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尝言，若人人天使，则无须社会；但若人人魔鬼，也结不成社会。善恶由此均归于人心。与至善对应，暴戾不是“平庸之恶”，乃是至恶之一种。
语义上，暴戾就是对生命极端的残暴、冷酷和凶恶，而不是对生命的敬畏、珍爱和悲悯；或者如日常语言中的“人面兽心”。但“人面兽心”的隐喻，和“丛林状态”类似，隐含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冷漠和傲慢。所有非人动物无法在人类面前为自身辩护。以中立视角，人类乃是自然界中最凶残的物种。所有其他物种只是出于生存而“自然的”作恶，而智人种则是有意的、“审美的”作恶，或“文化的”作恶。乐观者如平克断言人类的进化史是从残忍迈向仁慈（Pinker, 2012），但人类所有的发明创造，都可能被用于对生命的摧残。人类的历史，其中一条线索，乃是摧残生命的酷刑史。
尽管人格心理学和情绪心理学少有对暴戾的专题探讨，但有关攻击行为的大量研究，仍然能为理解暴戾提供丰富洞识。在个体水平，暴戾可以是一种人格特征，在人人之间存在差异；或者说，某些人更可能有暴戾倾向。而其心理动力学可以溯源至佛洛伊德的死亡本能，或者早期的受虐经验。在人际水平，相对于共有关系（communal relationship），在竞争关系中更可能表现出暴戾行为。在群际水平，暴戾行为更可能指向外群，以非人化（dehumanization）（如Hodson and Costello, 2007）或低人化（infra-humanization）（如Leyens et al., 2007）作为借口。
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者必须直面大转型中的“中国体验”和多重复杂的社会心态（周晓虹，2014）。在种种积极的社会心态之外，当今的中国社会也弥散着一种暴戾雾霾。理解和解释其成因、表现方式和化解之道，需要一种替代思路，以超越个体主义和还原主义的解释逻辑。舍勒怨恨社会学的思路（舍勒，1997），或凯博文的社会病理学的思路（凯博文，2008），能提供深刻启迪。
暴戾之社会根源
如果只有零星的暴戾行为，则可归因于特定个体的暴戾人格。但如果有弥散性的暴戾行为，如当下中国的暴戾雾霾，就必须在人格论的解释之外，探究宏观的社会语境的力量对人心的塑造。
在对社会位置和生命机会的激烈竞争中，一个等级分明相互隔绝的金字塔结构，在当代中国社会中逐渐成形，并且日益固化甚至再生产（孙立平，2004）。而依据陆学艺先生的金字塔分层模型，当代中国社会可粗略分为三个等级：权贵阶层（约5%）、中间阶层（约30%）和庞大的底层（约65%）（陆学艺，2002）。权贵阶层，以不到人口5%的比例，占有最大分额的权力、财富、资源和生命机会。与此对照，仍有近一半的同胞在为最低限度有尊严的生活而苦苦挣扎。 “官二代”和“富二代”的横行霸道，昭示着这种等级分化已经定型；而“穷二代”的愤怒和怨恨，则在不断地消弭着底层民众改变自身处境实现向上流动的向往和信心。不劳而获之于刻苦劳作，奢靡嚣张之于卑微挣扎，一条鸿沟，隔离了少数权贵精英和绝大多数普通草根阶层，中间站着孱弱无力的中间层。
在对自身阶层地位和社会等级的自我界定中，不同的社会认知方式、情感体验和表达模式与行动倾向，如偏差地图模型所揭示的，在进行分化的表达（Cuddy et al., 2007）。权贵等级的骄横、中间层的冷漠和底层的无望，以分化的方式在催生累积令人窒息的暴戾雾霾。
暴戾之阶层模式
暴戾雾霾，并不专属于某个等级，只是在三个等级上的表现存在模式上的差别。值得强调的，并没有可信的数据可用来分析暴戾的等级分布，也不能就此妄断暴戾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所有等级的主要心态和行为特征。
1、权贵阶层的暴戾模式：残暴
因为权力的来源是至上而下的授权，也因为缺乏对权力制度性的制衡，再加上权力运作的神秘性和不可预期性，某些权贵者的行事逻辑，不断地展演主人—奴隶的辩证法。面对更强权势者，他们是摇尾乞怜的奴才；而面对下属，他们又变形为颐指气使的主人。在对自身欲望的追逐中，匪夷所思的那些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横行霸道、欺行霸市、暴戾恣睢之行，让百姓哀叹没有最恶，只有更恶。而在基本职责的履行中，他们冷漠旁观，相互推诿，毫不作为，让百姓联想到最懒惰的寄生虫。新一届政府的反腐成就，让百姓能窥透点滴端倪。
在主人—奴隶的逻辑中，所有生命包括他们自身，都被蔑视，也都是其贪欲的工具，缺失对生命最基本的敬畏和觉悟。又因为他们被标榜为道德楷模，他们的行事逻辑对世道人心有本质性的败坏之效。
2、中间层的暴戾模式：冷酷
中间层靠自己勤勉的劳动和专业技能，在营造相对体面的生活。但在表面的光鲜之下，他们深刻地体悟到权贵之狠、生存之艰。他们应该是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承担者，但正在被犬儒心态所侵蚀，蜕变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钱理群语）。直面社会不公不义、对同胞苦楚扼腕悲悯的高贵品格，堕落为对一己之私利的贪婪，和对民生疾苦的冷酷。其行事逻辑是典型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囿于无言的恐惧，他们所知悉的对生命的珍爱，只是偶尔回味的心痕，无法化为具体的公民德行和坚韧的行动，只好“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鲁迅诗）。
3、底层的暴戾模式：凶恶
“他们终其一生辛劳，但除了温饱，为什么从来没有富裕过？”（方文，2012）这个追问，直到今天，仍是底层同胞处境的真实写照。在满嘴的仁义道德的缝隙间，鲁迅先生辨认出“吃人”二字。它道破了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的民生之苦。就在今天，国家绝对贫困线标准调整后（人均年收入2300元），仍有1.3亿同胞，还处在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境况中。历史上不间断发生的 “易子而食”的惨剧，远没有彻底终结。
在每天为生存而挣扎的民众中，穷凶极恶就是自然的生存之道。不断披露的灭门仇杀是其极端例证。与权贵的炫耀性挥霍相对照，面对极其匮乏的生存资源，底层民众个体性的斗凶斗狠，群体性的黑帮结盟是基本的行事策略。又因为权贵阶层生活空间的自主封闭与不可接近，底层暴戾的受害者，往往也是底层民众自身，而中间层也容易成为暴戾的替罪羊。
暴戾之化解之道
一个祥和、仁爱、宽厚与自在的社会氛围，也应该是“中国梦”的题中之意。因此，如何化解日益浓厚的暴戾雾霾，犹为紧迫。
这片生态土地上的所有同胞，首先都有责任和义务为壮美山河、美好家园的建造贡献心力和智慧。其次，敬畏生命和尊重生命的生命教育，应该贯穿在所有的爱国教育中。但针对不同的暴戾模式，也应该有相对应的化解之道。
以权力制衡化解权贵之暴戾。新一届政府的施政国策是依法立国，力图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让权力的运作暴露在阳光下。但囚权之笼，不应该由权贵自己而应该依法设计制造；囚权之笼，也应该杜绝因为“指鹿为马”而变形为华堂宫殿。
以公民德行的培育化解中间层的暴戾。中间层民众大多受过良好教育，也有相对体面的工作。他们渴望政治清明、国泰民安，也有回报和奉献社会的能力和热情。如何释放他们社会参与的能力和意愿，消解他们对偶尔的不当言论的恐惧，滋养和培育超越从众和“平庸之恶”的众从行为和内心良知，乃是社会慈悲和社会活力的基点。
以普惠社保体制化解底层的暴戾。古语言“仓禀实而知廉耻”。如果庞大的底层民众能够共享改革开放以来的果实和生命机会，能够过上最低水平的体面生活，不会因生老病死或天灾人祸而陷入无望无助的绝境，那凶残怨恨之气自然会得以消解。
让慈悲之心播洒至所有生灵，让祥和之气驱散暴戾雾霾，让所有同胞都遍享心灵福祉和“可持续自由”（森语）！
参考文献
方文，2012，“部分公民权：中国体验的忧伤维度” 《探索与争鸣》第2期。
凯博文，2008，《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陆学艺主编，2002，《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舍勒，1997，《价值的颠覆》，罗悌伦等译。北京：三联书店。
孙立平，2004，《转型与断裂》。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周晓虹，2014，《转型时代的社会心态与中国体验》，《社会学研究》第4期。
Cuddy A.J.C., Fiske, S.T., and Glick P., 2007, The BIAS Map: Behaviors from Intergroup Affect and Stereotyp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ersonality, Vol.92, No. 4, 631-648.
Hodson, G., and Costello, K., 2007, Interpersonal Disgust, Ideological Orientation, and Dehumanization as Predicators of Intergroup Attitude.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18, No.8:691-698.
Leyens, J. et al., 2007, Infra-humanization: The Wall of Group Differences. Social Issues and Policy Review, Vol.1, No.1: 139-172
Pinker, S., 2012,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 Penguin Boo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