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朱正先生所著《报人浦熙修》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全面记述了著名女记者浦熙修的坎坷一生，读后使人十分感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浦熙修其人，可敬、可悲、可叹。她从1937年进入南京《新民报》社起，就在共产党的影响下，积极报道抗战进程，鼓舞民众为夺取胜利而努力。抗战胜利后，她出色地报道了国共重庆谈判以及政协召开等政治事件，声誉雀起，为舆论界所瞩目。随后她又积极反映民意，揭露国民党政府迫害进步人士、准备进攻解放区的行径，同情和支持党所领导的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群众运动。曾在采访上海民众代表团赴南京情愿时，被国民党特务凶殴致伤，又曾因一贯的反蒋态度被反动派逮捕入狱，为此深得进步新闻界的尊敬。
解放以后，她满怀热情投身到建设新中国的事业之中，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委员、全国妇联执行委员，加盟上海《文汇报》，担任该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上海《文汇报》是家颇有特色的进步报纸，1956年初因报刊调整一度停办、改出《教师报》。1956年10月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形势下遵命复刊，复刊后认真执行中央宣传部确定的方针，办得十分出色。1957年3月中旬，毛泽东特别邀约该报总编徐铸成等人在中南海会见，绝口夸赞说“你们《文汇报》实在办得好”，“编排也十分出色”，“我每天下午起身后，必首先看《文汇报》，然后看《人民日报》”。
可是两个月后“反右”运动开始，尽管赞扬之声还在耳边回响，毛泽东却又转过身来拿《文汇报》开刀。他先在6月初借姚文元的一篇短文为由头，给《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戴上了“资产阶级方向”的帽子。不久又为《人民日报》写了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断言“《文汇报》在春季里（3月份也是春季——引者注）执行民盟中央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并一口咬定：“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于是整个《文汇报》大祸临头，徐铸成、浦熙修、编辑部和驻京办事处的大批人员在劫难逃。为了求证钦定的罪名，新闻界的、民盟的批斗会连续不断，穷追猛打，步步逼供；当事人在高压之下，只好低头认罪，并且搜索枯肠，把日常生活和私人交往中的件件小事，都翻出来上纲上线，一个劲地往钦定的罪名上挂靠，以求得宽恕过关。于是，一个“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的“右派系统”便被打造出来了。
在这场是非颠倒的政治闹剧中，任何被整的人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都必须违心地接受上面定下的罪名，都必须违心地向自己泼污水以证明这种罪名，还必须违心地向其他被整的人泼污水以表明自己和他划清了界限。这便是当年五十五万所谓右派和几百万被整者最为可悲的地方。浦熙修则是这群可悲者中尤为可悲者，因为她的罪名以及她的患难知己罗隆基的罪名都是钦定的，她必须极其虔诚地（实际上是极其残忍地）向自己和对方泼污水，以证明“臣罪该死，圣上英明”。于是，几个月下来就被折腾得身心交瘁，精神崩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几年之后“文革”开始，她再次遭受冲击，她的老父亲、姐夫、已离异的丈夫先后在运动中折磨去世，她自己最后因直肠癌不治而抱恨终天。这位追随共产党30多年的一代名记者，最后竟在北京医院的走廊里、没有一个亲人在场的情况下撒手人寰。可叹一腔热血、一世才情，就这样凄苦落寞地化作了尘埃。
（二）
浦熙修解放前采写的稿件，针砭时弊，揭露黑暗，时时击中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痛处，因而常常遭到新闻检查官的刁难，有的被扣发，有的被删削。报社在被删削后往往不加填补、故意留下空白，这就叫做“开天窗”。下面这一则很有影响的新闻报道，刊登于1944年4月23日的重庆《新民报》上，其中就开了三个“天窗”。
孙院长昨演讲
中国必须民主
（本报讯）孙院长（引者按：指立法院长孙科）昨日上午10时在立信大楼向保险界讲演，孙氏对目前危机作深刻之分析，结语为中国必须实行宪政，以真正民主，应付目前难关。
孙氏首谓：宪法功用在保障人民自由，规定国家组织。但“自由与组织”必须合理解决，过分强调组织则剥夺人民自由，如轴心国家是。研究历史之发展，最初各国皆羡慕独裁之强力有效，而待后民主发挥其潜力，胜利在握，始觉民主之可贵。故民主国家因鉴于张伯伦之妥协政策而遗大患，痛定思痛，深知世界上如有独裁国家存在，必为造成战争之症结。世界国家必须全部民主化，始能永保和平。凡有独裁之趋势者，亦必于其羽毛未丰满前，先予以打击，使不能强大。中国须人援助之处甚多，无论抗战之军备，即战后工业化途中，亦将仰仗于英美，故尤当适应潮流，以取得盟邦之信任。孙氏继谓：••••••（开天窗）民主国家能够反败为胜之优点，即在于人民有自由，彻底了解战争之目的所在，心悦诚服，自动前往拼命，而敌人则为被动作战。英美平时松懈，困难来时举国一致，即因是民主。民主国家必强盛，已为历史铁案。
英美测量中国民主与否之标准有二：一、政权是否民选？二、反对派之言论是否能自由发表？三民主义系民主的，故如能真正实行三民主义，可祛除彼等戒心。
孙氏又谓：目下对言论自由，与经济管制实反其道而行，前者管制见效，而后者不堪闻问，“物价问题”在世界各国已不成为问题，而中国以“无办法”了之，其实非“无办法”，而在于决心。••••••（开天窗）
中国非超于世界之国家，为何不能学习英美公平合理方法，聘请专家前来解决之。••••••（开天窗）
经济管制不能端赖官吏，必须人民自行监督。言论自由，则贪污之风亦必自杀（刹）。吾人必须认清症结，加倍努力，以趋于民主化。
阅读这则报道，人们自然会想起六十多年前那种风雨如晦的政局。那时候，一方面是日寇在中国战场上步步进逼，重庆也经常遭到敌机的轰炸；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高唱“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调子，奉行专制独裁，继“皖南事变”之后，不断强化对政局的控制，排斥异己，镇压民众。浦熙修出于对国民党政府专制统治的强烈不满，以人民记者特有的新闻敏感，追踪国民党内的异见动向，及时采访了孙科的演讲。从删削所剩的新闻来看，孙科在演讲中十分强调要实行宪政，发扬民主，政权要民选，言论要自由。“开天窗”的三处被删的内容，很可能言词更加透彻或激烈。孙科高唱民主，自有他的意图和可以自恃的实力。当时蒋介石对此十分恼怒，曾和亲密幕僚陈布雷等人商议反驳，但顾忌国际影响，终究没有公开申斥，更没有加之“分裂国民党、制造国家动乱”之类罪名。可是作为一名记者，要把这种公然冒犯专制统治的言论写成报道，登在报纸上，那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弄不好就会被当作替罪羊来收拾。在那特务横行的年代，要“摆平”一个记者真是太容易了。可是浦熙修没有顾虑这些，毅然地写了，报纸也毅然地刊发了。
其实这类敢摸老虎屁股的事，她不止做过一次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飞往重庆的最后一次航班机票紧张，许多急于回重庆的民主人士都未能登机，可是孔祥熙（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二小姐却在这次航班上带来了大批箱笼和七八条洋狗。浦熙修为此发了消息，引得重庆舆论一片哗然。1943年3月，她又采写并刊发了两条对比鲜明的、矛头指向孔祥熙的新闻：一条是女公务员们因生活困难向孔祥熙请愿要求增发平价米，遭到拒绝；一条是孔府大小姐飞往美国结婚，随带大量嫁衣，不慎被水浸渍，又让财政部妇工队日夜重做。这类新闻的刊发本已遭到国民党政府当局的强烈不满，现在她继续朝这个方向火上浇油，报道孙科演说，矛头直指专制制度本身，这种不畏强权的勇气、追求民主的精神，是十分值得敬佩的。
正是这种勇气和精神，使她抗战胜利后在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民主自由的道路上更加大踏步地前进。她满腔热情地报道南京、上海等地“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她不顾危险地为中共驻南京代表团传送文件，她在给上海《观察》、《展望》杂志以及香港《文汇报》写的一系列政论性通信中，强烈抨击国民党政府种种反民主反人民的倒行逆施，深刻揭示他们四面楚歌、穷途末路的处境。国民党政府对她恨之入骨，最终把她投入了牢狱。直至蒋介石宣布“引退”之时，经过罗隆基等友人多方营救才获释出狱。她当年奋不顾身地追求国家民主、人民自由的行动和精神，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不灭的光华，直至今天也还值得我国新闻界好好学习。
至于那个年代特有的“开天窗”新闻，说来还有点耐人寻味：为什么新闻检查官删削之后，竟然没有责令编辑用其他文字填补版面、以至留下了空白？可以想象，即使编辑部提出“没有其他稿件”、“出报时间不能耽搁”等等理由为“开天窗”辩护，实际上都是可以被新闻检查机构驳回的。看来“开天窗”之所以能够出现，也许是国民党政府新闻检查制度上的一个漏洞，也许是新闻检查官并未尽职、只管删削不管其他所致。但是不管怎么说，当时的报社总算保留了最后一点独立性，以空白来表示不满并传递信息，只要报纸还没有被完全查封。新中国成立后，“开天窗”新闻随着蒋家王朝的覆灭而消失了。此后在送审制度下，新闻稿有被完全否定的（俗称“枪毙”），也有被部分否定而作删削修改的。“枪毙”的当然要换上别的稿件，删削的也不能留有空白，报纸版面必须拼装完整、天衣无缝。如果在版面上留有空白、开个“天窗”，这就意味着对待上级审查的抵触和违抗，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久而久之，在新闻界“开天窗”一词便消失了，而“枪毙”之说却又悄悄地成了习惯用语。新桃换旧符，这究竟意味着社会的进步还是倒退，倒难免让人困惑了。
（2005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