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熙修，著名报人、记者。1910年生于上海。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1936年进《新民报》工作，后担任重庆及南京《新民报》记者、采访部主任，参加过国共重庆谈判等重大政治事件的采访活动。1948年曾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1949年后，任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兼驻北京办事处主任，曾三次赴朝鲜前线采访报道。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平反。1970年因病卒于北京。
战胜外交部长的“风云记者”
在1949年以前，母亲在新闻界算得上大名鼎鼎的记者。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同年8月，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母亲为此写了很多报道（《毛泽东为团结而来》、《毛泽东辞别重庆》等）。第二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开幕前的一个月里，母亲有计划地采访了参加会议的全部38位政协代表，让他们对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发表看法。那些代表可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共产党方面有周恩来，无党派人士有傅斯年、民主党派人士有张澜、沈钧儒，国民党方面有陈立夫、外交部长王世杰，等等。
王世杰考虑到自己在国民党政府中身居要职，言论举足轻重，要求不署名字，母亲也就顺水推舟答应了在报道中只说“某代表”。不过38位代表中37位都有名有姓，人们自然也就知道这位“某代表”就是王世杰了。所以当时有人说：“浦熙修真不简单，相互斗智的结果，居然使一位老练的外交家，成了她这‘无冕之王’的手下败将。”母亲的采访，逐日发表在重庆《新民报》晚刊的头版上，报道反映了被访者对时局的看法和对国家前途的主张，也明朗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1946年2月国民党特务在重庆打伤李公仆、郭沫若等人，制造了“校场口事件”。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门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强令各报只能登中央社报道。母亲和报馆同人巧妙地把国民党特务捣毁会场、打人的详细经过整版登在了报纸的广告栏，揭露了事实真相。
那年5月份，国民党还都南京，当时国共两军武装冲突日益激烈。6月份，上海爆发十余万人的反内战游行，并派代表到南京请愿。当代表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了国民党精心策划指挥的所谓“难民”的包围毒打，前往采访的母亲也被打伤。第二天她被抬到家里，我看到她的旗袍被撕裂了，上面都是血迹，后背一侧从上到下都是淤血。当时各界人士不断地来看望母亲，记得郭沫若还写过文章，说是过去他挨打记者看望他，现在又轮到他看望挨打的记者了。
到北京：老记者有了新问题
1949年6月，母亲一个人从上海来到北京。不久，我跟弟弟也从上海来到北京读书。那段时间，我觉得母亲在耀眼的阳光下心花怒放，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照得都睁不开眼”。母亲到了北京之后，有三个报馆可以选择：光明日报、新民报，另一个是文汇报。母亲之前曾经在新民报工作，再加上过去的老板陈铭德也非常希望她过去，于是她就去了新民报，后来她觉得新民报在北京的劳资关系比较复杂，就从新民报退出了。光明日报她也去过，但是她觉得光明日报是党派报，而且她又是自由惯了的，所以没有多久，她觉得不能适应，也就退出了。
正好又有文汇报的老总徐铸成邀请她到文汇报，她也觉得那里更适合她，就过去了。母亲进入文汇报之后，开始是文汇报的副总编辑兼北京办事处的主任。徐铸成从报社拨出钱，在现在的灯市口西口朝阳胡同那块买了房子，就算建立起了办事处。当然，现在那里，已经没有任何痕迹了。
在过去的年代里，母亲在新民报是以跑独家新闻和专访著称。母亲到了文汇报之后，也跑了一些独家的新闻。后来规定重大新闻必须统一用稿。她觉得，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适应这种新的形势。我听过去的一些老人说起母亲，说她四面八方的关系都有，到哪里都不愁没有新闻。在那段时间，不仅是母亲一个人感到困惑，就连她周围的同人也感到困惑，文汇报之后就转向教育方面的报导，版面也很少。1956年5月，文汇报停刊并入教育部领导的教师报，母亲也跟着转入了教师报。
母亲在北京的办事处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她接受上海的领导，她在北京的办事处并没有党组织。解放前，母亲曾经多次提出要求入党。解放之后母亲跟领导提起入党的事情，得到的答复是：五年之后再说吧。
原因是什么呢？她心中明白：又是因她和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政客的罗隆基的交往。母亲去世之后，不少过去跟她交往过的阿姨伯伯们告诉我，母亲虽然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但是在思想上一直比较单纯，没有多深的城府。入党不成，她的内心感到压抑，在政治上感到非常失落。
结交罗隆基：从恋人到“右派”同盟
母亲和罗隆基的相识，是在1944年的重庆。作为记者，母亲欣赏罗隆基的学识。
但是两个人真正的深交，却是在1947年的南京。罗隆基经常指导她写文章，还告诉母亲，说你不能总是这样子跑来跑去，你应该像美国的记者那样写专栏文章。另外，罗隆基的英文特别好，母亲的英文不好，她也常常跟罗隆基学英语。就这样，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好。但是周围亲友对罗的人品颇有微词，不赞成他们的交往。母亲和父亲离婚之后，曾经一度想和罗隆基结婚。但是因为罗隆基有肺病，后来又被国民党软禁，没有结成。这期间，我三姨（浦安修，彭德怀的夫人）以及其他的家人都极力劝她不要跟罗结婚，这让她感到很苦恼。
解放之后，周围种种情况的变化使得她跟罗隆基开始有了距离。1950年底，我参军，第二年，她给我写信，再说到她跟罗隆基的关系时，她写道：我和罗隆基都不想结婚了，双方也都无意结婚，之后只是作为朋友交往为好。母亲这种矛盾的心情，一直持续到1956年。
1956年，《文汇报》复刊，把自己定位为高级知识分子的阵地。华罗庚、向达、潘光旦、张东荪、吴晗、费孝通等人很快就成了那里的常客。然而到了1957年7月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说：“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母亲对于共产党有很深的感情，解放前住在重庆的时候，周恩来经常打电话到我们家，就党不便出面的问题，跟母亲商量如何用新闻的方式发表。带着这种感情，母亲从来不曾对党有过怀疑，母亲觉得既然共产党说她错了，那她肯定就错了。但是她错在哪里呢？她不知道。
被逐出新闻界，离开文汇报
那时候，我在北航读大四，住校，当时学校里的运动搞得很紧张，不上课。我接到学校党委的通知，为了防止挨批斗的母亲出意外，要我回家看着她。母亲已生病在床，身体很差：吃饭，吃不下；睡觉，睡不着，要靠大量的安眠药才能入睡。我当时心里很着急，希望她能尽快跟罗隆基划清界限，但又说不出什么道理，只是默默地注意她，别吃多了安眠药。
大姨浦洁修虽然是民主人士，但是表现得比党员还左，那时候她经常到我家来给母亲“做工作”。后来大姨告诉我，她是受了周总理、彭老总、刘仁（北京市委副书记）的嘱托来动员母亲交待她的问题。大姨的态度总是很严厉，她对母亲说你应该怎样怎样。大家逼着母亲找出她的日记和来往信件。找出来的东西，不管是什么内容，大家都尽量往“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这个政治公式上套。
母亲成为右派之后，被逐出新闻界。1958年，母亲离开了文汇报。外婆在西城给她租了一个房子。后来在周恩来的关心下，母亲被分配到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母亲说：“新闻记者当不成了，当旧闻记者。”从1959年一直到文革开始，母亲一直在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从创刊到文革前一共出了55本，可以说每一本都浸透了母亲的心血。
身患癌症，孤独去世
1965年，母亲被查出患直肠癌。第二年6月，做完手术后，母亲住进了香山疗养院，每天坚持爬山锻炼身体。
没想到“文革”随即爆发，香山疗养院没有办法住下去了。她一个人回到了家里，病情复发，到了1967年，母亲几乎都没有办法走动，北京医院也住不了了，医疗关系被转到了政协礼堂附近的白塔寺北医附属人民医院，准备开刀。但是医院不知道怎么知道了母亲是大右派，就在她的病例上写了“明天斗争大右派浦熙修，勒令她出院”。
那时我和弟弟也在挨批斗，没有办法陪在她身边。
1969年，我不许回家的禁令被解除，我回到家里看望母亲，母亲的下身在经历了几次手术之后已经被挖空了，床周围又是管子又是瓶子，屋里的臭味，要点香才能冲淡。随之我被告知要去干校学习。我当时很矛盾：母亲这个样子，我怎么走？学校的同事跟我说：还是去吧，不然将来你怎么说得清楚？终于，我狠了狠心，决定去干校。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70年的3月，我轻轻地跟母亲说：娘，我要去干校了。她泪流满面，知道再也看不到我了。后来平静之后，知道我胃不好的母亲，在家里翻出她参加抗美援朝的时候穿过的皮袄以及褥子，叮嘱我不要冻着。
母亲病危时，我在干校，弟弟也出差了，三姨也只能是偶尔去看看她。政协的老人设法把母亲送到医院。我从干校回来之后，三姨告诉我，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瘦得像骷髅一样”。母亲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孤独悲凉地死在医院的走廊里。在给妈妈办丧事的时候，我不忍去看母亲的样子，所以一直到现在，每当我想起她，她还是那副脸上有着深深的酒窝、坚毅、姣好、恬静，很善良的样子。(作者为浦熙修之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