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逢五八惨案三周年，谨以此文告慰三位烈士的在天之灵，因为正是烈士们的鲜血，使得一些曾经对新旧殖民主义持有各种程度幻想的人，最终认清了当下国际形势。
邹谠先生是国民党内极右翼“西山会议派”重镇邹鲁的公子，后在美国执教50年，根据甘阳先生的说法，邹谠已经“超脱”了党派的局限，其研究成果也因此受到甘阳先生的推重。笔者是中国农民出身，因为见识浅陋，实在是看不出邹谠先生的高明之处，所以要在关键之处提出几点质疑。
一、中国之贫弱是否不足以当日本侵略
根据邹谠先生的说法，由于中国之贫弱不足以抵抗日本的侵略，因此制止日本侵略的力量只能是来自外部，就是美国这样的救世主。而美国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奴才政权垮台对主子利益的伤害，没有认识忠实奴才对主子利益的重要性。这其实是真正的吃咸萝卜操淡心思，皇上不急太监急，美国竟然不知道自己的利益，这正是邹谠先生的真实写照。其实是邹谠先生搞错了，美国恰恰认为只有战争才能够解决游戏规则的最后修订，至于说到美国在中国的失败，那也是注定的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权所决定的，除非邹谠先生能够把中国的老百姓都杀光，否则是不可能避免中华民族为了生存进行平民革命，与帝国主义及其进行殊死搏斗并取得最后胜利的结局。这其实也是为什么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根本原因，因为最极端的生存权剥夺，只能是造就中国最彻底的、规模庞大到无可战胜的平民革命大军，从而把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彻底埋葬。
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适足以证明，即使是比日本强大许多倍的美帝国主义者，在动员起来的中国人民目前，也是不能为所欲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在境外作战，缺乏本土作战那样相对优越的后勤保障；而且在志愿军早期攻势作战阶段，其与美军在武器装备方面的差距，远远大于国军与日本侵略军的差别，后来的战争结果只能证明一件事，就是邹谠先生是在公然胡说。
实际上美国非常清楚自己的工业竞争力优势和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在，1921年美国主持签署的华盛顿公约，就是试图确立新殖民主义通过市场捞好处的间接规则，去替代旧殖民主义的直接控制手段，目的当然是要凭借美国强大的工业势力，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政策下，去捞取美国最大份额的经济利益。但是美国显然比邹谠先生高明，知道重大利益的流向转变是不可能在谈判桌上完成的。捞好处规则的重新拟定，只是解决日美利益冲突问题的第一步，最后新规则的实施就是要排除日本在中国独占大头的局面，结束这个局面的手段只能是战争。
美国当时外交上的“孤立主义”不是要孤立法西斯，而是要孤立美国的后来的那些同盟国，毕竟美国不方便直接地鼓励法西斯侵略，这不是因为要保持美国的面子和信誉，而是为了充分保留行动自由，特别是充分解除了法西斯各国对“美国战争实力筹码”的顾虑，这才使得双方在战争中好放手捉对厮杀，然后再在美国人为最有利的时机加入战争，把有望获胜的一方彻底打跨，让美国的所有竞争者（主要是英法德日）的经济竞争力，自行在战争期间彻底地被毁灭，这样在美国所极力倡导的新殖民主义的“游戏规则”的实施中，其主要受益人和受益份额才能达到美国感到满意的程度，战争其实是妙用无穷的最后手段，美国怎么能够为了一个次等奴才政权的主观愿望和利益地位在战略上进行调整和改变呢？奴才最大的最常见的毛病就是高估自己对主人的作用，邹谠先生既然已经入土为安那就不用反省了。因此法西斯和反法西斯战争不打到双方元气大伤，再也不能在新殖民主义规则下与美国竞争抢桃子的地步，美国是绝对不会下山来解决问题的。正如美国参议员杜鲁门所主张的“如果在德国和俄国厮杀中，俄国占上风，美国就应该帮助德国；反过来德国占上风就应该去帮助俄国。”如果在三十年代末期美国对日本实施物质禁运，迫使日本终止其愚蠢行为，那么不仅中国没有遭遇到有力打击，老蒋也肯定不是那么俯首帖耳，后来签署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就不见得会对美国那么“友好”；反过来如果不是日本到了山穷水尽的那一天，也就不那么容易把曾经是世界“五强之一”的日本彻底收复，成为一条美国的忠实走狗。
二、国民党政权的选择与日本侵略决断
根据邹谠先生的高见，胡适的改良主义主张，在中国是不能成立的，这是因为当时外来侵略破坏了中国政权的稳定，而改良只有在政治稳定的条件下才能进行。但是邹谠先生没有说清楚，中国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到底有没有意愿来实行改良，哪怕是对民众的生存利益做出微小的让步？
邹谠先生显然有足够的条件弄清楚“中国精英阶层到底有没有在中国实行改良的意愿”，因为邹先生的父亲就是最重要的历史事件见证人和推动者，至少邹谠先生是应该有条件清楚“西山会议派”的主张是什么。中国当时云集在国民党政权内外的精英阶层，是否具有足够的意愿或者起码的良知，以打算进行与民众利益进行协调的改良道路？著名的知识精英蔡元培就是参加上海“分共会议”的国民党八大元老之一，而这个会议所做出的战略决策，就直接指导了稍后执行的上海“四一二大屠杀”。1920年代大革命末期的知识精英阶层，可不是1940年代打着旗帜“反饥饿”的那些精英，人也许还是那些人，但是头脑可不是原来的头脑。甘阳先生显然有点等同视之的味道，看起来好象没有充分领会中国农民谚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的智慧。
四一二大屠杀就是中国执政精英阶层，决意拒绝对民众的生存利益进行妥协，决意在美国“华盛顿公约”新殖民主义国际体系下就位的表现。对共产党的屠杀，和林冲上梁山入伙所必须的“投名状”一样，就是告诉美国，国民党人决不会为了民族利益和民众利益而与西方冲突，是西方可以信赖的中国管家和政权代理人。对共产党的屠杀和对苏联的决绝，就是一份是美国可以信赖的决心书；当然蒋政权对待旧殖民主义也是一视同仁，在北伐期间发生的“济南惨案”，老蒋熟视无睹，这是对日本的旧殖民主义表现充分容忍和涵养的一个重要事例。
蒋政权选择在新殖民主义体系就位，实际上具有两重重大后果，一是表明蒋愿意充当西方殖民利益的中国代理人，二是向世人公示中国的国内阶级矛盾大于中外民族矛盾。因此蒋政权的性质和定位就决定了一方面不可能在国内动员民众力量一致对外；另一方面新旧殖民主义除非到了最后必须在战场上进行对决阶段，蒋政权将不可能取得外部支援。为此日本认为可以对中国发动战争，如果战事顺利就有可能逼迫美国承认既成事实，承认日本直接控制和支配中国，并借以排除美国新殖民主义手段通过市场在中国撮取殖民利益的可能。经过这样的收益—成本（风险）对比分析，日本显然认为成本与风险有限，在利益可观的情况下，因此敢于放手发动侵略。
后来的事实表明，美国正如日本所料，不仅拒绝向中国提供援助，而且为了避免造成必须适用“中立法”对交战双方进行禁运，压迫蒋政权不得向日本宣战。这样美国就可以继续保持和扩大对日本的贸易，因为当时中国海岸已经被日本封锁，事实上就对中国进行了禁运，就这样美国一面要当婊子，一面又要蒋政权为其立贞洁牌坊，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国政府才正式对日宣战。而蒋政权除了在新殖民主义体系就位的打算之外，也始终没有放弃在旧殖民主义体系下就位的选择，老蒋有名言垂世“亡于日本人，我还有亡国奴可以当；亡于共产党，我连亡国奴都当不成了。”这其实也是慈禧太后选择“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根本原因，因为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精英阶层的力量不足（其实精英们内部还有时存在着卖国竞争，其实慈禧太后在准备签署“辛丑和约”之时，还面临地方与中央政治精英进行卖国竞争的压力，如张之洞和刘坤一等就和外国搞了一个“东南互保”），本身不具备对抗帝国主义的力量，因此反对帝国主义必须动员民众力量，必须精英阶层放弃既得利益以与民众协调一致，从而妨碍精英阶层维护自身的优势地位，因此中国精英阶层总是具有必须把阶级矛盾放在民族矛盾之先来考虑的“不得已”。其实明末满汉地主合流以镇压农民起义就是先例。精英主义改良渠道救中国的先期破产，在晚清就已经是非常清楚明白的，从洋务运动到改良变法；最后演化到精英主义革命，从辛亥革命到1920年代的大革命，也一样是没有一次不失败的。
毛泽东说要感谢日本人，因为正是日本侵略军的凶残无道，把大量中国民众迅速逼到了“民不畏死”的处境、只有奋起反抗才能求生存的地步，日本对中国的疯狂侵略是中国革命的催生婆之一。此外毛泽东还说过由于有“蒋介石这样屠杀人民的反面教员”，印度因为没有这样的反面教员因此革命形势不好，这也是中国革命的有利因素之一；而美国人支持国民党政权打内战，出钱出枪要蒋介石屠杀中国人民，在抗战前期出卖中国利益，也是使得中国知识精英阶层，对新殖民主义幻想最后破产的决定性力量。毛泽东多次提到这些中国平民革命得以成功的这些“有利因素”，并不是因为这些因素真正改变了双方的现实力量对比，而是这些事件唤醒了中国民众，幻灭了一切精英主义道路救中国的幻想，中国人民的唯一的出路只有团结奋斗求生存，这是中国人民采取和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进行生死搏斗，并取得胜利的思想和认识论基础，正如毛泽东所经常说的“矛盾向其对立面转化”，矛盾转化的结果常常是“小国可以打败大国，弱国可以战胜强国，坏事可以变为好事”。
在邹谠先生看来，中国是没有可能发生革命的，假如没有外因的话。邹谠的“中国革命外因论”是站不住脚的，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显然比他更有发言权。对中国精英阶层不顾民众死活，只凭一己之私进行内政外交战略抉择的结果，是必然导致的民众生存条件急剧恶化，这是一切革命的土壤，中国平民革命形势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制造者都是老蒋，而毛泽东只是领导平民革命的完成者。中国平民革命迟早是要发生的，也是必然要成功的，因为在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100多年中，精英主义操持的一切改良和革命道路都已经最后破产了，不可能再有另外的精英主义道路可供尝试，日本侵略中国和美国对中国根本利益的各种恣意践踏，只是起到了一定的坚定民众革命信念的结果，这些外来因素固然加速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坚定了民众的革命信念，但是革命道路也因此变得更加艰难曲折，中国人民是在经历了所有的白色恐怖和血鱼腥风之后，付出了极为高昂的代价，才见到革命的成功的。
三、所谓“个人自由与社会自主发展”
在晚清，作为中国统治阶级总代表的慈禧太后是决意在旧殖民主义体系中就位的，以换取自身统治利益的维持；蒋记国民党政权是在“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新殖民主义体系中就位的，并借以取得自己的统治合法性，正如邹谠所指出的，中国的知识精英是对新殖民主义具有信任感的，当时知识界的广泛亲美以及蔡元培参与国民党的清党密谋，都可以作为佐证。问题在于政权的“较高正当性”不是可以凭空建立的，无论是在新殖民主义还是旧殖民主义下就位的中国买办政权，都不可能在买办官僚阶层利益恶性膨胀到剥夺民众的生存权基础上来建立建立其统治信誉。
在新旧殖民主义体系中就位，其实就是中国自1840年以来精英阶层所面临的实际选择，也是中国精英阶层在不放弃精英主义制度前提下的全部选择空间。蒋记国民党政权就是这样去突出它所代表的那个阶层的“个人自由”的，当然也是邹谠先生所念念不忘的“社会自主发展”，也是美国艾其逊之流所指望的“民主的个人主义者”们的必然选择，作为第三世界的精英阶层如果不放弃精英主义，除了买办化还能选择什么，既然选择了买办化，有能到哪里去找民众的生存权，到哪里去建立政权的正当性呢？直到今天中国的精英主义者不是仍然存在这样的困惑吗？中国一贯以鼓吹“政治民主和个人自由”为己任的精英主义者，基本上都在911共识中签名，发誓要把对手的嘴巴贴上封条；主流经济学家中的一位俊彦提出“唾沫效应”，实际上就说明了在中国现实中“为了少数人先富起来，必须让多数人失去生存机会”；另一位长期以宣传“华盛顿共识”为己任的主流经济学家则在私下里明确表示：为在中国实现精英主义制度化，其代价是要“死一半中国人”。中国今天精英主义者的选择余地，即使不会比邹谠先生所叙述的时代更好，肯定也差不到哪里去，为什么中国精英主义者为了“个人自由和社会自主发展”，总是要走极端呢？很显然并不是因为他们愚蠢、短视和贪婪，而是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而且人均经济资源短缺的现实，只给中国精英主义者留下了如此糟糕的两难选择---只要是选择精英主义化就必定要排斥多数民众的生存利益，而在这种排斥民众基本生存利益的政治和经济制度选择下，邹谠先生所指望的政权具有“较高正当性”是永远都不可能有的。
邹谠先生试图找到一条道路，让“帝国主义”和“注定要在被帝国主义侵略中被剥夺生存权的中国民众”实现和平共处，而且是可以避免被中国民众从中国干净彻底赶出去的结局，这看来不是那么容易成功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而且看来邹谠先生也有所认识；但是邹谠先生认为上一次帝国主义虽然在中国失败了，寄希望下一次“新瓶装旧酒”的同样选择取得成功仍然是可以的。送给邹谠先生和邹谠先生的追随者们一句老话---“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这句话出自《论语-尧曰》，翻译成通俗的现代汉语其意思就是“如果把老百姓逼得没有活路，那么精英阶层必然就要完蛋。”其实毛泽东说得更加清楚明白“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栖栖惶惶地想要寻求一种没有反抗的、可以放心大胆地对民众进行生存权剥夺式的压迫之道，是永远都不可能成功的。无论以新旧殖民主义，还是以“个人自由”乃至“社会自主发展”名义出现，只要是在中国选择精英主义制度，只要是把少数人利益绝对凌驾于大多数人的生存利益之上，其结局就不会有根本不同。
二○○二年五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