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众文化也与全球化密切相关。

现代社会，不但是一个为大众文化提供特殊载体的自然人化的过程( 以符号交流的信息世界取代实体交流的自然世界 )，一个为大众文化提供特殊内容的个体社会化的过程( 以等价交换原则实现人的全部社会关系 )，还是一个为大众文化提供特殊视角的世界大同化的过程( 以开放、流动的公共空间取代封闭特定的私人空间与共同空间 )，而且，在这当中，不但文化、审美的本源被市场化加以转换、文化、审美的能力被技术化加以转换，文化、审美的领域也被全球化加以转换，因此，研究大众文化与全球化的关系，就显得极为重要。

众所周知，进入二十世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区域市场经济让位给一种由全球参与者共同构建的世界市场经济。巨型跨国公司的出现、高科技带来的资本配置、信息流通的加速开放性以及资源的流动性、经济的关联性、供求信号的敏感性、经济波动的传导性，这一切都意味着：工业社会转向了信息社会( 又可以称之为：后期资本主义、发达的资本主义、非组织的资本主义、跨国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后福特主义，等等 )。

于是，全球化消灭区域性，流动空间取代地域空间。地域被网络取代。没有谁还可以是一座孤岛。联合国〖１９９７年投资报告〗中介绍：全世界已经有４４０００个跨国公司母公司及其２８００００个子公司和附属企业，它们控制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生产和三分之二的贸易，掌握了全世界７０％的对外直接投资和７０％的专利和技术转让。以生产一架波音飞机为例，需要２０多万个零件，由分布在全球十几个国家的６０００多家企业、８００多万员工生产加工而成。这当然只是一个例子。然而即使是从这里，也已经不难看出：西方闹感冒，东方打喷嚏，西方被蚊咬，东方打摆子，一切都不再对应于任何特定地区、特定政治，全球世界已经开始成为边远地区与大城市、落后国家与先进国家的“和弦”。 人类社会的整体化、互联化、依存化时代开始了。那么，长期分裂、割据、封闭的世界何以一朝瓦解？

首先，这无疑与市场经济本身所具有的那种把社会各个独立领域的生活要素转化为普遍有效体系的内在驱力以及突破国家民族地域界限的强烈冲动密切相关，

马克思早就告诫我们：西方的近代社会，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由市场经济统治的社会。全球化的事实再次证明，确实如此。作为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市场经济一旦呱呱落地，就立即以无比充沛的生命力闯关夺隘，走向世界。在欲望的驱使下，它与国家彼此合谋，到处扩散，而绝不仅仅集中在一个区域、一个国度。它将社会市场化，社会与市场之间的界限被取消了，甚至，市场自身干脆就变成了社会。它使全球市场化，在全球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能够生产剩余价值，它的身影就会迅速出现 。结果，剥削者无处不在，被剥削者也无处不在。韦伯指出：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扩张，它“正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决定着降生于这一机制之中的每一个人的生活，而且不仅仅是那些直接参与经济获利的人的生活。也许这种决定性作用会一直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刻。”它“意味着一种绝弃，一种与追求完整的和美的时代的分离” ，马克斯恩格斯的剖析虽然不是针对全球化的，但是鉴于对市场经济的本性的把握，因此尤显透彻：“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 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内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对此，我们只要看一看市场经济为了解决自身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和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所做的种种努力，只要看一看市场经济从一国向多国最终朝着无国界方向转变，只要看一看最早进入现代化进程的西欧国家的殖民对象不是亚、非拉各国，而是东欧（为了资本的利益，不惜自相残杀），就可以知道。事实上，全球化正是市场经济在欲望的驱使下所必然达到的极致，

其次，全球又与现代技术（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介）本身所具有的那种把社会各个独立领域的生活要素转化为普遍有效体系的内在驱力以及突破国家民族地域界限的强烈冲动密切相关。

除了以人类的欲望为目的（市场经济）之外、全球化还以技术的疯狂运用作为推行欲望的手段（这两者构成了２０世纪最为引人瞩目的“权力意志”）。其中，尤以大众传媒为核心。多数学者都承认，大众传媒在全球化过程红起着突出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因为，大众传媒作为一架欲望机器，像市场经济一样，一旦呱呱落地，就立即以无比充沛的生命力闯关夺隘，走向世界。而且，假如跨国市场所改变的主要是世界的物质层面的话，那么跨国的大众传媒所改造的就主要是世界的精神层面。与之相应的，就是各个国家、各个地域的独特的精神传统的消失。海德格尔揭示得十分深刻：“就形而上的方面来看，俄国与美国二者其实是相同的，即相同的发了狂一般的运作技术……如果有一天技术和经济开发征服了地球上最后一个角落；如果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任何一个事件在任何时间内都会迅即为世人所知；如果人们能够同时‘体验’法国国王的被刺和东京交响音乐会的情景；作为历史的时间已经从所有民族的所有此在那里消失并且仅仅作为迅即性、瞬间性和同时性而在；如果拳击手被奉为民族英雄；如果成千上万人的群众集会成为一种盛曲，那么，就像阎王高距于小鬼之上一样，”此刻；“大地在精神上的沦落已前进得如此之远，以致于各民族已处于丧失其最后的精神力量的危险之中。” 世界开始在一种全新的被传媒中介过的时空经验中重新聚集起来。传媒增加、塑造、中介、同化着我们的一切经验，而且顺者存，逆者亡。与之相应，世界的全球化就也是必然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无非是大众传媒在欲望的驱使下所必然达到的极致，

最后，全球化还与市场经济与现代技术所导致的诸多问题有关。

市场经济与现代技术犹如人类欲望的两翼，一旦展翅翱翔于全世界，无疑就会给整个世界带来一系列全新的问题。例如，正是市场经济与现代技术，使得人类真正意识到了“双赢”的奥秘。人们发现：经济活动的蛋糕可以越做越大，因为大家都有足够的互利分割余地，你死我活的争夺则是根本就没有必要的。这正如费孝通先生总结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再如，正是市场经济与现代技术，使得人类真正意识到了民族国家的确立并没有消灭战争、掠夺等种种不公，两次大战更是民族主义登峰造极的表现。历史证明：每当一个民族高扬自身的特殊性之时，往往就同时是给人类带来灾难之日。事实上，人类存在一些共享的文明。自由、民主、市场、法治，就是共同的东西。中国的唐诗、国画，德国的音乐，古希腊的雕塑、建筑，古埃及的金字塔，也应该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更多的是在市场经济与现代技术展翅翱翔于全世界时所催生的大量区别于传统的、为全人类所共享的文化追求、审美趣味，更应该是人类的共同成果。由此，彼此之间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国家至高无上的观念也受到了挑战。这样，世界日益变小的结果，就是联系的普遍性最终造就了各民族间的共同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从与自然的关系看，是全球问题；从社会角度看，是和平问题即东西问题，还有发展问题即南北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全球范围内的人类采取共同行动才能解决,为此，人类甚至必须各自主动让渡一些主权与国家利益，以服从于全球性的事务，以求得共同发展，显然，只有如此，才能够更好地发挥资本机器与媒介机器的神奇作用。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与现代技术所导致的负面问题也推动着世界走向全球化。例如，市场经济中的投资者出于种种考虑，往往会去寻找一些新的投资地域。这些地域的许多资源由于还没有被市场所覆盖，因此不但没有所有权，没有价格，而且占有者自己也对之漠不关心，这无疑就会给投资者带来巨大的利益。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些资源与己无关，因而在开发时往往也就不会更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源，而是过度使用，不负责任地将本应由自己支付的成本转嫁给别人，不惜危害邻居，危害子孙。像西方虽然不再靠刺刀、大炮但却靠行贿来掠夺非洲、拉美的资源，而且在把原料运走之后，又把垃圾运回来。再如，所谓全球化还包含着转嫁危机的隐秘动机。在这里，物质生产作为财富的源泉的真相是被掩饰起来的。西方为了自身的危机不得不全球化，诸如金融泡沫的膨胀，全球金融交易的增长是以物质资料生产的衰退为对比的。这是资本主义所无法解决的矛盾。唯一的对策，就是从物质生产中掠取更多的物质资源，以免泡沫破裂。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全球化是市场经济的当代方式。是市场经济对世界的剩余部分的最后征服。显然，诸如此类的问题是过去所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也都需要全球范围内的人类采取共同行动才能解决。正确的选择也只有一个，这就是：全球化。

二

全球化对于人类文化尤其大众文化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

１４９２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但是，它的人文意义究竟是什么？却长期未引起人们的反省。刚刚发明“天赋人权”的西方人，在北美、南美所作的，仍旧是屠杀、屠杀、屠杀。直到今日，我们才意识到：哥伦布的发现实在意义重大。它意味着：东西两半球的两个一度独立发展的文明体系开始遭遇，自古以来的分裂、割据、封闭状态被打破了 。也因此，哥伦布的发现所刷新的不仅是一块新大陆，而且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所改变的也不仅是一张世界地图，而且是人类的文化、审美经验。世界因哥伦布的发现而变大，人类的文化、审美也因为全球化的出现而变大。全球化对于人类文化尤其大众文化的影响的重要意义恰恰也在于此。全球化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继续，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每个人都是哥伦布，每个人都发现了自己的新大陆。这真是一个神奇的时代。无数的思想家也曾经用不同的语言概括了自己的惊奇：维科所提示的“世界历史”、歌德和马克思所呼吁的“世界文学”(“一切国家的生产与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麦克卢汉所瞩目的“地球村”。 世纪初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出现、一战后美国文学的崛起、六十年代拉美的“爆炸文学”的问世也告诉我们：人类的传统文化、审美一旦与全球化的眼光相结合，就一定会出现全新的图景。

大众文化的诞生也不例外。任何文化都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产物。托马斯•哈定等对此作过很好的总结:"对进化的特殊观点包含了一种把文化当作一个开放系统或适应系统的观念。适应包括与自然界的关系和与其他文化系统的关系(除非一个社会完全孤立〉。对自然界的适应将造就一种文化的技术并由此造就该文化的社会成分和观念成分。而对其他文化的适应亦会造就社会和观念,后者又反过来影响技术并决定其进一步的发展。适应过程的全部结果就是产生一个有组织的文化整体,一种综合性的技术、社会和观念,它应付着可供选择的自然界和外部文化的双重影响。总之,这就是文化适应的机制。" 全球化也如此，它使人类不仅面临着共同的经济难题、技术难题,而且也面临着共同的文化难题。这无疑就必然要求人类必须尽快形成一种全球化的经济适应机制、技术适应机制，也必然要求人类必须尽快形成一种全球化的“文化适应机制”，以回应全球化的世界。那么，人类所面临的共同的文化难题是什么呢？就是由于远距离交往而产生的时空压缩。现代化专家吉登斯称之为“疏离机制”。全球化把社会关系从特定的场所疏离出来，把“何时？”、“何地？”从“何人”、“何事” 疏离出来，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由于大众传媒的出现，过去所存在着的时间束缚、地理束缚，即何时的新闻、何处的新闻都已经无所谓了，现在关心的就是“何人”、“何事”。 这样一来，传统的以特定空间规定特定时间的方式消失了。空间不再与时间单位成正比例，时间与空间分离并且被虚无化了，一切界限、藩蓠瓦解了，信息脱离了具体的语境，进入全球，成为“浮动的符号”，形成一个无他者的世界、同质化的世界、拉平一切的世界，在场与缺场彼此纠缠，远方与附近相互交织，本地的生活可能是全球的生活，全球的生活却影响着本地的生活。不同地域有了共同的生活经历，遥远的事情不象过去那样与己无关了，整个世界会不请自来。我们成为不在场的直接观众。甚至比在场还在场。由此，平均性、同质性、公共性、普适性成为人类共同的新的文化经验。这是一种人类从未有过的远离大地、漂在空中的文化经验，像无根的浮萍，也像断了线的气球。赛曼•杜林发现：“全球化意味着文化形成越来越失去固定空间的限制，并很难集合为整体和传统。” 应该说，就与这种新的文化经验有关。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任何一个人都无法直接面对如此复杂、如此广阔的世界，唯一的办法，就是共同借助于大众传媒这一中介。因此，任何一个人的文化经验与大众媒介都是彼此不分的，都事实上只是一种已经经过大众传媒中介之后的没有亲身经历的文化经验。结果，传媒不是社会的反映，社会却是传媒的反映。而且，生活中见到的东西似乎比大众传媒中的东西更不真实。吉登斯总结为 “现实倒置”，实在颇具眼光。也因此，全球化时代人类共同的新的文化经验，就集中体现为：奇观。最为典型的，可以美国迪斯尼公司的动画片《花木兰》、美国的大片《泰坦尼克号》以及中国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为代表。他们都是一种“浮动的符号”，也都是一种全球化的想象的产物，尽管并不反映现实，但是却不断地将现实生产出来、塑造出来。这就是所谓“奇观”！

显然，大众文化正是因此应运而生。它与人类在被限制在特定地域时所建构的有关这一特定地域的文化共识无关，但是却与人类走向全球世界时所建构的关于全球世界的文化共识有关。这是一种人类在全球化世界中所可以共享的文化、审美成果 ，也是在全球化加速了个人与世界的联系的时刻，个人通过大众传媒而加入到全球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之后，在“疏离机制”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现实倒置”所必然造就的一种全球化的想象。

三

围绕着这样一种全球化的想象，不难从一般与特殊的意义上对大众文化的方方面面作出深入的阐释。

首先，从一般的意义上，大众文化体现的，正是一种在全球化时代所形成的共同的情绪、共同的趣味、共同的感受、共同的经验，也正是一种全球化的想象。这是一种完全正当的审美追求、文化趣味。我们知道，在传统的等级社会中也并非没有某种审美追求、文化趣味，但是人们却往往会以自己的审美追求、文化趣味来否定别人的审美追求、文化趣味( 过去所常见的许许多多的“内部观摩”、“内部读物”、“内部发行”，等等，与所谓是非判断、敌我判断一致，都是意在把人们彼此之间区别开来 )，这无疑不同于大众文化的审美追求、文化趣味。在大众文化之中存在着的是一种可以“公享”的审美追求、文化趣味( 在当代社会，人与人没有了等级，都是大众，因此高雅与流行的趣味可以被一个人所同时享有 )。例如，“:流行是什么?流行是一股世界性的整合力量。刮过之处即宣告占领、宣告同化。同样地,流行音乐是一种世界艺术。我们不要为某位艺术家是美国人或中国人所迷惑，在这个领域里,国家和民族概念已经悄悄地被置换了。节奏布鲁斯不是什么美国音乐,中国摇滚也不是什么中国音乐，不管你乐不乐意承认,世界各地的流行音乐,都是同一个一体化的音乐。说流行音乐是一种世界艺术,还有另外一层含义：流行音乐的听众,恰当地说不是中国人或美国人,一针见血的说法应该是世界人。它所暗示的,是一批世界子民的出现：新人类、新新人类、X一代、N一代、酷一代、网虫、歌迷、新潮消费者……不管生活在中国或美国,这些新人群具有相近的生活内容：听一样的歌,看一样的电影,玩一样的时尚,上网、泡吧、蹦迪、追星,吃麦当劳或肯德基;或者还有一些人,更有着彼此相似的工作内容,比如都在外资企业、星级酒店、外贸单位、跨国集团工作,其知识、文化、环境、管理,有着同样的国际化背景。而在说到城市时尚时,即使不一样的国家消费不一样的文化产品(如中国人听的是张惠妹，不是麦当娜),这不一样里也有着一样的最新世界潮流的骨血。”

在此，必须强调，我们并不反对在传统时代所形成的共同的情绪、共同的趣味、共同的感受、共同的经验，不过我们也必须看到，共同的情绪、共同的趣味、共同的感受、共同的经验中往往蕴涵着一种用鲜血与烈火所铸造的狭隘的审美追求、文化趣味，一种深刻束缚着人本身的不自由。人们在其中所追求的也往往并非最为本质的东西，这就因为，在传统社会，人类的生活方式只是群体的，而并非社会的。对于不同的群体来说，群体的利益高于一切。而且，有什么样的群体就有什么样的利益（这往往都是一些血缘群体，也往往只是血缘利益）。由此，每个人尽管在群体内都是道德的，然而，在群体之外却毫无道德可言，甚至为了群体的私利就不惜滥杀无辜。在全球化的社会，这些人倘若只为谋求群体利益而进入社会，就会充分暴露出极端的狭隘意识。分敌我，拉帮派，把社会当作一个群体，而且为自己的群体利益而不择手段、而大开杀戒（这无疑比为个人还坏，因为他会以为是在做无私奉献）。希特勒称日尔曼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种，法兰西人则是“杂种”，犹太人更是“劣种”。日本人把自己称之为优秀民族，却把中国称为劣等民族，道理就在这里。而在现代社会，人们开始出入不同群体，生活的群体，工作的群体，游戏的群体，也都不再固定为同一群体，因此，人们不再通过群体去与社会发生关系，而是直接去彼此发生关系，交往的前提不再是血缘、利益，也不是“我们”，而是生命的权利，是“我”，结果，群体、集团、种族、阶级、性别的差异自然就不存在了。这显然是全球化社会所给予人类的最可珍贵的财富。不难想见，在审美追求、文化趣味方面也是如此。因而，在全球化时代所形成的那种可以“公享”的审美追求、文化趣味正是极大地丰富了人性、极大地扩大了人类的自由，并且，也为人类提供了更适合自身生活的东西 。

具体来说，在全球化时代所形成的那种可以“公享”的审美追求、文化趣味首先不复存在地域界限、社会差别、政治冲突、阶级对立，人人可以共享。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的特征都在于地域界限、社会差别、政治冲突、阶级对立的存在，象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以及三秦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湖湘文化，就与不同地域有关。令人听后“唯恐卧”的先王之古乐与令人听后“不知倦”的郑卫的靡靡之音则与特定的阶级相关。至于《国际歌》、《东方红》则当然与政治的冲突一致。《命运交响曲》与《二泉映月》也显然凸现着社会的差异。而在大众文化中，一切都改变了。由于在空间上整个地球都成为一个村落，在时间上整个历史都汇聚于一个焦点，地域界限、社会差别、政治冲突、阶级对立也都相应地被超越了( 民歌的消失就是例子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被抹平，个性化变得荡然无存。海关、边界、边防线、国界、海域、高山，这些传统的空中栅栏都不再存在，存在着的就是个人通过大众传媒而加入到全球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之后在“疏离机制”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现实倒置”所必然造就的一种全球化的想象。一位美国社会学者为躲避广告的轰炸而躲入沙漠，但却仍旧发现了路两旁高高矗立着的广告牌，一位东欧国家的文化名人，在８０年代访华时，一觉醒来，发现窗外巨幅的与西方完全相同的可口可乐广告牌，竟然误以为是被绑架回了西方国家。在泰国，因为世界杯决赛的时间是凌晨 2：30分，教育部长乾脆宣布这一天全国的学生通通放假。在中国，为了及时转播中国队冲出亚洲的一场比赛，中共中央甚至决定推迟十三大的专题系列报道。在71届奥斯卡颁奖时，连非洲某个贫困的城市也在广场上架起电视万人空巷地观看。由列农等四人组成的英国“甲壳虫”在美国大出风头，影星成龙是华人，但是在日本却组成了数十万人的成龙影迷协会。影星阿兰德龙是法国人，歌星胡里奥是西班牙人，球星马拉多纳是阿根廷人，但是全世界的青年却一视同仁地一同加以崇拜。尽管政治见解不同，但是对于金庸，邓小平、蒋经国却都一样极为欣赏。以至有人甚至不无夸张地说：在二十世纪，只有一位作家的作品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这就是金庸的武侠小说。从诺贝尔奖得主到贩夫走卒，从黄土高原到美利坚，都是如此。

第二，在全球化时代所形成的那种可以“公享”的审美追求、文化趣味不复存在审美与生活的对立。在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中，尽管也在强调生活的重要性，但是对生活毕竟总是心存恐惧、焦虑，因此生活毕竟只能够成为被改造的对象，毕竟总是嗳昧不清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着的平庸、琐碎、异质、卑微，根本无法进入审美，结果，在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中每每把艺术和生活绝对割裂开来。在大众文化中生活却与审美完全交融。不过，这里的“生活”却并非原汁原味的生活，而是被媒介化了的、时尚化了的生活，在全球化的想象中得以形成的生活。所谓审美与生活的完全交融，也只是与被媒介化了的、时尚化了的生活以及全球化的想象中得以形成的生活的完全交融。这意味着：大众文化已经不再像传统文化那样或者以满足人类的高级需要为主（审美、艺术因此被独立出来，作为专门的对高级需要的满足的一种文化类型而存在），或者以满足人类的低级需要为主，而是以满足人类被越位了的商品性与技术性（媒介性）刺激起来的超需要（审美、艺术因此而成为空虚的类像、玩心跳的畸趣的体现）为主。

第三、在全球化时代所形成的那种可以“公享”的审美追求、文化趣味不复存在私人话语与共同话语的区分。在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中都存在着私人话语与共同话语的区分，而且，一般而言，进入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往往都是共同话语，而且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也都是被严格规定了的( 主要是政府的“鼓舞于上” )，至于私人话语，则一般都是被排斥在外的。在大众文化中这种情况不复存在。只要大众感兴趣，就可以无所不说，就可以无条件地进入审美与文化的殿堂，在这当中，共同话语的严格规定性被人们的公共“时尚”所取代，能说什么与不能说什么这一规定被完全取消，而且，更重要的是，私人话语的独一无二性，也被大众的公共“时尚”所取代，私人话语同样能够成为大众公共消费的对象。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就是“写实文学”与“隐私文学”的出现，前者通过将领袖人物、重大历史事件“生活化”( 诸如写出领袖人物的喜怒哀乐，其实就是通过对于历史的神圣性的解构得到快感 )的方式，后者通过将私人经验公开化的方式，将它们传换为为大众文化所必须的公共经验。从此，一切都成为某种“奇观”，一切都是可以公共消费的。

第四、在全球化时代所形成的那种可以“公享”的审美追求、文化趣味不复存在年龄悬殊、性别差异。在主流文化中，年龄、性别的界限始终存在着，所谓“少不看〖三国〗，老不读〖红楼〗”，处处界限清楚，处处诸侯割据，不但规则确定，禁忌繁多，而且各自的领域都以排他性作为存在的前提。而在大众文化中这一切都不复存在，都为共享的文化所取代。成年人的所有秘密，例如性的、身体的、社会的，都不复存在。而儿童的兴趣、趣味与成年人也已无差别。至于少女穿高跟鞋、老人穿牛仔裤，就更为普遍。卡通也为所有年龄段的人们所喜欢，漫画更是老少咸宜，在日本，漫画就被称为“成年人的童话”，而迪斯尼出品的《狮子王》，干脆把观众的年龄限定为3-80岁。成年人爱看的广告节目，也为儿童所喜闻乐见。总之，只要是时尚、奇观，就老少咸宜。因此，在大众文化中，成年人的节目幼儿化，幼儿的节目成年化，实在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以至于人们往往要为成年人的“返童”和儿童的“早熟”而感叹。性别之间的差异的消失也如此。喇叭裤无论男女都是在腹前开叉。就堪称“颠倒乾坤”，“男不男，女不女”。还有邓丽君的歌曲。有人说：中国的八十年代是两邓的世界，白天是邓小平的世界，晚上是邓丽君的世界。邓丽君的歌曲之所以为男姓与女性所共同津津乐道，邓丽君本人之所以被男性视之为梦中情人和被女性视之为闺中知己，其实，也只是因为她正是某种时尚、奇观的象征。

三

其次，从特殊的意义上，作为置身第三世界的国家，中国在文化影响方面始终处于弱势，因此关于大众文化与西方化的猜测也就往往甚嚣尘上，由此而引发的对于大众文化的批评更是不绝于耳，因此，很有必要再做讨论。

例如，对于西方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流行，不少学人就大惑不解，因此会有“文化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种种看法。然而，这些看法起码在阐释大众文化时是无效的。确实，我们看到，西方大众文化已经流行于全世界。市场上“卖的不再仅仅是商品。它还卖标识、声音、图象、软件和联系。这不仅仅将房间塞满,而且还统治着想象领域,占据着交流空间"。 本杰明•R•巴伯称这一世界为"麦克世界"一一就像麦金托什和麦当劳一样一一这是一个由于各种跨国贸易的集中而使生活方式同质化的虚拟世界。巴伯也说,麦克世界体系的推动力不再是汽车,而是西方迪斯尼乐园、音乐电视、好莱坞电影、软件包。简而言之,既有客观物体,也有观念和思想 。在中国也如此。麦当劳的标志：Ｍ，成为全球所有城市的最为引人瞩目的标志，中国特色的饼干竟然也宣称：“真正的美国口味，我爱吃！”“米老鼠”、“唐老鸭”、“芭比娃娃”之类在西方十分流行的时尚也左右着中国人的目光，流行歌曲、摇滚、肥皂剧、好莱坞影片等等让西方人如痴如醉也让中国人乐不思蜀，都是如此 。那么，如何把握这一现象？其实这些与西方的文化入侵以及中国人的崇洋迷外都关系不大，而是大众文化的必然。作为一种“奇观”，这一切不在场的事物都恰恰因为符合于人类的全球化的想象而畅通无阻、并且流行于全世界。以法国人为例，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法国人根本看不上美国的大众文化，他们讽刺说：美国人从欧洲买下教堂，给每一块石头都标上号，然后拆了运回去再盖起来。意思是说美国人根本就没有文化。也因此，在世界上法国对于美国的大众文化的反抗是最为突出的，不但限制好莱坞的进口、禁止在广告中使用英语，而且连那个攻击法国麦当劳店的农民(尽管被监禁三个月)也被看作法国人心目中的英雄。然而，这些法国人却在无意中误入歧途。因为他们错误地以自己的审美追求、文化趣味来否定大众文化的审美追求、文化趣味，而没有意识到后者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审美追求、文化趣味。严格说，美国的大众文化在法国的流行是结果而并非原因，原因还在于法国人自身对于流行趣味的内在需要，正是美国的大众文化让法国人发现了自己的愿望，并从中得到了满足。试想，如果没有内在的需要，美国的大众文化又怎么可能对人产生影响？而假如这些内在的需要在法国的文化中无法得到满足，但在美国的大众文化中却找到了寄托(其实就是发现了自己的欲望)，那么在这全新的选择中人性岂不同时得到更大的丰富？一个人难道就是因为无法选择出生于何种审美追求、文化趣味，因此就不能选择其它审美追求、文化趣味文化？这样看来，法国人所反对的，正是在他们自身中滋生而出的一种可以“公享”的审美追求、文化趣味(因此，自远方而来的大众文化，就不仅是指美国，而且更是指心灵深处)。

再如，人们还发现：不但不在场的东西会不请自来，而且在场的东西还会巧扮而去。对此，最先有所领悟的是张艺谋。他的一系列电影的改编，往往都不如原著深刻，顶多也就是“压抑人性”、“为生命力唱赞歌”之类，但是，他却刻意在其中加进了许多原著中原本没有的民俗，例如，拦棺四十九次，挂红灯、捶脚板，等等。不少人都说他“土得掉渣”，然而，他却偏偏大获成功，频频在国外捧得大奖。原因何在？就在于：在电影中拦棺四十九次，挂红灯、捶脚板等等都已经成为一种“浮动的符号”， 尽管确实不符合事实，但是却符合于人类的全球化的想象，尤其是符合于西方消费者的全球化的想象。因为在传媒化了的文化经验中，中国的形象就是如此。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旦“从国外讨个说法”，“出口转内销”，国内竟然也就接受了。这当然不是终于承认它是符合事实的，而是把它当作大众文化来接受的，这就是说，同样也当作“奇观”来接受的。后来的“西北奇观”、“东南盛景”之所以往往让时间之维指向过去，并且不断地把中国的形象变来变去，无非也是大众文化的应有之义，无非也是在以中的“奇观”去靠近西方消费者的全球化的想象。

因此，困惑也相应出现。人们开始在跨国的文化经验中沉醉，成为无根浮萍。长期形成的区域文化共识日益遭受冲击，使人们难以承受日趋复杂的社会、文化矛盾，不同的利益、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也必将产生许多问题。换言之，全球化冲击了社会，把许多人抛弃在世界之外，使得社会失去了有机的活力，社区的共同文化越来越难以保持其形态了，共同生活面临着严重的威胁。赛曼•杜林指出：“全球化意味着文化形成越来越失去固定空间的限制，并很难集合为整体和传统。” 现在，我们不能不承认，如何勇敢地回应全球化的挑战，已经成为我们所面临的文化难题，也已经成为我们所面临的大众文化的难题！

上述看法无疑都期待着对于大众文化的深入思考。具体说来，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必须强调，大众文化并非当代所有文化的全部，我们说大众文化是一种全球化的想象，是一种“奇观”的展示，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文化都是如此，更不是说说有的文化都应如此。其它的文化无疑没有必要这样去作，不但没有必要，身也可以对此加以批判。但是大众文化却只能如此。作为一种对于大众的虚幻梦想的满足的文化，它只能去从事这样一种全球化的想象，只能去展示“奇观”。这无所谓优点，也无所谓缺点，而只是大众文化的特点。由此，我们必须要承认，西方的大众文化之所以大举进入中国，主要的并非“西化”或者“文化入侵”的问题，而是因为它们同样也是中国人的内在需要。例如好莱坞，它之所以在中国大肆流行，关键并非因为它是西方的，而是因为它是世界的。它所代表的，正是全世界的共同的需要。也因此，西方的大众文化往往有其两面性。一方面因为西方率先进入全球化，因此对于大众文化的挖掘要远远早于我们，也远远深刻于我们。就这一方面而言，我们必须虚心向西方学习。《文化帝国主义》的作者汤林森就曾提问云：为什么现代洁净的水源、高速公路、速食、个人电脑、超级市场就不值得呢？美国梦是怎么周游列国的？《如何解读唐老鸭》一书的作者多夫曼也曾提问云：为什么迪斯尼可以得到如此戏剧性的效果？答案只有一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另一方面，西方人以自己的全球化想象去制作大众文化，显然会有其自身的出发点。对此，我们没有必要去大加挑剔，甚至怀疑西方有什么“和平演变”的阴谋。哪怕是西方大众文化中的中国想象令人遗憾，我们也一定要知道，一切只是“戏说”而已，不必过于认真。何况，由于他们的“他者”角度，出现一些“误差”也是正常的，而且，这正是他们的“误读”的权利。有人以为，凡是他者眼光就是一种原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冷战思维早已过时了。在大众文化之中，中国必须是一个对所有人、所有国家平等开放的文本。再说，我们又凭什么说西方就一定比我们更没有把握认识我们自己？事实已经无数次地证明：西方的中国想象往往会给我们某种惊喜，甚至意外的发现。

其次，也必须强调，大众文化并非“魔弹”，接受大众文化的大众也并非“中弹即倒”。在研究大众文化的任何问题之时，这种简单的思维方式都是最最害人的。第一，全世界的大众文化并非西方（例如美国）一家，以电视为例，我们就无法忽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电视节目对全球的影响，也不能忽视西班牙语的墨西哥、巴西、中文的台湾香港、阿拉伯语的埃及等电视中心的影响。第二，西方大众文化即便真的无所不在，也绝对不等于西方的意识形态无所不在。作为受众，非西方的大众从来对之就不会照单全收的。实际的情况是，西方的大众文化一般只能影响浅层的东西，深层的东西还是本土的大众文化在发生影响。看了美国电影就从此只喝咖啡不喝茶，这是根本不可能的。预言的美国文化的全球化并没有成为现实。第三，在传媒化的共同经验之外，毕竟还存在着实际的生活经验。现代人确实在看电视，但是他们也在干别的事情。西方大众文化即便真的无所不在，是否就一定表示确有影响？也要看媒介经验与亲身经验是如何结合的，以及在在不同情况下究竟如何侧重，绝对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样一个简单的问题 。何况，从历史上看，强大的经济实力确实会影响到文化传播的方向，但是究竟是否会被接受，还是要看对方是否需要。不需要上帝的人是找不到上帝的。朝鲜被日本统治了几十年，就没有接受日本文化。而肯德基在中国虽然被接受了，但是也大大地改造了，已经此“鸡”非彼“鸡”了 。

当然，由于西方经济与传媒的强大，我们无法否认西方大众文化的事实上的强势。以美国为例，美国是大众文化的发源地，美国国务卿布热津斯基说：罗马贡献给世界的是法律，英国贡献给世界的是议会民主活动，法国贡献给世界的是共和制的民族主义，美国贡献给世界的是科学技术和大众文化。西尔斯认为美国是大众文化的家园。理查德•莫特比也强调，如果任何一个地方发明现代形式的通俗文化，那么它就是在美国的的大城市里，首先是在纽约。几乎没有任何外国的电视节目能够进入美国的电视节目，美国却凭借着在多媒体、互联网络、卫星电视等方面的强大优势，频频打入他国的文化市场。以在加拿大为例，９５％的电影、９３％的电视剧、７５％的英语电视节目、８０％的书刊市场都被美国文化产品所控制。弗里思对此作了如下评论:"美国梦成了大众文化幻想无法摆脱的一个部分。用德国电影导演温•文德斯的话来说,‘美国人在我们的潜意识中开拓了殖民地……如同在电影和音乐中体验到的一样,美国本身已成了消费对象,成了一种快乐的象征" 。情急之下，法国文化部长甚至称《豪门恩怨》是“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象征”。 而迪斯尼也被看作污染法国的文化资源，是“文化的切尔诺贝利”。 然而，考虑到大众文化事实上无非就是文化工业，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赚钱机器，正如弗朗索瓦•佩鲁所说：“在各种资本主义企业自我确立时， 它们正是充分利用了它们在该系统中对于其他成分的优势。随着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 它们便把富人和权贵拉进自己的利益范围和势力范围，使它们脱离本国人民， 为他们提供赚钱的机会和西方的生活方式。” 因此，应该说，这一切也都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