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年，俄罗斯发行了记录斯大林时代130万个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生平资料的光盘；柬埔寨完成了对红色高棉在1975－1979年期间屠杀的22，000多受难者的记录；以色列国家博物馆至今仍在征集二战期间大屠杀受难者的资料；可是在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包括文革中的受难者，其姓名及生平至今没有完整的记录。

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 ---- 关于迫害、监禁、杀戮的寻访实录》一书记录了659位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悲惨故事，以"一个人抗拒着数亿人的遗忘"，部分填补了文革史的空白。虽然文革过去近四十年了，可是文革研究仍被压制，为文革唱赞歌的仍大有人在，王友琴却早在二十多年前就突破禁区，寻找缺失的历史，为文革受难者呼唤公正，难能可贵，非常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

二

三年前，我偶然看到了《文革受难者》中的《孙迪》篇，孙迪是我的母校北京女十中的受难老师，读后却发现文中所述严重失实。我知道王友琴"完全是凭一人之力独立完成的" 这一"巨大的工程"，她的受访者大都是以底层和边缘的视角进行的口述和个人回忆，难免带有主观和记忆不准确的缺陷，文章内容失实在所难免。所以我没有太大惊小怪，我给王友琴写了封email，纠正了她文中的错误，并把这封email发给了经常发表王友琴文章的国内某网站，请他们转给王友琴，结果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今年1月，我在"共识网"上看到了王友琴公布的她的email地址，便把她在《孙迪》中记述的种种不实和我所知道的女十中文革情况毫无保留地写给了她。可是她给我回复了一封email，问了我几个问题，我又当即认真详细地回答了她之后，她却不再理睬我，既不表态，更没纠错，令我大失所望。

我是女十中1966届初中生，当时就在学校。关于孙迪老师之死，我所知道的情况如下--

孙迪老师是1965年从北京36中调到我校的。1966年8月的一天上午，她被36中的一伙老红卫兵揪走，说他在36中时曾"耍过流氓"，当天下午他被送回我校。孙老师是怎么被揪走的以及怎么被送回的我都没看见，我是傍晚时分看到他的，当时他躺在一辆三轮平板车上（不知那车是我校的还是36中的），那平板车就停在校门通往教学楼必经之路的路旁。当时他脸色苍白，毫无血色，已经昏死过去。他身穿白衬衫蓝长裤，衣裤上有点儿土不太干净，但没有血迹，并非王友琴写的"孙迪身上的衣服都被打烂打飞了"，当时36中的人早已无影无踪。后来他被我校师（生？）送往医院，不治身亡，记得说是因膀胱被打坏了。

可以肯定的是：孙迪老师是被36中的而不是我校的红卫兵打死的。

1968年春天，我校"四三派"曾联合36中"四三派"，并请孙老师的夫人参加，在我校礼堂为孙迪老师开过个追悼会；36中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孙夫人也曾到会发言控诉。这可以作为孙老师是被36中打死的佐证。

固然，打死孙老师的是无法无天的红卫兵，究竟是哪个学校的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孙迪》一文连把打死孙迪的凶手和打死的地点都搞错了，还写得那么绘声绘色，让人觉得太离谱了。

三

后来，我再次仔细阅读了《孙迪》，感觉王友琴对她所采访的我校一位学生的访谈资料，似乎没有进行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应有的鉴别、分析和取舍，而是如该书的副标题"实录"下来了，结果该文不仅对孙迪之死的记述严重失实，而且文体结构混乱。

其中这段描写最不真实："当时北京的街上常看到收尸体的卡车。女十中在大街边上。一名当时女十中的学生说，西城区开始大规模抄家打人的第一天，傍晚的时候，她在学校门口看到一辆大卡车驰过，卡车上结结实实堆满了尸体，可能有五六十具。后来，她又看到这样的两辆卡车，装的都是红卫兵在"破四旧"中被打死的北京居民。就在学校门口，她一个人总共看到了大约150具尸体。"我在给王友琴的第二封email里针对这段实录问她："您也生活在'红八月'的北京，您觉得可能吗？"

诚如余英时先生在王友琴这本书的《序》中所言："以史料的性质言，本书属于所谓'口述历史'"。众所周知，口述历史的采访者对受访者的口述内容并不是简单的实录，采访者应具有较为厚重的历史背景知识，采访前要尽可能充分地掌握相关的文献资料，要对口述课题的选择、提问，受访者的确定等等做好充分的准备，这样才便于与受访者沟通，易于对采访内容有准确的把握和透彻的理解。

史料学是史家治史的基础，一直受到史学界高度重视，以至于有"历史学者的任务就是整理史料"以及"近代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说法。研究史料讲究证据和理性，史料必须多方收集、不断质疑、反复核实，科学鉴别、严谨分析，尽可能做到孤证不立、无征不信。分析史料的过程被称为"历史批判"或"历史批评"，即对历史资料的提供者是否可信、史料本身是否可靠、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原因、过程、结果等等与历史真相是否相符提出疑问，并作出科学的合乎逻辑的判断。如果材料不真实，绝不可被使用。

当然，要想在访谈中获取绝对真实准确的史料是不可能的，但尽量去伪存真，尽可能接近真实完全可以做到。

四

鉴于《文革受难者》一书涉及659人之多，王友琴仅凭一己之力"调查过的学校有200多所"，"和上千名经历了文革的人谈过话"，加上她对有些访谈资料不加分析和鉴别地实录，她书中有若干失实之处是必然的，否则才是不可思议的。

王友琴在书前的《作者说明》中说："此书所记，仅是文革迫害的极小一部分。没有能写出更多的事实，作者请求死者原谅，也请求生者协助，以拓宽和深化此书的内容。"在她看来，此书没有"指正和纠错"的必要，而只需要"拓宽和深化"。

作为文革研究专家，王友琴对这本书会被指正和质疑本应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应对那些诚恳的指正者表明一个更加诚恳的态度，并尽可能及时纠错。对任何历史事件的叙述，不可能只有一个声音，而当有人提供了足够的证据时，及时纠错才是最明智的。更何况在当今的网络时代，人人都处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之中，都会受到监督和质疑，谁也不可能掩盖错误，更不可能垄断舆论。

王友琴在写于今年8月，发表于10月12日"开放网"的《文革研究掩盖在雾霾中》一文中说："《文革受难者》出版十年来，这本书虽然没有走红畅销，但在读书界，不乏赞语，网上有时可以看到书的片段转载，或读者表示肯定的反应，没有明显的异议。" 今年3月《南方周末》"声称这本书'歪曲事实'。'歪曲'了什么事实？他们认为的'事实'是什么？他们没有说。对一本五十二万字的、在大量调查访谈基础上写成的大书，用三言两语给读者灌输一个结论，这种武断让人吃惊。至少，指控一本读者未有机会阅读的书'歪曲事实'也显得相当奇怪。报导不能指出这本书的哪一页哪一段哪一行不是事实，就作此断言，简单粗暴，这是一个大报应有的文风吗？"

看了这段说辞，她迟迟不给《孙迪》纠错就不再令人困惑了：一旦她纠了错，她所要求《南方周末》的，"指出这本书的哪一页哪一段哪一行不是事实"不就不证自明了吗？显然，她也并未把今年1月我向她指出的，她把打死孙迪老师的凶手都张冠李戴了，以及那些孙老师如何在所谓我校被殴打致死的记述也都是不实之词看作是"明显的异议"。

我们知道，《文革受难者》还曾受到过其他人的质疑，比如有关她母校校长《卞仲耘》篇几年前就被她的校友明确指出有多个不实之处，后来还引起了她们之间的不愉快，怎么能说这本书"没有明显的异议"呢？

我还想提醒她的是：诸如她在《孙迪》里"围绕孙迪毒打他致死的，就有这'十三红'（指我校十三位老红卫兵）"这样明确的却是不真实的指控，若是在美国，"十三红"如果起诉她诬告陷害，她是要吃官司的。在美国生活多年的她应该懂的。

五

众所周知，王友琴虽然受到了不少如《南方周末》这类的"武断"和"简单粗暴"，但也赢得过从著名学者到普通百姓的很多赞誉，比如：亦虹女士说："王友琴代表着揭露真相的力量"，"学术功力深厚，处理史料审慎"。《开放》杂志的金钟先生则说："作为出版者，十年来，我没有听到一个否定这本书的真实性的意见，相反，都是好评。当然，细节的出入，那是在所难免。遗漏更不必说。"

不像金钟先生这样把话说得多少留了些余地，著名学者余英时和报告文学作家苏晓康在为《文革受难者》作的《序》里极尽溢美之辞。麦克法夸尔教授还经过王友琴允许，把《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的英文本"印进他在哈佛大学讲课用的读本里面。从那以后，这篇文章就一直被选课的学生阅读。每次都有数百学生选他的课。"

在这样的高度颂扬和荣誉面前，有人指出她写的并非都是真相，甚至有的叙述失实得还比较严重，已经被骑在老虎背上的她要想下来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我前面所说，像她的这种访谈和"实录"，有失实之处是必然的。其实，如果王友琴对她的书被指正取积极欢迎、求之不得的态度，并能及时纠错，只会给她加分而不是减分，她的形象会更加高大。

六

既然她对我的纠错置之不理、不认为我对她的远不仅仅是细节的出入的指正是"明显的异议"，我该如何做？

奉行求真求实的史学精神跟她较真？抑或应该看重她的主流和大方向，维护她的光辉形象和声誉，对孙迪之死不再发声？还是为了避免成为她冠以的"文革事实的'否认派'"而闭嘴？

中国传统史学历来重视史家的修养，汉代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唐朝刘知几在《史通》中有《直书》、《曲笔》专篇，对直书予以表彰，对曲笔予以无情地鞭笞；梁启超提出史家要有史德、史学、史识、史才。西方人则说，要对历史怀有敬意。

只有历史是一面真实的镜子而不是哈哈镜时，我们才能以史为镜。尊重敬畏而不歪曲改写历史不仅是王友琴那样的"文革研究专家"，也是我等这样的草民乃至全社会都应该持守的底线。如果我为了维护王友琴的声誉而放弃维护孙迪之死的真相，我就违背了求真求实的治学精神，就丧失了历史的正义。

七

我毫不怀疑王友琴费尽心力写《文革受难史》正是为了伸张历史的正义，我相信她不会愿意她的书留有瑕疵，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我宁愿相信她是愿意纠错的，只不过尚未进入程序。因此我建议她从核实那些被质疑的内容做起，对没有失实的部分勇敢坚持，对确有失误之处及时纠错，既给质疑者，更给受难者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无疑，这将是一个繁琐的工程，好在此书主要记述的是中、小学领导和教师中的受难者。文革初，目击到这类受难者如何被迫害致死的见证人很多，当年年龄尚小的中小学生们如今大多数还都健在，正如王友琴说："我的书中所写的迫害、监禁和杀戮，并不是什么无从了解的秘密。1966年8月，拷打虐杀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张旗鼓地进行的。装运尸体的平板车和卡车在北京街上开过，连遮盖都没有，而被杀害的人，就是老师、同事、邻居甚至亲戚。这些暴行不像'文革'高层领导人的决策过程或私人生活那样只有很少人能知道。"

长期以来，在国内做文革专门研究的人不多，这不仅因为这不准那不许，还因为其研究成果不能发表，不被认可，也就意味着研究者得不到相应的学术职称及与之相关的一切，结果"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研究却在西方"。海外的文革研究者得天独厚，充分享有思想、言论、出版、交流的自由，没有禁区和障碍，更没有风险和后顾之忧，在如此宽松的学术环境下作研究就更应注重学术规范和学者风范，不辜负已有的荣誉。

收集、核实、记录历史不仅是历史学者的本分，也是我们每个文革人的责无旁贷和不容回避的历史的和道义的责任，无数真实的个案才能构成文革历史的宏观叙述。希望所有知情者能提供更多的资料，以补充、核实、修正《文革受难者》，这不仅是帮助王友琴，更是帮助历史和我们自己。

超链：王友琴：《文革受难者》之《孙迪》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91c827c0102v5gf.html

原载于：2014年11月15日电子刊物《记忆》1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