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大众文化，在一般的意义上与以包括电子技术在内的现代技术有关，在特殊的意义上，则直接与以电子技术为核心的大众传媒有关。而无论现代技术抑或大众传媒，其中的核心都是一个，这就是：技术化对于文化的介入。

一

在当代社会，技术已经成为一种创世的力量。

一般而言，在人类世界已有的自然、人本身、社会这三大因素之外，技术可以说是被追加于其中的第四大因素。技术是人类感官的延长。它可以代替人类去作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以便人类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与传统的自然的手段不同，技术所凭借的是非自然的手段。在此意义上，圆形和蒸气机堪称技术的象征 (因此，汽车应该说是人类技术的最为典型的代表 )。以圆形为例，由于它的出现，人类得以增加行走的速度与力量，轮子开始取代了腿脚的功能，人类交通史上的机械时代正是从此而开始。此后，从轮船到火车再到汽车，人类甚至进入了一个通过轮子来创造道路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道路转而成为轮子的派生物。它把道路包孕其中。因此，圆形的轮子实在是堪称人类文明的加速器。至于飞机的出现，则可以看作是道路的无形化。它把道路卷起来随身携带。电子技术的出现，更进一步取代了轮子的作用( 有人说，电脑的出现，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一件相当于火的出现一样重要的事件，其实应该说，电脑的出现意义更为重大_)。这样，在新的千年，电子已经开始取代轮子，成为人类重构自身、地球的强大力量，千年之交，正是从Ｂ（atmn原子）向Ｂ（bit比特）大迁徙的时刻。总之，人类世界正是由于技术的全面介入而重新洗牌。人类本身也正是由于技术的全面介入而面临着重绘文明的“清明上河图”和重辟文明的“丝绸之路”的重大使命。

由此，我们看到，技术之为技术，实在应该被称之为一种创世的力量。西方因为人类自身的局限与有所不能而发明了上帝，<圣经>中声称：上帝可以做任何事情，也能够做任何事情，然而这毕竟只是虚幻，但是现在技术却使得这一切完全成为现实。技术就是人类为自己找到的上帝。相对于人类的局限与有所不能，技术却以自身独具的观念化模拟的神奇手段展现出自己的完美与无所不能 。它把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但是在想象中却存在着的世界真实地展现出来，从而出人意料地将可能世界嵌入了现实世界。甚至，与人类完全不同，技术不是先有实物再有设计，先有现实再有虚拟，而是先有设计再有实物，先有虚拟再有现实。因此，技术就不但可以模拟现实，更可以被现实所模拟。同样，技术甚至也不是拷贝式的模拟，不是完全以过去为准绳，而是虚拟式的模拟，偏偏以未来为依据。只要技术能够想象得到，就一定能够做到。从而，技术在以自己的工具本性去替代人类的器官功能的同时，也以自己的虚拟世界替代了人类的现实世界。就是这样，技术作了一切人类不想作之事，也作了一切人类不能作之事。结果，未来竟然在技术的挟持之下向我们走来，而不是我们通过自身的拼搏向未来走去。技术的进步带来的也竟然不再是人类的福音，而是对于人类自身的危害。就像一首流行歌曲所唱的那样：“这一次是自己而不是谁”（王菲）。技术因此而成为人类的真正的诺亚方舟，

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则是技术日益地对于人自身的全面取代。正如贝尔所指出的：“最初，人类设法征服自然规律，并且几乎取得了成功。最近一百年来，人类一直设法用一种技术规律来代替自然规律，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在很好的开展之中。” 确实，时至今日，我们已经不难更为清晰地看到技术所给予人类的深刻影响 。在２０世纪，技术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决定性的力量，人类理想的乌托邦。技术一路高歌猛进，引导人类建构一个完全独立的、与客观世界相脱离的世界。技术海德格尔说，技术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座架”和当代人的历史命运，确实如此。

当然，技术之为技术，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其中，积极的一面固然不可忽视，但是，其中存在着的消极的一面同样不可忽视。例如，麦克卢汉就发现，技术对于人类官能的替代在某种意义上又类似于一场“无痛截肢”，它使人类原有的功能被搁置起来。换上各种机械和电子的假肢。这无疑又会导致技术对于人类自身的异化。这一切，正如什克洛夫斯基所分析的：“工具不仅使手臂延长，而且还在人的身上获得延伸。”“盲人的触觉延伸到他探路手杖的末端”，“机枪手和低音提琴手是他们手中工具的延伸”，“司机的变化与汽车马力的大小相应”。结果，“物改变着人”。他还引了《战争与和平》中一个平时不起眼的士兵图申在他的大炮发射时产生的幻觉的例子，并分析说：“他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体格魁梧、力大无比、双手举着炮弹向法国人掷去的伟男子。”当然，这一切毕竟是虚假、麻木的，只能导致人类的身体丧失对于世界的真实感觉。同时，技术的出现在使得人类的工作方式更多地走向精神化的同时，也使得人类的精神生活更多地走向技术化、使得人类的生活方式更多地走向物质化。更为重要的是，技术固然可以通过观念化模拟的方式去作一切人类不想作之事以及一切人类不能作之事，但是其手段却只是复制，因而也就必然要以牺牲人类最为可贵的人性体验、情感体验、内心体验作为代价，等等。不过，无论如何，一个更为明显的事实却毕竟是：我们已经无法退回一个没有技术的伊甸园！

二

技术对于文化的影响，更为引人瞩目。毋庸置疑，技术性对于文化的介入，已经成为人类在20世纪所遭遇到的一个斯芬克斯之谜。

技术化对于文化的介入无疑是20世纪的一大特征，也是20世纪最为突出的文化景观 。在传统时代，技术对于人类文化、审美的影响并不十分关键，而且，人类文化、审美就其本质而言，对于技术性的介入也是持明确的否定态度的。所以中国美学才会强调：“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西方的哈贝马斯也才会认为：技术性的介入对于文化、审美而言毫无用处。“一种一定的，即使是非常‘进步的’技术的运用，也丝毫没有表达出艺术作品的美学价值。艺术作品即使具有十分原始的‘技术’一一如没有任何透视知识的画一一,也可以具有在美学上完全的、与合理技术基础上创造的完全相同的价值,即使在艺术意愿局限于‘原始’技术下所产生的那种形式的条件下,也可以具有美学上完美的价值。新技术手段的创造,首先只意味着越来越大的区别,并且只提供了价值提高意义上的艺术越来越增长的‘财富’的可能性。事实上,新技术手段的创造,不少具有形式情感‘贫困化’相反的效应。”

具体来说，所谓文化，是在物质、行为（包括仪式、节日、制度等集体行为与个体行为）、精神方面体现出来的对于意义的生产与解释。而技术，按照《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界定，则是指的“人类改变或控制客观环境的手段或活动。”在传统社会，人类的生存方式是自然本体论的。在一定意义上，这可以被称之为一种直接的生存方式，一种技术含量几乎为零的生存方式。这意味着：尽管人类是借助于外在的工具这一特定的手段才实现了自我的超越（因此技术是人类所特有的最早而且最能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活动，但是却毕竟只能作为自由的手段，而不能作为自由的目的），尽管人类也正是因此而置身于手段与目的的永恒矛盾之中，然而由于人类所借助的外在的工具毕竟只是自然的，因而人类生存的手段就整体而言也就仍旧是自然的，不但与自然未曾分离，而且人类对于自然的“改变或控制”事实上也无非是自然对自身的“改变或控制”， 这一点，我们从传统社会所特有的自然进化、躯体进化、体内进化的方式就不难看出。也因此，在传统社会中人类生存的手段从根本上而言，也就仅仅只是作为人类生存的目的的相对一极而存在，但却并不优越于人类生存的目的，更无法取代人类生存的目的。当然，人类有时也会迷失在手段的王国里，例如在西方出现的理性手段的突出以及在中国出现的伦理手段的突出，就是不容忽视的例证，不过，由于它们从根本性质而言并没有外在于人本身，而且也仍旧是自然的，因而无法对人类施加任何的根本影响，而只是造就了人类生存的内在紧张，从而使得人类生存始终置身于一种“必要的张力”之中。而且，我们看到，由于审美的介入，即便这内在的紧张与“必要的张力”也得以深刻地协调。人类在理性、伦理方面的异化在审美方面都得到了扬弃。显然，正是人类在理性、伦理方面的异化的扬弃这一重大使命使得审美充盈着自己特定的深度空间、不可取消的距离以及 “妙不可言”的内容。道与技、言与意、形与神，情感与语言、内容与形式……之间所存在着的内在矛盾，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之间所存在着的外在矛盾，更形成了一道道保护人类生存的内在的紧张与“必要的张力”、保护审美的天然屏障。人类的生存因此而成为曲线的、复杂的、循环的，自然本体论的的生存方式的指向也因此而始终围绕着生命自身的目的这一根本目标。

进入20世纪，人类的生存方式转而成为技术本体论的。在一定意义上，这可以被称之为一种间接的生存方式，一种技术含量占据主导地位的生存方式。这意味着：一方面，从手段的角度讲，技术手段已经不再是自然的，不但与自然完全分离，而且也不再是自然对自身的“改变或控制”，而是人对自然的否定 。这一点，我们从当代社会所特有的技术进化、工具进化、体外进化的方式就不难看出。在传统的自然进化、躯体进化、体内进化，一切都只能是线性进化，即使是不断进化，也非常缓慢，而现在却是非线性进化，它不仅可以替代、放大、优化人自身的种种不足，而且因为放在人类的身体之外而得以无限地加以提高。这样，人创造了技术手段，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奇迹，可是技术手段又转而创造了更多的奇迹，这实在是奇迹中的奇迹。遗憾的是，技术作为手段却并不与人类生存的目的构成严密的对应。因为技术所针对的是大自然与被自然化了的人本身，是手段与对象在发生关系，但却不是手段与人本身在发生关系，人类生存的目的就是这样被轻轻搁置一旁。结果，一切都开始与技术有关，但是一切却又偏偏却与人自身无关。更为严重的是，技术往往以最节能的最优路线来改变或控制对象，所谓“两点之间直线最短”， 因而总是从面向未来的发展向度亦即对于时间的单向理解来看待世界，这难免就会导致世界的直线性。而一旦以此看待人类生存，更会导致生命本身的直线性。这无疑是与人类生存的目的背道而驰的 。另一方面，伴随着技术的无限扩张的，是理性手段、伦理手段的消解。对此，从西方的“上帝死了”与中国的“父亲死了”之中，就不难看到。然而，令人震惊的是，人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理性异化与伦理异化是审美的对头，因此只要取消了理性异化与伦理异化，人类就会进入自由的王国，可是现在情况却恰恰相反，面对理性异化与伦理异化的消解，人们发现：距离自由不是更近了，而是更远了，甚至连人自身的存在都反而成了问题。一旦失去了对立面，审美本身也就失去了人性的根源，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不再去否定现实，而是否定自身，也没有了深度的表现，而只是平面的宣泄。最终，人类的精神王国一旦没有了内在的紧张与“必要的张力”、审美也就只是一场游戏而已，无限扩张的技术因此而轻而易举地乘虚而入，摇身一变，竟然成为审美的主人。人们经常说：在当代社会，技术已经取代神话与宗教而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道理就在这里。本来，技术作为手段充其量也只是自由的前提，但是却绝对不是自由本身。可是，现在犹如手段对于目的的僭代，技术也成为对于人自身的僭代。技术因此而成为人造的上帝。结果，人类创造了技术，技术又反过来创造着人类。也因此，在当代社会中作为人类生存的手段而存在的技术就不再仅仅只是作为人类生存的目的的相对一极，而是取代人类生存的目的成为唯一的一极 。

三

杜夫海纳指出：在当代，审美活动总是同人的活动尤其是技术联系在一起的。（参见杜夫海纳等著《当代艺术科学主潮》的导论，刘应征译，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确实如此。而没有文化的技术化就没有20世纪文化的进步，没有技术的文化化就没有20世纪大众文化的诞生，应该说，也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因此，就技术对于人类文化、审美的影响而言，因此而导致的文化的技术化与技术的文化化就同样发人深省。

首先看文化的技术化。

文化的技术化，是指的技术作为全新的文化、审美手段，进而改变了文化、审美本身。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说来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在这里，所谓技术“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正是马克思对于文化的技术化的敏锐洞察。而在20世纪，技术对于人类文化、审美的介入，更是越演越烈，应该说，技术对文化、审美的渗透已经无所不在。

具体来说，第一，技术的介入导致了人类审美、文化的对象的拓展。这一拓展首先表现在文化、审美的对象的扩大方面，例如由于技术的介入，使得过去仅仅局限于文学、艺术之中的文化、审美的对象，被扩展到了日常生活之中。无限大、无限小、无限近、无限远这些过去凭借肉眼、肉耳无法进入审美领域的对象都得以登堂入室。上个三四十年代全景焦点镜头的出现（这使得前景与后景的人物、动作可以保持同样的立体感与清晰度）使得日常生活的诗性被充分暴露出来（所以巴赞才提出纪实美学），数字音乐磁带使我们领略了过去所无法听到的近似完美的声音。更为典型的是睫毛的美化。古代诗歌中歌颂什么的都有，但是就是没有歌颂睫毛的，这说明在古代还不存在睫毛的美化。然而在当代却由于技术的介入而发现了这一细微的美，到处可见的睫毛夹、睫毛膏、假睫毛就是这一发现的例证。指甲的美也如此。修整涂磨指甲的审美时尚应该说是自古有之，但是，没有技术的极大普及， 20世纪指甲美的时尚就不回得到迅速发展，20年代的珊瑚色蔷薇指甲、30年代的五颜六色的修指甲术，都是技术进步的结果。而且，正是由于凉鞋的普及,修整脚趾甲才在部分人中间流传开来。而合成染料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更使得今天的修指甲时尚在色彩方面能够达到包罗万象的程度一一包括深蓝、金黄和乌黑等等。总之，人类的文化、审美已经被技术武装到了牙齿。一个广告女模特在广告上洋洋得意地说：“美是秘密吗？我不觉得。”确实，美已经不是秘密，而成为一道道工序：纹眉、纹眼线、睫毛加长、高分子合成双眼皮、无痛拉皮去皱、无疤痕去眼袋、激光祛斑、电子漂白、人工酒窝、软组织注射隆胸、超声乳化抽脂减肥，等等。但是其次，更为重要的却是表现在文化、审美对象的被虚拟化，这正是技术观念化模拟手段的必然结果。例如影视中的配乐，但是生活中却显然是没有配乐的，这一切只能是虚拟的结果。又如录音机的将噪音音乐化，这也无异于以虚拟的方式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再如宇宙人、卡通人物的出现，更完全是虚拟的结果。电影〖星球大战〗、〖谁陷害了兔子罗杰〗、〖侏罗纪公园〗、〖阿甘正传〗中的外星人的格斗、神态逼真的恐龙、假可乱真的历史……真实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也都是只有在想象中才有可能出现的东西。

第二，技术的介入导致了人类文化、审美的范围的拓展。在这里，最为值得一提的就是：复制技术。由于复制技术的介入，实现了文化产品的批量化生产，文化、审美的公共空间得以形成。例如多轨录音技术的出现，就使得乐队的录音被大大简化。只要用能分别录入２４个声道的２４轨录音机，任何一首歌，从鼓机、报号到电子合成器，再到弦乐、管乐器、吉它、民乐一直到独唱，就都可以分别在不同时间由各个轨道分期录入，而且在分期录音中，还可以通过换轨进行加位，例如录完７把小提琴、２把大提琴后，再换轨加录一遍，两遍合在一起，就获得了１４把小体琴、４把大提琴的演奏效果，这样一来，制作成本就大大降低了，而由此而得到音乐享受的却遍及整个世界。再如各种乐器的制作技术的提高，导致了现代的管弦乐队的出现；隔音技术、声学技术导致了现代音乐厅、歌剧厅的出现，唱片、录音磁带制作技术导致了音乐的二度创造，电子琴、电子合成技术导致了新音色的出现。这一切也都程度不同地导致了文化、审美的公共空间的拓展。又如在录音机、电视、电影、卫星、电脑充斥世界的今天，地球甚至不再是一个村庄，而只是一个针尖，审美、文化的传播范围、速度也因此而大大加快。过去的“面对面”与“共同交流”的狭小的文化、审美空间，经过复制技术手段的中介转换，成为了一个全球都可以共享的对象。许许多多的异域风情过去都无法亲眼目睹，而现在却在电影中“历历在目”，世界三大男高音大歌声过去根本无缘耳闻，现在通过电视却“声声入耳”。没有电视中的“春节联欢晚会”，费翔绝不可能在中国一夜成名。钱钟书的广为人知，也与他的作品被搬上电视、电影有关。总之，“由于艺术作品复制技术的发展，时至今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这个世界上的艺术的极其逼真的复制品来充实我们自己私宅的空间，以在几乎最令人满意的条件下去沉思它们。我们全都变成了王子。”

第三，技术的介入导致了人类审美、文化的形态的拓展。这包括整体形态与个别形态两个方面。就前者而言，不论是19世纪即将结束时随着声光化电计技术的发明而诞生的电影，还是20世纪50年代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电视，或者２０世纪最后１０年随着电脑技术的巨大进步导致的多媒体与交互式信息网络的迅速普及，都是技术的介入的结果。再如视觉艺术领域的照相、电影、电分彩色印刷、电视、录像、镭射影碟，听觉艺术方面的唱片、广播、录音机、ＣＤ、音响系统、卡拉ＯＫ，也都是技术介入的结果。就后者而言，技术的介入也导致了文化、审美的个别形态的拓展。例如，调频电台的出现与繁盛, 就导致了调幅电台的转向，由于调频电台用来播出音乐显然具有更高质量与更大魅力,以致 1982年5月10日竟然成为美国广播史上最让人伤感的日子之一,因为就在这一天，WABC电台的调幅音乐节目宣告结束。尽管它曾是全国最有影响力的摇滚音乐电台,但是现在由于调频音乐节目占据了统治地位,它也不得不把自身改变为全谈话节目。这对于热爱这一节目的人而言,丧失了他们半个世纪以来熟悉而且喜爱的东西,WABC的谈话节目听起来就好像是一首调幅电台的挽歌。激光唱机对传统的电唱机的取代也如此。相比之下，激光唱片具有更好的音响效果,激光唱机也可以提供更多的节目选择。例如，早期的电唱机一般可以提供200首供选择的歌,而新的激光唱机可以提供700首至1000首。至于电影的从默声到有声到黑白到彩色到数字时代，其间技术更是为它创造了一切不可能的可能，创造了20世纪最最辉煌的梦想。

第四，技术的介入导致了文化、审美自身的更新。文化的技术化并不意味着技术对于文化、审美的完全取代。文化、审美作为人类一切文明的凝聚，不可能仅仅与技术完全对应。而且，文化、审美与技术之间应该是互相补充的关系，而不应该是互相敌对的关系，更不应该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尤其是作为技术的大敌的文字，它是人类智慧的根本所在。这一点，从动物虽然可以看电影、电视却不可能看文字，可以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因此，尽管写作是覆盖面最小的一种方式，但又实在应该是最持久的一种方式。所以，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借助技术去补充文化、审美的不足，而不是借助技术去取代文化、审美。文学艺术就是如此。由于技术的介入，文学艺术的界限固然在日益缩小 ，但另一方面，文学艺术的界限却又日益扩大。技术迫使文学艺术去寻找自身的创造潜能、自身的为影视所无法替代的特性。昆德拉就刻意要创作一部无法被改变为电影的小说，而〖尤利西斯〗、〖局外人〗、〖瘟疫〗，也至今根本无法搬上银幕。实际上、我们再0世纪所看到的作家的种种艰苦努力，正是意在通过对于技术的拒绝来重新确认自己的精英地位，亦即重新确认自身的膜拜价值，重新确认自身的稀缺性。绘画也是如此，倘若不是摄影技术的逼迫，绘画或许就不会走上以强烈的个人主观感受、主观精神作为表现对象的抽象之路。何况，电视、电影等技术含量极高的文化、审美形态的问世，也并不必然导致传统文化、审美形态的覆灭。有时候，他们彼此还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例如电视剧《围城》的问世，就导致了小说《围城》的畅销。再以绘画为例，１９６５年以来，美国各美术馆的参观人数从每年２００万增加到每年５００万，１９６０年以来，日本新增加了３２００家以上的美术馆，而前西德在十年里也新设了３３００家。这事实上也与电视的宣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三

在技术对于人类文化、审美的介入之中，更为重要而且也更为值得一提的，是技术的文化化。这意味着：技术不但要影响一般的文化，而且要制造自己的文化。显而易见，大众文化正是技术自身的直接产物。

在这里，需要解决的是现代技术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一种深刻的对应关系。

我们知道，技术在２０世纪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决定性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技术之所以能够如此，关键在于它已经远远不同于传统的技术。它已经不但能够借助复杂的技术系统来满足人类的各种需要，而且能够为人类制造各种需要。它不但能够复制现实，而且能够虚拟远比现实更为完美的现实，能够把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但是在想象中存在的世界展现出来。于是，现实的人以及现实本身却反而置身被淘汰的境遇 。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的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加里斯蒂尔在看了电视之后就十分愤怒，以致于要站在电视面前激动地表示：它不许有任何现实！确实，任何现实比起电视都是有缺陷的。都要被虚拟现实淘汰。这样一来，就使得虚拟转而凌驾于现实之上。它制作现实，驾驭现实，甚至比“现实”更“现实”。而且，今天的虚拟就是明天的现实。于是，生活从家园变为驿站，充斥其中的是一种“不知今夕何夕”的赶路意识、赶时髦心态，就像电脑的不断升级，每个人都时时处处疲于奔命，都置身{生死时速}的“一日游”之中。生活成为支离破碎的世界，不再具有任何的完整性、稳定性、永久性，人与现实、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一次性的合作与一种用过即扔的交际成为时髦，不要质的深度，只要量的广度，大量、频繁而又只及一点、不及其余，迅速建立联系又迅速摆脱联系，“聊天”取代了“谈心”，际缘取代了血缘与业缘，横向联系取代了纵向联系，这使得当代人无法维系于过去，而只有维系于未来，最终就只能成为无根的寄居人、失家的行乞者。显而易见，现代技术所导致的这一心态迫切需要一种内在的心理补偿。这就是所谓“高情感“的出现。为此，美国哈佛大学长期作家赖德勒曾断言：“当代社会的生存之战通常是情感的生存之战。”奈斯特更在〖大趋势〗中大声疾呼着“高技术与高情感的平衡”：“无论何处都需要有补偿性的高情感，我们的社会里高技术越来越多，我们就希望高情感的环境。”“我们周围的高技术越多，就越需要人的高情感。”

大众文化就正是一种高情感文化。它既是因技术而生的产物，又是为技术而生的产物。就后者而言，作为虚拟的世界的对应物，大众文化体现的是一种虚拟的情感。犹如人类的某些人为的欲望是被吸毒、酗酒刺激起来的一样，人类的虚拟的情感则是被技术刺激起来的。现代社会的技术不断地刺激起人类的某些更多、更新、更奇、更具诱惑的欲望，而大众文化则不断去满足这些欲望。麦克卢汉的那个十分机智的比喻：“人与机器的做爱”，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本来，是欲望、情感的渴望使得人类制造了机器（例如计算机），并且与之“做爱”（技术性的交往），“做爱”的过程，当然也就是机器满足人类的欲望的过程，然而，令人震惊的是，这同时又是调动、刺激起更高、更强烈的欲望的过程，而且，欲望和行为还都在不断地升级。结果，技术就类似一个可以不断地剥下去的洋葱，在剥了一层之后，总是会有不断更新的新的洋葱皮要剥（这类似新一代的技术），而人一旦拥有某一层洋葱皮，也就同时意味着即将成为弃妇。这样，人类自身就时时刻刻追求着升级，追求着更新换代。遗憾的是，在技术不断赢得青春、活力的同时，人类却在交往中日益失去了红颜。一切都是转瞬即逝的过客，在变化中唯一保持不变的，就是强烈的物质消费欲望本身。这样一来，技术本身也从欲望的手段反转为塑造、操纵欲望的主导方面。换言之，技术本来是源于人的欲望，但是却又反而凌驾于欲望。人成了自己的欲望的仆人。不难看出，大众文化所要满足的，就是这样一种被高技术刺激出来的强烈的物质消费的欲望。艺术社会学家豪塞尔曾举过广播和电视的例子，他说：“现在，作为无线电广播的听众或电视观众，选择只有两个：要么将机子开着，要么把它关了。说大众的目的是满足公众的需要，这是一种站不住脚的借口，事实上公众的需要已受大众艺术的制约了。” 可见，大众文化在制造着人们的欲望的同时，又同时就在满足着人们的欲望。例如随身听，我们知道，流行歌曲是私语性的，象征着情人间的窃窃私语。把流行歌曲的这一特点挖掘得淋漓尽致的，正是随身听。随身听是属于个人的，并且是不与他人分享的。当你把耳机塞入耳朵，按下“play”，就既把音乐招之而来，又把世界挥之而去。在这方面，随身听确实很容易制造一种知己的气氛，堪称是保护个人的美学甲壳。因此对于随身听的需要恰恰就是随身听自身制造的。再如，电脑之所以能让人们在网上一“键”钟情甚至一“网”深情、“芯芯”相印，并能够勾起人们的浓厚兴趣，其原因，就在于能够“不见不散”，因为“不见”，所以当然也就能够“不散”。值得注意的是，人们过去只有一“见”钟情甚至一“往”深情、“心心”相印，但是却从来就没有一“键”钟情、一“网”深情或者“芯芯”相印，这一切，同样也是被网络制造着并同时加以满足着的。

就前者而言，大众文化又应该说是技术的直接产物，是通过技术而包装了的人们的情感。例如，没有话筒就不可能有流行唱法的出现(流行唱法就是人声加话筒声，而美声唱法却不需要话筒)；没有录音棚也就没有流行歌手的问世 ；没有电视也不可能有MTV的出现，更不可能有万人空巷的“电视剧”热潮。而没有录音机，流行歌曲的出现、流行歌曲的“流行”也无法想象。录音机与邓丽君的流行歌曲之间的密切关系，就是当代中国人所熟知的一个例子。MP3唱片更为引人瞩目。MP3唱片是一种压缩软件，其工作原理是把声音极度压缩以后再加以放大，但是压缩得越多就越失真，不过人的耳朵根本难以分辨的。如此一来，一张MP3唱片就可以将邓丽君的歌曲搜罗殆尽。而且，十分值得注意的是，过去的音乐不论如何流行，都总是以具体事物的面目出现的，例如音乐会、盒式磁带、密纹唱片、激光唱片，等等，而MP3的出现却将音乐的传播变成为信息的传播。在这里，技术的运用甚至改变了人类聆听音乐的方式。这样一来，也就进一步改变了权利精英的霸权。音乐的传播与聆听都成为一种信息处理的方式，所有权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了。而且，音乐作品也从物质财富转化为信息财富。过去音乐的消耗无论如何总是要受一定的限制，因为它毕竟是物资财富，而物资财富在消耗之后就会消失、损耗。但是现在音乐作为无形的知识、作为信息财富却根本不同，消耗之后不但依旧存在，而且甚至还会增长，因为在消耗中还有交流。所以还可以共享。这，无疑也使得音乐的流行“锦上添花”。而技术的进入，也为大众文化带来了自身区别于一般文化、审美的特性。例如，在过去总是存在一个“说者”，文化、审美中的内容是以“说者”的身份出现的，也是外在于“听者”并且在“听者”之外发生的。就好象过去总是“从前有座山”、“在很久很久以前”，“某处、过去、有一件事”；现在“说者”却消失了，只是“这里、现在、有一件事”，文化、审美成为生活（时尚生活、奇观生活）本身，文化、审美的神秘性、神圣性消失了。再如，过去绘画、雕塑(例如在莱辛的美学中 ）都强调要表现最富于孕育性的一瞬间，电影、电视的出现却使得人们因为要不断追随形象本身的历时性的运动而不断转换自己的视觉，而正是在视觉的不断转换中，人们才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视觉快感。又如，录音技术的出现打破了过去的一次性的演出特性，因为一次性，艺术才不断创造、万古常新，也才导致不可企及、无比崇高的经典的出现，而现在录音却使得创作成为制作，不再是一次性的了。在录音中艺术家可以反复演出，直到完美为止。这样，尽管人们对它的欣赏就从未知变为已知，而且因为完美而生厌，日益变得挑剔起来，以致最终从关注音乐本身转向关注不同的演出水准，尽管在录音中现场气氛已经完全没有了，剩余的的只是音乐的十分干净的提纯物，因此在录音中出现的实际只是声音而并非音乐，但是也因此而形成了大众文化的欣赏偏重“愉悦”、“瞬间”、“震惊”这一美学特性。

四

还回到本章的开头，在我们看来，技术之为技术，实在应该被称之为一种创世的力量。它不但可以为人类造世（界），而且可以为人类造梦！大众文化，就是它为人类造就的大众之梦、白日之梦。

毋庸置疑，作为技术为人类所造之梦，大众文化给予人类的那样一种非常的享受实在是空前的。人类吃惊地发现：要想赏心悦目，只要插上电源就可以美梦成真。一切烦琐、痛苦、烦恼、忧愁、恐惧……都会在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切欲望、渴求、期待、爱恋、追求……都会在一瞬间荡漾得如痴如醉；一切贪欲、卑鄙、龌龊、私念、罪恶……都会在一瞬间宣泄得淋漓尽致。何况，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技术更以它无所不能的神奇完全主宰了人类的喜怒哀乐，引导着人类的喜怒哀乐，甚至——就是人类的喜怒哀乐。这使我们意识到：在大众文化之中，人类所触及的已经不是所谓的技术，而是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更有甚者，大众文化已经引导着人类走上了一条文化、审美的不归之路。

现在的问题是：应该给予大众文化以怎样的评价？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似乎是大众文化的乐观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天生就是合理的，而且应该与技术一起受到人类的赞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似乎是大众文化的悲观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天生就是不合理的，必须应该与技术一起受到人类的诅咒。然而，在我们看来，问题远远没有如此简单。事实上，大众文化并不真的就是“文化”，而是人类的一种娱乐方式。在此意义上，假如一定要说大众文化就是“文化”的话，那也只能说：大众文化只是一种娱乐文化。至于大众文化的利弊得失、成败荣辱，无疑也只能从这里给以深刻的阐释。

众所周知，传统的文化与审美往往以摈弃娱乐性作为基本特征。在它看来，娱乐是一种消极的心态。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传统美学总是用劳动的合理性来说明娱乐的合理性中找到答案，例如中国讲的“玩物丧志”。柏拉图在〖法律篇〗中也说：精神怜悯他们生来如此受苦难，而以劳作后休息的宗教节日的形式来使人们消遣一下。似乎，人不劳动就不能娱乐，劳动成了娱乐的前提。而在当代社会，我们看到，娱乐第一次具备了自身的合理性，也成为人类理当享有的生命权利。１９２８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示说：有史以来，人类将首次面对一个真正永恒的问题——如何利用工作以外的自由与闲暇，过快乐、智慧与美好的生活。而马克思、恩格斯也早就指出：“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 事实上，“娱乐”与文化、审美也“有着必然的联系”。于是，工作固然可以创造文明，娱乐也可以创造文明。娱乐固然是为了工作，工作也可以为了娱乐，甚至在发展与和平之外，娱乐成为人类世界的第三大主题。因此娱乐不再在文化、审美之外，玩得好就是有文化，玩得开心本身就是会审美。爱玩并不可耻，可耻的是不让人类玩。显然，大众文化所充分展开的，正是文化、审美中被长期遮蔽起来的“娱乐”这一人类本性。贝尔断言：“美学成为生活的唯一证明”， 原因就在这里。科林伍德指出：“如果一件制造品的设计意在激起一种情感，并且不想使这种情感释放在日常生活的事务之中，而是要作为本身有价值的某种东西加以享受，那么，这种制造品的功能就在于娱乐或消遣。” 原因也在这里。

由此我们想起了口香糖、瓜子之类的小吃，比起那些正餐的美味，他们确实无法果腹，但是它们却可以“浍炙人口”。尽管无法满足胃口的需要，但是却可以满足舌头的需要。然而，难道舌头的需要就不是需要？这正是为人类在长期以来所完全忽视了的问题。大众文化，就正相当于人类文化、审美之中的口香糖、瓜子之类的小吃。再打一个比方，大众文化还让我门想起了麦当劳、肯德基之类的快餐，比起那些精心制作的正餐，它们确实无法给人以美好的享受，因此国外甚至称之为“食物垃圾”，但是它们却可以“聊补无米之炊”，尽管无法吃好，但是却毕竟可以吃饱。然而，在没有足够的金钱、时间或者饮食文化的准备的情况下，难道吃饱的需要就不是需要？这也正是为人类在长期以来所完全忽视了的问题。大众文化，就正相当于人类文化、审美之中的麦当劳、肯德基之类的快餐。而且，麦当劳、肯德基之类的快餐与大众文化，作为技术在20世纪的两大创造，恰恰可以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

我们当然没有必要拿那些正餐的美味与口香糖、瓜子之类的小吃和麦当劳、肯德基之类的快餐去互分高下，犹如没有必要去拿传统的文化、审美与大众文化去互分高下。因此，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的担心实在是多余的。不过，我们又必须指出，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的乐观也完全是盲目的。只是，这盲目并非来自对于大众文化的通俗、浅薄、无聊甚至媚俗的懵然一无所知（对于大众文化来说，通俗、浅薄、无聊甚至媚俗实在并非缺点，而是特点），而是来自对于大众文化的温床——技术的懵然一无所知。这样，假若我们联想到：与其说技术的高度发展的动力是来自于人类改造世界的渴望，不如说技术的高度发展的动力是来自人类强烈的物质欲望，我们就会意识到，大众文化的真正危险，来自技术的无休无止的制造冲动。欲壑难填，贪得无厌，这，正就是技术的本性的写照。无休无止的制造大众文化，这，也必然是技术的唯一选择。这样看来，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只能是为人类服务的大众文化最终反而成为人类的主人，成为新的造物主 。在这方面，歌德描写过的浮士德与梅菲斯特之间的交易以及黑格尔关于主人与奴隶的著名讨论都是众所周知的：主人丧失自由，而奴隶获得自由。当２０世纪的人类面对技术与大众文化时，出现的正是这种情况：技术获得自由，而人类却丧失自由；大众文化获得自由，而人类却丧失自由。最终，当技术和大众文化能够对一切都有所作为，人类所能做的就只能是无所作为，只能是以俯首贴耳来冒充有所作为。由此而产生的技术与大众文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对人进行异己统治的文化力量。这，或许就是庄子所时时警示后人的所谓“役于物”？

由此，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世纪性的重大课题，这就是：审美的异化 ！自康德以来，几乎所有的思想家都认定只有审美才是唯一的自由之路。然而，当审美在外在的方面与自然彼此隔绝，在内在的方面与理性、伦理彼此隔绝之后，技术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完成了对于人类的最后一块阵地——审美的“和平演变”。 特定的深度空间、不可取消的距离以及 “妙不可言”的内容消失了，道与技、言与意、形与神，情感与语言、内容与形式……之间所存在着的内在矛盾，以及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之间所存在着的外在矛盾也消失了，人类的生存因此而成为直线、单一、断裂，生存方式也从自然本体论转向了技术本体论。拉康之所以会在笛卡儿的“我思”之外又深刻地揭示出“我看”的存在，也正是有见于此。在这里，始终关注着现实的世界被始终关注着自我的幻像所代替。结果，大众文化无非只是奈斯比特所谓与技术的硬性相对应的“技术的软性”，无非只是海德格尔所谓的“精神最终成为小摆设”。 海德格尔指出：“我们这个世界的精神沉沦已进步到如此之远，乃至各民族就要丧失最后一点点精神力量，丧失使我们还能看到这一沉沦的精神力量。” 这，实在是令人痛心的一幕 。那么，为什么对人的异化的反抗却反而导致更进一步的异化？为什么意在消解理性异化、伦理异化的人类却偏偏又陷入了新的异化？在克服异化的过程中如何不被再次异化？如何才能够真正使人在克服异化中成为人？如何才能够从大众文化的险境中获救？这一切都期待着给出答案！

遗憾的是，没有人知道人类是否能够真的给出答案！我们在历史中所获悉的仅仅是：从二次大战以后开始，人类产品中的技术含量每隔十年就增长十倍。我们在科学家那里所可以听到的仅仅是：到２０５０年，机器的能力将超过人类，到２０９９年将将只有少部分人保留生物肌体，大多数人将把自己的思想转换成电子电路，因而得以获得永生。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吗？唯唯否否。对于我们而言，技术实在是一个全能巨人，在它的身上到底蕴涵着多大的能量？无人能够预测；究竟有什么是它所无法作到的。

我们所能够预测的仅仅是：技术的发展根本无法预测。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技术通过大众文化引导我们进入的，究竟是幸福的得乐园还是绝望的失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