的知识构成与视野大小，政治经济发展，交通运输状况等等。另外，作为被导入的学说的价值合理性与可修正性如何，也是必须考虑的。假若，我们无视这些，大量地输入西方的学理，以为这样就可以与世界合流，同国际接轨，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学理的引入与导出，不是竞赛性的奔跑，它要求我们必须扎根于本土，实事求是地研究本国的传统文化，发掘出合理的价值与可对话性的概念，做好坚实的民族素质提升工作，才可能真正与世界交流，和国际对话。

注释：

1.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0页。

2.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70页。

3.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71页。

4.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71页。

5.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74页。

6.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页。

7.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8.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九），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9页。

9.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九），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10页。

10.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1页。

11.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九），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10页。

12.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页。

13.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7页。

14.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67、268页。

15.梅里亚姆：《美国政治思想》，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37、238页。

16.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九），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12页。

17.高瑞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0页。

18.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66页。

19.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73页。

20.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67页。

21.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74页。

22.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68页。

23.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78页。

24.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78页。

25.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0页。

26.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68页。

27.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2页。

28.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3页。

29.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6页。

30.欧阳哲生：《胡适文集》（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7页。

31.梅里亚姆：《美国政治思想》，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37、238页。

32.高瑞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95-128页。

来源：《史学月刊》200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