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中旬，我到杭州参加一个大型学术会议，得以聆听到当代著名学者郑永年的演讲，他在一个小时的讲述中集中表达了这样的核心观点：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作为虽然没有获得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却为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腾飞清除了“历史障碍”，那个时代的国家集权和“不断革命”打破了传统文化等因素对现代经济发展的羁绊，之后的改革才得以顺利推进；而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所形成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腐败，因此当前中国政府最高领导层大力推行“反腐败”战略是十分恰当和及时的，其本质在于“反寡头”，最终打破既得利益集团对发展成果的垄断局面……在讲座现场以及之后和学界同仁的交流过程中，我都发现这种观点受到了各种不同的评价，有人说深受启发，也有人说有违常识，更有人调侃地说到：“这绝对是正能量”！面对不同的评价，我仍然坚持自己的第一感觉——郑永年的演讲内容不符合“起码的历史逻辑”，原因很简单，毛时代的集体化和文革等和改革开放之间是一种“否定性”历史连续关系，不可能都是“合理”的，即使它们之间存在一些“相对合理”的历史传承性，也不能认定“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更直白地说，谁也没办法验证“假如没有毛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一定会比现实更差”。同理，谁也没办法证明“改革开放初期就开始像如今这样进行大规模的反腐败，就不会有这三十多年的经济成就”，或者说，任何人都没办法用某种科学合理的证据来证明如今的反腐才是“正合时宜”和“恰到好处”的，而不是之前或之后的某个时间。

其实，仔细分析郑永年的演讲内容，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他的鲜明价值立场，那就是为中国执政党的合法性提供理论逻辑上的证据，在他的讲话中，党的每一代领导人都被塑造成英明神武的形象，而且都圆满完成了各个时代的历史任务，似乎中国在过去的六十多年当中走过的道路已经是“最佳”甚至“完美”的了。只可惜，郑先生的宏篇高论因为理论逻辑上的“破绽百出”而被很多人识破，从而被认为失去了学术研究中最起码的“价值中立”原则，我在与友人的交流中戏谑地说到：“郑永年真牛啊，他在新加坡的工作机构完全可以命名为中宣部驻新加坡办事处”。关于郑永年的观点，我没兴趣继续再做研讨，但有朋友将其言论视为（很多都是调侃）“正能量”却引起了我的一些思考：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已经多次提到这个概念，那么到底该如何理解这个很抽象的“词汇”呢？想起周小平、花千芳的知名言论，再结合郑永年的演讲，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界定“正能量”，即无条件地热爱中国共产党、为这个党和政府代言、专门关注这个社会光明面而忽略其黑暗面并积极加以宣讲。我认为，这样对“正能量”一词加以界定应该是没大问题，很快，《辽宁日报》再次为这种界定提供了新的注释，该报记者通过“暗访”多地大学课堂推出了自己的重磅炸弹，于2014年11月14日整版地刊发了《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此文再次让我们深刻领略到了所谓“正能量”的纯正味道。通读这篇报刊文章，我思索良久，很自然地给自己提出了如下几点思考：

1、假如事实果真如《辽宁日报》记者所言，那么为何会有如此众多的大学老师都喜欢抹黑中国呢？网络上流传有这样一段话：“一只鱼病了，可能是鱼的原因，但如果一条河里的鱼全都病了，一定是水的原因”，据此可以认为，这种现象背后的关键原因还是在于中国社会本身就是“黑”的，孙立平先生提出的“社会溃烂说”能够引起众多社会人士的共鸣，足以证明中国社会问题的严峻程度。与此同时，大学老师的课堂对象是学生，如果大学生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与老师完全相反，那么老师们的“抹黑式教学”也是很难进行下去的，即使学生碍于面子不提出“抗议”，那么老师的这些“抹黑”观点也不会真正“传递”给他们。如此看来，《辽宁日报》所说的情况要么体现了中国大学师生所共同怀有的“心声”，要么就是没有多少“政治危害”的“无效教育”问题，而无论事实属于哪种情况，《辽宁日报》都没必要（理由）如此“气冲冲”地向大学（文科）老师们兴师问罪吧？

2、《辽宁日报》的文章还指出：“心理学家说，抱怨是人的本能”，并要求老师们用毅力克服这种情绪，以建设性的姿态开展工作，“要有韧性去适应暂时不能改变的事情”，这是何等的天下笑谈？知识分子的“天职”在于批判，这是世界学术和思想界的共识，为何单单中国的大学老师就必须有“截然相反”的社会职责定位？众所周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大学老师都拥有着广阔的“思想自由”空间，沃勒斯坦批判美国可谓是不遗余力，他到处在宣讲“美国世纪的终结”，但是至今仍然戴着“院士”的桂冠，似乎也没听说哪家美国报纸告诫他该怎么上课，该怎么去全面、科学的来认识美国！法兰克福学派“抱团式”批判西方世界数十年，也从未见欧洲哪个国家的政府要求他们必须改变这种理论姿态！而某国家政府的官方报刊竟然敢于公开要求知识分子即使“压抑本能”也必须专门从事歌功颂德的工作，这难道不是当今世界教育和学术思想界最具奇葩色彩的经典故事吗？

3、从我个人的求学和从业经历来看，中国大学老师群体中的大多数都属于政治观点上的“稳健派”，他们一般都不会明确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既不想沦为彻底的“政工”人员，也不愿意冒政治风险去触碰敏感的学术话题，即使内心深处对中国政治和社会有着很多负面的认知评价，大多也都选择在“小圈子”里进行交流，而很少会在课堂上公开畅谈。当然，任何一个大学都难免会有极少数的老师承担“勇士”的角色，喜欢公开提出一些针砭时弊的话题并进行一些理论分析，比如知名的张鸣教授、贺卫方教授等，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这样的老师并不能获得多少话语权，加上高校党团和学工系统的强大能量发挥，这些教师的声音绝不可能成为大学的“主流”舆论，尽管大学生们往往会更喜欢这些爱讲实话的老师。在我看来，中国大学的老师们不仅没有“抹黑中国”，而且还有一些对其“过度美化”的嫌疑，其原因很简单——当我们面对严峻和尖锐的社会问题，“回避”本事就是一种不负责的表现，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大学老师的天职就是揭示社会的真实状况和内在规律！

言及到此，我想到了一个很值得思考的现实：当某位大学老师完全按照党和政府的政治口径开展教学工作时，哪怕是100%的学生都不满意，这位老师也不会受到惩罚；而当某位老师没有按照这种政治口径上课时，只要有0.01%的学生不满意（向学校行政部门举报老师的政治错误），他都将面临很严重的处罚（包括被开除）。在与很多大学生的日常交流中，我也发现了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现象——他们最讨厌的课程就是思想道德修养、毛泽东思想概论等这样的通识①课程，但从未听说哪所学校准备和学生座谈是否继续开设这些课程，而很多专业课程却经常被学校以“不受学生欢迎”为由而被取消。这些现象说明了一个怎样的基本事实？中国高校本质上还是一种政治团体，而非学术机构，这注定了它不能容忍不同的政治声音，这才是《辽宁日报》恶狠狠地告诫大学老师们应该如何开展工作的“底气”所在！

我们的大学既然不是真大学，而是被定位为党和政府的“喉舌”，那么它们当然有义务去传播最高领导层所界定的“正能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辽宁日报》的做法确实没有错！但是我们一旦幡然醒悟，认识到自己早已生活在21世纪的人类世界上，就会产生一种无名的悲凉之感觉——在这样的时代，偌大的中国竟然还能够闹出“正能量”这样的笑话，只能说明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态还处于中世纪！放眼寰球，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星球的绝大多数地方，人们心中的“正能量”和我们的界定正好相反，那就是理性和启蒙精神的兴起、人性的复苏和对民主宪政理想的持续追求，在此，“中国特色”一词再次得以散发出璀璨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