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与其它观念体系之间的区别，在于其对自由的承诺及其优先性的认定，而自由主义社会则以一整套制度手段维护自由。这之所以重要，只有通过将之与其它社会形态相比较，才有可能得出较为真切的认识。传统社会以某种德性或善为伦理共同体的价值标准，这在一个封闭的世界中，能有效维系社群的运行。但随着现代性的展开，传统社群中的人们，逐步摆脱了共同体成员身份的限制，以自由个体的名义，开始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寻求合作。当此之时，固守任何一种单一的价值标准，都将不合时宜。而自由观念的认定及制度维护，则既能包容多种价值观念，又能超越单一价值观的局限，为公平合作提供观念基础和制度保障。
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当然亦能为自由提供辩护，但在本文的视野中，我更关注自由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从历史的角度看，市民社会的兴起，与市场经济的逐渐成熟，是同步展开的。在此之前，西欧封建社会，是一个等级制的社会。而在一个高度等级化的社会中，根本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由，而只有特权。平等的观念，亦无从谈起。
摆脱封建等级制，是从经济活动中开始的。韩水法在《康德法哲学的公民概念》一文中指出："市民的自由的一项主要因素就是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而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拥有财产的自由。"先说市民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这听来稀松平常。但要知道，在许多由政府或特权阶层垄断经济的社会中，个人并无此种自由。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就以反对资产阶级的名义，剥夺公民个人的此种自由，造成了极严重的后果。
从事经济活动的关键，正如韩水法所指出的，"就是拥有财产的自由"。而这一自由〔财产权〕的确立，有极重要的意义。因为财产权确立的前提，是对个体之自我所有权的认肯；或可表述为，财产权是自我所有权的一种外部延伸，因此财产权的确立，就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自我所有权。约翰·米德克罗夫特（John Meadowcroft）在《市场的伦理》一书中指出："自由社会的基本原则是个人的自我所有权：每一位独立的个体及其财产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们不可以受到任何他人的侵犯，除非这个人首先侵犯了别人的财产权。"
财产权的确立，以法律作为其制度保障。在此基础之上，个体的自主性或自由权利，才有了实质性的意义。冯·米塞斯对此有清晰的认识，他在《马克思主义百年》一文中指出："西方文明一切成就的取得，只是因为建立了道德的和法律的制度，只是因为这种制度保护了个人的财富积累，保护了个人为了反抗统治者的巧取豪夺而进行的生产投资。在东方，私有财产实际上是出于官员的恩赐，而在西方的法律制度下，私有财产却是社会构成的基石。"
市场经济持续而健康的运行，建立在私有财产权的基础之上。而市场经济活动的展开，即意味着一种广泛的人类合作，而这一合作的前提，则是平等的自由权。如果没有平等，则所谓的"交易"，不过是强势一方的巧取豪夺，而这是不可持续的。市场经济的力量在于，它以契约的方式，在一定意义上保证了平等的交易权，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商业活动，必将为参与各方带来利益。而且，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在促进物质繁荣的同时，亦促进了思想的流通和传播。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种人类文明，即商业精神。在《永久和平论》一书中，康德指出，商业精神的广泛渗透，有助于阻止战争的发生，从而促进人类的永久和平。
在德语中，"市民"和"公民"是同一个词。当我们将其翻译为"市民"时，主要凸现了其经济的面向，而将其翻译为"公民"时，则凸现出其政治面向。但这两个面向之间，又有其内在的联系，亦可表明某种演进关系。韩水法指出："公民概念是由市民概念演变而来的，市民的单单经济性质，市民的单单社会性质，都不足以使其成为公民，甚至单单的法的性质也不足以使其成为公民，而只有政治的行动才使其成为公民。"依此观点，所谓公民，即有政治行动的市民；而从社会的角度着眼，当一个社会中的多数市民有其独立的政治观念及行动时，则此社会就从单纯注重经济的市民社会走向了重视自由权利的公民社会。
如上所述，是对自由主义和自由社会的一个简单描述。而此类描述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讨论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的关系，首先要对自由主义有所认识，才能判定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是否有理。而且，通过如上描述，我们大致亦可认清自由主义的观念及其制度保障，与市场经济有其内在联系。而之所以强调此点，是因为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进行批评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对市场经济的攻击，当然其批评并不仅限于此。
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有其漫长的历史和传统。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批评，是自由主义所倡导的个人主义立场，未能很好地顾及社群和传统，造成人类生活意义的彻底失落，个人亦由此陷入彻底的孤独之中。而自由主义本身，作为一种超薄的观念体系，无能为每一个体的生活提供厚实的意义来源。正如雷蒙·布东所指出的："自由主义传统在它的反对者眼中有这么一个缺陷，即无法对世界提供一个整体的视角：它无法成为一个意识形态，也无法成为一个'入世宗教'。"但对自由主义的此一批评，其实最不得要领。自由主义不为世界提供一个整体的视角，这并非自由主义的缺陷，而恰是其优点。正因为这一点，自由主义才能在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之中，为其制度运行提供基本的制度框架；也正由于此点，自由主义才能包容多元化的价值体系，并为它们的自由竞争提供平台。与此相反，在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未获确立的国家和地区，宗教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均无法得到有效的法律保障。
对自由主义的上述批评，有时亦指向市场经济，似乎生活在市场经济时代的人们，在脱离传统的共同体之后，只能在精神上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但这一批评并不有效，约翰·米德克罗夫特就此指出："市场经济并非意味着原子式的个体生活在他们自己的自我中心的世界里，相反市场经济驱使孤独的个体进入到社会中，在这里人们之间可以形成一种纽带，这种纽带同存在于家庭成员之间的那种纽带一样真实和持久。而且商业社会中通过选择形成的友谊事实上比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家族和亲属关系网更为真实。"
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或市场经济的如上不满，可称之为一种保守主义的批评。雷蒙·布东在《为何知识分子不热衷自由主义》一书中说："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保守主义者，他们所定义的完美社会就应该是他们童年所处的社会，或者搜罗历史书籍编制幻想，再根据这些幻想来构造理想社会的图景。"不难看出，此种建基于幻想之上的所谓批评，可能构成某种美学上的诱惑，但的确不具有理智的力量。
知识分子对市场经济的另一个批评，认为市场推崇赤裸裸的金钱逻辑，因此而相当的不道德。这种不道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所谓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二是市场经济冷酷无情，不鼓励任何意义上的慈行善举。但这一流传甚广且貌似严肃的道德指控，本身却很不严肃，而且毫无道理。马克思主义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工人的劳动所创造，而资本家则通过剥削工人来过活。但正如约翰·米德克罗夫特所指出的："任何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并不是由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数量来决定的。"这就意味着，工人的劳动绝不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来源。企业家在商品价值的生产及流通体系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约翰·米德克罗夫特说："资本主义企业家并不是消费他人生产的价值的非生产性的领福利金的人，他们起着一种积极的功能，在任何先进的经济体系中（不论是市场或非市场经济）企业家都起着这样的作用。"而且，工人与企业家的合作关系，是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达成的。由此，马克思主义对资本家剥削的指控，虽有某种道义上的煽动性，但却建立在错误的认识基础之上。
认为市场冷酷无情，表面上有道理，但认真分析下来，则不尽然。批评市场冷酷无情，其比较的对象，是传统社会的温情脉脉。不错，在传统社会，专制君主往往声称他们是最大的慈善家，相当有德性，但不要忘了，专制君主充当慈善家的前提，首先是一个夺命的吸血鬼。现代极权主义社会的独裁者，在此方面，比专制君主说得更好听，做得更恶心。当然，无论政府本身的性质如何，其做好事总比不做好事好。在一般的意义上，我同意这一点。但同时应该认清的一点是，无论政府还是社会团体，其所能做的好事相当有限，哪怕他们所做之事无比的温暖可感。约翰·米德克罗夫特指出："尽管慈善是相当重要的而且是善意的，但是在从事慈善活动时人们必须认识到，它只是帮助别人的一种有限的、不完全的方式。因此，慈善行为应该主要导向对危机情况的干预，或者导向努力把市场的范围扩展到那些被排除在市场之外的人，从而使得这些人也可以从市场带来的自由和物质繁荣中获益。"
在一个意义上可以说，充分自由化的市场，意味着一种真正的博爱。因为它能以一种我们可能看不见的方式，发现并满足许多人隐蔽的需求，而这却不是通过一般意义上的慈善所能解决的。而且市场的力量，绝不局限于此时此地，而是在一个相当广阔的范围内发现并解决问题，满足人们的需求。通过如上分析，我们即可看出，那种指控市场不道德的观点，其实不过反映出一种无知和偏激。与传统社会那种给予性的道德与伦理不同，市场尊重道德和伦理的自发性。约翰·米德克罗夫特就此指出："道德和伦理并不是由政治、宗教和其他一些集体权威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策划并使施加于社会的；它是作为这样一种结果即个体男人和女人几代经历和行为的无意识的结果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自发发展来的。市场是形成、传达和发展共同道德的过程的一个构成部分，市场是一个平台，在这里人们可以学到不同环境中能够为人们所接受的行为。"依此观点，市场不是不道德，而是在培育新道德。
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或自由社会（以市场经济为靶子）的批评，一是说它没意义，二是说它不道德。针对这两种严重的批评，我们在以上的行文中，已对其有所分析，并指出了其中的不实和夸大之处。下面我们将接着考察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或自由社会的第三种批评，就是说它没魅力，再简化一下就是：乏味。一些浪漫型的知识分子振振有词地说，你看传统社会多美好，多丰富，多诱人！而我们现在这个所谓的全球化的时代，文化趋同现象如此明显，生活亦如此乏味，唉唉……在一个意义上，知识分子的感叹或许有道理，毕竟在任何时代，人们的生活总不免乏味。但如果因为现实生活的乏味而认为传统社会的文化生活格外丰饶，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人们批评全球化时代文化的趋同现象，似乎意味着传统社会的文化具有当然的丰富性。但认真想来，这种误会本身只有在现代社会才有可能，因为我们只有在现代条件下，才有可能知道各地的文化是趋同了还是多样了。而生活在某一传统社会的人们，甚少有机会走出自己所属的共同体，而感受所谓的文化多样性。在比较封闭的传统社会中，对多数人而言，文化生活格外单调。而正因为市场的存在，它促进了思想的碰撞和交流，也使文化观念和产品更为多样。约翰·米德克罗夫特指出："市场过程并没有造就一个文化荒原，在这一文化荒原中市场在利润的名义下牺牲掉所有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文化。恰恰相反，市场机制反映并传达了个体偏好用以享用一系列广泛的、巧妙复杂（以及并非巧妙复杂的）文化产品。"
通过如上的分析和考察，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许多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或自由社会（以市场经济为靶子）的批评，其实多不过是一些不满的情绪，甚少实质性的理据。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自由社会，不仅在物质方面解放了人们，而且在道德选择、审美判断等方面，同样带来了极大的自由。但这样一来，问题接踵而至。既然自由社会有如此之多的好处，许多知识分子为什么"执迷不悟"，其思想来源是什么？而这些对自由主义思想的巨大非议，又是如何传播的？它们在今天还有市场吗？以道义担当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到底应如何看待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即使作为理念，也并不完美，当然这一不完美的承诺正是自由主义的优点。但有优点，同时也就意味着在某些方面，有其不足。建基于自由主义理念之上的自由社会，其中包括市场经济的运行，亦有其明显的缺陷。因此，对自由主义进行批评，不仅必要而且应该。而且事实上，自由主义理念亦最具有接受批评的包容度。但问题在于，当对自由主义的批评超过一定的限度，就意味着对自由的否定。而对自由的否定，往往从对奴役的赞美开始。走到这一步，就相当危险了。但不幸的是，在二十世纪的人类社会中，否定自由的激进观念颇为流行，其所带给人类的，则是无尽的苦难。
知识分子否定自由主义的思想来源，相当多样，基于不同的原因或境遇。这里只能拣一两种主要的说说。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的否定性态度，极大地影响了全世界的知识分子。而这一思潮在俄国、中国等国家的传播，以平等的名义，走向了奴役。但这一传播过程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驳斥。冯·米塞斯在《马克思主义百年》一文中指出："从结局上看，马克思所有的经济与社会学说，及其对历史的诠释，已经被证明是不正确的了。马克思主义所取得的巨大的势不可挡的成功，即在俄国和东欧其他的斯拉夫国家以及中国都宣称采纳了马克思主义纲领这个事实本身，就已经形成了对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原则的驳斥。因为根据这些原则，要么是全世界所有国家同时转入社会主义，要么是西欧和北美最发达的工业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
但在一些知识分子那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并不影响其所具有的魅力。雷蒙·布东指出："欧洲的部分学者今天常会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走向死亡。在他们眼中，它在政治上的体现已经走向死亡，可是在知识思想领域却远远没有。尽管马克思主义的信条已经为欧洲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所抛弃，可以马克思主义留下的解释图示仍旧被人们反复使用，其中不乏那些不愿意被称作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而这种情况，在中国的知识界，就更为普遍了。我们姑且不论那些吃马列饭的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职业性维护，而考察一下那些自以为在从事纯粹学术研究的学者，即可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的心目中，他们坚信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框架有其巨大的真理性。这当然部分因为他们旧有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他们无力对其早年所接受的思想，进行彻底的反思。而另一方面原因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知识分子的鸦片，其所具有的批判色彩，能为那些价值虚无的知识分子，带去某种廉价的道义上的满足感。
在哲学领域，以尼采为发端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视自由主义为敌人。而尼采本人的思想，对自由主义即有尖锐的批评，而且这种批评本身有极为广泛的影响力。雷蒙·布东指出："尼采的思想作为一块精神瑰宝，是复杂而且充满了矛盾冲突的，而新尼采主义者不仅极大程度上简化了尼采的思想，而且忘记了它内部的细微差异，甚至完全无视尼采《欢愉的智慧》这部著作，而且将尼采思想改造成了另一个替代物，以给这样一种观点提供后盾：所有倾向于谋求公共利益的制度事实上只是服务于统治者'权力意志'的工具。"也就是说，尼采思想的部分接受者，往往以抵抗价值虚无的名义，将任何制度性的努力均视为强权的工具。但这不过是在另一个意义上对价值虚无的认肯。而且这样一种倾向，反映出其认知上的极度简化和情绪上的非理性态度。
尼采及其接受者的思想，与自由主义有相当大的差距。与尼采主义者们的非理性情绪相反，自由主义强调个人的理性选择。正如雷蒙·布东所指出的："从哲学层面上看，自由主义代表着这样一种思想传统，它尽可能地避免以一种末世论的视角来看待世界。毫无疑问的是，理性选择的过程和进步的概念是它的核心思想。进步的一个维度就是创造和建立一些规范，从而能够提高组织内公民的信心：那些能够防治腐败的、增加决策透明度从而让决策后果承担者更多获益的、以公平为原则重视公民情感的规范。"
经如上分析，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尼采及其思想上的继承者，他们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多有不实之处。而且，从解决问题的角度看，自由主义的批评者们，根本无能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思想。但问题在于，这些错误而不负责任的观念，却在知识分子中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雷蒙·布东在《为何知识分子不热衷自由主义》一书中，对此问题有一个大致的分析。他认为在西方世界，"高等教育大众化导致了自由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力衰退。"原因在于，"自由主义思想传统所表现的是它对社会和经济现象复杂性的关注、它宽容的宗旨、它对推理分析重要性的弘扬、它对批判精神的推崇、它对建立客观有效的知识的可能性的信赖，以及它所坚持的人文科学如果放弃这种可能性则只能成为欺世谎言的信念"，只有在高质量的学术训练中才能得到培育和维护。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以及与此相伴的教育质量的下降，则使口号化的理论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和认同。
上述观点的具体表现，是"相对主义如今在世界范围内统领着众多知识领域"。比如，"'建构主义'如今可谓是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地方的教材里均被视为了一套无所不能的理论。"但这一套理论之所以无所不能，就在于其对事实的不尊重。而在此方面，解构主义更是登峰造极，"据它的观点，'世上并不存在什么事实，而只有对事实的陈述'（如此一来要做的便是去挖出那些潜藏的表述），几十年来它风靡于各所知名大学。"而中国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雷蒙·布东指出："对自由主义的敌意，似乎更多地来自那批在最不严谨的人文科学内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因为，自由主义传统所提供的对于社会政治经济现象的分析是运用了一些科学的工具，建立在一批论辩系统之上"，因此，要真正理解自由主义传统，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这就对批评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要求，即在展开其充满道义感的批评之前，首先应对自由主义有最基本的理解。而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这一"要求"尤其要紧。
二○一四年一月七日
（《为何知识分子不热衷自由主义》，[法]雷蒙·布东著，周晖译，田晶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一二年版；《市场的伦理》，[英]约翰·米德克罗夫特（John Meadowcroft）著，王首贞、王巧贞译，复旦大学出版社二○一二年版；《从市民社会到公民社会--理解"市民-公民"概念的维度》，韩水法、黄燎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一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