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社会分类权可界定为政治体对其国民进行区分的社会分类体制。基于思想实验，可以设置一种始祖人的原初境况，以此凸显分类实践在人类整体的经验框架中的中枢位置；通过梳理社会分类研究的典范路标，拆解社会分类的体制化过程，以揭示社会分类权的成因及其基本样态，系统探究有偏分类权的后果，尤其是在社会心理上的后果。如何实现本真分类，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方案值得参考。
关 键 词：社会分类权 专断分类系统 制度创伤 社会痛楚 本真分类 power of social categorization arbitrary 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institution-inflicted trauma social pain authentic categorization
本文将构造社会分类权的概念，用来揭示社会不平等和社会支配的内隐机制及其后果。这里的社会分类权，意指政治体在建构其宪法、法律、法规和社会政策时对其国民进行区分的分类体制。论文首先基于思想实验设置一种始祖人的原初境况，以凸显分类实践在人类整体的经验框架中的中枢位置；然后梳理社会分类研究的典范路标，拆解社会分类的体制化过程，以揭示社会分类权的成因及其基本样态，并系统探究有偏分类权之恶果，尤其是社会心理恶果。论文最后探讨实现本真分类的可能方案。
一、始祖人的原初境况：一种思想实验
请设想一种原初境况，在人类整体的经验、常识和直觉框架刚萌芽时的境况，或曰始祖人所遭遇的境况。很多学者在他们的经典中都曾推定人类的原初境况，如霍布斯、卢梭、康德、罗尔斯等。相随的推断模型如“丛林状态”“高贵的野蛮人”“非社会的社会性”或“无知之幕”。但这些推断都倒向原初社会契约的铸就。如果细究，这些原初境况的设定都预设了非原初的系列条件，如对社会契约目的论式的感怀、相对成熟的智识背景或道德偏好。这些有条件的原初境况，应该被重构为无条件的原初境况，或始祖人的原初境况。
人类生命体刚挣扎在莫名未知的混沌中，身边的万事万物晦暗不分。其生存急需，是要辨别和区分身边的所有可感物品，为之命名和分类，如同神农氏试尝百草。可因此推断，命名和分类乃是人类智慧萌芽的酵母。为每个新生儿命名，至今依然是家族或家庭众望所系的迫切事务。
对物的命名和分类的执着，也是自然史、博物学和形式逻辑的依归。其光辉灿烂的巅峰，是瑞典博物学家林奈的分类图式。根除神创论的魅惑，尘世间的万事万物，依照界门纲目科属种的精妙图式，各就其位，秩序严整。与之匹敌的，也许只有门捷列夫的分类图式：元素周期表。
我们的始祖，在阳光的直射和隐退中，在四季的轮换交替中，在自身肉体的衰败中，逐渐体知神奇的时间之流；同时在无边荆棘的开拓中，在步履蹒跚的远足中，在遥远繁星的凝视中，逐渐体知神奇的空间之广袤。时空感就同时侵入我们始祖的经验框架中。物的命名和分类，是人为自然立法。其遵循的原则是形式逻辑法则。但即便如此精美的逻辑体系，依存未解之难题。有些物品无法命名，如何处置？
在处置可感物品的时候，我们的始祖有时腰酸背痛，躺在草地或沙砾中，注目头顶上的星空，还有遥远的天际。那是一片超出日常感知的不可感的神秘世界，亦即今人所言的超验的神圣世界。对不可感物的敬畏、好奇和思量，油然而生。
在日常的辛苦劳作中，我们的始祖如果孤单一人，他/她也许会想象和期盼另外一个与自己类似的生命。如果幸运地，他/她有人相伴，那就不得不直面同伴关系的麻烦。人类物种原初的三大认知难题，并置性地，由此萌生：人—物关系、人—神关系和人—人关系。可以大胆推断，以时空为经纬，对这三类分类难题的体察和感悟，构成我们始祖原初经验体系的支架。
以命名和分类为核心，过往世代的人类常识或共感(common-senses)体系，缓慢累积了对物、对(诸)神以及对人之分类智慧。概言之，命名和分类，作为基本的生存策略和认知捷径，它为我们始祖，也为今天的众生，简化生存世界的复杂性，为生命掌控确定性、祛除风险奠定根基。
二、社会分类研究的典范路标
1.涂尔干：元分类图式
源自始祖的共感分类体系，第一次被涂尔干和莫斯系统而严肃地加以审视。尽管对其同代的(社会)心理学怀有疑虑甚至误解，涂尔干和莫斯还是洞悉了分类能力和分类范畴的社会本性。因为物品自身不会分类，所有的分类范畴也只是人工制品。他们雄辩地论证物的分类再现了人的分类。①由此，由形式逻辑所主宰的物之分类逻辑，就转化为以人之分类为中心的社会分类逻辑，其要义是确定包含关系(inclusion)和排斥关系(exclusion)。
然后涂尔干要来清点人—神关系，或原始宗教议题②。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这本杰作中，涂尔干洞察了分类难题的天机，挖掘出分类图式的原型，或元分类图式。他论证说，在所有的人—物、人—神和人—人分类实践中，人—神关系作为预设的分类原型，是分类实践内隐的枢纽。③不同民族普遍的创世神话和传说，是基本例证。整个世界首先被分成神圣世界和凡俗世界(the Sacred vs.the Profane)，其唯一尺度是两者之间绝然的异质性；然后才是凡俗世界中人—物和人—人的分类尝试。涂尔干圣—俗两分的分类原型，特别容易被误解为宗教信徒—非信徒之间的区分。其不当推论在于只有不同种类的宗教信徒才能体悟神圣世界，而非信徒则只能在经验界苟活。这种谬误，强化了信徒—非信徒以及不同种类的信徒之间的敌意和分离④。
涂尔干圣—俗两分的分类原型，也被反思性地观照人之肉身。其英年早逝的天才弟子赫尔茨专注于人类右手优越性的缘由⑤。依据赫尔茨的犀利解剖，跨文化普遍地，右手被认为亲近于神圣世界，对应高贵和圣洁；而左手则沉沦在凡俗世界的粗鄙淫荡中。而在常识，垂直维度中的人之躯干以肚脐为界也被区分。肚脐以上是德性和智慧的栖居之所，而肚脐以下则是淫欲和蒙昧之容器。
在涂尔干的分类体系中，社会分类和社会秩序的勾连，若隐若现。直至道格拉斯才一语道破天机，使社会秩序的分类基础破茧而出。以洁净和污秽为切入点，道格拉斯俨然拒绝卫生学和病源学的观念⑥。
污秽是事物系统排序和分类的副产品……污秽就是分类的剩余和残留。⑦
道格拉斯告诫说，在既定的分类秩序中，污秽无关物品本身的属性或特征，它只是摆错了位置，扰乱了既定的分类秩序。而在中国地方智慧中，洁净还和亲情分类有关。自己孩子和母亲用过的碗筷，并不肮脏；但所有他人用过的碗筷必得清洁。
面对物品无法分类的难题，道格拉斯也有聪慧的妙解。既定的分类系统如若无法识别这些物品，或者旧瓶无法存储这些新酒，那它就是毒酒，就是危险的致命之物，要被放逐、隔离或抛弃。请怀想对异乡人的恐惧，或者对陌生之物的拒斥！
概言之，社会分类以人—神关系为元分类图式，框定物品分类和人群分类之格局，为既定的社会秩序奠定根基，彰显社会包容和社会排斥，驱逐莫名的无法被涵盖的物品和人群，并视之为不洁和危险。
2.范·登·伯格：社会支配中的三元分类系统
涂尔干之脉，剥离了包裹社会秩序的厚重帷幕，让隐藏的社会分类显露真身。但难题依存。基于社会分类而建构的社会秩序公正公平吗？它是在消解既定秩序的不公，还是为既定的社会支配格局背书？它如何生产和再生产社会支配格局？
范·登·伯格从核心家庭中的亲子关系入手，以求透视社会支配格局的源头。⑧亲子关系，一直被默认为尘世间最柔美温润的人际关系，它以关爱、呵护和承诺为轴心。但当代演化生物学的大家特里弗斯基于亲本投资论，在1974年推演出亲子关系的黑暗里子，亲子冲突无处不在，其动因是适应性竞争。⑨
近乎同时，范·登·伯格则另辟蹊径，从年龄分类入手，以戳穿核心家庭的温情面纱。基于亲子的权力不对称，范·登·伯格声言核心家庭就是微观暴政(microtyranny)：
最简而普遍的暴政模型就是核心家庭，它以最纯粹形式，涵括年龄和性别分化。⑩
年龄分类系统独具特征。第一，人类儿童漫长的成长期，或者延缓成熟，使自身在体能和心智方面都处在相对不利的处境。他们被成人支配，有生物学和生理学的根基。第二，就生命历程的视角而言，这种支配形式还相对公平。因为每个成人都曾经历儿童期；绝大多数儿童也有机会长到成年。
范·登·伯格所辨析的第二元分类系统就是性别分类系统。基于性别分化的社会支配，亦即男性对女性的支配或男性统治(viriarchy)，已受普遍关注。年龄分类系统和性别分类系统尽管相互分离，但共有生物学根基。范·登·伯格敏锐地洞察到在社会支配的形塑过程中，它们交互纠缠，共同建构社会支配链。成年男性对成年女性对两性儿童的支配链条，印证了俗语：是成年男性在主宰世界。
受惠于范·登·伯格的洞见，社会支配论的理论家斯达纽斯和普拉图敏锐地察觉成年男性群体并非同质群体，其中存在深刻的分化。他们明辨地构造了从属男性目标假设(Subordinate-Male Target Hypothesis，SMTH)(11)。从属群体的成年男性，并没有享用统治和支配的快感，反而遭遇双重困境。因为亲本投资的逻辑，在择偶市场中，他们处境不利，难以找寻佳偶(12)。这是第一重困境。同时在等级分明的支配体系中，他们是机构歧视和社会歧视的主要目标。这是第二重困境。因此，冷酷尖锐的社会事实在于“只是优势群体的成年男性在主宰世界”。
五年之后，范·登·伯格又揭示了第三元分类系统即专断系统(arbitrary system)(13)。如果说年龄系统和性别系统还有生物学的道理可言，那专断系统的分类尺度，就全然是任意的、武断的、随心所欲的，令人触目惊心，毫无正当可言。但在社会支配剧的舞台上，其蛮横和粗鄙被仔细地装扮文饰，涂抹合法可信的伪装。当人群被户籍、出身、肤色、地域、政治倾向、宗教偏好甚至性取向而不利区分的时候，他们毫无觉知地被低人化甚至非人化。
值得警醒的，范·登·伯格的三元分类图式，只是逻辑工具。它们同时并置地印刻在分类对象身上，并不预设相互的独立性和排他性，而是结成分类罗网笼罩众生。它们类似“污名丛”(the Stigma Complex)(14)，有“跨域性”(Intersectionality)的特征(15)。换成方法学语言，之于社会支配，三元分类图式虽然有各自的主效应，但同时有强健的交互作用。
3.泰弗尔：群际冲突中的最简分类
涂尔干的遗产和范·登·伯格的睿智，层层递进，凸显了社会分类之于社会秩序尤其是社会支配的枢纽地位。但在他们恢宏的理论论辩和民族志(包括宗教志)的历史比较分析中，分类的主体虚置，只是近乎空洞抽象的社会；也没有与之相配的严谨可复制的研究程序，尤其是实验程序。
如何在实验室里模拟人类的原初状态，让鲜活的研究参与者近乎完全剥离从出生时就逐渐累积的社会属性，仅仅彰显单纯的认知分类与其后效之间的逻辑关联，这是社会认同论的奠基者泰弗尔殚精竭虑的焦点所在。(16)
这项典范的实验研究的自变量就是社会分类，亦即泰弗尔所偏好的概念社会范畴化(social categorization)，因变量就是分类后效。自变量的实验操纵，基于两阶段任意武断的分类尺度，使实验参与者随机分配进两个虚构群体中，Kandinsky群或者Klee群，并且随机地给他们每人分配一个群体身份号码如Kandinsky 5或者Klee 4。因变量的测量则是考察他们在三种不同的分类语境中的绩点分配策略。这些策略，依照实验前的推想，可能有公平(Fairness)、最大联合收益(Joint Payoff Maximum)或者最大差异(Difference Maximum)等。这三种不同的分类语境，涉及两个内群成员、两个外群成员或者一个内群成员对一个外群成员。实验参与者只能通过分配对象的号码来进行绩点分配。泰弗尔发现在给一个内群成员对一个外群成员进行绩点分配时，主宰策略是最大差异策略。其社会心理意涵就是内群偏好(ingroup favoritism)和外群敌意(outgroup hostility)。进一步的理论推演确证，所有表面上的群际利益竞争，都内隐社会分类的逻辑和动力学，无论这种分类是雄辩的还是武断的。
社会分类能力，在生命历程的初期就已萌芽。4—5月大的婴儿开始有“认生”反应，亦即开始辨别至亲和外人。而对6—7岁的儿童而言，即使他们对不同国家最多只有些许的经验知识，他们也能以自己的肤色为标准来明确地表现好恶。生命初期就已萌芽的分类能力，也奇妙地体现在对自身姓名以及所含字母的偏好上。已经提及，跨文化普遍的，新生儿会被命名。这是每个生命最初获得的所有权，或最简所有权(mere ownership)。“姓—名字母效应”(name-letter effect)或“最简所有权效应”(mere ownership effect)，在西文语境中已被重复验证，并且是个体自尊的预测指标。(17)而中文语境中的验证或否证则有待实施。
非完备评论的这些典范研究，无论是理论论辩，还是实验操纵，已经昭示了社会分类之于社会秩序、社会支配以及自我认同与群际冲突的基石意义。
三、社会分类的体制化：社会分类权的形塑
哪里有分类，哪里就存在对分类权的争夺。而国家则通过社会分类的体制化，垄断社会分类权，以此在暴力的垄断之外，成就其符号霸权。
1.社会分类权的基本样态
有关权力的论辩，耗尽了无数理论家的心力(18)。从具身认知角度，权力仅仅存在于社会关系中，有三种基本形式。作为高高在上的或者核心的力量，它使权力对象恐惧、服从或默认同意。(19)这种力量可以是强制的，伴随可惩罚性，如酷刑和监狱；也可以是权威面目，让对象自愿服从，如家长式的指令；也可以是默认同意的，甚至在没有觉知的境况下受其规训和支配，如出生证或身份证。前两种权力形式，还容易识别，而第三种权力形式，则通过日常言说、权威话语和制度仪式没有觉知地累积在对象身上。(20)
仔细辨析权力形式及其运作，有一种元权力(meta-power)潜伏在这三种权力的背后，作为它们运作的条件和源头。这种被遮蔽的本相就是分类权。强制暴力的淫威，基于良民与罪犯的区分；权威权力的运作，基于自身对权威他者的感知和识别；而被默认的权力本来就预设了社会分类的运作逻辑。
分类权的源头，可追溯至国家的源头。在为自己的帝国进行特意地命名时，帝国统治者最迫切关注的，是其管控疆域的边界范围和臣民的数量。前者是富贵和权势的象征，后者是劳力、兵力和赋税的基础。由此，有关社会分类的地方常识，逐渐体制化和政治化。分类政治学，以及由此衍生的度量政治学和统计政治学，开始成为帝国的核心议题和迫切事务。
其一，简洁的土地丈量和人口计数技术开始被设计实施。帝国内部有多少潜在的财富，有多少潜在的兵员和劳力，帝国开始有专门的官僚机构进行估计、点查和记录。其二，对帝国边界的蛮夷戎狄疆域和人口的估计。这是帝国安全的命脉所系，也是帝国征服或防御、联合或媾和的主要理由。其当代的精致版本，就是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以唇枪舌剑合纵连横为基调的现代外交体制。其三，时空度量的标准化也开始被尝试，如沙漏计时。由于交通的阻塞不便，繁杂的地方计量难以同约共度，如“一顿饭的工夫”(混杂了时间和距离)。与此同时，交通路况、驿站指南和地图绘制的国家统治工程项目，也被摆上议事日程。其四，帝国内部的所有人口在身份分类基础上实施等级化，如王侯将相、士农工商。同时附带对隐士、游侠和流民的焦虑和严格管控。其五，对人口的分类管控，不仅注重现前的人口，还通过对婚姻和生育的干预，渗透到人口再生产中。最后，帝国不仅管控臣民的肉身，还要掌管臣民的心灵，以确保他们的忠诚。国家机器动员所有可能的愚民策略如焚书坑儒，来灌输“皇权天授”或“君权神授”的教条，以求彻底根除“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觊觎之心。谋逆之罪，系十恶不赦之首，也是帝国皇室、外戚、宦官和权臣相互倾轧的锦囊。
所有这些难题要务，都逐渐归于清晰、简洁而便利的分类权的设计和建构。斯科特说：
固定姓氏的创建，度量衡的标准化，土地调查和人口登记制度的建立，自由租佃制度的出现，语言和法律条文的标准化，城市规划以及运输系统的组织等看起来完全不同的一些过程，其目的都在于清晰化和简单化。(21)
始皇帝在血腥吞并六国之后，以分类权为基础的统治术标准化，或帝国统治工程的标准化，就被系统地尝试和实施，如文同书，车同轨，衡器和量器的统一标准化，还有姓氏命名的制度化。“老百姓”，或者现代意义上的普通民众，其本意是常用的数百个姓氏。在秦帝国之前，父系姓氏只为统治精英集团专享，并且都有虚构的神圣系谱。但在庞大帝国的统治过程中，始皇帝开始以臣民的姓氏命名和统计为基础，来实现税负、劳役和征兵的企图。而在西欧，姓氏命名的国家工程至少到14世纪才开始实施：
普遍采用姓氏只是近代的历史现象。追踪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收税、保留法庭记录、执行警务、征兵以及控制流行病等都因为有了清楚的全名和确定的地址变得很容易。(22)
从臣民时代到公民时代，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所有这些分类权的体制与技术，穿透历史尘埃，仍然是现代国家的统治利器，是国家暴力之外的符号霸权的源头和基石。
2.最简分类权：以身份证为例
至少从近代开始，人类个体从摇篮到墓地，难以计数的身份证件相伴一生。从怀孕期间的保健档案到出生医学证明；从不同阶段的学籍登记卡到内含心血和抱负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从工作经历记录到社团资格登记；从喜气的结婚证书到肃穆的离婚证明；从旅行游玩票据到出国护照签注；从健康体检资料到归于尘土的死亡证明，附带奖励和惩罚文书。这些身份标识文件，作为个人自传中的基本原料，是自我认同建构中的基本叙事文本，标志个体生命史中的主要关口和过渡礼仪，同时也是个体喜怒哀乐之源泉。鲜活的生命化约为如此之多的纸质文档和电子数据。其间奥秘，乃是一条凌厉的规则深潜其中：每个生命都应该也能够被凝视、识别、定位，以期掌控或看护。
尽管助益于现代科技，个体独具的身份特征如指纹、声纹、眼瞳甚至DNA指标被用于标识个体，但个人身份证依然是分类权的最简样式，是所有身份证件之母。言及“最简”，纯然无关其效力的深度和广度，只取乎便利和标准化之意。这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为例。其正面的视角中心是附带国徽图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的黑体大字，然后是签发机关和有效期限。而背面则有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住址和公民身份号码，并配上证件头像。
我们的这个卡片，是我们携带的最平常的物件。它如此普通，如空气一般，平时难以察觉。但若深究，系列疑问得以引申。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卡片？卡片的签发机关为什么是各级公安机关而不是其他机关如社保机关？为什么是这些信息，而不是其他信息，如职业、文凭、宗教甚至是性取向？
身份证所内隐的天机玄妙，都归于最简分类权的设计和实施。只要是中国籍公民，都能办理这张卡片，它是每个中国公民权威合法的身份证明；其签发机关由主管公共安全或治安的公安机关办理，意即所有公民都置于国家的治理和管控意志下，能被准确识别、定位和凝视。背面的姓名、号码和照片信息的汇合，是每个公民独一无二的具身标识，不会与任何他人混淆。而性别、民族(肤色的近似词)和基于出生日期的年龄信息，是每个个体的先赋特征和分类线索，或原初的社会范畴线索。最后一项住址信息，作为专断的分类线索，是农—非农户口信息的别名。
奇异地，这种分类方式，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现代治理中有重叠共识(参见图1)。在所统计的23个国家和地区的身份证上，姓名、年龄、号码、性别和照片，几乎都是分类民众的共识线索。值得强调的，不同国家的治理手段还与时俱进。先进的信息和数字技术被同步地用于最简分类权的实施中。所有这些个人身份信息都能被数字化，通过网络被实时调用、追踪和监控。
以最简分类权为骨架，以专断分类体制为章鱼触角，国家织就了社会分类的天罗地网，“利维坦”中少有漏网之民。尽管对分类霸权的抵抗不绝如缕，但其命运更为不堪。这些漏网之民，有主动的如江湖游侠，或藏匿在寺庙中的隐者，甚至还有如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者(23)；也有被动的如流民乞丐。他们都被隔断了平常的生活机会和社会联结。由此，默认或顺从分类体制，则受其凝视和管制；而逃脱或抵抗分类体制，则无处藏身。
图1 分类权的国际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身份证信息归类
(基于英文维基百科中23个国家和地区的身份证信息)
3.有偏分类权的误置
在臣民时代，所有的分类逻辑及其设计意旨，都以蔑视和践踏人性和生命的等级分类为依归。而在公民时代，这种必要之恶的利维坦仍旧延续。但其支配的实施从随意的酷刑转变为律法正义，而其符号霸权的逻辑则从明目张胆的等级压迫转变为精细温情的分类罗网。但分类精髓是一脉相承的。
以身份证为最简形式的社会分类权，在公民时代，被精心编织进民族国家的法律体系和政策体系中。(24)在规范意义上，所有法律体系和政策体系的基石，应该是社会正义原则：所有个体应该被平等对待，如若要差别对待，那得要优待最不利者。(25)但冷酷的现实是跨国普遍的：森严的等级体制，被替换成不同样态的有偏分类权。
首先，应慎思法律体系和政策体系中的最简分类权。就年龄线索而言，政治制度(如公民资格的获得)、法律制度(如惩罚处置)、教育制度(如义务教育)和劳动用工制度(如退休安排)等，都以它为基本轴心。而国家人口中的年龄分布，也是国家人口政策的调控目标。性别线索同为人群区分的基本线索，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期望附着其上。两性在公民权不同面向的不平等和男性霸权，都围绕性别展开。
而在专断分类体制下，任何琐碎的、武断的、任意的线索、尺度和标准，都可用来标定人群差异，如民族、宗教、政党或地缘特征。非预期后果的逻辑，在其中明晰彰显。一旦这些武断的线索被尊为分类标准，其权重和价值就被无限放大，并成为后续行动的合法前提和凭借。
与种族和族群概念杂糅相嵌的民族身份，似乎晦暗难辨，但它能体现为明晰可感的人体骨架和面容特征，尤其是肤色特征。长久以来，人类大多生活在同肤色的稳定社群中，对年龄和性别多有感悟，但少有机会遭遇异肤色的生灵。同时，人类物种的肤色品种极其单调而顽固。单调意指其色调差异显著，少而易辨；而顽固则意指其相伴生命终身，难有变异。肤色由此成为辨析人群差异最令人震撼的便利特征。可用简单的思想实验来进行展演。一个黄皮肤的个体，第一次遭遇一个白皮肤或黑皮肤的个体，他们相互之间所体验的，绝对惊心动魄：它是何物？与我何干？
肤色分类及其后果，臭名昭著，流毒至今。野蛮的黑奴贸易、华奴贩运和奴隶制在美国终结之后，种族隔离政策还僵而不死，直至1954年。但美国白人对有色人种尤其是黑人的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无论外显的还是内隐的，如水银泻地，至今仍渗透在包括教育、医疗、司法、就业、住房和金融等重要场域中。在南非，当白人种族压迫政府被推翻之后，白人今天戏剧性地成为被黑人轻慢的对象。基于肤色的冤冤相报，是肤色分类愚昧性的铁证，也在明示人类理性的脆弱底线。
每一宗教体系，都聚焦于神圣世界和心灵世界，并意欲垄断终极解释权和话语权。其源头可追溯至圣—俗两分的元分类图式。而这种元分类图式，在早期欧洲，又体制化为神权—皇权的对峙。对异教徒和非信徒，必全然灭之而后快，是宗教狂热的极端例证。而在同一宗教内部，不同教派对正统—异端的觉知，也是宗教仇恨的动力源泉。因为不同类别的神学教义并不特殊赞赏肉身价值，宗教徒在社会冲突中，特别容易萌发以生命为武器的狂热和激情。(26)
基于血缘关系的世袭政治，是臣民时代的本性；而政党政治则是公民时代的范型。全体人民让渡合法权利给热心公共事业的代表，敦促和监督他们组织政党，在定期竞争性的选举中捍卫所有公民的自由、福祉和尊严。这乃现代政党政治的规范前提。但事实是执政党、参政党、在野党和普通民众的分野，由此引发。政治身份如群众也成为有偏分类权的重要缘由。因为执政者当然的威权地位、便利的强制手段和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以政治身份为基础的分类偏好，特别容易蜕变为对不利者的残暴和灭绝。
人类新生命生于何家何地，本来是生命中最奇妙的不确定事件，其间成就与风险并存。但在王朝时代，家庭门第是社会等级之中枢。而在当今中国，户籍是公民权分化之按钮，此为其区别。
概言之，无论是最简分类体制，还是专断分类体制，任意一种分类线索都能瓦解完备公民权。而这些瓦解完备公民权的分类线索，并不相互排斥，倒往往相互亲近纠缠，结成牢不可破的分类霸权死结，而形塑千奇百怪匪夷所思的有偏分类权之乱象。
四、有偏分类权之恶果
有偏分类权之恶果触目惊心。在社会层面，它系统地禁锢和伤害共同体最珍贵的智慧资源，制造社会死寂；在社会心理层面，不利者遭受身心所有面向的制度创伤和社会痛楚。
1.社会死寂
统计意义上，人口中绝大多数生命都有正常智慧潜能，天才则是偶然乍现的珍稀物种，可遇不可求。但智慧潜能和其现实绩效之间，存在巨大鸿沟。智慧潜能总量，和人口总量当然密切关联。但和人口总量密切关联的智慧潜能，只有在智慧—亲和的制度语境中，其无限生机才能被激活，其非凡创造力才能自由绽放；而在智慧—敌意的制度语境中，它们只能悲惨地枯萎。
中华文明在幼年时代生机蓬勃，光彩夺目，鲜明体现在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卓绝智慧中。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自由思想市场，但昙花一现。途经焚书坑儒的劫难，西汉初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华夏民众自由奔放、气象万千的想象力、洞察力和创造力，就被钳制在四书五经的僵固文本中。在整个中国臣民时代，至少从始皇帝起，中国专制统治者就一直系统恶意地摧残围剿民众智慧。专制皇权的愚昧制造体制，穿透整个王朝史，于“康乾盛世”时达到顶峰。它有几要件：苛刻的身份等级制、钦命的教育和评价制度、科举制和文字狱。
没有机会识文断字的大多民众被沉重的赋税劳役所困，附加苛刻的等级压迫。最丰富的这部分智慧资源被窒息废弃。“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或“高贵者最聪明，卑贱者最愚蠢”的卑污教条，也禁锢了民众自由探索的意志和勇气。而不事劳作的贵族、士大夫和少数庶民，也同样被驱使到愚昧制造体制中。“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隋朝初创的科举制度，在唐王朝落地生根。科举制为寒门学子开启了“鸡犬升天”的窄门，为帝国征召治理后备，有效瓦解了森严凝固的门阀等级。但金榜题名的诱惑，近乎垄断了怀抱安邦救民的学子的终生心力。考试科目仅仅是读经解经，成就或绩效评价只基于遣词造句的文字功夫。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如同毒瘤。对科学奥秘的探究，对技术创新的追求，被鄙视为雕虫小技。丰富多彩的智慧潜能在科举盛宴中日趋单调和片面，最终腐烂在明王朝的八股文格式中。
作为士大夫群体头上的血刃，文字狱是为围剿精英智慧所设。灭门灭族的文字冤狱，在明清趋于至恶。从此，士大夫群体如若为官，则鹦鹉学舌，极尽阿谀之能事；如若为学，则噤若寒蝉，龟缩在考据学的故纸堆中。专制皇权的愚昧制造体制在成功绞杀集体智慧的同时，也终于葬送其自身罪恶。但在西方，一个边陲小岛国不列颠，在13世纪的宋元时代开始颁布大宪章、创立国会，在人类历史上首次用规章约束王权的专横，以解放民众的思想自由，释放被压抑的智慧资源。不列颠由此终成为日不落帝国，并在鸦片战争中敲响中国末代王朝的丧钟。
而在公民时代，民众权利意识的累积觉醒，呼唤心智全面自由拓展的可能空间。但任何有偏袒的社会分类体制，都会损害不利者的智慧资源，实质上也同时损害全社会的智慧资源。国国竞争，就其源头，可还原为智慧亲和—智慧敌意的制度竞争。
而要量度不同国家社会体制的智慧亲和度，可能有一种便捷思路：是否善待每个国民，其底线是否羞辱某些群体。当今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权贵生活已经同质化，同时伴随底层同质化的困苦挣扎。唯一可鉴的只是底层生命的困苦程度，或最不利者的生存挣扎程度。如若最不利者也能衣食无虞，那可确切推断其国民的智慧潜能有相对自由自在的创造空间；如若国民还在为遮体果腹而含辛茹苦，那其国民的智慧资源就被蔑视遗弃。前者智慧亲和，后者智慧敌意；前者铸造和激发社会生机和社会活力，而后者则在歌舞升平、暗流涌动中，一片死寂。
2.制度创伤
有偏分类权，通过社会排斥、社会拒绝或社会放逐(social ostracism)机制，使不利者的身心置于制度创伤的境况中。制度创伤涵括认知上的匮乏效应(scarcity effect)、自我意象上的污名丛结和情感体验上的社会痛楚(social pain)。
有偏分类权首先伤害不利者的社会认知，摧残其判断和决策能力，瓦解其合理抗争与改善自身处境的智慧资源。(27)所有判断和决策，无论是平常的饮食或消费决策，还是商业或国务决策，都服从社会认知的双加工模型。而匮乏或稀缺，通过耗费有限珍贵的心理资源，干扰明辨的判断和决策过程。对不利者而言，匮乏主要涉及生存资源如缺衣少食。这种匮乏会垄断匮乏者当前的全部注意力，耗竭自我控制资源以抵抗诱惑。其结果匮乏者的判断和决策，受制于匮乏资源的显著性，短视、盲目而冲动。(28)典型例证是赤贫父母倾向于让子女，尤其是女孩，尽早辍学打工以补贴家用。
在社会认知之外，有偏分类权还固化社会不平等格局，贬损不利者的自我意象，使他们背负污名丛结。与施污者对照，受污者被认定没有完备人性，或只有部分人性。污名由此又关涉一组家族相似概念如非人化、低人化或物化。
何为人性有两种基本的运思路径：比之于活物或死物。比之于活物如非人动物，以彰显人类物种的唯一性特质，如语言体系、理性或高级情感；而比之于死物，则凸显心理本质论的人类本性，如温暖、情感或个体性。(29)如若受污者被贬为活物如猴子、蟑螂或老鼠，即为低人化(infra-humanization)(30)；若比为死物如人渣，则为非人化(dehumanization)或物化(objectification)。低人化和非人化可同时烙于受污者，还往往充当免责借口，替蔑视和暴力行为开脱。
有偏分类权的形塑，很少基于单一维度的分类，往往基于多重维度的复合叠加。由此，在社会分类体制中的不利者，所背负的很少是单一维度的污名，而是叠加多重维度的污名丛。(31)
污名丛的运作过程，不仅使不利者丧失了作为共同体有机成员正当的权益、福祉和生活机会，也会对其自我意象产生致命的伤害。另有一组家族相似概念关涉这种社会心理伤害，如自我认同上的认同威胁(identity threat)(32)，甚至是自我低人化(self infra-humanization)；自我绩效上的刻板印象威胁与自我控制上的自我耗竭；以及自我体验上的习得性无助，甚至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这些源于不同理智传统的学究气概念丛，都在明证基于有偏分类权的污名丛结，危及不利者动态完整生命的建构，使之处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创伤体验中。(33)而基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近期的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还发现，与污名相伴的社会痛楚，和生理伤害类似，有其大脑的神经标志物。(34)进一步，在疼痛体验和加工中，药理学证据、神经心理学证据与神经成像证据，都证实基于共享的神经化学机制和神经基板(neural substrates)，存在生理疼—社会痛重叠效应(the physical-social pain overlap)。(35)
五、结语：本真分类的可能方案
社会分类无法逃脱，有偏分类体制应该被纠正，也可以被纠正。所有民众遍享本真分类的纠偏方案雏形，当代理论家对此已有论述。
首先，霍耐特·泰勒的承认政治学方案。依霍耐特所言，自我的圆满，倚靠的是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或者说，成功的自我圆满预设了一系列相互承认的形式；如果主体体验到蔑视而意识到没有被承认或被错误承认，就会致力于“为承认而斗争”。(36)而泰勒发现，在以性别、族群、宗教甚至出生地来对人群进行划界的过程中，底层群体被优势群体污名标定，其特异性要么被忽视，要么被贬低而排斥。这是有意地错误承认(misrecognition)或不承认(nonrecognition)的过程。(37)而承认政治学就是在建构“本真性”(authenticity)基础上的认同努力。概言之，霍耐特·泰勒方案的要旨是，所有民众必须在本真性基础上被正确分类和正确承认。
但难题依存：不平等格局中的不利者，怎样通过不停息的认同努力和非暴力的公民不服从，让优势者在政治规程中无法漠视民众意愿？由此引发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方案(38)。尽管国家建立的路径、历史遗产和在世界体系中的相对位置存在差别，但“公意”(general will)即所有人民的一致同意，是也应该是政治体建立的规范基础和合法化来源，它以宪法作为共同而超然的政治语法，以此滋养宪法爱国主义之情操。
还有疑难之处：公意会被伪造，蜕变为“众意”或“私意”。由此引发赫希曼的退出或呼吁方案(39)。所谓退出，即用脚投票；所谓呼吁，即仗义执言。但退出方案，有双重约束：退出成本和退出资源。抛却有偏分类体制，远赴异国他乡，还会遭受普遍的对移民的敌意，结果还是落坠入有偏分类的泥沼中。除非成为异国有偏分类体制中的优势者，但这又关涉退出资源。而退出资源往往只被权贵所垄断，如他们往往有多国护照。所剩下的只有呼吁，但呼吁有赖言论自由市场，以及对国家的忠诚和献身。“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终极的是革命方案。但革命方案只不过颠倒了既定的有偏分类体制，社会支配和不平等的格局依旧存留。
所幸还有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方案(40)。文化自觉方案从两方面警醒世人：第一，基于现实的种种线索在对自身和他人分类的时候，分类者总倾向非公正地对待自身内群和外群成员；第二，人类物种中最超然的分类线索总是被忽视，这就是所有人类个体与群体都是物种命运共同体的一分子。这种对分类风险的体悟，是必须滋养和培育的心智品质和时代精神。熔铸上述方案精华，秉承文化自觉的心态，呼吁与追求正确承认的认同斗争，也许是切实可行的策略。仰仗这些策略，在分类技术上更新最简分类权：只有年龄基准的至简分类。
即便一国语境中的有偏分类权被改善，我们仍有道德义务和道德责任追求全世界的本真分类权和全球正义。让所有同胞和所有异域生命都被善待，让所有生命在人生中都享有高峰体验式的光彩！
①涂尔干、莫斯：《原始分类》，汲喆译，渠东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1、96页。
②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③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41—49页。
④方文：《中国非信徒和基督徒的心态地图比较研究》，《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3期，第61—74页。
⑤赫尔茨：《死亡与右手》，吴凤玲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版，第94—119页。
⑥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黄剑波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
⑦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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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Trivers,R.,Natural Selection and Social Theory:Selected Papers of Robert Triver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Chapter 4.
⑩van den Berghe,Age and Sex in Human Societies:A Biosocial Perspective,p.4.
(11)斯达纽斯、普拉图：《社会支配论》，刘爽、罗涛译，方文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2)Trivers,R.,Natural Selection and Social Theory:Selected Papers of Robert Triver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Chapter 2.
(13)van den Berghe,Man in Society:A Biosocial View.New York:Elsevier,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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