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开始讲《三国演义》。

说到《三国演义》，大家一定很熟悉。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就更需要先讲几句题外的话。记得我有一次到南京图书馆去做报告，讲的也是《三国演义》。我一上去，看到那么大的报告厅里面竟然人满为患，当时我就说：“看到这么多的人在寒冬的上午赶来听我的讲座，这确实让我十分感动。而且，我还看到有不少人因为没有座位而只能站在后面甚至坐在台阶上，这就更让我十分感动了。不过，在演讲的开场之时我还是要先表示一点儿遗憾：我今天所要讲的《三国演义》，仍旧是寒冷的，这当然是因为它恰恰是来自中国历史上最最寒冷的时代之一——三国时代，也因为它本身也恰恰来自一种最最寒冷的美学。因此，我要首先向各位说一声：抱歉！当然，我也非常希望能够借助我的讲座给那个寒冷的时代、这本寒冷的书和今天这个寒冷的上午带来一点儿温暖。”今天，我对你们也要这样说。

大家知道，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新世纪的曙光已经照耀了我们整整七年。但是，只要我们回头望去，就不难看到，在我们的身后存在着一个漫长的王朝，在我们的心中，也存在着一个漫长的王朝的阴影。这个王朝从公元前221年开始（就是我们所说的秦王朝），一直到公元1912年结束，一共历时2132年。在这2132年当中，不用我去多加介绍，每个中国人都肯定知道，是经过了许多朝代兴衰、也经历了许多刀光剑影的，但是，假如今天我请听课的你们回顾一下，然后说出自己所最为熟悉的朝代，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公元3世纪，选择三国的时代。从公元184年“黄巾之乱”开始，直到公元280年“三国归晋”止，一共历时96年的三国时代，确实是我们所有在座的人，所有中国人所最为熟悉的。同样，在中国历史上的2132年中，一共有494个皇帝，当然，其中有73个是死后追封的，那也就是说，如果把这73个减去的话，应该是一共有421个皇帝，那么，假如我现在再请听课的你们回顾一下，然后说出自己所最为熟悉的皇帝，各位会说出谁来呢？“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但是仔细想想，对这几位我们大概也就只是经常听说而已，例如，在毛泽东的诗词里面。如果要论真正比较熟知的，那可能还是要数刘备、曹操、孙权了，当然，曹操生前并没有称帝。可是，96年的三国时代其实只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一个瞬间，在中国的2132年的王朝史中也只有区区百年，刘备、曹操、孙权也只是中国的421位皇帝中的一个零头，但是为什么就能够家喻户晓？为什么就能够比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以及其他的皇帝都更引人注目呢？答案我就是不说各位也完全可以猜到，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三国演义》的影响啊。

《三国演义》在中国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而要把这个影响讲清楚，我觉得只要提到两个排行榜就足够了。中国古代曾经出现过两次关于长篇小说的排行榜，第一次是在明朝末年，被称为“四大奇书”，其中的第一本就是《三国演义》，接下来是《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第二次是在清朝，中国的文化人又重新再排了一次，结果是《金瓶梅》出局，《红楼梦》上榜。不难看出，这两个排行榜已经充分显示了《三国演义》的不可撼动的地位，也充分说明了《三国演义》的重要性。

说到排行榜，我还要顺便插几句话，从美学贡献的角度来评价，我倒一直窃以为在清朝的排行榜中应该出局的是《水浒传》或者《三国演义》，我始终认为《金瓶梅》从美学水平的角度来看，其实是明显高于《水浒》的，也明显高于《三国演义》。当然，这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今天无法展开。还值得一提的是，最近有人提出，历史已经又过去了三、四百年，我们是不是应该再重新做一次四大名著的排行榜呢？我看到有人提议，可以把金庸的《鹿鼎记》置换进来，这是否可行？这当然可以讨论。可是我觉得，经过了三四百年，尤其是经过了20世纪，经过了共和国的50年，却偏偏至今也拿不出一部作品来与几百年前的作品相媲美，就更不要说超过了，这实在令人脸红，而这也才是最值得讨论与关注的问题。不过，这也是题外话，起码是后话，这里也同样不去多多涉及。

前面说了这么多，无非是要强调今天我开讲《三国演义》的重要性，下面还需要简单说明的，是开讲《三国演义》的必要性。各位都知道，易中天的“品”三国目前已经红遍中国，既然如此，我还有必要再讲三国吗？尽管这只是我的课程中的一讲，可是否也还是有人会认为我是在赶时髦呢？我要说，对我的美学同行易中天在中央电视台“品”三国，我表示敬意。但是，我一直非常困惑不解的是：一个美学家为什么要放弃美学的眼光而在电视上去讲故事、去说书？要知道，《三国演义》是一部文学经典，因此，从美学的角度看《三国演义》，不正是最必须也最正当的角度吗？易中天有什么必要放弃自己已经十分娴熟的美学武器？有什么必要放下自己的学术身段呢？更为重要的是，也正是因为易中天以及“易中天们”的“放弃”与“放下”，从美学的角度看三国，反而也就成为一个空白，成为一种必要。而这，也就是我今天开讲三国的一个理由。也因此，各位应该能够想到，在我的讲座中，绝对不会沿袭目前盛极一时的讲故事的套路，也绝对不会放弃美学的尊严。我要尊重你们的水平，不把你们当作儿童，也要尊重美学的品位，不靠出让美学去贴近市场。简单说，我，要坚持自己的风格！

下面，我想讲四个问题：一、《三国演义》写了什么？二、《三国演义》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导致“乱世”的原因是什么？三、《三国演义》回答的第二个问题：如何促成“乱世”的结束？四、《三国演义》回答的第三个问题：由谁来促成“乱世”的结束？

一 《三国演义》写了什么？

“你最不想投胎在哪个时代？”

我首先要讲的是：《三国演义》写了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无疑见仁见智，各有各的看法。例如，有人会说，写了三国大战，有人会说，写了刘、关、张等“英雄”，确实，这样说当然都有道理，不过，却又都仅仅“登堂”，而并未“入室”。我们不妨追问，在中国，国与国之间、朝代与朝代之间的血雨腥风从未停止，但是为什么只有三国故事如此引人瞩目？同样，在中国，历朝历代英雄豪杰更是风起云涌，但是又为什么只有刘、关、张等“英雄”如此令人心动？其中的原因只有一个，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乱世”这个特殊的舞台上展开的。三国是乱世的三国，英雄是乱世的英雄。而且，三国正是因为乱世而成为“三国”，英雄也正是因为乱世而成为“英雄”。

事实上，在“三国”与“英雄”的身上，“乱世”，是最为深刻也最为醒目的烙印。我曾经给我的学生提过一个问题：如果让你再投胎一次，你最愿意投胎在哪个时代？我的学生一般都说，那肯定要选择投胎在唐朝。我听了很不以为然。我说唐朝固然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时代，但是，在中国还有一个更加伟大的时代，那就是春秋战国。那是一个青春的中国，但是从秦王朝开始，中国就日益颓败，也日益颓废了。因此，如果让我来做这道题，如果让我再投胎一次，那我肯定选择投胎在春秋战国。当然，今天我不会再问你们这个问题，但是我要问你们一个相反的问题。我要问：如果让你再投胎一次，你最不想投胎的是哪个时代？显然，答案就是三国时代。我最不想投胎的，就是三国时代。

中国的帝国时代是从秦王朝开始的。在此以后，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帝国时代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帝国，秦汉；第二帝国，隋唐宋；第三帝国，明清。其中，统一的朝代有九个，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中就不存在动乱、战乱，恰恰相反，事实上倒是“乱”多“治”少。例如秦末，从公元前195到公元前205年的西汉建国初期，共历十年。人口在秦朝末年是2000多万人，到了汉初已经死亡了70%。再例如西汉末：公元2年全国人口是5959万，到了东汉初的公元57年，人口只有2100万了，死亡了65%。再如唐代的“安史之乱”，死亡人口也将近全国人口的二分之一。不过，这毕竟是局部的，只是动乱、战乱，而不是乱世。真正的乱世，第一个就是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就是现在张艺谋和冯小刚们特别喜欢写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与《夜宴》的年代）、南宋金、元末，等等。其中，以三国的建安开始的魏晋南北朝乱世最为惨烈，一共394年。我们想一想，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十年动乱，我们就已经不堪忍受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开始说是八年，后来说是十四年，我们就更已经不堪重负了，但是，这发生在第一帝国结束期的乱世，也是中国的帝国时代所出现的第一次乱世，竟然持续了整整394年。当然，其间也不是没有瞬间出现的战时和平时期，但是只有多长呢？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统计说，只有十几年。设身处地想想，如果我们不幸而生存于这个时代，我们将何以为生？又能够以何为生？家国之痛，民族之哀，中国人说：“宁作太平犬，勿当乱世人”，这真是肺腑之言啊。我过去看过一部外国小说，是冯尼格写的《第五号屠场》，小说里写道，主人公所生活的人类社会也遭遇了一场兵荒马乱的不幸，于是男主角就逃到了其他的星球。外星人问他：你认为什么最宝贵？这个男主角就说：和平地生活。这也同样真是肺腑之言。

我们不难发现，《三国演义》的问世无疑与乱世密切相关。作为中国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偏偏从历史题材开始，而且偏偏从乱世开始，显然都不是偶然的。而且，《三国演义》定稿于明朝，元末四十余年的乱世无疑也给当时的文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感触。他们对于乱世的反映、反思与反省，也更是恰恰构成了《三国》的内在取向。

绝对现场与边缘情境

我计算了一下，一百二十回的《三国演义》中，大多有近九成的内容是写的乱世。至于这个乱世乱到了什么地步，我们不妨摘出几段文字，各位自己看看：

先看第一个例子——

帝入洛阳，见宫室烧尽，街市荒芜，满目皆是蒿草，宫院中只有颓墙坏壁，命杨奉且盖小宫居住。百官朝贺，皆立于荆棘之中。诏改兴平为建安元年。是岁又大荒。洛阳居民，仅有数百家，无可为食，尽出城去剥树皮、掘草根食之。尚书郎以下，皆自出城樵采，多有死于颓墙坏壁之间者。汉末气运之衰，无甚于此。

皇帝出京逃难，又回到了首都洛阳，一看首都完全被兵燹焚毁。他的政府官员来庆祝他重返首都，是站在哪儿呢？“百官朝贺，皆立于荆棘之中”，就是全都站在荒草里。这就类似皇帝领着他的手下在一个荒地里开政治局会议，连个像样的桌椅板凳都没有，只有几块儿石头。当时竟然已经乱到这个地步了。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洛阳的市民“仅有数百家，无可为食，尽出城去剥树皮、掘草根食之”，洛阳是当时的大都市，是当时我们国家的首都，但是却只剩下了数百家。而且这数百家的市民连饭也吃不上了，全靠剥树皮、掘草根儿过活。

再看第二个例子——

当时叛将郭汜、李傕，张济与樊稠出来造反，把皇帝围在城里，皇帝就说，你们不要打了，你们想要什么官儿我给你们什么官儿，你们还是跟我组成一个统一战线吧。这四个人同意了。我们看一看《三国演义》里怎么描写的：

（郭汜、李傕，张济与樊稠）四人各自写职衔献上，勒要如此官品，帝只得从之。（第10回）

（但是他们还不满意，皇帝只好又封了二百多人）刻印不及，以锥画之，全不成体统。（第13回）。

更为恶劣的是后来郭汜与李傕起了内讧，李傕竟然说：：“不须多言！我两个各不许用军士，只自并输赢。赢的便把皇帝取去罢了。”（第13回）皇帝竟然成为政治的第一赌注，这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幕今古奇观。

再看一个例子——

皇帝因为不堪董卓的勒索和威胁，写了一首发牢骚的诗，我们看看董卓怎么说呢？“怨望作诗，杀之有名矣”。他竟然要对皇帝施加文字狱。大家知道，在中国只有对百姓和知识分子的文字狱，清朝文人的诗里还写过“避席畏闻文字狱”，对皇帝我们却极少看到，但是我们在《三国演义》里竟然看到了。

最后再看《三国演义》以外的一个数字以及两首诗歌——

一个数字：公元156年时，中国的人口是5000万，到了公元280年，三国时代结束与国家暂时统一时，全国人口就只剩下了1600万。这是何其悲惨的景象，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每一个三口之家都只有一个人能够死里逃生啊！

两首诗歌：一首是曹操的《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我想，“生民百余一”大概不是曹操的文学想象，而应该其实就是三国时代的事实。还有一首是蔡文姬的《悲愤诗》，比较长，只要记住下面几句即可：“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敢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读完这几句，我想，你们就不难知道什么是乱世，也不难进入历史的绝对现场。

显然，《三国演义》写的就是“乱世”。《三国演义》就是对于乱世的反映、反思与反省。而这无疑正是《三国演义》最为成功之处。也正是它能够几百年来雄居“四大”的排行榜而且没有被排挤出局的重要原因。

为了帮助各位更加深入地理解“乱世”与《三国演义》的内在关系，我想引入一个重要的哲学、美学概念：边缘情境。这个概念是德国的一个大哲学家雅斯贝斯提出来的，指的是当一个人面临绝境——例如死亡、失败、生离死别时的一种突然的觉醒，这个时候，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对话关系出现了突然的全面的断裂，赖以生存的世界瞬间瓦解，于是，人们不得不睁开眼睛重新认识这个熟识的世界。用雅斯贝斯的话说，人只是“在面临自身无法解答的问题，面临为实现意愿所做努力的全盘失败” 时，换一句话说，只是在进入边缘情境时，才会恍然大悟，也才会如梦初醒。应该说，雅斯贝斯的发现很有道理，也已经获得了美学家们的普遍认同。而在文学创作中，我们也确实看到了很多类似的例证。例如曹雪芹的从“钟鸣鼎食”之家沦入“待罪之身”，鲁迅的“从小康之家坠入困顿”，都是他们的“恍然大悟”和“如梦初醒”的重要保证。鲁迅说：“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出世人的真面目。”这里的“迷途”，就也可以理解为我这里强调的“边缘情境”。遗憾的是，在《三国演义》的研究中，我还从未看到“边缘情境”概念的引入。其实，“边缘情境”正是剖析《三国演义》美学的前提，因为在《三国演义》中“边缘情境”是双重的，不但作者是置身“边缘情境”，而且小说描写的也是“边缘情境”。这，就是我在一开始就特别强调的“乱世”。

让“三国”更有“人味”的演“义”

因此，《三国演义》实际也就是中国人在乱世中的“恍然大悟”和“如梦初醒”。这 “恍然大悟”和“如梦初醒”就体现在对于乱世的反映、反思与反省上。从这个角度再看《三国演义》，我们才会懂得，我们的前辈为什么要去“演义”三国。在这里，我们要注意这个“义”字。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般是讲“仁义”，是“仁”与“义”放在一切的，但是一旦进入“边缘情境”，“仁”与“义”之间的对话关系就出现了全面破裂，处理私德的“孝”与处理公德的“忠”（“孝”的延伸）也出现全面破裂，这个时候，“义”，就成为乱世的精神动力。你看中国人在日常生活的对话关系全面破裂时讲的“大义灭亲”、中国人在社会生活的对话关系全面破裂时讲的“起义”，甚至中国人在放弃了所有的正常的对话关系而被迫做了土匪上了梁山时所讲的“侠义”，就会知道，这里的“义”就正是中国人的“恍然大悟”和“如梦初醒”。在“忠孝”之上，在“仁”之上，中国发现，还存在着一个更为深层、更为根本的“义”。在这个方面，最为典型的，就是关羽“义释曹操”，这显然不合“忠孝”的标准，因此往往为后人所困惑不解，甚至作为关羽的一个失误来解释，可是，如果看看后人对于关羽这一行为的津津乐道，再想想《三国演义》为什么要着意刻画这个细节，就知道其实这正是《三国演义》所推崇的，这就是所谓的“义”。它强调的是：尽管由于主流社会的崩溃，由于国破家亡，“忠孝”已经无从约束每一个人，因为它已经失去了明确的指向性，但是却还应该恪守一些基本的道德准则，所以“见义”还是要“勇为”，所以仍旧不能因为“背信”而“弃义”，更不能恩将仇报。也就是说，还是要有道德底线，还是要有“人味”。推而广之，显然，中国人正是从道德底线——“义”的角度也就是要让历史有“人味”的角度着手三国历史的演绎的。张尚德写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引》说，《三国演义》这本书是为了要“使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就是这个意思。我记得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中说过：“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零涕，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我觉得，《三国演义》也是这样，它也代表着中国人在“边缘情境”中对于“义”的洞察，并且最终“恍然大悟”、“如梦初醒”，“知”中华帝国“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从而“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

具体来说，《三国演义》的“恍然大悟”和“如梦初醒”表现在三个问题上。第一个问题是：导致乱世的原因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如何促成乱世的结束？第三个问题：由谁来促成乱世的结束？而且，《三国演义》还自问自答，对于上述三个问题都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平心而论，我们必须承认，《三国演义》所做出的，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好的回答。我想，这应该就能够解释《三国演义》为什么一直深受中国人的欢迎，而且一直雄居“四大”的排行榜而没有被排挤出局了。不过，我不能不说，假如站在今天的美学立场上来看的话，那又必须强调，《三国演义》对乱世的反映、反思与反省实在是非常肤浅，从让历史有“人味”（“义”）的角度来反映、反思与反省乱世，其实又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它也仍旧没有“恍然大悟”，也仍旧没有“如梦初醒”。更为严重的是，《三国演义》对乱世的反映、反思与反省还有一些非常错误的地方。对此，鲁迅精辟地概括为“三国气”，他批评说：中国之所以盛行《三国演义》故事，就是因为中国人身上有“三国气”。这里的“三国气”实际就是指的它所推崇的“人味”（“义”）一旦被绑架到历史的战车之上，一旦被置身于“敌我”、“好坏”“是非”的价值语境之中，也就反而美丑不分，善恶混淆，不但往往成为罪恶的帮凶，不但往往因为自己的“义气用事”而不惜将更多的无辜者拖入苦难的深渊，而且往往其自身就是最大的罪恶。遗憾的是，我们却往往对此有意或者无意地视而不见。

而这，也就正是我在后面所要回答的问题。

二 导致“乱世”的原因何在？

顶缸替罪的“十人帮”和坏心办坏事的“愤怒英雄”

下面我们来看《三国演义》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导致“乱世”的原因是什么？

前面我已经讲过，对于乱世的“恍然大悟”和“如梦初醒”是《三国演义》的一个重要美学特色。其实，这个特色在《三国演义》的开篇就已经清楚无误地显露了出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所有的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那句话，也是《三国演义》的第一句话，而且，在我看来，这也还是《三国演义》的最最重要的一句话。在这里，“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是《三国演义》所把握的“边缘情境”。它无疑正是中国人所面临的“自身无法解答的问题”，也是中国人所面临的“为实现意愿所做努力的全盘失败”。

说起来非常奇怪，在全世界的历史中你都很少看见这样的现象：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假分真合，真分假合……而中国历史上的二十四个朝代却偏偏就是如此，它使得漫长的中国历史就类似于一连串的劳而无功的建筑工程，刚刚建成又拆毁，刚刚拆毁又去搭建……把一座高楼大厦建建拆拆反复了二十四次。在2132年里，中国人的所有努力实际都被付诸东流，中国人的全部热血实际上也都被虚掷、被浪费了。时间虽然不断向前，但是一切都只是在循环往复、原地踏步。因此，这分了又合、合了又分的分合之道，实际就蕴涵着中国历史发展的全部秘密。中国历史的“好看”就在于此，中国历史的“悲惨”也在于此。而《三国演义》能够由此起步，无疑就体现出它的远远超出前人与后人的美学眼光。遗憾的是，当《三国演义》代表中国人来睁开眼睛重新认识这个熟识的世界，却没有能够给出正确的答案。

导致“乱世”的原因是“失德”，这是《三国演义》所给出的第一个答案。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个答案无疑是肤浅的；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个答案无疑是错误的。面对乱世就把责任推给贪官污吏，到了盛世就把原因归于清正廉明，这实际是中国人的一个非常传统的看法，让人想起中国的鬼总是要寻找替身、寻找替死鬼这一“中国特色”。看来《三国演义》虽然置身“边缘情境”，但是它的“恍然大悟”和“如梦初醒”却仍旧未能免俗。结果，历史的真相被再一次地掩盖起来，这使得《三国演义》既深刻但又不太深刻，既好看但又不太好看。

以《三国演义》的开头为例：《三国演义》开始于“英雄的愤怒”，这愤怒来自于两个方面，社会外部的黄巾军起义，社会内部的“十常侍”的腐败。由此，引出了天下的“英雄”。先是刘关张，然后是曹操，然后是孙坚，等等。应该说，这个开头蕴涵着《三国演义》对于中国历史的洞察，还是非常深刻的。以黄巾军起义为例，正如《史记》所说：“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古今一也” 其中，“土崩”是指农民起义，“瓦解”是指政府内部的腐化和败坏。意思是说，最重要的忧患就是农民起义。而《三国演义》恰恰就看到了农民起义对于封建王朝的摧枯拉朽的作用。再如“十常侍”的腐败，大家知道，中国历史上有几次宦官时代，“十常侍”的腐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宦官掌权的时代。从公元159年十三个宦官封侯，到公元189年这些宦官一起被杀，一共三十一年。这里的“十常侍”，仿照我们“文革”时期的“四人帮”的叫法，也可以把他们叫做“十人帮”。《三国演义》能够把乱世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宦官掌权的时代联系起来观察，应该说，是很有眼光的。再联想一下，在《三国演义》之前中国人就已经写过一本书，《三国志评话》，它的开头也是写“英雄的愤怒”，但是却非常糟糕。它写的是刘邦建国以后滥杀开国功臣，结果到了三国时代，那些开国功臣就托生为曹操、刘备和孙权等人回来报仇。这就把历史完全恩怨化、宿命化了。相比之下，《三国演义》揭示，是现实的原因导致了“英雄的愤怒”，已经非常深刻了。不过，如果站在美学的立场上看，那么我必须要说，这还是非常不够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不妨把目光转过去，看一看在西方文学中同样出现的一次“英雄的愤怒”。

我要举的西方文学作品是《荷马史诗》。各位都知道，《荷马史诗》所记载的特洛伊战争打了十年之久，但是，当荷马写特洛伊大战之时，却只选择了其中的五十多天去写。这确实是一个文学大师的非常卓越的美学眼光。因为在他看来，透过五十多天就完全可以穿过历史的烟云，把特洛伊大战的根本的原因写清楚。可是，即便是只写其中的五十多天也还是有一个开场的问题。那么，他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很有意思，和我们的《三国演义》一样，他也是从“英雄的愤怒”开始。这就是“阿喀琉斯的愤怒”。可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阿喀琉斯的愤怒既不是因为国家的贪官当道，也不是因为“敌人”的凶残暴戾，也不是因为江湖恩怨，而只是因为人性的“尊严”。他的参加战争并不是为了拯救人民于水火，也不是为了匡复正义，而只是因为神预言他会在这场战争中丧生，而他偏偏要以自己的自由选择来向命运挑战，显然，这是在呵护人性的尊严；他的出场决斗，也仍旧不是为了要与挚友“同年同月同日死”，而是为了呵护人性的“尊严”；同样，他最后同意赫克托尔的老父把儿子的尸体带回去，还是为了呵护人性的“尊严”。这意味着：西方的荷马在两千年前就没有从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的角度来写人，更没有落入“精忠报国”之类的拙劣圈套，在他看来，重要的不是战争，而是人在战争中的表现。在战争中人距离爱与美更近还是更远？这才是他所密切关注的。因此，“阿喀琉斯的愤怒”实在是一个非常典范的开场。“阿喀琉斯的愤怒”，在我看来，也实在是一次人性的愤怒、美学的愤怒，更是一次不朽的愤怒。但是，中国的《三国演义》是不是呢？我坦率地说：不是。

我们再回头来看中国的《三国演义》的“英雄的愤怒”。大家可以注意到，《三国演义》中第一个“英雄的愤怒”的细节是写了谁呢？“张翼德怒鞭督邮”。督邮是一个什么官儿呢？各位不要一看“邮”就以为是邮政局的官儿，不是的。它相当于市纪委的一个到下面来检查工作的干部。张飞认为这个人欺行霸市，尤其是拿刘备太不当一回事，因此就把他痛打了一顿。这个“张飞怒打督邮”的细节十分典型，因为他把黄巾起义的原因和“十常侍”的腐败都折射了出来。可是跟《荷马史诗》的“英雄的愤怒”一比，就不难发现，《三国演义》的“英雄的愤怒”明显地不如《荷马史诗》的“英雄的愤怒”水平高。与人性无关，也与美学无关，因为，它把“英雄的愤怒”非人性化、非美学化了。贪官污吏只是动乱的结果，但是《三国演义》却把贪官污吏看做了动乱的原因；因此误以为“杀尽不平方太平”，于是便大打出手；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贪官污吏偏偏越杀越多，甚至，想杀尽贪官污吏者往往自己就比贪官污吏还贪官污吏；最后，“英雄的愤怒”就演变成一场为杀人而杀人，以“统一”之名行“分裂”之实、五十步笑一百步、小贪官污吏杀大贪官污吏、未来的贪官污吏杀现在的贪官污吏的军阀混战。在我看来，这样的“英雄的愤怒” 恰恰就是国家从“动乱”沦入“乱世”的原因之所在，与其说是“好心办坏事”，不如干脆就说是“坏心办坏事”，而且，以后的绵延了394年的乱世告诉我们：这样的“愤怒”还不如不“愤怒”！

其实，出现乱世的原因应该从两个根源的角度去把握。一个是现实的根源，一个是人性的根源。

“抢椅子”的千年游戏

现实的根源是指三国乱世的现实根据。在这方面，我的看法可能会让各位大吃一惊。在我看来，贪官污吏以及它所导致的黄巾起义确实是乱世的导火索，但是却并非导致乱世的真正原因。导致乱世的真正原因，事实上是因为当时军阀混战的各方没有一方是真正希望和平的。恰恰相反，他们统统都是希望混水摸鱼，都是希望借助战争图谋不轨，都是希望发战争财、国难财的。换言之，三国之所以打成这个样子，甚至发展到后来又延续了几百年的军阀混战，以至于竟然在394年以后才最终实现和平，是因为当时的所有的军阀都只想“统一”在自己的手上，而不想“统一”在别人的手上，结果当时的中国就被迫落入了一种谁也不敢先放手而且也绝对不甘先放手的“囚徒困境”，这，才是动乱的根源。至于什么“有德”，什么“失德”，什么“贪污”、什么“腐败”，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那都是狗屁！那些东西只不过是发起战争的借口。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不贪污的官吏实在太少太少，夸张一点说，没有哪一个官不贪污的，因此，往往都是为了整他才把他弄出来并且说他“贪污”，如果不整他那就根本不会有人说他“贪污”了。再说得更清楚一点，其实中国社会就正是一个产生贪官污吏的社会。对于这个社会来说，产生贪官污吏是必然的，不产生贪官污吏则是偶然的。产生海瑞这样的人是偶然的，产生“十常侍”这样的人则是必然的。因此，真正导致乱世的应该是这个社会本身，而不应该是贪官污吏以及它所引发的黄巾起义。何况，我们在小说中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在军阀混战之前，宦官就已经被整肃掉了，黄巾军也已经被平定了，即使是如虎如狼的董卓也已经被处死了。乱世显然还有其更为深层的、更为深刻的原因。要我说，这个原因，就是当时军阀混战的各方没有一方是真正希望和平的。

为了更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我推荐你们去看一本书，就是钱穆先生写的《国史大纲》。在中国，除了司马迁的《史记》独步天下，无人可及，我一直都认为，20世纪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应该名列第一。各位不妨置诸案头，经常拜读一下。相信绝对不会空手而归。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导致三国乱世的原因就是一个例子。在《国史大纲》里，钱穆先生用了“离心势力的成长”这几个字，告诉了我们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东方的黄巾，乃至西方的边兵，均已逐次消平。若使当时的士族有意翊戴王室，未尝不可将已倒的统一政府复兴，然而他们的意興，并不在此”，“当时士族不肯同心协力建设一个统一国家”，是因为“他们已有一个离心的力量，容许他们各自分裂”。 钱穆先生把这样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就概括为：“离心势力的成长” 。

当时军阀混战的各方没有一方真正希望和平，就正是这“离心势力的成长”的写照。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离心势力的成长”这样一种情况呢？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看看中国社会。

我们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实在太少了。尽管我们的中学也开历史课，尽管我们的每一届高考的文科考生也都要考历史，但是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却真的太贫乏。而目前的清宫戏、明朝热以及以五代十国为背景的大片等等，更是把我们弄得摸不到东南西北。可是当我们真的去面对生龙活虎、活色生香的中国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实在是非常茫然，比如说，我们在中国历史的教科书里经常讲阶级，也经常讲阶级斗争，还经常讲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与冲突。可是，当我们用这样的眼光去看中国历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一切实际都是“屠龙术”。结果是，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一说我反倒糊涂了。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什么时候有过阶级呢？所谓“阶级”主要是在经济关系的基础上所产生的政治概念。经济上首先要独立然后才有可能产生“阶级”，可是，中国哪一个时代的哪一个阶层，哪一个人在经济上曾经独立过呢？从来没有啊。其实中国历史从来就没有什么“阶级”，而只有“等级”。所谓“等级”，是在政治关系的基础上所产生的政治概念，也是一个最适合于中国的概念。也因此，在中国一个人的实际地位，也就完全决定于他的“等级”也就是他在政治关系中的地位，这就是我们中国经常讲的，他“有权”还是“没有权”。

“等级”的例子非常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我们经常错误地以“封建社会”来定义中国社会，然而实际上中国根本就与“封建”无缘。事实上，古代中国只能被称之为“专制社会”。什么叫“专制社会”呢？就是“天下一家”。也就是说，这个社会的奥秘就是一个字：“抢”！大家你争我夺，大打出手，玩“抢椅子”的游戏，直到天下归“一”为止。对此，我们不妨听听著名专家的意见：

中国的祖先发展到群雄角逐，即由混沌状态步入文明社会，相当于文献记载中的黄帝到夏禹这一时期，它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充满了血腥的战争。

这些战争的结果，就是在战争中逐渐形成了暴力中心——逐渐形成一个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支配力量——政治统治权力和这个政治统治权力能够绝对支配的稳定的地理区域。

表面看来，战争的结果是胜利者一方征服了失败者一方。实质上，当胜利了的人民从庆贺胜利的欢呼与狂热中冷静下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也同时被征服了，甚至在还未征服他人之前就已首先被征服了。

“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吕氏春秋•用民》）西周初年封国400，服国800，到了秦始皇统一全国，已经全部并灭干净。

全世界的人类在其成长过程中都必不可免地经过一个英雄崇拜时代——一个崇拜英雄的历史阶段，但是如同中国这样受到最高崇拜的都是专以制服同类著称的，却是极为罕见的。

十分明显，作为最高统治者，皇帝无不起源于强权、暴力和杀戮，而且，谁当皇帝，天下就是谁的家产，谁当皇帝，百姓就是他的臣民。正如孟德斯鸠所说：“权力越大，安全越小”，“剥夺者必然有被剥夺的恐惧”，因此他绝对不会允许大权旁落，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司马迁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说：“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 。明朝的大学者黄宗羲也说得非常清楚：皇帝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皇帝自己对于这一点就看得更清楚了。各位都知道梁武帝，这个人和南京关系密切。他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高寿的皇帝，高寿在历代皇帝中排名第二，而且八十岁还出去带兵打仗。可惜最后他死得很惨，是饿死在我们南京的台城的。这也是南京历史上非常厚重的一页。可是各位是否知道梁武帝在灭国的时候说了什么吗？他说：“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江山丢掉了，可是他说没关系，这个国家不就是我自己的财产嘛，小偷偷了就偷了，强盗抢了就抢了，有什么了不起呢，没什么好遗憾的。而另一方面，既然国家是皇帝的私有财产，那么皇帝之外的所有人，则显然都没有国家的财产份额。那么，他与皇帝是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古代的官员被称为“牧”。“牧”，《说文解字》中写“养牛人也”。《淮南子•精神训》称：“夫牧民者，犹畜禽兽也。”因此，他与皇帝的关系也就是主子与禽兽的关系。也因此，百姓没有任何的权力，而只能向皇帝租了他的土地去耕种，然后再以四种方式去回报。第一种是税，也就是给皇帝纳税，比如说按照收入的十分之一来纳税，这叫做“什一税”，这是中国最流行的；第二种是役，也就是给皇帝服徭役，到了农闲的时候，就去修长城，挖运河，还要自己带干粮，是白干的。在这里我要插一句，中国历史上老百姓最痛恨的就是这个“徭役”，孟姜女哭长城，实际上就是哭徭役。第三种是赋。皇帝遇到过生日之类的事情，就要向民间下一道圣旨，叫百姓给他送礼。就像现在干部往往利用“住院”、“生日”来暗示下级送礼一样。第四种是贡，有时候你还得想办法拍拍他的马屁，主动给他点儿土特产之类，这就叫做“贡”。不难看出，不论是“税”、“徭役”、“赋”还是“贡”，其实就是明火执仗地掠夺、明火执仗地抢。那么，百姓可以从皇帝那里得到什么呢？其实什么也得不到。即使是盛世，也只是“民享”，也就是享受一点儿安定而已，至于“民治”、“民权”，那是根本连想都不要去想的奢望。在这个国家里，根本就只有私权没有公权，只有皇权没有民权。

皇帝永远算不清的账：抢多少算多？

那么你们一定会问：我已经等不及了，你讲了这么多的关于中国社会的分析，究竟跟中国频繁出现的“乱世”有什么关系呢？跟“离心势力的成长”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要说：很有关系。“专制社会”的这个特征，使得皇帝这个中国社会的掠夺者从来就不关心社会财富的生产与再生产，也不关心社会财富的交换，而只关心社会财富的分配与再分配。可是，究竟掠夺到什么程度才是社会所可以承受的？究竟掠夺到什么程度才不至于导致“土甭”和“瓦解”的乱世？应该说，这实在是一个再高明的政治家也无法回答的问题。一方面，是皇帝及其家族的“欲壑难填”，皇权的权力是无限权力，专制社会是一个无限政府，他们的掠夺欲望是没有办法克制的。你只有不断地满足他。一方面，则是百姓的民不聊生。战国人李悝在魏国主持变法时，曾算过一笔帐，这笔帐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影响：一夫挟五口，种田100亩，亩产1.5石，计150石。可是，具体的开支是什么呢？李悝接下来又列出了一份开支表：租税：十分之一，15石；剩余135石；口粮：每人每月1.5石，全家全年90石；衣服：每人每年300钱，全家全年1500钱，折合粮食50石；祭祀：每年300钱，折合粮食10石。结果，开支缺口为15石。（《汉书•食货志》）当然，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情况各有不同，但是，说当时的百姓生活水平大体是在15石上下浮动，我想，应该是可以接受的。这样，问题也就十分明确了。掠夺得少了，皇帝及其家族无疑绝对不能接受，可是，掠夺得多了，百姓又明显无法承受。我们知道，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员的工作无非就是给皇帝在“税”、“徭役”、“赋”和“贡”上出主意而且设法把“税”、“徭役”、“赋”和“贡”收上来。至于怎么发展生产，怎么帮助百姓解决生产中的困难，那根本就不是他们所关心的。可是，他们无法真正左右皇帝及其家族的掠夺。中国的皇帝及其家族往往贪得无厌，但是又永远计算不出掠夺多少才是合适的。百姓手里有多少钱他不知道，他从百姓手里最多能拿多少钱他也不知道。中国有一个极为昏庸的皇帝，都已经国破家亡了，他的手下跟他汇报说：老百姓没饭吃了。他说，没饭吃，那为什么他们不喝肉粥呢？就是这么昏庸啊。因此，中国的乱世与盛世其实也很容易判断：抢得少，就是盛世，抢得多，就是乱世，就是这么回事。因此，横征暴敛，例如秦始皇时期的阿房宫、骊山陵墓、长城这三大徭役，就可能导致天下的动乱，甚至导致乱世。

一个相反的例子是西方，我们在西方很少看到中国这样的乱世频仍，也很少看到中国这样的动荡不已，像中国这样的由一个最落后最贫困的小国——秦国统一中国的情况，更是无法想象。拿破仑、希特勒都尝试过，但是却都失败了。为什么呢？就因为在西方国家不是皇帝的，国家是国家的。因此它有联邦制，也有地方自治和分权制衡。多元的力量被用各种各样的权利去加以制衡。而且，国家向百姓掠夺多少是老百姓能够接受的，这是可以科学地计算出来的。何况，百姓和国家之间也并非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这样的社会，我们就把它叫做民主社会。当然，专制社会与民主社会都不涉及价值判断，也没有必要去权衡高低，因为这都是东西方各自的历史选择，但是，中国的专制社会比西方的民主社会更容易出现动乱，却是显而易见的。

不过，实际的问题还要更加复杂。从表面上看，中国的历史往往表现为：首先是有那么一个人通过暴力夺取了全国政权，然后他就要全国人养他自己及其全家。后来由于横征暴敛（也可能是由于天灾人祸或者外族侵略使得百姓无法承受正常的“税”、“徭役”、“赋”和“贡”），百姓实在承受不了了，于是天下大乱，不过，中国的专制社会容易倒塌但是也容易修复，只要有一个人出来以暴力荡平天下，社会就可以“归一”，只是，他又要穿新鞋走老路，逼迫全国百姓养他自己及其全家。这就是中国的“二十四史”。

可是，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因为你们很容易想到，如果只是皇帝及其家族的横征暴敛，那么，危机毕竟还是可以预测的，因此也是可以预防的。而中国社会的危机的不可预测以及无法预防之处在于：在中国，这个所谓的横征暴敛就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横征暴敛。换言之，在中国，谁能够致富，谁不能致富？谁过得快乐，谁过得不快乐？谁过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谁过得要风没风、要雨没雨？只有一件事决定，就是——抢。这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了一个事实：抢劫资源，掠夺社会资源，是唯一的生存选择。它的成本最低，利润最高。掠夺社会资源而不是想办法生产社会资源，是这个社会成本最低，利润最高的方法。

我们看几个在中国发家致富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刘邦，刘邦是我们江苏的一个普通百姓。他一家在《史记》上都没名字。父亲叫刘大爷（刘太公），母亲叫刘大娘（刘媪），他自己也没有名字，叫刘季，“季”不是名，是在兄弟里的排行，就是刘老三。刘邦是他后来的名字，为什么叫刘邦呢？朕即国家啊。他不叫刘邦谁叫刘邦呢？整个汉室江山都是他的嘛，他当然应该叫刘邦。这样一个连《史记》都考证不出名字的人实际只是个“无赖”，可是后来他夺了天下以后却跟他父亲说：你看，你从小就教训我，说我“无赖”，连一份家业都挣不了，不如我二哥，现在看怎么样？是我的家业大，还是我二哥家业大？这个例子，应该能够让我们懂得很多东西。

第二个例子是吕不韦。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战国策》里吕不韦那个著名的关于生财之道的分析。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聪明人，我认为非吕不韦莫属。吕不韦是个商人，他用他商业的投机学算了一笔投入产出的细账，他跟他父亲说：如果我耕田种地，收益是多少呢？是十倍；如果我做生意呢？收益是多少呢？是百倍；可是如果我要是能够把一个国家抢到手呢？那收益就是无数倍了。于是吕不韦说：那我就去抢一个国家。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生财之道。

第三个例子，中国古代有一个学者叫宋翔凤，他说过一句经典的话：“三代以下，未有不仕而能富者”。也就是三代以下没有不当官儿就能发财的。明朝有部小说《醉醒石》，它的第八回里，主人公也说了一句话，可以作为前面那句话的注脚，他说：中国的地主因为权力而致富的“十之七”，由于劳动而致富的“十之三”。各位如果到江浙皖一带去看一看，就会发现，那些深宅子大院儿，都是当官儿者退休回来买的。天天靠从鸡屁股后头抠蛋来发财的，有谁听说过呢？所以，中国有两句话，我觉得非常形象：升官—发财，争权—夺利。先争了权才能夺利，先升了官儿才能发财。而毛泽东总结中国历史的时候，也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准确，他说中国的地主都是“官僚地主”。中国的地主在前面一定要加“官僚”，先当“官僚”，后当“地主”。

这样一来，中国历史的根本奥秘就开始暴露出来了：一个人对所有人的横征暴敛或许还可以控制，但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横征暴敛呢？结果，中国社会就成为一个无底的黑洞。而在这当中，官员的腐败尤其值得注意。在中国历史上，有两种人最可怕，一种人是皇帝，他通过战争暴力的方式掠夺了全国的社会资源。这我们在前面已经剖析过了。但是在中国还有另一种人，就是政府官员。从表面看，官员只是皇帝的御用工具，但是实际上他们之间是一种利益博弈的关系。打个比方，就是虎狼关系。对于皇帝来说，天下都是他的财产，他想要多少就要多少，他要的太多了，天下就会完蛋，他要的不那么多，天下就多维持几天；政府官员呢？他当然深知“抢”的奥秘，因此他也深知，要想赚钱就只有想办法狐假虎威，假借皇帝的权势来搭车向老百姓伸手。他本来是帮皇帝办事的，可是他却同时也为自己办事，趁机把自己的掠夺也搭在皇帝的“税”、“徭役”、“赋”和“贡”之中。

结果，我们看到，在皇权以外，在中国历史上政府的官员都根据自己的利益关系结成了不同的博命集团，也就是掠夺集团。以三国所在的汉代为例：

第一种是宦官集团。在罗贯中看来，桓帝时是“禁锢善类，崇信宦官”，灵帝时是“中涓自此愈横”，（第1回）也就是宦官的权力越来越大。宦官集团利用皇帝的年幼弱小，不了解外面的世界，谎报国情、谎报军情，然后想办法骗取权力，进而掠夺国家财产。这个集团在中国历史上基本上没有做过好事。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皇权中最病态和最丑陋的东西的无限放大的结果。而且当宦官的心态都不太正常，见了男人就恨，见了女人更恨，所以最容易出问题。前面我们已经说了，三国的问题就起源于此。东汉的十三个皇帝，有十一个是儿皇帝。有十二个没有活过四十岁。这就必然导致宦官的干政。而宦官的横征暴敛，无疑会大大加重百姓的负担。

第二种是外戚集团。外戚就是皇帝的母族和妻族。母族是母亲家的人，是血缘关系；妻族是妻子家的人是姻缘关系。因为重用宗族可能会导致皇位被取代的危险，而重用外戚去不存在这一危险，加之汉代多为小皇帝，是皇太后主持朝政，重用娘家人，显然并不奇怪。我们在《三国演义》里也不难看到，灵帝死后少帝即位，就出现了外戚何进的辅政。外戚集团的横征暴敛，无疑也会大大加重百姓的负担。

第三种是世族集团。三国是个世族大家林立的时代,国家的大部分力量也都控制在各地的诸侯、豪门等世族集团的手中,大部分的人才也来自世族集团，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三国演义》总结说，当时造成乱世的主要是宦官集团，实际并非如此，造成乱世也与世族集团有关。

我已经讲过，皇权的权力是无限权力，专制社会是一个无限政府，无限政府的扩张欲望、掠夺欲望是没有办法克制的。那怎么办呢？你只有不断地满足他。而不断满足的过程当中，那些不同的博命集团又把他们扩张的欲望附加在皇权之上（其实还要加上水浒集团这样的体制外的博命集团，他们也要对百姓大肆掠夺，这里暂且不论，参见我的第二讲《〈水浒传〉：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会发现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皇帝越到民间横征暴敛，国库的银子就越少，为什么呢？就是半路打劫的太多了。皇帝越是没有钱，他就越要到民间去搜刮盘剥，可是他越是到民间去搜刮盘剥，他就越发觉得国库里的银子少，为什么呢？各路官员都把它盘剥走了。这种情况就造成了中国政治非常奇怪的一个情况。谁都搞不好，谁都无法阻止中国社会的崩溃。最典型的，就是朱元璋。其实我们现在真的应该为他一洒同情之泪。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平民皇帝。他只要听说有谁欺压百姓，就怒火满腔（在保护百姓这方面，他和毛泽东的特点很像。所以，毛泽东很喜欢朱元璋）。但是我们发现朱元璋所有的反腐败措施都失败了。要知道，他为了反腐败而搞的运动的规模超过了我们当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啊。他对腐败分子的惩罚严厉到只要你贪污几十块钱，就要把你“剥皮实草”，就是把你的皮剥下来，里面放上草，你是县长我就放在县政府门口儿，你是市长我就放在市政府门口。一放就放很长时间。可是即便这样，中国的官吏仍旧前赴后继地贪腐。朱元璋最后也糊涂了，他说：我已经给你们工资啦，而且还用这么残酷的刑罚惩治贪腐，可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前赴后继地贪呢？他到死也找不到答案。实际上，答案就在于：在专制社会之下的中国社会、中国政府就是一个贪污、腐败的社会和政府，不贪污、不腐败就不可能发财。何况，“升官”就是为了“发财”，“争权”也就是为了 “夺利”。皇帝如此，官员如此，所有的人都如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出现了一个我把它称之为“塔西佗陷阱”的怪现状，“塔西佗陷阱”是什么意思呢？古罗马的执政官塔西佗说过一句话，他说：当政府不受欢迎时，好的政策和坏的政策同样会得罪人民。一个专制社会也是这样，当它从根本上逆历史潮流而动不惜以掠夺作为立身之本的时候，这个政府不论做好事和做坏事，其结果最终也都是一样的，就是：乱世。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治一乱”的分合之道也就最终得以形成。

孙、刘、曹的独得之秘：“抢”才是硬道理！

弄清楚了在中国频繁出现的“乱世”的原因，我们接下来再看“离心势力的成长”。

在我看来，“离心势力的成长”与当时的庶族集团拥兵自重有着直接的关系。前面我已经讲到，当时出现的世族形成了特定的世族集团，并且组成了不同的地方豪强。这些豪强类似于各位比较熟悉的文革时期的军管会的首脑（这就是所谓的改“剌史”为“州牧”）。皇帝让他们对各地实行军管，本来是为了遏止动乱，但是他们却领头带兵捣乱。当时因为大多是少年皇帝，国家的最高统治出现失控；由于铜钱的贬值又导致了赋税的大大加重，于是，动乱也就应运而生。然而在他们看来，动乱的局面，又正是他们可以大捞一把的天赐良机。因此，他们又希望能够不断地乱下去。所以，才会出现曹操和袁绍打仗时的一幕闹剧：曹操一上阵就宣布“吾今奉诏讨汝！”袁绍一上阵也宣布 “吾奉衣带诏讨贼！”显然，他们都是在以皇帝的名义趁火打劫。最典型的例子是十八路诸侯讨董贼。十八路诸侯讨董贼，意味着所有诸侯都开始意识到：旧王朝的秩序已经不复存在。动乱真正开始了。于是，新一轮的势力新分配拉开了序幕，天下开始了毫无秩序可言的弱肉强食。不过，这些人作为当时汉王朝的精英中的精英，脑子还比较僵化，他们还只是想到你这个皇帝不给我更多的特权，不让我更多地横征暴敛，因此我要跟你这个皇帝要权。但是，他们却并没有想到自己要当皇帝。在这方面，可以以袁绍为代表，他出身四世三公的家庭，是高干子弟。可是也正因为如此，他也就只想到要跟皇帝要权。但是却并没有想到自己要当皇帝。这样的人在当时不在少数。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作“袁绍们”。

不过，这时还有一些人，例如曹操、刘备、孙权，作为冷眼旁观者，已经领悟到了中国历史的奥秘：皇帝轮流作，明年到我家。过去以为皇帝是天子，现在才恍然大悟，其实也无非就是皇帝打仗打得比我厉害，结果把天下夺走了。既然这样，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帮着皇帝打天下呢？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出来打天下呢？“窃国者侯”，原来谁的权力大，谁拥兵自重并且能够得到天下，谁就是皇帝。五代十国的后晋时代，有位节度使安重荣先生说了一句话：“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这想必正是这些“冷眼旁观者”的独得之秘。

在这方面，曹操应该说是一个代表。严格说，曹操应该是庶族集团的代表，庶族是一般的中小地主，所谓“寒门”。庶族集团是当时宦官集团、外戚集团、世族集团之外的新兴集团。除了曹操，孙坚、董卓、公孙瓒等等也名列其中。这个集团的人与平民相比，受过更多的良好教育，但是与世族集团的人相比，出头的机会相对较少，例如曹操的老爸，就只好花钱去买官。而且，世族与庶族绝不来往，顽强地保持着“士（世）庶天隔”的界限。但是也正因此，庶族也就更少条条框框，更不受那些虚假的传统道德的约束。在乱世的血泊中，面对十八路诸侯们的推诿不前，曹操曾经说了一句著名的话：“竖子不足与谋！”（第6回）仔细想想这句话，不难猜测到曹操的内心。由此开始了他试图建立自己的独立武装的尝试、“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的尝试，这意味着一个奸雄的产生，一个分裂天下、阴谋乱中夺权的奸雄的诞生。确实，在这个方面曹操是很聪明的，最先一下子就看透了中国历史的这个公开的秘密。而在官渡之战之后，世族集团也就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曹操也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当然，刘备也不是世族，也不属于拥兵自重的豪强。他名为宗室，实为寒门，从小“与母贩履织席为业。但是在乱世的血泊中，他也艰难地开始了自己的与虎谋皮的“分一杯羹”的尝试。也因为如此，《三国演义》的“桃园三结义”在历史上才格外引人瞩目，而且因为给后人以极大启发而为后人所津津乐道。“桃园三结义”在历史上是没有的。如果按历史上人物的真实年龄排序，关羽应该排老大，当时他们三个年轻人，关羽25岁，刘备24岁，张飞20岁。但是《三国演义》却把“桃园三结义”隆重推出，这实在是小说的一大发明，也是《三国演义》对中国历史的一大总结。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看出了其中的奥秘？《三国演义》要揭示的是，为了掠夺皇权，如果你已经是省长、市长了，当然可以拥兵自重，图谋把江山抢到自己手上。但是假如你既不是省长也不是市长，假如你连个村长也不是。刘邦不还是个村长嘛？那你怎么办呢？《三国演义》的回答是：可以通过“结义”的方式达成政治联盟，去掠夺天下。所以，刘关张开的这个头，从表面上看是兄弟情谊，实际上却是中国人政治结盟的特定方式。所以，对这个刘关张三结义我们不要太看重所谓的兄弟情谊。这完全是一个政治联盟，所以才会以“死”相邀，强调“同年同月同日死”。而且，我们还可以联想，刘备这个人特别喜欢结婚，结了一次又一次，而且从来都是政治婚姻。为什么呢？因为曹操本来就是高官后代、干部子弟。但是刘备却出身贫寒，因此他要不断进行政治结盟啊。还有刘备的到处吹牛，所谓刘家后代，实际上已经差了几百年了，DNA早就稀释到千分之几、万分之几了，但是他还是要利用，就是因为他要为自己积累政治资本。当然，他的真正开窍还有待时日，要一直等到被荆州兵马追杀他不得不马跃檀溪为止。

除此之外，还有孙权。孙家也是庶族。他的前辈孙坚一直是坚持国家统一的，在诸侯联盟中他也与曹操一样，始终是最积极的，而且自称“破虏将军”。捡到玉玺之后，他也如获至宝。到了孙策就大不一样了，他非常果断地拿这个玉玺去换了兵马，拥兵自重，开始走上分裂中国的道路。而在孙权时代，他最初也还是藕断丝连地保持着与国家政府的联系，鲁肃就与他讨论过辅佐汉室的问题，鲁肃认为：“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而且曹操“北方多务”，因此可以“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可是当时的孙权却不同意，他说：“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也。”(《三国志•鲁肃传》)直到赤壁大战，孙权才抓住吴蜀联合这一“救命稻草”，彻底走上了分裂国家的道路。

另外，三国时代也为当时的不同军事集团提供了一个掠夺国家资源甚至争霸天下的基础，这就是中国的三大经济中心的开发：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南地区，各位知道，除此以外中国的经济中心还有四个，但是当时都还没有开发，一个是蒙古地区，一个是东北地区，一个是西北地区，一个是沿海地区。而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南地区这三个地区恰恰就是三国时期三国大战的经济基础，也为不同军事集团拥兵自重提供了经济可能。

而这一切，也就集中体现为“离心势力的成长”。这样，我们终于可以断言：“离心势力的成长”，就正是三国乱世的现实根源。黄巾军已经被平定了、如虎如狼的董卓也已经被处死，但是那些世族集团却希望混水摸鱼，那些庶族集团更是渴望乱中获利。也因此，我们千万不要再在三国之间强分是非善恶，更不要再在三国大战中强分正义与非正义，无非就是一些人通过军事暴力的方式来掠夺国家政权，然后再通过合法政权的方式来加倍地掠夺老百姓，无非就是权力之战。因此，三国无义战，曹操、刘备和孙权都是战争狂徒。这样看来，《三国演义》认为中国的乱世是因为“失德”才造成的，就无疑遮蔽了历史的真相。事实上，中国的乱世是因为中国社会的专制体制所使之然，是因为这个社会的专制体制决定了：有权就有一切，没权就没有一切。结果，认识到这一点的人越多，中国就越是动乱不已。如果这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那么，中国的乱世也就无可遏止了。这，就是中国三国时代乱世的总根源。再说得远一点，中国394年的动乱史，其实也就是这样一个中国历史的公开秘密的淋漓展现。

国家：应该站在铁笼里发话的权力

讨论了现实的根源，下面再来讨论人性的根源。

其实，更值得注意的是人性的根源。因为《三国演义》是一本文学巨著，而不是类似于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那样的《三国大纲》，因此我们还要关注：《三国演义》从美学的角度是怎么看待三国的乱世的？这样一来，我们如果还是仅仅从现实关怀的角度来看待乱世，那就远远不够了，我们还要进一步从终极关怀的角度来看待乱世。如果前面是从对社会有利还是有害、是推动社会进步还是阻碍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待乱世，那么这里就是要从对人性有利还是有害、是推动人性进步还是阻碍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待乱世，这样，也就必须去考察乱世的人性根源。三国的乱世和人性之间存在什么关系？三国的乱世是人性的觉醒还是人性的迷失？显然，作为一部文学巨著，这是一个必须面对也必须回答的问题。

遗憾的是，《三国演义》在这个问题上交的是一张白卷。一部中国的著名小说，而且是一部始终高居于“四大奇书”与“四大名著”这样两个最高级别的排行榜之中的著名小说，竟然在美学考察刚刚开始的时候就交了白卷，这很有点尴尬，也很有点无奈。但是，这毕竟就是事实。人性的根源的准确把握，是任何一部文学作品进入美学殿堂的起点，《三国演义》在这个地方戛然止步，说明他只是从现实的根源来看待乱世，而且误以为这就是文学作品的使命。但是，我们却不能止步于此。下面，我就从人性的根源的角度对三国乱世再做讨论。我希望借助这样的讨论，能够反过来让你们看到，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交了白卷而给《三国演义》带来的美学失误是多么的令人痛心。

从人性的根源来看待乱世，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是两个。第一个问题是：国家是怎么产生的？中国有一个传统的看法，认为国家机器的产生是人性进步的结果。具体地说是因为人类产生以后，随着文明的发展，所有人都逐渐意识到了要团结起来，于是就有了国家，并且通过国家来进行管理。但是这其实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在西方，这种乌托邦式的想象也曾经存在。比如说在古希腊的时候，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就是这样看的。他们曾经说：不在城邦中生活的人是动物。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没有在国家的管理下生活的人就不是一个文明的人。反过来，也就是说，国家是人类文明的精华。但是经过将近千年的思考，西方人在国家的产生这个问题上终于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们不再把国家的产生看作人性进步的结果，而是看作人性罪恶的结果。这就是西方最著名的关于国家产生的“原罪”假设：人性的原罪是国家产生的必要条件，这就是结论。也就是说，因为人性的罪恶，人类没有办法去自己管理自己，以至于不得不借助“国家”这样的工具来限制自己。所以，西方甚至有这样一种说法，国家是什么呢？人性的耻辱。它是上帝的一个不情愿的赐物，也是对人性的罪恶的补救。当然，一说到“罪”，你们就有点儿紧张，觉得自己怎么会跟“罪”沾上边儿？国家又怎么会跟“罪”沾上边？不可能的。要解释一下，这里说的 “罪”不是指的犯法，而是指的“过失”。每个人都生活在有限的世界当中，他没有办法了解全部的信息，他也无法预知自己的未来，因此，他就只能事事以自我为圆心来考虑问题，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这样，就难免犯下种种“过失”。这就是所谓“原罪”。可是，这样就势必造成混乱，怎么办呢？只有用一个公共的规则把大家都限制起来，从而设法避免这一结局。这就是国家产生的人性根源。布什当选总统后发表总统致词，他说：从此我就被你们关在国家机器的铁笼子了，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和你们讲话。这就是国家的作用，它要把所有的人都关在国家机器的铁笼子里。那么，国家的作用又是什么呢？国家是工具——一个有用的工具，这才是人类的国家所产生的真实原因。国家的作用是确保社会的和平和秩序。它用外在强制的方式，要求人们必须做什么和无论如何都不能做什么。所以，如果要问国家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的回答只能是：正义。任何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都必须保证所有的人在追求的过程中的在“起点”上的平等、在规则上的平等和在机会上的平等。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再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那我们又必须说，国家也有“原罪”。国家尽管非常重要。但是却毕竟是人类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东西。用限制和干预的放肆来实现了它的国家权力。可是，这种方式毕竟是“以恶治恶”。是以“恶”的方式去限制和干预“恶”。 这也是国家的“原罪”。所以，人类又要限制国家的作用，不能让它从有限的工具变为无限的工具。国家只能行使为人民在公共生活所必需的底线权力。人民让渡少部分的权力给国家，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权力。比如说每个人碰到红灯的时候要等一等。这是这个国家对你的限制。但是这个国家不能任意设置红灯，更不能永远是红灯。

更为重要的是，既然国家只是人类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以恶治恶”的方式，因此也就不能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来借助它限制和干预个人。个人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个人的权利是国家所绝对不能干涉的。在这个地方我要强调，我们中国人理解起这个问题来往往比较困难，我们中国人往往会以为国家的利益大于一切，个人的利益微不足道。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我看到有学者介绍说，从表面上看，西方在谈到国家时也不讨论个人，因此这就给我们造成一个误解，以为西方的看法与我们彼此一致。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西方人在谈到国家时不涉及个人，完全是因为他们认为个人权利是一个不用讨论的前提。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侵犯个人权利。就好像你要“拆迁”，我不愿意“拆”，那你就不能强迫我“拆”。个人权利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个不可越过的障碍，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前提。个人是国家得以可能的圆点与基石。是国家的出发点，也是国家的归宿。个人的权利是不证自明的。但是国家的权力却需要证明。个人必然是原因，国家只能是结果。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有一句名言，我们中国人听起来往往不以为然，但是西方人却往往奉为铁律，有人甚至说，这是几千年来在西方人的生活中产生影响最大的一句名言。这就是：把恺撒的还给恺撒，把上帝的还给上帝。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恺撒的国家只能管理我们的公共生活，但是，我们的个人权利，我们的精神生活是绝对不能交给它管的。那么，由谁来管呢？上帝的天国。这是西方的一个很重大的贡献。这样一来，它就把王冠跟圣坛区别开了。把城堡和教堂区别开了。把骑士和圣徒区别开了，也把灵魂和肉体区别开了。我们在西方经常看到，所有的东西都是二元的。也就是说，它把这些东西都区别开了。至于区别的结果，则是一方面凭借国家有限地限制了自己的欲望，另一方面又凭借上帝无限地敞开了自己的精神。

第二个问题是：国家是如何可能的？国家是用来限制原罪的，但是它自己也构成了新的原罪。以恶治恶的方式，无疑是以新的罪恶代替旧的罪恶。今天将国家作为拯救手段，天也很可能将国家作为奴役锁链。换句话说，国家机器是一个自然的东西。以自然的力量来遏制自然的力量。就像靠瞎子来带领瞎子走出黑暗。这样做的结果就只能是在遏制恶的过程中又造就出新的恶和更大的恶。这样来看，如果放纵国家权力，那肯定就是人类之祸。人们经常说：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确实很有道理，滥用自由就会丧失自由，滥用权力也会丧失权力。如果权力被绝对化，权力的以恶治恶就会成为社会的首恶。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在人间建立天堂的努力变成了地狱就是人间的现实。

那么，国家是如何可能的？人性的向善使国家的产生成为可能。要遏止绝对的权力，遏制国家的那些罪恶的因素的宣泄，就要靠人性的向善，也就是说，要靠人的不断向前向上的那种人性的力量来推动国家向前向上。黑格尔曾说过：“东方从古到今知道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希腊罗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 “一个”是自由的 、“有些”是自由的、“全体”是自由的，这里的区别在那里呢？就在于人性的向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人性的向善就是必须要使人成其为人，要让“全体”自由，无论如何不能只让“有些”自由，最差的是决不能让“一个”自由。这样，一个国家就必然难免人性的监督、人性的推动、人性的制衡。至于人性的向善的动力与保证，那无疑是来自于宗教。

人性向恶的鼓励机制：施虐者与被虐者的明推暗就

弄清楚了国家是怎么产生的和国家是如何可能的这样两个问题，我们就有可能回过头来思考从人性的根源来看待乱世的问题了，显然，在中国，乱世的出现与人性向善的缺席、不断向前向上的人性力量的缺席密切相关。由于宗教的缺席，在中国并不存在西方那样一种人性向善、那样一种不断向前向上的人性力量。耶稣受难的时候，有一句话让人倍感亲切，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可是任何一个中国人临死的时候都说不出这句话，因为在中国人看来，“人死如灯灭”。可是，佼佼者易折，出头的椽子先烂，人性这样一种奢侈品、易碎品，没有宗教的强大支持，肯定是行之不远的。至于对于国家的人性的监督、人性的推动、人性的制衡，那就更加谈不上了。“使人成其为人”，这样的理想，那更是闻所未闻。真实的一幕是：所有人的放弃自由推动着“一人”之自由的出现。国家权力由于失去了人性的监督，失去了人性的推动。也失去了人性的制衡，结果就从有限的工具转变为无限的工具，也从有限的权力变成了无限的权力。而无限权力会导致什么呢？当然是无限的政府，这就是我们在中国看到的 “一人之天下”。它意味着“天道”与“天子”的统一，也意味着无限权力和无限政府，其结果，就是永远的“乱世”与暂时的“盛世”。

“合久必分”与“分久必合”曾经令世世代代的中国人莫名困惑，而永远的“分”与“暂时的”合“则更曾经令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困惑莫名。乱世，实在是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而从人性根源的角度，我们不难看到，无限的权力，不但必然导致无限的腐败，而且必然诱发无限的人性的恶，我在前面已经分析过，国家也有“原罪”， 国家是“以恶治恶”，是以“恶”的方式去限制和干预“恶”。 国家一旦拥有了无限的权力，国家的以恶治恶就会成为社会的首恶。中国的乱世，正是因此而应运诞生。人性的向善一旦化为泡影，人性的向恶就会成为现实。而假如说人性的向善是行善之渊，那么人性的向恶就是作恶之源。所有的人都用残暴来肯定自己，所有的人都在作恶中寻求快感，所有的人都是屈辱的活着，所有的人都是满怀敌意地看待世界。弱肉强食，“以杀止杀”、“以暴易暴”，为暴力而暴力，为破坏而破坏，为杀戮而杀戮，贪官淘汰清官，劣币淘汰良币，坏人淘汰好人。这个时候的中国，就只能“脚踩西瓜皮，溜到哪里算哪里”，如果有一个强人或者强力集团出现，就会出现“分久”之后的“合”甚至“盛世”——不过实际上还仍旧是使人不成其为人的“一人”之世，如果没有一个强人或者强力集团出现呢？那当然就会出现“合久”之后的“分”甚至“乱世”——这是一个无“人”（人民、人性）之世。而无论是“一人”之世，还是无“人”（人民、人性）之世，都绝对不是“有些”之世，更不是“全体”之世。

这就正是我们在三国时代所看到的真实一幕。人性向善的缺席，导致了国家的无限权力，而国家的无限权力，又诱发了人性向恶的出场。而且，这是所有人的人性向恶 。不仅仅是统治者的人性向恶，而且被统治者的人性也同样向恶。统治者的人性向恶，这很容易理解。无限权力的存在已经使得他们的人性逐渐泯灭。就以汉家王朝的两个老祖宗为例，吕后擅自做主，把汉家的第一功臣韩信杀掉，刘邦的反应是什么呢？司马迁这个人文笔非常厉害，形容他是“且喜且哀”。好好的一个人以“莫须有”的罪名给杀掉了，他却是“且喜且哀”，首先是“喜”，然后才是“哀”，可见坐上了九五之尊的宝座，他的人性已经被向恶的取向占据了上风。王莽篡权的时候，杀掉了自己的三个儿子，还有一个是早夭，如果不是早夭，很可能也要被杀，此外，还杀死了一个孙子、一个唯一的侄子。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评价说：“其意但贪帝王之尊，并无骨肉之爱”。这句话，其实可以看作对于所有统治者的评价。确实，无限的权力需要的无限的向恶，越是人性向善，就越是无法存身。五代十国时候，我们南京的李后主就是输在了这个问题上。而无限权力的争夺，那更是比足球场上对于那个满场滚动的足球的争夺要残酷得多，不到最后一人一枪一弹，是绝对不会停止的。而即便是幸运地遇到了“停止”，那也不过是临时的“叫停”，只是新的一轮无限权力的争夺之前的静场。

不容易理解的是被统治者的人性也同样向恶。一般的看法，往往是把乱世的责任推到统治者的头上，并且会认为只要把他们“除掉”，就会从“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可惜，这并非历史的真实。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虐待狂和被虐狂之间存在一种共同合作的默契关系。统治者作为虐待狂是因为被统治者都是被虐狂。甚至统治者不虐待他还会很不舒服。所以，在乱世中正是被虐狂和虐待狂之间的相互依存导致了统治者无不把“残忍”当作力量。

在这里，我要顺便解释一下历史上所谓的“渴望统一”的问题。这是一个美丽的陷阱。千年之后，还是连我们的大导演张艺谋都身陷其中，而且乐不思蜀吗？看看他的影片《英雄》，就知道他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是多么的肤浅。事实上，在历史上中国老百姓的渴望统一，只是希望统一于“一人”，而不是统一于“全体”。因此这统一实现的只是“一人”之自由，而并非“全体”之自由。埃•弗洛姆有一本很著名的书，名字就叫做《逃避自由》，在历史上中国老百姓的渴望统一，就正是在“逃避自由”。因此这样的选择实际上还是一种人性的向恶。只不过是自己无力为恶，因此就只好借助于他人之手来实施而已。而这种“逃避自由”的努力，无疑极大地纵容了统治者之间对于“一人”之自由的争夺。而且，这种争夺还因此而尤为惨烈。就像黑社会的老大。你可以发现，凡是写黑社会的电影的，那个老大都特别厉害，特别凶残。动不动就“把他砍了！”“把他耳朵割下来！”“把他的手剁下来！”。你会非常困惑：他为什么会如此凶残呢？其实，对他来说，这是必须的。他越是残忍，就越是有力量，而所有的被领导者其实也在下意识里都希望他越残忍越好。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要跟着他混嘛。他要是镇不住局面，大家全完蛋。何况，对于其他团伙的凶残，可以使自己所在的团伙间接受益；而对于自己团伙内部的凶残，则可以稳定队伍。这对于一个已经完全放弃了自己的自由而依赖于他者的人来说，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

当然，我这样说，有不少人会不服气。他们会说，毕竟还是好人多啊，难道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中就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乐而乐”的人吗？确实，我也并不否认好人的大量存在，更不否认好人在乱世中所做的努力，但是问题在于，哪怕是这些好人，当他们进入中国社会的渠道，并且不得按照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来行事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也还是在不知不觉的作恶——尽管他们并不希望后自己的人性向恶。因为他们对于公平正义的期待就算没还有丧失但也已经被扭曲了。我就举个张爱玲的例子吧，有一次，在街上，张爱玲看到警察在随便打人，她特别气愤，但是很奇怪的是，她却没有去制止，而是幻想说：我一定要想办法嫁一个大官儿，当个官太太，然后我就可以去“扁”这个警察（《打人》）。张爱玲的幻想其实很有代表性。不是自由的意识，而是权力的意识，已经深入到了每一个人的血肉和灵魂。每一个中国人都在想，自己要拥有权力，然后就去消灭对方。可是每个中国人都没有想到，正是自己的这一想法。导致了无休无止的动乱。因为事实上每个中国人在下意识里所想的解决办法都是一个——那就是“我要比你更坏”。例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三种电视剧：明君、清官和侠客，实际上就都是代所有的好人实现了他想实现但是却无法实现的愿望。总之，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更为暴戾，更为强大，都希望通过让自己更为暴戾和更为强大的方式来消灭恶。但是却没有人想到：自己是——在“恶”上加恶。而这样的恶上加恶，也就导致了恶的恶性循环，或者是你“迫害”我，或者是我“迫害”你，但是种种的改变却没有改变一个东西，那就是“迫害”本身；或者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或者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可是“统治”的事实却从来就没有改变。而这个从来就没有改变的“迫害”与“统治”，就正是乱世的人性根源。

还回到我们正在讨论的《三国演义》，现在我们已经不难看清楚，《三国演义》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它本应解释的，就是上述那些作为乱世的人性根源而存在的种种社会的病态、人性的病态，遗憾的是，我们看到，它交的是一张白卷。更为严重的是，它不但交的是一张白卷，而且还在以扭曲的方式引导着世世代代代的后人对于这一乱世的误读。以记忆的方式消灭记忆，以历史的方式消灭历史，以思想的方式消灭思想。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三国演义》。它所熏陶出来的读者，也无非都是一些乱世的继承者与接班人，起码都是一些乱世的阿谀者与追星族，但却从来就没有乱世的批判者与掘墓人。

现在，我想我们的结论就很清楚了，《三国演义》认为，造成三国的乱世的根源是“失德”，而在我看来，造成三国的乱世的根源却是：失爱。乱世的出现与人性向善的缺席、不断向前向上的人性力量的缺席密切相关，也与对于国家的人性的监督、人性的推动、人性的制衡的缺席密切相关，更与在作为无限权力的“天下”的诱惑下粉墨登场的人性向恶密切相关。

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三 如何促成“乱世”的结束？

“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

下面我们来看《三国演义》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怎样促成国家的统一？

基于“失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