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我要讲的是《金瓶梅》。

讲《金瓶梅》应该从哪里开始？我想从《金瓶梅》之外的一本书——《万历十五年》开始。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是一个军人出身的历史学家写的，他的名字叫黄仁宇，他的学问在美国不太入主流，美国的历史学界不太买他的账。他写了这本书，但是在美国却一直难以出版，最后他不得不拿到国内来出版，结果，一时洛阳纸贵。到现在也还是历史学的经典。就是在这本书里，他找到了一条用形象的方法来再现中国历史的非常值得关注和继续走下去的学术道路。最早的时候有人说他是“史学界的琼瑶”。实际上不是，“史学界的琼瑶”应该是易中天嘛，怎么会是黄仁宇呢？黄仁宇绝对不是“琼瑶”。因为黄仁宇跟易中天不一样，易中天是在电视上讲故事，故事后面什么也没有，但是黄仁宇在讲故事的后面有对历史的洞察。他擅长于通过几个人物就把中国历史最内在的东西再现出来。例如《万历十五年》，他尽管只写了中国的1587年，但在1587年的背后他却告诉了我们一个最最惨痛的现实，就是中国到了1587年，也就是到了万历十五年的时候，中国在不断的内耗中已经丧失了所有再生的力量。现在任何一个力量都不能使得这个民族再生，整个社会已经成为一个莫名的黑洞，无论好人、坏人，无论是想拯救这个国家还是想破坏这个国家都无足轻重了，因为最终都要被这个黑洞把你吸进去。最终得到的命运都只有一个，就是——失败。洞察到这一点，实际上他也就洞察到了历史的拐点。什么时候中国的历史开始沦入死亡之年和悲剧之年呢？1587年。他只写了几个人物——皇帝万历，政治家张居正和申时行，军事家戚继光，道德家海瑞，哲学家李贽，他就写了这么几个人物，就写出了一个王朝的崩溃。这就是《万历十五年》最最深刻的地方。所以，我经常推荐学生去看这本书，我也经常告诉我的学生，它是一本写得最不像历史的历史著作。

但是，我现在提到这本书却不是为了要跟你们去详细地讲这些东西。我要讲的是，很可惜，黄仁宇先生没有提到文学。其实，我觉得他在讲“万历十五年”的时候还应该提到一本书，应该是五个人和一本书。因为就在那个时代，一部今天在我们看来非常出色的长篇小说已经横空出世，这就是——《金瓶梅》。根据吴晗先生的考证：《金瓶梅》的成书时代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20年（公元1582—1602年），退一步说，最早也不能过隆庆二年，最晚也不能晚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568—1606年）。《金瓶梅》是一本我们到现在连作者是谁都不知道的大书，它的作者是一个大文豪呢，还是一个乡村的土秀才呢？到现在我们也一无所知。但是，这个作者实在是一个大师，因为他在这本书里把我们这个民族即将灭亡的心灵揭示得淋漓尽致，而这是不论万历，还是戚继光，还是海瑞，还是李贽，都无法替代的。所以，其实能够真正把“万历十五年”完全写出来的，我倒是始终认为，首先应该是《金瓶梅》。

但是我们中国人闻“性”色变，因为在这本书里作者写了一点儿赤裸裸的性，于是很多人就感到非常恐惧，于是就给它加了很多很多的不实之辞。其实，你如果透过这些不实之辞，不要先验地把主人公当成男流氓和女流氓，而只是把他们如实地看作山东某县的一个因为开药铺而发了点儿财的身价两千万的商人以及他的妻妾，也不要先验地把这本书看作“古今第一淫书”，而只是把它真实地看作山东某县的一个因为开药铺而发了点儿财的身价两千万的商人以及他的妻妾的家庭生活，你就会发现，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本书比《金瓶梅》更真实。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连《红楼梦》都有不如它的地方呢。《红楼梦》还带了浓浓的想象色彩，《红楼梦》还不敢走出大观园，出了大观园作者的文笔就稍感稚嫩，《红楼梦》一写到鲍二家的、多姑娘，就写得没有《金瓶梅》笔酣墨饱。《金瓶梅》的作者实在太厉害了，他写的都是后来连曹雪芹这样的大师都没有涉足的一个小小县城里的芸芸众生。这些人不仅没有文化的，而且没有灵魂，没有爱，没有信仰。他们哪怕是坏人，他们也要生存，他们是怎么生存的？他们哪怕是个老鼠，他们也要生存，他们是怎么生存的？他们哪怕是一个苟活者，他们还是要生存，他们又是怎么生存的？《金瓶梅》把这些写得再清楚不过了。如果我们不带任何道德的面纱，那我们就应该说，《金瓶梅》以前的所有小说都没有一部能够超过《金瓶梅》。因此，如果《万历十五年》选择了《金瓶梅》，那一定有助于它的揭示中国到了1587年，也就是万历十五年的内在奥秘。

讲《金瓶梅》还应该从哪里开始？我觉得还应该再从那个排行榜讲起。我们知道中国的长篇小说方面的排行榜，有两个是现在大家公认的。一个是明朝时候的“四大奇书”排行榜，《金瓶梅》名列其中，到了清朝，又有了一个约定俗成的“四大名著”排行榜，《金瓶梅》被换掉了，换了《红楼梦》。在两个排行榜之中的一上一下，我觉得隐含了很多中国人的美学观念的误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不把《三国演义》拿掉？为什么不把《水浒传》拿掉？为什么偏偏拿掉了《金瓶梅》呢？这个排行榜的变迁，恰恰隐含了排行榜背后美学眼光的变迁和美学眼光的误区。拿掉《金瓶梅》，我认为是我们中国人美学眼光使然。但是，拿掉《金瓶梅》有没有道理呢？我个人认为没有道理。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这个问题，我认为换上《红楼梦》当然是对的，但是换下《金瓶梅》却没有道理。因为《金瓶梅》的美学贡献应该是明显地强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前人赞它是“四大奇书”里面的“第一奇书”，应该是很有道理的。《金瓶梅》选了《水浒传》的一根儿“肋骨”，而且是一根儿非常诱人的肋骨，这就是潘金莲和西门庆的故事，但是，却又加以重新的改写。过去的《水浒传》的全部探索，在他看来，只有四个字：此路不通！而它却要重新开始。《水浒传》中原来的“善恶分明”被打破了，《水浒传》中原来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被打破了，《金瓶梅》的作者比《水浒传》的作者美学眼光要深刻得多。他一眼就看出了：善，并非一定要有善报；恶，并非一定能有恶报。恶就一定有恶报吗？实际上不是，实际上恶也很可能没有恶报。恶者很可能还很好地活着，可善者则很可能很痛苦地死去。种种不义的现象在中国社会能够受到严惩的例子是实在太少、太少了。《金瓶梅》因此勇敢地还了它一个历史的真实。尤其是竟然让潘金莲和西门庆两人得以苟活，《金瓶梅》的这个重新改写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不但是给了潘金莲和西门庆一个机会，而且也是给了中国美学一个机会。应该看到，这里面蕴涵着作者的深刻思考。

而我们再看一下中国历史，也会发现，中国的美学家也并不是就没有有眼光者。在明朝的时候，《金瓶梅》是没有受到非议的。你们看看明朝的几个大美学家都是怎么看的：

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袁宏道语）

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谢肇淛语）

另辟幽蹊，曲中雅奏。（冯梦龙语）

《金瓶梅》的遭到禁锢是在清代。而在20世纪，它也仍旧受到了一些著名学者的充分肯定：

同时说部，无以上之。（鲁迅语）

中国小说发展的极峰。（郑振铎语）

而且我顺便还要给大家讲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在“四大奇书”里拿掉《金瓶梅》换《红楼梦》，我认为是我们中国人的美学眼光有问题。其次，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要看到，在民间生活里，《红楼梦》的影响也远远不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也说明中国人美学眼光有问题。很有意思，这个民族最伟大的东西，最光辉灿烂的东西，但却不是这个民族最为追捧的东西。这不恰恰说明这个民族的美学眼光有问题吗？尽管个别的学者坚持了他自己的纯粹的美学立场。但是一旦进入民间，这种立场就不行了。一旦进入民间怎么你都不能抵抗那种民间的声音。这就说明这个民族的美学眼光一旦形成以后，它会造成一个巨大的反作用力。

除了上面的两种方式，讲《金瓶梅》还应该从那里开始？我觉得，还可以从《金瓶梅》的被重重误解开始。刚才已经说了，《金瓶梅》绝对不像我们所听说的那么坏。但是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金瓶梅》的形象确实不佳。“古今第一淫书”，就是对《金瓶梅》的第一重误解。第二重误解：《金瓶梅》是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创作。也就是说，它写了生活中阴暗的东西、自然的东西，却没有写出生活的本质。第三种误解：《金瓶梅》的美学趣味低下。也就是说，《金瓶梅》写了生活中的阴暗面，但是却不但没有批判，而且反而往往有所同情。这三种误解自然都并无道理，但是，我觉得，讲清楚这三重误解为什么没有道理，却也正是深入把握《金瓶梅》的美学贡献的最佳途径。因为，这样做不但可以弄清楚《金瓶梅》的美学贡献，而且还可以弄清楚中国美学传统的根本弊端。

我给你们讲《金瓶梅》，就从对于这三重误解的批评开始。

一 裸体的男女

关于“古今第一淫书”的五个“？”

关于《金瓶梅》的第一重误解，是所谓“古今第一淫书”。其实，即使现在，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即使没有“古今第一淫书”这个印象，起码“黄色小说”的印象是肯定存在的。

可是，我却认为，这种看法实在是太简单了，也实在是太片面了。

首先，我要说，说《金瓶梅》是“古今第一淫书”，这肯定是没有道理的。大家可以上网搜索一下，或者随便翻阅一些参考资料，相信你就会看到那些真正的淫书：例如在《金瓶梅》之前的《如意君传》，在《金瓶梅》之后的《肉蒲团》、《灯草和尚》、《浪史》、《后庭花》、《浓情秘史》等等。这些小说，除了性，还是性，称得上是“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但是《金瓶梅》却不是这样，它虽然也描写了性，但是还以更多的笔墨写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不仅写了性的真实，而且更写了人性的真实。再如，不仅写了性的真实，而且还写了性背后的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例如饮食。有学者做过统计，《金瓶梅》全书一百回，约八十万字，和性有关的描写一共一百零五处，其中大描绘者三十六处，小描者三十六处，根本未描者三十三处，共两万多字。可见为人们所格外关注的所谓“性”描写其实并不多。而且如果认真去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其实《金瓶梅》里写得最多的不是“性”，而是“吃”。 有专家统计过，它涉及到的饮食行业有二十多种，其中列举的食品有两百多种，菜十九种，酒二十四种，这种饮食描写数量的巨大比《红楼梦》、《水浒传》和《儒林外史》都要多。可是很有意思的是，《金瓶梅》里再怎么写“吃”，都没有人批评它写“吃”不对。一写“性”就马上喊“不对！”，说到底，还是“闻性色变”啊。

上面讲的是“《金瓶梅》写了什么”，下面再看看“《金瓶梅》为什么写”。只要仔细读过《金瓶梅》就可以看出，《金瓶梅》的写性并不是为“性”而“性”，而是不得不“性”。《金瓶梅》写的是家庭生活，其中要涉及床笫之私，纯属必然。西门庆是一个中国社会底层的商人，这样的人就是在今天中国的每一个县市、每一个村镇的“先富起来”的人里也不难看到。西门庆不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当然，他也不是一个好人，他无非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中国人。他是一个“先富起来”的人，家产有多少呢？按照他临死的交待，我们换算一下，应该是两千万左右。而《金瓶梅》写的是他的家庭生活。 “金”、“瓶”、“梅”三个字就是西门庆的两个小老婆和西门庆的一个丫鬟名字中的各一个字，所以叫《金瓶梅》。我们可以说，《金瓶梅》写的是一个商人在家庭里的妻妾成群的生活。你们想一想，妻妾成群的生活怎么可能不涉及到“性”？不涉及到身体？不涉及到下半身？如果不涉及，那还是妻妾成群的生活吗？再者，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社会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爱情的。往往是“无爱但有婚姻”、“无爱而有性”、“无爱而有亲情”。 中国人有一句有“中国特色”的话，叫做：在“男女关系”上有问题。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这是在指“性”的问题。可要是西方人那可能就听不懂了，为什么“男女关系有问题”就一定是“性”有问题呢？但对中国人来说，“男女关系”问题就是“性”的问题。这也就是说，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家庭，组成这个家庭的主要表现形态的，其实也就是——“饮食”+“男女”，合称“饮食男女”。所以，文学作品要写家庭生活就必须写到两性关系。而要写两性关系，在中国社会里，其实就主要只有“性”。何况，《金瓶梅》写的不是一般的家庭，而是妻妾成群的家庭生活。在这当中，性其实恰恰是一个主要的领域，起码在妻与妾之间、妾与妾之间，性资源的的利用与争夺是一个最主要的战场。这样，《金瓶梅》的写作就不可能不涉及到性。

还可以再看“《金瓶梅》怎么写”。《金瓶梅》的写“性”是意在展示性背后的很多丰富的社会内容，人们对待性的态度，人们的性行为背后的价值观念和美学态度。我觉得，《金瓶梅》是通过写“性”而写出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我们几乎可以以西门庆来命名。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西门庆时代”。从这样的角度来说，对于《金瓶梅》的写性，我们应该给予最大的宽容。而且，作者对于性的描写也与不同人物的性格基本一致，例如，因为没有爱情，《金瓶梅》里面的“男女”问题自然就更多地表现为“性”的问题。《金瓶梅》里面关于“性”的描写正是通过这些人的两性关系来塑造他们的性格，因此，应该说还是彼此吻合的。而且，像那些正常意义上的夫妻（妾）性生活，《金瓶梅》并没有大肆铺陈。只是对于那些《金瓶梅》自身也认为淫欲无度的性生活，《金瓶梅》才大肆铺陈。这也说明《金瓶梅》在写作中是很有分寸的。当然，《金瓶梅》在性的写法上也给人以刺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上下古今东西南北的哪间卧室里不发生这等事情？但是在此之前中国的文学作品往往用“云雨”、“房事”、 “寻花问柳”、“狂蜂采蕊”等字眼影射，但是《金瓶梅》却秉笔直书，这可能也是闻性色变的一大原因。可是，难道不是只有这样的“性”才是“性”？我们必须承认，性的秉笔直书，正是《金瓶梅》在写作方式上的重要贡献。

如果还要再说几句的话，那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去看《金瓶梅》”。清人张竹坡说：“金瓶梅不可零星看，如零星看，便止看其淫处也。故必尽数日之间，一气看完，方知作者起伏层次，贯通气脉，为一线穿下来也。” 这实在是深得其中甘苦之言。很多人对《金瓶梅》有所误解，好像是原因很复杂，但是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没有从头到尾认真把全部的内容都拜读一遍——更不要说拜读几遍了。有不少人对于《金瓶梅》的印象只是传闻。还有不少人只是看过《金瓶梅》的片段，大概也就两三万字吧，可能一共一百零五处。当然，也有一些人私下只盯着这一百零五处看，可在公开场合却也只盯着这一百零五处批。根据我阅读《金瓶梅》的体会，应该怎么看呢？你要抽出几天的时间，一气看完，这样你才知道，它到底是写什么的。所以，我觉得《金瓶梅》要怎么看呢？不可以“快读”，不可以翻着读，如果翻着读，那你的眼睛就每一页都去找那些东西了；也不可以“粗读”，如果粗读你也可能就粗中有细地去找想看的了；也不可以“略读”，略读也是有问题的；更不可“选读”，这本书是不能选读的，不能弄一个《金瓶梅》选本。如果弄选本，那有些人选出来的肯定不是《〈金瓶梅〉谈“吃”》，肯定是《〈金瓶梅〉谈“性”》，那就肯定是一本很糟糕的书了。而且，我建议最少要读两遍。要一百回当作一回读，一回当作一百回读。在看的时候，你要老老实实地存一个想法：就是要了解一下山东某县的一个商人，他的家庭生活是什么样的？他是怎么做生意的？你要把它当作纪录片来看，你不能把它当作一个政论片来看，更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新婚指南”方面的家庭教育片来看，如果那样去看，会是很糟糕的。

顺便说一句，现在有一些做法是很不正常的。比如说在网上，如果大家注意一下的话，你可以看见一个《〈金瓶梅〉佚文》，是把那两三万字、一百零五处专门选出来挂到网上，让大家集中阅读。这种做法是实在太下做了。还有一种做法我也不赞成，就是出删节本，所谓“洁本”。有些人出主意说：《金瓶梅》如果把那一百零五处都删掉了，就没有任何问题了。于是就建议：出个删节本吧。我的看法是：出删节本是一个很糟糕的选择。因为书里面的性描写我已经分析过了，不是为性而性的，一旦删节，全书的美学水平就要大打折扣了。某些人出这样的主意，实在是个败笔。同样的败笔发生在《红楼梦》的身上。我们有那么多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可是为什么没有一个人上一个提案，要求把曹雪芹和高鹗分开？曹雪芹并没有委托高鹗帮他续书，而且曹雪芹跟高鹗也不是“联合著书”的关系，可是我们的出版社为什么要把他们强硬地放在一起？为什么动不动就来个“《红楼梦》，曹雪芹、高鹗著”呢？这实在是个非常糟糕的选择。其实我们可以大大方方地说：《红楼梦》，曹雪芹著，然后在后记中说明一下：最后几十回丢失了，这不就行了嘛？！败笔，实在是败笔，就像出版《金瓶梅》的删节本一样。

也有人为了提高《金瓶梅》的地位，尝试着将它去与西方的《十日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比较。他们觉得，只要证明了西方的《十日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美学上是站得住的，那么，也就等于为《金瓶梅》正了名。这实际上是一种失误。因为它们之间的可比性其实并不大。《十日谈》其实并没有真的写性。你仔细看一下《十日谈》，可以发现，它连性行为的描写都基本上没有。《十日谈》涉及到了性，主要是为了揭露教会人士的虚伪。教会这些人心里明明有性，嘴上却说没有，道貌岸然的。它就是要对此提出批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倒是真的写性了。但是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写的性和我们的《金瓶梅》写的性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写的性是要歌颂性的美好。如果大家现在回想一下可能能够想到，《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丈夫是一个矿山的矿主，这个人什么都能干，连半导体什么的都会修，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但是却没有性能力。作者这样写的意思是什么呢？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人类的生命力之间其实存在着一个矛盾，人类越是文明、越是有理性，就越是可能导致生命力量的丧失。《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意义就在于：它建议我们的人类文明一定要给个人的生命发展提供充分的空间。它就是从这个角度来歌颂性的伟大的。但是，这些东西在我们中国的《金瓶梅》里面可以看到吗？根本就不可能。因此，一些学者解释《金瓶梅》的写性，往往引证《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作为佐证，是完全牛头不对马嘴的。

那么，应该如何去正面地评价《金瓶梅》的写性呢？我想，《金瓶梅》实际上是写出了有中国特色的一个问题，就是：身体的发现和身体的觉醒。鉴于中国人在过去也不是没有注意到身体，但是过去中国人的身体是被主动地压抑的，是处在一种没有觉醒和没有被发现的状态，从《金瓶梅》开始，才发现了身体的存在，也才开始了身体意识的觉醒。所以，可以把《金瓶梅》的这一特征概括为：身体美学的另类书写。也就是说，我们要从身体美学和身体叙事的转型的角度来看《金瓶梅》，这样，或许我们就能对它理解得更多一点儿，也更深刻一点儿，或许我们也就能慢慢找到一个解读《金瓶梅》的最好的途径。

《金瓶梅》里一帖“药”

怎么样才能够把我的这个想法讲清楚呢？就从一个例子开始吧，就是——药。

药，是《金瓶梅》中出现得最多的一个象征。书里的女性经常地会把男性—— 也就是西门庆——看作是药。这个“药”不光指性，也不光指身体，而且是指那种生存的根本需要。就像现在有人把金钱视为生存的根本需要一样。在《金瓶梅》里，男性就是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李瓶儿。《金瓶梅》里最漂亮的应该是李瓶儿。李瓶儿一开始就做妾，后来又嫁过两次，一开始是花子虚，然后是蒋竹山。最后，她把蒋竹山赶走，嫁给了西门庆。我们一定要注意，在两次“嫁”人作“妻”之后，她的选择却是作“妾”。显然，她宁肯作“妾”也不作“妻”，宁肯不作明媒正娶的老婆，也要给人家作“二奶”，也要跟着西门庆。那么，她自己是怎么比较西门庆和蒋竹山、花子虚的呢？

他拿甚么来比你！你是个天，他是块砖；你在三十三天之上，他在九十九地之下。休说你这等为人上之人，只你每日吃用稀奇之物，他在世几百年还没曾看见哩！他拿甚么来比你！莫要说他，就是花子虚在日，若是比得上你时，奴也不恁般贪你了。你就是医奴的药一般，一经你手，教奴没日没夜只是想你。

谁似冤家这般可奴之意，就是医奴的药一般。白日黑夜，教奴只是想你。（第17回）

你们看，她对西门庆的评价是什么呢？她说，你是“医奴的药”。这是我们在看《金瓶梅》的时候特别要注意的。中国人对身体关注到如此现实的地步，你在别的书里是看不见的。在别的书里毕竟还要装一会儿什么“道德”面孔，比如说《西厢记》在中国文学里就算是比较推崇身体美学的作品了。但是，男主角还是要考个功名回来。“功名”，才是“医奴的药”。但是对于李瓶儿来说，却是如此的直截了当——身体——就是“医奴的药”。当然，这也是最终致她于死地的药，这是我们在《金瓶梅》里看到的一个很明显的社会变化。

还有一个漂亮寡妇孟玉楼。她再嫁的时候，也是宁不作正房也要作西门庆的“三奶”的。而且，事先很多人都已经跟她讲了：西门庆这个人怎么、怎么坏，什么已有大老婆并几房小妾、还有十几岁的女儿，什么挑贩人口、打妇熬妻、把持官府、刁徒泼皮，行止欠端、在外眠花卧柳，等等。可在孟玉楼的眼中，这些即使是事实，但也还是无所谓，所以她根本不去不考虑母舅介绍的那个“斯文诗礼，有庄田地土”的推官儿子，而是坚决要去给西门庆当三奶。为什么会如此？肯定是因为社会发生了变化，也肯定是因为对身体的关注超过了对道德的关注。

还有一个林太太。这个林太太是《金瓶梅》里的一位地位比较高的妇人，等于是一个高级干部的太太了。但是这个林太太却喜欢找一夜情的情人。她约西门庆去她家，让西门庆在客厅里等他，她自己躲在别的房间里，先看了他一下，因为过去她只是听说西门庆这个人，但是没有见过。结果一眼就看出西门庆是个“富而多诈奸邪辈，压善欺良酒色徒”（第69回），但是，她还是好不犹豫地跟他上了床，做了情人。

我们再看潘金莲。其实潘金莲这个人在《金瓶梅》里比在《水浒传》里的形象要正面得多。但是很奇怪的是：潘金莲也是一看见西门庆就要嫁给他。实际上嫁给西门庆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古代虽然是有妻有妾，但是很多美女是不肯作妾的。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受气的角色，古代有句话，叫做“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这里的“婆”大概相当于现在的男人在单位当上了处长，在学校当上了教授，是所有女性的一大理想。可是，假如去做妾的话，那“熬成婆”的希望也基本上是没有的。但是，潘金莲宁肯采取毒死自己丈夫的方式也要去跟他作妾。

还有王六儿、如意、春梅等等。王六儿认识西门庆以后，就把她的旧情人韩二赶走，跟了西门庆。春梅是“金、瓶、梅”里的“梅”，是潘金莲的贴身丫鬟。这个丫鬟很漂亮，有不少男人都对她感兴趣。但是她都无动于衷，傲得不得了，例如怒骂想占她便宜的乐师李铭（第22回），奇怪的是，她对西门庆却是百依百顺，言听计从。如意是在瓶儿去世后跟的西门庆，潘金莲事后把这件事告诉孟玉楼时，也说到如意儿做出如此选择的原因：“……那淫妇的汉子说死了，前日汉子抱着孩子，没在门口打探儿？……天不着风儿晴不的，人不着谎儿成不的，她不恁撺瞒着，你家肯要她？想着一来时饿的个脸黄皮儿，寡瘦的，乞乞缩缩，那等腔儿……”（第72回）这一段话让我们得知她生计非常困难，官哥和瓶儿都死了，她的生路也就断了，唯一的求生之途就是去勾引西门庆，也让我们知道，决定她以身相许的根本原因，就是生存这一根本需要。

上面的例子说明，在当时那个时代，精神和灵魂，甚至道德都不发挥作用了。只有什么才能发挥作用呢？身体。当然，这个身体指的还是广义的身体，包括金钱、权势，也包括身体本身。性作为一种稀有资源，也开始在形形色色的身体交换中起着突出的作用。

接着再看男性。在两性关系的展开中，男性竟然也要借助于药。西门庆在进行风流勾当的时候，每次都随身都带着大量的辅助工具。这些辅助工具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被看作是药。至于西门庆经常要服用的而且最终导致死亡的“春药”，就更是不折不扣的“药”了。它恰恰说明，这是中国明代社会出现的一个全新特点：一方面是身体意识的被突出，另一方面是两性之间不仅仅没有爱可以沟通，甚至连身体的沟通都很困难，那么怎么办呢？只有借助于药。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个类似的例子。大概十年以前，全世界风靡一个现象：伟哥。“伟哥”一出，本来是医药界的好事，对于某些人来说，也是一大喜讯。可是，奇怪的是它迅速冲破了医药界的藩篱，成为社会各界人士普遍关注的一大热点。这是为什么呢？当时我有一个剖析，我说“伟哥”被全社会所关注，说明在当代社会，两性之间的交流靠精神的力量去彼此吸引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所以，人类才不得不转过来借助于“伟哥”；其次，不仅仅是精神，男性就是连身体的强大都已经不自信了。所以，他只有借助于“伟哥”

西门庆也是如此。他貌似强大，其实他的强大却是建立在“动物凶猛”的基础上。他不是靠有感情去吸引异性，也无法长期去依靠身体的强大来吸引异性。那么怎么办呢？借助于“药”。我们看到，西门庆最后也死于药——因为吃药服用过量而致死。这说明，作者在描写西门庆的性行为时，眼光是明显高于西门庆的。在西门庆现象背后，他看到了男性只有通过药物才能保持自己在两性关系之间的“动物凶猛”并且最后偏偏死于药的历史真相。

“身体”，就是这样在《金瓶梅》中凸显而出。

修“身”的中国

在中国传统社会，身体历来要受精神的控制，而且是被一个僵化的精神所控制。法国哲学家梅洛庞帝说过一句很值得注意的话，我也一直深有感触。他说：“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中国的问题也是从身体的问题开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第一条不就是“修身”吗？可是，中国的全部注意力却全都集中在了对于身体的抑制。甚至严重到对于男性的“阉割”、对于女性的“裹脚”。到了“文化大革命”，政治批判也没有忘记从对于身体的折磨开始，戴“高帽”、剃“阴阳头”、“坐飞机”。 “文革”的十年，当时把它叫做“灵魂革命”的十年，实际上，谁也没有在灵魂里“闹革命”，倒是货真价实的“身体革命”的十年。口头说的改造灵魂，实际上在做的都是在惩罚身体。或许也就是这个原因，在中国只要一涉及身体，往往就与“色情”和“黄色”联系在一起，《红楼梦》里有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儿，叫傻大姐。她捡到了一个类似于春宫图那样的东西，可是，她看不懂，就说是“两个妖精打架”。而且，我们发现，与身体有关的美学在中国始终没有成长起来。比如说人物画，中国最早的人物画中有一个作品是的画汉武帝。大家有时候在一些图书上能够看到，这幅画中的汉武帝的身体明显不符合比例，腿被画得特别短，上身被画得特别长。你们马上就可能想起来，这很像他们刘家的一个子孙——刘备。刘备，在小说里被描写为“两手过膝”。两手怎么能过膝盖呢？肯定是因为腿短，上身长。可是我们知道，从美学的角度来说，上身要比较短腿要比较长才会好看。但是刘备的腿却是短的，在中国人物画里腿也是短的。这说明，观察者根本就没有人体解剖的基本经验，甚至就根本没有认真观察过人的身体。可能的原因是：中国人认为上身长是帝王之相。因为上身长的人坐在哪里都会显得比别人要高。这就是中国人的想法。所以中国历史上涉及身体的从来就只有春宫图，而且也从来就没有把它当作艺术。山水画之所以成为中国画的主体，原因也在这里。

每一个现代人都会想到，对于身体的这种压抑肯定会对中国文化产生很大、很大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在中国文化里看到的很多不正常的男女关系，包括中国人对他人的那种男女之间稍微有点儿亲切的举动的非常特别强烈的反弹，就是这一压抑所造成的一种心理变态。因为他的心理已经不正常了，所以，他一看到别人的稍微亲昵的举动，就会情不自禁地往那些地方想。我们就看看李逵吧，看过《水浒传》的都知道，水浒英雄从来就是反对“男女关系”的，宋江就曾经宣布过，谁要有男女关系的事，那就是“溜骨髓”，是最丢人的事。所以，梁山好汉——除了“矮脚虎”王英之外，都是拼命地打熬身体，都是以不近女色为荣的。在这当中，李逵应该是最为典型。但是，李逵还有更加典型的时候。那是在他救过一个女孩儿之后。本来，这应该说是一次英雄之举，但是意味深长的是：晚上李逵却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梦。他梦见什么呢？梦见这个小女孩儿的母亲带了这个小女孩儿来，说：你要是不嫌弃，“情愿把小女配与将军”。当然，李逵是看不起“溜骨髓”的，结果，他马上就跳了起来：“杀了这几个撮鸟。快夹了鸟嘴，不要放那鸟屁！”说完了还要加上身体动作，“只一脚，把桌子踢翻，跑出门来”。你们是不是也觉得这个梦做得很奇怪？这样的蒙，其实正是身体压抑的结果。这已经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性变态。因此不得不通过晚上做梦的机会，把这种浓浓的心理压抑宣泄出来。

当然，这种对于身体的压抑在中国也不是千年一律，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在《西厢记》里，我们就看到了“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的身体渴望。这里的“待”和“迎”，其实就已经表达了中国最早的对于身体的渴望和拒绝。中国的青春男女，在“待”和“迎”的矛盾徘徊之间，开始慢慢地触摸到了身体。还有一个人就更厉害了，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关汉卿，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我还要向烟花路上走。”这样的宣称，似乎是我们所非常不熟悉的，但是这却是真正真实的关汉卿。它预示着：传统的精神传统已经不再真实，唯一真实的，是身体。

《金瓶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有人说，在身体的觉醒的背后是个性的觉醒、人的觉醒。这可能是一种过于理想化了的判断。我认为，这可能还是传统的精神传统过于僵化，已经基本无法面对日益丰富、复杂了的社会生活结果。既然已经普遍对于传统的精神传统的僵化有所觉察，那么，回到早已被疏忽了的身体，就是理所当然，也是不得不然。打个比方，这无非就是身体的裸奔。过去是在精神领域寻找出路，现在发现，原来根本就没有出路，而且，也并没有找到新的出路，唯一真实的，就是自己的身体，或者，也可以更准确的说，唯一真实的，就是自己的裸体。结果，《金瓶梅》为我们民族展示的，也就是这唯一真实的裸体。

《金瓶梅》：“身体”的裸奔

《金瓶梅》里有两段话，是上面的情况的真实写照。

一段话出自西门庆之口：

你的醋话儿又来了。却不道天地尚有阴阳，男女自然配合。今生偷情的、苟合的，都是前生分定，姻缘簿上注名，今生了还，难道是生剌剌胡搊乱扯歪厮缠做的？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姮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的富贵。”月娘笑道“狗吃热屎，原道是个香甜的；生血掉在牙儿内，怎生改得！（第57回）

你们看，这是不是就是一个裸奔者的自白？！有一次算命：

西门庆问道：“我后来运限如何？”神仙道：“官人休怪我说，但八字中不宜阴水太多，后到甲子运中，将壬午冲破了，又有流星打搅，不出六六之年，主有呕血流浓之灾，骨瘦形衰之病。”西门庆问道：“目下如何？”神仙道：“目今流年，日逢破败五鬼在家吵闹，些小气恼，不足为灾，都被喜气神临门冲散了。”西门庆道：“命中还有败否？”神仙道：“年赶着月，月赶着日，实难矣。”（第29回）

算命算出了这种结果，确实是有点“凶”。可是西门庆根本就无所谓，他对月娘说；“自古算的着命，算不着好，相逐心生，相随心灭。周大人送来，咱不好嚣了他的，教他相相除疑罢了。”（第29回）

还有一段话，出自潘金莲之口：

我是不卜他。常言：算的着命，算不着行。想前日道士说我短命哩，怎的哩？说的人心里影影的。随他明日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倒在洋沟里就是棺材。（第46回）

潘金莲与西门庆真是天生一对，是一块硬币的正面和反面。这两个人的性格和做派是非常像的。她关于算命的态度与西门庆如出一辙。再看看她的知己春梅对她的劝慰，应该更清楚他们的所思所想：

春梅见妇人闷闷不乐，说道：“娘，你老人家也少要忧心。是非有无，随人说去。如今爹也没了，大娘他养不出个墓生儿来，莫不是也来路不明？他也难管你我暗地的事。你把心放开，料天塌了还有撑天大汉哩。人生在世，且风流了一日是一日。”于是筛上酒来，递一钟与妇人说：“娘且吃一杯儿暖酒，解解愁闷。”因见阶下两只犬儿交恋在一处，说道：“畜生尚有如此之乐，何况人而反不如此乎？”（第85回）

“风流了一日是一日”，“畜生尚有如此之乐，何况人而反不如此乎？”，这几乎可以看做潘金莲、庞春梅们的裸奔了。

西门庆和潘金莲如此，别的人怎么样呢？薛姑子是个尼姑，相当于今天的一个政治思想工作者了。可是这个人却毫无敬畏之心，对于信仰也毫无虔诚之意，完全就是个大骗子。书中是这样介绍的：

看官听说，原来这薛姑子不是从幼出家的，少年间曾嫁丈夫，在广成寺前卖蒸饼儿生理。不料生意浅薄，与寺里的和尚、行童调嘴弄舌，眉来眼去，刮上了四五六个。常有些馒头斋供拿来进奉他，又有那应付钱与他买花，开地狱的布，送与他做裹脚。他丈夫那里晓得！以后，丈夫得病死了，他因佛门情熟，就做了个姑子。专一在士夫人家往来，包揽经忏。又有那些不长进、要偷汉子的妇人，叫他牵引。闻得西门庆家里豪富，侍妾多人，思想拐些用度，因此频频往来。有一只歌儿道得好：尼姑生来头皮光，拖子和尚夜夜忙。三个光头好象师父师兄并师弟，只是铙钹原何在里床？（第57回）

这个人在《金瓶梅》里是出现了很多次的，也是她帮着月娘想办法生孩子。她的出现，让我们对当时的社会的精神传统完全失去了信心。再想到第8回的“烧夫灵和尚听淫声”和第89回的“清明节寡妇上新坟 永福寺夫人逢故主”里面的和尚们的表现，那就更让我们对当时的社会的精神传统完全失去了信心。

应该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普遍发现了已经控制中国人上千年的那种精神传统实际上是虚假的。于是中国人就开始希望回到“童心”。熟悉中国当时的思想文化的人都知道，这是当时的大思想家李贽提出来的，也得到了著名的文学家袁宏道等许多人的支持。什么叫做回到“童心”呢？也就是说好像我们现在西方现象学的哲学一样，既然过去的那些观念，那些价值判断在我们今天看来都是错误的，被当时的社会普遍抛弃了，那我就把这些东西加上括号，可是，加上括号以后还会剩下什么呢？一双儿童一样的眼睛，然后我就用这双眼睛去看世界。所以，当时的人就认为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只是——“穿衣吃饭”。对钱的爱好是应该鼓励的，对色的爱好也是应该鼓励的。这就叫做“好货”，“好色”。 最有意思的是，甚至连和尚送的药也只是“春药”，可见送的也是“欲望”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跟身体有关的。

因此，我们其实也不必去说《金瓶梅》在美学上有如何、如何的创新，我们只需要确认：《金瓶梅》在中国美学中第一次地回到了真实。这就已经完全足够了。中国社会在一两千年里面几乎没有一个是清醒的人。自己没有穿衣服，但是却没有任何人看见。包括写《三国演义》和写《水浒传》的那些大作家，他们都没看见。他们都以为自己穿了衣服。都以为中国的社会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道德社会。但是从《金瓶梅》开始，终于出现了一些有儿童般非常纯真无邪的眼睛的人，包括后来的曹雪芹。我觉得这些人都是中国社会的孩子。明朝的那些政府文件，明朝的那些道德说教都无法左右他们，他的眼睛里没有了什么精神传统的影响，他们只是凭借自己的眼睛去观察明朝的社会生活，结果，他们偏偏看到了最真实的中国社会。结果，他们看见了两个字：身体，或者说，裸体。

村妇的“秋千架”与潘金莲的“微笑”

《金瓶梅》里有两个很有意思的意象。一个是“花园”，一个是“秋千”，非常有助于理解当时的中国人对于身体的觉察。

花园，尤其是后花园，是中国文化中两性关系得以展示的地方。过去我经常说，中国人往往是在前门刚认识，马上就到后花园开始“云雨”。在这中间是没有恋爱过程的。所以，中国的后花园往往就是两性关系的舞台。不过，中国的后花园事实上也从来是不允许真实的人去踩踏的，“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他们都是那些所谓的“才子佳人”，而这些所谓的“才子佳人”在现实社会里却根本就没有。比如说《西厢记》里的崔莺莺，我们觉得是大家闺秀，可是中国20世纪最大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却考证说：她也就是只相当于我们现代社会的一个“三陪”女，也只不过是一个以卖唱为业的“酒家胡”，并不是什么真正的佳人。但是我们一写《西厢记》就把她写成了那个样子。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在《金瓶梅》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些真实的人，看到了真实的后花园。它的主人甚至不再是少女，而是妇女。“妇女”是一个在中国美学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群体。中国人一写就是“少女”，而且还一定要很“少”，动不动就“年方二八”。但是《金瓶梅》开始意识到了“妇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注意的角度，也就是说，《金瓶梅》不再写那些虚幻的才子佳人故事。作者或许是认为，我根本就没有看见过有什么才子佳人，我看到的也不是好人，但也不是坏人，就是人。就是男人和女人。你们是否注意到《金瓶梅》中年事最高的靠两性关系赚钱的妇女是多大岁数？这真是在中国历史上的传统小说里前所未有的，王六儿，46岁，孟玉楼，38岁，即便如此，在西门庆死后，她还是又成功地嫁了出去。这就是真实的中国社会了。不再是西施、貂蝉、崔莺莺这些人的后花园，而是王六儿、孟玉楼这些人的后花园。

第二个意象也是一样。过去都是些什么人在打秋千呢？西施、貂蝉、崔莺莺们。“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青衣透。 见有人来，袜刬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而现在打秋千的是谁呢？几个妇女。而且按我们中国人的想法，她们甚至不是良家妇女。甚至不是贤妻良母，而就是一些社会中真真正正的普通妇女。她们嫁人都不考虑爱情，不考虑感情，只考虑有没有钱，只考虑身体。这些人竟然也上了秋千架。这真是对中国传统美学一个很大的解构。在中国传统美学里是绝不可能出现这个情况的，但是在《金瓶梅》里，它却出现了。你们看：“月娘道：‘我说六姐笑的不好，只当跌下来。’因望李娇儿众人说道：‘这打秋千，最不该笑。笑多了，一定腿软了，跌下来。’”传统的佳人都是笑不露齿的，但是这里却出现了几个放肆大笑的普通妇女；而秋千的忽起忽落，竟然“把李瓶儿裙子掀起，露着他大红底衣”，这样的场景，在传统的文学里可以见到吗？绝对不可能啊。更叫人叹为观止的是，陈敬济作为 “姐夫”却来推送，这样的场景，在传统的文学里更是绝对不可能看到。《金瓶梅》推出的，就是这样一些非常真实、非常普通的妇女，这些人，是我们在生活里每一天都能看得见的。秋千和后花园也属于她们。

打个不伦不类的比方，上面的这一切都让我想起西方文艺复兴时的对于身体的关注。比如说《蒙娜丽莎》。这幅作品到底美在什么地方呢？我在上《美学》的时候曾经有学生在课下跟我讨论，他说：潘老师，很多老师都说说“蒙娜丽莎”如何、如何漂亮，可是我觉得她并不漂亮。当时我跟他解释说：你为什么会觉得“蒙娜丽莎”不漂亮呢？因为你没有把它当成一个艺术品，你是想把她当成你的梦中情人。那你当然会觉得她不漂亮。“蒙娜丽莎”的回头率，就不要说是在中国了，就是在南京也不会很高。但是，为什么《蒙娜丽莎》成了历史上最著名的作品呢？不是因为“蒙娜丽莎”的漂亮，而是因为“蒙娜丽莎”的微笑。也就是说，在她之前，西方经历了中世纪一千年的黑暗，既不承认人的精神的存在，也不承认人的身体的存在。但是到了文艺复兴的时候，西方人普遍意识到，那个曾经的精神传统是不能够束缚他的。他们开始意识到了身体的存在，只有身体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也只有身体的快乐才是自己的快乐。那么，是谁最早意识到了千年以来西方社会的这个最大的变化呢？“蒙娜丽莎”。 她首先意识到，我的身体本身是可以给我带来快乐的，我不要借助于那些很虚假的伦理道德。所以，蒙娜丽莎的微笑是西方人身体快乐的微笑。我经常说，为什么《蒙娜丽莎》很美呢？美就美在她是千年笑一回啊。所以在她的微笑里我们每一个人才都会感悟到一种心灵的契合、心灵的沟通。

我们在中国也看到了“蒙娜丽莎”式的微笑，这就是“潘金莲” 的微笑。这是中国式的微笑，也是有中国特色的微笑。这个“微笑”带来的是一种身体的呈现。在《水浒传》里潘金莲只是一个概念，所谓“千古恶人”，例如，你们能够在《水浒传》里看到潘金莲的身体吗？《水浒传》里写潘金莲时也就只写了这么几个字：是个生得妖娆的妇人，可是到了《金瓶梅》里，对潘金莲的妖娆，却有了很多很多的描写。在《水浒传》里我们只看到了一个潘金莲的抽象的概念，在《金瓶梅》里我们却看到了潘金莲的身体——音容笑貌、一举一动。也包括她的床笫之私。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在过去的小说里，我们只看得到 “思想”、看得到“观念”、看得到“道德”，我们看不到“身体”，什么时候我们有过那种对于日常生活的第一感受呢？没有。要么就“赋、比、兴”，要么就“兴、观、群、怨”，再不就是“言志”或者“抒情言志”，但是，身体本身始终是缺席的。例如，中国的诗歌是最好写的。一帮穷酸文人凑到一起，登哪座、哪座山，也就是到上面刚瞄了一眼，接着却就能写一首什么《某某山记游》之类的诗歌。可是，他真正对那座具体的某山了解得有多少呢？根本就没有什么了解。如果现在我给你们出一个题目，《长江放歌》，我相信所有的同学马上都会“放歌”，可是我如果把这个题目改一下，改为《黄河放歌》，你们写的内容其实也差不多，再改成《秦淮河放歌》，你们写出来的也还是差不多。这就说明，在中国的文学创作里，是没有“身体”的存在的。而不能魂归身体的写作其实都是死魂灵的写作。写来写去，写的都是死魂灵，因为没有身体。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就说过：“人的身体是人的灵魂最好的图画。”而《金瓶梅》的贡献，或者说，我最喜欢《金瓶梅》的地方就在于：在写作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再是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儒道释这类思想传统，而是具体的故事、细节、场面、人情风俗，等等。它为我们中国历史保存了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身体。我们终于可以看到中国人在二十四小时之内都做了些什么。就好像现在的“真人秀”节目。因为我们毕竟不知道这个世界二十四小时之内，某一个人到底是怎么存在的。我们只知道他在工作场合作报告的时候、发指示的时候，可是，在回到家里以后，这个身体又在做些什么呢？“真人秀”节目让我们看到了这一切。《金瓶梅》让我们看到的，正是身体。西门庆的身体、潘金莲的身体、武大郎的身体、武松的身体，等等。可是，《水浒传》里，潘金莲是没有身体的，西门庆也是没有身体的，武松也没有身体。潘金莲是“淫妇”，西门庆是“恶棍”，武松是“英雄”。但是到了《金瓶梅》里，他们只剩下了——身体。我觉得这是最真实的地方。因为我们太想知道每一个时代的人到底是怎么生活的。我们不光想知道他们是怎么思想的，我们还想知道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是怎么生、怎么死、怎么喜怒哀乐的，他们的七情六欲到底是怎么表现的？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金瓶梅》是最最真实的。它相当于关于中国历史的最最真实的纪录片。它已经不再是政论片了。而《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是政论片。《三国演义》是“论‘统一’之重大意义”，《水浒传》是“论‘招安’之必要性”，而《金瓶梅》呢？它就是生活本身，它有点像“真人秀”。我们一定要强调，在中国美学的历史上，这是身体的一次胜利，也是身体在写作中合法地位的一次有效恢复。

“潘金莲” 的微笑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写的不是一般人的微笑，也不是一般女性的微笑，而是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的微笑。在“弱肉强食”的社会里，这些女性的身体都是属于“弱肉”的身体。当然，我们哪怕是在中国传统美学里也看到了“弱肉强食”。比如杜甫就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就是“弱肉强食”的关系。但是我们在传统美学里看到的主要还是“强食”。就是那些掠夺者的身体。比如赵云大战长坂坡，杀死那么多连排长、组长、小队长之类，但是这些人毕竟也是人，我们只看到了赵云的“强食”，可是我们没有看到那些“弱肉”。那些被他杀死的人，他们的生命感觉是什么呢？他们也会疼痛吗？他们的妻女老小后来是如何生活的？再比如我们也看到了曹操和刘备的工作状态，他们都是“强食”者，但是，他们手下的那些“弱肉”？那些连排长、那些小兵呢？他们是怎么和曹操和刘备相处的？他们是怎么想办法去迎合曹操和刘备的？他们是怎么想办法在曹操和刘备手下分一杯羹的？这些我们都没有看见，但是在《金瓶梅》里，我们都看见了。

“金莲诚可怜”：“弱肉”者的殊死肉搏

在《金瓶梅》里，作为“弱肉”的身体主要指的是中国的妇女。而中国的妇女在中国文化里地位是非常低的。在中国，中国妇女除了要受男性要受的所有的盘剥以外，还要受更多的盘剥，例如性的盘剥。从秦始皇的时代，对于女性的性盘剥就令人发指：“后宫列女上万人，气上冲云天”。这个“气”实际上就是中国那种“弱肉强食”之气。而在一般的家庭里，女性所遭受的更多的剥削压也始终存在。总之，我们看到，在中国文化里，妇女是最受压迫的，妇女要为自己负责，也要为男人负责，男人为自己负责，但是不为妇女负责。打败仗以后，负责和亲的，是女性；国破以后，负责顶缸的，还是女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对女性本身就存有一种歧视。这种歧视，哪怕是在已经有一点儿进步思考的张生身上也表现得很明显。比如说张生第一次看到崔莺莺就“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上了半天”。他被什么迷住了呢？外貌。这在中国的很多男性身上都可以看到。文学作品里也是，任何一个优秀的女性，她肯定是有美丽的外貌。像简•爱那样的女性主角在中国文化里从来就没有出现。只有一个诸葛亮的老婆，据说是比较丑，但那也只是为了陪衬诸葛亮的伟大，她长得到底丑不丑，我们也不知道。因此如果需要自报家丑的话，我们就要说，中国的男人们都喜欢玩买椟还珠的游戏，大多不重内容。所谓的道德，也无非是要求女性为男人而守身如玉，苔丝那样的美女，中国的男人也仍旧是不感兴趣的，何况，她还怀了别人的孩子。

当然，这种歧视也有一定的世界性。看一看童话，就会发现。其中的女主人公，都肯定是美女，哪怕是灰姑娘，长得也不会差。美国有一个学者研究了格林兄弟所写的168个童话，结果发现里面大多数是以貌取人的。其中有94％提及相貌，平均每篇13.6次，有一篇114次提及女性的美貌，17％的篇目将丑与恶联系起来，而且在许多故事里，丑女的下场都很惨。所以，我们经常会说，“从前有一个美丽的公主……”但是绝不会说：“从前有一个公主，她虽然不美丽，但是她很……”如果你这样开头，那么马上就会发现：下面的听众很快就一个都不剩了。那些公主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她们有美丽的容貌，这就是所有的人在这些故事里得到的结论。

而从另一个方面看，既然在中国历史上，妇女一直都处于“弱肉”的地位，而且一直是被“强食”的。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关注，一个处于被“强食”的“弱肉”地位的女性，究竟是凭借了什么样的身体叙事来进入社会的？这样的身体叙事，我们过去从来就没有关注过。哪怕是像慈禧太后、、武则天这样的女性，她一开始是“弱肉”，但是最后却变成了“强食”者，我们除了传递一些“最毒女人心”之类的政治绯闻之外，也始终说不出什么。潘金莲的故事距离我们要更近一些。一般人往往只注意到她是个杀人犯，但是其实关键不在这里，苔丝不也是杀人犯吗？我们写小说的时候最主要的不是写她是一个杀人犯，而是写她是凭借了什么样的身体叙事来进入社会的。在这当中，两性关系有什么改变？耻辱指数又有什么改变？身体叙事是怎么使得她成为赢家的？或者，身体叙事是怎么使她成为输家的？这就是回到身体，也是回到有身体体温的写作现场的《金瓶梅》所能够告诉我们的最有意思的事实。进而言之，由于自身的弱势地位，小说中的女性和男性的关系往往都是一种“肉搏”关系。我过去看到一个广告，说的是女性有了胸部以后还需要什么呢？脑袋。那么，到什么地方去培养她的脑袋呢？到服装店。还需要培养什么呢？还需要到书店里去培养她时尚的气质。这个广告所包含的，就是“肉搏”关系。因为对于在“弱肉强食”社会里处于“弱肉”者地位的女性来说，培养她的外在气质是很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金瓶梅》里也看到了以身体为炮弹的男女之间的“肉搏”。《金瓶梅》告诉我们的是一个最真实的中国社会的一角。在《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里，我们看不到爱，也看不到性，而且从表面上看，两性之间也没有关系。如果有关那也就只是屠杀和被屠杀的关系、蹂躏与被蹂躏的关系。可是，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且是不太重要的方面。假设我们把镜头稍微转一下，转到他们的家庭，看到的就会截然不同。例如，刘备也结了几次婚，而且他的其中一位夫人还是当时的绝色美人儿，只是《三国演义》中没有去写就是了，如果我们把镜头深入到刘备的家庭里，不也是一个《金瓶梅》里面的妻妾成群吗？曹操也是这样，他有好几个儿子，比西门庆的“工作”业绩还要好。西门庆才两个儿子，如果我们把镜头深入到曹操的家庭里，不也是一个《金瓶梅》里面的妻妾成群吗？

更有意思的是，通过妇女的“弱肉”的地位，《金瓶梅》还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最最隐秘的一角。这就是：无爱，但有性。在中国传统文学里，我们确实没有看到过爱，这当然是因为在中国社会里爱根本就没有诞生，可是，我们也没有看到性。这样，就给了我们一个错觉，中国人不但对爱没有兴趣，而且对性也没有兴趣。这当然不是事实，看看中国的文革时期，尽管天天在灵魂深处闹革命，但是人口却大量增长，就不难猜到中国人回到家里究竟在干些什么了。而这层“无爱，但有性”的中国社会的“窗户纸”最早是被《金瓶梅》捅破的。《金瓶梅》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过去的作品异口同声地说：你要写爱？没有！但是过去的作品还异口同声地说：连性也没有。《金瓶梅》却告诉你：错了，实际上中国人关起门来是有性的，只是一出门都说没性而已。《金瓶梅》是把“关起门来以后”的情况告诉你了。当然，《金瓶梅》让我们看到的中国人在关起门来的时候都是“虫”，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动物，这固然令我们尴尬，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就是中国的现状。这就是《金瓶梅》的深刻。《金瓶梅》告诉了我们一个真实的中国：“一潭死水”的中国。“无爱但有性”的中国。

下面，我们就看一看“无爱但有性”的婚姻在《金瓶梅》里是什么样的？

在方面，潘金莲堪称代表。潘金莲什么都没有，连名字都没有。她的名字只是她身体最诱惑人的部位而已。潘金莲只有下半身。只是一个身体美女。她完全依靠生理特征活着，也完全凭借生理的快感来确证自己仍旧活着。前面我说过，在第八十五回，春梅就曾开导她：“禽兽尚有如此之乐，何况人乎？”于是，在没有了人的快乐的同时，她也就绝对不能再失去禽兽也有的快乐了。实际上这本身就是一种对于“弱肉”地位被“强食”的“肉搏”。在《水浒传》里，被“强食”，这就是她的一切了。但是在《金瓶梅》里我们却看到了作为“弱肉”的她的“肉博”。我们发现，尽管是处于“弱肉”地位，但是潘金莲却绝对不甘心被“强食”的命运，她在进行殊死的“肉博”。这是一个拼尽全部的身体能力来进行“肉博”的女性。每天都在行动，每天都在说话，而且说的话里带着许多比喻，许多俚语和歇后语，非常生动。因为没有爱，只有性，她必须要用她的行动来建立起与异性的特殊关系。看一看《金瓶梅》你就会发现，只要有潘金莲出场的时候就特别热闹。为什么呢？因为她一定要用她身体的活动来证明她的存在。看到潘金莲，你会想起《红楼梦》里的凤姐，凤姐也是每天都在行动，每天都在说话。她是大观园里很少的几个不会写诗的人之一。别人都在写诗，都是坐着不动的，凤姐在干什么呢？在行动。她就觉得：这太可笑了，还不如去捞钱，还不如去弄权更实惠，还不如用身体去征服这个社会更实惠。写什么诗啊？早就不是那个时代了。凤姐相当于中国时代的郝思嘉，她在行动。你要郝思嘉写诗试试，她肯定既不会，也不感兴趣。但是她会行动，她会用她的身体，用她的下半身去争取她的幸福、她的权利。凤姐也是一个每天都在忙碌地行动。潘金莲也是这样，她就是一个美丽的动物，一个性感的动物，也是一个每天嘴巴、眉毛、鼻子都在飞舞的中国女性。因为她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证明她的存在。《金瓶梅》在写到潘金莲时就往往要写她的“二人在房内颠鸾倒凤，似水如鱼。那妇人枕边风月，比娼妓尤甚，百般奉承。西门庆亦施逞枪法打动。两个女貌郎才，俱在妙龄之际。”（第6回）其实也就是要写出她的身体行动，写月娘时就从来不这样写，就是因为不必要。性的诱惑，其实就是潘金莲的武器。这一点，连孙雪娥都看出来了：“娘，你还不知淫妇，说起来比养汉老婆还浪，一夜没汉子也不成的。背地干的那茧儿，人干不出，他干出来。”（第11回）因此，当有人只看到潘金莲的淫荡的时候，我看到的却是潘金莲辛酸与无奈。金莲被杀之时，书里有诗这样咏叹：

堪悼金莲诚可怜，衣裳脱去跪灵前。

谁知武二持刀杀，只道西门绑足玩。（第87回）

是的，“金莲诚可怜”！不过。无论如何，潘金莲这个形象确实是开了中国美学、中国文学的先河。她让很多很多没有思想、没有文化，只有身体的美女浮出了水面。如果你知道这一点，你就会知道《金瓶梅》深刻在什么地方。

西门庆：“强食”者的病态饥渴

在方面，西门庆也很典型。西门庆在小说里身居强势的“强食”地位，情场、商场、官场得意。不过，他跟潘金莲一样，也是一个行动者。每天都在行动，每天都在说话。如果你把他想象成一个在茫茫的原野里到处奔跑的一个动物，比如说一匹野狼或者一匹豹子，你立刻就知道了，这就是西门庆。他的财富是借助于官商勾结、欺行霸市而来，尽管来得很容易，但是却没有成就感，因此只有当他再借助财富去占有一个个女人，而且感受到对于女性的征服时，他才能够体验到自己的价值。也许就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才看到了一个时时刻刻都处在“性饥渴”状态的西门庆。寻求刺激，就是他的全部生活。而女性则成为满足刺激的对象。因此，家庭被他当成妓院，而妓院却被他当作家庭。妻妾都被他当成了妓女，一次他下班回到家里，看见孟玉楼和潘金莲在下棋，竟然脱口称赞道：“好似一对儿粉头，也值百十银子”（第11回）。为了寻求刺激，在他的眼睛里 ，女性都被分解为器官、分解为部分。喜欢孟玉楼，“只爱你两只白腿儿”，喜欢瓶儿：“爱你好个白屁股儿”。而且，他对自己的妻妾也是口必称“淫妇”。“我把这小淫妇，不看世界面上，就昝死了”这段话就出自西门庆对于潘金莲的要胁。至于最著名的那段“葡萄架下”的性戏，很多人只看到了淫荡，其实，你们只要看看西门庆是怎样玩弄金莲身体的各部位，并且在玩弄中处处不忘显示自己的主人地位，就不难看出西门庆希望通过“昝死她”的身体管理而达到的“强食”效果。因此，我们在感叹作者的美学眼光之高的同时，也不得不感叹我们很多人的美学眼光之低。

进入社会的西门庆也仍旧是一个时时刻刻寻求刺激的动物。中国人身上最常见的“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妓不如偷，偷得着不如偷不着”的病态心理，在西门庆身上表露无遗。包括妻妾在内，书里跟西门庆发生过性关系的女性有19人，男宠有2人，可是我们发现，西门庆喜欢的，很多都不是美女。而且西门庆这个人很怪，不喜欢少女，而喜欢少妇，像孟玉楼，就比他还大两岁。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可以更好地献媚于他，这些人更听他的话，更容易给以他病态的刺激的满足。这些人可以更好地满足他的需要。她们肯说别人不肯说的话，肯做别人不肯做的事，一味来取媚他；他和熊旺的老婆私通时，就问她：“章四儿，淫妇，你是谁的老婆？”妇人道：“我是爹的老婆。”西门庆却要求她：“你说‘是熊旺的老婆，今日属了我的亲达达了。’”那妇人回应道：“淫妇原是熊旺的老婆，今日属了我的亲达达了。”（第78回）在这一要求的背后的病态心理实在是再清楚不过了。至于这些妇女竟然在床上喝他的小便，还允许他在身上用香烧炙，就更使西门庆称心惬意，而这也更让我们看到了他的病态。

不过，这种有身体的美学现场并不仅仅体现在潘金莲、西门庆身上。为了提高自己在西门庆眼中的地位，西门庆的妻妾情妇们实际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传统的“贤妻良母”形象第一次地被彻底颠覆了，我们第一次地看到了真实的家庭妇女的“肉搏”形象。那些社会上的各色妇女更是不惜赤身肉搏，只是为了得到些微的衣服、首饰，他们就会毫不忧郁地委身于西门庆。宋蕙莲在与孙雪娥的对骂中说：“我是奴才淫妇，你是奴才小妇！我养汉养主子，你养汉养奴才！”羞耻指数之低下，令人吃惊。“三陪女” 的“娼盛”也前无古人，不但绝无杜十娘、霍小玉式那样的爱情主义者，而且也没有淫荡无耻的下流龌龊者，无非也就是以皮肉生涯为生而已，其他的均与常人无异，你们或许还记得？冯妈妈为西门庆拉皮条时，王六儿竟很有自知之明地推辞说：“他宅里神道相似的几房娘子，他肯要俺这丑货儿？”（第37回）

审美无能：《金瓶梅》在哂笑

前面我花了大量的篇幅给你们介绍了《金瓶梅》的美学贡献，相信现在你们对它已经开始刮目相看，也已经不难走出“古今第一淫书”的怪圈。但是，我的剖析却还没有结束，我还必须要回过头来，和你们一起思考，这一切我们过去为什么都看不到？我觉得，这同样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可以因此而跳开，从中得到更多的美学教益。

我就从中国人审美能力的无能谈起。我经常讲，中国的男人——当然也包括中国的女人，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爱无能。但是，其实中国人还有一个无能，就是：美无能，或者叫做审美无能。我逐渐越来越确信：中国人的审美能力是存在问题的。尽管从表面看起来，中国人在美化生活方面有着很高的美化生活的技巧、美化生活的能力，但是在真正的审美方面，能力真的是很差的。可惜我们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也没有注意到要对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国民进行审美能力方面的训练。所以，当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国民阅读《金瓶梅》这样的小说的时候，就会出现前面所说的误区。

实际上，如果我们受过非常严格的美学训练，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美学眼光有问题造成的。西方的神话里有一个女神叫美杜莎，她是西方神话里的一个专门诱惑男性的魔鬼。她用什么来诱惑男性呢？美杜莎的微笑。这是你们都很熟悉的。但是，站在美学的角度，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想，她的微笑确实是具有致命的诱惑力，可是这并不是她的过错。因为男性也有选择不看她的权利啊，为什么男性自己要看呢？所以，还是因为男性的美学观有问题。把这个责任完全推给女性、推给美杜莎，是很不负责的。

在讨论美学问题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一直觉得，审美能力包括美感是一个民族文明的基础。有没有美感，有没有审美的能力，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的文明是不是健康，是不是有人性的标志。所以，我过去讲课的时候经常讲：人性的能力和审美的能力。一定要是健康的和正常的人性的能力和审美的能力。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的文明发展得是不是非常健康、非常正常的关键。如果没有审美能力和美感，实际上也就没有文明。因为审美能力和美感是人类的尊严所在，也是文明的尊严所在。而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我们知道，它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人的审美能力和美感是没有力量的。我经常这样想：一个民族如果有力量，那肯定是因为它的审美的能力和美感有力量。我过去多次跟你们说：“知识就是力量”，但是在中国知识就不是力量，阴谋诡计在中国倒反而有力量。！我过去也多次跟你们说：爱是一种力量，但是在中国，爱也不是力量。仇恨才是力量！我过去还多次跟你们说：一个民族的文明如果发展得很正常，美应该是一种力量。但是在中国，美也不是一种力量。美是一种软弱，是一种被人欺骗的代名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知道，美已经不是一种力量了，而是一种点缀，这是中国美学里非常普遍的情况。而这就使得我们的主流美学产生了很大、很大的问题。比如说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红颜祸水”。对女性的美的欣赏的错误。包括对性的美的欣赏的错误，这种审美能力的无能就导致了一叶障目，也扭曲了我们中国人的文学欣赏的眼光。这使得我们中国人一旦遇到了那种反映了比较深刻的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就经常会丧失了审美能力。对于《金瓶梅》的误读。就是其中的一个例证。

在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我很想跟大家讨论的：快感与美感的关系。我们应该知道，在美感的生成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从“痛快”到“愉快”的提升过程。也就是说，存在一个从“快感”到“美感”的提升过程。一个民族的美感如果要正常地形成，就一定要从快感里超越出来。也就是说，美感要从快感里相对地独立出来，这是一个民族的美感能够成熟的关键。借用一个不太规范的词汇来概括，快感，应该是“痛”（宣泄）而后“快”，所以，叫做“痛快”。美感，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愉快”。就是说，它不完全是“痛” （宣泄）的感觉，没有那种直接的生理的感觉。它是一种相对超越了快感的感觉。在这里，是否与快感脱离，是我们审美能力高或者低的关键。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快感就是坏的，比如说中国人经常说“食色，性也”，“食”和“色”是人性的根本，也是快感的关键。我并不反对这样的说法。因为好“食”是为了维持生命，比如说大家知道，我们见到香的东西，见到甜的东西就喜欢吃。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里面含的糖和脂肪会比较多，这正是我们人体的需要。凡是人体不需要的东西，它往往就用“苦”这种方式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就不想吃它。所以，好“食”，讲究饮食是一个民族、一个人需要维持他的生命的标志。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好“色”，也不是一件坏事，它是为了延续生命。而且，是为了优质地延续生命，是为了找到最好的遗传基因，为了优质地延续生命。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从“食”和“色”里面把美感提升出来，就必须要和“食”和“色”相对地分家。当然，不能绝对的分家，如果绝对的分家就会走向另一个偏向——只要精神不要物质的偏向了。可惜，这个相对的分家中国却没有完成，因此，中国人的“美无能”也就表现得非常明显。

西方的审美能力是很正常、很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西方身体美学的建立。可是，中国是没有身体美学的。最早的古希腊时候的男性人体的审美，就说明西方人已经能够不动“性”地去欣赏男性的裸体，也就说明已经能够从对身体的快感的享受转向美感的享受了。遗憾的是，我们中国人到现在也很难做到。我们还是没有学会去欣赏身体而不是去享受身体、占有身体。这也就说明，西方的美感和快感已经相对地开始脱离开了。又过了四百年，西方又有了女性人体的审美。这就是说西方人又开始用一种不动“性”的眼光来欣赏女性的裸体，这也就又一次说明已经从对身体的快感的享受转向美感的享受了。可是，从中国人在看待《金瓶梅》里出现的身体美学中的误区，我们就不难发现，在中国，美感和快感在身体问题上的相对独立，是始终没有做到的。我们没有做到对男性身体的独立的审美的观察，我们更没有做到对女性身体的独立的审美的观察。所以，中国有一句话只能是看作吹牛皮，那就是讲女性身体的美是“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其实中国人的这种描写都是想象。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真正地观察过任何一个女性的身体。而西方则是真正地面对了一个实在的审美对象。而在这当中，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性的观察，西方人不但能够从饮食而上升到美，而且能够从性上升到美。可是，“性”却是中国最难过的一关。中国人经常说，“食色性也”，其实我们可以把这句话变一变，叫做“色食性也”。中国人始终有一种快感的感觉，可是那种美感的感觉却始终没有。这是我们在中国人的审美能力里看到的一个非常令我们痛心的事实。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还是跟中国人口唇期心理特征有关。西方的心理学经过研究，发现人的人格成长有两个关键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口唇期。也就是说，他是通过他的嘴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来判断一切的。能不能够去吃？这就是判断的标准。能吃的就是好的，不能吃的就是不好的，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到现在说话还在说“吃亏”、“吃苦”之类的话。这是一种幼儿和世界的关系。第二个阶段是肛门期。发展到肛门期就相当于一个小孩儿只知道吃的时候，他认为这个世界都是可以让他吃的。如果这个世界不让他吃，他就又哭又闹，但是后来慢慢开始知道，这个世界并不是只供他一个人吃的，他还要对这个世界有所谦让，有所贡献。什么时候他才知道呢？从不让他随地大小便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开始知道，这个世界不是他的，他必须要遵循这个世界的规则。他要想征服这个世界，那就必须有征服这个世界的能力。

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文化基本上是停留在口唇期的阶段，所以，他对任何一个事情的判断就是：有用没用？有利没利？爱、信仰和美对中国人来说，根本就是很不屑一顾的。因为中国人觉得这个不能吃。就好像我们现在有些领导还在说的话，我们就很不能理解，他们说：民主能当饭吃吗？但是当西方人进入肛门期的正常的人格以后，他就知道了，不但要追求有限的资源，而且要追求无限的资源，比如说：爱的资源、信仰的资源、美的资源，它们都是无限的。但是这个资源才是一个人真正要追求的。由此，我们知道中国人的美感和快感无法分开的原因，就是因为始终在心理发展过程中停留在了口唇期阶段。在这个阶段，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快感的水平上被理解，从来就没有被提升到美感层面。最典型的就是美貌。在中国，美貌往往没有上升到美的阶段被欣赏。美貌是什么呢？美貌是性的理由，而不是审美的理由。所以，在中国，美貌和欲望是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在那些文化水准很高的文化人的心目当中，美貌也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可以让所有人欣赏的美的对象。相反，它却是一个性欲望的最佳理由。因此，美貌也会作为误国的象征。我们中国人说“倾国倾城”。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把美貌当成是一种性的快感的最佳理由，那么，它当然只能被个别人占有，不可能被全民族所欣赏。例如，美貌往往被作为一种稀缺资源被集中在帝王的手上，而帝王的政权如果出现了问题，我们就会转过来把罪责推在美貌的身上。这就是我们中国美学“红颜祸水”的一个基本的思路。可是你看一看西方的特洛伊大战。西方人为了一个美女打了十年，十年以后，这个美女在一天早上走到阳台上眺望的时候，被下面两个特洛伊老兵看见，却赞叹说：我们为她打了十年，值得！这是为什么呢？西方人在欣赏美貌的时候已经从快感提升到了美感，战争是有罪的。但西方人却没有把战争的理由归罪于美。而中国呢？中国的杨贵妃跟安史之乱到底有多大的关系呢？其实这都是很难讲的。但是，我们把战争的罪责都放在了杨贵妃身上。这，正是中国人的“美无能”。也就是说，中国人的审美能力太低，所以，在他解释历史的时候，往往因为因此而导致了很多很多的错误。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人在生活里根本就容不下美感。换一句话说，生活中的中国人实际上没有美感，而只有一些生活趣味，所以，要不然就是性压抑，比如说把作为审美对象的女性看作圣母，到了安徽，你们一定要去看那些贞女牌坊。那就是中国男人的性压抑的结果。炮制了很多完美的女性来崇拜，恰恰说明中国人的“美无能”；要不然就是性宣泄，比如说把作为审美对象的女性看作妓女。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男性去看《金瓶梅》的时候所看到的。其实，《金瓶梅》里的那些女性，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非常正常的女性。比如说，你把你的镜头放到一个县城，放到一个乡村，你就会知道，最普通的、没有什么远大理想、连文化也没有多少的中国妇女，她就只能这样生存。她在一个非常闭塞的小县城，除了想办法争取跟丈夫搞好关系以外，她除了用自己的身体来争取和自己的丈夫建立一个统一战线之外，她还有任何的追求、还有任何的武器吗？没有啊。所以，当我们把镜头对准中国最普通的家庭的时候，我们不要故作高雅。其实，很多、很多中国最一般的家庭，它就是这样生活的。你现在看看电视上很多家庭闹起纠纷来，都是为一些很琐碎的小事，就知道，其实我们真的没有权利去批评《金瓶梅》。因为现在的中国还是一个《金瓶梅》的社会，我们也还是走在《金瓶梅》的道路上。

所以，尽管——我一定要强调——中国古代的日常生活里是有爱情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中国就没有爱情——尽管这个爱情往往是中国特色的，那是对我们两千多年的文明不负责，但是你们一定要知道，在进入美学与文学以后，中国是没有爱情的。中国的文人没有审美能力，生活里好的东西他总结不出来，生活里坏的东西，他倒是津津乐道。这是我们中国人在审美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比如说，中国人特别不爱看的其实是爱情，特别爱看的是偷情。为什么呢？我们对于生命的压抑是从对于性的压抑开始的，再美好的感情也被我们看成了淫荡。在这种情况下，性的满足就必须采取一种强刺激的方式。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性的满足就必须采取一种强刺激的方式。因为他不能够把性快感上升到性美感，怎么办呢？就要采取一种强刺激的方式。这种强刺激的方式只能用一些意外的东西来刺激他。中国小说、词赋里之所以写偷情都写得很好。道理就在这儿。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小说里写的性虐待，包括在《金瓶梅》里也有性虐待，我们往往不理解，我们觉得：啊，西门庆这个人很坏，潘金莲很坏，用这种方式来讨好西门庆。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就是中国人的生活真实，尤其是性生活的真实。《金瓶梅》只是揭开了中国两千年的那个温情脉脉的面纱，让你看到了中国人在性的方面被扭曲的社会现实。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呢？因为中国人的性快感没有向性美感转化，所以，他为了不断地加强性快感，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它扭曲为性虐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知道，中国美学是有问题的。再比如说，在生活里，中国男性都是喜欢看美女的，但是在中国美学里呢，从来就不承认美女是美。一说美女就是“倾国倾城”。那个“倾”还要念成“坑”——“坑国坑城”，大家才知道，美女就是要祸害国家、祸害民族的。再比如说美酒、美食。中国人讲究吃，到了什么地步，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很奇怪，在中国的美学里，美酒和美食从来不被美学承认。我们总是说，不要骄奢淫逸，不要铺张浪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食”的快感上升到美感。所以，孔子强调“一箪食，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在理论上他是这样讲的，但是在现实生活里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我给大家举一个最现实的例子。现在我们在报纸上看到的都是干部要艰苦朴素，但是在中国，你能举出几个干部艰苦朴素的例子呢？在美学上都是“一箪食，一瓢饮”，但是在生活里呢？都是“酒囊饭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就是因为在美学上我们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对美的需要的压抑导致对于快感纵容的享受。也就是说，在生活里我们对快感是纵容的。我们在《金瓶梅》里看到的性快感的纵容，身体快感的纵容，我们就一定要知道，这就是中国美学的本来面目，你不要再倒过来批评他，《金瓶梅》最大的真实就在于它揭露了日常生活中的中国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过去看到的是孔夫子说的中国人，庄子说的中国人，包括《西游记》里、《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里说的中国人。那些中国人我坦率地说，没有一个是真实的。上次我跟大家说过，《三国演义》里最真实的有一句话，可以放到《金瓶梅》里的，就是“一日操醉，退入寝所，私问左右曰：“此城中有妓女否？”（第16回）我们马上就感觉到了，这个曹操是个很真实的存在，他不再是一个整天祸国殃民或者整天忧国忧民的存在了。

说到这里，相信你们已经产生了困惑。你们肯定会说：不可能，中国不是到处都可以看见美吗？我的回答是：中国人到处都可以看见的美大多都是不真实的，都只是为了掩饰应该看到的美。比如说，中国人应该看到的美是什么呢？身体的美，也就是说从快感上升到美感的那个身体的美，但是我们中国人却永远要掩饰身体，中国人突出的是什么呢？是衣服。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身体的美是罪恶，他为了压抑这种罪恶，于是就把对身体的美的欣赏转嫁到了衣服上。你看一下《洛神赋》，包括中国古代画的仕女，身体是什么样？身材是什么样？三围有没有？你什么也看不见。你看见的就是衣服的线条，中国人在这里要压抑的是什么呢？是在生活中对身体的津津乐道。但是进入美学以后，它不想让这些东西进去，结果就转向了对衣服的关注。而西方人是不要衣服的。仔细比较一下就会发现，西方人为什么不那么重视衣服呢？他为什么要裸体呢？中国人为什么要层层叠叠地穿起衣服来呢？就是因为中国人的美感对付不了身体。他只有在进入卧室的时候才能对付得了身体，真正进入美学他却是对付不了的。怎么办呢？只好穿起衣服，而且要多穿衣服。熊秉明先生就曾经举例说：“中国仕女画里的人物只有衣服，衣服下面没有人体。”“像《聊斋》故事里的女鬼，抱起来，轻如无物。”他并且把这叫做“一种‘无体’的女人观。” 这是中国人的“美无能”的一个很具体的表现。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配饰。你看看古代中国女性，比如说慈禧太后的冠，慈禧太后的簪子，很多很多的配饰。这也都是中国人在正常的美的方面没有办法发挥于是就歪门邪道地想了很多很多这样其它的东西的证明。可是你看一下西方，它都是不太重要的。还有就是器物。我一直就觉得我们要仔细研究中国人对玉的感觉。中国人特别喜欢佩玉，中国人对玉的那种温润的感觉来自什么呢？其实就是来自身体。只不过我们不敢去说身体的温润，我们只好去说玉了。这样，我们就把我们对身体的罪恶感稀释在了对玉的欣赏当中。这恰恰说明中国人真正面对美的对象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还有文房四宝，我每次到安徽，看见文房四宝，作为一个美学教授，就有很多话想说，但是我没有办法去说，因为我们中国人对这种传统的东西太沉迷其中了。我多说无益啊。你看中国人书房里的很多很多的摆设，都是琐碎到了你不可想象的地步。为什么对真正的美你不去关注，却关注这些很琐碎、很琐碎的现象呢？这其中就掩饰了中国人对美的那种没有办法面对的罪恶感，于是就只好把它稀释在所有的琐碎的日常生活的器物当中。这种稀释，恰恰说明了中国人的“美无能”。还有一个很典型的就是中国明代的明式家具，你看看中国的明式家具，每次看到我就觉得中国明式家具的每一个褶皱里隐含的都是中国人的无奈。正常的生活的美不敢面对的，比如生活里的罪恶，敢去面对吗？比如生活里的痛苦，敢去面对吗？比如生活里的黑暗，敢去面对吗？都不敢面对，那么，怎么办呢？那就把这种对美的正常的审视稀释在对生活趣味的追求当中。结果中国人就做了一个心理转移，就好像我们有些女生，和男朋友闹情绪了，就跑到商店去疯狂购物。所以，我们不要对中国人的这种审美能力估价过高。这是我要给大家讲的第一个理由。

弱者强迫症：“谁‘看起来’更道德？”

下面我还要给大家讲第二个理由。前面是从美学的一般原因上讲的。我个人觉得如果我们真正要理解中国社会，那就还要看到特殊原因，那么，这里的特殊原因是什么呢？就在于我们中国从宋代开始出现的那个过分严格的贞节观。中国到了宋代的时候，社会到了最软弱的边缘，几乎是没有办法维持了。大家知道，中国的中心从西北向东南一路后退，最后一站就是杭州。但是，最软弱的民族也还是得想办法自立、自救啊。既然在物质上，军事上没有办法和强敌抗争，那就会特别要求自己队伍自身的纯洁，甚至以为只要犯一个小错误我们就要亡国。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把一种特别严格的纯洁观强加给每一个人。而这种特别严格的纯洁观事实上已经是一种心理强迫症。什么叫心理强迫症呢？就是特别关注自己的任何一点小小的失误，其原因，则来自心理的强烈的不安全感觉。得了心理强迫症的人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比如他出门后会一再地跑回来看看门是不是没关，比如别人说了一句话，本来人家只是正常地说说，可是他却要回家想几天，想一年：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他了？是不是我什么地方没做好？中国从宋代开始就患了这样的心理强迫症。我们太软弱了，我们怕因为犯任何、任何的小错误就导致亡国。所以，我们因为心理太不安全，没有了任何的安全感，于是就只能靠一个办法来自救，就是100%的纯洁。我不是很软弱吗？我不是没有安全感吗？我只有一个办法来自救，就是：我把自己维护到100%的地步，我不犯任何错误，你就没有办法进攻我了。我没有办法进攻你，但是我有办法不让你进攻我。我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100%的自救，100%的纯洁。既然没有办法控制外在的世界，那就转过来控制内在的世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就不恰当地选择了一种不恰当的生存策略。在极度缺乏安全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注意小节。

这种对小节的特别关注，在中国这样一个男权社会里就首先转嫁到了女性身上，就首先要求女性的纯洁。比如说，中国人竟然以为：女性要是不偷情的话，国家就不会灭亡，中国人竟然把它们变成了一个对等的关系，认为女性首先要守贞节，并且把这个作为了一个民族的道德建设的第一步。这个时候，男性就把他对道德纯洁的压力转移到了女性的身上。你们可以看看，中国小说里所说的“淫妇”、“荡妇”，实际上都只是指的有性魅力的女性而已。而中国美学所表扬的那些“好”的女性，其实也就是没有性魅力的女性，她把她性的魅力消解到了极点。最典型的就是那个薛宝钗。她根本就没有任何性的特征。这是我们这个民族从宋代以后所产生的一种社会现实。而这种社会现实表面上是劝人为善，实际却最最不善。我们中国这个民族特别喜欢劝人为善，喜欢说：你不道德，你要提高你的道德修养。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越是不善的人就越是喜欢指责别人不善，自己越是恨别人什么“恨铁不成钢”的，自己肯定不是一块“钢”。因为他都不是去盯着自己，而是去盯着别人。可是，他强迫别人为善，就是剥夺了别人的选择权。这本身就不是一种善。所以，这种“看谁更善良”，“看谁更不淫荡”就成为一种精神的竞赛。其结果不是比较出“谁更有道德”，而是比较出“谁看起来更有道德”。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到了宋代以后所产生的一个非常畸形的美学观。所以，我们到宋代以后，对道德的要求，对于“不淫”的要求，对于女性的要求就格外的高。在这种情况下，你拿把尺子去量《金瓶梅》，你就怎么也量不过去，本来就是美感和快感不分，你再用这样的道德竞赛的尺子去量《金瓶梅》，当然就会对它左右都看不惯，甚至会认为这是亡国之音。

比如说，我们中国的诗歌里，尤其是唐宋以后，特别喜欢歌颂“蝉”。古人认为“蝉”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餐风饮露”，就是只吃空气，其他什么都不吃，什么意思呢？它不会被任何东西所污染，它是最纯洁的，最高尚的。中国人想来想去竟然想到了“蝉”！我的天！如果用蝉的形象来要求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肯定都不合格。同样，用这种完美的形象来看《金瓶梅》，《金瓶梅》也肯定是糟糕透了。还有，梅兰竹菊。这四个东西很有些老干部和画家喜欢画，我不反对，何况，以书法入画，这四种东西也是最容易画的，但是我一定要说，这四个东西在中国文化里起到的作用是病态的，从表面上看是强调了这四个东西的高洁，但实际上，你把它放在特定的中国宋代以后的社会现实里看，就知道它强调的不是正常的审美趣味，它强调的是一种餐风饮露的道德高尚。而这种东西恰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这种梅兰竹菊实际上是中国人患了心理强迫症以后的审美表现，中国美学里的对于女性的贬低也是这样，女性只要稍微张扬一点儿，就是“淫荡”，就是“淫妇”，其实关键不在于她们的“淫荡”，而在于她们是女性。所以，对她们的要求是无穷无尽的。这种无穷无尽的要求就逼迫女性必须把欲望压缩到最小，否则就是“淫荡”，就是“淫妇”。我一定要强调，在这种审美背后所隐含的是中国男性的“美无能”。再比如说，西方文学特别流行“灰姑娘”，一个小女孩儿，开始不行，后来一下子飞黄腾达了，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心态。可是你看看中国文学里有没有灰姑娘？我倒是在中国文学里看到了大量的“灰小子”。比如黄梅戏里的董永就是个典型的“灰小子”，那样的乖孩子竟然也有艳福！这真是中国男性的“灰小子”情结，自己又不会爱，又不会美，结果他就装嫩、装乖，然后美女们就会自动飞蛾投火。类似田螺姑娘的故事也一样，漂亮、能干，帮着做饭，到书生看书时候就自动离开，又是情人，又是母亲，可又不要男人花一分钱，这就是“爱无能”的中国人的一种想象。你看梁山伯也笨得真够可以的了，一路上，祝英台怎么跟他说，他就是听不懂，他当然听不懂，“爱无能”也“美无能”啊。一个乖孩子，怎么可能听得懂呢？董永也一样，被七仙女堵着不让走，走大路走不了，走小路也走不了，就跟人家求饶，说：你怎么都不让我走呢。这就说明中国的男性喜欢“装傻”，因为他没有爱的能力，也没有审美的能力，只有一个能力，就是一见面就主动自我介绍：“小生未曾婚配”——他永远忘不了这一句，因为这一句只要一说，下面就都是美女自投罗网的事了，他什么都不要管。这就是中国美学的一个很不正常的心态。西方的那种9999朵玫瑰的故事，那种追求美女的故事，在中国，你根本呢就休想。中国都是美女提起裙摆自己猛追灰小子。所以，中国竟然造出“穆桂英挂帅”这样的故事，在宋代以后也就并不奇怪了。当然，在宋代以后，有《白蛇传》里的白娘子这样的女性，并不奇怪。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男性根本就不行了，中国的女性只有挺身而出。所以，我有时候觉得真有意思，美国人认为，总统是靠不住的，其实也就是说，“男人是靠不住的”；但是我看看中国人，他从来不敢说皇帝是靠不住的，但是中国人从来都是这样说，“女人是靠不住的”。“美无能”在这里表现得是很突出的。而且，西方是“英雄救美”，中国可很少有英雄救美的故事，倒是“落难公子被多情小姐搭救”。中国的那些美女喜欢的都是“多愁多病身”。这些男性在中国文化的长河里，既是“爱无能”也是“美无能”。在《红楼梦》里，司棋不就骂过她的男朋友？“真正男人没情义，先就走了”吗？本来谈恋爱的时候，热火朝天，主动跟司棋说“未曾婚配”，结果等到出了事，一溜烟就跑了。这就是中国的男性形象，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国的男性既是“爱无能”也是“美无能”。所以，让这些“爱无能”也是“美无能”的中国的男性去看《金瓶梅》这样的书，他不认为《金瓶梅》这样的书“淫荡”又怎么可能？！

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二 裸体的民族

“人性的真实”：我们走在《金瓶梅》的道路上

前面我分析的是中国人看《金瓶梅》为什么会得出错误的评价。《金瓶梅》本来是美学的一次进步。但是在中国传统美学观的眼睛里它反而成了一个退步，本来《金瓶梅》冲击的就是非常糟糕的传统美学观，但是传统的美学观竟然认为它是更糟糕的美学。下面，我把这个问题再推广一点儿。中国人说《金瓶梅》不好其实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还认为它暴露了我们这个民族的身体。就个体来说，它暴露了每一个男性或者女性的身体，我们中国人说：那太糟糕了。如果再推广一点儿，我们还可以说，它暴露了我们这个民族的身体。过去，我们是用温情脉脉的光环把我们这个民族的身体隐藏起来的，我们经常说，要写主流，要写光明的东西，要写主旋律，但是我们突然发现，在《金瓶梅》里这些东西都不存在了。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民族非常真实的衣食住行和喜怒哀乐。这就相当于我们在看一个民族的时候，我们也看不到它的灵魂了，也看不到它的衣服了，它就是一个裸体的民族。而这个裸体的民族一旦被《金瓶梅》写出来，我们很多很多传统的美学家就觉得太大逆不道了，也更没有办法接受。他们的理由是：《金瓶梅》写的这个裸体的中国是不真实的。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比它所写的要好得多。所以，这些美学家用一个词来批评它，叫做“自然主义”。所谓自然主义就是说，《金瓶梅》写出来的是不加提升、不加美化的生活的真实。这种生活的真实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所以，我们就批评它叫做“自然主义”。实际上，这也就是说，在写到个人的裸体的时候我们这个民族的美学就过不了关，我们“美无能”；在写到民族的裸体的时候，我们这个民族的美学还是过不了关，我们还是“美无能”，所以我们就反过来批评它仅仅暴露了“社会的黑暗”。但是，事实上这些人却忽视了，《金瓶梅》暴露的不是 “社会的黑暗”，而是“人性的真实”。

鲁迅说中国文学最大的缺点是“瞒”和“骗” 。开始是“瞒”，“瞒”着；“瞒”不住了，就“骗”。“瞒”是说，这个世界本来是这个样子的，我把它美化一下，来把它的丑恶“瞒”过去，如果“瞒”不了了呢？就改变你的眼光，就来“骗”你。这种“瞒”和“骗”实际上是中国文学一个很大的缺点。那么，从谁开始走出了“瞒”和“骗”的泥沼呢？我们一般都说是《红楼梦》，但是严格地说，应该说，是从《金瓶梅》开始的。我而且经常说，尽管从总体上来说，它不如《红楼梦》，但是其中的有些东西，它却要比《红楼梦》还要好。比如说，让你想象一个大观园你还是能想象的；但是让你还原生活的一个细胞，例如一个妓女的生活，你真的是很难做到的。那是需要很大勇气和生活积累的。但是《金瓶梅》就做到了。它还原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最真实的细胞。对于这个“最真实的细胞”来讲，性和个人的身体只是人性的真实的世界的一个突出表现。而民族的裸体，才是这个人性的真实本身，也才是《金瓶梅》真正的贡献。换一句话说，在《金瓶梅》里，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两千年来原来就是这样生活的。中国人原来就是这样的。这是第一次把生活中的真实呈现出来，第一次把人性的真实呈现出来。那一块“瞒”和“骗”的美学的遮羞布被《金瓶梅》扯掉了。我觉得这是我们在《金瓶梅》里看到的最大的贡献。

近年我总在想一个问题：我们是离《红楼梦》的世界更近，还是离《金瓶梅》的世界更近？严格地说：我们离《金瓶梅》的世界更近。我们每一个人都走在《金瓶梅》的道路上。《红楼梦》，那还是中国人的美好想象，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你看见《红楼梦》了吗？没看见。你看见的是什么呢？都是《金瓶梅》。我还要说，我这次是讲“四大奇书”，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前面的三大奇书都是不真实的。也就是说，前面的三大奇书虽然我们中国人也津津乐道，但是那是因为和中国人传统的美学观非常对应，所以，你才津津乐道，但是决不是说前面的三大奇书它所写的生活就是真实的。因为，前面的三大奇书写的是这历史故事——《三国演义》、英雄传奇——《水浒传》、神佛妖魔——《西游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在生活里你都见不到。你在生活里能见到曹操、刘备吗？你在生活里能碰上打抱不平的武松或者李逵吗？你在生活里能遇见孙悟空吗？肯定是不能的。曹操和刘备的不可能在于，他们处于朝廷之上，你不可能见到他，就好像你能轻易见到省委书记吗？那么，写省委书记的那些生活你能相信吗？宋江的不可能在于，黑社会的人你能在大街上随便就碰见一个吗？如果你不是黑社会的一分子，那你也基本见不到宋江的。孙悟空就更不要说了。所以，中国人所写的这三大生活领域，我们都应该想象它是一个神或者半神的世界。但是，有一个世界你是完全可以见到的，这就是《金瓶梅》的世界。你不要去到处张望，你就看一看中国的每一个家庭，你就都会发现《金瓶梅》的影子。当然，如果带着传统的眼光来看，你会看不下去，因为你看到的就是家庭琐事，没有《水浒传》里的故事，没有《三国演义》里的故事，也没有《西游记》里的故事，但是如果你反过来想：文学作品是不是也应该写这些家庭琐事，也应该反映这种真实呢？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你就会发现，其实，《金瓶梅》的故事是最好的故事。它是中国文学的第一次回归生活的本来面目。

《金瓶梅》的镜头：“八小时以外”的中国

我们就从《水浒传》开始吧。《金瓶梅》和《水浒传》的关系非常密切，《金瓶梅》一共一百回，其中有三十二回的文字涉及到《水浒传》。但是我们只要仔细比较一下，就会发现，《金瓶梅》的作者是非常了不起的，他在看《水浒传》的时候，在《水浒传》故事的尽头开始了自己的思考。他想到的是：《水浒传》的这些人物回家以后又在干些什么？刀枪剑戟、打抱不平、大碗吃肉、大口喝酒、大把撒钱，但是，这些事在真实生活里都是很少看到的。我们知道，到了《金瓶梅》，它就开始了一个什么变化呢？它开始写——英雄故事的尽头。就是办完这些事回家以后他怎么样呢？他喝酒，醉酒之后干什么去了？他晚上开梁山会议，开完会他从寨子里跑到乡下去扰民，他是怎么扰民的？这个时候，生活才开始变得真实起来。这个时候，生活才开始变得真实起来。其实，这样的故事尽头在《三国演义》里面也是有的。《三国演义》里有一个军官叫庞德，他是怎么参军打仗的呢？“昔在故乡时，与兄同居，嫂甚不贤，德乘醉杀之”。然后，他就投了军队。你们看，如果把这个故事独立出来，它不就是一个《金瓶梅》故事吗？还有，曹操在打仗休息的时候“退入寝所，私问左右曰：“此城中有妓女否？”如果把这个情节独立出来，再写下去，它不就是一个《金瓶梅》故事吗？可惜，在很长的时间里，却从来没有人想到这个问题。所以，这也说明，《金瓶梅》的作者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美学家。他开始了新的思考：《水浒传》里写的那些都是想象当中的故事，相当于报社社论，那我现在能不能写一点儿民生新闻呢？《金瓶梅》的作者想到了中国两千年中的“八小时以外”。中国两千年的文学都是“八小时以内”，只有《金瓶梅》的作者第一个想到了“八小时以外”，尤其是《水浒传》人物的“八小时以外”，这就是他最了不起的地方。《水浒传》，讲的是英雄的故事，大多写的是“户外”：在大路上，在山岗上，在松林里，在演武场上，在法场内外，在城堡中，在公堂上，在酒楼上……它写的大多是这样的场景，但是，它很少写家里的场景，很少写“八小时以外”。可是，我们仔细看一看，就会发现，它的文笔一旦涉及“八小时以外”，《水浒传》人物一旦回到家里，往往都是很有看头的。比如说武大郎的家，上下两层小楼，正是这个上下两层的小楼，才使得潘金莲认识了西门庆。她在二楼晒衣服，杆子掉下去砸到了西门庆。如果是在一楼，这份缘分可能就没有了。再比如武松杀嫂，这也是一个“八小时以外”的故事，但是，却是一个了解中国社会的最好的窗口。通过这个故事来展示一下中国社会，它的司法制度，它的物质文明，它的精神文明，它的朋友关系，它的夫妻关系，它的妯娌关系，它的上下关系，它的人性关系，应该说，是一个最好的角度。

《金瓶梅》选择的是“武松杀嫂”故事，这只是《水浒传》的一根肋骨，但是写出来的却是一个全新的故事，精彩的故事。

首先，《水浒传》里的武松杀嫂的故事是不真实的。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在一个法律不严明的社会，善是没有善报的，恶也是未必就有恶报的，但是，我们中国所有的故事却都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都是大团圆模式。《金瓶梅》第一次还了生活的本来面目。《金瓶梅》的作者实在是太高明了，他意识到了在武松杀嫂的背后的很多很多的真实，他开始想：这个“武松杀嫂”的故事太简单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就真的得到了维护吗？难道真的是只要英雄一出手，社会正义就被匡复了吗？一个有钱有势的男性和他的情人害了他情人的丈夫，随后被代表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英雄报了仇，这种故事是否只是在纸上大快人心？社会正义的被匡复，在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里是很少、很少发生的。一百年有那么几次就不错了。但是我们这个社会在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里却都存在社会的不公平和不正义，西门庆的大老婆月娘就说过：“狗吃热屎，原道是个香甜的；生血掉在牙儿内，怎生改得！”（第57回）因此，《水浒传》里的武松杀嫂故事是否太虚假了？是否太不真实了呢？结果，《金瓶梅》的作者就选择了让西门庆逍遥法外、让报仇雪恨的武松深陷囹圄这样一种处理方式。

其次，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批评之后，《金瓶梅》的作者又认为：在英雄和所谓的奸夫淫妇之间的差别真的很大吗？潘金莲是“淫妇”？实际上，潘金莲也是一个有正常追求的普通的中国女性，她犯法是犯法，但是我们只能说，她在追求她的感情的道路时走错了。但是，我们不能说，她就完全是个坏人。我们不能这样看问题。武松是英雄？武松有没有可耻、可鄙的一面呢？武松好得超过了董存瑞、黄继光，怎么可能呢？一个混迹于社会边缘的“愤青”，我们可以肯定他的人性也有善良的一面，但我们绝不能想象说：他好得就好像圣人一样，哪有这个道理呢？《金瓶梅》让武松也好，潘金莲也好，西门庆也好，都恢复了生活里的本来面目。在《金瓶梅》里，我们会发现，原来他们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相似之处。这样我们就看到了，这其中所谓的“坏人”和所谓的“好人”，他们一切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是那么自然，都是那么合乎逻辑。如果我们到了那个地步，或许我们也会是武松、西门庆或者潘金莲。如果我们碰到了那种情况，或许，我们也只能做这样的选择。我们也不可能做得比武松更好，比西门庆做得更好，比潘金莲做得更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有悲悯之心，我们才会知道：这个世界太多不幸，让潘金莲落到了这个地步，她想追求她的感情，但是她只能采取一种法律之外的方式，因为这个社会不保护她。而这种方式最终使得她犯下了弥天大罪。一个女性，你被许配给了别人，而你又看见他就烦，你有什么办法来解决呢？我们可以趾高气扬地去批评潘金莲，但假设你也落到了潘金莲那样的地步，你能做得比她更好吗？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知道《金瓶梅》选择西门庆和潘金莲故事是非常有眼光的。它比《水浒传》的浪漫英雄故事更容易写出我们这个社会的真实。例如，在《金瓶梅》的故事里，武松杀嫂故事被完全改写了。武松想去报仇，但是没有成功，因为杀了一个给西门庆报信的小官吏，结果被判刑、被押送走了。这样，西门庆和潘金莲就逃过了大难。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故事就发生在武松在监狱里面的这几年。而且，西门庆是自己病死的。这就打破了我们传统的那个“恶有恶报”的框框，西门庆偏偏是“善终”，也就是说，他做了坏事，但是这个社会并没有惩罚他。他不是被武松把脑袋砍下来的，而是自己病死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一个非常真实，非常合乎逻辑的社会。在这个小说里，我们就能够学到一些非常深刻的美学的基本知识和受到一些非常有用的美学的基本的训练。再如，书名叫《金瓶梅》，因为它写了西门家的三个女性，“金”和“瓶”是西门庆的两个小妾，“梅”是潘金莲的丫鬟，跟西门庆也有性关系。在中国小说里，也有写女性的，但是写的都是那种为国家做了贡献的“女劳模”或者“三八红旗手”之类，但是《金瓶梅》只是写了山东的一个县里的最平常的妇女们，她们不太识字，没有理想，也没有生活的追求，而只想跟自己的丈夫搞好关系，哪怕只是成为他的妾，也还是想快乐永远。一切就是这样。可是，这样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因为它写了中国的妾，写了中国的普通女性。过去的小说往往是只有男主角，没有女主角，女性都是配角，都是因为要表现男性的如何、如何才去写女性，比如说在《水浒传》里的写潘金莲，就也不是正面写潘金莲。而是为了陪衬武松的正义、陪衬西门庆的罪恶才写了潘金莲。它没有让潘金莲成为主角，没有把舞台的正面提供给潘金莲。《三国演义》里的女性也一样，基本上都是边缘角色。连貂蝉最后去哪儿了都没有交代，为国家做了那么大贡献的一个人，有点类似于后来“文革”的时候粉碎“四人帮”的贡献啊，可是连最后貂蝉去哪儿了都没有交代。她是个完全的配角。《西游记》里的女性以妖精著称，都是为了陪衬唐僧和孙悟空的。《水浒传》里的阎婆惜、潘巧云、潘金莲，也完全是为了陪衬水浒英雄的。但是，到了《金瓶梅》里就完全不同了。它写的大部分都是女性，而且写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女性。怎么化妆？怎么跟丈夫搞好关系？妯娌之间怎么勾心斗角？为了勾心斗角，她们做了什么？就写了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确实让我们大开眼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在中国文学作品里看到过这些东西。这种“妾的故事”，或者是“当上了奴隶”的女性和“没有当上奴隶”的女性的故事，想必是我们在当时生活里的每一天都看到的，但是在此前的文字作品里我们却从来就没有看到过妻妾之争，妾妾之争，妾婢之争，婢婢之争。现在，我们在《金瓶梅》里第一次看到了。而且，过去中国文学里的女性只是从男性的眼光去写的，写她们怎么漂亮，怎么恋爱，怎么守贞，怎么持家，包括怎么打仗，但是，女性之间的嫉妒，小气，争吵和女性之间的那些小把戏，有谁写过呢？没有人写过。在《金瓶梅》里面，它第一次出现了。例如潘金莲，她不再是一个被男性所利用的美女，而是一个有自己独立的生命追求的美女。也就是说，过去我们写潘金莲是为了陪衬别人，现在写潘金莲，就是要写潘金莲本人。这样一来，我们就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新的角度。一个我们过去所从来没有的角度。在这个意义上，我要说，它是中国小说的一个里程碑。

《金瓶梅》人物：返归乡土中国，返归世道人心，返归柴米油盐

我们就从潘金莲谈起吧，《水浒传》里的潘金莲是一个不真实的潘金莲。这个不真实首先就表现在她的起点太高，一开始就纯洁得不得了。大户要纠缠她，可是她绝对不肯依从。当然，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是没有，但是却与后来的潘金莲的性格演变衔接不上，况且，其实在中国社会里，面对财主追求而不肯依从的“喜儿”从来就很少、很少。富人欺压穷人的故事也很少、很少。他们之间大多还是采取的有所交换的方式。我们过去所了解的中国社会，女性都是“喜儿”，都是“白毛女”，男性呢？要不就是“大春”，要不就是“洪常青”，再不就是“黄世仁”。但是，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不真实的。最真实的关系其实是，当有了一定的物质交换、权力交换以后，一切关系都是可以改变的。西方有部小说，说有一对儿生活贫苦的夫妇，妻子很漂亮。有一个富人就提出：我借你妻子一晚上，你愿意不愿意？他们回答：肯定不愿意。富人说：我出五万呢？他们回答：还是不愿意。再问：出五十万呢？还是不愿意。后来说：出五百万呢？两个人开始忍不住了，商量了一晚上，回答说：愿意。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问全人类所有的人。在五百万的条件之下绝大多数人会出现什么情况？答案是可以想见的。何况潘金莲只是个下层社会的妇女，她是没有那么高的道德觉悟的。《水浒传》所想象的那种道德觉悟是强加给她的。

可是《金瓶梅》里的潘金莲就真实得多了。她先是被大户“收用”的。大户后来是怎么死的呢？就是因为跟她在一起，身体出了问题，才死了：

大户自从收用金莲之后，不觉身上添了四五件病症。端的那五件？第一腰便添疼，第二眼便添泪，第三耳便添聋，第四鼻便添涕，第五尿便添滴。自有了这几件病后，主家婆颇知其事，与大户嚷骂了数日，将金莲百般苦打。大户知道不容，却赌气倒赔了房奁，要寻嫁得一个相应的人家。大户家下人都说武大忠厚，见无妻小，又住着宅内房儿，堪可与他。这大户早晚还要看觑此女，因此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与他为妻。这武大自从娶了金莲，大户甚是看顾他。若武大没本钱做炊饼，大户私与他银两。武大若挑担儿出去，大户候无人，便踅入房中与金莲厮会。武大虽一时撞见，原是他的行货，不敢声言。朝来暮往，也有多时。忽一日大户得患阴寒病症，呜呼死了。主家婆察知其事，怒令家僮将金莲、武大即时赶出。武大故此遂寻了紫石街西王皇亲房子，赁内外两间居住，依旧卖炊饼。（第1回）

你们看，“不觉身上添了四五件病症”。这是一个《水浒传》里没有的细节。它使得潘金莲故事更生活化了。因为，在一个小县城里，一个下层妇女，她哪有那么高的道德觉悟呢？我们再看，大户把潘金莲给了武大郎，是怎么给的呢？他是把她放在武大郎家，意思是：我给你钱，你养着她，但是我还要跟她保持关系。这也是一种在生活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处理方式。更有意思的是武大郎。武大郎反抗了吗？没有。武大郎“虽一时撞见，原是他的行货，不敢声言”。我觉得《金瓶梅》这样一写就把这个故事变成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当然，我们从道德上可以说这是不好的。但是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如果我们站在中国现实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说，《金瓶梅》写得是很真实的。

然后，我们再看，在《水浒传》写潘金莲是根本不想跟武大郎过的，所以才在外面找蜂惹蝶。但是，我们看一下，在《金瓶梅》里，她就开始真实了。潘金莲确实还存在厌恶武大郎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冷静的想一想，潘金莲如果没有这个问题，她还是潘金莲吗？一切都是这个社会强加给她的，可是我们却要求她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哪怕这狗是条癞皮狗你也得跟一辈子。我们是否太不人性？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所以，潘金莲有心理活动甚至有所行动，应该说都是正常的。但是，在《水浒传》里却完全对她采取了一种抨击态度。在这个方面《金瓶梅》就进步了，《金瓶梅》如实写了潘金莲的心理活动，甚至写了看到帅哥她也愿意多看两眼。但是，她还是想尽可能地维护这个家庭的。她主动拿出了她的私房钱，给武大郎去租那个两层小楼，就是一个例证。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很真实的底层妇女。这个底层的妇女当时也就二十四岁吧。一方面，她忍受了社会给她的不公，另一方面，她仍抱有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就这一点来说，潘金莲不是一个坏人。

我们再看看西门庆追潘金莲的一个细节。《金瓶梅》里有潘金莲的九次“低头”，是在《水浒传》里都没有的：

那妇人低头笑道：“官人休笑话。”

妇人分外把头低了一低，笑道，

那妇人便低了头缝针线，

那婆娘也把眼来偷睃西门庆，又低着头做生活。

只低了头不起身，（第3回）

妇人便低着头带笑的回道，

一面低着头微笑道，

这妇人一面低着头弄裙子儿，

这金莲一面低着头（第4回）。

九次低头，显示出的是一副女儿态。我想起徐志摩写于1924年5月陪泰戈尔访日期间的长诗《沙扬娜拉十八首》中的最后一首中的一句：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这样的句子当然不适宜用在潘金莲的身上，但是，潘金莲的九次低头，说明她不是“引诱”，而是“娇羞”，却是可以肯定的。

其实，在西门庆追潘金莲的时候，潘金莲的整个儿表现都是正常的，都是有分寸的和有底线的。只要你把她想象成一个中国的底层妇女，你就知道，她已经做得不错了。她有什么理由一定要跟武大郎呢？她有什么理由就不能追求新的感觉呢？而且，在她所有的表现里，她的几次低头说明她的心里是有底线的。她没有抵抗得住，那只能是说她没有抵抗得住。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她不是一个坏人。在道德上的很多事情，我觉得我们都一定要学会善待别人。不要简单地说“你是第三者！你道德败坏！”其实，人类社会的两性关系远远比这个复杂。当然，这个不能和徐志摩的那个“低头”相比。但是，它也让我们想起了那个“低头”。因为这也是一个中国乡间妇女最有中国特色的九次“低头”。而且，这时的潘金莲真的是很真实。她想追求武松没追求到，心情很沮丧。正在这个时候，她遇到了西门庆。他并不爱他，但是却毕竟很有好感。这个时候，她就开始把对爱的追求转化为一种性的宣泄。帅哥西门庆毕竟并不令人讨厌。看一看潘金莲和西门庆之间的见面就知道了，其实潘金莲是被容貌打动的：

（看武松）这般人物壮健，毕竟有千百觔气力。（第1回）

（看西门庆）见了那人，生的风流浮浪，语言甜净。（第2回）

（看武松）这段姻缘却在这里了。（第1回）

（看西门庆）他若没我情意时，临去也不回头七八遍了。（第2回）

在这方面，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李敖。我觉得，从性格的角度，潘金莲与李敖很相似。你们看一看胡因梦的回忆录，就会知道李敖为什么结几次婚都不成功了。其实李敖也是一个“爱无能”者。他最早爱的是一个大学生。结果没追上，他为了她自杀三次，但是还是没有追上。后来这个女孩在欧洲经商，也是一个富婆。她非常蔑视李敖，从来就认为这个人不值得爱。这无疑深深伤害了李敖。后来为什么李敖那么强势？在下意识里他都是要做给这个女性看的。因此，在他的性的强势的背后隐含的，恰恰是爱的失落——爱无能。他在与胡因梦做爱的时候，甚至非常喜欢在镜子里欣赏自己的“骑术”。仅此一例，就可以看出他的一无所有。潘金莲也是这样。因此，不要一看到男女之间的事情就往淫荡的两性关系上想，动辄想起妓女和嫖客的故事，在《金瓶梅》里写的是一种非常真实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有性无爱的故事。尽管这个故事我们今天看起来觉得不是很美好。

再来看一下武松。武松在《水浒传》中是头号英雄，但是《金瓶梅》的作者对武松显然是不以为然的。我认为，这个“不以为然”是正确的，也是很有美学眼光的。一个人上了黑道，他要是不够“黑”，怎么可能上得去？林冲为什么在黑社会始终都不怎么吃得开呢？就是因为他不够“黑”。可是武松不同，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中国最著名的“愤青”，金圣叹后来评价武松的时候也说过：武松这个人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因为他特别莽撞造成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水浒传》里写武松的时候，他基本上没有按照一个很真实的性格描写的角度去写，他写的是一个理想化的英雄。但是，我们现在想一想，实际上武松这样的英雄是很奇怪的。他是黑社会中人，如果道德品质比这个社会的那些非常正面的人物还要纯粹，还要高尚，或者用一句我们通俗的话说，还要高雅，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们在看《水浒传》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想象得到，它的描写的一些失真的地方。但是我觉得《金瓶梅》的作者在这个方面实在比我们要高明得多。因为我们就是在几百年以后的现在还理解不了，但是在几百年前，《金瓶梅》的作者就做到了。这是我们一定要给《金瓶梅》的作者一个很高评价的原因。比如说《金瓶梅》里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把西门庆从武松的刀下救出来，这本身就是个很大的改变。当然，这个“救”绝不是说西门庆就是个好人，而是说，作者真实地看到了，在当时的社会里，武松这样的一种打抱不平根本就起不到匡复社会正义和公平的作用。所以，他觉得西门庆死在武松的刀下可能是一种最不真实的写法。然后，他还说，不但西门庆不可能被武松杀死，而且，武松也不可能比西门庆的道德水平要高多少。其实武松那样的一个懵懂少年的状态，绝不是一个道德的高尚状态，所以，我们不能对武松的道德给以太高的评价。而在《金瓶梅》里，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很真实的武松。

首先，武松这个人是没有兄弟情谊的。这一点在《水浒传》里就写了，但是在《金瓶梅》里又被更加突出。《金瓶梅》的第一回就叫做《西门庆热结十兄弟 武二郎冷遇亲哥嫂》。它的意思是说，在中国这个社会，从“桃园三结义”开始的朋友传统根本就是假的，这就是“热结”的意思，讽刺他，表面热，里面冷。然后说亲情怎么样呢？也是假的。你看看武松这样的英雄，成了打虎英雄，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品牌，并且被封了一个刑侦队队长，结果他就把自己这次出门的真实意图——看他哥哥——忘在了脑后，他当官后宁肯在街上闲逛，却都没有去找他的哥哥。他是偶然撞见了卖炊饼的武大郎。这真是人间闹剧。他哥哥就在身边，可是他几个月都不去找，只顾自己在这儿享受。结果，“偶然撞见”。 弄得他哥哥反过来问他：“兄弟，你今日做了都头，怎不看顾我？”（第1回）这样的人是什么英雄呢？其实，他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黑社会的人，而黑社会的人自然是没有什么亲情的。我们再看一下武松跟潘金莲的表现，《金瓶梅》是很擅于写低头的。潘金莲见了西门庆低头，武松见了潘金莲，也低头：

武松见妇人十分妖娆，只把头来低着。

武松吃他看不过，只得倒低了头。（第1回）

武松也知了八九分，自己只把头来低了，却不来兜揽。（第2回）

心里如果没有鬼，低什么头呢？每一个男性都有见到绝色美女后目瞪口呆的时候，那个时候对于美的那种惊叹的感觉确实让人震撼。看来武松到了这个时候也顶不住了，因此，看来他还是心中有事啊。否则，他为什么要“低头”呢？我们说“低头认罪”，我们从来没有说“抬头认罪”的，“低头”肯定是因为心里有事。所以，这种武松的真实的性格特征，我们在《金瓶梅》里看得比在《水浒传》里看到的清楚得多。

我记得过去有人看国内演的电视剧《水浒传》后发议论说，一看就觉得武松和潘金莲是天生的一对。实际上，潘金莲和武松也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金瓶梅》在描写的时候，就很清楚这一点，潘金莲被别人追的时候，她是“低头”的，而武松被别人追的时候，他也一样“低头”。他们两个的表现是一样的，唯一的不同是：潘金莲“低”了九次，武松少“低”了几次而已。但是，他的这种心理状态还是一样的

武松去报仇的时候，也很正常，绝对不像一个英雄。无非是吃了几碗酒，然后跪着声冤。也没有打死西门庆，倒是一上手就把自己的去给西门庆传递消息的同事打死了，结果被送进了大牢。等到再出场，已经是在第87回了，西门庆早已病死，潘金莲也被西门庆的老婆吴月娘赶了出来。此时，他的报仇也是不那么高大。我们来看两个细节。第一个细节是武松毫不客气地卷走了王婆的财产。在《水浒传》里，我们看到的武松和鲁智深犯一个毛病，就是：他只要去打抱不平，只要去杀人，他临走的时候总是要把别人家的金银餐具踏扁了，揣在怀里带走。这是武松“匪”气的一个表现，就是说，他总是要顺手牵羊，占点儿小便宜。但是占到《金瓶梅》里卷走王婆财产的地步，是我们在《水浒传》里没有看到的，第二个细节，他的侄女儿名叫迎儿，迎儿一看武松杀了人，而且武松肯定要跑，迎儿当然就会关心自己啊，迎儿就跟他说：“叔叔，我也害怕”。大英雄武松是怎么说的呢？武松说：“孩儿，我顾不得你了”（第87回）。然后掉头就跑了。要知道，他这一跑，迎儿就或者是要沦落到青楼或者是要在街上讨饭，几乎是死路一条啊，但是，他却根本不去考虑。

下面我们再看西门庆。西门庆在很多读者的心目中都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改革开放以后，又开始抬他，说他是封建社会的掘墓人，是新兴的商人。事实上，我个人觉得，这两种看法都是不正确的。实际上，西门庆就是中国社会最真实的暴发户。西门庆这种人，过去我们没有一种很真实的感受，评价不了。但是现在如果谁还说评价不了，那就是假话了。因为西门庆就是我们今天在乡间，在县城，甚至在某些城市，甚至在大城市所见到的某些商人。中国这样的商人太多、太多了。而且，如果看过《金瓶梅》你就会知道了，西门庆做生意，远远超过中国很多很多的商人。他做生意，我们没有看到一次坑蒙拐骗。他做生意是非常讲诚信的，当然他会走后门，他会拉关系，他会利用中国的潜规则去逃税避税，但是他没有坑蒙拐骗过一次。西门庆有“男女”问题，但是西门庆的男女问题没有一次是用强暴的手段获得的。他没有欺负过任何一个女人。他都是符合当时社会的准则和社会道德的。当时的社会，是可以纳妾的，也是可以到“红灯区”的。他的这两种情况完全符合当时的社会规范。我们现在去骂他，没有多少道理。何况我们现在很多的企业家都比他要坏无数倍，他们就真实地生活在我们身边，可是我们也并没有批评过他们什么。我倒不是替西门庆辩护，包括作者，包括我们现在去评论他，都并没有说西门庆是个好人，但是我不希望大家就反过来说，他是个坏人。他只是一个人而已。他身上所有的缺点，其实每一个男人或许或多或少都有，尤其是很多商人身上更如此。所以，我们要知道，其实《金瓶梅》写了一个很真实的人。他凭着自己的才能赚了钱，可是赚了钱以后又没有很高的追求，也没有去给希望工程捐款，也没有去做什么慈善义举，而是用他的钱去吃、喝、嫖、赌。如此而已。

因此，在《水浒传》里和在《金瓶梅》里的西门庆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再说那人姓甚名谁？那里居住？原来只是阳谷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也是一个奸诈的人，使得些好拳棒；近来暴发迹，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放刁把滥，说事过钱，排陷官吏。因此，满县人都饶让他些个。（第24回）

有一个风流子弟，生得状貌魁梧，性情潇洒，饶有几贯家资，年纪二十六七。

不甚读书，终日闲游浪荡。一自父母亡后，专一在外眠花宿柳，惹草招风，学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第1回）

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水浒传》里的西门庆要更坏，到了《金瓶梅》里，“奸诈的人”，“与人放刁把滥，说事过钱，排陷官吏”这类的评价都被删去了。这样的删节肯定是有其美学理由存在的。显然，在《金瓶梅》里西门庆其实也就是个不三不四的人，然后认识了一些不三不四的官员，娶了几个不三不四的女性，交了几个不三不四的朋友，他也就是这个水平而已。但是，假如说我们把这个社会还原到一个很真实的水平，那我们就应该知道，这个社会并不是由那些蒸馏水一样的人来组成的，它就是由很多很多不三不四的人组成的。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层次上有不同的“不三不四的人”。所以， 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对西门庆去苛求了。我一再说，西门庆不是一个好人，也不是一个坏人，他就是个人，就是这个意思。当然，《金瓶梅》也不是要为西门庆翻案，不是反过来要说他是新兴商人的代表。《金瓶梅》只是把这个人真实地展现出来。西方文学理论提出要塑造圆形人物，而不要塑造扁形人物，《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就是个圆形人物。所以，像西门庆这样一个在社会上特别活跃的主角，是不可能用“坏蛋”一个名词去概括的，而在《水浒传》里，我们看到的西门庆这个人就是一个“坏蛋”。

还值得注意的是，西门庆这样的人也是不可能由武松这样一个江湖汉子来主持正义，一刀就把他杀掉的。在《金瓶梅》里，我们看到的西门庆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西门庆。他不是没干过好事，但是他也干了很多的坏事。尽管这些坏事严格地来说都不是在法律的底线之下，比如说他利用他的权力去整一个人，给一个人穿“玻璃小鞋”，他利用他公安局副局长的身份把谁谁谁栽赃一个罪名后弄到监狱里，但是西门庆在干了这些事以后，《金瓶梅》告诉我们的最大真实是：他仍然有生子、加官的好运。我们中国人经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是我们在《金瓶梅》里第一次看到，一切都不是这样的。我们在《窦娥冤》之类的作品里看到的都是：善最后一定要有善报，恶一定要有恶报。但是，在《金瓶梅》里，我们看到，善没有善报，恶没有恶报。比如说，西门庆竟然得以“善”终。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受到社会的任何的法律和正义的惩罚。他是自己没事找事病死的。我们可以设想，假如说西门庆不是到处去买春药，到处去乱吃，然后到处去放纵他的情欲，他可能还要活很多年。西门庆是33岁时死的。他如果不是自己放纵自己，他活到八十岁也不是没有可能，而且也不会出现一个武松那样的人去一刀砍掉他的人头。这就是中国社会的残酷。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真实性。所以，是他自己油尽灯枯，和这个社会没有什么关系。举个例子，在《水浒传》里，西门庆和武松两个在狮子楼上打得不亦乐乎，尽管西门庆的身手显得弱了一点儿。但是在小说里，我们可以感觉到，我们可能都有一个印象，好像在这个县里，除了武松，西门庆就是老二，他们的武功好像是不相上下的。如果没有武松，这个县里，就没人能够把他摆平。但是，我们看一下《金瓶梅》，我们就发现了，西门庆成了一个很真实的商人。除了有几个钱之外，别的本事我们也没见着他有什么。武松找他报仇的时候他也吓得跳墙，躲到别人家的厕所里。他的害人之心也不是非常强，比如说他害来旺也是潘金莲三番四次地挑拨他，然后他才去害人的。所以，在《金瓶梅》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很平庸的西门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样一里他会更真实。而且，看《水浒传》你会觉得，西门庆这个人在社会上志满意得，洋洋得意，但是到了《金瓶梅》里，西门庆也成了中国底层社会的一个爬行动物，他也成了中国基层的一个小人物。他有他趾高气扬的时候，但是他也有他树倒猢狲散的恐惧。我们看到在第17回，听说他在中央的靠山倒了，他怎么样呢？我觉得书的描写实在是太准确了，他“耳边只听‘飕’的一声，魂魄不知哪里去了”。然后就是“惊损六叶连肝肺，吓坏三毛七孔心”，整个的就瘫倒了，然后就躲在家里，很长时间没有敢出门，这是一个很真实的形象，看《水浒传》的时候我们看不到。看《水浒传》的时候，我们就以为他是一个地痞流氓，天不怕地不怕，事实上也不是。

所以，大家看《金瓶梅》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它是借潘金莲和西门庆的“壳”，还中国社会之“魂”。在《水浒传》里，西门庆十恶不赦，在《水浒传》里，潘金莲是千古第一坏女人，在《水浒传》里，武松是千古第一的大英雄。但是这些东西都是玩儿概念。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中学生写的作文儿，是靠不住的，但是到了《金瓶梅》里，它开始变得真实了。我们一定要这样去看《金瓶梅》，你才能学到东西。要不然你就什么也学不到。

上面我分析了三个人物，其实《金瓶梅》里的很多人物都是非常真实的。我下面再简单提示一下：

一个是应伯爵，应伯爵大家知道，他是中国文学里千古以来写得最好的一个拍马屁的人。在我们想象中这样的人肯定是个坏人，其实也不是。其实，这样的人他也很辛酸。他为什么天天要拍马屁呢？他为什么把拍马屁拍成了一个专业呢？道理很简单，因为他的一家都要靠他的专业水平来生存。就是说，他们家要生存，就必须靠他整天跟这个朋友来往，跟那个朋友来往，然后赚点儿小钱，去蹭两顿饭混日子。他甚至经常早上没饭吃，只能想办法去占西门庆的便宜。可是，他也不是一点人情都没有。《金瓶梅》里有一个人叫常峙节，他想找西门庆借钱，可是借不来，于是他老婆就天天骂他，说：你吹牛说跟他那么好，可是借点儿钱你都借不来。常峙节实在没办法了，就去找应伯爵帮忙。应伯爵很同情他，就帮他去借，结果把钱借到手了。在这里，应伯爵有点儿像《红楼梦》里刘姥姥，刘姥姥他们家穷，刘姥姥说，咱们不是有富亲戚嘛，咱们想办法借。他们家人都不肯去。刘姥姥就自告奋勇去，刘姥姥说了一句非常形象的中国底层社会的人都会说的话：你们都是拉硬屎，不肯亲近他们。她不“拉硬屎”，结果三进大观园，最后，发了点横财。应伯爵也是这样，你也很难说他就是一个坏蛋。他只是一个很真实的人。他有他的同情心，他也有他的不知廉耻之心，但是，他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我们想一想，我们就真的比应伯爵高很多吗？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不好的心态，见到领导整个儿的身子都会矮下去，拍马屁，说软话，阿谀奉承，可是我们看到应伯爵却就讽刺，好像自己道德很高尚似的，其实一旦碰到了你的领导你比应伯爵要坏无数倍，这样的人太多、太多了。

《金瓶梅》里面的传神之笔还有很多。例如小说开始的时候有一个情节，武松听说西门庆和潘金莲有事，就提着刀去找西门庆，在《水浒传》里，是所有的人都帮武松。但是在《金瓶梅》里，不少的人却帮西门庆。西门庆不是跳到了一户人家的厕所里嘛，这是胡大夫的家，而且西门庆也是慌不择路，竟然跳到女厕所里，正在上厕所的丫鬟就喊说“有贼”，可是胡大夫一看是西门庆，却没有责备西门庆一个字，他怎么说呢？他说：哎哟，老弟，没事了，祝贺你啊，你这次死里逃生了。武松因为打死同事，已经被抓走了。你可以放心回家了。这就是当时中国社会的腐烂程度，一个真实的中国。这个细节，你在中国的任何一部小说里看得见吗？这个胡大夫应该还算是一个知识分子吧，我们说土豪劣绅，他好歹还算是个“劣绅”吧。但是“劣绅”见了“土豪”以后怎么样呢？半斤对八两。

还有一段也很有意思，是写的什么呢？是写的一些社会上的无赖想追王六儿，结果发现王六儿和她的小叔子韩二通奸，因为追不到王六儿，他们就想办法把王六儿跟韩二当场抓住，绑在一起游街。这个时候，有一个老人就出来骂了，说：叔嫂通奸，两个都应该杀头。你看看，慷慨激昂吧。但是，写到这里还是《水浒传》的写法，再往下写，就是《金瓶梅》的写法了。《金瓶梅》怎么写呢？《金瓶梅》里说，他其实是跟三个媳妇都有私通关系，而且满大街都知道。可是他竟然还说别人“应该杀头”，你看，《金瓶梅》的妙处就在这儿，于是别人就开始说他了：你老人家深通法律，这小叔养嫂子的就是杀头罪，要是公公养儿媳妇的是什么罪呢？这个老头儿一听，低着头就溜了。这就是《金瓶梅》的真实。它让我们回到了中国社会的底层。当然社会的高层也好不到哪儿去，只不过是他遮得比较严实，你看不见而已。

我们再看看武大郎，武大郎在《水浒传》里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形象。这个人胆小怕事，但是也没什么坏心。到了《金瓶梅》里，他就开始变得更加真实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想一想，一个社会上卖炊饼的人，他有多高的道德觉悟？有多高的文化修养？谁又要求他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和道德水平呢？没有人这样要求，也没有必要，否则他不是就到中学去教书了嘛？！所以，武大郎的道德水准不会很高，甚至会很低。比如，可能会小气，为什么呢？因为他每天生活在一个一分钱、一分钱地挣钱的社会环境里，在这种环境里培养出来的人相对来说，肯定是比较小气，比较自私的。但是我们在《水浒传》里却看不到。可是，在《金瓶梅》我们就看到了。我们来看一段比较：

当日吃了十数杯酒，武松便起身。武大道：“二哥，再吃几杯了去。”武松道：“只好恁地，却又来望哥哥。”都送下楼来。那妇人道：“叔叔，是必搬来家里住。若是叔叔不搬来时，教我两口儿也吃别人笑话。亲兄弟难比别人。大哥，你便打点一间房请叔叔来家里过活，休教邻舍街坊道个不是。”武大道：“大嫂说得是。二哥你便搬来，也教我争口气。”武松道：“既是哥哥嫂嫂恁地说时，今晚有些行李便取了来。”那妇人道：“叔叔，是必记心，奴这里专望。”（第24回）

都送下楼来。出的门外，妇人便道：“叔叔是必上心搬来家里住，若是不搬来，俺两口儿也吃别人笑话。亲兄弟难比别人，与我们争口气，也是好处。”武松道：“既是嫂嫂厚意，今晚有行李便取来。”妇人道：“奴这里等候哩！”（第1回）

请注意，在《水浒传》里，潘金莲要把武松留下，武大郎也附和了一句。但是在《金瓶梅》里，武大郎却没有开口。显然，潘金莲在拼命地追求武松，武松在拼命地抵挡，可是武大郎躲在一边干什么呢？在打小算盘。他心里在想：啊哟，把我弟弟弄来，那我要多花多少钱啊？还不如让他住在公安局大院里呢。这就是一个很真实的武大郎。你这样去看《金瓶梅》，你立刻就觉得：哦，很真实，很具体。

何九叔，你们还记得吧？在《水浒传》里的何九叔到了《金瓶梅》里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看这一个细节就行了。在《水浒传》里何九叔几乎就是正义的化身，他因为恶势力太强大了，他不敢出面，他就把骨头什么的都留着。说有朝一日武松回来了，我一定要替武松打抱不平。可是到了《金瓶梅》里，这个人就变得中性了。他知道这个事不对，他也想这个事将来肯定要找他做证人，因此得留着证据，但是，西门庆送他的钱，在《水浒传》里，他是原封不动留着的，在这里就变成了什么呢？“这两日倒要些银子搅缠，且落得用了，到其间再做理会便了。”（第6回）钱照花，事如果不出来，我就帮西门庆，事如果出来，我就帮武松。哪个“何九叔”更真实？当然是后者。一个中国基层社会的人，他是不会想到他的行为怎么就会对社会的公平正义产生影响的，他甚至都不会想到“公平”“正义”这两个词。他只会想到：都是乡里的邻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况他给我钱了，我不花白不花，将来有事时再说。这真是一个真实的何九叔。

王婆是一个人人熟悉的人物。王婆，在《水浒传》里是一个恶人的形象。这个人的专业水平很高，怎么去追求一个女性，她总结得是最清楚的。但是到了《金瓶梅》里，这个人的“恶”的程度却被降低了。要知道，在中国的乡间社会，村镇社会，会有很多搬弄是非的中老年妇女，她的目的也不坏，也就是想赚点儿小钱。所以，在《金瓶梅》里竟然会出现一个王婆躲雨的诗意镜头，而这在《水浒传》里会出现吗？一个做过坏事的人躲雨，《水浒传》的作者会觉得：这个时候下刀子才好，把她千刀万剐了。但是你看《金瓶梅》，她躲雨躲得竟然很诗情画意的：

那婆子正打了一瓶酒，买了一篮菜蔬果品之类，在街上遇见这大雨，慌忙躲在人家房檐下，用手帕裹着头，把衣服都淋湿了。等了一歇，那雨脚慢了些，大步云飞来家。（第6回）

“大步云飞来家”，这是一个少女才有的形象。一个老太太怎么可能“大步”地像云彩一样地跑呢？这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她曾经的那个美丽的少女时候的姿态。所以，叫做“大步云飞来家”。

再换一个角度，我要说的是，《金瓶梅》写得最好的是两类人，一类是普普通通的成年人，这些人是《红楼梦》里的贾琏们，晴雯的嫂子们，鲍二家的们，但是，《红楼梦》里的这些人都没有被真正地展开。《红楼梦》里写得最好的是那些天真烂漫的少女和一个少男。不过，这样的人，说老实话，还是好写的，因为毕竟可以凭借我们的想象。但是，晴雯的嫂子在家里是怎么过的？鲍二家的回到家里是怎么过的？你知道吗？再如贾府里的那些奶妈，她们回到家里，都是怎么生活的？如果问这个问题，《金瓶梅》就被问出来了。这些人，你看到的就是在贾府干活儿，回到他们家怎么干活，她私下里跟谁好，跟谁私通？这正是《金瓶梅》大显身手的地方。在这方面，《金瓶梅》做得是非常出色的。

还有一类就是妓女。小说里的妓女写得也是非常真实的。我们中国的作品里，一写到妓女往往就是怎样呢？或者是天生就坏，你看现在很多电视剧里的妓女，演得那个样子一看就是太做作，或者是天生就好，往往是什么被迫去做妓女，所谓“卖肉养亲”云云。但我们在《金瓶梅》里没有看到一个天生就“坏”和天生就“好”的妓女，而都是一些很真实的女性。她在社会的这种层面生存，她就不得不做这样的事，如此而已。这些妓女不比别人“坏”，但也不比别人“好”。比如说，王六儿的老公叫韩道国，我们在中国小说里从来没有看到这种情况：他默许王六儿和西门庆通奸。通奸以后，我们一般的就会看到提刀复仇，想办法把西门庆杀掉。可我们在《金瓶梅》里看到的是什么呢？两个人还是齐心合力地过日子。这样，中国社会很真实的一面就暴露出来了。王六儿虽然是跟西门庆好，但是她时时刻刻都还是关心她的老公，而且她的老公也常常跟她讨论，咱们家怎么发展，以后盖一个什么大宅院，将来到哪儿买地，等等。我们发现，他们过得非常真实。当然，他们过得不美好，但是却很真实。我们如果想到中国底层社会的生活方式，那就不会觉得这种现象很奇怪了。我们奇怪的是中国小说里为什么从来就没有这样去写。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金瓶梅》的写家常琐事。在写家常琐事方面，我们发现，它的文笔非常非常出色。它对家常琐事的描写让我们想到了俄罗斯的一部巨著——《战争与和平》，我们可以猜测，这个作者应该是一个很典型的“猪八戒”。也就是说，在吃喝玩乐方面，他很有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欢。所以，他对生活的具体的观察，实在是太体贴入微了，实在是太精致了。如果是我们，我们很可能是写成流水账式的日记，或者把这些省略掉，但是到了他的笔下，却写出了非常漂亮的几十万字。我一开始就说过，看《金瓶梅》，人们注意的多是它的“饮食男女”里面的“男女”，实际上它的“饮食”写得更漂亮。《水浒传》里的饮食我过去说过，动不动就是割几斤牛肉，筛十斤酒。这种水平确实很吓人，有英雄气概，但是吃得实在是太普通了。甚至就是炊饼和人肉馒头，实在是太低级了。连一个乡村的正常的生活水平都没有。这种东西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阅读的快感。而《红楼梦》里的饮食实在让我们害怕。我们每一次看《红楼梦》的时候，就充满了自卑感。像刘姥姥这样的人，她在《金瓶梅》里就相当于王婆，她在她的乡里未必不给人家做媒，只不过她没碰到《金瓶梅》里西门庆和潘金莲这样的事而已，刘姥姥应该是见过一些世面的，但是刘姥姥到了贾府以后，整个儿剩下的就是震撼和自卑了。我们不妨来看几种贾府的吃法，第8回里的“香糟鸭信”，第60回里的“翡翠羽衣”，还有第62回里的“胭脂鹅脯”，这些名字我们念起来都拗口，要在现在的粤菜里才有。其中最为后人称道的，是“茄鲞”你看看凤姐的介绍：

“这也不难。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鑤了，只要净肉，切成碎钉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合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子、各色干果子，都切成钉儿，拿鸡汤煨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子一拌就是了。”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道：“我的佛祖！倒得十来只鸡来配他，怪道这个味儿！”（第41回）

你们看看，一个茄子，就做成这个样子。所以，《红楼梦》写出了中国最大富大贵人家的饮食。比如说贾宝玉和袭人的关系还是不错的，袭人有病回家养病，贾宝玉去看袭人，到了袭人家，袭人的家长赶紧就做了几样菜，他一看根本就不吃，袭人也赶紧说：“不敢乱给他东西吃的”，而且，“袭人见总无可吃之物”。袭人家里并不穷，但是却做不出贾宝玉能吃的饭，你看看贾府的排场大不大？不过，要论写一般人家的饮食，那可就非《金瓶梅》莫属了。

《金瓶梅》：“民族的秘史”

总结前面的介绍，我希望你们知道，《金瓶梅》的出现确实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它真正写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裸体，因此也就让我们透过这裸体而窥测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最为内在和最为隐秘的状态。就以呈现生活的复杂程度、生动程度和深入程度而言，我没有看到中国有哪一部小说是可以超过它的。后起的《红楼梦》之所以超过它，也只是因为《红楼梦》里所写的那个理想状态是《金瓶梅》里所没有的。要说写理想状态，《红楼梦》是写得太好了。但是《红楼梦》的写现实状态，我个人的意见是：也还是不如《金瓶梅》的。打个比方，《金瓶梅》相当于一次电视直播，直播的内容就是“真人秀”。对此，你很难说它是好是坏，但是这种对生活的真实描写却确实是它的魅力所在。巴尔扎克说过，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恩格斯也表扬巴尔扎克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书记官。那我要问，中国巴尔扎克的作品是什么呢？就是《金瓶梅》。必须强调一下的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学探索。看一看鲁迅写的绍兴，看一看沈从文写的湘西，看一看莫言写的东北，看一看贾平凹写的商州，看一看福克纳写的那个自己的那个像邮票一样大小的家乡。我们立刻就会知道，《金瓶梅》的开创之功是多么伟大。我们有时候好高骛远，一写小说就写得又高又远，其实你把你身边的事写一写，同样会让别人非常感兴趣。张爱玲就学到了《金瓶梅》的真谛。张爱玲很喜欢《金瓶梅》。有一次她就跟别人说，《金瓶梅》里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那就是小歌妓爱月儿在和西门庆初识调情时说的话：“慌怎的，往后日子多如树叶儿”（第59回）。她说这句话说得非常真实。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很高，其实也是得益于《金瓶梅》的。我们看一看她的主张，她说，她的文字，是“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必也正名乎》），并讲究“分寸”感，反对“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自己的文章》）。这无疑是从《金瓶梅》学到的。

最近作家王安忆在《大家》二○○五年第六期上写了一篇文章，《小说的当下处境》，谈到她自己的体会，我也有同感：

我年轻的时候不太喜欢福楼拜的作品，我觉得福楼拜的东西太物质了，我当然会喜欢屠格涅夫的作品，喜欢《红楼梦》，不食人间烟火，完全务虚。但是现在年长以后，我觉得，福楼拜真像机械钟表的仪器一样，严丝合缝，它的转动那么有效率。有时候小说真的很像钟表，好的境界就像科学，它嵌得那么好，很美观，你一眼看过去，它那么周密，如此平衡，而这种平衡会产生力度，会有效率。

这确实深有体会的感悟。就在这篇文章里，她还以小说中的“生计”问题为例，问了作家们一个问题：小说中的人物是靠什么生活的？这真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在中国，对于这个问题，大概只有《金瓶梅》才能回答啊。

解释（“瞒”）和重构（“骗”）：严密的叙事过滤机制

从这个角度，我想要跟大家讨论一下中国美学的根本弱点。中国美学的根本弱点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没有一个优秀的叙事传统，它只有一个优秀的抒情传统。所以，在中国的文学里，诗歌的成就要远远高于小说的成就。有人以为，这是因为中国人喜欢抒情，这当然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实际上是因为中国的美学传统根本就不利于叙事。中国人擅长抒情，而且中国人写诗也不是荷马史诗式的叙事诗，而是四句、八句，二十个字，二十八字，往往就是二十个字、二十八个字就把一个朝代的故事给你写完。这是中国的一个传统。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在这个传统背后隐含的是中国人对现实苦难的逃避。现实的罪恶、现实的苦难，现实的复杂性，成人社会的一面，中国人都用抒情的方式把它逃避掉了，就好像中学生毕业时候喜欢写的贺卡，“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可是实际上我们知道，对很多人来说，他的人生永远是冬天，春天是没有的。还有很多人，他的春天太短暂了，一眨眼就过去了，冬天却很漫长。但是在我们的贺卡里永远是充满了希望，永远看不到冬天。这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中国人是非常不务实的。或者说，中国人是闭目不看社会现实的。社会的黑暗，社会的悲惨，社会的悲剧，他是永远不看的。这就是鲁迅所说的“瞒”和“骗”，这个我就不去多讲了。

不过，过去的分析毕竟缺少一些真正美学的分析。因此，我在这里还想深入地作些剖析。我们已经知道：中国美学的缺点就是“瞒”和“骗”，那么，它在美学上是怎么做到的呢？简单地说，它是借助于一套十分有效的过滤机制来做到的。

在中国的叙事文本里，记事的成分往往很少，只要一写文章，中国人就习惯于把大量的事实过滤掉。以便很快地进入想象、暗示和议论。中国人的叙事从来关心的就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对于事实的解释和重新建构。所以，我经常讽刺说，这是报社社论的写法。面对任何一个事实，中国人都不是去接触这个事实，而是只接触皮毛，然后把对我有利的事实留下，把对我不利的事实过滤掉。接着就进入一个议论的阶段，这样，在中国人的叙事文本里，永远是一个混合文本。也就是一个叙事、议论和抒情混杂的混合文本。结果，对任何一个事实，都很快就过渡到“因为”和“所以”，这就是中国人叙事的奥秘。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左传》、《史记》、韩愈、柳宗元的叙事方法。这种方法，与其说它是“叙事”，不如说它是“作文”。中国人称的“作文”，实在是太形象了。我们的叙事方法，无非是把“因为”“所以”套裁到事实的头上，然后再对事实加以掩饰。在中国，其实没有哪一个人关心事实的本来面目，他们只关心能否从中衍生出自己所要表达的意义。而如果这个表达显得特别巧妙和得体。那你就成了散文或者小说大家。《左传》的议论往往说“君子曰”、“君子谓”、“仲尼曰”，《史记》的议论往往是“太史公曰”。因此，我们不妨就把我们的叙事方法就称作“太史公曰”的文体。

从这样的角度，我希望大家可以重新观察一下中国的文学作品。那么你就会发现，比如说中国的绘画都是散点透视。你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从来都是表扬散点透视的，说它比西方的焦点透视要好，说焦点透视虽然真实，但是没有诗情画意，而我们的散点透视可以见到高远、平远、深远之类，我们可以见到前山、后山、山上、山下。但是我们忘记了最关键的一点，如果你要真实地见到一座山，你就不可能同时见到它的高远、平远、深远。你不可能见到它的前山、后山、山上、山下。如果你见到了，那你是怎么见到的呢？肯定是通过人为地剪裁这座山来见到的。所以，我对中国画不是很感兴趣。画山画得都差不多。你要水平很高才能看得懂。看什么呢？你只能看他对这座山的感觉。这就是我们说的“笔墨韵味”。他画黄山，你也画黄山，你通过他去了解黄山，那根本没用。但是你可以了解他对黄山的抒情。他通过他的笔墨的韵味可以洋溢出一种东西，让你感觉到他对黄山的感觉。其实我们中国的山水画之所以强调“笔墨”，强调“韵味”，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叙事是不真实的。中国画繁荣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在这里。

而且，在中国，我觉得小说虽然都是讲故事的，但是对它而言，重要的却不是故事，而是对故事的解释。在《金瓶梅》以前，虽然我们有《三国演义》、有《水浒传》，但是我们都没有看到故事，看到的都是对故事的解释。但是我们知道，故事是不能解释的。能够解释的故事就不是故事了。为什么呢？因为故事的存在是没有理由的。但是中国人却认为：只要是故事，就有理由。所以中国的作家写的故事都是过去时。而西方的故事都是现在时，西方的故事都是自己决定的。所以，中国的作品往往就不好看。《水浒传》里有一段话，我认为说得很好，《水浒传》第二十五回里说：“原来但凡世上妇人哭，有三样哭：有泪有声谓之哭；有泪无声谓之泣；无泪有声谓之号。当下那妇人干号了半夜。”显然，“干号”闹出来的动静最大，但也最假。我真不想这样来批评中国文学，但是，中国文学真的就是“干嚎”。动静很大，可实际上，这里面真正让你看到的却什么也没有。但是，在《金瓶梅》里，你看不到干嚎，你看到的都是“有泪有声”的“哭”，都是很真实的。

张爱玲有一句话，我很喜欢：“人生是一袭华美的旗袍，里面爬满了虱子。”可是，我们在《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里看到的，都是“人生是一袭华美的旗袍”，只有在《金瓶梅》里，我们才看到“里面爬满了虱子”。 举个例子，熊秉明先生到法国后发现：“维纳斯和夏娃，这是西方描写女体的两个题材，或者说这是西方对女体的两种看法：其一是来自希腊思想，其二是来自基督教教义。”一开始，他显然是喜欢前者，“肌肤紧密滋润，丝毫没有悲苦的痕迹”，可是后来他却喜欢起后者。他说：“我实在更爱夏娃型的女体”，“夏娃决不优美，有的人看来，或者已经老丑”，“她在世间是被贬的，她的肉体将要受难，她的诱惑是恶的，有不幸的后果的”，“突出了多艰辛，多苦难的世间感”， 但是，在他看来，这才是一种“成熟”的美。那么，对于《金瓶梅》中的女性，或者，再推广一点，对于《金瓶梅》里面的一切，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呢？我想，应该也是完全可以的吧？！

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

三 悲悯之书

人性善/恶主导假设：比《金瓶梅》趣味更低下的美学假设

关于《金瓶梅》，其实更值得注意的还是第三重误解。

当有人说《金瓶梅》是“古今第一淫书”的时候，其实犯的只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也就是说，他们犯了一个“街谈巷议”式的错误，也就是说，是一个并不专业的美学错误；后来，当有人说，《金瓶梅》是“自然主义描写”的时候，其实犯的也只是一个庸俗美学的错误，也就是说，是一个很多受过流行美学教育和训练的人往往会犯的错误，可是，当有人说《金瓶梅》“表现了对于人性阴暗面的欣赏”的时候，所犯的就是一个真正美学的错误了，这也就是说，这是那些真正的美学家们所犯下的错误。换句话说，随着时代的进步，当人门的观念日益宽容之后，关于《金瓶梅》的第一和第二重误解事实上已经不再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哪怕是在最优秀的那些美学家那里，我们却也仍旧能看到第三重误解。他们还是无法深刻地理解《金瓶梅》，也无法真正把《金瓶梅》的美学精华揭示出来。

到了这里，我这次讲课的一个核心概念——“悲悯”，也就水到渠成地到了必须跟你们见面的时候了。我要提醒你们，“悲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也是一个人是否具备美学眼光的关键。你们也都知道，我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提出了生命美学，而生命美学的核心，其实也就是“悲悯”。因此我近十年来也已经说过无数次，我要写一本书，名字就叫《生命的悲悯》。当然，在这里无法展开来谈“悲悯”的问题，尽管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此，我只能结合学术界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所经常涉及的几个概念，例如人性的复杂性，例如人性的简单性，例如“宽恕”与“忏悔”，等等，做一点自己的深入发挥，希望引起你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同时也希望你们能够因此而对《金瓶梅》的美学精华能够有一个准确的把握。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我这次的讲课现在也已经渐近尾声，可是我也希望能够给你们留下一点“余音绕梁”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悲悯”。再进一步，我还希望它不但能够“三日不绝”，而且最好能够永远“不绝”。因为，这个概念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非常值得你们一生都去学习、回味、反省。

《金瓶梅》呈现了人性的真实，事实上这已经在学术界没有争议。尽管这样一来，人性里面的那些龌龊的东西、丑陋的东西也就随之而出，可是事实上学术界也还是表现出了相当的宽容和大度。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学术界已经公认，《金瓶梅》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金瓶梅》写出了跟扁平形人物完全不同的圆形人物，写出了跟平面人物完全不同的立体人物。这说明，国内的美学家们已经逐渐跟上了《金瓶梅》的美学步调，也已经和《金瓶梅》一样，在两个方面开始有所突破。第一个方面，是认识论的“是与非”；第二个方面，是道德论的“好与坏”。过去我们的美学非常陈旧，尽管热了好几次，但是大多是“虚火”，近年来才逐渐有所进步，逐渐也才意识到，已经不能再用道德论、认识论的“好与坏”、“是与非”的眼光来评价审美对象。因为认识论的眼光只适宜于解决人类认识世界的“对”“错”问题，道德论的眼光只适宜于解决人类判断世界的“好”“坏”问题，这样的眼光可以用来看待《三国演义》、《水浒传》，但是却不能用来看待《金瓶梅》，因为《金瓶梅》已经超出了“对”“错”和“好”“坏”的判断。例如，我已经说过，《金瓶梅》呈现了两个“裸体”，一个是个人的身体的裸体，一个是民族的身体的裸体，实际上《金瓶梅》写的是一个“裸体的中国”，这就显然不是从认识论的“是非”和道德论的“好坏”来评价人物，小说中的人物也没有再被简单地分成好人和坏人。潘金莲做得是“对”是“错”？西门庆做得是“对”是“错”？ 潘金莲做得是“好”是“坏”？西门庆做得是“好”是“坏”？《金瓶梅》已经不再这样做了。它已经开始意识到人性的复杂性，也已经远远超出了认识论的和道德论的判断。举个例子，它要挖掘出“好人身上坏的东西”和“坏人身上好的东西”，“善良背后的罪恶”和“罪恶背后的善良”，这正是我们在《金瓶梅》里可以看到的。

但是，我还一定要说，我们的美学家的美学观也还只是进步到了这个地步，也还没有真正登堂入室，更还没有达到《金瓶梅》的水平。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金瓶梅》的真正美学贡献，也就始终没有被我们的美学家挖掘出来。例如，他们虽然承认了《金瓶梅》确实不错，能够写出一个复杂的人物性格、复杂的世界，尤其是好人身上也有坏的东西，坏人身上也有好的东西。不过，也正是因为他只是这样来看《金瓶梅》，所以，他对《金瓶梅》的评价就还不是很高。具体来说，这些美学家尽管承认了人性的复杂性。但是却又都强调人性的复杂性里面应该有一个主导方面。这是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玩儿的把戏。即使承认了人性的复杂性，但是也还是要强调说：那人性里面总要有一个主导的方面啊。因此还要问：是好的方面是主导的，还是坏的方面是主导的？这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只是退了一步而已。承认人性是复杂的。但是又强调，其中应该有主导的方面。可惜的是，用这样的眼光来看《金瓶梅》，就不可能看到《金瓶梅》的“绿肥红瘦”。因为站得实在是比《金瓶梅》还要低。结果他们就会说：人性确实是复杂的，但是——你们要注意这个“但是”， “好人的坏”毕竟是“好”中的“坏”，“坏人的好”也毕竟是“坏”中的“好”。于是，他们就还是要求回答：西门庆到底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 潘金莲到底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他们是“坏”中有“好”，还是“好”中有“坏”？不难看到，这些美学家的美学观还是不那么彻底。尽管承认了这个“好”很复杂，那个“坏”也很复杂。但是更强调的却仍旧是——“好”毕竟是存在的，“坏”也还是确定的。再复杂，他也是个好人；再复杂，他还是个坏人。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就还是会批评《金瓶梅》。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还是没有脱离我们传统的那种二元对立的模式，也还是没有摆脱那种陈旧的审美模式。你们都一定记得，你们从小被家长、被老师带着看电影的时候就已经被教会了一个很不好的审美习惯，一进电影院，第一个念头就会问：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可是你们的老师去却从来不教你们：实际上，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真的很不重要。或者说，真的不很重要。因为一个人是“好人”或者“坏人”，只是我们对他的评价，而跟他本人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当我们用“因为”和“所以”剪裁世界、剪裁人物的时候，我们的世界就已经变得单一了。也就是说，一个很复杂的世界，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就这样被我们的眼光把它剪裁得单一了。

“可怜”却不“可恨”：“人性的有限性”的觉醒

简单地说，《金瓶梅》让我们的美学家最理解不了的，其实就是两个字：“悲悯”。我觉得，《金瓶梅》就是“悲悯之书”。你们可能还记得，过去我也一直讲，《红楼梦》就是“爱的圣经”。那么，《金瓶梅》呢？意识到了《金瓶梅》的“悲悯”之心，才是真正把握了《金瓶梅》的美学贡献。那么，什么是“悲悯”呢？就是对坏人，对所谓的“人性的阴暗面”也要存同情之心。对好人存同情之心，谁都能做到，好人夭折了，好人遭受了厄运，谁能不同情他呢？可是对坏人你能不能同情他呢？这就是检验你美学眼光的非常重要的尺度。在这个方面，我们才看到了《金瓶梅》的突出贡献。因为按照认识论的眼光和道德论的眼光，对于《金瓶梅》里面的人物，我们肯定会认为：都是坏蛋！但是，按照《金瓶梅》的眼光，我们却竟然还要去同情他。在这个地方，我们才最终看出了极其微妙的美学差别，我们经常说高手和高手过招就是比划两下就可以结束了。只有两个水平不高的人才会一打就打得昏天黑地的一连几天几夜。要我说，能不能看到《金瓶梅》的悲悯，就是你是不是一个美学高手的最简单的标准，也是你是不是真正跟我学到了美学眼光的最简单的标准。

从国内美学家的现有水平来看，他们显然还无法理解《金瓶梅》的“悲悯”。因为他们现在的美学观虽然变得比过去复杂了，但是还是没有脱离过去那种二元对立的模式，而且，这种美学观也是和“悲悯”无法共存的。从最根本的角度，它导致的只能是人和人之间的普遍敌意。“怨毒之心”、“仇恨之心”和 “置之死地而后快之心”，则是必然的归宿。可是去看一下《金瓶梅》，你就会发现，《金瓶梅》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去做一个精英分子或者说道德审判官——“精英分子”，就是要求一个认识论的是非判断，“道德审判官”，就是要求一个道德的好坏判断，它没有这样去做。它是怎么做的呢？它是对人间的一切苦难和人生的一切悲剧都去同情着、惋惜着、痛苦着的。我们在《金瓶梅》里看到的是，它不仅为受苦者、被害者、被压抑者、怀才不遇者、饮恨含冤者一掬同情之泪，在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说，我们很多很多的美学家都是能做到的，而且，他也为那些残暴、昏庸、阴险、狡诈、贪婪、无耻、懦弱、欲害人而最终也躲不过悲惨命运的人而深深的悲哀。这个东西，中国文学里在它之前就没有哪部作品能够做到了。

那么，为什么我们到现在也理解不了《金瓶梅》呢？为什么到现在我们也只是慢慢承认了世界的复杂，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在《金瓶梅》身上看到真正的美学贡献呢？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美学到现在没有解决第二个问题，就是——人性的有限性。

我们现在终于承认了人性的复杂性，但是我们没有承认人性的有限性。什么叫“人性的有限性”呢？就是我们必须要看到人的“可怜”。好人不用多说，好人如果失败了我们都知道要可怜他。可是，坏人失败了呢？如果坏人他很坏，那么坏到最后我们是仇恨他，还是怜悯他呢？就以希特勒为例，他在人类的历史上永远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但是在美学上，你要把希特勒写到什么样的地步，他才是一个美学的希特勒呢？那就是“可怜”。如果写希特勒写到最后让你觉得这个人太可怜了，是可怜，而不是可恨，那你在美学上就是成功的了。再以我过去看到过的一个小故事为例：在拿破仑军队里曾有一个年轻人犯了必须要判死刑的重罪，行刑前一天，年轻人的母亲去见拿破仑，祈求他的怜悯。拿破仑说：“妇人，你儿子犯下的重罪不值得怜悯。”母亲却回答说：“我明白，可是假如他犯的重罪值得怜悯，那怜悯也就不是怜悯了。”显然，怜悯就是对不可怜悯者的怜悯。如果写这个年轻人写到最后让你觉得这个人太可怜了，是可怜。而不是可恨，那你在美学上也就是成功的了。在这一点上，我要说，我们所有的美学家都还跟不上《金瓶梅》。

这些人为什么可怜呢？因为他们都是自己的有限性的奴隶。《金瓶梅》开篇的一段文字很值得注意，因为作者一上来就已经把自己的“悲悯”和盘托出，他说：“世上人，营营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欲关头，打不破酒色财气圈子。到头来同归于尽，着甚要紧！虽是如此说，只这酒色财气四件中，惟有“财色”二者更为利害。”它是“生我之门死我户”，因此“这‘财色’二字，从来只没有看得破的”。作者还说：“只有那《金刚经》上两句说得好，他说道：‘如梦幻泡影，如电复如露。’见得人生在世，一件也少不得，到了那结束时，一件也用不着。”（第1回）《金瓶梅》把这一切概括为“无常”。而这“财色”的“无常”，其实也就是我在前面隆重推出的人性的有限性。在《金瓶梅》里，所有的人都受人性的有限性的限制，也都是“身不由己”的。作为个人，他不可能看得很远，他的目光必然比较短浅。可是他往往为了短浅的目光偏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西门庆不就是这样吗？潘金莲不也是这样吗？他们实际上并不是坏人，当然也不是好人，他们就是人。这是我在讲《金瓶梅》的时候反复在说的一句话。他们无非是想过得更好，但是，他人性的有限性以及他所置身的山东某县城的那个非常肤浅的人性环境，使得他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他们并不是有意识地想害别人或者伤害别人。他们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情欲而不得不去伤害别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情欲，他们最终只好采取伤害别人的办法来实现。比如说潘金莲，潘金莲一开始就想把武大郎害死吗？肯定是不真实的。潘金莲是想维持这个家庭的。但是她更想维持她渴望的那个美好追求。最后，她走了错路。所以，我们如果简单地说她“可恨”，我们就没有学会美学。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前途，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的时候，可能都要做一些坏事，只不过我们做的坏事没有潘金莲那么坏而已。或者说只是我们没有被逼到潘金莲那个地步就是了。在这个时候你再去看潘金莲，你就不会觉得她“可恨”，而是认为她“可怜”。在这个时候，你们就会发现，在《金瓶梅》里能够看到的是人的无力和软弱，看到的是人像没头苍蝇一样每个人都在撞来撞去，看到的是每个人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跑来跑去，但是最终，他们的命运无一例外地走向失败。所以，他们非常“可怜”。

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中国二十世纪有一个新儒家大师叫牟宗三，他在很多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叫《红楼梦悲剧之演成》，他说人类的悲剧有两种，一种叫“有恶而不可恕，以怨报怨，此不足悲”，这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种悲剧，有好人也有坏人，但是那个坏人竟然坏到了不可饶恕的地步，他说如果一个作家写出了这样的悲剧，写出了这样的坏人，他就是失败的。第二种是“有恶而可恕，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此大可悲也。”我们看到的《金瓶梅》就是“有恶而可恕”。就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西门庆最后弄得这样下场，他不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吗？潘金莲落到这样的下场，她不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吗？她也想过得很快乐，最后她反而不快乐，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她被人性的有限性所害。她最终没有走出人性的有限性。因此，牟宗三说，什么样的美学才是好的美学呢？“饶恕一切，乃能承认一切，必须超越一切，乃能洒脱一切”。显然，这一点《金瓶梅》是做到了，而我们所有评论《金瓶梅》的教授，美学家，却大多都没有做到。

我们下面看一看梁漱溟，梁漱溟也是二十世纪新儒家的大师，我们看一下梁漱溟怎么说吧——

所谓对人类生命有了解是什么？就是了解人类生命当真是可悲悯的。因为人类生命是沿着动物的生命下来的；沿着动物的生命而来，则很近于一个动的机器，不用人摇而能自动的一个机器。机器是很可悲悯的，他完全不由自主。我之所谓可悲悯，就是不由他自主。很容易看见的是：我们活动久了就要疲劳睡觉，不吃饭就饿，很显著的像机器一样。其他好恶爱憎种种情欲，多半是不由自己。看这个贪，看那个爱，怠忽懒惰，甘自堕落，不知不觉的他就那样。照我所了解的，人能够管得住他自己的很少。假如好生气，管住不生气好难！在男女的关系上，见面不动心好难！他不知怎的念头就起了。更如好名、出风头等，有时自己也知道，好歹都明白，可是他管不了自己。

因为我对人类生命有了解，觉得实在可悲悯，可同情，所以对人的过错，口里虽然责备，而心里责备的意思很少。他所犯的毛病，我也容易有。平心说，我只是个幸而免。……这样对人类有了解，有同情，所以要帮助人忏悔、自新；除此更有何法！人原来如此啊！

这段话收在梁漱溟先生的《朝话》一书里，人是一个没头苍蝇，当他生下来以后，就要不由自主地寻找最好的归宿。但是在寻找的过程中，绝大多数人的下场是——可怜。有个别人当然是成功了。他给我们人类树立了一个很美好的样板。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这永远是个别人。我们所看到的西门庆和潘金莲却代表着绝大多数又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在任何一个县城，在任何一个乡村，在任何一个小城镇，你能看到贾宝玉还是能看到西门庆呢？你能看到林黛玉还是能看到潘金莲呢？当然都是后者。所以，梁漱溟就对我们说：一切实在值得悲悯，实在值得同情。所以，我们不要过多地去责备别人。即使责备别人，心里也要责备的意思很少。为什么呢？因为他所犯的毛病我也很容易有，平心而说，我只是有幸而免。我只是有幸避免了而已。如果你也落到了潘金莲这个地步，也被社会蹂躏来、蹂躏去，弄到了最后除了杀人这个办法，也再没有办法来获得自己的幸福和快乐的地步时，你能怎么做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知道，她很可怜。在法律上当然我们要判她的刑，但是在美学上，我们一定要说，这样的人很可怜，因此我们一定要改变这个社会，给所有人以一个公平正义的发展机会。这才是我们的美学目的，总之，我们的美学应该是帮助人忏悔自新的，而不应该是怂恿人仇恨的。

“宽恕”之心与“忏悔”之心

在这个基础上，我要告诉你们，真正美学的眼光应该是对人类悲剧性命运的“宽恕”和“忏悔”。我觉得真正的美学眼光最少肯定是两部分组成的。一个是“宽恕”，一个是“忏悔”。

对这个世界，我们首先要存“宽恕”之心。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悲悯”并不是指向人性中的优点的，优点不需要悲悯。只有缺点才需要悲悯，只有失败才需要悲悯，只有罪恶才需要悲悯。因为悲悯首先是因人类的局限性而“悲”，它首先永远要说：我又一次看到了因为人类的有限性所导致的失败，然后是为人类的有限性而“悯”。也就是说，他首先面对的是人类的局限性，这就是“悲”；然后它对人类局限性的态度是同情，这就是“悯”。我以后还要开《美学与西方文化》，会开讲西方的经典作品，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去选。那个时候你们就会看到，西方所有的作品都是这种思路。你去看西方的莎士比亚，去看西方的《浮士德》，去看西方的《堂吉诃德》，你马上就会看到“悲悯”。你马上就看到了西方因人类的局限性而“悲”和为人类的局限性而“悯”的全部美学过程。比如莎士比亚的《麦克白》，麦克白的犯罪要比西门庆的犯罪更厉害吧？但是你看莎士比亚是不是对他存悲悯之心？麦克白绝对是个杀人犯，而且是政变的凶手。但是莎士比亚对他的悲悯之心反而更强烈。为什么呢？因为麦克白本来也是一个善良的人，但是他的生活道路走错了。因此他很可怜。但是无论如何，他都并不可恨。《金瓶梅》也是一样，《金瓶梅》里的人物没有精神，没有理想，是有限性的奴隶、“财色”的奴隶，这都是我们经常批评的吧？确实是这样，不错。但是，你从哪个角度去批评呢？你认为这些人是可怜还是可恨呢？这就划分出了《金瓶梅》和我们很多美学教授的区别。我们很多的美学教授基本上是认为，这些人可恨。而《金瓶梅》在三百年前就告诉我们了，他们可怜。这就是“宽恕”之心。

那么对于作家的自我定位呢？我们一定要存“忏悔”之心。一定要放弃高高在上的精英立场和道德立场，一定要意识到，我们和所有这些可怜的人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关系，只不过他们走了“一百步”，而我们只走了“五十步”。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去趾高气扬，没有理由去颐指气使，没有理由去志得意满，我们应该去警醒自己。这个时候，你剩下的，就是谦卑了。也就是说，每天都去反省自己，看到别人有错误，就想到自己也可能犯错误。这个时候你就培养了一种谦卑之心，借用海明威引用的那句著名的话“丧钟为谁而鸣？”，不要说丧钟为西门庆而鸣，丧钟为潘金莲而鸣。这是错误的，丧钟是为所有人而鸣的，这是我们必须把握的美学心态。我们不能只描写别人留给自己的伤痕，不描写自己留给别人的伤痕。不能只揭示别人心中的恶，不揭示自己心中的恶。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可能有的自高自大的通病，有时候包括杜甫、李白也不能免俗，你看李白，不就是个皇帝召见的事吗？竟然就狂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说这种话吗？托尔斯泰可能说这种话吗？不可想象。其他的像怀才不遇、愤恨抱怨、愤世嫉俗，其实都是这样的东西。但是，在这样的审美态度里，我们一定要知道，缺乏的正是那种非常重要的美学态度——谦卑。

潘金莲的人格畸变：膨化的自尊背后蜷缩的自信

例如潘金莲，很多人都是骂潘金莲的，但是《金瓶梅》里如果没有潘金莲，它的好看程度跟现在比又会如何呢？“骂金莲恨金莲，不见金莲想金莲”，这是社会上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应该说，也反映了人们的一种真实看法。潘金莲是一个很真实的社会底层的人，可怜到了她的名字都是用她身体的某一个部位来命名的地步。她没有任何背景，她也没有任何的社会关系。她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武器。她只有倾“县”倾“城”的容貌，只有令男人心动的身体。结果她倾尽了全力，她曾经挣扎着生活过，她也试图努力去爱过，但是她却没有得到她想得到的幸福，而且还犯了罪。她确实错了，我们也没有人说过她对。但是，谁敢说自己就对呢？谁敢站出来说，他/她的一生就绝对不是潘金莲，就完全就是一个道德圣人，谁敢说这样的话呢？全世界都找不着。所以，你站在这个角度，你就知道，其实我们只是站在“五十步”的角度来看“一百步”的潘金莲。这时候你就会同情那个走到了“一百步”就再也走不动的潘金莲。《金瓶梅》好就好在，它意识到了自己是站在“五十步”的地步，因此它并没有去笑走到了“一百步”的潘金莲，而是去同情她。

潘金莲也曾经天真烂漫，而且一直有其天真烂漫的一面，否则县城里的第一帅哥西门庆也不可能那么喜欢他。你看她在看灯会的时候的神态：

惟有潘金莲、孟玉楼同两个唱的，只顾搭伏着楼窗子望下观看。那潘金莲一径把白绫袄袖子儿搂着，显他那遍地金掏袖儿，露出那十指春葱来，带着六个金马镫戒指儿，探着半截身子，口中磕瓜子儿，把磕的瓜子皮儿都吐落在人身上，和玉楼两个嘻笑不止。一回指道：“大姐姐，你来看，那家房檐下挂的两盏绣球灯，一来一往，滚上滚下，倒好看。”一回又道：“二姐姐，你来看，这对门架子上，挑着一盏大鱼灯，下面还有许多小鱼鳖蟹儿，跟着他倒好耍子。”一回又叫：“三姐姐，你看，这首里这个婆儿灯，那个老儿灯。”正看着，忽然一阵风来，把个婆儿灯下半截割了一个大窟窿。妇人看见，笑个不了，引惹的那楼下看灯的人，挨肩擦背，仰望上瞧，通挤匝不开。（第15回）

当然，她也确实做了一些恶事，但是她又能怎么样呢？在那样一个她已经根本就没有了起码的生存选择机遇的环境里，在那样一个妻妾之间彼此倾轧的环境里，她不这样做又能怎么样呢？我们这个中国社会给她的社会条件是最差的，但是她所做出的努力也是最强的。我在前面讲过，在我的感觉里，潘金莲完全就是一个“行动的人”。她每天就是在拼命地说话，拼命地行动。为什么呢？她要抓住一切机会，为自己争快乐，争自由。中国长篇小说里，一个女性快言快语，说得最多的一次，而且是一口气说出来的话是多少字呢？八百字。这是王熙凤的首创。王熙凤可以一口气说八百个字。这是很厉害的，而且这八百个字要字字珠玑，要比我们的主持人水平还高。按我策划节目时候的要求，主持人必须在三十秒钟左右就要出一个亮点，绝不能光说废话。在这方面，王熙凤的八百个字是非常精彩的。但是我告诉你，潘金莲超过了王熙凤的记录。潘金莲一口气说了一千多个字。而且这一千多个字绝对达到了文学作品里的最高的水平。当然，或许生活中还能够有个别妇女超过她的水平——我见到的最精彩的一次是有一次我回湖南老家的路上，那时候我还很小，在火车上看到有人吵架，开始是两个男的吵，后来那个男的的老婆上来帮他吵，她一上来就是一口气就几百个字、几千个字地井喷而出，对方那个男的马上就被她打哑了，根本就接不上嘴了啊，真是排山倒海的连珠炮啊。但是，一个人为什么要不停地说这么多话呢？肯定是因为她要得到什么，肯定是因为她缺什么。所以，她才会说这么多的话。所以，我希望各位一定要知道，潘金莲是很苦的。她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她的身体。她要用这个美丽的身体换来很多很多她想要的东西。然而，最后她换来的却是武松的一刀。这就是她的可怜。

具体来说，潘金莲的可怜在于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女性的美女。在我们人类社会的美女里，她是最女性的，也就是说最“美女”的。什么意思呢？这个人什么都不要，她只要情投意合。她只要有她的另外一半儿。这样一个人，基本上没有受到历朝历代的那些美女模式的影响，比如说想成名，想成家，想相夫，想教子，想贤妻，想良母？她都不想。她只想一个，就是——她要有感情寄托。但是很可惜，她的感情寄托失败于武松。她第一次看到身材凛凛，相貌堂堂的武松的时候，她就说，这就是她一直想找的男子汉。她认为，这才是她心慕已久的“男儿汉”，也只有他才配抱她的“羊脂玉体”。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她看武松和看西门庆的眼光是不一样的。她爱的是武松，否则在《金瓶梅》里，最后不会武松跑回来后骗她说：我还要娶你，潘金莲立刻就跑去找武松了。她怎么连起码的防范常识都没有了？为什么呢？说明她其实还是有爱的。尽管她杀了武大郎，但是她还是有爱的。否则你想想，武松用这样的雕虫小技，就守在家里没动，就捎个信儿，潘金莲为什么立刻就跑去了？所以，我们知道，她对武松还是有感情的。当然，这也与她过于自信、过于相信自己的美丽，过于相信自己的身体这个老毛病有关。而她对西门庆，就只有性。她一开始就知道他“风流浮浪”，她看武松是看武松的肩膀，“这般人物壮健”，“毕竟有千百觔气力”，看西门庆是看西门庆的花言巧语，“那人生的风流浮浪，语言甜净”。这就是她找爱人（丈夫）和找情人之间的区别。她看武松明明是有爱的，但是在有爱而不得的时候，就因爱而生恨。她并不爱西门庆，她只是对西门庆有好感。所以，她跟西门庆是有性的，只是性的诱惑。看武松时，她就明确地说了：这段姻缘却在这里，她看西门庆就完全是一种挑逗了。“他若没我情意时，临去也不会回头七八遍了”，这无疑是一种对性诱惑的猜测。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去理解她嫁西门庆以后各种各样的做法。

而且，我一直觉得武松在这个问题上也是负有一定责任的。潘金莲这个人，她的求爱的起点太低太低了，她所见过的男人是全世界最差的。无论是论性能力，还是论文化品位，还是灵魂指数，都是全世界最差的，就好像白雪公主没有嫁给王子，而是嫁给了七个小矮人中的一个。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反而就膨化了潘金莲的自尊。结果潘金莲就认为，她是非常强大的。恰恰是她非常懦弱的丈夫造就了她非常强大的人格。这个“非常强大的人格”是有病的。当这个强大的人格碰到了武松的时候，无疑就有可能会受伤。武松也是一个心理人格非常强大的浑小子，武松什么事都不懂，类似一个当代“愤青”，根本就是茅塞未开。其实，武松见了美女也是惊心动魄的，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处理。结果，他就几次“低头”。我上次总结过，这就叫“爱无能”。但即使你不要这份感情，你起码要尊重别人吧。他却连对别人的尊重都不去考虑，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认识你，我的拳头不认识你。结果这样事实上就造成了潘金莲的一个心理创伤。而这样的心理创伤它一定要宣泄出来，不宣泄是不可能的。当她得不到爱的时候——尽管这个“爱”是她想象的，她就要退而求其次，就要得到“性”。这个时候，她遇到了本县第一帅哥——西门庆。她追求第一“愤青”没追求上，就退而追求第一帅哥。你们可以留心，从这样的眼光去看，你立刻就能看懂《金瓶梅》了。要不然你就是“好人”、“坏人”、“淫妇”、“奸夫”的绕来绕去，这些词一用，你顿时头就晕掉了。后来她遇到第一帅哥西门庆以后，西门庆对她正好也有意，这样，她就把感情转嫁到了西门庆身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她和西门庆之间的关系主要的是一种性的关系。也就是说主要是身体的关系。她是在用她的身体来争取她和西门庆的对等。所以，你可以发现，她对西门庆是不客气的。别人见了西门庆都是毕恭毕敬的，她却喊西门庆什么“我的俏冤家”。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她认为她跟西门庆是对等的。

接着又出了第二件事，对她的打击很大。西门庆答应娶她以后，就把她扔在一边几个月不去找她，又忙着娶了孟玉楼，孙雪娥，忙着娶了两个小妾。回过头来，才想起来潘金莲。这个对潘金莲的心理打击是非常大的。因为潘金莲这个人实际上她是非常自卑的，她也想追求她的正当的婚姻状态和有爱的状态，这些东西我们都不能非议她，但是当她追求的时候，她什么武器都没有，结果她输给了一个有钱的孟玉楼，这样就使得她的心理变态会越来越强烈。我们仔细去看一看，我们就会知道她的心理变态会越来越强烈。她用什么去跟他对等呢？身体。而且，除此以外，她也再没有别的什么武器。比如说金钱，她有吗？比如说出身，她有吗？比如说生育，她有吗？潘金莲最嫉妒别人，最受不了别人的就是怀孕。一听说别人怀孕，她立刻就气得“吐血”。她想把西门庆控制在她自己的手里。尽管这个“控制”并不包含多少爱的成分，但是性的成分也是一种占有啊。动物的占有不就是性的占有吗？她希望在性的占有上得到的是一个完整的西门庆。但是西门庆做不到，因为她没有任何的除了身体以外的条件。在这个时候，她的情绪就会爆发，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一个非常可怜的潘金莲。她的自卑心理导致了她处处好强。而且，她因为跟西门庆只有性的关系，所以，她就一定要把所有威胁到她跟西门庆的这种男女关系的人打掉。因为她没有别的关系可依靠，金钱关系，她笼络不住西门庆，婚姻关系，她只是一个小妾，而且排在第五，还有什么婚姻的保证呢？她还有什么呢？她什么都没有，就是会唱两首流行歌曲，然后就是长得很漂亮，如此而已。而且长得漂亮也不是特别漂亮，在小说里就写了，她的皮肤不如李瓶儿。她的脚也不如另外一个西门庆喜欢的宋蕙莲的脚小。所以，她没有任何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潘金莲就被这个社会逼出了无限的怨毒的心态，所谓 “专爱咬群”。她的无限的怨恨使得她从开始的时候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妇，从开始的时候一个生活状况很差但是还是有美好追求的少妇，一步步变成了一个怨妇，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恶妇。那个时候，她的自尊心就变得特别的强烈。就好像一个人被刺激以后，任何一点儿小事，他就会激烈反弹。我们在班上也会看到这样的同学吧。他的自信心越是差，他的反弹就越是强烈。别人说他一句，本来是很正常的、无心的，他就以为是有心的。潘金莲最后就落到这个地步了。这一点在第79回表现得很典型。“月娘道：‘王三官儿娘，你还骂他老淫妇，他说你从小儿在他家使唤来。’那金莲不听便罢，听了把脸掣耳朵带脖子都红了，便骂道：‘汗邪了老淫妇……’”潘金莲当然不愿承认自己当过人家的使女，所以她一听这话便骂了起来。潘金莲还有一个毛病，就是特别喜欢听篱察壁，安插耳目，即所谓“设影子”。仔细想想，这也正是她的安全感太差，心理极为脆弱的折射啊。而且，她最后不仅反抗得特别强烈，害人也害得特别强烈。包括最后她下手也特别狠。一步步逼死宋蕙莲。但是还不解气，还要用刀剁惠莲的绣花鞋：“取刀来，等我把淫妇剁作，掠到茅厕里去！叫贼淫妇阴山背后，永世不得超生！”而且对西门庆道：“你看着越心疼，我越发偏剁个样儿你瞧。”（第28回）李瓶儿的小孩儿被她害死了，她自己的小孩儿也被她扔到马桶里，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这种生活的氛围里，她不得不变得更加好斗，性格中恶的成分不得不越来越大。

看了这个过程，我们就会知道，这个社会太残忍、太残忍了。像潘金莲有这么优异的身体条件和容貌条件的人都落到了如此的下场！我们应该首先恨的是这个社会，而不要动不动就说潘金莲如何、如何。一个人如果被许配给了县城里最丑的人，而且这个人连性的能力都没有，那么，她还要怎么做我们才满意？你们一定都知道“出污泥而不染”这句话，但是我希望你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很多人都是陷在了污泥里而且成为了污泥的组成部分。“出污泥而不染”是我们民族很美好的理想，但是看看谁“出污泥而不染”了呢？很少啊。这个社会最糟糕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污泥程度太严重、太严重了。所以，我经常说闻一多“五四”时候写的《死水》绝对正确。如果这个水不是活水，它发臭了，臭到了不能喝，不能饮用。如果你喝，如果你饮用，你的下场是什么呢？无非就是和这个水一样臭。潘金莲喝了，因为她没有别的水可以饮用。她也曾经拒绝，她会说：我宁可渴死我也不饮用，可是到最后，渴到要死的时候，她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了饮用。结果她变成了坏人。这就是潘金莲。所以，我们要更多地去看这个社会对女性的摧残，而不要过多地去看这个女性本身如何、如何。整个社会包括她的家庭其实就是一个妓院，但嫖客却只有西门庆一人。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她怎么能够像人一样有尊严地活着、高贵地活着？如果不是生在这样的“妓院”里，她会杀武大郎吗？她会跟武二郎弄到那种生死的恩怨情仇的地步吗？她会心甘情愿地给西门庆当妾吗？或许，她应该是我们“超级女声”当中的一员呢！你们看过《金瓶梅》吧？潘金莲对当时的流行歌曲的熟悉程度在《金瓶梅》里是数得着的，因此，参加“超级女声”她绝对够份儿。但是，社会给她提供的条件太差了、太龌龊了，最终她失败了，并且犯下了谋害丈夫的大罪，最后被武松杀死。是谁谋杀了“美女”潘金莲？是社会！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社会活生生地把她变成了一个雌性动物，变得像像动物一样凶残、冷酷。因此，她的下场实在是——可怜。

李瓶儿的道德自虐：“虐己”抵消“作孽”的人格平衡

再看李瓶儿。李瓶儿是《金瓶梅》里一个很重要的主人公。论漂亮、论文化、论有钱、论社会给她的待遇，李瓶儿是独步《金瓶梅》之中的。《金瓶梅》里谁都比不上她。《金瓶梅》里谁都有欠缺，或者是不那么漂亮，或者是不那么有钱，或者是性格不那么好，或者是没生小孩儿。可是，旧中国所有的女性的所有的优惠条件，李瓶儿全占了。但是，李瓶儿却一直生活在一个道德的自我谴责当中。并且最终也因为自责而死。这个人很可怜 。她的各方面条件都是最好的，但是她的下场却是最坏的。为什么呢？我们会知道，每个人都在努力，李瓶儿也在努力，她把自己的老公害死了，然后嫁给西门庆。可惜的是，当她追求到以后，她对她所犯下的错误产生了深深的自责。她后来的几年时间就始终生活在自责当中，李瓶儿最开始时是做妾，最后的结局也是做妾，但是中间她做过两次妻。就是说在社会上她有两次的正式身份是做妻。在中国做妾是很糟糕的一个下场。所以，中国的女性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当妾的。潘金莲是没办法，因为武大郎和西门庆比实在是不能比。一个是本县最丑的丑哥，一个是本县最漂亮的帅哥，当然她宁肯去做妾。但是李瓶儿不存在这个问题。李瓶儿曾经是梁中书的妾，梁中书大家知道，是《水浒传》里大名鼎鼎的高级干部，李瓶儿是他的妾，她从梁中书家出来的时候，我给她算了算，最少有几百万的身家财产。她从梁中书家出来的时候，光夜明珠就带了一百颗出来，还有二两重的一对鸦青宝石，所以，她是不缺钱的。后来她嫁给花子虚，但她觉得没有得到生活的幸福，因为花子虚只是幌子，真正占有他的是花太监，这个事情，她自己也没有隐瞒，例如在第17回，西门庆就曾问过瓶儿：“当初有你花子虚在时,也和他干此事不干?”瓶儿的回答是毫不隐瞒：“他逐日睡生梦死,奴那里耐烦和他干这营生,他每日只在外面胡撞, 就来家奴等闲也不和他沾身.况且老公公在时,和他另在一间房睡着……”而且西门庆跟潘金莲也说过：“此是他老公公内府画出来的，俺两个点着灯，看着上面行事。”（第13回）。而梁中书虽非太监，但也是年老体弱。在这种情况下，她遇到了西门庆，西门庆成为了“医奴的药”。因此她宁肯跟着西门庆。从她的角度，我觉得也可以理解。你看，她有钱也有身份，后来她还生了小孩儿，她最缺的是什么呢？性。她从来没有得到性的快乐。这个时候她遇到了本县第一帅哥西门庆。于是就毫不犹豫地飞蛾扑火，“自此梦境随邪，……渐渐形容黄瘦，饮食不进，卧床不起”（第17回）。但是，刚才我已经讲过了，人都是鼠目寸光的，她为了追求眼前这个目标，不惜把她的老公给甩了，不惜把她的老公害死。但是嫁给西门庆以后，当她的性的满足基本上平衡了以后，她的道德自虐意识、道德谴责意识就开始抬头了。李瓶儿总是做花子虚来找她的梦，我们看一看潘金莲，她从来不做什么武大郎来找她的梦。为什么她从来不做呢？就是因为潘金莲是没有任何道德谴责意识的，而李瓶儿有。所以，李瓶儿的可怜在哪儿呢？在于她的鼠目寸光导致她犯了错误。而她犯了错误以后，她又没有办法像潘金莲那样过一天算一天，最终她死于自己的道德谴责。所以，三百年前评《金瓶梅》的人就比我们现在评得好。张竹坡说：“夫不有子虚，则瓶儿归西门是无孽之人。”这种作孽的意识就折磨了李瓶儿一生。所以，李瓶儿总是做梦跟花子虚如何如何。李瓶儿“梦见花子虚从前门外来，身穿白衣，恰似活时一般。见了瓶儿厉声骂道：‘泼贼淫妇，你如何抵盗我财物与西门庆！如今我告你去也。’被李瓶儿一手儿扯住他衣袖，央及道：‘好哥哥，你饶恕我则个。’”（第59回）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潘金莲在整她的时候，她一直不反抗。“昼夜抱在怀中，眼泪不干的，只是哭”（第59回）。 “随他罢了，‘天不言而自高，地不言自而厚。’”（第62回）为什么不反抗呢？这就是她的可怜。因为在这种潘金莲对她的这种折磨当中，她感觉到了一种道德的快乐。她觉得：过去我折磨花子虚，现在也有人折磨我了，我总算是一报还一报，总算是对得起花子虚了。所以，很多人分析说：李瓶儿怪得很，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在没嫁西门庆之前，她比潘金莲手段厉害得多的。你看她除花子虚，除蒋竹山的时候，她的手段真是非常的厉害。可一嫁了西门庆，整个儿变成了一个窝囊废。为什么呢？最主要的是因为在没嫁西门庆之前，她是为了争自由，她的能力是正向的，她可以去宣泄。而嫁了西门庆以后，她认为得到自由了，结果却没得到快乐，这个时候，她的道德谴责开始上升了。她开始谴责自己，折磨自己。大家知道，中国男性如果是犯了错误，他会怎么样呢？他会去喝酒，他会去嫖妓——例如《北京人在纽约》里的王启明，中国的女性如果是犯了错误她会怎么样呢？会自虐。男性是通过惩罚别人来惩罚自己，但是中国的女性没有人可以虐，怎么办呢？虐己。这种虐己的意识在李瓶儿身上是非常强烈的。结果，我们就看到了，当潘金莲进攻的时候，她绝对不还手。在李瓶儿的背后，我希望大家看到她这种罪恶的抵消感。这种罪恶的抵消就使得她获得了一种人格的平衡。而这种人格平衡让她觉得特别舒服。这是我们要说的李瓶儿，自虐自己到死为止的可怜的李瓶儿。

“辣菜根子”宋蕙莲：并蒂“金莲”实堪怜

还有一个是宋蕙莲。宋蕙莲是一个西门庆的狗腿子的老婆。到了西门庆家，“在上边递茶递水，被西门庆瞧在眼里。”（第22回)变成了他的情人。宋蕙莲是《金瓶梅》里写得非常好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有些地方和潘金莲是很像的。像在什么地方呢？这两个人都没文化，而且这两个人都是“行动的巨人”。宋蕙莲在《金瓶梅》里只出现过五回，她只活了二十几岁。但是她那五回都是非常光彩的。她这个人很漂亮，而且这个人很能干，她用一根儿柴火可以炖一锅最香的猪头肉（第23回）。所以，西门庆家妻妾们一打牌，就喊她说：你快去炖猪头肉我们来吃。我顺便讲讲，一听“猪头肉”，我们就知道了，这就是一个县城商人的妻妾成群的家庭。贾宝玉绝对不会跟晴雯交待说：我们写诗呢，你去炖一锅猪头肉。所以，《金瓶梅》的不可超越就在这儿，它写得太好了，这种县城商人的妻妾成群的家庭，你别看他有几个小老婆，这在中国是太普通了。这种家庭的娱乐是什么呢？就是打牌。打完牌，还有什么享受呢？猪头肉。《红楼梦》里最好的菜——“茄鲞”，它是绝对没有的。不过，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说宋蕙莲。宋蕙莲在书里只活了半年，在这世界上，她只活了二十五年。她是很漂亮的。但是她是那种小县城的底层的那种漂亮。所以，她跟西门庆和潘金莲跟西门庆的关系不同。潘金莲是要占有西门庆，潘金莲跟他没有爱，但是潘金莲认为她应该有完整的性。她认为她跟西门庆应该是对等的，如果不对等，她就会去想办法报复。但是宋蕙莲的态度不同，宋蕙莲对西门庆没有兴趣，宋蕙莲对小吃小喝，对弄一个小首饰、一个小头饰更有兴趣，在第23回:“老婆掀开帘子……只见西门庆坐在椅子上吃酒，走上前去一屁股坐在他怀里……便道:‘爹你有香茶再与我些儿……’又道:‘我少薛嫂儿几钱花钱，你有银子与我些儿，我还她’。”她有时也对到外面去张扬一下说我跟本地第一帅哥有关系更有兴趣。她就是喜欢炫耀这个。你看她甚至炫耀到了西门庆的妻和妾六个人的头上，她跑到西门庆家去炫耀，西门庆送她一个东西，她跑到西门庆家的六个妻妾面前去炫耀，结果被她们痛骂一顿，她才知道，我也没有什么实际的面子嘛，实际上也就是个虚荣的面子。打个比方，潘金莲要的是“男女”，宋蕙莲要的则是“饮食”。尽管她是拿“男女”换来的“饮食”。但是她最关心的毕竟是“饮食”。所以，她经常顺手就会跟西门庆要点儿东西、好处。她每次见西门庆就会说：哎，我缺个什么，你给我拿来，或者每一次跟西门庆有了性关系以后，顺手就会捞一点儿走。她就是这样。而且，她对性的问题也不是很看重。她也没觉得这个事有多大。

这是一个喜欢点儿虚荣的、很漂亮的少妇。但绝对不是一个坏人。我们不能按我们那个道德去评价说：发生了这种性的关系就是坏人。那样一来我们把这个世界就看得太简单了。她只是想穿得好一点儿，吃得好一点儿，但是，她对她的老公还是爱护的。也就是说，她还是愿意呵护她的老公的。她不愿意害他。她出卖肉体，但不出卖尊严。后来西门庆为了长期跟她在一起而去害她的老公，她就不愿意了。她就到西门庆那儿说好话：“我的亲达达，好歹看奴之面，奈何他两日，放他出来”。“你若不嫌自便，替他寻上个老婆，远远打发了，我长远不是他的人了……”（第26回）结果西门庆就骗她，说：行，你放心，我一定放了他。结果他没放，把她老公又给害了。当她知道以后，她所有的信心就崩溃了。也就是说，本来她以为她跟西门庆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朋友关系，她跟西门庆好，然后两个人各取所需，但是她没有想到，她实际上是一个性的玩具。她采取了非常刚烈的办法，自杀。而且当众揭露、斥骂西门庆是“刽子手”，“把人活埋惯了，害死人还看出殡的；”“干下这等绝户计！”当她意识到了，她喜欢的这个男人这样来欺骗她和对待她的时候，她选择了自杀。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其实从本质上来说，这是很可爱的一个美女。正如贲四嫂所说：“看不出他旺官娘子，原来是个辣菜根子，和他大爹白搽白折的平上，谁家媳妇儿有这个道理？”（第26回）于是我们就会去同情她，我们就不会说：哦，这个人多坏多坏。我们就不会去看得这么简单。实际上，这个人不像我们想象得这么简单。她想得到她得到的，而且她也没有坑蒙拐骗，无非是用身体交换，吃得好一点儿，穿得好一点儿。这是中国社会底层的一种很真实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看到了宋蕙莲的可怜。她只能采取虐待自己的办法来反抗这个社会。她发现自己交了个假朋友。竟然把老公害了。可是她又没有办法去害西门庆。怎么办呢？就用自杀来害自己。所以，这种对自己的“害”，恰恰就是我们在《金瓶梅》里所能看到的一种非常深刻的东西。因为身体的平等被她最终发现是虚幻，她采取的反抗就是和这个世界告别。所以，我们应该看到，这个人也是很可怜的。

西门庆的贫困低能：穷得只剩下性和钱了。

最后一个人物，我想跟大家简单地说一说西门庆。过去，我们对西门庆谴责得太多了。我们现在仔细想一想，我们回到我们所生活的那个县，回到我们所生活的那个市，回到我们所生活的那个村、那个乡，你看一看，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他们比西门庆如何呢？我可以保证，中国有一半儿以上的那些先富起来的人还不如西门庆呢。但是，我们中国人就是有那种很莫名其妙的道德自尊，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敢骂西门庆，其实，我们中国很多很多的人都不如他。西门庆这个人做生意没有坑蒙拐骗过。他喜欢女性，但是他从来就是按当时那个社会所允许的交换原则进行的，他没有欺负过任何一个女性。而且，他都是明媒正娶的。要知道，娶妾在当时并不犯法啊。而且他是花钱的，他也没说派几个打手，说：那个女的很漂亮，抢来！

西门庆这个人的缺点在哪儿呢？他为什么可怜呢？他的缺点在于——钱太多了，烧得慌。你如果跟中国的很多企业家接触过，你就知道，这些人其实有相当一部分都不是靠勤劳致富，西门庆也不是。他是靠意外的机会，一下子就致富了。最初他也只是一个一般的富裕家庭，“原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第2回），他的第一笔横财来自他的两个小妾——李瓶儿和孟玉楼，第二笔横财来自女婿陈经济——他带了陈家的金银箱笼来丈人家逃难。这下他才“家道营盛，外庄内宅焕然一新，米麦陈仓，骡马成群，奴仆成行”（第20回），成了清河县中巨富排行榜里的前几名。可是致富以后，他的道德水准和文化水准根本就跟不上，他在物质上成了富人，但在精神上成了更穷的穷人。因为他物质上的富有却没有精神上的“富”去对称，这个时候，他有钱没有快乐，他有钱没有人喜欢他，他有钱没有人跟他对话。跟一个美女对话，那你也得有点儿文化水平吧。否则你光凭千金买笑，那你能买来笑吗？为什么中国人说“才子佳人”呢？才子的妙处在哪儿呢？就在于他能够真正地让美女一笑，而这些富人就做不到。做不到怎么办呢？他的幸福又要拿这个来衡量。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买。所以，所有的女性在他的下意识里，都被看成了可以购买的对象，可以宣泄的对象，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为什么他的性意识那么泛滥，他为什么总是强调他身体的强大，我们真是要同情他。他如果不强调身体的强大，他还能强调什么呢？他跟潘金莲还能讲点儿别的吗？他跟李瓶儿还能怎么对话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知道，西门庆也有他的可怜。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失爱的社会，我们这个社会里最大的痛苦在于没有爱。结果，有些人有了钱以后，他不知道怎么和这个世界沟通。怎么和这个世界交流。这个世界对他永远是冷冰冰的。但他一定要交流啊，他一定要让这个社会尊重他喜欢他，爱他。怎么办呢？花钱去买。结果最后西门庆就买成了习惯了。他只要看见一个美女就说：噢，这个美女值一百两。你们给我换算一下一百两是多少？当时一两是两百人民币。那就是说，他认为这是很高的档次了。而他在床上所出来的性心理变态和性虐待，例如如“吃鞋杯”、“接尿溺”、“烧香疤”、“拴吊双足”、“品箫”、“投壶”、“行后庭花”乃至恋奸男童，等等，也是他谋求交流而不得的一种极端方式。所以，我们应该知道，这个人做了很多坏事，实际上也是为了得到他的快乐和他的幸福的。他很可怜。例如，李瓶儿死的时候，西门庆突然感觉到了他和李瓶儿之间的一种情感的交流的关系，谁死了他都不动心，但是李瓶儿死了以后，他突然抑制不住，他觉得他的生命也去了。结果他就非要去她房间去，因为李瓶儿有病，她们怕传染，就说房间不要进去了。他却一定要进去陪着她。而且，他表现的那种哭天抢地的劲头，给你感觉这不是西门庆了，而是刘备了，很有点儿真情实感：

那西门庆独自一个坐在书房内，掌着一枝蜡烛，心中哀恸，口里只长吁气，寻思道：“法官教我休往房里去，我怎生忍得！宁可我死了也罢。须厮守着和他说句话儿。”于是进入房中。

西门庆也不顾甚么身底下血渍，两只手捧着他香腮亲着，口口声声只叫：“我的没救的姐姐，有仁义好性儿的姐姐！你怎的闪了我去了？宁可教我西门庆死了罢。我也不久活于世了，平白活着做甚么！”在房里离地跳的有三尺高，大放声号哭。（第62回）

但是，他跑到李瓶儿房间去给她守灵，睡在李瓶儿房间，这个时候李瓶儿的佣人过来照顾他，结果西门庆就又跟李瓶儿的佣人发生了关系。这就把人性的脆弱和人性的可悲、可怜写得淋漓尽致。当他想表现他的“好”的时候，他都不会。这就是他的可怜。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刘再复先生的那句话：《三国演义》透露的是中国人的“机心”，《水浒》透露的是中国人的“凶心”，《西游记》透露的是中国人的“童心”，《红楼梦》透露的是中国人的“爱心”，那么，如果接着刘再复先生的话讲，《金瓶梅》透露的，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中国人的“人心”。《金瓶梅》让我们看到了在中国什么是“人”，而且，形形色色的中国人也只有在《金瓶梅》里才活得像个“人”。例如以潘金莲、李瓶儿为代表的那些女人们，尽管活得卑微、尽管活得龌龊，尽管活得不明不白，尽管活得雌性动物一般，但是却空前地真实。它们不是神，恶劣的生存条件也根本就不允许她们成为神。但是，这就是“她们”，这就是我们在《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里都没有见过的“她们”，这也就是第一次活在中国的文学作品里的“她们”。 张爱玲堪称《金瓶梅》的不二传人。她早就发现，中国是“一个爱情荒的国家”，因此，女人在中国也就都活得特别地“贱”。在《倾城之恋》里，她说：“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女人们就是这点贱。”在《罗兰观感》里她又说：“流苏的失意得意，始终是下贱难堪的，如同苏清所说：‘可怜的女人呀！’”“可怜的女人呀！”这也是我们在《金瓶梅》里所看到的。再往大里说上一点，“可怜的人呀！”这也就是我们在《金瓶梅》里所看到的。

“只能带着痛苦的心情去爱，只能在苦难中去爱！”

而在这一切背后的，就是《金瓶梅》的悲悯之心。相对于《红楼梦》温情脉脉的“情天”，《金瓶梅》面对的无疑只是罪恶深重的“欲海”。但是，《金瓶梅》却没有像千百年来的作家作品那样对此视而不见，也没有像现在的作家作品那样控诉谴责或者“怨天尤人”，一味沉浸在绝不认错、错的都是别人的典型的口唇期儿童心理之中，一味强调自己的道德优越感，“红莲出水”、“玉树临风”，习惯于站在道德高地上去批判别人，也习惯于在批判别人中开脱自己的罪责，《金瓶梅》对这一切始终是持同情的理解与理解的同情态度，在它看来，即使这一切就是一个“错”，那也应该是“爱你，爱我，爱这一个错”（张明敏），而不必去“错，错，错”、“莫，莫，莫”（陆游）！有人经常会问我，他们说你推荐的必读书目里总是会有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我们也很喜欢阅读，可是他的作品中的主人公为什么总是要去亲吻地球？现在，我正好可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在我们的地球上，我们确实只能带着痛苦的心情去爱，只能在苦难中去爱！我们不能用别的方式去爱，也不知道还有其它方式的爱。

　　 为了爱，我甘愿忍受苦难。我希望、我渴望流着眼泪只亲吻我离开的那个地球，我不愿、也不肯在另一个地球上死而复生！（陀斯妥耶夫斯基：《陀斯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选》，56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你们要注意，“只能在苦难中去爱”，这才是爱的真谛。原因很简单，没有苦难，那要爱又有什么用处？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那“就是一个错”，我们要悲悯又有什么用处？可是，也许更为重要的应该是反过来，既然有那“就是一个错”，那也就一定要有悲悯之心。所以，因为这个地球上充盈着的“就是一个错”，那么我们也就只能去“只亲吻”这个地球！

我要特别地提醒你们，“悲悯之心”，在我看来，这应该是《金瓶梅》最为突出的贡献，也应该是中国美学在《红楼梦》之前所取得的最为重大的收获。《圣经》里有一句著名的话：“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句话一直被学术界恭恭敬敬地称为“金规则”。这句话讲的，其实就是所谓的“悲悯之心”。 这个世界有太多的罪恶，无穷无尽的罪恶，用“历史局限性”、“十恶不赦”这类大而无当的理由事实上根本无法搪塞，更应该被关注的，是我们自己。我们必须去学会敬畏生命、爱护生命,必须去学会悲悯有罪的生命，还必须去避免因为惩罚有罪的生命而让自己犯下更大的蔑视生命之罪。我们必须牢记：当我们自己以麻木、冷漠的心态来对待他人的时候，我们所置身的社会也就成为一个麻木、冷漠的社会。也正是我们自身的“悲悯之心”的消失，才导致了无数的罪恶的光明正大的发生。

而这也正是文学的使命！

美国诗人埃米莉•狄更生有一段著名的诗句说：“假如我能使一颗心免于破碎/我便没有白活一场；/假如我能消除一个人的痛苦，/或者平息一个人的悲伤，/或者帮助一只昏迷的知更鸟/重新回到它的巢中，/我便没有虚度此生。”

我不能说，《金瓶梅》已经完美地作到了这一切，但是，它确实已经是一个艰难的开始、一个重要的开始、一个——前所未有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