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个风姿绰约而才华横溢的女记者，五六十年代被卷入惊涛骇浪而迷惘失措的“大右派”，逝后三十余载仍无法摆脱一些人的审视与拷问——停留在黑白影像世界里的浦熙修依然端庄娴静，一生的荣辱沉浮、美丽哀愁，仿佛最终都化成嘴边那淡淡的一笑？？
袁冬林丝毫不回避当年母亲被迫作出“揭发”的举动，她只是努力还原母亲所处的那个年代，努力挖掘母亲当年种种不得已的心态，她说，“我并不是要为母亲辩解，我只是希望今天再看母亲时，能多一份客观和公正”。
浦氏家庭
母亲原来叫浦修，浦家家谱上，母亲这一辈的女孩子取名都要带“女”字部——像三姨叫“安修”，母亲的叔伯姐妹有叫“姿修”、“婵修”等等。大姨的“洁修”和母亲的“熙修”都是后改的名字。
大姨和母亲出生在江苏嘉定（现归上海），浦家是一个大家，但并非那种有钱有势的名门望族。外公浦友梧早年在外地读书，1912年到北京，在北洋政府交通部任会计科员。母亲7岁时外婆带着两个女儿到北京投奔外公，在北京又添了三姨安修和舅舅通修。
有些重男轻女的外公总觉得外婆多养了女儿，又说女孩子多读书也无用；外婆经常为要女儿们的学费跟他吵架，倔强的母亲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完高一就辍学了。为了谋生，她进京华美术专科学校学美术并半工半读完成学业。1929年夏，她看到高中同学都投考了大学，十分羡慕，于是拿着京华美术专科学校的文凭试着报考北平女师大中文系，居然考上了。
母亲天姿聪颖，她教过数学、美术、音乐，会弹琴、画画，毛笔字也写得好，外公的履历表也经常由母亲代写，一向重男轻女的外公也认为母亲最聪慧。人们后来都知道母亲是一位著名的女记者，却很少知道她其他方面的才能。解放初期，外公有一次在王府井附近逛地摊的时候，偶然发现了母亲18岁时画的一幅扇面，于是买回来送给母亲。这张画现在我一直保存着，前几年有一次拿给黄苗子先生看，他说：“你母亲的毛笔字和画真的很不错！”
母亲她们姐妹都是名人。50年代一次“两会”期间，大姨、三姨是那一届的人大代表，母亲是政协委员，所以有人好奇地说，怎么名单中有好几个浦什么修？浦洁修北平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赴德国留学；三姨浦安修也在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后赴延安；舅舅浦通修“文革”以后曾做过高教部副部长。其实从家庭背景看，他们没什么显赫的出身，靠的都是勤奋。姐妹三个都念了师范，也说明家庭条件不是很好。
因为外婆早逝，外公早去南京工作，大姨赴德国留学后，抚养11岁的三姨和9岁的舅舅的责任便落在母亲身上。母亲比三姨安修大8岁，她们姐妹俩感情非常深，在一张床上睡了14年，三姨晚年告诉我：“你娘结婚时，我还大哭了一场！”三姨是那个年代众多投奔延安的大学生之一，1938年在延安与彭德怀结婚，家人是后来才知道的。我隐约记得小时候长辈们还议论过这事，说没想到三妹嫁给了一位那么有名的将领。
美丽优秀的女记者
母亲在上大学时认识了父亲袁子英，1932年两人结了婚。父亲原是中学教员，后来到“神州国光社”北平分社做经理。“神州国光社”的背景是陈铭枢的19路军，后因反蒋被查封，也在受通缉之列的父亲匆忙出走，后辗转到了南京。在一所私立学校做国文教员的母亲1936年春带着我们姐弟和舅舅去了南京。
早年艰难的生活造就了母亲倔强而自立的性格，她并不甘心当家庭妇女，不愿在经济上依赖父亲。1936年，母亲到某地产公司应试女职员，虽公司不招已婚妇女，却觉得母亲应试时的文章写得极好，将她推荐到了《新民报》。母亲在那里先是做发行，后又转到广告科。偶然一次机会，报馆人手不够，派她临时去救场，母亲写的文章一下子被报社社长陈铭德看中，于是被调到采访部当记者，也是《新民报》第一位女记者。
“记者”这一职业让母亲一下子找到了她一生的方向。她的文章敢于抨击时弊，文笔犀利流畅，很多作品至今仍为人所称道。当年，浦熙修、彭子冈、戈扬和杨刚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新闻界的“四大名旦”。
1941年，母亲颇费脑筋，冲破当局新闻检查机关的扣发，写了“洋狗坐飞机”的新闻，轰动了全国；1943年，母亲在重庆写的两条短新闻—《孔大小姐飞美结婚》和《女公务员为米请愿，孔副院长予以拒绝》，是被新闻检查机关明令禁止刊登的，报社为此险些被封。1945年8月，国共重庆和谈，达成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协定。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这个关系着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会议，谁都会关心。母亲以新闻记者的敏感，决定对全体38位政协代表每一个人都作采访，而且在政协会议召开前，每天一篇连续地发表在重庆《新民报》晚刊的头版上。国共两党以及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中的重要人物，孙科、陈立夫、陈布雷、王世杰、邵力子、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傅斯年、张澜、沈钧儒等全部代表对国是的不同言论和态度，都被真实、生动地记录下来。此举为历史留下了宝贵痕迹，成为中国新闻史上少有的华彩篇章。
1946年6月的一天清晨，浑身是伤的母亲被抬回家——头天，马叙伦等十名请愿代表从上海到南京请愿，呼吁停止内战，实现和平。结果到了南京下关车站遭到特务五个多小时的毒打，前去采访的母亲也未能幸免，数次突围被殴，受伤后还趴在雷洁琼身上保护她，结果再次被殴打。我看见她的旗袍被撕破，上面血迹斑斑，后背一侧从上到下淤血青紫，头发也被扯得稀疏。她只能侧卧在床，行动困难。那时来慰问的人士络绎不绝，因为妈妈随身携带的东西都被特务抢走了，新闻界朋友还送来钢笔、手表等，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其中一块小手表。
我们在重庆时，“浦熙修的家”是新闻界有名的沙龙。家里经常高朋满座，人来人往，经常没完没了、没黑没白地评论时事、交流新闻。那时，周恩来也常常打电话来找母亲，商量怎么发表对中共有利的新闻，我还接过自称“大胡子伯伯”的周恩来找母亲的电话。
母亲早已上了国民党黑名单。1948年11月她被捕，坐了70天的牢，后期作为重犯被押到军事法庭，险些牺牲。据陆铿写的文章《千古奇冤李荆荪》披露：原国民党《中央日报》的总编辑李荆荪1970年在台湾被告是“共产党员”而被捕，严刑下要交代在重庆和南京时期的“上级”，平时不好交往的李荆荪想来想去只好“交代”出他的“上级”是浦熙修。台湾当局把不是共产党员的浦熙修作为李的“上级”而判李无期，可想而知，母亲在国民党的影响。
母亲的情感世界
1947年秋冬，我在母亲的抽屉里发现她和爸爸离婚的登报启事，我才知道他们离婚了。
父亲袁子英祖籍在湖北，毕业于北京的中法大学。他当年和石评梅他们一起办过杂志，和她很熟，父亲的文笔很好，以前还经常给母亲改文章。不过我小时候觉得他写的东西都是风花雪月，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
其实父亲也是一个有民主思想的人。母亲的一个老朋友、董必武的秘书鲁明叔叔告诉我，父亲在解放前也帮助共产党做了许多工作。但他与母亲终究是两种性格的人，父亲可能更希望母亲是一个贤妻良母式的人物。但母亲受那个时代的影响，追求独立，瞧不起那些依附在男人身上生活的人。她一生最骄傲的事情便是17岁就经济独立，即使和父亲结婚后，我们的学费往往由她出，实在迫不得已时才会跟父亲张口。他们的生活圈子也完全不一样，父亲不愿参与政治，更愿意平平安安地过生活。相比之下，母亲更激进一些。
母亲在1955年写的自传里回忆，她在重庆期间就与爸爸有了分歧。这分歧起自何时何事，我并不知道。我只记得1944年夏，有一个中外记者团去陕甘宁边区采访，母亲是受邀的唯一女记者，但爸爸知道后去报社阻止，因为多种原因母亲最终也没去成。我记得他俩为这事也争执过。
一本很有影响的书里这样说：“？？罗隆基与史良关系被大家默认？？可谁也没料到，会冒出个浦熙修来？？史大姐觉察后，立即结束了这段浪漫史。”史良和罗隆基之前是什么样的关系暂且不论。1939年重庆被日本大轰炸后，我家搬到上清寺枣子南垭犹庄的史良阿姨家。史良家是有独立小院的楼，我家住在一侧底层，出入不同的门。那时史良早已和小陆叔叔结婚了。我后来还专门委托民盟中央的一个老先生查档案，他告诉我，史良是在1937年前后结的婚。母亲的档案里写着，她加入民盟的介绍人是史良和罗隆基，我推测是史良介绍她认识的罗。所以，我以为，史良和罗隆基是因为母亲而分开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史良阿姨那时候确实名气很大，连我那样小的孩子都知道她是个大律师，说她一打官司准赢，还传说她在出庭之前也要烧香礼拜一下。我见到她时她已有些中年发福了，印象最深的就是她一口上海话，两片嘴唇很薄，据说这样的人口才都很好。
母亲和罗隆基真正接近是到了南京以后。1946年底，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从南京梅园新村撤走，母亲很伤心，1947年3月，董必武离开时她眼睛都哭肿了。对她来说，一处值得信赖的倾诉对象不在了，她心里很苦闷，于是经常跑到已搬至梅园新村且接管中共财产的民盟那里跑新闻。另外，母亲一直觉得作为一个记者，没学好英语是遗憾的事，于是找罗隆基学英语。罗隆基是一个有才华和独特见解的人。
父母离婚后，解放后父亲又再婚、一直生活在上海。解放前，因为其他人跑到台湾，给了他一个“资源委员会华东矿务局副局长”的虚名，让他留下来。1969年底，他被迫害致死。
记得我刚到北京时见到三姨，她劝母亲不要和罗隆基好，觉得罗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客”。周围亲友也对罗的人品颇有微词。连罗隆基身边的人也反映，罗自己说身边少不了女人。可能因为这些言论的影响吧，我对罗隆基也没有什么好感。刚到北京时，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住在北京饭店，那时每周末都有舞会，有一次罗隆基穿着一身白西装过来请我跳舞，我头一扭走开了，那时我还不满16岁。
我后来才知道罗隆基有过两次婚姻[1]。我相信，他和母亲是真心相爱过的。母亲以前从来不在我和弟弟面前提她和罗隆基的事，直到我参了军，1952年她在给我的信中第一次谈及此事。母亲说，他们在解放前是准备结婚的，但那时形势也比较紧张，罗也有肺炎，后来就拖了下来。虽然双方都已无意结婚，出于多年的感情，她觉得现在仍以朋友交往为好。
1949年以后，母亲一直住在文汇报驻京办事处灯市口朝阳胡同，我和弟弟周末均回家住，罗隆基住在西边。与母亲共事多年的谢蔚明曾写文章驳斥：罗、浦之间“同居十年”的说法并不成立。
政治狂澜中的母亲
解放以后，母亲非常高兴，回想起来，那段时间她好像天天生活在灿烂的阳光下，真的是满心欢喜地迎接这个新社会。但母亲很快感觉就有一种政治上的失落感。原来和她无话不谈的党员朋友，慢慢疏远了；工作上，以前她是以写独家新闻见长的，但因为后来规定重大新闻必须用新华社通稿，她也一下子不知道如何发挥作用。
1957年夏季的一天，我那时还在北航上四年级，一个同学突然找我，把《中国青年报》往桌上一摊给我看，上面写着“斗争大右派浦熙修”的新闻和母亲挨斗的照片，我脑袋“轰”地一下大了，但第一感觉就是肯定搞错了：母亲在解放前被特务毒打、还坐过监狱，差点牺牲了，怎么会反党呢？！
我是在80年代才知道，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那篇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文中点了母亲浦熙修的名。我现在也没搞清楚究竟为什么点母亲的名。1949年开国大典那天，毛泽东还接见过母亲，赞扬她“你是坐过班房的记者”；1957年3月，毛泽东刚刚在接见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代表徐铸成（文汇报的社长）等人时，当面表扬了母亲所在的《文汇报》；周恩来在重庆时就称母亲是“我们的亲戚”，怎么在1957年一夜之间就成了“章罗联盟”的“能干的女将”了？
反右之前是“提意见会”，后来叫做“鸣放”，那段时间，身为政协委员的母亲去东北视察，不在北京，也很少看报纸，回北京后仍在闷头写调查报告，对形势也不了解。而罗隆基在5月22日应邀参加统战部的座谈会时，对“肃反”等运动的失误偏差提出了意见，引起震动。6月3日，他飞往锡兰（今斯里兰卡）科伦坡开会。随后形势大变，民盟开始批罗隆基。21日他回国后在昆明给母亲打电话问形势如何，母亲告诉他只要检讨一下就可以，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政治上她太幼稚了。
很快，母亲便要迎接每天几场的批斗会，要她交代与罗隆基、与所谓“民盟右派系统”的关系。那时《大公报》的高集受邓拓委托，到《文汇报》组织反“右”；在家庭内部，母亲也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印象很深的是，民建成员的大姨在我家几乎是以训斥的口吻，逼母亲找过去的信件、日记——她后来说，当时是受高层领导的指示来做工作的；我对母亲的态度也不对，大姨让我找什么我就找什么，所以后来所谓她“交出”罗隆基的情书之类的材料，不是母亲自己要拿出来，是周围包括我在内的那些人共同施压下的结果。但那时候，我们都相信，自己是代表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帮母亲改正“错误”。
母亲对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毫无思想准备，一度甚至有自杀的念头。母亲的很多朋友都评价她是一个美丽、单纯并善良的女性，不了解真正的政治。我并不是为母亲做辩护。但母亲只是一个生活在白区的普通记者，像那个时代很多爱国、抗日、反蒋、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她被党宣传的民主、进步思想所吸引，由同情转为支持乃至深信不疑；之前党内那么多复杂的政治斗争，她也从来没有经历过。所以当罗隆基被她所信任的党置于对立面、她要在两者中作出选择时，她只能，也“必须”选择后者。
于是在周围人的“帮助”下，母亲一次又一次地写检查交代，真心实意地按照党的要求检讨自己，“揭发”罗隆基，检讨、揭发稿也是经周围人的“上纲上线”同意后才交出。母亲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想法：她觉得自己被误解了，为了证明自己，她不惜把所有的东西，包括最隐秘的东西拿出来给大家看，让大家知道她是受了委屈。而这样的结果只能是一次比一次升级，更深地坠到政治深渊里。
1965年底的一天，我在北航的教研室接到母亲电话，她哽咽着告诉我得了直肠癌。转过年来，形势更加严峻，8月被红卫兵抄了家，很多书画也就此丢失；住在大姨家的外祖父因抄家受惊吓去世；三姨安修也被批斗，偶尔到母亲那里洗澡，母亲看见她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这一对患难姐妹各自被抛进政治巨浪里而不能自保。
没多久，母亲的直肠癌复发。病情后来越来越恶化，住院数次又因为是“大右派”都被赶了出来。1970年4月23日，母亲病情再次恶化，医院病房人满进不去，只好在走廊里输氧抢救，那时我在干校，弟弟出差。母亲就这样带着满怀的委屈和不解，在嘈杂喧闹的医院走廊里，孤独、悲凉地走完了她最后一程。而罗隆基在1965年12月，因心脏病突发，孤独地死在家中。其实，母亲与罗隆基都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来源: 李菁《往事不寂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