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女长得丑，或许，她应该是《聊斋志异》里最丑的女性了。不过，她却从无一日放弃过对自己人生的悉心经营：她像塑造一件艺术品似的精雕细刻她人生的每一次选择，每一个细节。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乔女用自己的一生给这个世界讲了一段故事，而这个世界也因为这女人的故事而美丽起来，纯净起来，明亮起来。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好故事，虽无惊心动魄，却也曲折有致，时而高亢激昂，时而婉转低回。而听乔女讲她趟过女人河的那一程泥路与心路，相信听故事的你我也会蓦然顿悟某个被“从来如此”的偏见以及短视重重遮掩的事实，那就是——

“完美”缺席，并不一定妨碍“人生”这席盛宴的美味。

这世界变化太快，以至于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流行的风向标总是比“堂吉诃德号”风车转得更卖力，全武行出身的“野蛮女友”好像还是昨天的话题，而实际上，流行的大热门早已变成了宫廷内外温柔婉顺的“励志长今”与笑里藏刀的“砒霜金枝”；先前飘然而过的那队粉脂气十足的阴柔美男，其香风还没散尽，几匹热爱变形的“金刚”或者“狼”们，已经裹挟着汽油味儿、汗臭味以及血腥味儿，猫着半裸的雄姿急吼吼杀将前来了；不过，最让勇斗时尚大风车的俊男靓女们不能接受的是：此前，无论时尚如何流转，总有那么根儿轱辘“水转山不转”，那就是——时尚始终心仪“爱美丽”。可谁曾想，这个小魔怪竟然有一天会转脸青睐起“丑娃娃”来，不必说世界各地的“丑女贝蒂”、“恐龙三顺”纷纷在银屏上张牙舞爪，就连天使身材、魔鬼面容的女模特也勇闯瘦骨林立的时尚T型台了。而且看情形还颇招大牌设计师们的待见，这让天使面容，魔鬼身材的时尚女王们如何不晕晕倒地？！

不过，对于平凡人的平凡日子来说，这些都不妨事。毕竟站在“时尚”那个“圈”外头的我等，尽可以满不在乎，至少是假装满不在乎地扭过头去，不理会“时尚”这只媚兽一刻不得消停地眉飞色舞，搔首弄姿，上蹿下跳，唧唧歪歪。

可是，时尚可以当戏来看，生活却得自己一天天磨蹭下去。相貌问题一旦进入生活，困扰、尴尬、琢磨、纠葛恐怕比每一个滴滴答答的二十四小时更多、更长、也更繁琐。最要命的是，你无法对它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所以，关于容貌与人生幸福的讨论大概从人类有了那张叫作“脸面”的东西时就开始了，很可怕的是，至今也没有结束的迹象；并且，无论你觉得这个话题是迷人或是烦人，在不同的领域，以不同的方式，人类关于容貌与幸福的实验、较劲、乃至争执都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犹如烧沸的滚锅，乐此不疲地冒着泡泡。而在这些孜孜不倦的实验者中，文学艺术家们最热衷、也最擅长的当然是他们笔下的故事与形象。讲故事的人就像炼金术士，把各色的际遇、斑斓的情绪、五味的性格甚至是神秘的命运都融化进自己的故事坩埚，细火慢炖，精心配制，然后静待结果——至于在历经了人性与命运的神秘淬炼之后，出炉的究竟是火药？豆腐？还是其他什么？只有“谁读谁知道”了。

很显然，蒲松龄也是这样一位文学的炼金术士，而我们今天要讲的《乔女》故事，正系蒲药师之荣誉出品。

倏忽即逝的春天

话说，山东有一个普通的平原县，这普通的平原县里住着一户普通的乔姓人家。可是，这普通的乔家却出了一位极不普通的乔姑娘——乔女的丑惊动了十里八乡。书中形容她“黑丑，壑一鼻，跛一足”。这也够得上拍案惊奇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乔女的相貌算是把中国人对容貌评价中“丑”的元素占齐全了：五官残缺咱就不忍心说了，可是不还有一句熟语说“一白遮三丑”吗？惜乎就连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乔女也没捞着。众所周知，法国大作家雨果曾经向世界奉献过一个著名的丑男，叫做卡西莫多（钟楼怪人）。他很丑，可是人家身体素质不差，那也就是说，比起“中看不中用”的“花瓶”来说，他还没栽到悬崖底下——卡西莫多至少占一项“粗柳簸箕细柳斗”的实用优势吧。可是，跛足的残疾又剥夺了乔女最后一点美好的希望。

于是，几乎是顺理成章地，到了情窦初开的年纪，没有人来乔家提亲。这真是“寂寞女孩的苍蝇拍，左拍拍，右拍拍，始终还是没人来爱”。在漫长的十年等待之后，乔女迎来了她二十五岁的春天。就在这一年，乔女，嫁人了。

原来，县城里有一个姓穆的书生，四十多岁时，元配的妻子过世了。都说人生三大苦：少年丧母，中年丧妻，老年丧子，穆生原本没什么家底儿，悲痛之余，续弦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一介白衣书生，手不能提，肩不能抗，家财倒是没啥，年龄却已经是成把抓了。试问谁愿意把青春妙龄的鲜花插在这么一块盐碱地上呢？眼观八方，耳听六路之后，穆生看中了乔女。一个是婚恋的失意者，一个是婚姻的失败者，鬼斧神工、浑然天成，穆生和乔女走到了一起。

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桩婚事对乔姑娘来说，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救生圈”。二十五岁，在今天论“晚婚晚育”还嫌嫩点儿，可在乔女那时代，就算超高龄“剩女”了。更何况她那些使劲儿给她抹黑减分的相貌条件呢？能嫁入一户还算门当户对的人家做太太，还不够好吗？

不过，这里可要插播一则“号外”，乔姑娘和穆书生的婚姻并不像我们今天想象得那么平等。因为在中国古代，同为“妻子”，元配和续弦的差异，还真是挺大的。

可能人们会有一种误解，觉得中国古代的男人比现代男士要幸福，比如可以莺莺燕燕，比如可以妻妾成群。实际情况未必如此美妙。在中国古代的伦理观念中，夫妻关系的一次性和惟一性始终被严密地保护着，这可能是出乎许多现代人意料的。女子的情况就不用说了，令人颇感意外的是，男子人生中的第一个妻子在整个家族伦理中的地位同样是不可取代和不可僭越的。严格说来，中国古代中原地区的婚姻奉行的并不是我们以为的一夫多妻制，而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在观念上，古人认为男子一生只可以有一个妻子，就像女子一生只能有一个丈夫一样，而且这“一个”必须是“第一个”。因而，在伦理差序上，只有元配妻子可以与丈夫享有比肩的地位，这种强大的地位保障甚至穿越生死。

在很多文化现象和文学人物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伦理观的强大。比如，古代婚姻手续的繁琐会令我们迷惑，所谓“三媒六聘”，又说“三书六证”，有时，这会被我们不耐烦地斥为“封建专制”。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反映的恰恰是古代社会对正式合法婚姻的重视，因为郑重其事，才会不厌其烦。又比如，中国古代社会对青年男女私定终身的行为采取的是“零容忍”态度，私奔的婚姻被认定为不合法，私奔的男方可能因此而被家族放逐，而私奔行为中的女方，即便出身再高贵或两人情感再浓烈，也只能屈居妾的身份，终其一生。这当然是封建婚姻残酷的一面，不可否认，它造成了许多的悲剧。然而，换个角度说，法统严谨的礼教保护的又是什么呢？不正是合法婚姻的神圣不可侵犯吗？再比如说，在中国古代，妾的命运是悲惨的。作为正妻的“媳妇”再如何受到“婆婆”欺压，都可以拿“十年的媳妇熬成婆”这句话当作翻身得解放的盼头，妾却是一点儿盼头都没有的。而所谓“扶正”不过是一句乌托邦式的幻梦罢了，因为中国古代的伦理观念一向不支持由妾向妻的晋级，甚至法律还一度规定，把妾扶正为妻的男子要被判处重罪。至死妾也是无权进入家族宗庙的。简单地说，纳妾只是收纳了一件物品，社会伦理不允许她们成为家庭的一员。这同样也是对婚姻中“嫡妻”地位神圣性的一种保护。

妻妾之间的分野是不可逾越的，这无疑是出于对一夫一妻伦理观的顽强固守。然而，另一对关系同样令人颇不是滋味。那就是当嫡妻被休或逝世之后，同为“妻”的身份，续弦和嫡妻在法律和伦理上享受的社会地位也是不同的。在这个问题上，礼法的天平再一次向“嫡妻”一侧倾斜。嫡妻和续弦的地位差异甚至一度与妻妾差异相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续弦和妾一样，不被允许进入族谱或宗庙，甚至死后也不被允许与丈夫同穴合葬。后来，社会伦理对此作出了调适性修改，续弦在身后可以进入家族宗庙，然而，仍在排列位次上标示了嫡妻与续弦之间的地位差异。总而言之，这位“替补太太”的功能仅仅是充数的“滥竽”或是全职的秘书，并不享受家族的尊重。也因此，续弦，又称填房，从遴选婚配时就不那么认真讲究，至于她们在婆家的地位，自然不过是文盲读报——装装样子罢了。

最典型的例子当数《红楼梦》中的邢夫人和尤氏。在贾府这样等级森严的豪门之中，按说邢夫人是大儿媳妇，可是实际上，得宠和掌权的却是王夫人，尤其是贾府的董事长级重量人物贾母，一向偏疼小儿媳妇，这一点众所周知。让读者倍感困惑的是，从邢夫人那号称“尴尬人”的所作所为，到她在贾府的实际地位，怎么看都不像是豪门中的长嫂级人物，就连她的儿媳妇，贾府的常务行政CEO王熙凤，对自己这位顶头上司婆婆都是阳奉阴违，爱理不搭。究其原因，当然不止一条，可是邢夫人并非贾赦嫡妻的尴尬身份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同为续弦的尤氏也一样，她比邢夫人又晚一辈，在荣宁二府的日子就更艰难了，首鼠两端，软弱可欺几乎成了尤氏的专利。而且，尤氏和邢夫人的娘家出身相对于权倾朝野的贾府都是微不足道的。与她们二位的寒酸相比，嫁得当户对的凤姐，那派头可就截然不同了，就连和自己老公吵架的时候都没忘记提点一两句“我们王家”的泼天富贵，害得贾琏那难得破土而出一次的夫权意识瞬间就被打击得花残叶败，惨不可言。说到底，横亘在嫡妻与续弦之间的，依然是强大到不可战胜的“一夫一妻”伦理观。

尽管继室和嫡妻的势差大得足以发电，尽管乔女注定只是一个象征家庭完整的应景，尽管除了生孩子，作为人妻的她可取之处寥寥，乔姑娘还是满心欢喜地坐上了属于她的那顶花轿，高高兴兴地踏进了几乎是一贫如洗的穆家。

三年后，已经是穆太太的乔女给穆家添了个大胖小子，此时的一切，似乎完全沉浸在安详和喜乐之中。可以想象得到，或在灶台前哄儿子睡觉，或在书桌旁给老公研墨铺纸，乔女心中一定是溢满幸福和满足的。对于她来说，人生幸福不在于美妙或眩目的爱情，因为只要我们肯忠于现实，就无法否认，爱情是一种在短时期内大量消耗、消费乃至浪费“美”的人类活动，乔女显然是折腾不起的。她人生的指望也不在金钱或声望上，从一个寒门小户嫁到另一个寒门小户，物欲对她来说只是陌生的奢望。然而，婚姻仍然是命运最大的赐福，因为，她从此有了一个家。对于幸福的人来说，家庭的庇佑或许并不是多么令人兴奋的话题，对于尝尽世态炎凉的乔女来说却意义非凡，这意味着她不必再害怕那些故意或者无意的流言蜚语，不必再躲闪那些好奇或者猎奇的异样眼光——家，就是一个温暖的、安全的避风港。

常恨春归早

正当乔女觉得人生的坎坷差不多结束了的时候，她没有想到的是，噩梦已经悄然临近了。孩子出生不多久，她的丈夫穆生就撒手人寰了。要抚养儿子，要维持生活，正是家中急需用钱的时候，养家活口的顶梁柱轰然倒塌了。在雪上加霜的日子里，乔女想起了自己的第一个家，走投无路的她只能“找了点时间，找了点空闲，领着孩子，回娘家看看，生活的烦恼向妈妈说说，借钱的事情向妈妈谈谈”。然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门的水，母亲健在，母爱却已不在。母亲颇不耐烦的态度让乔女很受伤害，受伤之余愤而决心自力更生，誓不回头。这一对的孤儿寡妇，要地位没地位，要财富没财富，生活，瞬间成了最大的难题。

当家的温暖已变成遥远的回忆，今夜重又走入风雨的乔女决心从头再来。既然这世界再没有她可依靠的肩膀，她只有靠自己勤劳的双手为自己，也为孩子编织新的生活了。于是，她手中原本消磨时间的纺线此刻成了托起乔女母子二人的生命经纬线，活着就是织布，织布就是生活。

看到这里，大概很多人都会为乔女的奋发图强，自主创业的精神感佩不已，或许乔女的创业史还会让我们想起当今社会某些白手起家的女强人、女企业家。关于人的能力和能量的开发，一直是一个奇妙的话题。我们看到，有些人拥有过人的能力并最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可是他们的起点并不过人，甚至比一般人更低。就好像乔女，几乎是绝地求生。中国人关于这一类成功经验的解释性总结有很多，比如：百炼成钢，生于忧患，宝剑锋从磨砺出，等等。现代心理学家解释说，自卑是超越的源动力，因为不如人、不如意，某些人才会力求做得好一些，做得更好些，结果他们竟然做到比任何人都好的地步。

这些的说法不无道理。不过，与“百炼成钢”的精英相比，“百炼成废铁”的垃圾同样大有人在，甚至总量上比“百炼成钢”者要多得多。“百炼”的结果究竟是“精钢”还是“废铁”，二者的不同就在于——如何选择。我们无法决定的是自己的禀赋，可以决定的是自己的选择，这或许比客观环境的因素更接近人类成功的秘密。我很赞同写在哈佛大学图书馆的一句话：请试着享受无法回避的痛苦。（Please enjoy the pain which is unable to avoid.）我相信这也是许多穿越逆境中取得大成功者的心态。

而现在，站在痛苦和不堪命运的十字街头，乔女郑重选择了自己的人生：沿着一条在那个时代少有人走的路——自强自新的道路——勇敢地走进迷雾重重，前程难料的未来。

就在乔女以为她的余生就要在单调的“唧唧复唧唧”的机杼声中溜走时，命运忽然又玩笑似的来了个急转弯。有一个姓孟的小财主，他的太太不幸过早地独自赶往奈何桥喝孟婆汤去了，可怜留下一个叫做乌头的孩子，刚满周岁。大人伤心惨目熬一熬也就算了，可孩子太小，无人哺育照料是不行的。因此，孟生急着托人说媒，四处求婚。可婚姻中介介绍了半打，不是他看不上别人，就是别人没被他看上，总是早上雄心万丈出门去，晚上孑然一身回家来。就在此时，脱“光”（光棍）心切的孟先生邂逅了脱贫心切的乔女士。他一心爱上这位身残志坚，自立自强的女士。说时迟，那时快，孟生立刻展开热烈的追求，不断暗中请人向乔女示爱。

按说，好事一桩就在眼前：乔女士急于脱贫是为了孩子，孟先生也是为了孩子急着脱“光”。双方的动机既简单又善良，孟先生不差钱，乔女士也不是童话里的黑心后妈，眼见二人齐心合力演一出《家有儿女》并非天方夜谭。可令人意外的是，孟生的家庭喜剧假设纯粹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因为——乔女坚定地谢绝了。

乔女的答复简明利落而又不失风度。她说：如今我过得确实很不如意，要是跟了孟老板您，立刻就能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按说哪有不愿意的道理？可是，我的情况却是一穷二白三丑四残五寡，事事不顺心，样样不如人，我唯一可以自信的，就是我的品行。倘若不是品行，孟先生又能看上我哪一点呢？所以，我不能嫁。

乔女很丑，可她一点儿也不笨。她的话直接点到了问题的症结——孟生和乔女之间存在一个解不开的结，孟生追求的是一个品行高洁的乔女，可是，倘若他的追求成功了，他娶到的就将是一个“一女二嫁”的乔女，“一女嫁二夫”的乔女还是他拼命追求的那个“品行高洁的乔女”吗？显然不是，那么，孟生的追求也就彻底失败了。简单地说，孟生理想中的乔女是他永远不能得到的，他娶得到的必定不是他想要的乔女，这是一段“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镜花水月的爱情。

都说“得不到的就是最好的”是吗？孟生显然没看透这场感情的本质只能是绝望，乔女的婉拒反而激发了他志在必得的干劲，眼看暗送秋波不管用，他又动起了丈母娘的主意，委派媒人带着财礼，去游说乔女的母亲。乔妈妈倒是“酒杯一端，政策放宽，钱财一提，可以可以，饭饱酒醉，不对也对，酒足饭停，不行也行。”很快点头同意了，并且主动请缨到女儿家搞定这桩婚事。可是，无论乔妈妈怎么软硬兼施、恐吓诈骗、胡搅蛮缠、威逼利诱，乔女就是不答应，只扔下一句话：谁得了好处谁嫁去，我不嫁。碰了一鼻子灰的乔妈妈也没辙了，可是拿人手短，吃人嘴软，饭吃了，钱收了，事办不下来可不好交待。万般无奈之下，只得亮出自己珍藏版的小女儿，提出把待字闺中、原装正版的小女儿嫁给孟生。孟家上下本来就对孟生这段昏头昏脑的婚事争议很大，一听说乔家竟然情愿用原版小美人替二手老巫婆出嫁，全都很欢喜。唯独——孟生不欢喜。他干脆来了个爆炒鹅卵石——油盐不进，除了乔女，谁也不考虑了。这厢一个不嫁，一个不娶，婚事也就黄了。

不为所动的乔女，现在又沉浸在“吱吱喳喳”的纺车声和“咿咿呀呀”的孩子的哭闹声里，周而复始地继续自己的生活了。她以为，这一遭破门而入的罗曼事件至多是人生的一个罕见的美丽意外，却不料，不久之后，这个意外将她的人生彻底改变了。

自由落体的“自由”

罗曼风波没过多久，求爱不遂的孟生突然得了急病，不治身亡。乔女得知，径自赶往孟家吊丧，在孟生的灵前，她哭得很伤心。

我想，今天的人们很容易就能理解乔女的伤心。我们会说，她哭得很正常。殊不知，在礼法统治的古代中国，连哭和笑都是被规定着的，所谓“发乎情，止乎礼”，“情感”永远要对“礼法”察言观色，低声下气。即便是至亲好友之间，放声的笑和纵情的哭都是不被伦理允许的，而女性被允许表现悲恸的场合就更狭隘了，未嫁的时候可以为父母离世哭泣，出嫁之后就只能为痛失丈夫流泪了，如果不幸自己的孩子夭亡，或许还可以被允许伤心几天，可不管怎么说，孟生这一类的陌生男人肯定不在“准哭”之列。因此，没有拿到伦理道德“准哭证”的乔女，她的哭灵在世人眼中实在太不正常了。

我无法想象乔女来去孟家的一路上要无视多少惊诧、轻蔑甚至恶毒的眼神与嘀咕，但是，我相信她一定能把那些微不足道的脏东西像掸灰尘一样漫不经心地掸掉，这对乔女来说，大概太简单了。因为自打她来到这个世间，最熟悉的恐怕就是闲言碎语和冷眼侧目了。在对付流言侵扰，保持心态平和方面，乔女早已为自己度身打造了最强大的杀毒过滤软件。

有一个事实不得不提：无论世态炎凉如何灼得人心焦，也无论世俗礼法的眼光如何色厉内荏，乔女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中国历史上，早有一些“不正常”的人，他们旁若无人的惊世一哭常常震撼得万千“正常人”瞠目结舌，叹为观止。最早的哭声是从长城脚下传出来的，孟姜女的哭，哭倒的哪是什么万里长城？她哭倒的是专制独裁者暴戾恣睢的严刑峻法。按照那罔顾人性的“正常”法律出具的验尸报告，范喜良系合法死亡，可是，在孟姜女的泪光中，专制极权者以“统一天下”为名义的所谓“历史理性”是多么不堪一击！和孟姜女一样哭得惊世骇俗的，还有阮籍。在中国的男人群体中，最出色的当属魏晋名士，他们生活的时代很压抑，然而，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暗夜，这些人的生命却意外地自由舒展，明亮活泼，阮籍便是其中的翘楚。话说某武官家里有一个多才多艺又美貌出众的小女儿，还没来得及出嫁就不幸病逝了。阮籍和这位武官并不相识，只听说了这件事，就径自赶往武官家中吊唁，大哭一场，绝尘而去。从此，用血和泪写就的中国史上便留下了万人惊诧莫名的白眼和阮郎独立寒秋的泪眼。

乔女之哭，实在有些魏晋人物的风范。想象一下，这也许是命运对她艰辛生活另一种形式的补偿吧。因为接二连三的意外，或生离或死别，她相继失去了双亲和丈夫，几乎是误打误撞地，她获得了那个时代在娘家或婆家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生活的大姑娘、小媳妇想都不敢想的权利——自由支配人生的权利。不过，独自行走在回家路上的乔女肯定意识不到，那意外造访她人生的，令她意外有余而准备不足的“自由”，到底会给她未来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与际遇。

果然，事情还远没有完。孟生素来没什么亲眷，老孟家也不是七大姑八大姨几十斤的望族。他死后不久，坟头上的黄泥还没干，村里的无赖就打起了孟氏家产的主意：趁火打劫，把家具劫掠一空不说；屋漏偏逢连夜雨，家里的仆人们也分头顺手牵羊，各自偷东摸西，中饱私囊一番之后四散而去；更过分的是，各路不轨之徒见现金散尽，又开始觊觎孟家世代相传的各处田产了。只有一个势单力薄的老婆婆抱着年幼的乌头，眼睁睁看着强盗鱼贯而入，财物鱼贯而出，这一老一小除了抱头痛哭，毫无办法。这正应了著名的“破窗效应”：如果有人首先打坏了某建筑物的一扇窗玻璃，而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的维修，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直至把整幢大楼洗劫一空。麻木不仁的空气是犯罪最好的孳生环境，此刻的孟家，显然不幸地成了这一效应的示范点，直到乔女挺身而出，着手修理孟家已然支离破碎的门户。

事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乔女听说了孟家遭劫的事，她想起孟财主生前有一位知己好友姓林，据说关系不错。于是登门拜访，乔女语重心长地劝说林生：夫妻之间应该团结一心，朋友之间应该互相帮助，尤其是在危难的时刻，这是义不容辞的。我相貌丑陋，身体残疾，命运乖舛，人们都因此蔑视我，远离我，甚至家庭也在我最困苦的时候抛弃了我。可是，你的朋友孟先生却有一种天赋，他能够看出别人的优点，即便这优点是被人间浓黑的悲凉层层叠叠掩盖起来的微光。他是这世界上真正知我、懂我、尊重我的人，虽然我拒绝过他的追求，然而，实际上我早已以心相许。现在我的知己，也是你的朋友不幸去世了，小孩又那么小，正是我报答知己的时候，我愿意尽自己微薄之力，养育他的遗孤。可是，我一介弱女子，抚养孤儿客易，抵御外人的欺侮却很难。他家人丁单薄，没有可以倚重的亲友。如果这时候连我们也袖手旁观，坐视不理，那还算什么朋友呢？我对您别无他求，只是恳请你写一纸状书，把它投到官府去，至于拉扯孟生的孩子长大的事，我则责无旁贷。

林生应允了乔女的请求，然而，正当他打算按乔女的嘱托的写诉状时，另一路人马又敲开了他家的门。当地的地痞无赖们得知了这个消息，登门造访，并且告诉林生说：听说你要写点儿什么，我们哥儿几个也琢磨着写点儿什么呢。现今我们手头正缺一份投靠强盗团伙的“投名状”，你要是敢拿我们来做文章，我们只好拿你“做文章”了，真到了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时候，你可别怨咱哥们没给你打招呼不仗义。林生听了很害怕，黑帮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于是干脆来了个闭门谢客，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他寻思：自己还不知道找谁诉苦呢，替知己诉冤？还是算了吧。

乔女在家左等右等，上等下等，坐等卧等，就是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自己前去打听，方知孟家的田产早已被“说时迟那时快”地瓜分光了。忍无可忍，就无需再忍，乔女决定亲自出马，到衙门口告状。领导例行公事地问：来者何人？和死者什么关系？乔女不卑不亢，说道：正所谓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大人您是一县百姓的父母官，您应该认理不认人。若我说假话，就算是他的至亲也难逃法网，如果我说的是实话，就算是路人甲乙丙丁之歌，您也应该听一听。领导一听，大胆村妇，敢和上级如此说话？！……其结果几乎是顺理成章的，根本不懂官场公关学的乔女士在一顿板子的“规劝”下，踉踉跄跄跌出了县衙大门。

乔女本想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但是现在是有冤无处可诉，有苦无处可吐，自己的正当权利无处可护。因为她的憨直，得罪了县官，直接上诉的道路被堵死了。可不是吗？哪个县老爷能听得进一个文盲村妇用教训孩子的口吻教自己怎么办案，怎么做人呢？不过，憨人自有憨福气，乔女就属于那种认死理的憨人。法院不管？法院不管咱找舆论啊，于是乔女天天到当地各路知名人士的家门口痛哭喊冤，她想，名人嘛，他们有话语权啊，他们说话肯定比我管用。结果还真让她盼到了云开月明的那一天，某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听完她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决定帮一帮这个义气有余，憨直可爱的小大婶。

得到知名人士的介入干预，案子很快就判下来了。孟家的财产被一一追回，无法无天的地方恶霸也被绳之以法。

从县衙门结案出来的那一天，太阳照得全身很温暖，这是她以自由人的身份干成的第一件大事呐，乔女心里喜滋滋的。她第一次觉得：自由，或许真是个好玩意儿？！

许之以心，报之以爱

孟家的案子虽然审结了，可是隐忧依然存在。乌头太小，老仆又太老，这一老一小，断乎是守不住这么一大摊子家业的。于是有人建议乔女：你干脆常驻在孟家，抚育孟生的遗孤。可是，乔女不肯。她和看护乌头的老婆婆一商量，决定关门落锁，让老婆婆抱上乌头，跟自己回家去。日后，凡是乌头的日常用度，她总是叫上老婆婆，一起去孟家，开锁、取物，再封门，落锁。自己坚决不私拿孟家的一针一线，甚至吃饭开伙也分灶头，乌头吃白米，自己抱着儿子嚼粗粮。过了几年，眼看两家的孩子都到了念书的年纪，乔女为乌头请了私塾先生，却赶着自己的儿子下地学农。老婆婆看不过去，就劝她让两个孩子一块念书，反正一个孩子也是教，一双孩子也是学。乔女却说：乌头的学费取之于老孟，用之于小孟的，我如果假公济私地让自己的娃儿跟着蹭学上，还怎么说得清呢？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孩子们都长大了，乔姑娘也转眼成了乔大婶了，几年间，乔女从未放松过对孟家田产的经营管理，辛苦积攒了数百石粮食。于是，乔大婶又里外张罗着，一面把年久失修的孟家大宅修葺一新，一面又给乌头娶了一房出身名门的媳妇。风风光光地把乌头推回了孟家主人的位置。交付了房门钥匙，乔大婶转身要回家去了。

乌头一听说乔妈妈要回到她自己那个破破烂烂的小家去，不跟自己住了，立时就急了。虽然乔女千般推辞，万般谢绝，可是乌头就是咬定青山不松口，定要和乔妈妈一起住。无奈的乔女只好答应了。人说血浓于水，他们这对母子却是爱浓于血，对于乌头来说，乔妈妈不是亲妈，胜似亲妈。对于乔女来说，世上那个知她、懂她的人去了，可是，她“已心许之”的誓言从没有过期，或者说，当初一个小小的、在她看来甚至有点儿荒诞的求婚事件，竟然引出了一位万中无一的知己，更引出了延绵两代人的深情厚意，这是她意料之外的，可是，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有几件是吾侪凡夫能想得到、料得中的呢？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故事不也正是在如此这般的许多“意料之外”中曲曲折折地展开的吗？

在孟家住下的第二天一早，乔女便依如昨日般摆开纺车，纺纱织布。乌头夫妇当然不答应，老辈和小辈遂展开了争夺劳动工具的温馨战斗，很快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便取得了胜利。乔大婶无奈地说：我母子俩住到你家来白吃白喝，怎么好意思呢？不过，办法总比困难多，被迫享福的乔大婶很快想到了新点子，变体力劳动为脑力劳动。不是不让我在你们家里纺布挣钱养活自己吗？那我就换个工作——我母子俩替你们老孟家打工。经过连日的观察，乔大婶也看出来了，乌头夫妇有着所有年轻小夫妻的通病——热爱消费，不擅持家。那咱就“传、帮、带”，把经营家业的本事一点点教给你们，否则，即使还给乌头的是金山银山，他也很难守得住，守得好。

乔大婶又上岗了，这一次她的工作是职业管家，天天起早贪黑地帮助孟家经营家业。虽说她管理着一家上下十几口人，是孟家不折不扣的实权派，可她却给自己的儿子派了一项最辛苦的工作——无论风吹日晒，天天在孟家的田地里巡视监管。而且，乔管家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乌头夫妇犯了再小的过错，她都不依不饶，严加训斥，毫不姑息；如有再犯，一经查处，乔大娘就使出杀手锏——打道回府，直到小两口夫妻双双把膝跪，她才原谅。谁让这两个孩子都没有爹呢？无论对自己的儿子，还是对孟生的孩子，其实乔女心里都是一样疼爱的，可是，在孩子的教养问题上，她不得不板起面孔，慈母严父一肩挑：乔女深知自己的儿子目不识丁，所以，安心务农就是最好的生存之道；而乌头夫妇肩负着把孟氏家业发扬光大的重任，没有足够的毅力和管理能力，本性再好的孩子也会迷失，走上败家歧路只是早晚的问题。

不久，乔女期盼已久的好消息终于传来了——乌头考中了秀才。乔女觉得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又向养子乌头提出退休回家的要求。当年就不答应，现在乌头已经家业有成了，他就不答应了。几年前不愿乔妈妈离去是因为初涉世事的不安，现在不愿乔妈妈离去是因为多年相依相伴的不舍。乔女实在没办法了，只好祭出自己儿子这张“亲情牌”来跟乌头谈，她说：就算小孟你是我的养子，可小穆还是我的亲儿呢。你这厢我都帮你收拾停当了，也算对你死去的爹有交待，可我还欠着小穆他爹，也就是我那死去的老头子一个交待呢。乌头一听就乐了，赶紧说：我就知道您老人家还留着这点儿心事呢。您的后顾之忧就不必担心了，我早就替我兄弟小穆物色了一桩好亲事，聘礼我都替他送出去啦，您就安心等着喝媳妇茶吧。办完了儿子的婚事，乔女觉得再不能让自己的儿子住在孟家了，聘礼这么大事都能叫乌头“代办”了去，指不定明天又捣鼓出什么新花样呢。于是坚持让儿子、儿媳回村子里住。乌头眼看留不住，只好悄悄派人在村子里给小穆买了百亩良田，这才送小穆夫妇回去。

人间的大事件

然而，终有这么一天，半辈子风风火火的乔女也静静地躺在病榻上了，不服老不行啊。半生的浮光掠影，一世的辗转挣扎，都在她脑海里像电影胶片似的滑过，那些在外人看来令友邦莫名惊诧的时刻，在她自己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滋味。

时光如白驹过隙，当她再一次成为十里八乡瞩目的焦点时，当年的知名丑八怪如今已经是仗义抚孤、享誉州县的知名乔大娘了。乌头的喜报传来，门外是时断时续的鞭炮声、迎来送往的道贺、寒暄、谢礼的谈话声，还有仆人们小跑着搬运礼物的脚步声。此刻的乔女却异常平静，是因为满足，还因为……满足之余的空落落。当初，她很认真地告诉孟生的朋友，她对孟生虽不能以身相许（或许就因为那个爱情的悖论），却早已以心相许。为了这一句“已心许之”的承诺，她花费了自己的大半辈子来报答知己，那可是大半辈子的爱呀。

也许有人会认为，乔女年轻时的见义勇为方谓大事，径自吊丧实属新闻，而抚育乌头成家立业？只是些些小事，小到针头线脑，小到柴米油盐，谁会在乎呢？是啊，几十年波澜不惊的生活实在没什么惊险可言，纺车机杼上摇过的每一个日子好像都差不多，这样的素材送给《大清晚报》的记者，只怕人家都不知道该从何下爪，如何罗织，为什么呢？太没看点了呗。不过，对于真实的、而非供稿于传记、社论或者墓志铭的人生来说，一时的仗义行为是小事，半生的劳碌和付出才是大事，是真正的大事件！——真的，一时的勇毅并不比经倾注一生的爱更珍贵。

相信起初乔女对乌头的关照，多半出于一种混合着仗义、责任、怜惜还有那么点儿悔不当初的复杂情感；而后，在很长的时间里，我猜这种情感会得到另一路支援，那就是：乔女会很愿意假设把自己对孟生未能表露的爱意都倾注在他的孩子身上。实际上，在抚养乌头长大的过程中，她刻意地、近乎刻薄地划分自己儿子和孟生儿子的不同教养待遇，这既是出于平复世俗质疑的考虑，也有她自己的一点私心——乔女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这段移情之爱的纯洁性，她不允许这段由父亲转嫁到儿子身上的爱的情感受到任何现实因素的玷污，因为，如果她对乌头的关爱受到了现实因素（比如金钱、人情、利益等等）的影响而不那么纯净无瑕了，也就等同于她此生绝无仅有的那段爱情受到了世俗烟火气的污染。这是乔女绝对无法接受的。至于再后来，这段爱的心路就更难说清楚了：长期休戚与共的生活，早已在她和乌头之间建立起了牢不可破的亲情，直到年轻时的英雄壮举也变成了茶余饭后的一个笑话，直到那段莫名其妙，似有还无的爱情也被生活烟熏火燎成了一幅模糊得看不出底色的旧年画，就连乔女自己也只是在灶头烧饭的间隙才偶尔地盯着它发一会儿愣。

一切都在流转吗？一切都像生命里的每一个日子般一去不回头了吗？不全是。无论爱的理由如何一站站接力，爱，始终都在。而这种“接力”，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加盟”才对呀，当初的涓涓细流如今已是滚滚洪涛——爱，持久的爱才是这人间真正的大事件。

“谁造出东西来比泥水匠、船匠或是木匠更坚固？”“掘墓人！”“因为他造的房子是可以一直住到世界末日的。”（莎士比亚语）而今，乔女觉得自己已经蹒跚着走到这座可以永久居住的房子门口了。她叮嘱乌头说，“必以我归葬”。这短短五字的遗嘱中，最要紧的就是“归”字。虽然乔女的一生和乌头的父亲有着旁人难以理解的真知真情，可是，乔女认定：即便那被称之为“爱情”的感情并非虚幻，孟家也绝不是她灵魂安息的所在。穆生是给过她一个“家”的男人，穆生的身旁才是她长眠的归宿。说完这最后的叮嘱，乔女便抱着归而葬之的信念离开了给予她太多痛苦亦太多欢欣的人世。孩子们试图让她和孟生合葬，结果，又不得不麻烦乔大娘折返人间，还魂附体，把两个不听话的儿子咆哮了一通。在我看来，这个相当浪漫主义的情节却让乔女传奇人生的收官平添了几分喜剧色彩。

一生和三个关键词

乔女的人生故事总算告一段落了，然而，我们对于乔女人生的好奇心好像还没有结束。比如，中国人对“盖棺定论”之说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既然棺材板已然合上了，那么关于乔女的鉴定报告要怎么写呢？显然，中国人已经太习惯报告、总结、鉴定、证书组成的人生了，不是吗？正像张爱玲说过的那样，国人从八九岁的孩子时就形成了一种惯性，“看见一个人物出场就急着问：‘是好人坏人？’”（见《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及近版作品《小团圆》）连看电影的时候都从不放过。

乔女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想这答案是不言自明的，人心是杆秤。然而，它却不意味着关于乔女人生的一切结论性的判断都那么清楚明朗，一如——那绕不开的美丑谜题。

我了解当我试图抛出这个话题，喋喋并且不休下去，将有可能开罪为数可观的“简爱”票友或是“丑小鸭”粉丝。然而，我更理解人们在面对乔女这一类——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与众不同——的人物时，善恶很容易判别，而美丑则总难免在心头拉锯拔河。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场拉锯战的结局往往是——人们宁可被偏见或成见说服而投靠谎言，也不肯面对和坦然接受基本事实。因此，为了那些被扭曲的事实与被遮蔽的梦想，无论何等斗胆的冒险也值得一试。

在讨论之前，盘点一二乔女人生中的几宗“就是如此”与“竟然如此”，或许是必要的。每一个人的人生总有一些“就是如此”，当然，时不时它也会杀出几桩“竟然如此”来。所谓命运，即是许许多多“就是如此”与“竟然如此”的变奏。此刻，乔女的人生就真有那么几件耐人寻味的“就是如此”与“竟然如此”等着读者去挑挑拣拣。

说起来，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就是如此”是：乔女的人生的起点低，资源少。在她的禀赋中，有着过多的不完美和不完整：她长得丑，连一副完整的五官老天爷都没给她（“壑一鼻”），而身体的残疾（“跛一足”），几乎使她丧失了劳动谋生的能力。即便如此，诡谲的命运也未曾停止在她的生命中继续剥夺，不断剥夺，直到把差不多人生中一切美好的东西从她手中一一剥夺殆尽：因为相貌残缺和肢体障碍，乔女这辈子没能拥有一段正常的爱情，念经似的冷嘲热讽取代了花季的赞美诗；之后的三年五载，她曲线救国地嫁给了穆生做填房，乔女一度错觉自己当真拥有了遮风避雨的家，从此四平八稳，余生海晏河清；谁料祸福的变脸只在旦夕之间，穆生过早辞世，他们的儿子还有她，她却已经没有家了；在风雨如晦的当口，乔女依然错觉自己还是有家的，就像她的儿子还有母亲一样，乔女也有母亲，母亲就是孩子的家，不是吗？然而，事实再一次击碎了幻想，女儿感到母亲的言辞和脸色是那么的陌生，却又那么的熟悉，熟悉得如她遇见过的无数世人一般——冷漠的、讥讪的、轻蔑的、厌恶的，唯独不像记忆中温厚的母亲。直到这步田地，乔女手中可以用来经营她人生幸福的资源已经寥寥无几了，在此后的很多年里，乔女手中的棉线，就是她和儿子的生命线。

正因为前一个“就是如此”，乔女人生的下一个“就是如此”更像是多米诺骨牌顺势倒下的第二张：在人世间，她受到了比常人多无数倍的冷眼、欺凌以及不公正的对待，这一切只是因为——她是弱者。说这“就是如此”，是残忍和过分的，可又是不得不承认和面对的。只因为它不是一个因果推理，而是忠于事实的汇报。中国人似乎在文明曙光初现端倪的时代，就依稀意识到了这一点，和后世无数“口头革命派”睁着眼睛说瞎话地鼓吹仁义道德何等繁荣昌盛不同，《道德经》这部书早在两三千年以前，就用他惯有的平静口吻陈述过中国社会这个惊心动魄的规则——“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

当然，在惨淡的“就是如此”之余，乔女的人生也不乏那么几件“竟然如此”——

比如那一次意外的求婚。相信读到故事的这个细节之前，我们绝想不到以乔女一穷二白的个人条件，竟然会有人执著地追求她，执著到非她不娶，执著到曾经沧海的地步。我想乔女自己也一定没想到。这一次真诚而热烈的求婚以乔女的坚拒而告终。没错，她挡住了这段婚事，可彼事在乔女已然静如止水的宿命里投下了一粒石子，涟漪波及她的整个人生。

又比如乔女人生的意外“脱轨”。丈夫过早地撒手人寰，屋漏偏逢连夜雨，娘家在她孤立无援的时候干脆来个釜底抽薪，于是，乔女被命运推搡到了社会伦理系统的边缘，用革命乐观主义的说法来讲，乔女不经意地成了既无组织又无纪律的单干户，而且这一干就是大半辈子。

之所以细数以上的这些，是因为它们是有助于我们更深入体察这女人悲欣交集一生的重要节点。或者说，在乔女的身上，那些吸引我们关注和流连的美好品性，包括她作为女人的一生中那些斑斓明艳的瞬间，都与之息息相关。历经了命运的神秘淬炼，乔女回报给世界的是三颗光彩熠熠的关键词：自由，纯粹，以及——爱。

是的，以及——爱！

自由地实现自由

那就从令人几多欢喜几多忧的“自由”开始说起吧。我们已然了解，由于不幸的际遇，乔女意外从八爪鱼一样爱管闲事管到令人窒息的社会伦理体系中获得了解脱，获得了自由处置自己人生的可能性。不过取得这张“自由”门票的代价实在不低——乔女几乎失去了一切，除了自由。

不得不承认，乔女获得自由纯粹是一个特例。不是因为特别幸运，而是因为特别不幸。我们不妨设想，貌丑、贫弱、寡居是常年压迫在乔女肩上最沉重的“三座大山”。可是，这三座大山无论少了哪一座竟然都不可能促成她自由身的获得。乍看起来，决定性的因素是她从家族婚姻中意外脱落，可是，在那个生存条件匮乏的年代，死亡的阴影几乎是无时不刻地在广大的乡村城镇，街巷里弄之间逡巡徘徊，因此，新寡和新嫁一样，频繁得算不上新闻。然而，因为从婚姻关系中脱落进而从家族、甚至社会伦理体系中脱落的女性却很罕见。命比黄连苦的女士们，无论后面的人生道路或将如何艰难凄凉，总还是有“组织”肯负责收容的，比如娘家，或者夫家。可是偏偏没人肯“收容”乔女。所谓的“夫家”其实只有穆生一个人，穆生一去，穆家也就不存在了。娘家对自己更是避之唯恐不及，原因当然与乔女的貌丑和贫弱有关。我们轻易就能猜到乔家老太太的想法：母亲认定这个女儿是她此生的一个大麻烦，白吃了家里二十多年的粮食，好不容易见缝插针、让利推销地嫁出了门，岂有退货回收的道理？！

不过，丑陋和贫弱并不仅仅让亲情友爱远离了乔女，麻烦和骚扰也因之退避三舍，这或许是容易被我们忽视，然而又很重要的细节。都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在弱肉强食的社会，孤立无援的新寡文君尤是横行乡里的“西门庆”们侵袭欺侮的“抢手货”。有多少良家妇女因此或沦落风尘，或委曲求全，过着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日子。而乔女竟然没有进入色狼猎捕的视野，甚至在她连番为孟家幼子伸张正义，单挑当地黑恶势力之后，地痞村霸居然也放过了这双孤儿寡妇，原因何在？还是《丑小鸭》里的台词一语切中要害：“我丑得连猎狗也不要咬我了。”可不是？在贪财好色的虎狼之辈眼中，一个贫弱、丑陋、而且很不怎么吉利（即所谓“克夫命”）的村妇，哪有一星半点值得他们“关照”的地方。

丑陋、贫瘠、以及不幸命运综合作用的结果就是：乔女被社会无情地抛入无人过问，任其自生自灭的境地，除了自由，她几乎一无所有。

这自由来得出人意表，却并不那么值得高兴。除了代价不菲之外，所谓自由支配人生的权利本身还并非“自由”真正的意义所在。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自由不仅包括我靠什么生存，而且也包括我怎样生存，不仅包括我实现着自由，而且也包括我在自由地实现自由。”是的，“怎样生存”和“自由地实现自由”才是“自由”成败的关键。

通常的看法认为，婚嫁是女性人生中最大的一笔投资，当然也是最大手笔的一次冒险，对于难以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生存的中国古代女性来讲，尤其然也。所以才有关于女人一生要经历两次投胎，两重死亡的说法：生命莅临人世是第一次投胎，从此扎根寒门或者扑身豪门是第二次投胎。两重死亡则是指美貌的死亡和生命的终结，每一个青春妙龄的女郎在美丽的巅峰时刻以自由落体的速度下坠，无论情愿与否，到了和徐娘女士比肩的年纪，她的美貌也差不多该或软或硬地着陆了。如果一个女性想要知道自己美妙青春的丧钟具体何时敲响，那也很简单，没错，就从她第一回讨厌自己生日那一天的莅临开始。事实上，这种二重生死观也可以简化地表达为“生命”的存亡与“幸福”的生死。以此“幸福生命周期”论之，乔女的“幸福”相当短命，短命到了未曾开始，她既不曾拥有过光彩照人的美丽容颜，也跟豪门恩怨不沾边儿。乔女是常规“幸福人生”的无产者。然而，令人激赏的是，乔女把自己手中的“自由”兑换成了一段异常精彩的人间故事，她的人生因之充裕富有。

比如说第一次出乎意料地站到众人面前吧。那是去孟家吊丧，乔女闭上眼都看得见观众们的眼神，那些夹杂着怀疑、惊诧、猎奇还有轻蔑的复杂眼神，它们太锋利了，锋利到你简直无法完整地无视它们。可是，乔女还是忍耐着穿过了匕首一样密密匝匝向她飞来的白眼，神情悲怆地走进了孟家的灵堂。那是因为悲痛。和失去平生唯一知己的悲痛相比，那些苍蝇似的冷嘲热讽只会让乔女觉得益发恶心和好笑。这就像另一个魏晋故事说的那样：孙楚的至交好友王济早逝，当时的名流都来了，孙楚在例行的哭灵致哀后，向灵床上的王济说道：以前，你特别喜欢我学驴子叫，现在，我最后为你学一次驴叫吧。说罢神形俱肖地表演起驴鸣来，那些自诩风雅的宾客都乐坏了，仿佛捏着悲情片的电影票进场，却意外地发现电影的插播广告很是可乐。孙楚抬起头来，悲愤地说：上天让你们这些人活着，却让王济这样的人死了！乔女虽然不能识文断字，可她心里大概也会存一句同样的话——上天让你们这些人活着，却让世上唯一惜我、懂我的孟生去了。

又比如在孟家遭劫的当口儿，乔女第二次现身公共视野，与地方黑恶势力不屈不挠地斗争到底。这个回合，法律和道德总算站到了她这一边儿，可是压力却一点儿也没因此变小。林生真是个胆小鬼呀，他只想到自己被人威胁，难道他真的认为，比他更加弱小、更加无助的乔女从不曾被那些流氓地痞威逼利诱过吗？毫无疑问，搅和进这件别人的家事，乔女一定是顾虑重重，压力重重的：顾虑来自社会，在这样的时候，明火执仗的抢夺偷窃固然令人不齿，然而，一个身份颇为暧昧的寡妇（更何况孟生曾经向她屡屡求婚不遂），积极为孟生的遗孤争夺家产，多少不堪的闲话也少不得会有。中国从来不缺少小人，尤其不缺少用最坏的心思揣度别人的小人。一般来讲，某人内心的黑暗、龌龊程度与他/她通常用多大尺度的恶意去揣度别人成正比例关系。那些暗中嘀咕，认为乔女想借此独吞孟家多少多少产业的人，他们从不知道自己的心比乔女的脸还要黑。

可是，最大的危险还不是流言的中伤。更现实的危机来自那些无孔不入，无恶不作的村匪恶霸。相比于林生那样家庭组织结构完整又有整个家族作后盾的男人，乔女这个身无长物、一贫如洗而且完全不受任何伦理组织保护的女人，太脆弱了，太不堪一击了。她几乎挡不住任何暴力伤害，而任何人的恶意伤害都可能给她和她的孩子带来灭门的祸患。从理性的角度看，无论怎么分析，乔女的这一次见义勇为都不是什么“学雷锋”的好教材。这位女士完全不懂如何打官司，甚至不太懂得如何与人沟通，只凭着自己的一腔热忱和满腹正义感，就有如训儿子一般对林生和县太爷慷慨陈词起来了，然而，可别忘了，明明是乔女对这些先生大人们有求在先呐。结果出人意料，乔女竟然顺利地赢了官司，比下楼梯还顺利，而且，正义的阳光罕见地照亮了苦主孟家头上的那片天。这恐怕是这个现实主义色彩鲜明的故事里最不现实的构思了。乔女打官司可不是《聊斋》版的“秋菊打官司”，用脚趾头也想象得出，在那个官官相护、警匪一家，只认铜钱不认理的社会，像乔女这样憨到鲁莽，傻得冒泡，形象却是人见人烦的文盲女士，单枪匹马地打一场与她毫不相干的官司，胜算到底能有几成。基本上，我觉得乔女的成功机率和诸葛亮借东风的成功机率不相上下，即便他们都赢了，可这两件事都是地地道道的低概率事件，绝不值得推而广之。

即便危机四伏，即便有欠谨慎，可是，乔女还是毅然、决然地去做了那件她认为该做的事。如果说第一次站在人前缘起悲痛，那么，这一次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年轻吧。当阅尽世情的乔女回首往事，她会不会对自己当年的勇敢或者叫做冲动付之一笑？显然，那是一个青春版的乔女啊，谁没有年轻过呢？在年轻的季节，勇敢过一回，真好！

再比如她人生中最富喜感的段落，当然要数乔母还魂教子了。两个儿子觉得母亲生前既已与孟生有“心许”之约。不如死后圆了母亲这段人间未尽的情缘。而且，认真论起理来，穆生和孟生身边都躺着元配夫人，无论落葬何处，乔女也抹不过“（1+1）+1”的命运，而且都是括弧外头那个“1”嘛。可没成想，即便在人生落幕的时刻，乔女依然坚持践行自由，贯彻始终，她怒斥儿子们的不肖。有趣的是，乔女的鬼魂附身于亲子身上，却对着养子申斥道，“不肖儿，何得遂卖汝母！”按说，俯首听训的乌头是买家，乔母附体的穆子才是卖家。其实乔女骂得没错，这俩孩子，一个为了银钱出卖了亲娘的遗体，一个为了私心出卖了养母的遗志。他们都没懂母亲的心，买和卖都是背叛，背叛了乔女一生的坚守。这叫乔女如何不愤怒？！

颟顸的孩子们不知道的是，乔女早已把这一切都想得很清楚了。所以，她慨然做出选择。在流言的风口浪尖，她不顾世人非议地宣布：我把心许给了我的知己和爱人孟生。在功成身退的落幕时分，她又不辞辛劳，重返阳间，坚持归葬在丈夫穆生的身边。值得一提的是，乔女所坚持的并非名分，实为自由。当后辈世俗化的愿望与她理想化的信念发生冲突的时候，乔女不惜悖逆生死，越界干预，只为了捍卫“自己为自己作主，自己对自己负责”了大半辈子的“自由”。说到底，无论是情不自禁的孟府致哀，还是义不容辞的锄强扶弱，以及几十年如一日的抚育幼孤，直到最后的还魂训子，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对“自由”的实现，都是——“自由地实现自由”。

“纯粹”的硬度

除了自由，炉火纯青的还有心性的纯粹。纯粹并非天然之物，大地本来混沌。或人或物，“纯粹”都是需要艰辛提炼方可期待达成的属性，因为难能，所以可贵。它需要一以贯之的坚持，也需要向完美看齐的一往无前，以及精准到位的自我约束。勇毅与能力，缺一不可。而“纯粹”者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坦然。乔女正是拥有纯粹性情的人，她因之活得泰然自若，无敌于天下。

若道乔女纯粹的秉赋，追根溯源仍与这女孩不幸的际遇——丑陋和贫弱——有关。天然生就一副残缺相貌，因此世人很少对她表现出善意。事实上，残障人士最大的痛苦并不来自残障本身，却大都来自因其异于常人的体质而引发的种种隔阂、疏离、孤立，以及沟通困境。可以想象，乔女在人世学到的第一件东西就不是爱，而是冷漠。面对异样的眼光和恶意的伤害，只有两条生路和一条死路：或者改变自己以迎合世人，或者坚守自我并消化伤痛，再或者……消灭自己，用抛弃自己的方式抛弃伤害她的世界。乔女没有选择迎合，她选择了做回自己，并且是勇敢地做最好的自己。正是在不理喧嚣，“做回自己”的过程中，这女孩的心性不知不觉变得纯粹起来。我们可能想象不到，为此她经历了多少绝望痛苦的夜晚与眼泪，然而，连她自己都想象不到的是，在经历了一轮又一轮落井下石的洗礼和众口铄金的冶炼之后，这只丑陋的毛毛虫，外表依然故我，内心早已破茧而出，化蝶飞天。我猜想，当乔女发现自己竟然可以挣脱了世俗成见的桎梏，可以面对攸攸众口的聒噪一笑而过时，她会感觉到，自己的灵魂变得轻灵了，思想变得澄透了，她会踏过那道名叫“恍然大悟”的窄门，然后发现，世界竟然可以由自己的取舍来决定其模样。

这是重要的。人是挺奇怪的动物，喜欢贪图获得，有些“获得”实属必需的消费，有些“获得”则是介于可有可无之间的浪费，而另一些“获得”简直是饮鸩止渴。为了“欲壑难填”这四个字，多数人往往来不及认真遴选就奋不顾身起来。在种种“奋不顾身”中，最有意思的就是人们对他人看法的汲取。对于“别人是怎么看我的？别人会怎么说我？”的焦虑几乎成了我们人生的一项精神重负。我们急于知道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急于获得别人对我们肯定的评语或眼神，于是，一举手，一投足，甚至笑的时候露几颗洁白的小牙都成了需要思虑再三的问题。其实，当人生变得三头六臂、八面玲珑的时候，灵魂早已被各色价值观搅得杂驳浑浊。为了灵魂的纯净和纯粹，人们必须学会对种类繁多，花色各异，来路不明，居心叵测的“看法”和“眼光”说：“ＮＯ！”有时候，放手即是坚守，无视是为了更加专注地珍视，一如乔女修炼多年，终于学会无视一钱不值却甚嚣尘上的讥讽与流言，坚守她心中认定的珍贵信念。那就是爱的信念，活着为了爱，她什么也不怕。

在这其中，最艰难的考验莫过于乔女对自我的确证。

在《乔女》故事中，有三处提到乔女相貌之丑陋，除了第一次对乔女相貌客观角度的描摹之外（“平原乔生，有女黑丑：壑一鼻，跛一足。”），其余两次均出自乔女本人之口，一次是在乔女婉拒孟生求婚时，原话这样说：“饥冻若此，从官人得温饱，夫宁不愿？然残丑不如人，所可自信者，德耳；又事二夫，官人何取焉！”这段话的重点是申明自己不事二夫的志向，“残丑不如人”这句话本来是当事人颇难启齿的，乔女说来却像谈论天气一般平常。另一次是乔女恳请孟生的朋友林生帮助孟家仗义执言时，她这样说：“妾以奇丑，为世不齿，独孟生能知我；前虽固拒之，然固已心许之矣。”同样那么坦率，同样那么平静。乔女毫不讳言自己相貌丑陋这个事实，她对丑陋安之若素的坦诚绝对值得吾侪称道激赏。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句话可以为人们潜意识里的趋“美”避“丑”做注脚。然而，人们“避”丑的方式有时却很值得商榷。最典型然而也最普遍的误失就是——为了“避丑”而“趋美”，不惜指鹿为马。举个例子来说，倘若我们在生活或文学作品中遇到乔女这样的人，中国人特别热衷于怎样评价他/她呢？最高频的评语肯定是所谓的“心灵美”：某男士/女士长相不计，但是他/她心肠好、脾气好、思想好，觉悟好，好好好……这就是心灵美，因此，他/她还是美的！我猜想读完乔女故事，十之七八的中国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这是因为对于“美”，女性比男性更敏感，更亲近）会得出“心灵美”的评价。不过，我不得不说：错了！乔女不美，乔女很丑。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件有趣的事儿，几年以前有媒体采访我关于“简•爱是美还是不美”的话题。当时我就像此刻一样斩钉截铁地回答说：简•爱不美，简•爱赢得爱人或读者青睐的，并非她的美。此言一出，惹得个别小姐、女士很不痛快，批评我居然看不到她们心中偶像简•爱之美，枉称美学教授。

其实，是不是“枉称美学教授”真的并不重要，因为类似乔女或简•爱这样的情况，根本用不着什么“美学教授”的水平来考察和判断，只要我们肯回到常识，回到真实，任何人都能做出正确判断。对于义愤填膺、眼冒怒火、摩拳擦掌地要为简•爱之美讨回公道的小姐女士，我只能恳请你们做一件事，那就是——回到事实。

简•爱确实不美，读者或罗切斯特先生为之激动不已的东西不叫做“美”，它可能叫做“独立”，也可能叫做“平等”，还可能叫做“自尊心”，甚至可能叫做“自命清高”、“孤芳自赏”等等等等，但那肯定不是——“美”。至于乔女，也是同样的道理，我想引用乔女对自己的形容来佐证或曰补充我的判断，乔女认为自己“残丑”、“奇丑”。我必须说，这两个词用得相当准确。而在乔女的生平故事里，最容易引发人们失当的同情心，进而蒙蔽人们审美慧眼，以至于指鹿为马的那匹被叫做“心灵美”的“鹿”，准确地说，应该叫做“善”，而非“美”。把“善”当作“美”，用“善”僭代“美”是中国文化在审美问题上的一大“中国特色”，也是一大谬误，关于这个话题，我将在后文细细地来算一笔账，这里不妨且按下伏笔。

让“非美”元素冒充“美”来虚假地满足我们内心趋美避丑的焦虑与渴望，这当然有亏诚实。不过，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自己的心灵撒谎，借以获得平衡和满足感的案例并不稀罕，而且它还很普遍呢。无须引经据典，在我们的生活中，这类调皮的谎言就满街都是。只不过它们往往伪装得很好，不易为我们发觉罢了。

就拿影视作品里风头正健的丑女故事来说，据不完全统计，风起云涌赶趟前来加盟“丑女”故事的姑娘们很快即有望组成一个“丑女”地球村了，到目前为止，已经成功登陆荧屏的“丑女”已有了哥伦比亚版、美国版、墨西哥版、英国版、德国版、印度版、韩国版，中国版……大有“恐龙MM”层出不穷，影视公司欲罢不能之势。这还只是就嫡系“丑女”故事而言的，至于在影视作品中时不时旁敲侧击地打打擦边球的配角“丑女”更是数不胜数。

虽说各路“丑女”南腔北调，“丑”得也各具民族风味，却也不乏国际标准，其中最奇怪的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国际标准”就是：所有在荧屏上争奇斗“丑”的姑娘都是在“扮丑”，而非真丑。你会发现，从这些演员卸妆后的生活照来看，其实她们都还是挺标致的女性，有些还真是美人儿。更离谱的是，就连李嘉欣、赵薇、莫文蔚、张柏芝、妮可•基德曼、查理兹•塞隆、蕾妮•齐维格……这些公认的“美人牌”明星，竟然也奋不顾身，上赶着在观众和影迷面前轮番出“丑”。

其实这并非大众文化恶搞出来的新玩意儿，事实上，它早已是影视圈的一道心照不宣的“传统”节目了。就拿前面刚刚说到的经典丑女故事《简•爱》来说吧，据不完全统计，在电影、电视问世的短短百年间，小说《简•爱》就一再地被不同国家和影视剧制作单位搬上银幕，其中电影5部，分别是1934年版、1944年版、1970年版、1996年版和1997年版；电视剧3部，分别是1973年版、1983年版、以及2006年版。“简•爱”小姐走马灯似的换了8茬，拍摄水平和拍摄技术日新月异，然而，和角色本身一样不可撼动的是——8位“简•爱”清一色地是欧美佳丽，在这8部影视作品中，不仅未见“恐龙”出没，就连恐龙的化石我们都没瞅见。更为黑色幽默的是，在网络上，网民对这8版“简•爱”讨论比较的焦点话题之一居然是——哪一版“简•爱”最漂亮？！

我得说，这是多么奇怪的选择，又是多么诚实的选择呀！人们为什么在展现一个丑女故事的时候却屡屡倒贴美女上阵呢？显然不是因为这个世界丑女资源稀缺，稀缺的从来都是美人。说到底做出这选择的并不是影视公司，而是观众的眼球。奥秘就在于——人们在旁观他人痛苦时，流淌的一定是自己的眼泪。那也就是说，无论《简•爱》或是“林无敌”们的拥趸，她们为“简•爱”或“无敌”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大都缘于这些身处逆境、奋发有为、追求幸福不排队的故事让同样在社会竞争的劲风中“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的“小小鸟”们看到了希望，充满力量。她们可以信心十足地跟自己说：“她都能成，我怎么就不能成？”一言以蔽之：在“丑女”的奋斗故事背后是平凡人对成功的心理期待以及自我认同。

既然简•爱、三顺、林无敌们映射着读者或观众个人的奋斗历程和心理期待，那么，“美人扮丑”的现象也就不难解释了。谁愿意那个在电视上代表自己实现梦想的“丑小鸭”永远是一只丑小鸭呢？每个“丑小鸭”心中都有一个“白天鹅”的梦想啊。所以，观众们喜闻乐见的丑女“林无敌”，应该是，也必须是美丽的演员李欣汝。

说到这里，我似乎对人类“趋美避丑”的心理说得太多了。从上述林林总总的现象中，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在评价自己或品评他人时，“趋美避丑”的心理总在悄无声息却又无所不在地影响着我们——或者说：对于个人来讲，面对丑陋，承认丑陋，需要的不仅是诚实，还有勇气和智慧。

那么，在赘述了若许看似无用的闲话之后，乔女直面自己相貌丑陋，并且安之若素的坦诚究竟多么难能可贵，真的就不必我再行赘言了吧。

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最后的敌人是死亡。如何悦纳自己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课题，也是乔女一生的课题，与之相比，其他的事，简直是鸡毛蒜皮。

化学告诉人类，地球上硬度最大的物质是钻石。化学又告诉我们说，其实，理论上还有比钻石更坚硬的物质，猜猜看是什么？是水（H2O）。很意外吧，可是理论上它就是如此。理论知识怎么会和生活常识差距如此之大呢？在生活中，恐怕没人会用坚硬来形容水的硬度。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理论上”的“水”是纯水，除了氢二氧一什么也没有的水。纯水的硬度比目前地球上已知最硬的物质钻石更大。

人心也一样，与太多愿望太多想法太多顾虑太多牵绊的人们相比，了无杂念的心灵几乎坚不可摧，无往不胜。所以，不必问乔女如何能抵御得住伴随一生的异样眼光；也不必问乔女怎么能做到在流言蜚语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一路抚育幼孤，践行对朋友的承诺；更不必问这个孤老婆子哪来的劲头，临了临了还从黄泉路一溜逆行返阳，教训自己不争气的儿子。不必问这些了，心性纯粹的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这世上很少有谁的看法能影响到她，她只在乎自己的灵魂是否清爽快活。

何况，在一个漂亮者方可存在的世界里不幸而不得不去做一个丑陋的恐龙，是否就真的无路可走了呢？当然也不是。

再者，尽管经常有人说“漂亮者生存”，“女人漂亮，就等于博士毕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美女的数量实在是稀缺资源，少之又少，长相平平的恐龙则恐怕要占了大多数。那么，对于相貌平平常常的女孩子来说，她究竟有没有可能也赢得幸福生活呢？当然可以啊。

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猫吃鱼，狗吃肉，奥特曼打小怪兽，对于小穆，就是娶到乔女。对于乔女，则是真实地做回自己——

自己丑，但不“作”：

自己丑，但淡定：

自己丑，但从容。

要知道，谈得完的是爱情，过不完的是日子。

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四个人，自己，你最爱的人，最爱你的人，最合适的人

在合适的时间地点，你终将会遇到那个最合适的人。

乔女呢？她当然不是最爱的人，但是，她却一定是最合适的人。

因此，丑女依然可以活得很美丽。

我忍不住要发一句议论了——

其实，每个人都是恐龙，但是，每个人又都是白天鹅，从恐龙到白天鹅，有万里之遥，但也只一步之差。究竟是“万里之遥”还是“一步之差”？其间的唯一区别，就在于：

自信、自尊。

天使在歌唱

那能使灵魂清爽快活的，除了爱，还会有别的吗？绝无。

可以说，“活着为了爱”就是乔女人生的主题，她的自由地实现自由，她的纯粹的心性都是围绕爱而展开的，都是为了实现她的爱，呵护她的爱。然而，对于这个命运乖舛的女人来说，爱，会不会只是读者虚妄的梦呓或虚假的附丽呢？我想，关于这个女人的故事，关于爱，至少有这样三个问题有待回答。

第一个问题就是：乔女真的爱这个对她而言冷酷过多，温存又太少的人世吗？

在乔女美丑悲欢交错纷呈的人生路上，一“有”一“无”令人感到费解。“有”的是，乔女的人生竟然有爱；“无”的是，乔女的人生居然无怨。按照恩仇必报的逻辑轨迹，乔女似乎是理所当然最恨这个世界的人，也是最没道理会爱这个世界的人。在困境中，我们中的许多人不也都程度或轻或重地这样看待世界与自己的关系吗？而我辈其实还远没落到乔女那般舅舅不疼、姥姥不爱，被整个世界无情抛弃的绝境呢。

其实这并不难理解，人们常常以为最动听的歌声在天堂，而事实正好相反。一个常年在水深火热中煎熬的人，他/她心中对美好事物的渴望和追求才是最热烈、也最执著的，执著到一往而深，热烈得如痴如狂。还是让天才来为我们揭示这真相吧。再羞涩的人在爱情的鼓舞下也会变得勇敢，就连一生以羞涩为地标的卡夫卡也不例外。在写给爱人密伦娜的一封情书里，他曾经痛苦却坦诚地敞开心扉道——

“我是肮脏的，密伦娜，肮脏得无法形容，所以我这样大声疾呼纯洁。谁也不如那些处在地狱最底层的人唱得那么圣洁，我们以为是天使们在唱歌，其实那是地狱底层的人在歌唱。”

乔女也一样。她很丑陋，不仅她个人承认这一点，无数世人也不厌其烦地用冷漠和尖刻一遍遍重复、强化、提醒她这个事实。可是这反而愈发刺激了乔女对于美好生活，美丽世界的渴望和追求。

既然已无可能把自己的脸蛋描画得更加动人。那不如拿生活当作笔，将爱化为色彩，把世界铺展开来，自由地在人间这张画布上抒写一幅美丽的传奇吧。然而，除了爱心，她还能赋予世人什么？除了冷漠，她还能从人世抹去什么？在人生的道路上，在无数的困难和危机面前，乔女宽恕了一切好意欠奉的人，也谅解了一切的有亏公道的事；不是因为软弱，也不是因为自轻，更不是因为“卧薪尝胆”之类的鬼蜮伎俩，是因为爱，乔女用爱为人间着色：抹去羸弱者的呜咽，赋予欢笑的颜色；抹去困厄者的颓败，赋予希望的颜色；抹去麻木者的委琐，赋予光明的颜色，抹去冷漠人世的绝望，赋予大地爱的五颜六色。结果，因为乔女的存在，世界变得美丽，变得纯净，也变得明亮了！乔女依旧不美，可是，乔女创造了美。

除此之外，对于乔女个人而言，爱还有另一层意义。那就是：为冷漠的世界注入爱的体温，这不仅是爱对世界的征服，也是个体生存的胜利。既然无爱的人间不能叫我满意，我也绝不肯任怨恨冰封自己的心灵——爱，绝不肯让冷漠称心如意。乔女是被世态炎凉逼迫欺凌到了悬崖边的孤立无援的弱者，然而，她在爱的召唤下，一步步赢回了生命的尊严。爱，让这个命运弃儿的人生从此意义非凡。

这，就是天使的歌唱。

第二个问题是：在乔女与孟生之间，真爱到底有几分？

穆生和孟生，这两个男人在乔女心中处在怎样的位置？这个有点儿尴尬暧昧的问题兴许可以由一首流行歌曲的歌词代为回答：

“我把风情给了你 日子给了他/我把笑容给了你 宽容给了他/我把思念给了你 时间给了他/我把眼泪给了你 责任给了他/我把烟花给了你 我把节日给了他/我把电影票给了你 我把座位给了他/我把烛光给了你 晚餐给了他/我把歌点给了你 麦克风递给他/我把心给了你 身体给了他……”

平心而论，乔女对穆生和孟生都毫无保留地倾注了自己全部的感情，而且二者无法计量，无法比较。穆生与乔女之间的联系是“婚姻”，他给了乔女一个虽然很小，虽然简陋，却很温暖，却很安全的所在，正所谓“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就是“家”。作为爱的应答，乔女把身体给了他，把日子给了他，也把亲情给了他，“生是穆家人，死做穆家鬼”是乔女对婚姻家庭的承诺。

那么孟生呢？他与乔女的神交，在爱情普遍稀薄的年代，勉强可以算做“爱情”吧。让孟生怦然心动的是乔女在逆境中的自立，复而面对优渥家境却不为所动的坚韧。可乔女又是什么时候动了心呢？其实，她在热血沸腾，慷慨陈词时无意间透露过——是孟生遭遇拒婚后仍旧矢志不移，乃至拒绝迎娶她人打动了她。乔女说，“妾以奇丑，为世不齿，独孟生能知我”，好一句“孟生能知我”！这大概是乔女平生第一次感到来自他人的炽烈情感，这情感是平等的、尊重的、理解的，并且充盈着异乎寻常的温暖。这份“暖春”般的感情对于常年居住在人情“北极圈”里的乔女来说，该是多么珍贵呀！而“已心许之”则是乔女对这份爱掷地有声的应答。

不过，简断一句话似乎仍然挡不住人们的好奇和疑惑：这对素昧平生的人儿，没有山盟海誓，没有花前月下，没有促膝倾谈，甚至没有拉拉手、照个面，怎么知道他们的“相知”和“心许”不是自欺欺人的空心汤圆呢？这就好比甭管历史上的刘、关、张是不是在桃园喝过酒，磕过头，到了书里少不得要上演一把“结义”秀，人们才愿意相信他们的军政同盟是稳固可靠的一样。

然而，很少有人懂得，对于真正的相知相惜而言，指天划地的证言或誓词并非必需。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梅特林克有一段话说得特别好，他说：“寂静没有任何疆域，是无限的，在它面前，人人平等。我们无法设想，不了解寂静的人将是怎样的人。这种人的灵魂好像没有什么特征。我要高度评价给我写了这样一封短信的人：‘我们相知不深，因为我不曾与你同在寂静之中。’”真的知己只要凭借着“灵魂的特征”，就足以相互了解，相互吸引，甚至无需赘谈，就仿佛是认识了很久的莫逆。这是热闹后的沉静，浮躁下的深广，一如乔女与孟生。

乔女对孟生是否动了真情？答案是肯定的。只是乔女爱的方式有些特别。她断然拒绝让这段情感在当事双方之间燃烧，而是将它转注到第三者身上，也就是在孟生和乔女之间的那个孩子。不需要上演托孤的把戏，乔女当然了解孟生撒手人寰时最放心不下的只有乌头。于是，守护爱人在世间的珍爱，理所当然地成了乔女寄托爱情的方式。移情，是乔女认定的方式：既酣畅地表达了感情；又周全地呵护了爱的纯洁。我刚刚说过，没有人比残损者更加渴望完美，乔女这辈子没碰上几件称心完美的事，但那都是她做不到，画不圆也救不了的。她能力所及的只有自己的爱情，因此，她对爱情纯洁性和完美程度的经营几近病态：把对爱人的爱转移到爱人的爱子身上，爱情转换为亲情，并且在几十年里，天天精雕细刻地实践它，不允许它受到任何世俗烟火气的影响和玷污，这就是乔女“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的爱情观。

当然，“隔空传情”的感情模式并不那么值得推荐，柏拉图式的爱情也不是什么值得吹嘘的荣耀。我本人更愿意把乔女数十年如一日的“移情之爱”理解为一种万不得已的特事特办。恋爱中的女孩儿们请注意了：该婚就昏绝对是明智之选。因为对于普通人而言，想要战胜时间，缝缝补补的婚姻比精贵易碎的爱情强势何止百倍千倍。

最后一个问题是：乔女的爱有什么意义？

这个问题我还是不打算自己来回答，倾听天才的发言总会令人茅塞顿开——

“爱生活本身甚于爱它的意义，是这样么？”

“一定要这样。应该首先去爱，而不去管什么逻辑，象你刚才所说的那样，一定要首先不管它什么逻辑，那时候才能明了它的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得真好，爱生活甚于爱生活的意义。

“当我自己在黑暗幽远的道上当心的慢慢走着，我只倾听着自己的足音。”乔女这样一路走过了许多岁月，直到有一天，她终于可以躺在温厚的土地里长眠。她还是那样，黑黑丑丑的，因为衰老的关系，身架萎缩，肌肤皴皱，模样更丑了。这时候，她会不会感叹呢？人生这盒巧克力，滋味儿果真出人意表，有自由无组织的人生竟然是这般模样！人总是特别明白也特别介意自己失去了什么，却不太懂得算计在失去的同时你又会得到什么，这才真是遗憾呢。

乔女美丽吗？不，乔女丑陋。对乔女来说，“丑”这个相貌标签的鲜明意义不亚于她的性别，当人们谈论起她的时候，差不多首先传达到脑中的信号“乔女是丑人”而非“乔女是女人”。然而，这丝毫不影响她惠赐人间的惊艳——世界因她变得清爽美丽。“虽千万人，吾往矣”，我坚持以美为“美”，以丑为“丑”。这不仅是美学对真实的尊重，更是美学对人的尊重。不是有一句话这样说吗？“如果你不能给我以爱，那么，至少给我以尊严。”即便趋美避丑是一种本性，我们也应该给“丑”以尊严，给“丑者”以尊重。在我看来，再不会有比指“丑”为“美”更加不尊重“乔女”、“简•爱”们的事了！

乔女是好人吗？不，乔女也不是道德意义上的“好人”，因为她拒不表演美德。乔女创造美德。殊不知许许多多被伦理道德认可为“好人”的贞洁烈妇只是道德的傀儡，她们的美德没有生气，生命从未向她们展现美丽。乔女与她们不同，在自由的境界中实践爱的信念，实现美的理想，这才是乔女的人生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我敢说，在乔女无可奈何地被命运抛入自由的时候，她根本来不及想什么“意义”或者“道理”之类的复杂东西，她只是单纯地把自己交给了她期冀的“爱”，听凭“爱”的引导，结果，这个女人意外地走出了人生黑暗的隧道，走向了光明，在拯救自己的同时，她拯救了更多的人，冷漠的世界因此被她的光和热拯救。

是啊，爱能有什么意义呢？爱就是意义。

聊斋“病梅”

走出《乔女》故事，我依然觉得意犹未尽，如鲠在喉。因为有一个问题始终萦绕在旁，那就是：究竟是谁给乔女画上了一张丑脸？

是蒲松龄吗？似乎显而易见，其实大谬不然。是文化，是中国文化把乔女画得丑陋不堪。

有人曾经将中国文化书写成一段令人荡气回肠的美的历程，这是不错的。然而，还远没到陶醉自得的时候，就在我们以美的泱泱大国沾沾自喜时，其实，中国文化在审美问题上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畸形。清末的龚自珍写过闻名天下的《病梅馆记》，他批评那种为迎合病态乃至变态的审美观而残害自然生态的行为。那么，乔女不也是一株生长在文学作品里的“病梅”吗？

我们不妨想一想，乔女也可能就是你我家门口的普普通通的女孩儿：她端庄大方，勇敢正直，热心助人，邻里街坊谁见了都会说，“这是一个好姑娘”。这样的女孩即便没有天姿国色，也不乏自然生命的水灵活泼，她会正常地成长为妻子，为母亲，为祖母或外祖母，这样的女孩在中国的广大土地上到处都是。事情本可就如此简单。一句话——乔女本可以不那么丑陋。

可是，有人做了“斫其正，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的“鬻梅者”，这个人是蒲松龄。然而，真正抹黑她，伤害她的是中国文化已然发生畸变，既不正常也不健康的审美观。

中国文化中这种畸变的审美观，可以概括地表述为：美者必不善，善者必不美，美与善绝对分裂。

“甚美必有甚恶”

先说说“美者必不善”。

原本美、丑属于审美范畴，善、恶则属于伦理道德范畴，美、丑、善、恶应是相对独立的。然而，在中国文化中，“美”是具有伦理属性的，不幸的是，从一开始，“美”就被道德法庭宣判为“恶”。这一特点在对人进行审美评价时尤其突出。

中国就像一个早熟的孩子，而中国人对美的道德审判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迫不及待地开庭了。在《左传》里，一位贵族母亲见自己的儿子被一美貌女子晕得五迷三道，眼看就要背叛“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政治婚姻，追寻爱情而去了，她不得不放下威严的身段，亲自做儿子的思想辅导员，摆事实，讲道理，历数美貌女人导致的国破家亡身败名裂的惨剧。这番谆谆训导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篇“红颜祸水”论，其中的一句判词尤令人惊心动魄，那就是：“甚美必有甚恶” 。

好一个“越美丽者越邪恶”！未经任何逻辑推演证明，然而，它却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了中国文化一道“必有”的谶语，心安理得地接受着后世对它源源不绝的顶礼膜拜。这其中“越美丽者越邪恶”理论最成功的文化产品，大概要首推中国特色的“狐狸精”发明了。

美女容易引起男人情欲的蠢蠢欲动，这一点是个男人就知道，当然女人也知道，地球人都知道。不过，倘若“美貌”只停留在与“情色”眉来眼去的阶段，那至多是情欲的产物“妓女”而已，它离“狐狸精”修炼成形还差一把关键的火候。只有在“美女=情色+邪恶”时，“狐狸精”才正式下线出厂，登台亮相。中国人挑选了自然界集动作灵巧，体态婀娜，行止神秘于一身的美丽动物狐狸作为栽赃的蓝本，可谁让狐狸的这些优点像极了风情万端的女人呢。不过，最令我感叹佩服的，还是中国文化在塑造“狐狸精”的头脑风暴表现出的辨证智慧：一方面，中国的“文化人”不遗余力地把美女改写为狐类，推广到民间；另一方面，还是这撮“文化人”，又绞尽脑汁地为狐狸编造美女的前世今生故事，灌输给无数“不明真相”的普罗大众。

就拿中国第一号“狐狸精”妲己女士来说吧，早期史料对妲己的户籍背景交待得很清楚：《国语•晋语》有云：“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音nǜ）焉。”由此处的动词“女”，我们可以得知，战败和亲的妲己，其身份应该是有苏国的王室（公主），至少是贵族。因为“女”乃是“婚嫁”之意，“以女妻人曰‘女’”。古人可不像我们今天这么爱玩王子与灰姑娘的浪漫童话，有资格与殷商国王谈“婚”论“嫁”的，绝不可能是默默无闻的平民或奴隶，门当户对是政治联姻的基本原则。至于来路不明，出生证身份证暂住证统统无有的“三无”妖怪，那就更加没指望了。然而，在后人的文化书写与文学书写中，这个贵族少女先后被打造成九尾狐精、缠足雉精、以至修炼千年的狐妖等不同形象，总之就是俩字儿——“妖孽”是也。

更精彩的是，中国文化人对狐狸和美人的妖魔化断然不肯止步于“一厢情愿”的初级阶段，而是积极发展着“双向互动”的立体交叉。相当于中国古代版“X档案”的《太平御览》这部书就记载过，“狐者，先古之淫妇也”；另一本内容兼及古代山川地理、神话传说、民俗典故、修仙秘技、神鬼巫蛊等等等等的杂烩魔法书《玄中记》对狐狸变人的交待则更为详尽：“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千岁即与天通为天狐。”这就等于明明白白地告诉对狐狸仍抱有幻想的干部群众们：美女是狐狸变的毒药，狐狸变的美女则是毒药中的毒药。切不可妄想吃下了那叫做美色的“糖衣”，回头还能吐得出妖邪这颗“炮弹”，因为它可不是一般的炮弹，而是原子弹。

顺带说一句，理解了中国古人“狐狸精”的精妙发明，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聊斋志异》里的狐狸精个个明艳动人了。不然，咱读者总觉得心里憋屈：都是天公造物嘛，凭什么女人就有三六九等的容颜，狐狸却是清一色的貌美如花呢？只要想一想“美人=妖孽”这道等式，刚刚还捧着《聊斋》又是羞愧又是嫉妒的大姑娘小媳妇立刻就心平心平了；至于那些眼望《聊斋》淌口水，炕头坐着黄脸婆的男人们呢？更是气顺气顺了；一招“美者近妖”，就把大家伙儿就都整治得淡定淡定了。

美女毒药

顺着“甚美者必有甚恶”的思路向下游推演，“美丽”被强制贴上了“邪恶”的商标，著名的“美是祸水”论自然渠成水到了。

被以祸国乱政的罪名钉死在历史上红颜，数都数不过来。“夏、商、周断代工程”到现在还是国家重点攻关的科研项目，可是中国老百姓对打自远古走来的妲己、褒姒的罪状却可以如数家珍，滔滔不绝，当然这其中小说家的杜撰居功至伟，影视作品的传播更是功不可没；至于赵飞燕、杨玉环、陈圆圆，更兼少数民族同胞姐妹叶赫那拉女士，作为颠覆“天下”、“江山”的罪人，她们几乎扛起了中国古代亡国史上最沉重的枷锁，反倒是她们的伟丈夫们，个个都清白娇嫩得跟出水芙蓉似的。这里，我想选取两个“以美为祸”的案例，细细勘验一番，看看那些枕着美人玉臂骂娘的中国男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心态。

第一个例子来自官方，《唐语林•卷七》记载了这样一则关于唐宣宗皇帝的花边新闻：

宣宗时，越守进女乐，有绝色。上初悦之。数日，锡予盈积。忽晨兴不乐，曰：“明皇帝只一杨妃，天下至今未平，我岂敢忘？”召诣前曰：“应留汝不得。”左右奏“可以放还”，上曰：“放还我必思之，可赐酖一杯。”

宣宗为了显示自己与他那风流误国的祖宗李隆基不同，执意杀掉了来自江南，进京汇报演出的某文艺工作者。看起来宣宗的部下中还不乏天良未泯之辈，冒死建议他说：既然皇上不愿与此女在床笫间“相濡以沫”，那还不如放了“美人鱼”一条生路，彼此“相忘于江湖”算了。这个时候，宣宗立刻表现得很有头脑，而且魄力十足，他一语道破天机道：美人只要活着，我就还会想她。所以，还不如赐她毒酒一杯来得干脆利落。

看到这儿，我就觉得宣宗此举还是不够干脆利落，为什么呢？今日杀了此美人，明日又要接见彼美人；今儿淅淅沥沥的是“江南细雨”，明儿难保不来一场“塞北的雪”啊；到时候又得心痛，又得杀人，又得闷闷不乐，那还是不够利落干脆呀。其实，干脆利落的办法也有，天下美人无数，可是爱美人又怕美人的宣宗只有一个，毒酒您自个儿干了，岂不一劳永逸！

嫁祸于美，是颓败的中国男人推卸责任的妙招，“美是祸水”的潜台词之一就是——美是替罪羊。

第二个例子来自民间，唐代著名才子元稹有两把“刷子”文史留名。其一是他写给老婆的悼亡诗很出名。元稹妻英年早逝，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元诗人奋发纳妾的步伐和他发愤写诗的笔墨一样，从来没停过。看来“天道酬勤”这句话还真是所言不虚，元稹多年努力的回报就是：小妾一茬接一茬地袅袅入门，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呱呱坠地，当然，悼亡诗也一篇接一篇地名扬海内。最著名的诗句非“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去巫山不是云”莫数。除去写作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的情诗外，元稹留传后世的另一力作是他的唐传奇作品《莺莺传》。与歌颂专一情感的情诗不同，《莺莺传》写的是一个男人始乱终弃的故事。故事里的张生在沉痛总结自己沉湎于爱情而后拔的经历时，说了这样一段话，颇值得玩味：

张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不为雨，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

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予常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

这个年轻人玩弄了一个少女的情感，复而将之抛弃，但是他始乱终弃的理由却貌似义正辞严：首先，张生认定自己遇到的是几千年才出一个的“尤物”级妖女，这样一来，自己当初不得不泥足深陷的原因也就齐活儿了；接着，他探讨了这种“尤物”的巨大危害性，当年商周那样的雄兵百万的强国都能被一条石榴裙刮起的香风吹得东倒西歪，溃不成军，乃至身死国灭。能以一敌百万的神兵利器，在我见识所及的范围内，除了核弹头，还真是想不出其他来。换算成今天的话语，那也就是说：一枚妖女约等于一颗原子弹的杀伤力；最后，这个年轻人感叹道：我的道德水平确实降不住这美丽的妖孽，所以，我毅然决定抛弃待字闺中、弱质孱孱的美人儿。

在张生的叙述中，有两句话特别值得关注，第一句是“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翻译过来就是：漂亮女人的美丽不会祸害她自己，但一定会祸害他人。第二句是“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翻译过来就是：我的道德不足以战胜美女的邪毒。由这两句话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尤物=美人=妖孽”；二是“美是毒药”。我甚至在想，把他话语里的“尤物”转换成“毒蛇”，“妖”换成“蛇毒”，照样文通句顺——所有的毒蛇的毒都不会伤害它自己，但一定会毒害别人……我的道德肌体抗拒不住美丽蛇毒的攻击与伤害。从“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的社会舆论反馈来看，人们普遍赞同张生的这一次始乱终弃，并且将其作为现身说法的经典教材。在这些道貌岸然的“文化人”看来，断然远离一条“美女蛇”的纠缠，该是多么幸运和明智的选择呀！

从这一则民生新闻里，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对“美”的三点真实想法：

第一、美是一杯香甜诱人的毒药，它毒害的对象就是人们道德的善，那盛满美的酒杯就叫做“尤物”。

第二、如果你不能像掌握着生杀予夺权力的大独裁者一样在狎玩过后彻底销毁她，至少要记得在闻够了香甜气息后把她远远地丢开。

第三、断乎不可对此毒物抱有任何幻想，世间没有不败坏道德的美，就像没有不咬人的毒蛇一样。

美是亡国的祸水，美是败德的毒药，美人是一切祸患的起点。这就是中国文化给予中国男人的审美训诫。

美男祸己

在中国，阳光灿烂的场合从来就没有男女平等一说，不过运交华盖的坏天气倒不乏男女各领半边天的情况。比如“美者必不善”这句恶咒就很注意兼顾男女平等的问题。“美+女人”的结果是“美女”很不幸，被看作是祸害世界的罪魁元凶；可是“美+男人”的产物“美男”也未能幸免于难。如果说“美者必不善”理论的女性版可以称之为“美女祸国”，那么，男性版就则不妨概括为“美男祸己”了。

与中国文化中热衷甄选各种“四大”女人榜不同，诸如四大美女四大才女四大妖女四大妖后四大妖精……这类高调的娱乐活动从未听闻在男同胞中组织选举过。为什么呢？因为有人搭台，没人看戏。这就好比问：什么人看《女友》？答：男友。关注女人榜的都是从贾宝玉到西门庆品味不等的男人。可是中国的女人老早就被教育得目不斜视了，想象一下，倘若在中国古代海选美男，有女人会去看吗？或者应该这样问：……有女人敢去看吗？

虽说公共舆论环境对美男子的脱颖而出颇为不利。不过，还是有那么几位男士因为美丽而留名青史的。不过，他们的运气并没有因为性别而比美丽的女性稍稍优越。观察他们的人生，你会发现，美带给他们的麻烦一点儿也不比名气小。

进入我视野的第一个人是中国美男子当之无愧的代言人。在汉语语境里，他的名字几乎可以与“美男子”直接划等号。这个人生活在距今一千多年前的西晋时期，名叫潘岳，字安仁。在中国民间，人们更爱叫他——“潘安”。

历史上声名显赫一时者不乏其人，然而能像潘岳这样显赫了一千多年，而且看行情还会继续显赫下去的人实在没几个；声名往往伴随着争议，名人鲜有与是非绝缘者，然而事过境迁，当喧嚣沉淀下去，人事会变得澄明，争议往往也就没那么大了。可是潘岳又创了纪录，对他个人评价的争议和他显赫的声名一样，历时千年未曾断绝。更大的惊喜还在后头，所谓“青史留名”的人，大都不过是在某一方面有过人之处，在这一点上，潘岳再度刷新了名人纪录。他跻身一流的领域似乎太多了点儿，这一点与潘岳有关的数则成语或典故可为明证：

比如，潘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号美男子；今天用来形容美貌男士的“掷果潘郎”、“宋才潘面”、“貌若潘安”都与他有关。

比如，潘岳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悼亡诗人。“悼亡诗”后来发展成为中国诗歌的重要题材之一，潘岳首开先河。他为自己的亡妻写诗数篇，名曰《悼亡》，后世便沿用其名，把为悼念亡者而作的诗歌作品统称为“悼亡诗”。

比如，潘岳的文学才华成为后世品评文章词赋的一副标杆，人们常用“潘江陆海”来形容诗才卓越，又用“潘文乐旨”来形容文采非凡。

比如，潘岳与其妻感情深挚，惹得后世无数鸳鸯艳羡不已。潘岳与妻子杨氏青梅竹马，少年夫妻，相爱终身。虽然潘岳兼具美貌与才情，一生爱慕者无以数计，然而，在个人生活方面，却从无不良记录。杨氏逝世以后，潘岳作诗悼亡，感人肺腑，潘岳至死未再惹半点红尘。所以，今天人们用“潘杨之睦”或“潘杨之好”来形容白头偕老的恩爱夫妻。

比如，潘岳对母亲的亲孝甚至载入中国文化的经典伦理教材“二十四孝”故事，成为“辞官奉母”的道德模范。因为母亲生病，一生都期待仕途有所作为的潘岳毅然辞去官职回乡，并特别置买庭园，供母亲闲居养老。今天，“潘园之养”成为赡养老人的佳话和表率。

比如，潘岳一生仕途坎坷，几度宦海沉浮，政治的舞台没有留给他多少空间和时间发挥才干，然而，在不长的为官生涯中，潘岳却给上至朝堂，下至乡民留下了颇为不俗的政绩。有一次，潘岳到一地任县令，他发现朝廷因为盗贼猖獗一时而取消了所有的民营旅舍，改由官办，然而力有不逮，事半功倍，收效甚微。于是潘岳上书陈情，逐条剖析“把洗澡水同孩子一起倒掉”的管理弊端，建议改进工作方法，仍由民资力量开办旅舍，官方派驻专人监察之，结果他的意见被采纳，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又有一次，潘岳任职河阳县令时，因地制宜，种植桃李，发展生产。《晋书》对潘岳的评价是“岳频宰二邑，勤于政绩”，百姓因其治下桃李满县，送其美名：“花县令”。在中国历史上，能留下令名的文人不少，能留下令名的官员还真是不多。后人也用“花县令”或“潘令”来代指潘岳本人或清廉勤政的官员。

最后，就连潘岳的个人情绪也进入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虽然潘岳才情纵横，一生冀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却一生郁郁不得其志，有一次写文章写得顺手了，就随意带出一笔：“馀春秋三十有二，始见二毛”，也就是说，我今年才32岁，就已经鬓角斑白了。也可能因为潘岳乃一时文魁，就这一句小情绪都没被饶过，流传至今，“潘郎鬓丝”、“愁潘病沈”、“潘鬓沈腰”几乎成了失意知识分子的标准照。

潘岳其人，优点无数，然而，他是不是就完美得没有缺点呢？也不是。仔细翻阅关于潘岳的史籍记录，我越发觉得：潘岳的人生是一个悲剧。的确，在性格上，他有弱点，可是，谁人没有弱点，人生毫无瑕疵呢？而且，潘岳性格上的弱点本身并不是多么罪大恶极的错误。这些缺点本不至于给事业和人生招来毁灭性的打击。其实，真正把他推向失败甚至死亡深渊的，还是他的“美”。

潘岳太美了，美得足以让无数人嫉妒：人长得美，文章写得美，感情生活和和美美，年轻有为，锐意进取，活力十足，万众瞩目，走到哪里他都是人群的焦点，似乎这天下的美事都叫他一个人碰上了。其实，集万“美”于一身才是潘岳不幸的开始。

我不否认，潘岳这个男人也有一些性格上的瑕疵。他从小生长在衣食无忧的权贵之家，祖父做过太守，父亲是内史，这带来一大好处，那就是潘岳从小接受的就是最为纯正的贵族教育，无论文学素养或个人修为都很出众。好像书香门第出身的孩子，读书不灵光的很少，潘岳则尤其拔尖儿，“岳以才颖见称，乡邑号为‘神童’”。士族家庭的出身和少年成名的经历对潘岳的一生影响很大，在进入官场之前，他几乎就没栽过跟头。可以想象，这个年轻人当时定然是才情卓越，潇洒不凡，自信满满，气冲霄汉。不过，显赫的家世和过于平顺的成长经历也给潘岳的人生埋下了足以致命的隐患。

比如，这个贵族少年就完全不能理解平民人生奋斗的艰辛，他特别讨厌自己父亲府第里那些靠着小聪明“吭哧吭哧”往上爬的寒门小吏，并以欺侮他们为荣。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然而，生在阳光下，长在温室里的潘岳却很不幸地并不知道这一点。结果，当那个潘岳少年时任性欺侮过的小吏孙秀，竟然“吭哧”到了能致潘岳于死地的位置时，潘岳除了心里暗自叫“糟”，已经没有丝毫回天之力了。

又比如，后世对潘岳的诟病大都集中在所谓的“拜尘趋贵”这一点上。《晋书》记载：潘岳“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构愍怀之文，岳之辞也。谧二十四友，岳为其首。”这段话大致记载了三件事，一件是说潘岳投靠了当时在朝中呼风唤雨的贾氏权贵集团，每次开完小会出门，他和石崇两个人都要等自己的老板贾谧先行上车离开，并且不忘对着扬起的尘土拜上三拜；另一件事是在贾氏叔侄构陷太子的文字狱阴谋中，潘岳无耻地为他的政治老板撰写了栽赃嫁祸的文章；第三件事说的是，因为潘岳的影响力和文才，贾谧不仅将他收归麾下，而且视其为第一密友。后世很多自认清白的文人墨客都在诗作中慷慨激昂地发誓要与潘岳这样的“宠物写手”划清界限 ，其实我是挺好奇的：这些自命清流的高士，他们有没有先问问地下的潘岳前辈，到底愿不愿意跟他们坐一条板凳呢？太急于漂“白”自己，除了有点儿自作多情之外，恐怕还跑不掉此地无银的嫌疑。

在中国，关于文化精英的“宠物化”问题，近些年总是雷声大，雨点无，这个社会的一大进步就是价值观越来越多元化，甭管你口诛笔伐有多猛烈，立志加盟“宠物”团队的精英从来也没见少过。“宠物写手”是千年老妖，诸如“宠物记者”、“宠物评论员”、“宠物国学家”、“宠物法学家”、“宠物经济学家”，“宠物XXX家”等等都是后起之秀。潘岳只不过是“前，无数古人；后，无数来者”中的一只“宠物”罢了，虽不光彩，亦不惊悚。不过，我最感兴趣的是，潘岳为什么会甘当贾某人的哈巴狗呢？

显然是因为贾氏政治集团掌握着潘岳热切渴望而始终得不到的东西。那么，人生几近完美的潘岳，他缺什么吗？他缺事业的成功。在潘岳的语境下，所谓的“事业”就是仕途。在他投效贾氏集团之前，潘岳已经在官场打滚了很多年，碰壁了很多次。我敢说，对此，潘岳定然既沮丧困惑又心有不甘呐。初涉官场之时，年轻的潘岳意气风发，他认为，以他的才华能为，以他的家庭出身，“平步青云”还不是为他潘郎度身定做的词汇吗？可是，现实在下一秒就把他打击得灰头土脸，狼狈不堪。潘岳刚刚取得官场驾驶证（“举秀才”），还没上路，就因一篇为皇帝歌功颂德的软文，被吊销了执照，“岳才名冠世，为众所疾，遂栖迟十年。出为河阳令，负其才而郁郁不得志。”这一“迟”就是十年光景，可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好不容易在十年蛰伏之后复出，领到一顶河阳县令的乌纱帽，可是，很快就因为和上级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再度被转调他处，再后来的几番沉浮也不外乎同类的因由。

然而，对于潘岳来说，仕途的成功又太重要了。任何文人都可以在失意的政治人生面前转而寄身诗意的文学人生，潘岳却不可以。压力来自他的家族，潘家世代为官，父亲与祖父又做得游刃有余，名门宦裔就是他一生最沉重的负担。所以，常有人说做名人难，其实做名人的后代也很不轻松呵。

仕途的失意染白了潘岳的鬓角，他开始急病乱投医了。最后，他决定把人生所剩无几的赌注都压在了当时权倾朝野的贾氏集团身上，这一赌，赌掉了一代文魁的身家性命。

《晋书》评价潘岳其人的缺点为：“性轻躁”，“趋世利”，不“知足”。然而，如果我们只看到潘岳的哈巴狗行为，或者只看到他的急功近利，那我们和那些自诩清白的酸腐文人又有什么分别呢？我之所以不惜笔墨地详述其人其事，是希望更真切地还原一个“美人”的人生轨迹。潘岳无疑是上天眷顾的“美人”，在踏入社会之前，他人生的一切都很美。原本，他的种种“美好”都应该成为他事业腾飞的助力，结果却断送了他的前程乃至性命。“才名冠世”是他的美，可是他的同僚不能容忍：谁让你的文笔这么美？！孙秀“狡黠自喜，岳恶其为人，而数挞辱之，”潘岳待人接物的方法固然有问题，却也可以从中看出他光明耿直的个性，可是暗伏一旁的小人不能容忍：谁让你的人格这么美好？！

潘岳的人生悲剧，是一个美人被庸人一步步消灭，美被丑陋一点点吞噬的悲剧。掷果潘郎可能至死也不敢相信，正是他一生的骄傲和荣光——美——为他招致了杀身之祸。

因为美而招致嫉妒和迫害，这个话题似乎有些沉重。不过，有人因为“美”而被棒杀，也有人因为“美”而被捧杀。中国历史上就有一个因为长得太美而被“粉丝”围观致死的年轻人，他叫做卫玠。此人除了长得特别俊美之外，还以雄辩的特长著称，是魏晋时期深受名士尊重的清谈家。可是，他的辩才再酷也有用不上的时候，比如惨遭全城围观之时。据《晋书•卫玠传》记载：“京师人士闻其姿容，观者如堵。玠劳疾遂甚，永嘉六年卒，时年二十七，时人谓玠被看杀。”

“看杀卫玠”怎么看都像是一个玩笑。不过，它也可能是一种提醒：如果你不幸生得异常美丽，那么，帅哥，你要注意喽：低调，注意低调！

不爱红装爱武装

还真的有人从善如流，这个帅哥的名字叫做高长恭。说“高长恭”，大概没几个人知道，可是他还有一个名字名扬海内外，叫做“兰陵王”。“兰陵王”之所以威名远播，那是因为他不仅是国内知名作战英雄，而且，根据他的故事改编的戏曲还流传到了东邻日本，影响深远。

兰陵王高长恭是北齐王朝一员骁勇善战的名将。此人“有胆勇，善战斗”，“勇冠三军，百战百胜”。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勇武非常的将军，私下里却有一点点小烦恼，是什么呢？他长得太美了。

据史料记载，高长恭其人“貌柔心壮，音容兼美”，又说他“白类美妇人”，那咱们就知道了，这位武将长得身材威武，容貌英俊，皮肤白皙，声音清澈，总之就一个字，“帅”！

显然，这位将军很快就意识到了“美”给他带来的麻烦，上了阵，对手竟然因为他俊美温柔的模样而轻视他。高长恭肯定是被刺激得不轻，所以他想出了一个很极端的办法，他命令手下为他精心打造了一副面目特别狰狞恐怖的面具，每到上阵时便戴着面具出战迎敌：你们不是嫌我长得太好看了小瞧我嘛，我就秀一个“野兽派”风格的给你们开开眼。从此以后，面具就成了兰陵王款待敌军的“招牌菜”：“北齐兰陵王长恭，才武而面美，常着假面以对敌”，“神武弟，有胆勇，善战斗，以其颜貌无威，每入阵即着面具，后乃百战百胜”，“兰陵王长恭，性胆勇，而貌妇人，自嫌不足以威敌，乃刻为假面，临阵着之”……种种关于兰陵王的传说像雪片一样从战场飞向后方，飞入酒馆茶肆的闲谈胡侃，也飞入了民间艺人的文艺创作，极美与极丑的碰撞交织，让故事变得峰回路转，趣味盎然。

然而，当我把潘安、卫玠、兰陵王这三个中国著名美男的故事连成一线思考时，我感到一阵悲从中来的遗憾。这三个久经流传的故事更像是中国文化关于“美”的一个系列隐喻：原本“美”可能被当作可有可无的装潢，然而，对于那些期待此生有所作为的男人来讲，必须高度警惕它！因为美很可能就是你人生的负累和毒瘤：对于中国男人来说，女人的美是一杯馥郁诱人的毒酒，她可能断送了你的国家和前途；而自己的美则可能为你的事业平添许多烦恼，许多阻碍，甚至害得你丢了小命也未可知。

在“美者必不善”的总纲路线之下，“甚美必有甚恶”论，“狐狸精”发明，“美女祸国”论，“美男祸己”论纷纷出笼，而由此得出的令我战栗惊悚的“人间正道”竟然是：

为了江山的万年稳固，为了道德的安如磐石，为了个人的幸福和事业的飞黄腾达，必须将“美”从地球上毫不留情地彻底抛弃或者铲除。

“淑女”与“美女”的选择题

不破不立，不立不破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了进一步支持“美者必不善”理论的正确性，几乎是同时地，中国文化对于“善”这一伦理道德评价也做出了相应的审美规定性，那就是：“善者必不美”。为此，中国文化还用心良苦、煞费周折地推出了为它所认可的典范人物谱系，他们见缝插针地扎根在各种民间传说、道德训喻和伦理教材中，广泛然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蒲松龄笔下的《乔女》故事，正是这种价值观熏陶渐染的产物。

根据我漫不经心的收罗，部分“善者必不美”的典型人物及其事迹陈列如下：

嫫姆。上古人士。书中记载“嫫母倭傀，善誉者不能掩其丑”，又，嫫姆“虽粉白黛，弗能为美”。因其德行“姣而自好”为黄帝妻。

钟离春。先秦人士。复姓钟离，名春。因其长居“无盐”，故又名“钟无盐”。书中记载她“凹头深目，长肚大节，昂鼻结喉，肥顶少发”，“皮肤烤漆”，“极丑无双”，“四十未嫁”。因其关心国家大事，越级上访齐宣王，面陈时事利弊得失，打动了宣淫作乐的齐宣王，从此秣马厉兵，励精图治，立钟离春为后。

宿瘤。先秦人士。书中记载“宿瘤女者，齐东郭採桑之女，閔王之后也。项有大瘤，故号‘宿瘤’”，因为“通而有礼”被齐宣王的儿子齐湣王立为王后。

孟光。东汉人士。书中记载“孟氏有女，状肥丑而黑，力举石臼，择对不嫁，至年三十。”指名非清贫高洁之人梁鸿不嫁。能“作布衣、麻屦，织作筐、缉绩之具”，有与丈夫“俱隐深山”共同理想，后梁鸿外出务工，孟光侍奉丈夫“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行“举案齐眉”之礼，因而成为中国古代的模范贤妻。

黄硕。三国人士。书中记载黄硕“黄头而色黑”然而却“才堪相配”，“孔明忻然而娶之”。更有记载说，诸葛亮的举世瞩目的发明“木牛流马”其实专利权在其夫人黄硕手中：“诸葛亮居隆中时，友人毕至，有喜食米者，有喜食面者。顷之，饭、面俱备，客怪其速，潜往厨间窥之，见数木人椿米，一木驴运磨如飞，孔明遂拜其妻，求传是术，后变其制为木牛流马。”“孔明妻黄氏善会此法，故孔明学之”。中国的文化人为了推崇“丑妻必贤主义”，连丈夫们的尊严和名誉都是可以轻易抛掷的，此亦可谓惊天地，泣鬼神矣。

阮氏女。书中记载“许允妇是阮卫尉女，德如姝，奇丑。交礼竟，允无复入理，家人深以为忧。会允有客至，妇令婢视之，还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范也。妇云：‘无忧，桓必劝入。’桓果语许云：‘阮家既嫁丑女与卿，故当有意，卿宜查之。’许便回入内，既见妇，即欲出。妇料其此出无复入理，便捉裾停之。许因谓曰：‘妇有四德，卿有其几？’妇曰：‘新妇所乏唯“容”尔。然士有百行，君有几？’许云：‘皆备。’妇曰：‘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允有惭色，遂相敬重。”

或许细心的读者已经注意到了，前文对嫫姆、无盐、宿瘤、孟光、黄硕、阮氏模范事迹的抄录和复述都没有指明出处，仅以“书中记载”一言以蔽之。那是因为虽然这些故事散见于或逸史，或小说，或笔记，或诗赋，却可以通通看作是中国文化这部大“书”的同一笔“文化书写”和“文化笔记”。在我看来，针对不同阶层和社会角色的中国男人，这几个故事又是各具深味的：嫫姆的意义在于“开天辟地”，原来名副其实的中国“男人头儿”黄帝都娶了一个“不美”的“善者”，那后世儿孙还有什么话好说？！无盐和宿瘤的意义则在于“拨乱反正”，只要我们对中国历史稍有所知就会明白，齐宣王、齐湣王父子是春秋战国著名的昏庸贪玩之君，那么，对于那些对自己的“不自觉”还有那么一丁点儿自觉的男人来说，讨一个堪比严师的老婆是相当必要的，至于相貌，那就随便随便了，老婆的名额只有一个，小老婆的名额可是很多很多哦。孟光故事的策动对象是广大的非成功男士，就算是个打工族，回家太太一样把我当BOSS捧，而且永远不用为“钱途”无望而担忧，因为太太的期望值永远比我赚的少。为了常年享受45度仰视的崇拜目光，包装不包装的也顾不上了，总之，孟光是“经济实用型太太”的一间“样板房”。黄硕故事则对痴迷于事业成功的才子是一剂猛药，这位夫人的本领相当于机器猫，改天换地的小发明、小创造都装在她那小围裙底下呢，至于长得嘛……机器猫与芭比娃娃不可得兼，舍芭比而取胖猫者也。

然而，最有趣的还得数许允与他太太阮氏的一番新婚答论。结果当然是自命风流的许允输，奇丑无双的阮氏赢。有趣就有趣在许允是怎么输的，我们不妨来再现一番他们的对话——

许允说：你太丑了，我不要跟你过。

阮氏说：你且站一站，你凭什么不要我？

许允说：都说女子应该有四德，你有几样？

阮氏说：除了“妇容”一项，我都齐备了，该我问你了，君子须有百样好品行，你有几样？

许允说：我都有了。

阮氏说：百样好品行的第一条就是“德”，你介意我的容貌丑陋，可见好色，你喜欢美女却不喜欢道德，还说什么百行兼备？

许允于是败下阵来。

在寥寥数语的新婚辩论中，阮氏取胜的关键一句话就是“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在今天看来，阮氏的这句话在逻辑上根本站不住脚，谁规定说“好色”（这里可以理解为“爱美”）者必然不“好德”（这里可以理解为“品德高尚”）呢？许允为什么不能做一个既爱美又品德高尚的人呢？但事实是，听到这句话，许允立刻就推盘认输了。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文化对人的美育训导真的就是——好色则必不好德，爱美者必然道德堕落。

美者必不善，善者必不美的审美观、价值观逼迫所有的中国男人和中国女人做出选择：倘若你是一个男人，那么你必须在“好色”和“好德”之间选择。如果你选择投身“美”，那么你将终身被打上“失德”或“无德”的烙印，就算做了强盗土匪，也会因为“溜骨髓”（就是喜欢漂亮女人）而被黑道兄弟们看不起。倘若你是一个女人，无论你长相如何，也都必须在做“好人”和做“美人”之间选择，关于“好人”的称呼从十八岁到八十岁分别有“贤媛”，“贤妻”，“贤妇”，“贤母”，“贤淑夫人”，“贞女”，“节妇”，“烈女”等等；而“美人”的别称也颇多，比如“小妖女”，“狐狸精”，“美妾”，“宠姬”，“艳妓”，“淫妇”，“荡妇”等等。最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古代女性的社会角色中，不被当作人或不被允许进入伦理系统的“妾”、“姬”、“婢”、“妓”、“奴”都可以冠之以“美”、“艳”这一类表示“美丽”的词，而社会伦理体系之内的、所谓的“正经女人”却绝不可以与美艳沾边儿。都听说过“贤妻”，有谁听说过“美妻”吗？至于“艳后”，那也是口吐洋文的“进口货”，绝非“中国制造”。

在这一点上，概括东西方审美观差异最有力的两个词是“淑女”和“美女”。

中国人认为最完美的女性是“淑女”，而西方人认为最完美的女性是“美女”。“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和“美女与野兽”这两个极具代表性的求爱故事既形象又生动地勾勒了东西方看似相近，实际迥别的审美价值观。直到如今，中国社会还在呼唤“淑女”归来，并且为人工栽培“淑女”而不惜浪费大量的时间、人力和金钱。可是“淑”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淑的本意是“清澈”，引申为“善良、温和”。所以，“淑女”就是指道德上臻于完美的女人。而西方的小伙子们似乎在追求爱人的问题上更为坦率直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所以，甭管是披着兽皮的王子，还是披着人皮的野兽，大家都直奔“美女”主题去也。

眼看着当下某些中国男人满地乱刨，疯了似的挖掘什么文物版的“淑女”，我真的忍不住暗自好笑，其实很标准的淑女眼前就有：蒲松龄麾下的《乔女》，就是一位标准得经得起米达尺比划的——淑女。如假包换。只是……“君子”们当真有胆识称几斤带回去？

帅哥皇帝的灭绝

与“美者必不善”理论的男女通吃一样，“善者必不美”也设有“男士专区”。这个“专区”就叫做——面有奇相。

有一副对联说的是：上联，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下联，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不服不行。前文咱们说到的潘岳和兰陵王事业受挫，大致属于“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而另一路号称“面有奇相”的人马则可以算作“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的经典范例。

中国古人特别喜欢把人的成功归结于宿命。而命运的提示符就是所谓的“面相”，也就是通过你的相貌（笼统的“相貌”也包括身材、身形等等）来判断你的未来是飞黄腾达还是泥牛入海。“相面”在中国是一项神秘然而重要的事务，而所有的帝王都被认定是“面有奇相”者。如果我们把这句话转换一下，所谓的“帝王”也可以变相地兑换为“中国古代事业最成功的男人”。这些人，长得都很有特色。我们不妨着眼打量打量——

说到帝王相貌，通用的词汇有“日角隆准”，“奇骨贯顶”，“河目海口”这三个。

所谓“日角”就是说方额头（常人的发际线圆弧型居多），在天庭位置还要有一块凸起的正方形的骨头；“隆准”是指肥而多肉的鼻子，如果读者对“日角隆准”理解有困难，可以参详一下电视剧《西游记》里海龙王的额头和鼻子造型。

所谓“奇骨”是说头盖骨要尖，貌似比平常人多一块骨头插在头顶，类似造型同样在电视剧《西游记》的妖怪堆里也能觅到，尖头叉子形的就是。

所谓“河目海口”则对眼睛和嘴巴的要求。眼睛要长，上下眼眶以平行为佳；嘴巴要大，以塞得进自己的拳头为佳（特此声明：此系危险动作，读者万勿模仿）。

那也就是说，理论上所有中国帝王的相貌都有如上几个特点，这是美还是丑，勿须赘言。

当然，除了共性之外，帝王们总还是有那么一星半点儿的个性特征的，不然岂不成了克隆皇帝了嘛。那么，这些特别成功的人士在相貌上都有哪些“个性特长”呢？比如“重瞳”和“并瞳”，也就是说眼睛里有两个瞳仁。据现代医学解释说，这种现象其实是早期白内障的病征。又比如刘备著名的“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的体貌特征，这当然有些特别。需要补充的是，近几十年国内对神农架地区“野人”的科考资料显示，大多数“野人”目击者都证言：“野人”身形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双手过膝”。再比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描述秦皇嬴政的“奇相”为：“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后人研究认为，“蜂准”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鹰勾鼻；还有专家认为“挚鸟膺”系软骨病导致的骨骼发育不正常所致；“豺声”也与慢性呼吸道疾病发作有关。这样的说法不排除带入了过多记录者和研究者的主观情绪，不过，即便与疾病无关，“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这样的容貌恐怕也与“英俊”无甚缘份吧。

有人会说，那都是史书或者相书里的记载，帝王将相们未必真的长得那么奇形怪状。诚然如此，问题也恰恰就在这里。皇帝老儿实际长什么模样不重要，而且也难于考证，重要的是：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认为他们应该长什么样。帝王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社会男性的典范和佼佼者，因而，中国文化对帝王的想象、包装和塑造，也就是中国文化对它所认可的最优男性的想象、包装和塑造。这些为天下成功人士表率的男性，他们或者接近“妖异”，或者接近“病态”，就是没有一个与“美”走得近的。并非中国没有帅哥皇帝，而是中国文化不允许任何一个皇帝成为“帅哥”啊。

美善同体的西洋美人儿

看腻了中国文化里层出不穷的道德“青蛙”和贤淑“恐龙”，让我们把视线稍稍转向西方。饶有趣味的是，在西方文化里，我们也看到了“美”和“善”的纠葛不清，不过与中国文化“美者必不善，善者必不美”，美与善绝对分裂的价值观完全相反的是，西方文化则对“美者必善，善者必美”，美与善趋于同一的价值观推崇备至，奉为圭臬。

让我们回到故事，尤其是那些寄寓着人们最纯真理想的故事——童话以及西方文明早期的神话故事，去看一看西方文化中的“美者必善”的美人儿。灰姑娘、白雪公主、睡美人、野天鹅……关于西方童话故事与民间传说中美而善的人物与故事简直不胜枚举。最有意思的是西方社会学研究领域的一项新发现：

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社会学副教授葛劳尔霍兹及西伊利诺伊大学的洛里•斯佩里撰文呼吁说：一些世代流传的经典童话，如《灰姑娘》、《白雪公主》和《睡美人》等，可能会危害到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葛劳尔霍兹与其同事对168篇格林童话进行研究后发现，发现其中约94%的童话都会写到人物的外貌，平均每篇故事涉及容貌的笔墨约为14处。而且，这些故事大都存在以“貌”取人的倾向，每5篇童话中就会有一篇把相貌丑陋姑娘写成凶神恶煞的坏人，约17％的篇目将丑与恶联系起来，并且丑女的下场大都很糟。他们据此认为“全世界的孩子都在读同样的故事：公主因为长得漂亮，所以与众不同，所以过上了大富大贵的生活。这种故事看多了，那些自觉相貌平平的女孩一定备感挫折。”

这则调查研究揭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传统文化观念中，“美者必善”的价值观根深蒂固，渗透进了文化的方方面面，甚至有些顽固不化，就像中国文化的“美者必不善”传统一样，顽固到有害健康的地步。

在正向首肯“美”必然具备“善”的伦理属性之外，“美者必善”几乎是自然而然地会派生出另外两则观念，“丑者必恶”和“善者必美”。关于“丑者必恶”，我们可以从上述那些西方童话中得到无数案例的支持，比如捣乱使坏的巫婆一定长得让你一眼就能看到她脑门上刻着的“邪恶”俩字儿。比如坏心肠又爱嫉妒的后母和灰姑娘的姐姐们再怎么涂脂抹粉也透着股子邪气的，王子一定不会爱上她们。

然而，当我们谈及“善者必美”的时候，可能会遭遇到一些阻力，比如丑小鸭或者青蛙王子，还有被坏巫师变成禽兽的野天鹅们？

在西方的童话故事里，有三种故事模板特别引人注目，一个模板我把它叫做“英雄救美”故事，其中的“样板戏”就是《灰姑娘》（又名《辛迪瑞拉》），娇美的弱女子深陷险境，危机重重，但是最后总会被英勇无畏的王子拯救，诸如《白雪公主》、《睡美人》等等都属于这个故事序列。这一类故事演绎和贯穿始终的是西方文化著名的骑士精神。另一个模板可以叫做“美女野兽”故事，其“样本戏”是《美女与野兽》，因为巫婆或魔王的邪恶法术，原本英俊的王子被变成了丑陋的动物，而最终他们会被美女的爱心所拯救，恢复原状。破解魔法的钥匙往往是美女的一个吻、一滴泪或是一件倾注了爱的礼物，诸如《冰雪女王》、《青蛙王子》等等就属于这个故事序列。在这两种故事之外，还有一种“不等不靠，自力更生”型的童话故事更值得关注，它们大都出自安徒生的手笔，比如《丑小鸭》、《海的女儿》以及《野天鹅》。其中《海的女儿》和《野天鹅》兼有“王子拯救美人”和“美女拯救野兽”故事的重影，然而它们更突出个人在爱的信仰和爱的坚守中获救的主题，作者把个人拯救的希望从一个完美的他者（无论是王子或美女）转移到了受难者自身对“爱”坚韧不移的信仰上来。到了《丑小鸭》，这个主题则更加明显也更为纯粹了。那个“完美的他者”彻底地不存在了。丑小鸭的获救完全源于它对自己、对世界不离不弃的爱，一往而深的爱，一无所求的爱。

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发现西方的童话走过的一条天路历程：从寄拯救的希望于一个完美的他者（王子或美女）；到希望自身爱的努力和爱的坚守能够创造奇迹，并且能够得到这世界上他人之爱的应答与支持；再到鼓起勇气，相信就算自己的爱只有一只小蜡烛那样微弱的光辉，也能把全世界的黑暗都照亮。这其中最重要的转变就是——“英雄救美和美女野兽”的逻辑是“因为被爱，所以我得救”；而《丑小鸭》的逻辑已是“因为我爱，所以我得救”。在所有这些故事中，唯一不变的理念就是：

美能拯救世界。

接着就要回到我们前面的问题了：“善者必美”的观念与“小鸭”、“青蛙”、“天鹅”甚至“野兽”是否冲突呢？其实完全不冲突。结合前面提到的那一则社会学研究的发现，我很想建议有识之士再去深挖一个数据，肯定也很有趣，那就是：在这些童话故事里，有多少善良和有爱心的人，他们起初不美丽，最终却在获得幸福的同时，获得了美丽（或者回归了美丽的本来面目）。我相信“回归美丽”者一定不比“美而善”者少。

可以这样说，西方童话的演进线索始终交织着爱与美。童话故事因循“落难—获救”而展开，始于爱与美的蒙难，终于爱与美的胜利与回归。“美”居然没有在故事结束时“归队”，这在西方的童话故事里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丑小鸭最后回到了白天鹅的行列，野兽、天鹅、青蛙统统变回了英俊少年。开一个过头的玩笑：故事都讲完了，“美”还没回城堡，那王子与公主以后可怎么“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呢？就是睡前听故事的小朋友夜里也睡不着啊。

“美”有什么用？

这可真是有趣！一面我们看到中国文化将美与善绝对分裂的主张，一面我们又看到西方文化大有将美与善混为一谈的倾向。如果我们只回答是谁给《乔女》画上了一张丑脸？我相信答案业已昭然，是中国“善者必不美”的价值观。

然而，无论是中国文化“美者必不善，善者必不美”的价值观，还是西方文化的“美者必善，善者必美”的价值观，仍然是“果”，而并非“因”。我不想在此品评它们各自有多狭隘或偏激，这根本无需讨论。我所好奇的是：是什么导致了美和善的绝对分裂？又是什么导致了美和善的绝对混同？

是中西方对“美”的功利属性界定不同推导出了不同的审美价值观。化作问题它就是：

美，是功利性的？还是超功利性的？

中国文化认为，美是功利性的。这一点前文的案例足以提供有力的实证支持。“美是功利性的”，讲白一些就是——美必须发挥用处。

这一点很要了“美”的命，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美女，西施、貂蝉、昭君、玉环，她们的生生死死，都与是否有“用处”相关，无一能够幸免。西施和貂婵基本上可以算作同行，都是政治间谍的干活。她们的“用处”就是打入敌人内部如何如何，目的一旦达到，再无“用处”，二女随即人间蒸发，再无半点音讯。她们完成任务之际，美人均尚未迟暮，却没有一个人在欢庆胜利之余关心关心“美”在失去“用处”之后命运怎样。昭君也是因为她的美有“用处”，才从默默无闻的宫女走向了权力的中心，然而，两年后，她的丈夫过世，按照匈奴风俗，如不归汉，她就要嫁给新单于，也是她法定意义的儿子。王昭君当然不能接受，这不仅仅是一女二嫁的道德问题，按照汉地伦理，这根本就是乱伦。然而，汉朝的皇帝收拾边患的效率不怎么高，利用美女倒是很注重效率，只轻轻一句“敕令从胡俗”的御批，便断绝了昭君归汉的全部指望。“美”，无论她是不是已经遍体鳞伤，只要还有一点点“用处”，权力的黑手都不曾将她稍稍放过。更不幸的是，“美”不仅要为“用处”猪狗不如地活着，必要时还要“有用”地去死，玉环投缳即是明证一例。

因为美是功利性的，所以在中国文化中，美是手段，美必须发挥作用。然而，问题也就出在这里，美一旦成为谋算人心的手段，就难保不被误用，结果，被“美”算计的人多了，“美是祸水”论自然流行起来。“美者必不善，善者必不美”的观念，正是在一局接一局利用“美”与被“美”利用的肮脏博弈中固若金汤起来的。

与此遥相呼应的西方文化却认为，美是超功利性的。美就是用处。

这句话说起来有点儿拗口，不如我们依旧来聊聊那些事关文化的故事。还记得前文谈到过的中国文化对“美”最早的一次道德审判吗？“甚美必有甚恶”，就是中国文化的判决。其实，在西方文化的早期，也有过这样一场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道德审判。尽管随着史料的散佚，这场审判的完整原貌已不可考，可是，那场审判最精彩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却通过后世各类文学艺术作品留传了下来，其中的最著名的作品就是19世纪法国画家让•莱昂•热罗姆的油画作品《法庭上的芙丽涅》。

传说芙丽涅是公元四世纪时雅典城最美的女人，因为她的胴体太过美丽，被指控“有伤风化”，遭到法庭的传讯。这似乎与中国文化把“甚美”者送上道德法庭是一样的。不一样的之处在于雅典人对“美”的判决。在法庭上，芙丽涅的辩护律师希佩里德斯在众目睽睽之下揭掉了芙丽涅的衣服，她美丽的身体一下子完全暴露在了法官和501名市民陪审团成员面前，举座皆惊，举座皆静。接着，希佩里德斯只为芙丽涅做了一句辩护，他问道：“难道你们要让这样美丽的乳房消失吗？”这场审判很快有了结果，雅典人一致判定：芙丽涅无罪。

芙丽涅当然无罪，可是被宣判无罪的又何止芙丽涅？这一次审判的意义在于：自希腊世界始，西方文化即宣判：美是无罪的。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把这场审判一次又一次地呈现为色彩或文字，即意味着西方文化和西方人一代又一代地坚持这个判断：美永远无罪。

因为美是超功利性的，所以在西方文化中，美是目的，美就是作用。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西方人顺应并发展了自己的爱美之心，把美当作人之为人不断向前、向上的动力。但是，当西方文化把美的这种超功利的绝对意义强行带入现实生活时，一种新的误用随之出现，美被错误地赋予了伦理属性，美与善的混用自然在所难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方人和西方文化对“美无罪”抱有绝对坚定的信念，所以，在西方文化中，基本上见不到类似“红颜祸水”论这样的说法。最著名的例子当然是《荷马史诗》中的海伦。交战的双方一致认定：为这样的美人儿打十年仗，值！最有趣的例子则要数美神维纳斯了。在西方人看来，“维纳斯=美”是绝无疑义的，西方文化对维纳斯的赞美之辞堆砌起来恐怕比阿尔卑斯山还要高。而且，无论是西方文化或西方艺术，皇室贵族或贩夫走卒，普遍对美神维纳斯都充满敬意和爱慕，绝无微词。不过，这位女士如果生在中国，那日子可能就很难过喽：我们想象有这样一位女性，她生得很美丽，一个能掌控她命运的糟老头想追求她，她当然不愿意，结果，这个糟老头气恼之下就把她许配给一个既丑又残的人做妻子。美女不甘心，于是和当地最英俊的帅哥有了私情……

这个女士是谁呢？在中国，她的名字叫做潘金莲，对武松有意，被亿万人唾骂；在西方，同类的故事，她的名字叫做维纳斯，宙斯因求爱不遂，将她嫁给丑陋的火神，维纳斯心有不甘，与战神偷情……西方人更喜欢稍带揶揄地把这事当作众神故事的八卦新闻。

不同之处在于观念：中国人认为，美即祸根；西方人却认定，祸在美外。

当我再度回首《乔女》故事的时候，她的人生足以荣耀，然而，却也令人为之心酸。这个中国丑女一路走来，披荆斩棘，消化了一切伤心，创造了美。可是，《乔女》终其一生没有展露过笑颜。可知，笑是生命最美丽的表情。这并不能怪她，乔女不是不想笑，而是笑不出。

乔女是太累了，她背负了过多本不该由她背负的沉重，如果不是因为文化的丑化，她原本可以快乐地生活，像一切正常的女孩、女人、妻子、母亲一样。这时，我又仿佛错觉《乔女》并非乔女，她的命运多么像“美”在中国文化中曲折延伸的命运！

女人和美，她们承载了太多不属于她们的重负。

蒲松龄给《乔女》画了一张丑脸，她的人生从此举步维艰；

中国文化给“美”戴上一副叫做“邪恶”的枷锁，“美”的舞步从此踉跄蹒跚。

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就从揭穿这一切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