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升级正处在重要历史拐点：一方面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今年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速放缓至7.3%，创2009年一季度以来的新低；另一方面经济结构升级的态势初步形成。今年前3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6.7%，创历史新高。

问题在于，面对内外发展环境深刻复杂变化的新形势，转型与改革的时间空间约束全面增强。到2020年中国能否从工业大国走向服务业大国，成为转型与改革的历史任务和重大挑战。实现这一转型，既可以在结构升级的基础上形成7%左右的经济增长新常态，又能够为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创造有利条件。

一、中国进入消费新时代，由工业大国走向服务业大国面临着重要的历史机遇

消费的本质需求是服务。中国进入消费新时代，现代服务需求逐步高于传统物质需求，已成为消费需求释放与升级的大趋势。

1. 消费结构升级带动服务消费比重明显提升。经过36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中国已经成功地跨越了以解决温饱问题为主要目标的生存型阶段，进入到以解决人的自身发展为重要目标的发展型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由于人口城镇化的较快发展、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全社会的消费需求结构升级呈现阶段性特征：

第一，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升级。生存型消费主要是吃饭穿衣的消费，发展型消费主要是教育、医疗、健康、文化等服务消费。当前，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正由工业消费品为主向服务消费为主转变；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正由生活必需品为主向工业消费品为主转变。未来5-10年，随着人口城镇化进程加快，城乡居民发展型消费需求将以年均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有望下降到30%左右。

第二，从物质消费向服务消费升级。例如：城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文教娱乐三大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比重从1985年的12.8%上升到2013年的34.1%。估计到2020年这个支出占比有可能提高到40%-45%，成为城镇居民的消费大头。

第三，从传统消费向新型消费的升级。例如，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电子商务、物流快递等新型服务业态的快速发展，新型消费的增长很快。例如，2012年中国信息消费为1.7万亿元，同比增长29%；2013年，信息消费规模达到2.2万亿元，同比增长28%。

2. 消费规模的扩大将为服务业较快发展提供市场空间。伴随着消费规模的快速扩张，由此形成走向服务业大国的市场潜力与市场空间。

第一，消费增长潜力巨大。首先，新增消费不断加大。例如，2012年城乡居民新增消费量超过2万亿元，这相当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一年的消费总量。其次，消费总规模逐步扩大。例如，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11年仅为18.4万亿元，2013年增长到23.8万亿元，估计到2020年将达到45-50万亿元。消费增长潜力的释放，推动服务业呈现快速增长的大趋势。

第二，由工业大国走向服务业大国的趋势正在形成。这些年工业增加值占比逐年下降，从2006年的42.2%下降到2013年的37%。同期，服务业占比从40.9%提高到46.1%，2013年服务业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估计到2015年，有可能达到48%以上，超过国家“十二五”规划目标。近些年来服务业增加值都以年均两位数增长。2001-2013年，扣除价格因素后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6%。估计未来5-10年服务业增加值仍会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第三，2020年服务业规模有望实现倍增。2008-2013年，即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5年中，中国服务业增加值从13.1万亿元增长到26.2万亿元，实现了规模上的倍增。未来6年，如果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保持在10%左右，服务业总规模有望扩大到48-53万亿元。

2008年以来，中改院一直主张加快推进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就在于释放消费需求能够为服务业发展开辟战略空间，能够引领和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从而成为稳增长、调结构的源动力。

二、中国进入服务业发展的新时代，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牵动经济社会转型全局

进入服务业发展新时代，13亿人的潜在消费需求成为中国增长转型的突出优势；13亿人服务需求释放的规模与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结构、利益结构、城乡结构调整的进程。释放13亿人的服务消费需求，推进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变，既是未来6年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又是决定增长、转型与改革的关键所在。

1. 加快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新常态。从工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的转型与人均GDP水平有着内在联系。中国从人均GDP 6500美元到1万美元的过渡阶段中，服务业的比重至少会提高10个百分点。总的判断是，到2020年中国服务业占比达到55%以上是有条件、有可能的。

第一，人口城镇化为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提供了重要载体。从国际经验看，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发展型消费需求越来越依赖于教育、健康、医疗等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2013年中国的名义城镇化率为53.7%，而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6%左右。从新型城镇化的进展看，2020年名义城镇化率有可能达到60%左右，人口城镇化率有可能达到50%以上。这几年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带动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提高0.77个百分点。以此估算，未来6年即使人口城镇化率仅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也有可能带动服务业比重提高7-8个百分点。

第二，工业转型升级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注入内在动力。从国际经验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经济转型升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工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的转变。传统农业和工业的转型升级直接依赖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由此形成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巨大市场需求。新一轮工业革命最为突出的特征是，信息、研发、设计、物流、销售、大数据等生产性服务业引领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的升级。就是说，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相互融合是一个大趋势，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主要推动力。以德国为例，高端制造业之所以能够保持世界领先地位，重要原因在于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高达50%以上。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创造”的优势远未凸显，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其占服务业的比重仅为15%。未来6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至少需要提高15-20个百分点，达到30%-40%。这是中国工业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是工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2. 形成服务业主导的新格局牵动影响经济转型升级的全局。服务业的发展程度是形成经济新常态的重要标志。它不仅成为经济转型的主要推动力，而且也将不断释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第一，形成中速增长的新常态。中国仍是一个经济转型大国，经济增长新常态取决于尽快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近几年，中国服务业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带动GDP增长约0.4个百分点。如果未来6年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可以带动经济增长4个百分点左右，为中速增长的新常态奠定重要基础。

第二，形成新增就业不断扩大的新常态。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是扩大就业的主渠道。从近两年的情况看，服务业增加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创造约10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未来6年服务业增加值按年均10%增长估计，每年新增就业将达到1000万人左右。

第三，形成全社会创新创业的新常态。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生产性服务业直接融入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全过程。例如：技术升级与服务需求直接融合，技术升级如果不能反映服务需求变化就很难产生内在动力，就很难有好的市场前景；企业竞争力与服务质量直接关联，企业的竞争力主要取决于服务环节是否专业化、精细化。为此，服务业主导不仅是形成新一轮创新创业潮的主要推动力，而且将为创新创业开辟巨大的市场空间，由此形成创新驱动新格局的重要条件。

第四，形成利益结构和社会结构优化的新常态。从国际经验看，服务业快速发展将带来中产阶层规模的不断扩大。以美国为例，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的30年间，伴随服务业主导新格局的形成，白领阶层的规模同时也扩大了5倍。未来6年，随着服务业主导地位的确立，中国服务业就业比重有望达到50%以上，到2020年服务业就业的人口将不少于4亿，由此将带动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

3. 把实质性提高服务业占比作为“十三五”规划的约束性目标。“十三五”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5年，能不能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对中国未来10-20年的发展至关重要。

第一，明显提高服务业比重。建议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把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55%、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达到30%作为主要的约束性目标，以此作为衡量结构调整优化的主要标准。

第二，加快推进投资转型。与服务需求快速增长趋势相适应，重点加大教育、医疗、健康、文化、体育等生活性服务领域的投资；从工业转型升级的现实需求出发，重点加大信息、研发、设计、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投资。

第三，实现发展理念的深刻转变。由工业大国走向服务业大国，无论企业、社会、还是政府，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尤其是需要改变某些传统的发展理念。例如，走向服务业大国，形成服务业主导的新格局，不是不要制造业，不是不要工业，而恰恰是通过生产性服务业提升传统工业，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升级。

三、中国进入经济转型升级的新时代，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与制度创新成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中国由工业大国走向服务业大国，关键在于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和制度创新。这些年，服务业供给瓶颈问题突出，难以满足社会服务需求，根源不在于国内资本短缺，而在于服务业市场开放的严重滞后。当前，服务业行政垄断的特点仍然突出，市场开放程度较低，不适应转型升级的大趋势。

1. 尽快使社会资本成为服务业发展的主体力量。发展服务业，主体是中小企业，关键是放开市场，重点是激活社会资本。从实践看，以大企业为主做强服务业并不成功，某些大企业靠做大规模进入世界500强，但缺乏对市场需求变化的灵敏反应，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不强。从产业发展规律看，服务业门类繁多，个性化、差异化程度高，中小服务企业更能够灵敏地反映市场需求，并通过公平竞争激活、做大服务业市场。这在客观上要求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加快服务业市场对社会资本的开放。例如：

第一，放开市场准入。在银行、证券、保险、电信、邮政快递等行业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取消某些不合理的经营范围限制，并实现由行政监管为主向法治监管为主的转变。

第二，实质性打破对社会资本的限制。鼓励支持社会资本进入教育、医疗、健康、文化等领域投资。要以发展政府购买服务为重点，支持公益性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领域有所作为，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第三，加快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例如，在城镇公用事业领域特许经营权的出让上全面引入竞争机制；在行政系统服务资源配置方面规范完善政府采购。

2．重点是打破服务业领域的垄断。加快发展服务业，关键在于打破服务业的行政垄断与行政管制。由于教育、医疗、健康、金融等服务业领域仍然保持一定程度的行政垄断，市场主体难以通过公平竞争来提高供给能力、供给质量和供给效率。

第一，修改《反垄断法》。尽快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纳入《反垄断法》。

第二，向社会资本推出有吸引力的重大项目。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相配套，尽快建立国有企业的反垄断审查机制。在已经推出一批重大项目的基础上，尽快在电信、教育、医疗、金融等垄断行业再推出一批向社会资本开放的重大项目。

第三，加大反行政垄断的力度。与推行负面清单管理的改革相配套，尽快对现行行政法规进行系统的反垄断审查，废除各类导致行政垄断的行政法规。

3. 把提高服务贸易比重作为“十三五”对外开放的重大任务。从现实看，由于服务业领域的对外开放严重滞后，服务业难以利用国际先进技术和服务管理经验，制约了服务业的有效供给。其结果是，国内的某些服务消费外流的问题比较突出。未来6年提高服务贸易的对外开放度具有紧迫性。这就需要以发展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区为重点，加快服务贸易对外开放进程。

第一，把2020年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量比重提高到20%，作为“十三五”对外开放的重要目标。2013年，中国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量比重仅为11.5%，2014年上半年上升到12.3%，但仍低于全球2012年18.7%的水平，更低于印度25%的水平。

第二，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和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快推进金融市场有序开放，扩大教育、医疗、健康市场开放，推进文化、体育、娱乐市场开放。

第三，逐步把服务业外商投资审批制改为登记备案制。除国家规定的重大和限制类项目外，对外资企业投资项目的审批，逐步实施备案制度。

第四，加快扩大双边和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打破一些国家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壁垒。率先在新兴经济体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取得突破，加快拓展与这些国家在金融、信息、物流业等服务领域的开放合作，把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自由化作为双边或区域合作的重点。

到2020年，中国实现由工业大国向服务业大国的转型，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全面转型升级。它不仅是一个经济增长新常态的形成过程，还伴随着经济结构新常态、利益结构新常态、制度创新新常态的形成；不仅涉及经济领域的改革，还涉及到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的改革。

推进服务业主导的转型与改革，不仅对中国未来10年、20年的公平可持续发展有着决定性影响，而且将给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全球经济带来重大利好。升级正处在重要历史拐点：一方面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今年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速放缓至7.3%，创2009年一季度以来的新低；另一方面经济结构升级的态势初步形成。今年前3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6.7%，创历史新高。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