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市场经济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同样不能忽视。

这不仅仅因为大众文化与市场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现代社会既是一个为大众文化提供特殊载体的自然人化的过程( 以符号交流的信息世界取代实体交流的自然世界)，也是一个为大众文化提供特殊内容的个体社会化的过程( 以等价交换原则实现人的全部社会关系)，在这当中，大众文化的能力被技术化加以转换，大众文化的本源被市场化加以转换，而且因为作为大众文化乃至大众传媒的源头的现代技术本身也同样要受市场经济的制约。例如，科学技术对于自然的大肆征服就来源于市场经济所奉行的物质财富的增长优先于人本身的发展的原则，再如，科学技术本身的积极意义也只有通过对于它们在市场经济中的异化性质的否定才有可能得以实现，等等。

大众文化的出现与市场经济的“物的依赖关系”密切相关。

传统的文化、审美活动无疑都是非市场经济的“人的依赖关系”的产物。当然，这并不是说，传统的文化、审美活动就不具有商品属性，事实上，就像文化属性、历史属性、伦理属性乃至民族属性在传统的文化、审美活动身上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样，商品属性在传统的文化、审美活动身上也同样是存在着的，值得注意的只是它并没有充分地显示出来。至于其中的原因，则主要取决于文化、审美活动本身的物质基础。

具体来说，首先，它取决于文化、审美活动的精神性需求与物质性需求之间矛盾的解决方式。由于分工的出现，文化、审美活动的精神性需求与物质性需求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矛盾。当这一矛盾能够在文化、审美活动之外得以基本甚至完全解决之时，审美活动的商品属性就只能是一种隐性的存在。然而当这一矛盾不能够在审美活动之外得到基本解决之时，审美活动的商品属性必然会表现出来。因为只有将审美活动的成果卖掉，才能换取进行审美活动所必须的物质材料。在传统社会，我们所看到的正是前者。统治者在审美活动之外占有了绝大多数审美活动所必须的物质材料，也占有了绝大多数审美活动的成果——这成果他们不会拿去卖掉，而只是供自己享受。因此，值得注意的是，没有被商品、金钱玷污过的审美活动倒是只有在统治者那里才存在。只有这时的审美活动才是纯洁的，没有铜臭味——当然从根本上说，还是建立在从劳动者那里掠取的血汗上 。中国汉代乐府的乐师，唐代的梨园弟子，宋代的翰林国画院的画家，都是依赖于宫廷的。至于流浪艺人倒是直接与商品活动打交道，但是却反而被歧视为下九流。在这个意义上，审美活动还是等级社会的象征，因此审美活动也就压抑了它的商品属性的一面。换言之，是通过拒绝商品属性、拒绝功利性，并且通过隐瞒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来维持审美活动。在古代社会，我们看到的审美活动并不与商品发生过多的联系，而是与宗教、道德发生种种错综复杂的纠缠，原因就在这里。 至于中国的计划经济，则与古代社会有其共同之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家的管理机制采取的是全部包下来的方法，结果同样造成了一种人身依赖，审美活动的精神性需求与物质性需求之间的矛盾可以在审美活动之外获得基本甚至完全解决，因此，审美活动的商品属性同样没有表现出来。而在现代社会，我们看到的正是后者。审美活动的精神性需求与物质性需求之间的矛盾无法在审美活动之外得到基本解决，只有将审美活动的成果卖掉，才能换取进行审美活动所必须的物质材料，这样，审美活动的商品属性就必然会表现出来。

进而言之，更为重要的是，审美活动的商品属性是否能够充分加以展现，还取决于经济活动所决定的活动目的的差异。在古代社会，属于自然经济，突出的是“人的依赖性”、“人对人的依附性”，以经济生活的禁欲主义、政治生活的专制主义、文化生活的蒙昧主义为主要内容。它尽管十分狭隘，然而在其中人“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而且在限定的范围内，个人“可能有很大的发展”，“可能表现为伟大的人物”。因此它“确实较为崇高”，或者，假若拿“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在它的影响下，审美活动的商品属性自然也就不会表现出来。

显然，传统文化、审美的商品属性的没有充分显示出来，意义实在非同一般。它使我们意识到：传统文化、审美无疑都是非市场经济的“人的依赖关系”的产物。由于“自然经济”迫切需要构造某种理想的、本质的、必然的、普遍的东西去为自己辩护并保证自己的实现，这就顺理成章地在内涵方面导致了传统文化、审美的一系列的为我们所熟知的诸如原创性、超越性、精英性、批判性、非功利性等根本特征的出现。同时，由于在“自然经济”中人们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都只能生存在一种封闭、割裂的二元对立的状态，因此，就顺理成章地在外延方面导致了传统文化、审美的一系列为我们所熟知的诸如强调地域、民族、阶级、阶层、血缘、性别差异等根本特征的出现。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传统文化、审美活动的采取“体外循环”的方式，毕竟意味着一切都是在市场之外培育、发展起来的。这，固然造就了为我们所十分熟悉的传统文化、审美活动的一系列优越之处，但是同时也确实造就了传统文化、审美活动的一系列根本缺憾。例如，在传统文化、审美活动，对于传统文化、审美活动的资源、资本、资格的掌握、支配、授予权都被某个阶层、某些人所完全控制、操纵。从表面看这种控制、操纵有利于根据传统文化、审美活动的供给能力、需要状况、变化趋势来合理地配置传统文化、审美活动资源，以便最大效益地发挥传统文化、审美活动的作用（甚至连回报也是通过权利系统以扭曲的方式间接实现的，例如荣誉、特权、较好的待遇，等等），然而，遗憾的是，就其实质而言，这根本就无法做到。人类的审美追求、文化趣味都是千变万化的，充满了种种偶然性，而作为控制、操纵者的完全理性以及信息的完全把握，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因此，一定要人为地完全加以控制、操纵，就会导致人类的传统文化、审美活动的走向被动，而且会造成人性本身的压抑。这一点在中国最为明显。所谓计划经济，应该说是一种理想化的经济制度。它建立在三个假设的基础之上。其一是信息必须是完全的，其二是按劳分配必须是完全可以行得通的，其三是供给与需求必须是完全对应的。在此背后，则又包含着两个关于人性本身的假设：其一是计划者必须具有完全的理性，其二是经济行为的主体必须是完全的道德人。可惜的是，这一切事实上是无法做到的，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其结果，就是不但会导致一种被动的传统文化、审美活动，而且会导致一种畸形的传统文化、审美活动。例如，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传统文化、审美活动片面地强调改造人性，突出大公无私与人之常情的对立以及阶级性与人性的紧张，重国家轻社会、重行政性整合轻契约性整合、重集体生存轻个体生存、重教化轻娱乐，并且有意忽视以夫妻为核心的横向两性关系、以父母与儿女为核心的纵向血缘关系，就显然是一种计划经济时代资源极为短缺情况下的必然选择 。

市场经济社会的来临，使得情况出现了根本的转换。在市场经济社会，“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人之为人“表现为完全的空虚”，“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 简单言之，从“人的依赖关系”转向了“物的依赖关系”，这样一来，文化、审美活动的精神性需求与物质性需求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矛盾已经不能够在文化、审美活动之外得到基本解决，因此，文化、审美活动的商品属性也就必然会充分表现出来。问题很简单，只有将文化、审美活动的成果卖掉，才能换取进行文化、审美活动所必须的物质材料。与此相应，传统文化、审美也开始出现根本的转换。

不过，这根本的转换在市场经济社会又有其演变过程。

我们知道，自近代社会开始，逐渐从“自然经济”逐渐转向“市场经济”，后者意味着从“人的依赖性”走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人的依赖关系”为“物的依赖关系”所取代。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同时又暴露了许多新的问题。就前者而言，它体现了对于以“人的依赖性”为特征的文明发展中的自然局限性的突破。马克思称之为“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 ，在市场经济时代，“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的作用取代了“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的作用。人类活动的社会性质开始被赋予普遍性的形式。“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一个普遍的劳动体系——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在这里，所谓普遍利用“人的属性”，是指对内要培养“具有高度文明的人”：“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 所谓普遍利用“自然的属性”，则是指对外要克服对于自然的崇拜、狭隘的地域性，不再依赖自然，而是征服自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经济地加以利用，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征服自然力……” 就后者而言，市场经济所暴露出来的新问题主要体现为文明发展中的社会局限性。然而，由于那个时代人们主要还是关心于从前现代化到现代化的问题，诸如市场经济、现代科技、工业化以及人的尊严、民主、自由，等等，意在改变传统的人身依附，使个人获得前所未有的独立，因此，在市场经济的巨大魅力得以充分展示之际，“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所导致的文明发展中的社会局限性这一根本缺憾并没有真正、完全暴露出来。那么，“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在传统文化、审美领域的表现是什么呢？无疑就暂时还是推动着传统文化、审美继续走向成熟。

自２０世纪始，随着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其中的巨大魅力得以更加充分的展示，同时，其中的根本缺憾也真正、完全暴露了出来。这就是：文明发展中的社会局限性（正是它，使得“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无法真正、全面地得以实现）。所谓文明发展中的社会局限性，是指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只能奉行物质财富的增长优先于人本身的发展的原则。它表现为：“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也可以说劳动的本身的生产力）的任何增长，——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资本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趋向的同时”，又“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 随着“劳动者方面的贫穷和愚昧”，“非劳动者方面的财富和文化也发展起来”。 具体来看，它包括，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异化：这主要体现为自然中的“人化”与全球问题的矛盾。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异化：这主要体现为社会中的“人化”与“物化”的矛盾，例如社会对人的发展的扭曲，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等等。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异化为金钱的关系。金钱成为万能的。人的全部社会关系被以等价交换原则来实现，所谓量的关系抹杀了质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这里，可以在本来意义上使用‘货币没有臭味’这句话。某人手头的一个塔勒，是实现大粪的价格还是绸缎的价格，在它的所有者手里，一切个人差别都消失了。” 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异化：自我失落了。更为重要的是，过去，这种异化还主要是表现在物质领域，是狭义的商品异化所致。人类最为神圣的两个领域，大自然和审美活动还被严格地排除在外。然而现在这种异化却渗透到文化、文明的领域，从商品的异化转向了文化、文明的异化（从卢卡契发端，直到法兰克福学派，所密切关注的正是这个世纪性的重大问题）。人类最为神圣的两个领域即大自然和审美活动也被携裹于其中，失去了神圣的纯洁。精神产品普遍成为商品。审美活动也作为商品直接进行交换，伊格尔顿承认：“我们说社会现象已经普遍商品化，也就是说它已经是‘审美的’了一一构造化了、包装化了、偶象化了、性欲化了”。“什么是经济的也就是审美的” 里斯曼也说：“流行文化实质上是消费的导师，它教给他人引导者如何消费政治，即把政治消息和政治态度当做消费品，政治是一种商品、一种比赛、一种娱乐和一种消遣，而人们则是购买者游玩者或业余的观察者。” 乔治•史密尔甚至不无夸张地说：在当代社会，“物品不是先生产出来而变成时兴的，物品被生产出来是为了创造一种时兴。” 由此，由于文明发展中的社会局限性所导致的从现代化到后现代化的问题，诸如全球问题、人的物化问题，就深刻地暴露了出来（对于中国当代社会来说，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历时问题的共时呈现”，即同时面对着从前现代化到现代化和从现代化到后现代化这样两个截然相反的问题）。

显然，市场经济使得人类的文化、审美活动回到“体内循环”的正确道路的意义，只有由此入手，才能够深刻地加以把握。首先，这意味着：对于人类的文化、审美活动而言，人类的文化、审美活动开始在市场之内加以培育、发展；某个阶层、某些人对于文化、审美活动资源、资本、资格的控制、操纵不再成为可能；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主宰着文化、审美活动资源、文化、审美活动资格本身；文化、审美活动有了独立的自主权；非人格化的文化、审美活动市场出现了；人类的文化、审美活动从被动转向主动，人性本身也不再处于压抑状态，这一切都无疑十分重要。例如，在人类文化、审美活动的需要方面，市场经济就起到了特殊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它“第一，要求扩大现有的消费量；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以便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 与此相关，“个性因而是人类整个发展中的一环，时又使个人能够以自己特殊活动的媒介而享受一般的生产，参与全面社会享受”，因此，市场经济“是对个人自由的肯定”。 这意味着：“自由”是个人参与全人类的创造性生产和享受的必然派生物，是通过市场交换充分满足自己对各种使用价值的需要的必然结果，因此“自由”首先就与人的物质享受有关。这无疑是对“享受”的正面意义的肯定。然而在有“洁癖”的传统文化、审美活动看来，“享受”只能是被无条件地加以贬斥的。由此，市场经济在拓展文化、审美活动的需要方面的积极意义不难看到。再如，在文化、审美活动的主体方面，“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 商品属性的拓展使得文化、审美活动者摆脱了自然经济的“人的依赖关系”，成为人格独立的自由生产者，正如马克思所说：市场经济“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这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而这正是“个性在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定阶段上的必然表现”。 而且，商品属性的拓展也造成了“工人”与“奴隶”之间的一个重大区别，这就是前者得以“分享文明”。这一切，必然导致传统文化、审美所竭力维护的“文化、审美的特权地位”和文化与非文化活动、审美与非审美活动之间的区分不再合法，同时也导致传统文化、美学在１９世纪最终论证完成的审美无功利性与审美活动的自律性不再合法，于是，文化与非文化活动、审美与非审美活动之间的交融，就构成了当代文化、审美活动的特定景观。这是文化、审美活动的“堕落”，但更是文化、审美活动的“新生”。正是在“堕落”中文化、审美活动才得以不仅仅固守于传统的在当代已经显得非常做作了的“类”的、人道主义的、抽象的、堂皇叙事的“自古华山一条道”，正是在“新生”中文化、审美活动才得以获得广泛的自由度，得以相对于过去远为充分地施展自身的文化、审美潜能。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文化、审美不再绝对独立于市场经济之外，是人类文化、审美的一种进步、一种解放，是不为过分的。当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也正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影响，人类的文化、审美反而又无法相对独立于市场经济之外，这，又不能不是人类文化、审美的一大退步，又不能不是人类文化、审美活动所面临的新的一大困境，也是不为过分的！

其次，市场经济使得人类的文化、审美活动回到“体内循环”的正确道路，意味着传统文化、审美的根本转型。在这当中，有精英文化、审美活动的出于某种特定历史原因的对于文化、审美的纯粹性的维护以及对于文化、审美与商品之间联系的顽强拒斥，也有应运而生的大众文化的出于某种特定历史原因的对于文化、审美的世俗性的提倡以及对于文化、审美与商品之间联系的热烈提倡。就后者而言，不难看出，正是因为文明发展中的社会局限性的全面暴露，“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传统的、理想的、本质的、必然的、普遍的东西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现代性的酸”使得一切“尺度”、“标准”、“原则”、“价值”、“规范”、“约束”都失去了存在的可能，“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所取代，才顺理成章地在内涵方面导致了大众文化的一系列的为我们所熟知的诸如平面、感性、印象、刺激、放纵、游戏等根本特征的出现。同时，由于市场经济导致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的二元消解，在思维模式上必然出现从二元到中介以及从对抗到对话、从对立到合作、从对立到融合、从对峙到沟通……等等全新的特征，也才顺理成章地在外延方面导致了大众文化的一系列为我们所熟知的诸如强调地域、民族、阶级、阶层、血缘、性别同一等根本特征的出现。

二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当代文化、审美是市场经济的间接产物的话，那么大众文化就是市场经济的直接产物，或者，就是市场经济的文化体现

大众文化之为大众文化，就意味着文化与工业的联姻，意味着开辟文化市场、以文化、审美去获取最大利润这一全新特征。文化与审美竟然可以在买和卖中实现自己，这实在是２０世纪的一大文化发明。它彻底改变了文化、审美与社会、文化、审美与经济的关系。从此文化、审美与市场、商品已经无法分开了，而市场、商品也找到了一个入侵文化、审美的有效方法，从而可以按照自己的形象对文化、审美予以改造。这也实在是２０世纪的一大商业发明。具体来说，市场经济的最大奥秘就在于：从物的消费这一经济行为转向了物的形象的消费这一文化的行为。西方学者有一句名言：商品拜物教的最后阶段是将商品转化为商品的形象，将物转化为物的形象，所揭示的正是这一现状。确实如此。在市场经济社会，“人已经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人造物的世界”（弗洛姆），它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人类的消费需要，为了使这过剩的“人造物”能够被推销出去，就只有通过无限地“撑大”人类的消费需要的胃口的途径来解决——这就是物的形象、商品的形象的出现的原因之所在 。例如在广告中的商品的形象就并非反映需要，而是构成需要，是把顾客的幻想包装起来，然后再卖给顾客（其中极端的情形是先把商品的真实意义掏空，然后让商品的形象乘虚而入）。更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使得人们的实际消费能力根本无法达到或者起码是无法全部达到了。于是，人们转而以幻想的方式去占有之。既然追求不到“幸福的感觉”，那么干脆就去追求“感觉的幸福”。人们以无法获得的欲望的获得为满足，以虚拟的形象来满足人类的无穷的幻想。在此意义上，我们应该说，对于虚拟的形象的崇拜是所谓拜物教的深化和当代转换 。在商品面前，人的劳动的社会属性被异化为物的自然属性，人与人的关系被异化为人与物的关系，从而被展现为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一种物品关系的幻想形式”。结果商品本来是人创造的，现在却反过来支配着人。于是在对商品的主观幻觉中，一切都成为幻觉，人的野蛮状态也在其中被复原了。这样，不但出现“把东西当人看待这虚幻、寓意的行为”，而且出现把人的意识转移到某种物品身上以致消解了崇拜者自身的人性而去盲目地服从物这一行为（所谓交换的倒错性）。人与人的关系被异化为物（商品）与物（金钱）的关系。这种对物的五体投地，最终导致了商品的成为“物神”。进而言之，由于在看待世界时，人们实际上始终只是在寻找一种能够满足自己的快感的替代物，但是这显然并非一种真实的体验，因此只有转而去寻找一种替代的快感的形式，这当然就是大众文化。另一方面，对应于这种快感的，并非商品自身的实在性，而只是更为诱惑人的商品的外观，只是这外观才反过来使消费的欲望反馈到需求的结构中，重新激起消费的欲望去买自己永远也不具有的东西，并且宁愿花钱买这种自己永远也不具有的东西。于是，商品的现实性悄然退场，让位于自身的虚幻性即形象。一切东西假如需要引起他人的注意，就一定要设法让人能够看到。因为人们只有看见才会愉快（所以某电视台的导购节目的开场白就是：天天流行看得见）。这，就是所谓将商品转化为商品的形象，将物转化为物的形象。于是，虚拟的形象就成为新的物神。这当然也就是大众文化。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简单地说，大众文化是一个针对市民社会而创造的想象的社区，是一种梦想类的商品文化(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好莱坞)。

在此，有若干问题需要加以注意：

其一，某些学者往往对精神产品的商品属性的存在大为恼火，尤其是对大众文化中的商品属性的存在，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中的商品属性的存在必然以贬低精神性为代价。其实不然。必须看到，商品性作为大众文化的前提无疑是对于传统文化、审美观念的狭隘性、封闭性、贵族性等局限的某种突破。原因很简单，所谓商品并非只是纯粹的物质的东西，它还是一种社会关系，并且还存在于流通领域之中。对于消费商品的人们来说，其中无疑包含着欲望、观念、情感等精神性的成分，那么，对于消费文化和美的人来说，其中难道就不包含物的、商品的成分吗？因此，精神产品的商品属性的存在并不必然以贬低精神性为代价。也因此，大众文化转而与商品联姻也并不必然以贬低大众文化所蕴含的文化、审美属性为代价。何况，在人类的文化、审美活动中属性、历史属性、伦理属性、乃至民族属性也是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的，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而贬低其中的文化、审美属性。因此，大众文化对于商品属性的密切关注，也并不必然以贬低大众文化所蕴含的文化、审美属性为代价。而且，大众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功于商品属性。因此，当我们斥责商品败坏大众文化之时，不要忘记也正是商品属性在抬高着大众文化。 其二，还有一些学者尽管并不完全反对大众文化与市场经济的联姻，但是他们却把这一联姻看做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因此对于大众文化就还是不持肯定态度。其实，颇有趣味的是，恰恰就是这些学者，对于传统文化、审美的出于某种特定历史原因的对于文化、审美的纯粹性的维护以及对于文化、审美与商品之间联系的顽强拒斥与当代精英文化、审美的出于某种特定历史原因的对于文化、审美的纯粹性的维护以及对于文化、审美与商品之间联系的顽强拒斥，往往总是混为一谈。在这里，存在着一个对于市场经济本身的理解问题。生产与消费本来是一个统一的过程，但是市场经济的出现却将两者加以区分。道理很简单，只有如此，不断的进步才成为可能。只有在动物那里，生产与消费才是直接统一的。而文明的进步就表现在中介环节的不断增加、扩展，市场经济则是中介环节的最为丰富、最为成功的表现结晶。对它，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加以拒绝（像传统文化、审美那样），而应该把它作为人类文明的成果来加以接受。并且在此基础上，或者立足人类未来去与之对话（像当代精英文化、审美那样），或者置身其中，作为它的文化、美学的辩护人，与之共存共亡。人之为人，毕竟是依赖于特定中介的，与特定中介同在，这，就是大众文化的选择。考虑到市场经济同样是一种深刻的文化现象，考虑到没有自由、公平这些基本的价值准则，就没有市场经济，考虑到市场经济同样需要把开明的自私、互利互惠、诚实守信、公正平等原则作为价值预期和社会资本储存而肯定下来，当市场经济把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文化预期肯定下来时，应该说，实在并非一件坏事。 其三，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正是由于与市场经济的联姻，导致了大众文化的粗制滥造。这也是不妥当的。在我们看来，大众文化的粗制滥造不是市场导致的，而恰恰缺乏市场调节的结果。正式由于缺乏市场的调节，由于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相互脱节，由于因此而产生的盲目性所导致的供非所求和求不得供，才导致了大众文化的粗制滥造。

其四，关于大众文化的评价，一些学者往往从市场经济所赋予大众文化的商品属性着手，去选择自己的肯定或者否定的态度。事实上这是远远不够的。在我们看来，更为值得注意的，应该是市场经济所导致的交往形态。从“人的依赖性”转向“物的依赖性”，“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能力的体系。” 在这里，个体与社会的尖锐对立使得人们将交往看作满足个人需要的手段，在这里，一方面，个人完全被孤立起来，“交换就是造成这种孤立化的手段”，另一方面，个人彼此之间又要以相互的全面依赖为条件，毫不相干的个人恰恰又要通过交往联系在一起。这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悖论（人的自由与交往总是以两歧的形式出现，在“物的依赖性”的时代，交往是以否定自由为前提的，而自由则是以否定交往为前提的）。交往既使个人孤立又使个人社会化。交往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纯粹的外在联系，一种丧失了个性特征的外在表现。角色与自我是完全对立的。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在私生活中是一个现实的人，但是却偏偏没有现实性，在公共生活中，人具有普遍性和真实性，但是却失去了现实性。 这实在值得我们认真领会。或许，我们可以将这种情况称之为：交往的物化。物与物的交往取代了人与人的交往。而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大众文化就正是一种物与物的交往的文化。不难看出，大众文化所导致的个体的消解以及社会交往的极大丰富，都应由此得到深刻的阐释。所以马克思说:"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 其五，对于大众文化所提供的梦想、幻想，也有一些学者不屑一顾。实际上，这些梦想、幻想的意义，就在于对于大众的心理抚慰功能。它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缓和大众在现实生活中的高度的心理紧张和内在焦虑,也强化从而加强个体对社会的认同感和安全感。在当代社会，这实在是极为重要的。本雅明曾以电影为例，对大众文化的这一功能加以说明："电影致力于培养人们那种以熟.悉机械为条件的新的统觉和反应,这种机械在人们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与日俱增。使我们时代非凡的技术器械成为人类神经把握的对象一一电影,就在为这个历史使命的服务中获得了真正含义。”这意味着电影的机械化有助于人们适应现实中的机械化,有助于人们在现实中的机械化面前保持人性。不仅演员得以借助机械作为工具去充分地展示自己作为人的形象，借助机械与观众进行沟通，而且观众也得以借电影缓解自身的异化体验,使得白天在高技术环境中的紧张可以在晚上通过电影院中的噶情感加以宣泄。所以,本雅明说:"在电影的诸社会功能中,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建立人与机械之间的平衡。" 进而言之，大众文化所提供的梦想、幻想所产生的对于大众的心理抚慰功能，还在于在当代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变相的工作形式，或者说，成为工作时间的继续。“所谓‘自由’时间实际上可能是由一种秘密工作所支配，这种秘密工作在三个不同的水平上给社会和经济组织带来活力：工作的组织、教育和训练，以及社会关系。”“一个人在工作上付出的代价越大，其职业越成功，其闲暇活动的组织仍然是紧密地依赖于由工作所创造出的社会的条件……”“事实是，娱乐活动根本不是无缘无故的──自由时间已经变得像工作时间一样可贵，因为它可以‘被搞得能获利’，因而必须对其进行投资。” 至于个中的原因，奈斯比特分析得十分清楚：“随着技术无孔不入的侵袭，还有其它的事物也在成长。人们对周围高技术的反应就是发展出一种非常个人化的价值系统，对技术的非个人化性质加以补偿”。 而作为一种工作的继续，一种与高技术相对的高情感即当代的大众文化正是因此应运诞生 。 其六，对于大众文化所体现的美学追求、文化趣味，一些学者也大不以为然。相对于精英文化的雅趣，他们将大众文化所体现的美学追求、文化趣味称之为畸趣。并且以以次驱好的“格雷欣法则”对畸趣加以剖析。其实，这也不无片面之处。与其说精英文化的雅趣与大众文化的畸趣之间是价值的差异，不如说是一种特征的差异。一者是强调提升，一者是强调宣泄；一者是强调提升，一者是强调宣泄；一者是强调深度，一者是强调广度；一者是强调反省，一者是强调愉悦；一者是为特定的欣赏者，一者是为所有的受众……这样，大众文化在市场中表现出更大的优势上并无令人诧异之处，更不应成为大加讨伐的理由。何况，如果说在传统社将某一种趣味钦定为正当同时将其它趣味打入冷宫的做法尚可理解的话，那么在现代社会这种做法就一无可取之处了。只是一种偏见、特权、排他性使然，诚如波德埃所指出的,整个历史之中都贯穿着不同社会阶级对"正当趣味"的争夺,"趣味(表露的嗜好)是对无法避免的差别的确认。毫不奇怪,趣味要从反面否定其他趣味才能确立自己。趣味比任何其他的东西都更需要在否定中获取确立性。趣味也许首先就是一种‘厌恶',一种出于对他人趣味的恐惧和出自肺腑的不宽容(恶心)所引起的厌恶。……每种趣味都觉得只有自己才是自然的,于是便将其他的趣味斥之为不自然和邪恶乖张。审美的不宽容可以是充满暴力的。对不同方式的反感可以说是阶级之间的最顽固的壁障。……艺术家、美学家的(学术〉游戏和他们所争的对正当艺术的垄断权其实并不那么单纯。艺术之争的关键是把某种生活的艺术强加于人,也就是说,把一己的装扮成正当的,然后再把别人说成是一己的。"

最后，在对大众文化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加以讨论之时，乐观主义的态度固然失之于片面，悲观主义的态度则尤其有害。因为它所导致的必将是对于大众文化的全盘否定。众所周知，悲观主义的理论源头是西方的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技术性的史无前例的介入所导致的技术文化的出现（尤其是媒介性的介入，导致了媒介文化的出现）以及商品性的史无前例的介入所导致的消费文化的批判，尤其是对于技术文化与消费文化的结合——大众文化的批判，是极为激烈的。这无疑是出之于一种对当代的文化现状的高度关注，但也是出之于一种乌托邦态度 。其中的根本缺憾，就是缺乏真正现代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支持。因此他们无法真正深刻地揭露商品社会存在的内在矛盾，并正确地指出超越“物的依赖关系”的真正方向，即走向“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财富的这一阶段上的自由个性”， 也无法真正认识到：“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消灭资本。” 因此，他们不但没有意识到导致文化、审美活动转型的以人本身为目的还是以交换价值为目的这一问题，是决定于生产方式的性质的；不但没有意识到透过对“人被物化”的异化性质的历史必然性与暂时性的揭露，去揭示那在全面异化形式中被扭曲了的人的全面发展的这一积极内容；不但没有意识到商品社会毕竟为人类克服文明发展的社会局限性提供了物质前提，而从最根本的角度看，他们也没有意识到：人类之所以对商品社会大加批判，并不是要把人类文明一笔抹杀（只是为了摆脱文化危机，人类才不得不牺牲掉人类文明中的那些积极成果），而是要以对于文明发展的社会局限性的文化自觉、美学自觉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来提供人类克服文明发展的社会局限性的文明前提、美学前提；换言之，只有根除了文明发展中的社会局限性，文化、审美活动才能够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因此对人的否定，只能是辩证的否定，其中必须还包含着对人的发展的肯定因素——人类的理想虽然暂时只能以否定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最终将表现为对这种否定性的扬弃与否定。这样，只注意到人性、心理、文化本身的弊病，片面地把美学看作完全是观念系统的东西，并且过多地陷入了一种文明发展与审美发展的悲观情绪、悲观阐释之中，应该说，是不尽妥当的，也是我们在借鉴西方文化、美学思想时所亟待避免的 。

三

当然，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而言，大众文化无疑也有其根本缺憾，这缺憾就表现为：商品交换活动与审美活动之间的界限的越位以及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的越位。

商品社会是一个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不但会放出天使，而且也会放出魔鬼 。我们知道，追求和实现物质利益是商品活动的目的，这无疑无可非议。然而一旦把这一目的无限夸大，并且无限制地扩展到商品交换之外的一切领域，就会把人与人的关系扭曲为一种物化的关系，甚至迫使人自身也以资本、劳动力商品等商品价值来表现自己。于是，人的特征只能被通过物性化的特征来加以表现，“经济人”成为人的形象。而且，在商品交换中必须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判断行为效果的尺度则是获取利润、赚钱。这样，在其中贯穿始终的只能是实用原则，至于同情、情感等非理性原则则无法进入。其结果，或者是导致一种双重人格（这就是我们在一些商人身上往往同时看到慈善与吝啬等两面性的原因），或者是导致一种异化人格。这样，人们刚刚摆脱了自然经济的“人的依赖关系”，就难免会又被“物的依赖性”所束缚。人与人的关系变成单纯的功利关系、金钱关系，失去了应有的完整性。大众文化也如此。作为一种“与魔鬼共舞”的文化，其内在的欲望动力一旦发育成熟，逐渐有了自主能力，就有可能试图脱离人类的控制，完全地走向商品化（只注意到对于“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的批判，却忽视了对于“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的批判）。而一旦完全商品化，大众文化就开始表现出纯粹的商品逻辑，甚至不惜降低姿态去向金钱献媚 ，为了引起关注而不惜恶狠狠地亵渎一切曾经被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不惜津津有味地咀嚼一切琐碎的生活趣味，甚至把神圣的历史“戏说”为某种既远离真实又俗不堪言的“传奇”，不惜与商品为伍并且心甘情愿地卖笑于街头巷尾，并且“心甘情愿地充当迪斯科舞厅的门卫侍者”（罗森堡）。物性的膨胀和神性的萎缩，就是这样同时地出现在完全商品化了的大众文化之中。假如任其发展下去，我们的时代就会成为一个灵魂空虚的时代，一个物欲主义的时代。人们只关心如何花钱、如何在大众文化中找乐。俗套的表演，脸谱化的形象，快餐式的片断，无限制的趣味，无趣味的猎奇，历史成为招贴画，包装大于内容，形象大于商品，情感的神话……没有精神，没有传奇，没有史诗，没有表达，没有思念，没有期待，没有承诺。甚至整个时代都没有了灵魂，也不再关心灵魂，灵魂只好漂泊。人们再也不会为什么事情而感动，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人与理想之间没有“约”，谁也不会对谁负责，谁也不会对自己负责。这实在是真正可怕的局面。文化、审美活动不再是时代的放歌台、传声筒，却反而成为时代的下水道、垃圾箱，不再是时代的一剂解毒药，却转而成为自我的一纸卖身契 。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的越位也如此。我们看到，大众文化固然在迎合市场经济社会方面有其积极表现，然而在深刻批判市场经济社会方面却有着根本的缺憾。事实上，面对市场经济社会的不足，真正的自由个性如果要得以表现，往往就要采取否定的形式，也就是以意识到异化并能够与之斗争作为自由个性的特征，以区别于对于异化毫无自觉意识的所谓个性，而人类的审美、文化本身也往往要在与普遍异化关系的对抗中才能得到发展，我们在前面所说的精英文化、审美活动的出于某种特定历史原因的对于文化、审美的纯粹性的维护以及对于文化、审美与商品之间联系的顽强拒斥，原因正在这里。令人遗憾的是，大众文化却正是那种“对于异化毫无自觉意识的所谓个性”的实现。在大众文化中，商品的消费价值从商品的使用价值中分离出来，文化的形式也从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中分离出来；传统的集体生活转变为公共生活，个人转变为大众，文化也从对于生活的解释转向大众的梦幻，成为大众的集体经验的编码或投射。于是，在大众文化之中，人类被出人意外地抛掷在它所编织的社会梦幻之中。它确实可以给人类以极大的安慰，这显然正是大众文化的美学贡献，但是这安慰又毕竟类似于饮鸩止渴，于是就难免使人在其中越来越感到孤独、陌生，越来越需要寻求庇护和归属。它意味着某种普泛化了的集体仿同和闲暇追逐，是精神的松懈而不是精神的执着。它以其被动接受了懒惰的本质。因此，在大众文化中，这种永无止境的盲目追求，多半不是借此得到什么，而是借此忘掉什么。因此尽管在形式上逐新猎奇，但在实际上却与真正的创新无缘。犹如大众文化宣扬经过组装、供人消费的时尚与时髦，但时尚与时髦偏偏导致不满（得到会不满，得不到也会不满）；一切都大有希望，一切又都毫无希望，这，就是大众文化的一体两面。也因此，在一定的范围内对大众文化加以提倡是可以的，但是假如唯大众文化而大众文化，甚至以大众文化“越位”去取代精英文化，当然就是大众文化的悲剧的开始。

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准确的理论把握之外，在我们看来，重要的不是一味的批判，而是要在“社会要分类、文化要分层”的观念指导下建立起成熟的文化市场。按照西方一位经济学家的划分：在非商品社会的时代，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是一种机械团结，是经济与文化对于政治的服从，在商品社会的时代，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则是一种有机团结，是经济、政治与文化三者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弥补、相互协调。因此，要改变商品交换的特性淹没了审美活动的特性这样一种令人焦虑的现状，关键并不在于回到传统的审美活动的老路，而在于逐步建立、完善一个作为文化、审美活动的保护机制的文化市场。(文化与工业的合作即所谓文化工业，是人类史中的一个奇迹。我们对此研究得十分不够。)它使得文化、审美活动在商品社会的条件下仍然能够正常地发展，使得文化、审美活动的相对独立性在商品社会的条件下仍然能够合法地保持，使得文化、审美活动的不同类型在商品社会条件下仍然能够和谐地存在。它不是要限制文化、审美活动的发展，而是要推动文化、审美活动的发展。因此，有人以为精英文化在商品社会必然会受到歧视，这实际上只是皮相之见。因为商品社会并不会置精英艺术于死地，而只是要罢免千百年来被错误地笼罩在精英艺术身上的“美学特权”。而这种“罢免”所导致的，就正是融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于一身的当代审美文化的诞生，也就正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美学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