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活动诞生的逻辑根源
在第一讲结束之后，关于美学的讨论还远远没有结束。
我讲了，人类对于美的追求其实有一个最为直接也最为简单的动机，就是要赌与动物不同。可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人类脱离了原始时期以后，人类与动物不同，已经是一个既成的事实，换言之，人类当年的赌博现在已经完全实现了，现在人类已经确实通过爱美之心使得自己超越了动物，现在谁都不会再在人与动物之间划等号了。可是，我们为什么还要爱美呢？而且，假如过去是“爱美之心，人才有之”，那么现在就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岂不是说，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所进行着的那场既伟大又惊心动魄的美的赌博，直到现在也还仍旧在继续进行之中？可是，人类现在已经与动物截然不同了，那场既伟大又惊心动魄的美的赌博为什么却还仍旧在继续进行？
在这里，我要引进一个新的概念：“动物性”。
“动物性”与“动物”不同。凡是“动物”，当然一定会有“动物性”，但是，不是动物，也未必就没有“动物性”。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当然就是人自身了。人类当然是从动物脱胎而来，可是，脱离了动物的形体是否就意味着也已经同时就脱离了动物的属性呢？
就以我在第一讲所特别强调的人类的“站立”为例，身体的站立，是人类脱离动物的关键一步。正是“站立”，使得人类最终从动物超越而出，可是，要知道，动物之所以是动物，绝对不只是因为它在身体上是爬行的，而且因为，它在精神上更是爬行的。黑格尔就发现:“人固然也可以像动物一样同时用手足在地上爬行，实际上婴儿就是如此；但是等到意识开了窍，人就挣脱了地面对动物的的束缚而自由地站了起来。站立要凭一种意志，如果没有站立的意志，身体就会倒在地上。所以站立的姿势就已经是一种精神的表现，因为把自己从地面上提出来，这要涉及意志因而也就涉及精神的内在方面，就因为这个道理，一个自由独立的人在意见、观点、原则和目的等方面都不依赖旁人，我们说他是‘站在自己的脚跟上’的人。” 请注意，“站立要凭一种意志”，“站立的姿势就已经是一种精神的表现”，因此，人类要真正地从动物超越而出，就不但要在身体上“站立”起来，还要在精神上“站立”起来。在身体上“站立”起来，是要脱离“动物”；在精神上“站立”起来，则是要脱离“动物性”。
可是，“动物”是什么？这比较简单，可以说是一目了然，“动物性”就不同了。假如说，“动物”是动物的“所然”，那么，“动物性”就是动物的“所以然”了。而且，要弄清楚“所然”，只需要“摆事实”就完全可以了，可是，要弄清楚“所以然”，“摆事实”就远远不能胜任了。
要弄清楚动物的“所以然”，也就是要弄清楚动物的“动物性”，需要的不再是“摆事实”，而是“讲道理”。
动物的“动物性”，就其自身而言，当然是不“讲道理”的，因为动物根本就没有理性思维，可是不“讲道理”却绝不意味着“没道理”。这就涉及到动物生存的逻辑根源了。事实上，动物之为动物，也并不是就毫无“道理”的。动物之为动物，也一定存在着自己的基本假设。只是在远古时代，人类还没有能够深刻意识到动物关于自身的基本假设，或者说，由于那个时候人类还主要是在赌自己的与动物的身体的不一样，因此，也就没有去直面动物关于自身的基本假设。但是，在人类在身体上已经远离动物以后，这一切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于是，人类继在与动物赌历史根源的同时，又开始了与动物赌逻辑根源的漫长历程。
所谓逻辑根源，就是动物之为动物、人之为人的基本假设。“人”与“动物”应该是不同的，我把这个不同称作审美活动的诞生的历史根源。这一点，我们在第一讲都已经看到了，那么，“人性”与“动物性”是否也应该不同？答案无疑是肯定的。这个“不同”， 我把它称作审美活动诞生的逻辑根源。
显然，审美活动诞生的逻辑根源，这，就是第二讲所要讨论的内容。
赌理想的人生存在
既然逻辑根源涉及的是基本假设，那么，我们不妨就从基本假设开始。
在《导论》里我已经说过了，审美活动就意味着对于理想的人生的预期，这种预期是完全建立在一种假设的基础上的，至于最终究竟是否能够实现，则在审美活动中都还是完全未知的。因此，审美活动事实上就是在赌理想的人生存在。不过，我当时没有能够想起来，其实，西方有一个大作家，叫做卡夫卡。这是个真正的文学大师，我记得，在西方20世纪的文学家里，学者们曾经做了很多次的排名，但是，无论怎么排，卡夫卡都永远是排在第一的。因此，他的话我们可不能不去注意聆听。在《随笔》里，卡夫卡就说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所谓的“赌理想的人生存在”：“生活意味着：处于生活的中间；用那种我创造了这种生活的眼光去看它。”这里的“创造了这种生活的眼光”，其实就是在赌理想的人生存在。而这种“赌”，显然就与历史根源不同了。在历史根源，基本上是事实判断，要回答的是：是，或者不是；但是在逻辑根源，却基本上是价值判断，要回答的是：应当，或者不应当。
诺瓦利斯说过：“生活不是一场梦，但可以成为一场梦“。逻辑根源，其实就是在赌理想的人生存在。它涉及的是对于理想人生的基本假设，不过，这里的“赌”、这里的基本假设都又与历史根源不同了。在历史根源，更多地涉及的，是赌理想的人类身体的存在，涉及的是对于理想的人类身体的基本假设。并且，鉴于动物的身体的作为参照的存在，因此，它回答的也无非就是“是”与“不是”。动物的身体“是”什么，则人的身体就绝对“不是”什么。人类就要赌自己与动物完全不一样，凡是动物拥护的，人类就要反对。我们也可以想像一下，当时一定是有许多种不同的赌博取向，其中最为截然相反的，就是赌自己与动物完全一样。可是，进化的历史最终证明，恰恰是赌自己与动物完全不一样的那一群，最终得以进化起来，也最终得以成功。至于我们，则正是这些成功者的子孙。当然，也因此，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这一切的一切毕竟只需要从“摆事实”开始，就可以了。
逻辑根源则不同，它要“赌”的是“应当”与“不应当”。换言之，它要赌的不是人之为人的“身体”，而是人之为人的“道理”。而且，这个“道理”与我们日常生活里所说的“科学道理”之类又是完全不同的，是一种不讲“道理”的“道理”，也可以说是一种讲“道理”的不讲“道理”。科学的道理，是在我给你讲了道理以后，你就真的可以认为确实是有道理的了，而这里的“道理”其实是没有“道理”的。它只是一种假设，仅仅只是因为你愿意相信，仅仅只是因为你愿意去“赌”。而且，赌的起你就赌，赌不起你就别赌。理想的人生，也一定是隐含在这场美学的豪赌的背后。
换句话说，在这里，重要的不是“讲道理”，而是在“讲道理”背后蕴含着的“应当”。
那么，就人类审美活动的逻辑根源而言，在“讲道理”背后蕴含着的“应当”究竟是什么呢？
答案是：无限性。
无限性就是关于理想人生的基本假设。当人类远远脱离开动物以后，要赌的已经不是人类的起点，也就是与动物的不同——这毕竟已经不成问题，而是人类的终点，这就是与神的相同。人类要赌自己是神，要赌自己一定会与神相同。在这个方面，一切都正如卢梭所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在这里，“生而自由”就是人的“应当”，当然，因为人毕竟不是神，因此，这“应当”也就“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可是，“应当”毕竟又就是“应当”，犹如一块金子，它总归要闪光，尽管“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但是却要赌自己“生而自由”，这就是人类的“应当”，而审美活动就恰恰是对于这“应当”的满足，也就是对于人类的“生而自由”的满足。
“生而自由”无疑与“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的“生而不自由”相对。那么，什么是“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的“生而不自由”呢？
答案是：有限性。
有限性无疑也就是动物的属性，前面我已经说过，动物不“讲道理”，但是，却绝不意味着动物“没道理”。事实上，动物之所以能够进化起来，也一定有其自身的道理；同样，动物之所以没有能够最终进化为人，更是一定有其自身的道理。例如，动物的生存一定也是在赌博。它采取什么样的生存方式，它跟其它同类之间怎么打交道，它跟其他的异类之间怎么打交道，包括它跟他的后代之间怎么打交道，我相信，所有的动物都也有它自己的“道理”。或者说，动物它也要赌自己所预设的最理想的生存方式。
那么，动物之为动物，“道理”究竟何在？当然就是动物自身所禀赋的有限性。
适者生存，弱肉强食
关于动物自身所禀赋的有限性，换一个词，就比较好懂了。这就是：占有。也就是：适者生存，弱肉强食。显然，这正是动物的逻辑，也正是动物之所以在精神上始终爬行的原因。而且，大家如果想的稍微快一点，一定也可以想到了，实际上这正是人所要千方百计摆脱的东西，我们说人身上有动物性，我们说人身上有丑恶的东西，我们说人要追求美好的东西，实际上都是指的什么呢？都是指的人要摆脱这样一种以“占有”作为生存目的的动物性。
在第一讲里，我是曾经歌颂过动物的。我曾经说，动物的快感在它自身的进化当中也曾经起到过很好的作用，可是，到了第二讲，我就要对动物提高要求了，也就要开始数叨些动物的不是了。当然，有少数几位美学学者一定会不以为然。因为在他们看来，动物也有美感。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他们也把自己的学说称作“生命美学”，当然，有些读者或许现在也在想，为什么不能说动物也爱美呢？比如说，我们过去讲孔雀的时候，不是也说孔雀有一个美丽的大尾巴吗？难道它自己不是以此为美吗？
当然不是。
动物也追求颜色的鲜艳，也追求比例与线条，也追求平衡，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得出动物存在“爱美之心”的结论。
我的理由，主要是两条。
第一个理由，我之所以说动物没有爱美之心，是因为动物的快感尽管也是对于生命的一种鼓励，也是在鼓励动物去冒险，但是却只是在鼓励作为动物的群体的生命。也就是说，这只是动物群体的一种共同选择。但是，却毕竟不是动物个体的自主选择。而美感就不同了，它所鼓励的是生命的个体，是在鼓励生命个体去创新。所以，动物的快感当然也可以为它的生命导航，但是却又可以一万年十万年都基本不变，但是人就不行，人的美感瞬息万变，而且喜新厌旧。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动物的快感是为了物种的进化，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狼的自我牺牲、海豚的自我牺牲，等等，但是我们不能把它解释成是自觉自愿的。我们只能解释为，这是在进化过程中把喜欢自我牺牲的种群进化出来了，但是却绝不意味着每个个体动物本身就已经意识到了创新，意识到了呵护他者，意识到了爱的重要。这是绝对没有的。
换言之，大自然在进化过程中，当然始终是在追求着创新。从群体而言，我一定要强调，整个大自然，完全就是一个创新的大自然。一开始，大自然只是一块大石头。在这方面，你不能不非常吃惊于中国人在想象大自然创生时的天才。中国的几部文学名著，就都与石头有关。《红楼梦》是这样，《水浒》是这样，《西游记》也是这样，那个齐天大圣孙悟空，就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而从一块大石头到今天的气象万千的大千世界，我们不能不说，从宏观的角度看，连大自然也是创新的，也是常变常新的。但是，这毕竟要以千万年作为一个计量单位。从微观的角度的看，大自然实在是毫无变化的、亘古如斯的。
动物也是这样，从宏观的群体角度，动物一定也是一个创新的群体，在千万年里，时刻顺应着环境的变迁，否则，他就一定会被淘汰，但是，如果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呢？那作为个体的动物却毫无创新，而这，就正是动物并不审美的第一个原因。因为美感鼓励的是个体的创新，而动物却既不是个体，也不需要对于个体创新的鼓励。
第二个理由，我们还要特别注意，动物的快感和动物的对象其实是处于同一个自然过程的，也就是说，动物是只有看到了对象的时候，它才会有快感，或者他只是看到了对象对于它有用，但是，它却不可能看到对象的价值、意义，他的快感和他所遇到的对象是处于同一过程的，也就是说，他看到了实际的苹果，他就有快感，可是，动物看到了画的苹果会有快感吗？没有。但是，人就完全不同。人为什么能够审美呢？关键在于人的审美活动已经是一种意识活动了，也就是说，在这里，关键的不是本能，而是意识。生理快感当然是精神愉悦的基础，但却毕竟并非精神愉悦本身。因此，现在，对生命的“有利”开始由“意识”而不是由“本能”来决定了。于是，对象本身也从体现生理的快感到体现精神的愉悦，对象成为精神享受的对象。显然，这里的对象是人类出于自己的“意识”而在对象身上创造出来的，也是人类对于自己的精神进化的自我鼓励。人的生命需要，已经不需要去找到一个实际的东西了，他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意识把它创造出来，比如说，我希望看到最理想的人，可是我在生活里没有啊，那我就通过文学作品把它创造出来；或者，我在对象的身上赋予特殊的价值、意义，显然，这无论如何也是动物所不能的。所以，对于人来说，意识不只是反映，而且是本体，人的这种爱美的需要，不是通过生命本能来表现的，而是通过意识来表现的。这一切，自然不是动物所能够做到的。
而对于动物的批评，当然也与动物没有美感完全一致。因为，动物之所以没有美感，我们也可以说，正是因为动物自身所禀赋的有限性，也就是那种以“占有”作为生存目的的动物性。
不过，对于动物是否有美感的讨论毕竟并非我们的主旨，因此，不妨还是回到我们的论题本身，还是来对于动物的“有限性”、动物的“占有”等等动物性，作出我们的解释。
低级需要
在这里，我想引进一个概念。就是：需要。我们知道，人的所有的行为都是决定于需要的。前苏联有一个学者说，任何的生命机体的积极性，归根到底都是由需要引起的，并且指向于满足这些需要。而且，不同的行为无疑就取决于不同的需要，例如哥伦布与郑和的航海，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例子，同是航海，但是他们的行为却截然不同，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需要的不同。
那么，毫无疑问的是，动物的“有限性”、动物的“占有”等等动物性无疑也出于某种特定的需要。为什么人在发展进化的过程中非要和动物告别？毛泽东有一句诗，叫“人猿相揖别”，可是，人为什么非要和猿猴告别呢？尽管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想象发生在远古时代的那个具体的告别过程，但是我们都相信，那一定是一场无比光荣的告别。而人类在发展进化的过程中之所以非要和动物告别，也无非是非要与这种特定的需要告别。这个特定的需要，就是：低级需要。
西方一个学者叫马斯洛，他发现，人有两种需要，首先是低级需要。什么是低级需要呢？低级需要可以叫做一种缺失性需要。什么叫缺失性需要呢？马斯洛说：缺失性需要就是因为健康的缘故必须填充起来的空洞，而且必须是由其他人从外部填充的，而不是由主体填充的空洞。显然，缺失性需要是人和动物共同的。人和动物占有食物，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人和动物占有性，是为了维持类的生存。
当然，低级需要的满足也是生命自身的一部分，但是，倘若一旦僵滞于此，不再向高级需要升华，生命的本质就会被极度的扭曲，于是，低级需要的满足也就不再蕴含生命的意义，不但不蕴含，而且它还反而意味着人的整个生命活动都已经远离了自由，已经成为一种因为放弃高级需要而导致的自我异化和因为停滞在低级需要而导致的自我折磨。
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自我异化”和“自我折磨”，是马克思的一个精辟总结。如果人只满足低级需要，只像动物那样去做，那他就会处于一种“自我异化”的状态，什么叫“自我异化”的状态呢？就是永远不可能成为人。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们的祖先真是英明，即便是到了现在，我们用种种科学道理去劝说，可是很多人还是不肯放弃对于低级需要的执着，还是一门心思去挣钱、去发财，可是我们的祖先却早就洞察到了执着于低级需要的致命缺憾。
还有就是“自我折磨”。什么叫“自我折磨”呢？中国有一句话，叫“欲壑难填”，就是说，如果你只是为了满足低级需要而活着，那么你就愈活愈艰难，你会穷得只剩下了钱了，于是，你就陷入一种无穷的自我折磨。
在这方面，经济学上称为“边际收益递减”的定律很值得注意。财富越增长，赚的钱越多，人生却反而越容易懈怠、越容易毫无乐趣，可以这么说，如果把人生的目标仅仅定为赚钱的话，那么，总有一天就会失去人生的快乐。
如果再加发挥的话，那么，我想介绍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人类从古代开始，很多学者就不断许愿，说如果人类的物质繁荣了，如果人类的物质文明发展到了很高阶段，人类就一定会迎来一个所有人都会幸福、快乐的新生活。但是，进入20世纪之后，却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到了20世纪，应该说人类物质生活应该说已经非常繁荣了，人类现在也已经生活得很舒适了，可是奇怪的是，恰恰也是从20世纪开始，全世界的大学者都在研究一个什么问题呢？人类的快乐是怎么丢失的！从佛洛依德开始，很多大学者都一再问一个问题，当物质极大的繁荣以后，快乐却怎么竟然没有得到呢？
俄国大诗人涅克拉索夫有一部长诗，题作：“在俄罗斯，谁能快乐？”我们也可以把它转换成：“在世界上，谁能快乐？”于是，我们就会发现，尽管成功的人很多，拥有财富的人也很多，但是快乐的人实在是太少太少了。显然，“边际收益递减”的定律在经济领域之外的社会生活里也在发挥着作用。
因此，低级需要无疑是动物的“有限性”、动物的“占有”的内在根源，就人而言，如果执着于低级需要，无疑就会停滞于占有物而无法成为人，也因为停滞于占有有限而无法企达无限。肯定自己的存在意义的，也不是自由的生命活动，而是占有物(金钱、权力、地位、荣誉等等)，显然，这已经是生命的死亡。因此，“人猿相揖别”无疑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
口唇期
再引进一个概念：口唇期。德国有一个大心理学家，叫佛洛依德，这个人你们一定都很熟悉。但是，你们熟悉佛洛依德的往往只是他的性学说，一般都以为，佛洛依德就等于性意识，其实佛洛依德的发现远远超过这些。比如说，佛洛依德有一个观点就非常深刻，他说人要发展成为人，必须要经过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发展阶段，是口唇期，一个儿童，大概二三岁的时候，往往都有一个误解，他会认为这个世界完全就是一个他自己独霸的自助餐厅。因为小孩刚刚生下来的时候，一切都是被人照顾。这样，就给他留下了一个强烈的印象：他一动，这个世界就跟着他动。例如，他一想吃，这个世界马上就把吃的递给他了，他一不想吃，这个世界马上就把吃的拿走了。再如，他想要什么，只要用笑声或者哭声就能得到。由此，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形成了一种特定的人格，佛洛依德称之为“口唇期人格”。显然，在这个阶段，人和动物是完全一样的，都是用嘴来了解世界。能吃到的就是好的，吃不到的就是不好的。而且，也对吃不到的东西漠不关心。
我经常说，中国古代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其实也可以被称为“口唇期文化”，因此我们中国人理解“口唇期人格”应该并不困难。比如中国人特别喜欢说，“民主能当饭吃吗？”“自由能当饭吃吗？”“美能当饭吃吗？”可是我们知道，这种话在西方是问不出来的，西方很少有人敢开这样的玩笑。不能吃的就不值得追求吗？没有用的就不值得追求吗？所以你如果劝说中国人去追求爱、追求信仰、追求美，那简直比登天都难啊。他会说，这有什么用，还是解决吃饭问题要紧。难怪中国人只知道“每逢佳节倍思亲”，但是却从不思上帝，也难怪中国人喜欢说“造反有理”，那正是因为别的都已经没理。
再比如说，中国人还有一个让全世界都会目瞪口呆的口号，叫做“民以食为天”。什么问题最大？当然是吃饭问题最大。这种看法在我们中国人看来非常自然。但是你到西方去看一看、听一听，就会大吃一惊，他们会说：信仰问题比吃饭问题更大，爱的问题比吃饭问题更大，美的问题比吃饭问题更大。
为此，有人开玩笑说，伊甸园里里的那条蛇如果想要引诱中国人，那肯定是没有可能的。因为中国人一看到蛇，就会马上把它捉来吃掉的，根本不会给它任何的引诱机会。类似的话，林语堂先生也曾经说过，他说，中国人甚至不能冷静地观察一条鱼，因为中国人会急着把它吃掉。“吃的就是心跳”，这就是中国人的普遍心态。烟枪、酒囊、饭袋、茶壶、药罐，在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观？其实，这就是中国人只关注有限资源的必然结果。
占有作为一种生命存在
显然，“口唇期人格”与对于低级需要的执着一样，体现的都是某种有限性以及“占有”的生存目的。而这也恰恰就是动物的“有限性”、动物的“占有”等等动物性。由此而出现的，必然就是所谓的“精神爬行”。
在这里，非常关键的地方就在于：有限性与无限性的根本差异。所谓的“动物性”、所谓的“精神爬行”，其实就是只着眼于有限性，只有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能够吃的、可以占有的，才是有用的，也才是重要的，凡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不能够吃的、不可以占有的，那就无疑是没有用的，也无疑是无足轻重的，例如信仰、例如爱、例如美。例如著名的梭罗所称道的那些生活中的 “永不衰老的事件”。
我们来看来两个例子。
一个是关于猴子的。人人都知道猴子非常聪明，可是，它为什么就没有进化起来呢？这无疑与它的“动物性”与“精神爬行”有关。有动物学家做了一个实验，拿一个透明的玻璃杯，没有盖，然后把花生米放进去，递给猴子，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不妨猜一下？发生的事情非常一致，所有的猴子的第一个动作都是抓过瓶子拼命地摇，都是希望在第一时间就吃到花生米。结果，当然是无法吃到花生米。可是，猴子为什么不能停下来思考一下，仔细想想，这样行不行？那样行不行？比如，把瓶口朝下倒一下？遗憾的是，所有的猴子都没有这样去做。它们实在是太急躁了，中国人不是常说吗？说时迟那时快，还有一句话，也是中国人喜欢说的：远水不解近渴。这真是令人奇怪，为什么“远水不解近渴”呢？长江之水是从哪流过来的？黄河之水又是从哪流过来的？你们家门口那个臭河沟确实是“近水”，但是能喝吗？但是我们中国人就是从来都这样说，
还有一个例子是关于牛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都觉得非常惊诧，你们看看，牛那么大的个子，但是却很怕人，它的体型比老虎、狮子都大，可是它却温柔、软弱得令人无法相信。这是为什么呢？后来看到，有动物学家出来解释，说是牛眼看人大。就像我们说狗眼看人低一样，你看那些狗，动不动照着你的腿咬一口，但是，牛眼偏偏看人高，在牛眼里，任何一个小小的东西都会被放大，看见一只猫，它会以为是一只老虎；看见一个侏儒，它会以为是姚明。结果，它当然也就都不敢反抗，只好马上认输，俯首称臣。其实，我们把这个例子推广开来，就不难发现，所有的动物，犯的也无非就是牛的毛病。在它们的眼睛里，有限的物质永远比所有的东西都要大得多。有限的物质是第一生存需要，为了有限的物质它可以牺牲性命，得到有限的物质它可以弹冠相庆。但是，也正是因此，它们也就永远都不可能进化起来。
当然，人绝对不想成为猴子或者牛，而且，他也不认为自己是猴子或者是牛，但是，就某种内在禀赋而言，其实人也真的与猴子或者牛相去不远。换言之，其实，在某些时候，其实人也就是猴子或者是牛。
首先，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倘若以动物性为根本，那人的生命会表现得太生理了、也会表现得太动物了。眼界就是碗口那么大，眼光也就是筷子那么长。在他们那里，低级的物质的满足——金钱的满足、权力的满足、地位的满足、荣誉的满足等等——僭替了高级的生命的满足。可是，弗洛姆的剖析是何其深刻：这是一种以消费为目的的满足。它“必然导致需求的永无止境，因为我们不是作为真实具体的人来消费一个真实具体的物品，所以，我们就愈来愈需要更多的物品，寻求更多的消费”，“每个人的梦想就是买到最新推出的东西，买到市场上新近出现的最新式样的商品。……现代人如果敢于描述他对天堂的看法的话，他会描述出一个象世界最大的百货商场一样的天堂，里边摆满了许多新产品和新玩意，而且他有充足的钱来购买这些东西。只要有更多和更新的物品可买，只要他比世人多那么一点特权，他就会垂涎三尺地在这个充满商品的天堂里逛来逛去”。 然而，这个“逛来逛去”在物质的世界寻求着无穷的满足的形象，恰恰是动物的形象而并非人的形象。
这样一来，低级需要的满足就只能导致生命的浑浑噩噩和真正意义上的死亡。正如帕斯卡尔所分析的： “唯一能安慰我们的可悲的东西就是消遣，可是它也是我们的可悲之中最大的可悲。因为正是它才极大地妨碍了我们想到自己，并且使我们不知不觉地消灭自己。若是没有它，我们就会陷于无聊，而这种无聊就会推动我们去寻找一种更可靠的解脱办法了。可是消遣却使我们开心，并使我们不知不觉走到死亡”。
总之，这是一种求助于外在的物质世界的生存方式。或者对生命的有限一无所知(帕斯卡尔称之为：“鄙视的可怜”)，或者在生命的有限中陶然忘返(帕斯卡尔称之为：“悲悯的可怜”)……其共同之处则是满足于人类禀赋的不可逾越的有限性，却丝毫不去顾及生命之虚妄、欢乐之虚妄、幸福之虚妄。用占有外在的物质世界来占有生命，用占有外在的物质世界的多少来说明生命的是否有意义和有价值。更多的金钱、更好的职业、更大的权力、更高的目标、美满的婚姻、受人尊敬的地位、琳琅满目的高档家具、居高官享厚禄的父亲、聪明伶俐的孩子、著作等身，以及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企业家、政治家或教授、处长、市长、书记的头衔……诸如此类，都被用来说明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占有什么我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就是什么，反之，就不是什么。
德国哲学家乌纳穆诺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可怜的农夫，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临死前，牧师要为他行涂油仪式，但是他却拒绝伸开他的右手，因为右手握着几个油污的铜板。这几个油污的铜板代表他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遗憾的是，他竟然没有想到，再过不久，他的手，甚至他的生命都要消失了，那几块油污的铜板又有什么用处?我想，这位可怜的农夫，正集中体现了“占有”的虚妄。
更为严重的是欲望物质化、情感物质化、交流物质化、权力物质化、文学物质化、趣味物质化、道德物质化……人生被全方位的物化了。落魄时对金钱的吝惜及疯狂追逐固然是出之于对于有限的迷信，发迹后的大肆挥霍与炫耀同样是出之于对于有限的迷信。人生的成功被完全体现为对物质和权力的占有程度。
当然，从理论上讲，占有也不失为一种生命存在，尽管它是一种被扭曲了的生命存在。可惜的是，在这种生命存在中，每个人都感到自己是个陌生人，或者说，每个人在这种生命存在中都变得同自己疏远起来。他感觉不到自己就是生命的中心，就是生命意义和价值的创造者，相反却感觉自己的生命应该溶解在外在的物质世界之中，以至看不到外在的物质世界实际正是他的生命创造的产物，并且反而认定它远远高出于自己并凌驾于自己之上，他只能服从甚至崇拜它。对此， 弗洛姆称之为“恋尸(死)的人”。
“恋尸的人被一种把有机物转化为无机物的欲望所驱使，以机构的方式看待生活，仿佛所有的人都是物一样。所有有生气的变化、情感的思想都被转化为事物。记忆而不是经验，占有而不是存在，变成了重要的东西。恋尸的人能够同一件物品——一朵花，或一个人有关系，仅当他占有这件物品时；因此，对他的占用物的威胁就是对他本身的威胁；如果他失去了占用物，他就失去了同这个世界的威胁，如果他失去了占有物，他就失动去了同这个世界的关系，这就是我们发现的下述荒谬反应的原因：他宁肯失去生命也不肯失去占有物，尽管一旦失去了生命，有所占有的他也就不复存在了。” 因此，占有作为一种生命存在，不是把自身看作是人的全面性和丰富性的积极承担者，而是把自身变成依赖自身以外力量的无能之“物”。他把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投射在异己之物身上，并向之鞠躬屈膝。由此推演，便极其自然地用认识物的方式去认识生命，用物的占有去等同于生命的实现。这样，假如一定要说，占有什么也就是什么和成为什么，那么，这种占有物的生命存在无疑就意味着是物和成为物。
其次，再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一个必然的结果是，如果一个社会的构成是以动物性为主，那么这个社会就一定是一个奉行丛林法则的动物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麻木和冷酷比爱更容易“互相培养”，创造能力也远不如伤害能力更加实用，仇恨，因此而隆重出场，所有的人整天都是在时刻算计着吃人和时刻提防着不被别人吃掉。莫瑞斯就曾经非常痛心地说：在这样的社会，人们“都在一个看起来热闹非凡的小群体中快乐地奔忙着，而这实际上是个相互联结、相互交叠的氏族群体。自裸猿的原始时期以来，他的变化真是少得可怜呵”。
就以中国为例。我经常说，如果一个社会不能通过相互信任，相互关爱去建立关系，如果不能通过对于体现了无限性的信仰、爱与美的追求去发展自己，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和动物性告别，那就只能建立一个动物王国。从统治者来说，是以“仇恨立国”，不是“天下一家”而是天下只有“一家”，只有私权但却没有公权，只有皇权但却没有民权。“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皇帝“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即便是盛世也只是“民享”，而从来没有“民治”。梁武帝灭国时候竟然说：“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而从被统治者来说，则是特别喜欢“窝里斗”，“无毒不丈夫”、“先下手为强”，更是被推崇为处世准则。总之，既然不能通过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相互帮助来获得安全感，那就只好诉诸阴谋、背叛、投机和其他种种无耻方式，以便来谋求个体的生存机会。德国哲学家舍勒认为：就整个人类而言，将‘狡诈’、‘机智’、‘工于心计’的生活方式发展到无以复加的，总是那些内心最为恐惧，最为压抑的人种和民族。我们在中国封建社会所看到的，正是“‘狡诈’、‘机智’、‘工于心计’的生活方式”——一种动物的生活方式。
而全部的中国封建社会，从秦始皇开始，一直到清朝的最后末年，我们现在形象的说就是24姓——也就是24个家庭争夺中国。这24姓的争夺都完全是动物性的。跟动物争猴王、争狮王、争虎王没有什么区别。这种争夺，其实也无非就是一场抢椅子的游戏。我们在班级活动的时候都做过这种游戏。十把椅子放在这儿，十一个人抢，然后撤掉一把椅子，九把椅子放在这儿，十个人抢，最后是一把椅子放在这儿，两个人抢，比如，刘邦和项羽来抢，而在其中一个人抢到以后，中国就成了一人之天下。接着，就是无数的人开始设法把他再推下椅子，然后，再重新开始抢椅子的血腥游戏。
屈指计算一下，我们中国的封建社会一共是2132年，在这2132年里，由于人人都坚信“你有我无”、“你死我活”、“你多我少”，都坚信一切都只能通过自己的力量去解决，而且只有通过自己的力量才能解决，都坚信卧榻之侧绝对无法容他人酣睡，结果，我们中国人2132年里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抢椅子。24史，也无非就是24家抢到了中国这把椅子。最终结果，则是“零和游戏”。朝代的覆灭，意味着一切的归零与从头再来玩“抢椅子”游戏。总之，无非就是抢来抢去，其实质却是始终没有和动物性告别，最终把人类社会抢成了动物王国。
说到这里，我想各位已经可以猜测到了，为什么要从 “爱美之心，人才有之”到“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为什么在人类通过身体站立的方式从“动物”脱离开来之后还最需要“爱美之心”、还仍旧是“没有美万万不能”？原因就在于：人类还要通过精神站立的方式再次从“动物性”脱离开来，“爱美之心”，就是人类在精神上站立起来的自我鼓励，也是人类在精神进化过程中的冒险、创新、牺牲、奉献等行为的自我鼓励。正因为这个原因，“爱美之心”才不仅仅是只有“人才有之”，而且还要必须“人皆有之”。
“向死而在”
不过，要真正地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的奥秘讲清楚，还需要从“无限性”这个概念开始。因为，倘若人的 “未特定性”决定了“人才有之”的美感，那么，人的无限性就决定了“人皆有之”的美感。
我在前面引用过卢梭的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我也说过，这个枷锁，首先就是“有限性”。可是，人类是怎么意识到作为自身的精神“枷锁”的“有限性”的呢？当然是从意识到自己是必死的开始的。
我们知道，人类意识觉醒的第一个突破口，就是对于死亡的意识。这是一个人与动物之间彼此区别的突破口，本来人与动物是相同的，但是，正是对于死亡的意识，把人与动物区别了开来。人是必死的存在，所有的人都是被判了“死刑缓期执行”的，而且，生命的残酷更在于，不论是任何人，不论你表现得再好，最终也还是要执行死刑，而绝对没有改判的可能。所有的人，哪怕是混到秦始皇那个份上，也还是要死。正如艾略特在《荒原》中所说：死亡毁灭了这样多的人！结果，人类终于意识到，没有人敌得过时间的镰刀（莎士比亚）。其实自己的一生就像海边的寄居蟹一样，生命也只是自己所找到的承载自身的壳，到了最后，还必须把一切还给世界。开始是赤裸裸的来，最后也还是要赤裸裸的去。而且，来是偶然，走是必然。
张爱玲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人间有三大遗憾：牡丹无香，玫瑰有刺和红楼梦缺了后面的30回，仔细想想，还是很有道理的，不过，其实人生还有一个更大的遗憾，这就是：生命有死。
对于死亡的意识，确实令人恐惧。每一个人都有那样一个恐怖的夜晚，可能是十四岁，也可能是十六岁，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并不永恒，在未来的一个时刻，自己会永远长眠不醒……“死亡意识”瞬间而生。可是，这却还并非最最令人恐惧的。因为，人类还借此意识到了一个较之死亡要更为恐惧的问题，这就是生命的有限性。显然，相对而言，“死亡意识”只是人生的自觉，“有限性”则已经是人性的自觉。也是人的真正觉醒的开始。所以，培根才会说：人的“复仇之心胜过死亡，爱恋之心蔑视死亡，荣誉之心希冀死亡，忧伤之心奔赴死亡，恐怖之心凝神于死亡”。
具体来说，由“死亡意识”，人类首先意识到了生命的有限。我在前面讲过，人类曾经以占有作为自己生存的目标，凡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吃得到的，都是渴望大包大揽的对象，因此，人类处处都在以嘴巴也就是以能不能“吃”来衡量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比如说，中国人在得势的时候，就会说，“吃”得开，在不得势的时候，就会说，“吃”不开，而在受到挫折的时候还会说，“吃”苦了。可是，一旦“知死”，人类也就知道了，自己是无论如何都无法真正占有这个世界的。并非我只要不断的得到，例如不断地得到猎物，不断地得到主宰的位置，我就永远不可战胜。死亡，会像一个无情的清道夫，把每一个人残酷地清理出场，——而且，还永远不能再次上场。苏轼，在中国应该算是超一流的大才子了，可是，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长恨此身非我有”，王国维，在20世纪也应该算是排名第一的文化大师了，我们再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可怜身是眼中人”。两个人，一个是“长恨”，一个是“可怜”，真是说尽了生活在一个有限的时空里的人类的不幸啊。
其次，由“死亡意识”，人类又意识到了生命的渺小。原来，人并不是永恒不朽的神，也不是全知全能的神。人的有限意味着，他绝对不可能是神。他只是一个并非十全十美、也并非十恶十丑的动物。在人的身上，有美的东西，也有丑的东西，不是完美。也不是完丑。人是一个未成品，或者距离“完美”更近，或者距离“完丑”更近，但是绝对不会等于“完美”或者“完丑”。而且，在人的身上并不存在“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或者说，不存在“非美即丑”，而是“亦美亦丑”， 所以，马克思说，人既不善，也不恶，就是具有人性；狄德罗说：“说人是一种力量和软弱、光明和盲目、渺小和伟大的复合体，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雨果也说：天生的万物中，放出最大光明的是人心；不幸的是，制造最深黑暗的也是人心。这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实际上都还是动物。每一个人都还是小丑。当然，我们当中的一些人还没有暴露出小丑的本性，也无非是掩饰得很好而已，换句话说，那只是他们把自己身上的猴子尾巴藏得很好，就像孙悟空，在摇身变成一座寺庙之后，把尾巴合情合理地伪装成了一个旗杆。
总之，动物性与我们与生俱来，而且，还生死与共。这，就是我们的人性真实。
“无缘无故”的苦难
当然，人类绝对不会屈从于这种有限性。可是，这样一来也就陷入了一个永恒的矛盾与困惑。一方面，人是有限的，用海德格尔的话说，人都是被“抛”入人世的，是“被抛状态”，这个比喻十分传神。此外，还可以形象地说，有限性，就是人之为人的原罪。在西方文化里，不同于中国文化的“人性善”，而是从一开始就认为“人性恶”。当然，这里的“人性恶”不是指的人的人品很坏，而是指的人永远不可能完美。不完美，就是人之为人的“原罪”。可是另一方面，人又不像动物那样屈服于有限。因为他知道必死，因此也就特别渴望生，特别渴望永远不死。那么，他会如何去做呢？当然是要想办法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亚当和夏娃就是著名的例子。亚当和夏娃第一个知道了自己必死，然后，他们的第一个选择是什么呢？就是要想办法让自己永远的活。所以，他们大胆地迈出了人类自我抗争的第一步。用鲁迅的话说，尽管我前面是坟，但我还是要自己主宰自己，还是要“潇洒走一回”。西方有一个著名的雕塑作品：《被缚的奴隶》，在这个作品里，我们看到了那个奴隶的犹如公牛一样健壮的身体，以螺旋形强烈地扭曲着，无疑是在拼尽全力要挣脱身上捆绑的绳索，高昂的头颅、紧抿的嘴唇，再加上怒目圆睁，人类的反抗与不屈令人感动。显然，这正是卢梭“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的名言的写照，也是人类的绝对不向有限性低头的自由意志的写照。
然而，遗憾的是，千百年来，人类一再地发现：反抗有限，此路不通。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生命的有限性完全是无缘无故的，而“无缘无故”自然也就是没有办法战胜的。因为如果有缘有故，那么你当然就有可能找到源头，能够找到源头，你也自然就有可能战胜它。然而，有限性却是完全“无缘无故”的，它完全不同于生活中的那些 “困难”与“灾难”，那都是有缘有故的，而它是“苦难”，也是“无缘无故”的，想一想西西弗斯、坦塔罗斯的故事，我们对这一切，也就理解了。总而言之，无论你再怎样去努力，再怎么去奋斗，最终的结果都一定只有一个，就是失败。
比如说，改天换地，不是宇宙有限吗？我征服宇宙；比如说，改朝换代，不是社会黑暗吗？我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比如说，用理性的方式，不是世界没有办法认识吗？我逐渐地掌握科学知识，从而掌握世界；比如说，禁欲或者纵欲的方式，不是欲壑难填吗？我就拼命地放纵自己的欲望，或者我干脆禁欲，我去当和尚，我什么不要了，看你还能怎么样我？可惜，最终人类都输在了“无缘无故”四个字上。因为“无缘无故”是没有办法战胜的。没有办法战胜的关键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无缘无故。如果有缘有故，你就可以找到源头，你就可以战胜它。 可是，它无缘无故。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里尔克在《沉重的时刻》中说 ：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哭，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哭，
哭我。
此刻有谁在夜里的某处笑，
无缘无故地在夜里笑，
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走，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走，
走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死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死，
望着我。
福克纳说过，人生“是一场不知道通往何处的越野赛跑”，《阿甘正传》中阿甘的母亲也很有哲学头脑，她说过一句极其精彩的话：“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打开包装盒，你才发现那味道总是出人意料。”那么，什么叫“不知道通往何处”呢？什么又叫“那味道总是出人意料”呢？都是说的人生的有限性的“无缘无故”，也都是说的有限性的不可战胜。没有人知道自己的归宿是什么，也没有人知道自己的下一秒钟会遇到什么。任何的选择都是错误的，而当你想用下一个选择来弥补前一个选择的失误的时候，你也就一定已经犯了一个更大的失误。
我们不妨就再来看亚当和夏娃偷食禁果的故事。显然，这是一个意在为善但是却偏偏导致了恶的故事。其实，他们的目的真的是很善良的，他们只是希望自己能够主宰自己。这有什么不对呢？我们每一个人在追逐自己个人利益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在拼抢自己想得到的那些东西的时候，也都无非是想主宰自己，无非是想生活得最好，无非是想生活得最快乐，但是，问题在于，当人类想“主宰自己”的时候，当人类心里有了这四个字的时候，也就已经有了“恶”的萌生。因为想“主宰”，那么你肯定就会想无所不为、无所不有、无所不占、无所不贪，而且肯定会去想发号施令，结果，你也就会不知不觉地侵害到了别人的可能的空间、别人的可能的权利？何况，在你在想“主宰”一切的时候，就已经先把上帝赶出了伊甸园。试问，上帝又怎么会不把你赶出伊甸园呢？爱因斯坦发现：只有两种东西是无限的；宇宙和人类的愚蠢，看来，也真的是如此啊。
俄狄浦斯的故事也如此。这是西方文化中最著名的故事，与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一样，也蕴含着西方人对于人类命运的深刻反思。俄狄浦斯是西方最聪明的人。因为他猜中了世界之谜，这就是所谓的“斯芬克斯之谜”。而让他猜中谜语，就是要强调他是最聪明的，是无所不知的。其实，他只猜中了是人，但他猜中了人是什么吗？没猜中啊。他猜中了人的自我是什么呢？更是没猜中啊，但是俄狄浦斯却懵然不知，他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自己是最强者。这样，他就开始愚蠢到了一再犯错误的地步。他生下来以后被预言要杀父娶母，他父母就自作聪明，把他扔得很远。结果到后来连他自己也误解了，以为没事了，因为我离自己的父母已经很远了。可是，他很聪明地要躲他父亲，却把他父亲给杀了，他很聪明地要躲他母亲，却把他母亲娶回家做了妻子。这就是他的悲剧，这个悲剧不在于他的无知，而在于他知之太多；不在于他的愚昧，而在于他的完美。不在于他的愚蠢，而在于他的聪明！这意味着， 人类最大的“无知”是认为自己“有知”，而最大的“有知”是知道自己“无知”。
因此，俄狄浦斯悲剧的原因不是神谕，也不是命运，而是对自身无知的无视。一方面要以“有知”战胜“无知”，但是另一方面，从最根本的角度来说，自己的“有知”又不可能真正地去战胜“无知”，须知，“有知”本身还包含了更大的“无知”。例如俄狄浦斯故事中的先知特瑞西阿斯是个盲人，但是双眼明亮的俄狄浦斯却并没有他看得清楚。他知道人最大的“有知”是知道自己“无知”。苏格拉底在希腊时，也经常对别人说自己是最无知的，这就因为最聪明的哲学家就聪明在他知道人类是“无知”的。可是俄狄浦斯的聪明却在于以为自己“有知”，结果，斯芬克斯就用另外一种方式毁灭了他。由此，我们一定要意识到，俄狄浦斯的赌博要证明的就是：人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你永远是零，聪慧如俄狄浦斯尚且如此，愚钝如我们，那就更是再努力也无济于事了。
请看，这就是人性的真相。事实上，人并不是神，我们往往认为，人靠自身可以得救，但是，无数的事情告诉我们，结果必然是：一定不能得救。因为，不管你跑得多快、飞得多高，只要你是人，你就逃不掉脚下的那个阴影，而这个阴影却恰恰是你的人生必然失败的巨大陷阱，你必须为这个阴影背上十字架，并且付出血和泪的代价，你无法幸免，当然，也没有谁能够幸免。
华丽的转身
那么，既然无论作出什么选择最终都是一个“错”，最终都是无路可寻，人之为人，岂不是就被逼到了边缘情境? 犹如哲学家马克斯•舍勒尔所说，人相对他自己已经完全彻底成问题了？确实如此。不过，绝路恰恰也就是生路，所谓“柳暗花明又一村”。
遥想人类曾经的进化道路，在远古的时候，人类是如何从动物的身体超越而出的呢？其实，人类并不知道未来的道路何在？但是，人类却天才地猜测到了一个最为重要的关键，那就是绝对不能与动物一样，否则，就无论是如何左拼右突、困兽犹斗的“爬”来“爬”去，也根本“爬”不出什么名堂的。于是，人类毅然决然地转过身去，去赌与动物的爬行的截然不同。于是，站立，就在这毅然决然的转身一赌中出现了。其结果，就是人类的从动物中超越而出。
显然，现在也应该是一样，人类如何从“动物性”超越而出呢？唯一的正确道路，就是从此不再在精神上爬行，而是在精神上站立起来。动物是爬行的，与之相反的当然就是站立。那么，动物是有限的，与之相反的应该是什么？当然就是无限。
所谓无限，就是史怀哲所说的：要“尽力做到像人那样为人生活”，或者，就是卢梭的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中的“生而自由”，这是在将人的所有现实出路都完全堵死以后的唯一选择。西方美学中一般称之为他性启示、神性启示、精神救赎，在这里，首先是有限性的“山穷水尽”，其次是无限性的在有限性的“山穷水尽”中的“柳暗花明”，两者必须是同时出现。希腊戏剧《俄狄浦斯王》结尾，有歌队长的演唱:
当我们等着那最末的日子的时候，
不要说一个凡人是幸福的，
在他还没有跨过生命的界限，
还没有得到生命的解脱之前。
“跨过生命的界限”，其实也就是跨过有限性的“山穷水尽”， “生命的解脱”，则是无限性的在有限性的“山穷水尽”中的“柳暗花明”。
对此，我们中国人理解起来可能会有些困难。可是，假如我们能够意识到:这无非就是要求我们直接进入一种全新的精神对话关系，毅然远离精神的爬行，毅然在精神上站立起来， 毅然在当下就“像人那样”去生活，也毅然在当下就“为人生活”，其实，也就不难知道何谓他性启示、神性启示、精神救赎，何谓无限了。
不能不承认，人类在精神上的进化就是这样神奇，它竟然是从一次转身开始。从07年开始在澳门做兼职教授以后，因为每学期都要在澳门呆两个月，南大的公选课就没法再开了，但是，在07年以前，我是每学期都要为南大的学生开公选课的，而且始终很受欢迎，每次都是连走廊都站满了人，记得还是在03年的时候，我第一次用了“转身”这个词，那时候我称之为：华丽的转身。后来，下课后有一个男生过来说，潘老师，你用的这个说法很形象，而且很精彩，我很喜欢。课后自己想想，也觉得“转身”这个词比较准确，于是，我就开始正式使用这个术语来概括人类的精神进化了。而且，在我看来，人类的精神进化，其实最为关键的就是这样一个华丽的转身。
有一个古希腊的故事，有助于我们来理解“转身”的至关重要。这个故事叫做：哲学家的最后一课。说的是一位哲学家培养了几个学生，到了考试的时候，哲学家就给他们出了这样一道题目：在一片田野里，长满了杂草，那么，怎样才能消灭杂草呢？显然，这个题目就相当于在问：怎么样才能消灭自身的动物性呢？卷子交上来以后，老师一看，真是什么答案都有，例如，要把杂草除掉，要把杂草烧掉，等等。于是，老师说，要不这样吧，咱们大家都来按照自己的办法试一试，一年以后再见面吧。结果，一年以后，他的徒弟没有一个能够把杂草除掉的，只有老师，真的把杂草给除掉了。那么，老师是怎么做呢？其实也很简单，他只是在地里种满了庄稼。显然，老师是在告诉自己的学生，要与某些丑恶的东西告别（例如动物性），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转过身去面对那些美好的东西，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最终战胜那些丑恶的东西。就以我们的问题为例，动物性不是没有爱么？那我们就和爱在一起！动物性不是没有对美的追求么？那我们就和美在一起！动物性不是没有对信仰的追求么？那我们就和信仰在一起！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通过对主人公安德烈的死亡体验，也形象地昭示了人类的这一天路历程。
安德烈以前非常害怕生命的结束。有两次，他还极其痛苦地体验过死的恐惧。但是，当他找到了爱以后，就再也没有了死亡的恐惧。那朵永恒的、自由的、不受现实生活束缚的爱之花在内心中开放了，他不再怕死，也不再想到死。因为，死并不是无边的黑暗，而是觉醒。死就是醒。因为爱可以阻止死。爱可以使人重生，更可以使人永生。于是，他的心灵豁然开朗，那张始终遮蔽着世界的帷幕在他的心灵前面揭开了。内心的束缚获得了解放，他的内心中开始洋溢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
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在上课的时候曾经阐释过荷尔德林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经过海德格尔的推崇，现在已经成为20世纪的最强音，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生活乃全然之劳累，
人可否抬望眼，仰天而问
其实，这里的“抬望眼，仰天而问”就是转身的意思。可惜，中国人很难弄得清楚，因为中国否认最最熟悉的，还是或者不“抬望眼”，谁“抬望眼”谁就是杞人忧天，或者是“抬望眼，仰天长啸”，可是，我们中国人却从来就没有一个要“仰天而问”的。可是，“仰天而问”却偏偏非常重要，因为，这就是我所一再强调的“转身”啊。
你们不会和所有的动物同死
还有两首诗，说的也是转身与不转身的区别。一首是布莱希特写的，这是个共产党人，无神论者，他是怎么写的呢？
《抵抗诱惑》
你们不要被诱惑！
返回的路已不存在。
日子伫立在门前，
你们已能感到夜里的风：
清晨却不会再来。
你们不要被欺骗！
生命残薄。
尽快地啜饮生命吧！
你们不会感到满足。
当你们不得不离开生命时。
你们不要接受骗人的安慰！
你们没有太多的时间！
让腐烂成为拯救者！
生命最伟大；
拥有的已无多。
你们不要被诱惑，
去干苦役让自己精疲力竭吧！
还有什么能使你们畏惧？
你们会与所有的动物同死，
此后什么也不会再来。
布莱希特是一个大戏剧家，但是他的这首诗透露出，他的人生观还是很成问题的。布莱希特是在写他对于人的思考。那么，他对于人的思考是什么呢？他说:“你们不要被诱惑，返回的路已不存在，日子矗立在门前，你们已能感到夜里的风，清晨却不会再来。”那也就是说，人象动物一样，他的生存是一次性的，而且他的生存是不可以重复的，那么，怎么办呢？既然清晨不会再来，那么“你们不要被欺骗！生命残薄，尽快的啜饮生命吧。”那也就是说，过一天算一天吧，“你们不会感到满足，当你们不得不离开生命时，你们不要接受骗人的安慰，你们没有太多的时间，让腐烂成为拯救者。”这就是说，死亡就是最后的拯救了。“生命最伟大，拥有的已不多，你们不要被诱惑，去干苦役让自己精疲力竭吧，还有什么能使你们畏惧，你们会与所有的动物同死，死后什么也不会再来。”我不能不说非常遗憾，布莱希特这么大的戏剧家，而且已经是在人类早已脱离了动物的20世纪，但是，他对于生命的理解，却还是跟动物一样，还是被动物性主宰着。“让腐烂成为拯救者，”而且，“会与所有的动物同死”，而且，“死后什么都也不会再来”，你们看，这是不是仍旧是一个动物宣言？
另外一首诗歌，是汉斯•昆的和诗，他是一个神父，他的看法显然完全与前者不同。那么，他是怎么来和的呢？首先，汉斯•昆的和诗的题目就有点变化，是《拥有的远不止这些》。他的意思是说，谁说人所拥有的与动物完全一样了？人所拥有的和动物根本就不一样，顺理成章地，他的意思也就是说，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按动物的“拥有”来看人的“拥有”。
下面，我们来看看汉斯•昆是怎么说的：
《拥有的远不止这些》
你们不要被诱惑！
返回的路尚存在。
日子伫立在门前，
你们已能感到夜里的风：
清晨却会再来。
你们不要被欺骗！
生命残薄。
不要过快啜饮生命吧！
你们不会感到满足，
当你们不得不离开生命时。
你们不要接受骗人的安慰！
你们没有太多的时间！
腐烂能捕住得救者？
生命最伟大；
远不止这些。
你们不要被诱惑，
去干苦役让自己精疲力竭吧！
还有什么能使你们畏惧呢？
你们不会和所有的动物同死。
针对布莱希特的看法，汉斯•昆提示说：“你们不要被诱惑，返回的路尚存在，日子矗立在门前，你们已能感到夜里的风”，你们看，从一开始就不一样了，“返回的路尚存在”，而且，“清晨却会再来”。这也就是说，那些美好的东西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有时候，我们如果是象动物一样地去想像，那我们就会觉得什么美和丑、什么信仰与爱，反正一切都会过去，可是我们一旦转过身去，坚信神性的存在，坚持像神一样地生存，那么我们就会确信，永恒的东西是存在的，因此，我们绝对不能像动物那样去放纵自己，而是一定要用信仰、爱与美来为自己的生命导航，因为上帝是要最终审判的，我们绝对不要去随波逐流地去做恶，因为，“清晨却会再来”。所以，“你们不要被欺骗，生命残薄。不要过快啜饮生命吧！你们不会感到满足，当你们不得不离开生命时，你们不要接受骗人的安慰，你们没有太多的时间，腐烂能捕住得救者？”意思就是说，死亡就那么可怕吗？难道人真的不能战胜死亡吗？人象动物一样是必死的，但人在“知死”以后就一定要为所欲为，一定要为非作歹吗？腐烂真的就能捕住得救者吗？当然不是，所以，他说：“生命最伟大，远不止这些，你们不要被诱惑，去干苦役让自己精疲力尽吧！，还要什么能使你们畏惧呢？你们不会和所有的动物同死。”
我在前面说了，布莱希特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共产党人，所以他是提倡无神论的，因此，在布莱希特看来，“我们要与所有的动物同死”，那也就是说人的所有努力都是没有意义的。动物不“知死”，所以它浑浑噩噩，可是，我们“知死”，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痛痛快快的潇洒走一回吧。但是汉斯•昆却对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我们不会和动物同死”，所以我们要赌自己要象神一样地存在。因此，布莱希特的诗实际上是所有动物的宣言，也是布莱希特眼中的人的誓与“动物同死”的宣言。汉斯•昆的诗不同，他说：我们一定要坚信：“美好的清晨还会再来”。因此，“我们不会和动物同死”，既然如此，我们就要想一想，我们身上那些最美好的东西或者说那些充满神圣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也必须像神一样地去生存！
当然，我们中国人理解起这一切来，可能会比较困难。因为我们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可是，我不得不说，这一切都不应该成为我们拒绝接受西方的进步文化的障碍。说实话，我对于多年以来中国的某个说法是非常反感的，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很多的西方的好东西就都被我们用“中国特色”这四个字盲目地拒绝了，可是，我们必须知道，人类的进步、人类的进化是有共同规律的，而且，在人类的进步、人类的进化当中也是绝对不允许“钉子户”的长期存在的。比如说，中国人不喜欢“仰天而问”，中国喜欢的顶多也就是“仰天长啸”，中国人更是以讥讽 “杞人忧天”而自得、自诩，最为经常的情况是，当有人想“仰天而问”的时候，所有的人就开始嘲笑他：“你管那么多干嘛呢？好死不如歹活，活着就行了”，可我们要知道，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一点“仰天而问”的精神、没有一种坚决地去赌像神一样地去生活的气度、没有一个华丽转身的抉择，那就无疑是：虽生由死。遗憾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却恰恰就是如此。
美国著名诗人埃兹拉•庞德曾感言：当我倦于赞美晨曦和落日，请不要把我列入不朽者的行列。可惜的是，我们民族却很少这样的“不朽者“！
西方文化中的三次最为著名的人性豪“赌”
不过，当我们把目光转向西方，看到的却完全不同，
西方文化中最为可贵的，恰恰是那样一点“仰天而问”的精神、那样一种坚决地去赌像神一样地去生活的气度、那样一个华丽转身的抉择。
我们来看西方文化中的三次最为著名的人性豪“赌”。
第一次， 是约伯的人性豪赌。
约伯是上帝的优秀子孙，或者，是驯服臣民，他过得很幸福，牛羊满圈子孙满堂。这个时候，魔鬼撒旦跟上帝聊天说，“你知道为什么约伯为什么对你这么忠诚吗”？上帝问：“你说呢？”撒旦说：“那是因为你给了他幸福”。上帝说：“不是这样的，约伯之所以对我忠诚，之所以过得很快乐，是因为他坚信我是正确的，他坚信跟我在一起是快乐的，所以才快乐，而不是我给了他幸福，他才认为我是个好人。”于是，撒旦说：“不可能，这样吧，我跟你打个赌。”上帝问：“打个什么赌呢？”撒旦说：“你允许我到人世去考验他，我要把他害得一无所有，然后咱们再看一看，约伯是不是还坚信你是正确的。”于是，上帝说：“可以，那你就去考验他吧，但有一个前提，你不要伤及他的身体。”结果，撒旦就跑到尘世，把约伯弄了个倾家荡产。然而，约伯却仍旧不改初衷，他说：“我所有的财产和幸福都是上帝给的，既然上帝把它拿去了，那肯定是有理由的，我不会怨恨上帝。”
当然，撒旦不会轻易死心。他回去见到上帝的时候，上帝说：“你看约伯他没有怨心吧，约伯真的是个好人。”撒旦就说了：“那我们还可以换个赌法，”“怎么换呢？” “上次是没有伤及他的身体，如果伤及他的身体，那约伯一定会在人间痛骂你的。”于是，上帝说：“既然这样，那我这次就允许你去加害约伯的身体。”结果，这次撒旦用了最残忍的办法，中国人诅咒人的时候说，头顶长疮，脚下流脓。这次他就给约伯来了一次。可是他发现，约伯做的还是那样一个从容淡定的心态，约伯怎么说呢？“我赤身而来也赤身而去，上帝赐与我的就是上帝对我的恩惠，如果上帝把他收回去，那肯定是有理由的”。这也就是说，他仍旧绝不怀疑。总之，约伯就是要豪赌信仰必然存在，而且，无论如何，他都坚定不移地相信信仰必然存在。信仰没有在自己的身上兑现，他不会就因此而断定它不存在，信仰在自己身上兑现了，他也不会才断定它存在。在他看来，信仰必然存在，不论在自己身上兑现与否，信仰都必然存在。
故事说到这里，我要提醒一下。首先，中国人的“怀才不遇”的心态，在约伯那里是完全没有的。中国人总是去赌人与人的关系，而且总是把责任推给对方，是对方不好，是对方存在问题，所以我怀才不遇。可是，西方人却从来不赌人与人的关系，而是去赌人与神的关系。而且，约伯也绝对不怀疑神的绝对正确。即便是魔鬼撒旦把所有的东西都收走了，他也绝对不怀疑，他只怀疑说：“很可能是我自己做的不好，所以上帝才把这一切都收走了。”显然，对此我们中国人理解起来会很困难。因为我们中国人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信仰心态。比如说，我们到庙里去磕头，表面上看起来，是对神的尊重，可是，在我们下跪之前就已经许愿、许愿、再许愿了——甚至连只许一个愿的都没有，最少也是许上三个，然后才去磕那个卑贱得不能再卑贱的头。所以，我们中国人对约伯肯定是无法理解的。上帝对你那么坏，那你干嘛还要尊敬它？你干脆踢他的馆，干脆砸他的招牌。但是我们看一看西方文化，它却是坚决要赌，赌什么呢？赌我哪怕是遇到再大的艰难险阻，我也还是要象神一样的生存。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改变对于神的坚信，也都不会改变自己的那场愿意象神一样生存的生命进化的人性豪赌。
再举一个人们都很熟知的例子，我们中国人最不能理解的《圣经》里的故事，就是如果遇到了别人迫害你，耶稣所要求人们的那个做法。你们都知道那个最著名的耶稣的回答，有人说:”有人打我的右脸怎么办呢？”耶稣说:”把左脸伸过去让他再打。”这个人很不服气。按中国人的想法，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现在既然左脸打完了，右脸也打完了，那下面我可就绝对不能再让了啊。可是耶稣说:“不行，还得叫别人打。”“那我要让他打多少次呢？”耶稣回答得很有技巧：“七十次。”当然，我们如果还是按照中国人的思维，那一定会觉得，那我得数着，打到第七十次，我就开始反抗。其实，耶稣的意思是：打到七十次你早就被打烂了，到那个时候你根本就不可能反抗了。因此，耶稣的意思是：绝不反抗。耶稣的意思是说，人间的罪恶是一定被清洗的，但是它是通过爱的力量，所谓“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而不是通过你的罪上加罪，也就是说，以暴抗暴，实际的结果只能是，你用更大的罪恶来清洗前面的那个不那么大的罪恶，最终，人类世界就会成为一个战场。所以，耶稣认为，你只要对得起人类最美好的事业，你只要固守了人性的底限，那人类就已经胜利了。这就是人类的人性豪赌，我们如果不知道这就是人性豪赌，那我们就不会知道西方文化是怎么一天一天的进化起来而且最终超越了我们的。
第二次。是浮士德的人性豪赌。
不过，在介绍浮士德的人性豪赌之前，我想接着上面的话再发几句议论。我想说，文化不但有民族的差异，而且有根本精神的差异。我们绝对不能认为凡是“国粹”就一定是好的，其实，我们中国的大部分文化都是“国”而不“粹”。而西方文化呢？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当然是不“国”，但是，却偏偏是“粹”。从根本精神的角度，西方文化无疑高于中国文化，其中也蕴含着更多的普世价值，这，无疑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向西方学习，存在的首先是一个毕恭毕敬的问题，而主要不是一个批判、继承的问题，因为水平有限，除了以“中国特色”为武器来抵抗西方文化之外，我们根本就没有能力来进行批判、继承的判断。至于“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说法，除了把它作为一个耄耋老人的良好祝愿，此外也再无别的什么意义了。
而要说到西方文化，有两个东西，你们要牢牢记住：一个是两种精神，基督精神和“浮士德”精神，一个是两部《圣经》，《圣经》和《浮士德》。
我现在要讲的浮士德的人性豪赌，也就与“浮士德”精神有关。
歌德在西方历史上是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文学史上很多人的生死是很有意思的，比如，我经常想，如果张爱玲在25岁的时候就死去，那么应该説，这基本上不影响她一生的文学地位。契诃夫如果不是在4岁的时候就死去，那么，他的文学贡献也许就会高出许多。还有一个，就是歌德。他如果不是高寿，那么他的文学贡献以及整个的文学历史，就都要改写了。歌德的一生真是神奇，20多岁的时候写了《浮士德》的第一部，可是，直到80多岁才写了《浮士德》的第二部，中间竟然隔了60年，而且，写完《浮士德》的第二部，他也就去世了。你们说，这是不是非常神奇？
歌德的《浮士德》写的其实就是一个活着的现实的约伯，只不过，歌德没有设想他笔下的约伯仍旧是在家里当个土财主，在歌德的笔下，约伯要出来改造世界了。无疑，这是一个进入近现代社会的约伯。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一定会问：为什么会如此?而且，他又是在赌什么呢？我要提醒你们注意，歌德的《浮士德》写的最为重要的东西，，实际上就是这个。
在《浮士德》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性豪赌。第一个是上帝和魔鬼之赌，第二个是浮士德和魔鬼之赌。上帝和魔鬼的赌博，意在呈现人的无限性，说明了人的伟大，浮士德和魔鬼之赌，意在呈现人的有限性，说明了人的悲剧。这里，我只讲第一个，也就是上帝和魔鬼之赌。这一次，还是因为魔鬼跑去找上帝。他说：“我跟你打赌，如果我让一个人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那这个人就一定会成为一个坏蛋。”上帝说：“人是一个很高贵的动物，他一定会战胜所有荣华富贵的诱惑的，一定会去赌自己象神的，也一定会去赌自己不会与所有动物同死的”。魔鬼说：“不可能，人不可能实现这么一场豪赌的，人从根本上来说，还不过只是动物。”上帝说：“那你就去试试吧”。结果，魔鬼就找到了浮士德。
浮士德本来是一个老教授，一生都把自己关在书房里。魔鬼的做法是：给他各种各样的发展空间，也就是说，他想干什么，什么就能被干成。魔鬼断定：浮士德一定会因此而心满意足，而赌博的内容就是，只要浮士德对任何一件人间的事业心满意足，那么，浮士德就赌输了。因为他还是象动物一样的，还是只满足于占有。但是，浮士德犹如一个行动的约伯（《圣经》里的约伯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是始终坐着，因此，可以说是一个坐着的约伯），没有满足于任何的荣华富贵。他永远在追求、永远在创造、永远在创新。而在这个追求、创造和创新的过程当中，浮士德成了我们人类真正的楷模。因为，《浮士德》里最著名的话，就是浮士德去世时天上的仙女来接他时唱的那首歌里的一句：“凡人不断努力，我们才能济度。”这句话在西方非常著名，应该说，已经成为西方人的座右铭，因为它是浮士德精神的核心体现。
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带着爱上路！带着信仰上路！“带着爱上路！”这是我在1991年出版的《生命美学》里 说过的一句话。“带着信仰上路！”则是我从世纪之交开始始终在强调的一个思路。我觉得，用来诠释“凡人不断努力，我们才能济度”还是非常合适的。因为歌德所写的《浮士德》无非是赌了一件事：坚守人类神性的存在。当他遇到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不会放弃对爱与信仰的追求。当他遇到任何一个事情的时候，都不会践踏爱与信仰的底线。浮士德失败了五次，但是，尽管失败，他却永远都不怀疑爱的存在、信仰的存在。结果，他成功了。最终，他被爱与信仰所“济度”。而这，也正是《浮士德》所要告诉我们的真谛。
而且，在这里其实那个“被上帝济度”已经是一个虚拟语了，真实的意思是：一个人只要把人的无限性的追求发挥得淋漓尽致，那他就肯定是神。因此，“凡人不断努力，我们就会济度”，当人如果永远赌与爱同在、赌自己会象神一样的存在的时候，那么，他就一定会成为神。而且，他也就一定是战无不胜的，并且是无坚不催的。
第三次，是帕斯卡尔的人性豪赌。
卡斯卡尔，严格的说，应该是一个科学家、哲学家，但是，也是一个躺在床上的科学家、哲学家。他身体很不好，只活了四十岁左右，而且，一生基本上没有出过门，天天就是躺在床上，天天都在冥思苦想。我觉得，帕斯卡尔几乎就可以说是一个法国的“杞人”。他在法国“忧天”。而且，在这过程中，他还有自己的惊天发现。在思考人类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问题的时候，卡斯卡尔想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转换。什么转换呢？我在前面说过的，人是必死的，因为必死，人就想到了：既然自己是必死的，那么自己也就一定是有限的。可是，与人是有限的不同，宇宙却是无限的啊。于是，他就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问：我这有限的生命，又有什么理由在这个无限的宇宙里生存呢？换言之，我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世界是无限的。那么，我有什么理由来拿我这几十年去赌宇宙的无限呢？我怎么样生存，才能够也像宇宙一样的无限呢？那么，这是一个样的什么问题呢？其实就是一个人怎么样才值得活下去的理由的问题。我们知道，人就是因为对自己问了这样的理由，最后才把自己逼上了一场人性的豪赌。也就是说，人一定要赌自己像神。自己明明是有限的，但是却一定要赌自己能够无限。帕斯卡尔的思考也是如此。
当然，人类尽管早就在摸索和实践着这一场人性的豪赌，但是却毕竟没有通过某个智者的总结道破这一最大奥秘，而帕斯卡尔的贡献恰恰就在这里。要知道，人类毕竟是要来追问这场人性的豪赌的理由的，人们会说，我们也希望自己像神，可是，我们毕竟只是人，那么我们是否真的可以像神甚至是否真的最终就能够是神呢？人当然不愿意与动物同死，当然希望能够像神一样地活着，但是，这一切就真的是可能的吗?——哪怕只是一线可能？
在这里，我要插几句话。我们中国人理解起这一切来，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缺乏信仰传统的民族。就以农夫与蛇的故事为例。如果是西方人，假如他遇到一条被冻僵了的蛇，他会怎么去做呢？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寓意的其实就是人类的生存。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是上帝与人，在这个意义上，人自然就是那条被冻僵了的蛇，那么，上帝会怎么对待我们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就是人与自身。我们都拖着一条长长的动物性的阴影，动物性，就是我们的宿命。那么，我们是否天生就要咬人？我们是否就永远要咬下去？
既然如此，现在我要问，如果是西方文化，那么它会怎么来回答？显然，对于第一个角度的故事，它会回答说，上帝会坚持不懈地解救我们，哪怕会无数次地被回暖过来的我们咬伤，因为，他坚信我们一定会得救。对于第二个角度的故事，它会回答说，尽管我们都拖着一条长长的动物性的阴影，但是，我们一定会得救，我们也一定会不再咬人的。现在我再问，如果是中国文化，那么它又会怎么来回答呢？对于第一个角度的故事，它会回答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更不可能有什么神来眷顾我们的，还“像神一样的生存”呢，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神呀？因此，人只能自救。对于第二个角度的故事，它会回答说，人本来就已经获救，因为，人不是蛇。它会通过把动物性与人剥离的办法，认为只有“坏人”才有动物性，至于“好人”，那可是早就没有了动物性的啊，不是“六亿神州尽舜尧”了吗？而且，关于“坏人”的动物性是否有可能被拯救的问题，它的回答也一定是否定的，那怎么可能？人们一定会睁大幼稚而又无知的眼睛，这样地来认真反问。
现在，我们再来看帕斯卡尔的人性豪赌。我要说，人类所遇到的问题，也就是帕斯卡尔需要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要像神一样在精神上站立起来，我就要像神一样生存，可是，这一切又怎么可能？因为谁都知道，人不是神，而且，也不可能成为神呀。因此，万一我的努力都是落得个惨败的下场，那可如何是好呢？而且，如果未来的我们一定能够是神，那我们今天即便是不做坏事，即便是被害得倾家荡产，那我们今天也要坚持；可是，如果未来的我们最终不能够是神，那我们今天不做坏事、我们被害得倾家荡产，那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要知道，这是一个永恒的难题啊！任何一个科学家、任何一个哲学家都无法给我们一个心服口服的论证。我们从理性的推论永远也推论不出来，人类的未来可以是神。可是，既然推论不出来，那是否就是不可能呀？同时，既然如此，又为什么要为一个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去努力呢？那我为什么不去干脆做一个坏人呢？帕斯卡尔的伟大就在这里。他提供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论证方法。
我们看看帕斯卡尔是怎么说的。他说，我们就赌美好的东西一定胜利！既然要在精神上站立起来，那我们就去赌上一把吧。我们只要与美好的东西同在，美好的清晨就还会再来。这就犹如西方的“末日审判”，中国人总是弄不懂这个说法，其实对于西方人来说，这实在并不难懂。无非是在你做事的时候，究竟接受不接受这样的标准：明天一定是美好的。如果你接受，那你今天就不会作恶，你也不会为非作歹；如果你不接受，那你当然就一定会。所以，帕斯卡尔郑重地建议：我们不妨豪赌一把，我们就赌爱必胜、信仰必胜，我们就赌美好的清晨一定还会再来。
很有意思的是，帕斯卡尔的话说得十分幽默。他说，我们人类这样地去豪赌一把，实际也是没有什么损失的。如果我们赌输了，那又有什么？我们本来不就是毫无胜算的吗？输就输了，本来不就是个输吗？何况，我们也愿赌服输呢；可是，万一我们赢了呢？我们要是不赌，那么，我们当然是一定会输，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我们赢了呢？那美好的清晨就会再来了啊，那我们就不会与动物同死了啊。你们看，这是不是一场人世间最最美丽的人性豪赌呢？
何况，人类的进化，不就是因为敢于去赌那个“万一”吗？如果只是顺从于“一万”，那人类就根本不可能进化起来的。所以，帕斯卡尔的建议实在是非常重要。西方一位作家王尔德说得非常精彩：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丝毫不值得一顾。在这里，我要再加上一句：事实上呢，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人生地图同样也丝毫不值得一顾。人类之所以进化，就是因为他有一张有乌托邦的人性地图。而帕斯卡尔的人性豪赌所给与我们的，就是这样一张有乌托邦的人性地图。
成长性的需要与肛门人格
讲到这里，我就又有可能回过头来再谈在这一讲的一开头所提出的“低级需要”和“口唇期”的问题了。
你们一定还记得，我在前面讲到人身上的动物性的时候，曾经说过人一定要和什么告别呢？毛泽东有一句诗，“人猿相揖别”，那么，需要“揖别”的又是什么呢？我在前面讲了，就是要与“动物性”告别。那么，“动物性”的标志是什么呢？一个是“低级需要”，一个是“口唇人格”。可是，“偮别”之后，人类又走向何方呢？
“人猿相揖别”之后，人类从“低级需要”走向了高级需要。马斯洛把它叫做成长性的需要。低级需要和成长性的需要区别在哪里呢？低级需要是衣食住行的需要，是一个生命的空洞，也是一个必须填充的空洞。成长性的需要是什么呢？是人为了使自己像神而必须去加以满足的需要。比如说，动物不创造，而人要创造。比如说，动物不爱美，而人要爱美。比如说，动物没有信仰，而人有信仰。诸如此类，就构成了人类的成长性需要。
成长性的需要不再是一个空洞，不再是因为外界的力量而产生的，而是因为主体自身的要求而产生的，而且，也是可以用主体自身方式就能够满足的。所以，成长性的需要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需要，换言之，只要满足了这个成长性需要，也就满足了人的真正要求。也就是出于这个原因，马克思才说，消费音乐要比消费香槟酒高尚。而且，马克思还有“为活动而活动”、“享受活动过程”、“自由地实现自由”等一系列的说法，其实也是针对的成长性需要的满足。刘鄂在《老残游记》中描写得听王小玉说书的美妙感受，则可以看作是成长性需要的满足的象征：“五脏六腑，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服贴，三万六千个毛孔，像吃了人参果，无一个毛孔不畅快。”
更为重要的，是前苏联的一个学者阿•尼•阿昂捷夫的看法：最初，人类的生命活动“无疑是开始于人为了满足自己在最基本的活体的需要而有所行动，但是往后这种关系就倒过来了，人为了有所行动而满足自己的活体的需要。”从“人为了满足自己在最基本的活体的需要而有所行动”到“人为了有所行动而满足自己的活体的需要”，也就是从“为需要而活动”到“为活动而需要”，最终，爱、信仰等等，也就成为我们的需要。
而且，我们看一看人类社会的实际生活，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人发展到最后，甚至不得不先满足成长性需要，然后再满足低级需要。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富贵不能淫”。什么叫“富贵不能淫”？那就是说，按动物的角度来说，富贵一定是能“淫”的，但是，如果按照人的角度来说，因为他有更高的需要了，因此，如果不能满足爱的需要、信仰的需要、美的需要，那他就宁可不要所谓的荣华富贵。其它的，例如“不食磋来之食”、“不自由毋宁死”，等等，也是如此。学者孙正聿曾经从五个方面总结了“人无法忍受什么”：“无法忍受单一的颜色（喜欢丰富的世界与人生）、无法忍受凝固的时空（厌恶重复）、无法忍受存在的空虚（求意义）、无法忍受自我的失落（需要自我实现）和无法忍受彻底的空白（渴望不朽）。”然而，这五个方面却恰恰是动物始终乐在其中的，因此，人的这五种“无法忍受”，也恰恰告诉了我们，人不得不先满足成长性需要，然后再满足低级需要啊。
其次，“人猿相揖别”之后，人类从“口唇人格”走向了肛门人格。我在前面讲了，一个人的人格如果停留在口腔期，他的发育一定是不正常的。那么，什么样的人格发育才是正常的呢？弗洛伊德有一个说法，叫做“肛门期”。什么叫“肛门期”呢？不妨回顾一下小孩的排便训练。小孩开始主要是解决吃的问题，后来主要是解决排泄的问题。在解决吃的问题的时候，小孩把世界当成一个随便拿取的自助大餐厅，一个移动的美食厨房。可是到了父母训练他在指定地点排泄大小便的时候，小孩发现，世界不再是一个移动厕所，不是我走到哪就可以随便排泄到哪儿的地方。这个自觉，对小孩的心理成长很重要。为什么重要呢？我们想一想，为什么西方人不随地吐痰，而中国人却随地吐痰呢？原来，西方不认为这个世界是他自己的，可是中国人却觉得这个世界全都是我的，我到处都能吐。可是，为什么西方人就没有这个观念呢？就是因为，如果一个人的人格是成熟的，那么他就一定知道，这个世界并不是我的，我的很多事情也是不能全都由世界代劳的，而且，过去以为父母是我的勤务员，现在才发现，父母还有父母自己的事情。这个时候，这个孩子就开始长大了。而他的人格，我们就可以称之为：肛门期人格。
顺理成章的，肛门期人格也就截然区别于口腔期人格。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当孩子知道了这个世界并不是他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的时候，也就出现了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拼命去抢，还有一种可能，则是转而去追求一些新的东西。试想一下，既然这个世界并不是我想要就能要，那我要不与动物同死，我要希望美好的清晨还会再来，那应该如何去做，才真正有可能做到呢？这个时候，成熟的肛门期的人格就会导致他转过身去，他会这样去想：我要是也去追求吃的东西，喝的东西，总之是那些看得见、摸得到的东西，那肯定是我有你无，你有我无，争夺的结果，也肯定就是你死我活。怎么解决呢？中国人的最好的办法，也无非就是“让”。
最典型的，就是“孔融让梨”。在西方，一个苹果掉下来，牛顿看到后，就发明了物理学定理。在中国，一个梨拿过来，孔融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让”，为什么要“让”呢？因为他想得到更多啊。大家都在争夺有限的资源，你如果想多多得到，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吃小亏占大便宜。可是，这其实是一种更为巧妙的对于有限资源的争夺啊。那么，正确的方式应该是什么呢？如果你的人格是成熟的，那你一定就会想，有限资源的争夺无疑是你死我活，可是，我为什么就不能转过身去呢？比如说，我转过身去追求美、追求爱、追求信仰，这些东西都不会你有我无，我有你无，而且是可以全人类共享的。仔细想想，假如我们人类都去更多地追求这些东西，我们不可以做到美好的清晨还会再来吗？我们不就可以做到不与动物同死吗？
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之间的赌博
“成长性需要”和“肛门人格”意味着不再追求那些有限的东西，而是转过身来追求那些无限的东西。，事实上，这也就意味着对于精神生命的追求。
英语中有一个短语，叫“西班牙式价值观”，指的是西班牙等国看重的都是有限的资源，因此也斤斤计较于掠夺与拼抢。还有一个短语，叫“英国式价值观”，指的是英国等国看重的都是无限的资源，因此也就更加看重创造域共享。其结果，就是尽管西班牙和葡萄牙也曾经称霸东西半球，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英国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霸主。
也许，西班牙和葡萄牙与英国之间的此消彼长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远不是在这里所可以三言两语就可以辩析清楚的。但是，在人类历史上，不论是社会还是个人，大凡推重无限资源者，大凡推重精神生命者，都必将最终胜出，却是一个非常引人瞩目的历史演进进程中的一个已经公开了的秘密。
就拿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之间的赌博来说吧，公元前3000年直到1500年，整整4000年。我很想知道，在那4000年里，如果是你，你会选择游牧民族还是农业民族？或许，你会选择农业民族，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农业民族最终胜出了，可是，如果把这个胜利放在4000年的日程表里，我们的生命在当时大概只能活50岁左右吧，以50年的生命历程来判断4000年以后农业民族的胜利？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吧？那么，你会怎么选择？我再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在这4000年里，游牧民族经常是大败农业民族的。选择农业民族，就意味着被打得丢盔卸甲、家破人亡，选择游牧民族，就意味过上幸福生活。每天什么都不要干，就是酗酒、狂欢，到了农业社会丰收的时候，就呼啸而下，去抢上一通，抢完就走。可是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一看，人类究竟是靠谁发展起来的？正是靠那些整天在马蹄下讨生存的农业民族的顽强坚持啊，也正是靠他们的一场人性豪赌发展起来的。
具体来说，如果借用我在前面所讲的概念，其实那也可以说，游牧民族推崇的是有限性，农业民族推崇的是无限性。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之间，就是有限性与无限性的豪赌。例如，我们今天知道，人类选择了农业社会其实就是选择了未来，但是，谁告诉他们选择了农业社会就是未来的呢？没有人告诉他，也没有人能够告诉他。我们今天这样讲，无非也只是事后诸葛亮。那么，当时的农业社会的人为什么要作出如此的选择呢？归根结蒂，就是一句话，他们认定“流汗”比“流血”更符合人之为人的本性。
我这几年到处做报告的时候，有一个题目，是讲《水浒》的。我在做报告的时候就经常问，在《水浒》里谁是真正的好人？很多人会抢答说：当然是武松，可是，我却说，其实应该是武松的哥哥——武大郎。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用“流汗”的方法推动了社会进步。我们知道“流血”是不能推动社会进步的。社会要想进步，只有一个方式，那就是“流汗”。所以，《水浒》里真正的好人只能是武大郎。现在，在评价游牧民族的时候也是一样。游牧民族推崇的是“流血”，他是靠抢的，可是我们知道，抢是不可能创造剩余价值的，也不可能创造财富，顶多只能完成财富的转移，所以，人类社会的进步不能靠“流血”，那么，应该靠什么呢？当然是要靠“流汗”。
就拿武器和农具之间的区别来说吧，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先拿起农具并且放下武器的人，无疑代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可是，要知道，在5000年前，率先拿起农具的人，那肯定是要被消灭的啊，因为他没有了反抗能力。世代耕作，作战能力当然也就大大降低了，这显然是一场赌博啊。但是，这个赌博恰恰代表了人类的进步。
再拿杀戮生命与培养生命之间的区别来说，游牧民族以杀戮生命为象征，犹如动物也是以杀戮生命为象征的，那么，当人类坚决不再做动物的时候，他将以什么做为标志呢？培育生命。在农业社会之前，人类虽然在身体上站立起来了，但是他还是抢劫、还是凶杀，那么，当人类开始培育生命的时候，比如说，当人类开始种庄稼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呢？当然是人类在精神上的与动物性的脱离。
最后再看追逐水草而生与稳定的家庭之间的区别。游牧民族是马上的民族，他在全世界打来打去，这边打不了了，就往那边打，而且，到了丰收的时候就来打，到了冬天他就蜇伏起来，可是农业民族改变了人类的这种动物性的生存方式，他开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生活呢？定居。一定要注意，当人类社会定居下来的时候，他才有家庭。而人类社会的最简单的细胞就是家庭。如果没有家庭，他就永远是一个动物，动物也是奔跑来奔跑去啊，但是人类的农业社会就开始赌了，他说我不愿意总是这么一大帮人跑来跑去了，我要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去过稳定的生活。当然，当时的人们肯定并不知道家庭的出现究竟有多重要，而只是去勇敢地赌博。可是我们今天要说，这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
首先，人类社会只有在家庭的出现之后，才会有爱的出现，因为如果没有家庭，那情感也就没有稳定的投射对象，也就没有必要说，我一定要保护谁，更没有必要说，我一定要把我的一生献给哪个异性了，什么海枯石烂不变心之类，也就都没有必要做这样的表白了。显然，没有家庭，就没有爱的温床，那人类也就不可能最终地脱离动物。
其次，如果没有家庭，或者说，人类如果不稳定地居住下来，就不可能有机会去追求非功利的精神生活。我在前面讲了，人和动物之间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动物只追求有限的资源，人还要追求无限的资源。但是人类追求无限资源的发端是在什么时候呢？起码是在农业社会出现之后。这是因为，只有稳定的家庭生活，才使得人类有了一些富裕的生产资料，有了更多的金钱，这才有可能去追求诗歌、去追求美，而这在游牧民族，则是绝对不可能的。
再次，是宗教。全世界的游牧民族都是没有宗教的，更没有文字，但是所有的农业民族，却一定会首先产生宗教，首先产生文字，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定居。要定居，就要像植物一样，深深地把根扎在大地，而这就需要有一个精神的生存方式，同时，要面对游牧民族的秋风扫落叶般的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的屠杀，也迫切需要一个精神的支撑，这，就是宗教。而人类的最早的文字都是记录宗教活动的，如果没有宗教，人类的文字产生，可能也就要晚得多了。
讲清楚了上面的一切，我们才有可能真实地想象，在上面的这4000年里，确实是人类的一场伟大的人性豪赌。没有人知道最终的胜利者会是农业民族，相反，倒是会有很多的人自以为聪明地去选择游牧民族。然而，最终在精神上站立起来的偏偏是那些选择农业社会的生存方式的人，正是他们，才代表了人类进化的方向。这，就是人类社会的最最奥妙之处，也是人类社会最最让我们吃惊之处，同时，更是人类社会最最让我们感动之处。显然，在人类社会的进化中，如果不去赌，例如，不去种地，不去定居，不去流汗，那人类社会就会越抢越少。仔细去看历史，我们会发现，往往是南农北牧、南富北贫、南弱北强，也就是说，最早的时候，农业民族都在南边。准确地说，最早的农业文明有五个，都处于北回归线与北纬35度之间的一个很小的区域，周围被游牧民族紧紧地包围着，几乎可是说是危在旦夕。你们知道中国的长城是根据什么建的吗？根据雨量线，凡是降雨量不够种庄稼的，就圈在了长城的外面，凡是降雨量够种庄稼的，就圈在了长城的里面，就是这样。但是，在很长的时间内，农业民族都是不占优势的。令人神奇的是，最终胜利的，竟然是农业民族。
我们来看看历史的真实一幕吧。
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之间的赌博具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神话时代，农业民族的主要对手是雅利安民族等，大致经历了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600年的1500年时间，在这1500年里，农业民族历经磨难。一方面是我们的祖先拼死去赌农业一定胜，赌“流汗”一定胜，我就是要种地，我就是不再去屠杀，另一方面，在1500年的时间里，游牧民族就像烙铁一样，把农业民族的土地全都烙成一片焦炭。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非常的神奇：农业文明偏偏又向北扩展了十个纬度
第二个阶段，是英雄时代，农业民族的主要对手是匈奴及亚欧草原游牧民族等，大致经历了从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六世纪的1000年左右的时间。在这1000年左右的时间里，人类在第一次的农业文明被摧毁了之后又艰难地建立起来的第二次农业文明，又再一次被摧毁了。当然，中国人喜欢说，这一次不是我们把匈奴打败了吗？可是，第一我们要知道，这次的胜利我们花费了多少年的时间？292年啊。如此之长的时间里，我们都是在与匈奴肉搏，而其中的损失之大，对于一个家里的坛坛罐罐一次次地被打烂的农业民族来说，无疑是不言而喻的。第二我们还要知道，事实上匈奴也并没有被我们打败，而是被我们挤到了更北边。结果，匈奴掉头一直打到了欧洲，把整个的希腊文化全都打垮了，摧毁了整个欧洲的文明。
第三个阶段，是宗教时代，农业民族的主要对手是蒙古人和突厥人等，大致经历了从公元七世纪到公元1500年的800年时间。在这800年时间里，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进行了最后的决战。其结果，却是以基督教文明、佛教文明、儒教文明为核心的农业社会最终取得了胜利。要知道，成吉思汗真是很厉害的，毛泽东看不起他，说他“只识弯弓射大雕”，可是，他那个弓射的“大雕”实在是太厉害了，那可是全世界啊。但是，这次农业社会却顶住了。
说完了三个阶段，对于这历史的真实一幕，可以作出什么样的基本概括呢？我觉得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还是我在前面强调过多次的，就是农业民族竟然“柔弱胜刚强”，游牧民族打过来以后，农业民族就把他同化掉，就好象水滴石穿一样。这是我们在那4000年历史里看到的第一个教训。还有一个，就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游牧民族的冲击中，农业文明都完全被打垮了，也都不得不重建。但是我们要注意，第三次游牧民族再来打农业民族的时候，在全世界我们却都没有看到农业文明被再次摧毁的事实。这也就是说，这次可以“国破”，但是却不会“家亡”，“国破”了，但是“山河”还在，为什么？历史学家给了我们一个特别值得记取的提示：就是因为这些农业民族都有了自己的成熟的精神文明，这就是基督教文明，佛教文明和儒教文明。而这两个方面综合起来，最为根本的启迪则只有一点：谁追求无限性，谁追求精神生命，谁就一定无往而不胜。
欧洲的胜出
再次，我们来看在旧大陆所发生的惊人一幕。
《全球通史》是一本非常出色的历史著作，我经常推荐学生们要去看这本书。就是在这本书里，作者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在公元1500年的时候，亚欧大陆，就是所谓旧大陆，主要是分为三三块，看看那时的地图，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亚欧大陆的最东边的是中国，它偏居一隅，对世界也没有什么威慑力量，在亚欧大陆的中间也就是中国的东部，是伊斯兰文明，这是当时的穆斯林帝国，当时，它非常强大，欧洲东部的君士坦丁堡已经被它打下来了，要知道，当时的君士坦丁堡可是最重要的欧洲前哨。把它拿下来，整个欧洲就没有办法防守了。而且，当时的巴尔干半岛都已经改信了伊斯兰教。欧洲被迫退缩到了中欧。欧洲的腹地匈牙利、奥地利，这个时候也已经成为了反击穆斯林帝国的前线。显然，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是穆斯林帝国最强，中国第二，欧洲最差，并且已经岌岌可危。于是，《全球通史》的作者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如果那个时候要你去赌，那么，你会赌谁胜出？我相信，任何人都不会想到欧洲胜，因为它的实力太差太差了。《全球通史》的作者形容说，那个时候，如果出现一个外星人，那么，他会认为谁胜出呢？他一定会认为是穆斯林帝国胜出，或者，起码也是中国胜出，但是无论如何，他都一定不会认为欧洲是胜出。可是，结果却实在是大出意外。因为，偏偏就是欧洲胜出。
为什么会如此？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因为1500年的欧洲赌了一个穆斯林帝国和中华帝国都不赌的东西，这就是无限性。公元1500年，几乎也可以说，也就是基督教文明大获全胜的元年。正是基督教文明，竟然支持着欧洲躲过了即将面临的灭门血案，而且最终胜出。
那么，我这样说的理由何在呢？其实，看一下当今世界最为著名的历史书籍就可以知道，以公元1500年作为划分历史的分界线，已经是很多历史学家的共识。例如《全球通史》，这是全世界公认的最好的历史书，它就是分成两部分的，即《1500年前的世界》和《1500年后的世界》；美国耶鲁大学的教授出版的《大国的兴衰》，也是一本名著，那么，他是从哪一年开始写呢？1500年。可是，为什么很多著名专家都把1500年作为全世界现代化的起点呢？你们可能会猜测一定与南部欧洲的文艺复兴有关系，其实，恰恰不是这样。它与北部欧洲的宗教改革有关。例如，1517年，马丁•路德最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提出了西方的宗教改革。1536年，加尔文出版了《基督教要义》，所以，1500年才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分界线。
关于南部欧洲的文艺复兴与北部欧洲的宗教改革关系，我还要再补充几句。
文艺复兴和西方的宗教改革是西方人内部的一场人性的豪赌。文艺复兴是赌有限性胜出的，所以，它坚持：我就是潇洒走一回，我就是过把瘾就死。西方的宗教改革赌什么呢？赌我绝不与动物同死，赌无限性胜出。由于长期的偏见，我们一般都误以为南部的文艺复兴才是西方近现代社会的精神源泉，其实，这并非历史的真实。南部的文艺复兴的基础是拉丁文化。也就是说，它不是受基督教文明影响的，是拉丁文化谱系。北部欧洲的基础是日尔曼文化。日尔曼文化与罗马人有关，他们打到西方以后，曾经是最野蛮的，但是结果却被基督教改造得服服帖帖的。这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有意思的奇迹。真正的西方近现代社会的精神源泉是北部的宗教改革，其中包括：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德国）、英国的宗教改革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瑞士），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北部的宗教改革才是“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而黑格尔也认为：只有北部的宗教改革，才是“光照万物的太阳”。而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我们也不难发现，欧洲本来是“南富北穷”，可是，后来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等南方国家却都逐渐沦于二流，而德国、瑞士、英国等北方国家却都日益后来居上，各位再抽空看看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西方资本主义精神》，就会看得更加清楚。
顺便说一句，目前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美国的崛起，也与北部欧洲有关。美国源出于英国，这是人们众所周知的。何况，美国以信奉清教为主。清教，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考察的“新教伦理”，同时，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北部欧洲的三大宗教改革中的加尔文教。
全世界的黑暗也不能使一只小蜡烛失去光辉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大凡推重无限资源者、大凡推重精神生命者，都必将最终胜出，其实，个人的发展也是如此。
前苏联的著名女诗人茨维塔耶娃，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诗人里尔克的情人。茨维塔耶娃在写给里尔克的信中曾经说过：她的喜欢对方，其实是从里尔克的《献给俄耳浦斯的十四行诗》的第一句开始的。这一句是：
一颗树长得超出了它自己
要说明一下的是，这句诗后来我看不少译本的翻译都不是这样翻的，一般的翻译都是“一棵树超越而生”或者说，“一棵树超越而在”，但是这个翻译尽管也可能不太象诗，但是翻译得真的是非常美学。试想，一棵树怎么竟然可以长得超出了它自己？从物理的状态，这无疑是不可能的，甚至是荒诞的。然而，从精神的状态，却实在是可能的。犹如一个小个子，例如邓小平，我们却偏偏说他很“高大”，甚至偏偏说他是个“巨人”。而且，契诃夫在夸奖为人打抱不平的左拉时，也曾经说：“左拉整整长高了三俄尺”。无疑，在这里所赞美的，实际都是精神的高度。
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英国传教士麦高温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中曾经嘲讽过中国士兵，说不能抬头挺胸，“没有充分利用父母词语的每一英寸高度”。美国传教士明恩在《中国人的素质》中也发现，一个当过兵的中国仆人当被问及身高的时候，在回答中却没有计算自己的肩膀以上部分，因为对他来说，能够负重的锁骨的高度才是最重要的。中国人怎样才能拉直中国人的脊梁？中国人为什么不能抬头挺胸地提升自己的高度?其实，西方人在这里所发现的， 已经不是中国人的身体的高度，而是中国人对于“长得超出了它自己”的精神高度的忽视。
同时，一个人的生命不但可以有高度，而且还可以有重量。司马迁在著名的《报任安书》中就曾经说过：人固有一死，但是，却结果各有其不同：因为或者“轻于鸿毛”，或者“重于泰山”。而尼采也曾经表示：审美的人有“比人更重的重量”。无疑，从物理的状态，这无疑是不可能的，甚至是荒诞的。然而，从精神的状态，却实在是可能的。因为，在这里所赞美的，实际都是精神的重量。
个人的发展当然也是有高度、有重量的。这高度与重量，就在于无限资源的推重、对于精神生命的推重，而且，只有无限资源的推重者、对于精神生命的推重者，才能够最终胜出。正如茨维塔耶娃在自己的诗中所吟咏的：“但是，帝王们，钟声高出了你们。”“我可以活过1亿5000万条生命。
我们来看两个具体的例子。
中国有一个著名的京剧艺术表演家，叫盖叫天。他年轻的时候，在我们江南学京剧。他有一次一生里最重要的经历，后来被他写到他的回忆录里了，是什么经历呢？一天早上，他到街上去吃早茶，进去以后，发现饭店里已经有了三四个人啊，于是，他也坐了下来。就在这个时候，进来了一个瞎子，跟他乞讨。盖叫天一看，马上就把钱给了他，因为在他看来，这个瞎子是应该给钱的，因为他已经不是正常人了，已经丧失了生存的能力了。盖叫天觉得，自己应该帮助他。而且，盖叫天发现，身边的其他几个吃饭的人也都掏钱给了他。但是，还有一个老先生，一个挑着担子做生意的老先生，偏偏不给钱。这下子，大家对他都很有看法，而那个瞎子凭他的感觉也察觉到身边还有一个人，于是，就挪过去跟这个人要钱，可是，这个老先生就是不给。于是，另外的几个人就都过来跟老先生说，他已经瞎了，已经丧失了生存能力了，你干吗不给他钱呢？这下子，这个老先生被弄得很难堪。于是，老先生说，我可以给他钱，但是我要他做一件事。我要他睁开眼睛看一看，我是黑的还是白的？这个瞎子一听，当然很恼火，于是就随便猜着说：老先生，我看见你了，你是黑的！这个时候，老先生就大声说到：你既然能看见我是黑的，那你为什么就不能看见这个世界？盖叫天后来回忆说，他不知道那个瞎子是不是恍然大悟，反正，他自己是一下子就恍然大悟了。
原来，这个老先生是在启发那个瞎子，他的意思是，每一个人生下来以后，其实都是有局限性的。难道我们就没有局限性？我们当然也有局限性啊。尽管我们能看见，但是我们能看得比老鹰还远吗？尽管我们能听见，但是我们能听得比兔子还远吗？因此，我们都一样，都必须向无限性超越。而在这一点上，瞎子和我们是完全一样的。老先生的意思是说，当然，你是遭遇了你的苦难，你的眼睛看不见了，但是，你的心灵不应该关闭起来。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人，你在精神上仍旧不应该爬行。你还应该像人一样的生存。你绝对不能说，我承认自己彻底失败了，以后我就是只能一生都去要饭了。其实，你的精神之眼、灵魂之眼都是必须睁开的。事实证明，全世界有很多盲人做出来的成就都是很大很大的，瞎子阿炳不也是盲人吗？但是，他却比我们每一个人都更像一个人，也更是一个人啊。
根据史铁生的小说改变的电影《命若琴弦》。涉及的也是无限性的问题。史铁生是我最喜爱的中国当代作家，我认为，在当代的中国小说作家里，史铁生应该是最优秀的。《命若琴弦》写的是什么呢？两个瞎子。刚才我讲了一个瞎子的故事，现在再讲一个两个瞎子的故事吧。开始是一个小瞎子，20多岁了，突然眼睛瞎了，他特别痛苦，生不如死。后来他听说，附近有一个老瞎子，每天在卖唱，非常快乐。小瞎子就想，我能不能去跟他讨教一下呢？他为什么这么快乐呢？于是，他就找老瞎子去拜师。老瞎子说，放心吧，以后我会告诉怎么才能快乐。你先跟我沿街去卖艺吧。过了一段，有一天，老瞎子神秘兮兮地跟小瞎子说，今天我要出去一天，办一件大事，回来以后，我就告诉你，人瞎了以后怎么样才能快乐。小瞎子当然特兴奋，因为马上就能够得救了啊。可是，等来等去，等到晚上，老瞎子是回来了，但是，不但没快乐，而且变得比小瞎子还不快乐了。小瞎子就问，这是怎么回事？老瞎子说，今天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他说，他也是20多岁时候瞎的。一开始能看见世界，然后再瞎，大家都知道，这是很惨的。因此，他痛不欲生。后来，有人就给他开了个药方，放在了他的琴盒里，还说，这个药方一定能治好你的眼睛，但是它需要一个药引子，需要你用你的诚心去拉断一千根琴弦。老瞎子一听，从此人生有希望了，因此，才每天都生活在美好的期望之中。他觉得，我只要拉断了一千根琴弦，我的生命就有救了。可是，到了昨天，他终于拉断了第一千根琴弦。于是，今天就跑去开药了。然而，药房的人说，打开琴盒一看，里面是空的。
小说里的两位盲人是不是因此大彻大悟？我们不必考虑。我要说的是，小说告诉了我们一个很深刻的道理：人生在追求的过程，应该与那些无限的东西同在。我们只有与那些无限的东西、那些充满了美的东西、那些洋溢着爱的东西同在，我们才能够快乐，也才能够最终在人类的进化中胜出。
英国小说家西雪尔•罗伯斯提到，他曾经为一句墓碑上的话而感动：“全世界的黑暗也不能使一只小蜡烛失去光辉。”“一只小蜡烛”？！它多么美丽！那五个最早的农业文明，不就是这样的“一只小蜡烛”？还有1500年的欧洲，不也是这样的“一只小蜡烛”？还有北部的欧洲，不还是这样的“一只小蜡烛”？“全世界的黑暗”，它何等强大？“一只小蜡烛”与“全世界的黑暗”相比，是何等的不堪一击，可是，人类的豪赌却没有“使一只小蜡烛失去光辉。”而且，“一只小蜡烛”的星星之火，最终也得以燃成燎原烈焰。
现在，我要说，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也有这样“一只小蜡烛”。换言之，“生命残薄”，我们只有给自己织一个梦幻的茧，才能够快乐地生活。借助于这样的梦幻，我们就能够像贺拉斯那样，自豪地对自己宣称：“我不会完全死亡!”因为，正如惠特曼所说：“没有它，整个世界才是一个梦幻。”而当柏拉图坚定地认为人的灵魂不死时，他也是这样激励自己的：“荣耀属于那值得冒险一试的事物!”这荣耀，在这里，也可以理解为：在无边的黑暗中，让“一只小蜡烛”照亮自己的生命。而且，这“一只小蜡烛”的星星之火，最终也得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中燃成燎原烈焰。
信仰就是愿意相信
不过，对于无限性的追求又截然不同于对于任何事物的追求，我在前面已经反复说过，事实上，它完全出之于一种人性的赌博，而且是一场豪赌。记得有一次作报告，有人问到：什么是爱情呢？我当时就曾经这样回答说：爱情是一场赌博。呵呵，当时真是满座皆惊啊。可是，你们仔细想想，在这个世界上，有谁能够保证自己找到的果然就正是自己生命中的另外一半呢？因此，重要的不在找到，而在去找，更在于坚信爱情的存在。所以，帕斯卡尔才会说：人只要开始寻找上帝，就已经寻到上帝了。对于无限性的追求也是这样，当人们开始寻找无限性的时候，也就已经寻找到它了。
因此，我们不妨借用舍斯托夫的说法，他说过：谛听上帝需要的不是走，而是飞，而我们也可以说，谛听无限性需要的不是走，而是飞。那么，什么才是“飞”呢？就是“信”，就是对于无限性的坚定不移的“信”、毫无怀疑的“信”。帕斯卡尔说：信仰就是愿意相信。道理就在这里。因为无限性是无法论证的，也是不需要论证的。因此，一旦寻找到了，我们所需要做的，或者说唯一需要做的，其实就是也只能是：信。理查德・贝奇的《海鸥乔纳森》里有这样几句话：“天堂不是一个地点，也不是一段时间，天堂是完美的状态。”“在你接近完美速度的时候，你将开始接触天堂。”“天堂就是完美，完美就是天堂”。显然，这就是在强调“信”。美国影片《阿甘正传》里也有这样一句评价阿甘的话：“他只是想跑，他用跑步丈量人生，这不需要以和平自由或任何冠冕堂皇的东西为理由。”显然，这也是在强调“信”。
当然，谛听上帝需要的，也可以是“走”，但必须是罗丹式的行走。罗丹的雕塑作品《行走的人》展示的，就是“罗丹式的行走”。在这方面，我很喜欢熊秉明先生对于《行走的人》的评论。
熊先生说：
《行走的人》迈着大步，毫不犹豫，勇往直前，好像有一个确定的目的，人果真有一个目的吗？怕并没有，不息地向前去即是目的，全人类有一个目的吗？
也许并没有，但全人类亟亟地向前去，就是人类存在的意义。雨果说：“我前去，我前去，我并不知道要到哪里，但是我前去。
尝一切苦，享一切乐，看一切相，听一切音，爱一切爱，集一切烦恼……而同时并无恐怖，亦无障碍┄┄直走到末日，他自己的，或者世界的。
神不在他之上召唤他、支持他，相反，神在他之中存活。
请看，在寻找无限性的道路上，亟待去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坚定不移地上路、毫不怀疑地上路。这，就是“罗丹式的行走”，这，就是“信”。
于是，在无限性之后，现在就轮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上场了，这就是：信仰。
要把“无限性”讨论清楚，就必须去讨论“信仰”。“美学的问题”与信仰无关，但是，“美学问题”却与信仰密切相关。
事实上，人类的有限性只涉及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一个就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大家知道，在进入了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以后，人类的智慧开始觉醒。人意识到自己处在人、自然、社会的三维互动系统之中。在这个系统中：人与自然的维度作为第一进向，构成的是“我-它”关系，其中包含认识关系与评价关系两个方面；人与社会的维度作为第二进向，构成的是“我-他”关系，在这一关系下，人类又要完成血缘关系与契约关系两方面的建构。这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一个理论模式。
但是，当人类社会完整地建立了人与自然的维度和人与社会的维度，却又必将导致两个“孤独”的出现。第一个孤独是“人类的孤独”。在人与自然的维度中，当评价关系和认识关系同时建立，当人与自然的关系全部展开以后，在认识关系中，人类与自然无法融洽为一体，就不可能出现中国人所说的人与自然“天人合一”，而会导致一种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无法对话。这种无法对话，就是我所说的“人类的孤独”。第二个孤独是“个体的孤独”。在人与社会的维度中，当血缘关系和契约关系完整建构，当人与社会的关系充分展开以后，在契约关系中，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就不像血缘关系中那样的融洽，而是游离的，不可替代、不可重复、独一无二，是历史上的唯一一个、空间上的唯一一点、时间上的唯一一瞬。结果，人和人之间也无法沟通了，这就是我所说的“个体的孤独”。
那么，“人类的孤独”与“个体的孤独”如何弥合呢？这就一定要在第一向度和第二向度之外进入第三向度，也就是说在人类的第一向度和第二向度里只能够产生人的一种不满足，只能产生人的一种孤独，而这种孤独要真正解决，就要转向第三向度。也就是说，要进入一种人与意义的境界，这，就是信仰的维度。
换言之，人类世界是在人、自然、社会的三维互动中实现的，其中作为第一进向的人与自然的维度、第二进向的人与社会的维度又都可以一并称之为现实维度，是人类求生存的维度，然而，由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必然导致自我的诞生，也必然使得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完全失去感应、交流与协调的可能。而这就相应地必然导致对于感应、交流与协调的内在需要。这一需要的集中体现，就是“意义”。因此，作为第三进向的人与意义的维度涉及的是我-你关系。它可以称之为超越维度，是求生存意义的维度，意味着最为根本的意义关联、最终目的与终极关怀，意味着安身立命之处的皈依，是一种在作为第一进向的人与自然维度与作为第二进向的人与社会维度建构之前就已经建构的一种本真世界。它也称为信仰的维度。因为只有在信仰之中，人类才会不仅坚信存在最为根本的意义关联、最终目的与终极关怀，而且坚信可以将最为根本的意义关联、最终目的与终极关怀诉诸实现。
就是这样，人与意义的维度使得最为根本的意义关联、最终目的与终极关怀成为可能，也使得作为最为根本的意义关联、最终目的与终极关怀的集中体现的爱成为可能。至于审美，毫无疑问，作为人类最为根本的意义关联、最终目的与终极关怀的体验，它必将是爱的见证，也必将是人与意义的维度、信仰的维度的见证。不过，关于爱与审美，这一切毕竟应该是后话——是我在后面才会正式涉及的话题。
宗教，信仰的温床
信仰是一个文化的价值系统。信仰的指向是“意义”。“意义”的蕴涵是“价值”。
“信仰”是人性即人的价值的提升，意味着人的终极价值。 它为我们提供安身立命之所，是"我们领悟总体实在的意义的关键"〈雅斯贝斯〉。
信仰是任何一个文化的核心肯定、基本假设。信仰是任何一个文化中那个“万变不离其宗”的宗。是文化中“纲举目张”的“纲”。
然而，与相信太阳会东起西落，季节有春夏秋冬不同，后者尽管也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但是却并非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东西。 信仰的愿意相信，从相信的对象来看，它并非可触可及的具体对象，而是不可触不可及的价值对象;它并非一般的谋生手段，而是根本的生存目的意义;它无法根据任何的实验观察来加以证实，而是通过信仰者的境界提升来加以验证;它并非无足轻重，而是信仰者安身立命的维系。 信仰的愿意相信，从相信的态度来看， 它并非现实关怀，而是终极关怀;它并非关乎理性，而是关乎灵性;它并非有条件的选择，而是无条件地笃信;它并非来自意志，而是来自天命。
因为，“只有当人看不到任何可能性时，人们才去信仰。”(基尔凯戈尔)舍斯托夫指出：“确切地讲，真正的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世人眼光看不到的出路。若非如此，我们何以还需要上帝呢？只有在要求得到不可能得到的东西的时候，人们才转向上帝。至于可能得到的东西，人们对之业已满足。”加缪说，这句话可以概括舍斯托夫的全部哲学；在这里，我也可以说，这句话可以概括信仰之为信仰的全部真谛。
不过，要了解信仰。最好的方式，是通过宗教。
首先，我必须强调一下宗教的重要性。中国人对宗教不太理解。因为中国是个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度，以至于有人会不无愤慨地说:中国自古就号称“神州”，可是，却偏偏没有“神”。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世界发展到今天，应该说是胜负已分、优劣已分。而胜负和优劣的区别在哪里呢？过去我们以为在于现代化，在于科学技术和民主的力量。而现在我们终于知道，错了。科学和民主就像一个长长的杠杆，它撬动着地球，但是我们很少注意到，这个杠杆的长长的把手那边儿还赫然写了两个大字：信仰。其实，西方文明之所以有今天，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借助了信仰的力量。而这个信仰力量是通过宗教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遗憾的是，也正是因此，所以中国人就不大愿意接受。只要提起宗教，中国人就不大愿意接受，尤其是基督教。但是我们恰恰忘记了最为根本的一点:西方的信仰维度和宗教精神恰恰是通过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把它培育起来的。我们只能通过学习西方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然后把里面的信仰维度宗教精神提炼出来，成为我们的思想、文化与美学的基本思想资源(爱因斯坦就指出:大科学家最后往往都会走向"宗教感情"和宗教"精神")，除此以外，再没有其他的向西方学习先进文化的正确道路了。
进而，我们就可以讨论一个更有重要的问题了：当我们去关心宗教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关心宗教，而是关心宗教的精神成果。如果我们把宗教想象成一个人类的真实的精神事件，想象成人类的一种真实的努力，那我们就必须去想：西方的美学为什么比中国的美学要发展得水平更高呢？为什么西方的文学大师比中国的文学大师要更像大师呢？为什么到了近代，到了二十世纪，当中国的文学大师和西方的文学大师并驾齐驱、同时献艺的时候，中国的文学大师竟远远地相形见绌呢？我们连鲁迅跟他们比起来也只是小人物。所以有一次风传鲁迅要被推荐拿诺贝尔奖，鲁迅自己就赶紧声明说，你们不要这么讲，我只是一个西方的小学生，只是跟西方学了一点儿皮毛。有人说，这是鲁迅的谦虚，其实，这绝对不是鲁迅的谦虚。试问，鲁迅作品里有人类灵魂的声音吗？鲁迅作品是爱和失爱的见证吗？不是啊。在他的作品里，充斥的只是一个被压迫民族的呻吟和怒吼。可惜，这种东西并不是真正的文学。当然，在这里我市从很高的美学标准标准，从世界大师的标准，如果从中国的标准看，鲁迅的作品则实在比中国当时的诸多作品要优秀很多很多了。
事实上，只要人类最为深层的生命困惑存在，宗教就必然存在。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摧毁它，除非地球毁灭。只有终极关怀与信仰维度先行莅临才能够存在。宗教还面对着那些不能由知识回答的问题（所谓“因为荒谬所以才相信”）。这就是帕斯卡尔要“赌上帝存在”的根本原因。可是，倘若让伦理道德承担起救赎的功能，那么“社会”则会错误地成为新的罪恶承担者（20世纪的暴力、革命，正是来源于此）。
这里面的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在宗教里蕴涵了三个东西：第一个东西:信仰，第二个东西:宗教精神，第三个东西:神性。而这三个东西和无限性又是最为接近的。换言之，其实我们关注无限性，也就是关注宗教里的信仰、宗教精神和神性。我们关注宗教里的信仰、宗教精神和神性，其实也就是关注无限性。所以，必须强调，如果我们把宗教理解成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我们在美学课上就没有必要专门讲到宗教，否则，我们的美学课也就变成了宗教学课。在美学课上专门讲到宗教，是因为我们关注:人类为什么一定要有宗教?
人类为什么一定要有宗教?人们引用最多的是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名言，我们中国人也特别喜欢学舌这句话，但是我们忘了，其实马克思这里所讲的“鸦片”只是一个比喻，他说的是，宗教是人类遭遇“无缘无故”的痛苦时的最大的精神安慰，这就叫做“鸦片”。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无缘无故”这几个字。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什么意思呢？他不是讲人民受了“统治阶级”的苦，所以要安慰他，也不是讲人民受了“贪官污吏”的苦，所以要安慰他，他是说，人生本身就是一场悲剧，这场悲剧是没有任何理由的。试想，我们是自己同意之后才来到人世的吗？没有。所以我们都是哭着诞生啊。海德格尔说，每个人都是被“抛”入人世的，叫“被抛状态”，这确实十分传神。何况，对于自然来说，人类是有限的，是不完美的；对于社会来说，个人是有限的，是不完美的。而这种不完美，就构成了人类的原罪。那么，人类怎么样去使自己完美起来呢？只有在完美的终极目标的激励下去提升自己，去战战兢兢地补偿自己的原罪，这样，就逼出了宗教。当然，或许我们把“宗教”这个词换一下，就更容易理解了，那么就是：就逼出了宗教精神。
同时，其实更值得注意的应该是马克思的另外一句话：基督教是适应的宗教。“适应的宗教”乃是马克思对宗教的准确概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宗教才是“鸦片”，因为它不可或缺。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尤其如此，因为，它是资本主义这个“无情世界”的唯一“感情”，也是资本主义这个“沒有精神的狀态”的唯一的“精神”。推而广之，对于马克思所谓的“适应”还应该做更为深刻的阐释。上帝可以死亡，但宗教的意义不会死亡。这因为，宗教首先是一种文化形式，一种符号形式和思维方式，首先是人性的“一个扇面”，人类走向自由的“一个阶段”。简而言之，“宗教”首先是“宗教文化（信仰）”，“宗教”首先是“宗教精神（宗教性）”、“神”之为“神”，也首先取决于“神性”。由此可见，所谓“适应”，更主要的是对于人性的“适应”，对于信仰、宗教精神与神性的“适应”。
换言之，人们一旦论及信仰，往往将“信仰”与“信仰什么”混同起来。其实，“信仰”是人性即人的价值的提升，意味着人的终极价值，而“信仰什么”则只是这一终极价值的实现方式。两者层次并不相同。假如说“信仰”是指的宗教精神（宗教性）、或者神性，是指的有没有信仰，“信仰什么”则只是指的宗教、信教与神，指的是以什么为信仰。前者是后者的前提与基础，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使庙成为庙的东西，是黑格尔的没有宗教精神的宗教就像庙里没有神的名言中的所指，也必须被准确理解为“实现根本转换的一种手段” ，我们说中国没有真正的宗教，也正因为它有宗教但是没有宗教精神，有神但是没有神性，是信教而不是信仰，也并非“实现根本转换的一种手段”。
具体来说，宗教之为宗教，实际就出于人之为人的无法心安理得。如果能够心安理得，就不会有宗教、信教与神，更不需要宗教精神、信仰与神性，因为人类自己就是神。而倘若无法心安理得，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维特根斯坦曾经感叹：令人感到神秘的，不是世界怎样存在，而是世界竟然存在。而在此几百年前莱布尼茨也曾经感叹：“为什么有一个世界，而不是没有这个世界？”“竟然存在”与“为什么有一个世界”是这个世界所永远无法说清的部分，世界怎么会从无到有，永远也无法说清，暂时能够使人心安理得的，只有宗教。
换言之，假如科学面对的是必然的世界，哲学面对的是可能的世界，宗教面对的就是偶然的世界，一切都不可理解，一切也无可理喻，这些困惑在经验的层面都无法解决，但是在精神的层面却必须解决。宗教所提供的，就是这一解决。它是不可理解的“理解”，也是无可理喻的“理喻”。同时，人生有限，大自然只塑造了人的一半，人不得不上路去寻找那另外一半。而这寻找，又必然以失败告终。这样一来，或者逃避、自欺，或者皈依信仰。中国走向前者，正确的选择，却是走向后者。人生因此而并非乐园，而是舞台，何以来？何以在？何以归？心何以安？魂何以系？神何以宁？这一切永远也无法说清，能够使人心安理得的，只有宗教。而宗教的应运而生，正是对此的深刻体验，在此意义上，任何形式的宗教信仰都是被逼出来的，都是面对解释不了而又必须解释的困惑的结果，都是对于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根本把握、根本理解，并且通过这一根本把握、根本理解，从无序、不合理、无意义走向秩序、合理、意义，从平面、平凡、无意义、单纯走向非凡、立体、意义、厚度，并求得精神支撑。
不过，由于信仰、宗教精神以及神性的有无，在这里还存在着真正的宗教与伪宗教之分。在缺乏信仰、宗教精神以及神性的世界，宗教被僭代为伪宗教，其结果，不是变成迷信，就是变成帮会组织。宗教成为烧香拜佛，成为“吃教”，神也成为收受贿赂的对象与排忧解难的帮手，而灵魂却变成了海市蜃楼般的幻影。总之，宗教成为了可口可乐。而信仰、宗教精神以及神性的莅临，却使得宗教成为宗教。也因此，在宗教之中，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因为信仰、宗教精神以及神性的莅临而导致的终极关怀。而且，宗教所“适应”的，其实也就是人性对于终极关怀的需要。这终极关怀与科学、哲学不无关系，但是，只有在宗教中才作为根本而存在。人类正是出之于终极关怀的需要才创造了宗教，因此也通过这一创造而创造了自己（因此信仰、宗教精神、神性均与人同在，终极关怀也与人同在）。这无疑是一种真正伟大的创造，人性的创造。意义在想象中编织，生命在宗教中转换，失乐园之后的自由在终极关怀中获得（失乐园之前的自由没有意义），雅典也在“适应”中最终臣服于耶路撒冷。由此看来，与西方宗教文化的对话，其中最为重要的，并不是与宗教对话，而是与宗教性对话，也就是与信仰、宗教精神以及神性的对话（我在论著中将其称之为：信仰之维）。
因此，西方哲学大师保罗•蒂利希的提示非常重要，他说宗教是文化的一个维度而不是一个方面，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说：如果没有宗教文化，那么所谓文化就是平面的而不是立体的，也就是没有纵深的。那么，什么叫维度？其实就是信仰。它代表了人类的精神高度。这个精神高度是在所有的方面都存在的，但是信仰又以宗教的形态表现出来。所以从形态上说，它是人类的一个方面。因此，宗教之为宗教，究其根本，也只不过是信仰的一种特殊方式。尽管在人类的早期，宗教也许是人类信仰的唯一方式，但是信仰毕竟是高于宗教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宗教是靠信仰才获得了自己的存在形式的，麦克斯•缪勒说：宗教是一种起源于对人的“有限性”之克服和超越的“领悟无限的主观才能”，恰恰就把宗教所蕴涵的信仰内涵深刻地揭示出来了。
但是，人类最终又会超越宗教，信仰最终也会被独立出来，成为人类的一个精神尺度。当然，到现在为止，信仰都还没有成为人类的精神尺度。不过，其中的原因也很简单，比如，信仰是要鼓励所有的人的，但是对于一些没文化的人来说，对于一些智商不是很高的人来说，你跟他讲终极关怀，他听得懂吗？我现在在大学里讲终极关怀都困难，你跟没文化的人讲，他听得懂吗？那怎么办呢？我只好用一些形象的东西去启发他，用一些具体的规定去约束他，我不跟他讲道理，我只简单告诫他：耶稣就是楷模，你要跟着他走，你就照着他做。这就是宗教的作用，尤其是教堂的作用。所以，不要一讲到宗教就觉得它怎么怎么坏，其实不是。宗教里面所蕴涵的信仰精神永远是好的，对于宗教，你可以发现其中的不少坏东西。所以尼采说“上帝死了”。他指的就是教堂形态里的上帝死了，但是他绝对不是指的信仰也死了，我们千万不要搞错了。当然，我们会发现，人类的实践越向前发展，信仰就越摆脱它的宗教形式。信仰从来就比宗教更为根本。因此，最后宗教必将消亡。但是，信仰却不会消亡。人类会把信仰从宗教里解救出来，把信仰独立地表现出来。尽管我们必须说，在今天还远远不能做到，在今天，我们还是要借助于宗教的力量。
遗憾的是，中国却始终没有走上宗教的道路。而是不断往后退，最后退到诗化人生的审美当中。诗化人生是一种没有宗教的宗教，也是一块国人最后的精神领地，或许可以称之为“以审美代替信仰”。意义不在，但是美神却在，拒绝以信仰来填补价值真空，但是却可以在美育中让无根漂萍般的人生得以皈依。这无疑是面对儒家夕阳西下、基督教兵临城下困局时所给出的一种美学回应与回答，一种虚假的应答与回答。
换言之，即便是进入现代，中国也并未走上赎罪之路，而是走上了审美之路。由于信仰维度的阙如，从上个世纪的第一代美学家开始，就顺理成章地把对于罪恶的解释权从上帝那里夺过来，转交给历史。犹如卢梭将人区分为“自然人”与“人所造成的人”，这些美学家也又一次回到了“人之初，性本善”的传统思路，认为罪恶的原因不在“自然人”，而在于“人所造成的人”。而“人所造成的人”则完全来自社会，是社会造成了人的自然本性的扭曲，使之蜕变为恶。这样一来，罪恶的承担者从个人转向了社会，赎罪之路也转向了审美之路。
本来，由于个人原罪的缘故，个人不可能凭借自己的力量而得救，因此必须回归信仰，这，就是所谓赎罪之路。而现在，由于社会原罪的缘故，个人完全可能凭借对于社会的反抗而得救，这，就是所谓审美之路。具体来说，既然社会被判断为罪恶的源泉，个人之为个人，也就将自身的内在紧张转化为人与社会之间的外在紧张。一方面，不惜将因为社会给予自己的压迫而产生的严重屈辱投射为刻骨的仇恨，必欲铲之而后快，而且错误地认定铲之而后必快。于是，从反抗到革命、从对正义的呼喊到对暴力的赞扬、从普罗米修斯到恺撒，所到之处无不成为一片燃烧的迷津。其结果，则是从上帝之城到人间天国，再从人间天国到人间地狱。法国大革命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惨痛的例证。
另一方面，既然上帝根本不在，于是就自己为自己谋划未来，伪终极关怀由此应运而生。这伪“终极关怀”由于只“终极”于某种世俗形态（蔡元培先生所关注的“信仰心”的失误就在于此），因此在精神上就无法与现实拉开距离，批判的内涵、超越的内涵也就根本不在，存在的只是所谓的“审美人生”与“理想社会”。它们有如同一张纸的两面，前者为后者提供着内在根据，后者则为前者提供外在显现，从而为人们彰显着虚幻的未来。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被提升到终极价值的位置的世俗之物一旦幻灭（而且必然幻灭），就势必引起全社会深刻的存在性失望，并引发新的“意义危机”。于是，就只有再走向新的人与社会之间的外在紧张，再绘制新的审美蓝图，再实施新的自我欺骗，以便与之抗衡。
因此，所谓审美之路实际无非就是沿着审美之维对于我的一再大写。舍勒敏锐而幽默地将这里的“我”称之为“自我骄傲者”：“自我骄傲者是这种人：他通过不断的‘俯视’而自我暗示，似乎他站在塔尖。当他个人第一次下降，他都盯一眼更深之处，以抵消他的实际下降，由于抵消得过头，反以为自己是在上升。他没有发觉，恰恰在他展眼幻想自己飘飘然于云端之际，时时映入他眼帘的深处却在慢慢把他拖下来，沿着他自身的视线方向，天使在慢慢‘坠落’。” 中国的美学家事实上都都是这样的“自我骄傲者”。他们所开辟的以艺术代替宗教，以审美代替信仰的道路，其最终结果，也无非是从向上帝祈祷转而向撒旦低头，从最初的意在驯服魔鬼到最后的却偏偏赞美了撒旦。而沿着他们“自身的视线方向，天使在慢慢‘坠落’”。
基督教，一个不能不提的话题
到这里，基督教就是一个不能不提的话题了。
到现在为止，全世界的宗教，贡献最大的是基督教。有人说：基督教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我们不能接受。错了。基督教实际上是西方的无限性获取胜利的一个具体见证。人性的无限性、人性的终极关怀，是在什么地方最先取胜的呢？基督教。
古希腊的时候，西方人也像中国人一样，是恐惧无限的，他们只相信有限。因此西方古希腊思想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越过无限这个高峰。甚至它都没有想象到无限的存在。看一看西方的数学，我们就会发现，它只接受有理数，却坚决拒绝无理数；西方最早的三次数学危机都是因为对于有理数的挑战：一次是无理数的发现，一次是无穷小的发现，还有一次是集合论悖论的发现。也就是说，西方人坚决不接受无限。但是，从基督教的思想出现开始，西方人却开始接受了无限。
基督教的接受无限，是通过三个方面来完成的:
第一个方面，是强调人应离开自然本能而从精神世界的角度来对自己加以评价，所谓灵与肉，也就是不从“肉”的角度来评价自身，而从“灵”的角度来评价自身;不从自然世界的角度来评价自身，而从精神世界的角度来评价自身。结果，就出现了一种新的阐释世界的模式，这种阐释世界的模式发现了这个社会不但有自然的异己力量，而且社会也在成为一种强大的异己力量。“无缘无故的痛苦”就是这样形成的。那么，怎样去战胜它呢？西方走向了“无缘无故的爱”，也就是走向了从精神上重新界定痛苦的道路。
第二个方面，是把无限提升到了绝对的精神高度。它把古希腊的自然的人变成了基督教的精神的人，这时人就成了一个终极关怀的象征，成了无限性的象征。这时西方人就像我过去跟大家说的那样，他们悟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人需要先满足超需要，然后才满足需要；人只有实现超生命，才能实现生命。
第三个方面，是强调了在信仰中获得救赎。什么叫在信仰中获得救赎呢？那就是它发现了人的有限性，也发现了人是无法走出“无缘无故的痛苦”这一悲剧的。唯一的选择，就是去赌信仰存在，赌上帝存在。也就是靠“赌”的办法去在信仰中获得救赎。“赌”，把精神从肉体中剥离了出来，和上帝建立起一种直接的关系。于是，也就赋予了人的精神生命以一种高于世俗秩序的神圣秩序和独立的价值。因此，不论是起初的“信仰后的理解”，还是后来的“理解后的信仰”，总之是信仰不变，也就是对于精神力量的高扬不变。结果，西方基督教通过对于上帝的信仰而升华了人的存在。使人获得了新的精神生命。
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爱。
其实，基督教给人类贡献最大的，就是它所提倡的爱。当然，基督教也在变。早期的基督教，强调的是一种震慑的力量，它强调救赎，强调秩序，上帝是一个最后的惩罚者。之所以如此，当然是为了吓唬老百姓的。但是，后来大家都有文化了，吓唬不了了，于是，它的信仰的维度就开始被突出出来了。尼采说“上帝死了”，上帝为什么要死呢？就是因为人类现在可以直接地和信仰对话了，他不要再借助于教会教堂这样一种形式了。所以，现在基督教的上帝就变成了：仁爱、公平、正义。客观模式的基督教现在变成了主观模式的基督教。过去的基督教是由一个外在的神统治，而现在的基督教却变成了由内在的爱来统治。克尔凯郭尔把前者称作基督教A，后者称作基督教B，很有道理。而爱的发现正是基督教的最大财富，也是我们所必须关注的。
这就是西方基督教的贡献。
而如果仔细回想一下，各位就不难发现，西方基督教所强调的这三个方面，其实就是我前面讲到的人的未特定性、人的开放性、人在精神上的冒险、人的无限性。所以，为什么西方的文学大师、美学大师都与基督教有关？其实不是因为他们是教堂中人，而是因为他们是信仰中人。也因此，我才一直坚持认为，西方最深刻的思想精华，都在基督教文化里。要进入西方的信仰维度，就必须先进入西方的基督教，除此以外，再无其它良策。
那么，我们接受基督教的什么呢？想了这么多年，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现在必须接受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因为中国文化的复兴第一次是因为接受了佛教文化，那是我们第一次向西天取经。而我们现在要想再次成功，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接受基督教文化，去积极与基督教文化对话，去积极向西方取经，否则，我们的中国文化肯定就不会出根本的转机，更不会出现生机。
其次，那么，我们应该接受基督教文化的什么？我想来想去，最后是用这样的语言来概括的：我们可以拒绝宗教，但是不能拒绝宗教精神；我们可以拒绝信教，但是不能拒绝信仰；我们可以拒绝神，但是不能拒绝神性。而我常说中国没有真正的宗教，也正因为它有宗教但是没有宗教精神，有神但是没有神性，是信教而不是信仰，充其量，是帮会组织，烧香拜佛，“吃教”、迷信而已。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所说的与宗教文化的对话，尤其是和基督教文化的对话，其实质就是强调，你要去和信仰、宗教精神和神性对话，这三个东西就构成了我所说的信仰的维度，也就构成了我所说的与终极关怀的对话。
“用爱去获得世界”
从无限性到信仰再到西方的基督教，我们美学课中的一个最最最重要的概念——爱，就要隆重出场了。
我们前面讲到了无限性、信仰与基督教，其实，这一切还是只是因为在思考“美学问题”时所必须详察的“支援系统”，也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所必须事先搞清楚的精神谱系。不过，如果说到与审美活动的直接相关，那我必须要说，其实它们还都只是一个“支援系统”，如果要与审美活动相关，那毕竟还需要一个直接相关的内容。什么直接相关的内容呢？一个字:爱。
从1991年出版《生命美学》以来，二十的时间我都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当时，我在《生命美学》里提了一个自己的思路，就是：“带着爱上路”。现在，我觉得，这个“带着爱上路”的思路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可以大大拓展的。而所谓审美活动，说起来也很简单，无非就是把无限性、信仰等等变成对人生、对世界的一种可见可触及的具体的爱。所谓审美活动，无非就是:为爱作证。
马克思说：“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 这段话与我前面讲的无限性、信仰是直接相关的。他说“假定人就是人”，那也就是说，假定我们是站在无限性、信仰的维度来看人，那么，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或者，我们能够跟这个世界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交换关系呢？我们只能看到爱，我们只能“用爱来交换爱”，显然，这种用爱来交换爱，其实就是无限性、信仰的具体表现。
所以，无限性、信仰的最集中的体现，就是：爱。
我必须说，讲美学而不讲“爱”，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最近十年来，爱是我谈论最多的话题，有人在文章里说，我是中国的“爱的教父”，呵呵，我愿意欣然接受。可是，我也不得不说，爱，在西方文化里堪称如鱼得水，例如，我经常说，中国有四大发明，而西方只有一大发明，就是发明了爱。而真正影响了世界的，却并不是中国的四大发明，而是西方的那一大发明。不妨回顾一下但丁的<神曲>，象征理性的维吉尔只能引导人到地狱和净界，只有象征爱的贝亚德才能引导人进入天堂。这正是西方那一大发明的写照。不过，由于文化传统的关系，中国人理解起爱来，往往比较困难。其中的关键倒不在于不承认，而在于“王顾左右而言它”。我遇到过很多次，中国的学生，哪怕是已经上到博士的学生，只要是听到你去提倡爱，他就会说，太无聊了！而且，他很快就会把这个“爱”置换成爱祖国，爱情等等，也许，在他(她)看来，只有爱祖国，爱情等等，才是不无聊的吧？
遗憾的是，我所说的“爱”还偏偏就完全不是指的爱祖国，爱情等等，而是指的一种人生的底线，或者指的一种人生的境界。西方有一个大学者，叫蒂利希，他说什么叫做爱呢？爱是人生的原体验。也就是说，爱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体验。你是一个人？那你就一定会与爱同在。你要像一个人一样去生活？那你也就一定要与爱同在。蒂利希就把这样的一种生命体验，叫做人生的原体验。其实，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词，什么叫做爱呢？爱，实际上就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终极关怀。爱，是对于人类社会人类生命的在或者不在的终极关怀。什么叫“在”、什么又叫“不在”呢？那就要看你是和无限性同在呢，还是背离了无限性呢？这无疑不是一种现实的关怀，而是一种终极的关怀。
因此，“爱”肯定跟爱情关系不大，跟爱某一个具体的东西也关系不大。“爱”是人的一种精神维度，也就是说，是人的一种精神态度。这种精神态度来自于什么地方呢？来自于一种绝对责任。这种绝对责任的出发点是对人的有限性的自知。人类为什么会用爱来对待世界呢？是因为人知道自己是有限的。他知道自己不可能什么都正确，所以，他知道有限是自己全部罪责的所在。当然也是自己的全部伟大的所在。因为人知道自己有限，知道自己会犯下很多的错误。但是他又知道自己一定会去改正错误。去修正自己的错误。这样一种对于自己的局限、对于自己的有限性的原罪的自知，其实就正是人的高贵所在，也是人可以和上帝平起平坐的标志。
在这里，人对自身有限性、自身原罪的洞察，出之于一种针对绝对责任的基本假设。
我想了很多年，我一直在想，怎么才能够把审美活动的奥妙说出来？怎么才能够把帕斯捷尔纳克、雨果这些人高于鲁迅的地方说出来？为什么他们看问题就和我们不一样，为什么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但丁、雨果、帕斯捷尔纳克等所有的西方大师和我们中国作家看问题都不一样。为什么我们中国哪怕李白、杜甫在内，也都只知道也只关心皇帝的起居，关心国家的安危，关心老百姓的冷暖，他们为什么就没有关心过人的灵魂呢？关键问题在什么地方呢？现在我知道，关键问题就是能不能意识到存在着作为基本假设的绝对责任。
那么，这个绝对责任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人都意识到了罪恶的彼此息息相关，每一个人都意识到了丧钟为每一个人而鸣，意识到了这种存在的相关性，意识到了每一个人都不是孤岛。而这种相关性，必然也就是爱的前提。因为你只有意识到这样一种绝对责任的基本假设，你才会有欠债感，你才会觉得欠债。我们中国人就是想了几千年都想不清楚这个道理。西方人会有一种原罪感，会用爱来面对犯错误的人，例如，他们会说:欠债必须还钱，但是，杀人却不必偿命。我们中国人绝对不会。因为我们中国人从来就没有欠债感。我们不觉得欠债，谁犯错误谁自己倒霉，但我们从没有意识到他之所以犯错误，恰恰就是因为人是有限的。因此，我们需要的不是去再踏上一只脚，而是要去怜悯他。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想到：我侥幸没有犯这个错误，这只能感谢命运。尽管他犯了这个错误，我却没犯，但是我也有局限性，如果当时我处在他那个情况，我可能比他还惨。这种共同责任、绝对责任的感觉，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所谓“良心发现”。这种对所有的人的命运负责、对世界的所有的过失负责的意识，就是所谓爱的意识。
可惜，我们中国人却总是弄不懂，我们经常会说自己和世界的某一部分无关。“这些事是他们干的，和我无关。”“文化大革命是‘四人帮’干的，和我们没关。”我们经常会用这种方法来思维。而只要我们说世界的某一部分和我们没关，世界的某一部分的罪恶我们不要去负责，我们就开始了对于责任的逃避。责任，也就从无限责任转向了有限责任。结果，我们自身也就没有了无限向善的可能，也就是说，我们也就没有了成为人的可能。而“爱”则是一种无限向善的可能。它让我们意识到了绝对责任。无疑，这应该是“爱”的第一个含义。
其次，从这样的含义去看“爱”，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我想我们会看到最触目惊心的几个字：“无缘无故”。前面我讲了，“爱”实际来源于责任，来源于一种绝对责任的觉醒。这种绝对责任的觉醒使每一个人都意识到了存在的相关性，结果他就会去爱所有的人，也会去爱世界的全部。这种爱使得他去勇敢地承担一切。于是，“无缘无故的痛苦”和“无缘无故的爱”就凸现而出。我始终认为，中国美学就缺这两个东西，没有原罪感——“无缘无故的痛苦”，没有原爱感——“无缘无故的爱”。中国人对生命没有一种终极关怀的洞察，中国人的生存没有悲剧感，更重要的是，中国人不知道怎么样去拯救这样一种无望的生活，不知道怎么样拯救这样一种悲剧的命运。中国人没有原爱的意识。所以不但对罪恶的体会不深，而且更对爱的体会不高。这，就造成了中国美学的悲剧。
也因此，我要强调，“无缘无故的痛苦”和“无缘无故的爱”是我对于美学内涵的最最简单的提示，而“无缘无故的痛苦”和“无缘无故的爱”的匮乏，也是我对中国美学的始终如一的批评。
“请后退一步，给神圣的玫瑰让出一条路”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无缘无故的爱”呢？
爱，首先指的是人生的底线，或者说首先指的是人生的态度。爱，是一个名词，而不是动词。所谓爱是动词，就是指的一种只有在有了可以去爱的对象之后才会去施展的爱。重要的是去爱某一个对象，或者不去爱某一个对象，对象的存在和不存在，就决定了他的爱或者不爱。但事实上，我们所讲的作为终极关怀的爱并不是一个动词，而是一个名词。他指的是一种人生的底线或者人生的态度。保罗说：“我活着，然而不是我活着，而是基督在我身上活着。” 我把这句话推演一下，“我活着，然而不是我活着，而是爱在我身上活着。”这就是所谓人生的底线或者人生的态度。在这个意义上，爱，就是坚定不移的“信”、毫无怀疑的“信”。
在这方面，西方有一个学者，叫阿德勒。他跟佛洛依德一样，也是个心理学家。对于爱，他做了两个很有意思的对比，中国人特别需要聆听一下。他说，第一个区别，凡是爱情，都是“因为我被爱，所以我爱”，也就是，因为我找到了一个对象，然后我觉得他（她）很爱我，而我也愿意接受对方的爱，所以，我才去爱他（她）。但是，什么叫爱呢？却是“因为我爱，所以我被爱”。这也就是说，我就是要爱这个世界，至于这个世界怎么回报我，我根本就不去考虑，也没有必要考虑。第二个区别，凡是爱情，都是“因为我需要你，所以我爱你”。可是，爱却完全不同，爱是什么呢？“因为我爱你，所以我需要你”。
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著名诗人艾米丽迪金森的诗句真是非常精彩：
假如我能使一颗心免于破碎
我便没有白活
假如我能使一个人的痛苦
或是一个人的悲伤
或者帮助一只昏迷的知更鸟
重新回到它的巢中
我便没有虚度此生。
而被美国人称为“心灵女王”的主持人奥普拉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中的一句话也同样精彩：
当你受伤，就去抚慰受伤的人。当你痛苦，就去帮助痛苦的人。当你陷入一团糟，惟一走出迷雾的办法，就是带别人走出迷雾。
确实，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才是有救的，也才是“没有虚度此生”的，一种是坚定不移、毫无怀疑地与爱同在的人，一种是坚定不移、毫无怀疑地去寻找爱的人，至于那些既不坚定不移、毫无怀疑地与爱同在也不坚定不移、毫无怀疑地去寻找爱的人，应该说，他们还不是人。他们“白活”了，也完全是“虚度此生”了。
具体来看，“无缘无故的爱”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方面是爱的原则：无条件原则。
什么叫无条件原则呢？就是不但爱可爱者，而且爱不可爱者(敌人、仇人)。我们中国人也不是不讲爱。比如说我们如果讲到中国无爱的时候，同学们肯定不服气，说中国人也强调爱啊，孔子不也讲爱吗？孟子不也讲爱吗？其实我告诉大家，在中国的民间社会，它确实是讲爱的。但是那个东西没有构成中国人的系统的和理性的思考。在中国人的文化层面，系统理性思考的层面，中国人确实是不讲爱的。因为中国人所讲的爱跟我们所讲的爱的是不同的，中国人讲的爱，是有原则的，这就是：他只爱血缘上跟他接近的，或者在他的关系网以内的。比如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不是？这种思路，实际上是以己推人，这种以己推人，背后隐含的是对等原则，是一种有条件原则。因为他跟我有什么、什么关系，所以我才爱他。而人类的爱奉行的却是无条件原则。也就是说，最重要的不是爱可爱者，爱可爱者谁不会呢？动物都会。动物也会爱可爱者啊，重要的是爱不可爱者。也就是说，对敌人或者仇人，你爱?还是不爱？这才是检验我们爱的原则的试金石。须知，宽容不可爱者，爱才会真正出现。所以，爱不可爱者，是对我们的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希特勒，我经常说，希特勒所犯下的罪也是每一个人都可能犯的，你如果在那个位置上，可能你也是希特勒。何况，用刀杀人的原因在于用心杀人，而且，要先杀死自己。因此，希特勒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那么，是什么样的文化造就了这样的杀人狂呢？正是人类自己的仇恨的文化。假如我们面对希特勒，那无疑是会被他杀害，可是如果我们是希特勒的幼儿园老师呢？那个时候，可是希特勒在面对着我们啊，我们是否要反思，他为什么就没有在爱的教育中成长起来呢？这是否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应该看到希特勒的可怜，而不是看到希特勒的可恨。只有这样，从美学角度你才看到了真正的希特勒。如果你只看到了他的可恨而没有看到他的可怜，你就不是一个文学大师，你如果去写一个可恨的希特勒，就肯定不会写出不朽之作。
再说几句，从终极关怀出发的爱，实际是人的一种精神维度。而不是一种道德。它是肯定没有任何条件的。痛苦，无缘无故;爱，也无缘无故。爱就爱了，爱就是爱，爱，是不需要理由的。
这一点，中国人理解起来会比较困难。因为在中国，最关键的就是讲条件，而爱是永远不能讲条件的。这就是爱的悖论。中国人永远也想不清楚这个问题。比如《孟子》说“百姓皆以王为爱也”，意思就是说，“爱”最原始的定义就是自私、小气。所以我们中国的爱都是有条件的。爱父母，因为父母养了你；爱子女，因为子女要给你养老；要爱配偶，因为你们是结了婚的，要白头偕老。我们从来就没有把别人当人爱过，而是以条件为爱的前提。而以条件决定爱的时候，当条件转变，爱也就转变了。这就是中国人永远过不了的一关。
在这里，实际上爱是一个根本不重要的东西了，什么比爱更重要呢？条件！他值得你爱，他爱你了，然后你才想着要爱他。我们中国人从来就没有那种成熟的西方文化里的观念，那就是：爱是我的选择，我要爱，我不管对方是不是回报我。爱不是因为你爱我我才爱你，而是因为我爱你，是因为我的人性的舒展的需要。这种东西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可惜，这种条件的转变偏偏会导致爱的消亡和恨的诞生，因为条件转变以后，爱也就转变了。
爱，没有理由。否则，爱，就不是对象了，而成了理由。然而我们不是爱对方，也不是因为要爱，而是爱理由。这就是我们的最大悲剧。但实际上，如果爱需要理由，那就意味着爱要看理由的眼色行事，爱因此就不具有了自足性，而要取决于外在的条件，受制于跟爱无关的其他因素。可是，被理由决定的爱，还能是爱吗？有条件的爱，还能是爱吗？如果爱一个人需要理由，那么理由就为因，而爱为果。为爱寻找理由，就意味着向因果屈服，就意味着向现实屈服。这样一来，爱本身就被编进了因果之链，而在这个因果之链里最微不足道的就是爱本身，而不是理由。理由反而就成了最重要的事实。
何况，中国人往往一般都会是：只有对方可爱，我才去爱他（她）。但是，他们往往很少考虑的却是，究竟如何去证实对方是否可爱呢？唯一的办法难道不是首先去爱吗？假如不是首先去爱，而是首先去弄清楚对方是否值得去爱，那么，是否就很有可能会反而失去了爱呢？显然，在这里还存在着一个爱人者自身的人性觉醒的水平的成熟与不成熟的问题。人性觉醒水平成熟者，无疑就会主动地甚至是无条件地去爱对方，而人性觉醒水平低者，则会忙于去证明对方是否可爱、是否值得去爱。
顺便强调一下，爱人者自身的人性觉醒的水平的成熟与不成熟还存在两种情况:
例如对于“坏人”的爱。所谓的坏人，当然不可能是一次性的产品，他不可能一出生就坏，也不可能始终或者各个方面都坏，最普遍的情况是，起码已经有一到几次的事实证明了他犯下的“过失”或者“罪恶”。那么，面对这“一到几次的事实”，爱人者应该怎么办？是继续去坚定不移地爱他？还是因为这“一到几次的事实”而放弃自己的爱？毫无疑问，如果选择前者，那么这无疑意味着爱人者的人性觉醒的水平还不够成熟，因为他不但担心自己浅薄的爱无法去承受失败的打击，而且对人类的人性力量也缺乏必要的信心；如果选择后者，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因为这意味着爱人者自身的人性觉醒水平已经非常成熟了，不但绝对不担心自身无法承受再次失败的打击，而且更坚信人性力量的终将胜利。何况，对于他来说，爱是无条件的，爱就爱了，为什么而且又有什么必要一定非要去证明对方可爱才去爱呢？
倘若时时刻刻不能忘记进行“好”与“坏”的划分，也同样是人性水平不够成熟的表现。对于坏人的划分其实只是为了求得自身生存的更大安全系数，而且，也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好人。可是，一个爱人者难道还需要证明吗？如果需要证明，那恰恰说明这个爱人者恰恰是靠不住的，这个时候的“爱人者”已经不再是一个爱人者，而成为一张心灵脆弱者用于伪装自己的面具，难怪我们会经常在文学作品里吃惊地发现：其中的好人实在太好，其中的坏人也实在太坏了。遗憾的是，这都并非真实。在这里，我们是否需要质疑自己？一个爱人者为什么一定要时时刻刻去通过对于“好”与“坏”的区分来鼓励自己呢？
因此，重要的是必须去赌爱存在。任何一个人都生存在有限性当中，但是要坚信，人类是能得救的。每一个人都在犯错误，但是每一个人都一定要想，我要用爱的态度来面对别人犯下的错误和我曾经犯下的错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肯定可以得救。这个原则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的。中国人往往不这样想，他说：哎呀，我不能先撒手，我不能先爱别人，我先爱别人，别人要害我怎么办呢？就好象那个农夫与蛇的故事，对于中国人来说，他永远记住了，只要被蛇咬了一次，那他第二次就绝不会再去救这个蛇。而按照西方文明的想法，他却要无数次地去救，为什么呢？他要赌爱的胜利。所以爱是无条件的。他绝对不以这个世界也爱他作为回报，哪怕是这个世界给他以仇恨，他也要爱这个世界，绝不为恶，也不复仇，因为爱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所在。
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蝴蝶。我觉得蝴蝶在这个世界上是真正的爱的精灵，是美的精灵。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蝴蝶是最软弱的动物，是不是？它是最没有反抗能力的动物。但是它给这个世界提供的只有一个最纯粹的回报，就是美。所以我觉得蝴蝶的形象应该是一个美的形象。其次我们来看蜜蜂。我觉得蜜蜂的形象也应该给我们一种爱的启示。蜜蜂在有刺的玫瑰花丛里面寻觅，但是它回报世界的却不是刺，而是蜂蜜。西方的一个大诗人里尔克在《给青年诗人的信》里讲：诗人就是采撷大地上不可见事物之蜜的蜜蜂。他把人类的痛苦和欢欣采来酿造成蜜，供人啜饮品尝。我们知道，很多很多的人都连蜜蜂也不如啊，他只记住了受到伤害，只记住了伤口的疼痛，以至根本没有心情去享受蜜的甘甜，而蜜蜂不是，它不关注受到的伤害，它永远去回报以蜜的甘甜。显然，爱有如蝴蝶和蜜蜂，也是一种无条件的回报。
说到这里，我要顺便提一下，北京大学的朱光潜先生，是20世纪中国的美学大家，我对他一直非常尊重。80年代初，我在北京大学学习美学的时候，还曾经专门去拜访过他。不过，对于他的美学主张，我却一直颇不以为然，我以为，他还基本停留在陈旧的西方认识论美学的思路里，当然，近年也有北大的教授曲为之辩，说他已经开始突破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其实，这完全是出于一种为尊者讳的做法了，也是想为自己的所谓“北大美学传统”找到尊者的来源与根据而已，其结果，只能是让人觉得学术是可以随意被人扭曲与打扮的。不过，我非常欣喜地发现，朱光潜先生很喜欢蜜蜂，而且也以它作为人生的象征。朱光潜先生说：“它是不会反抗的，似乎总是表现爱与欢乐，唤起我们的爱慕。”说实话，我一直觉得，朱先生的这几句话比他的许多美学讨论都要精彩啊。
第二个方面是爱的态度，中国人在理解爱的态度上都是一种对等的态度，那也就是说，都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爱。但实际上，我们要把眼光转换过来，把人的眼光转化为神的眼光。人与神的眼光显然是不对称的，你从人与人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那你看到的都是十恶不赦，都是你的仇人。而你要从神的眼光来看呢？一切过失都必须原谅。为什么呢？因为在神看来，人都是有局限的，当然他就要原谅人，他就不会用“恨”的办法来对待那些犯了错误的人，他还会去爱他，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人也努力过，尽管最终是失败了，因此，他还要用爱的力量来鼓励它，或者，用爱的态度来悲悯他。
比如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被判死罪，他不想去申辩，他从容去赴死。很多人想不通，说苏格拉底你那么能言善辩，你去为自己辩护一下，你就可以不死嘛。但苏格拉底说，他不去辩护。为什么呢？因为他相信神的审判，而对人间的审判，他却根本就不关注。还有基督，那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别人打了你左脸，你把右脸也伸过去让他打，有人说：哎，他怎么这么软弱啊？其实，他不是软弱。而是因为对于人世的审判，他并不在意。真正的审判来自于谁呢？来自于神。
所以，耶稣不会去计较别人去打他的左脸，也不会计较别人再打他的右脸，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判断这一切的根本的标准来自于神性的判断，终极关怀的判断，而不是来自于现实的荣辱和得失。须知，如果只记着左脸，那自己就成了自己左脸的奴隶。只有把自己的右脸也送给对方，自己才真正的是自己身体的主人。而且他知道，用不善的手段没有办法达到善的目的。比如说别人打了你左脸，你也去打他的左脸，就是用不善的手段去达到善的目的，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何况，当你知道了这种手段是不善的时候，相比别人不知道它不善而打了你，你去（同样不善地）回报他，就更为不善。当然，这并不是说就没有正义，可是，不是有神在替我们做判断嘛。因此每一个人都没有必要自己去报仇血耻，也没有必要以不可爱者的是否忏悔作为前提，没有必要去想：如果这个不可爱者忏悔了，并且检讨自己的错误了，我就爱他，如果他不检讨、不认错，我就不爱他。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对于爱来说，只要去爱就行，它是绝对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这就是“无缘无故的爱”。所以耶稣说：爱你们的仇敌。所以保罗说：只要祝福，不要咒诅。
罗马尼亚的诗人阿列柯山德鲁在《爱》一诗中说， “爱，就是－－人世间最纯洁的和解。关心它的人，请后退一步，给神圣的玫瑰让出一条路。”联想《巴黎圣母院》中的那位三十六岁的克洛德副主教，竟然声称“如果我不能拥有，我就要让她毁灭！”而且，一旦得不到，就果真因爱成恨，因爱成仇，而且还无耻地把责任推给对方：“谁让你那么美丽”，我们就会确信：“请后退一步，给神圣的玫瑰让出一条路”，确实，这就是爱!
你必须通过面对爱去获得自由
在这里，爱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我必须强调，爱之谓爱，并不是来自于面对黑暗，而是来自面对光明。这一点，在中国人理解起来也是比较困难的。当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经常采取的态度无非是两种：
第一种就是现实关怀的角度，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会采取的。因为受到了伤害，而图谋报复、图谋反击。甚至不惜用卧薪尝胆的卑鄙办法，我必须借此机会表明自己的态度，其实，越王勾践的行为是人类最无耻的行为，他哪怕用吃人粪的办法都在所不惜，只要能报仇就行。但是，他忘记了一点，这种报仇是不可能推动人类的进步的。为什么中国文明两千年就是始终不进步？就是因为我们以为用“以黑暗对黑暗”的办法，“黑吃黑”的办法就能够推动人类的进步，实际上却没有能够推动。因为，黑暗就是黑暗。批判黑暗不可能导致光明。消灭黑暗也不可能导致光明。因为黑暗的尽头不是光明，黑暗没有尽头，黑暗的结果也不是光明。我不是讲过它的“无缘无故”嘛？所以反抗黑暗永远不可能真正地走向光明。正确的选择是什么呢？只能是：背对黑暗，面对光明。所以，《圣经》的《新约》提的口号叫：“你们必通过真理获得自由。”也就是说，你必须通过面对光明（爱）去获得自由。你不可能通过与黑暗同在的方式去获得自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马长老就说过：“用爱去获得世界”。这句话我非常欣赏，其实，它也是对于西方的《圣经》“你们必通过真理获得自由”的权威诠释。
第二种做法是什么呢？因为意识到只有爱才是对恶的真正否定，而其他的否定，比如说，以恶抗恶，比如说，以暴抗暴，都不过是对恶的投降与复制。世界的丑恶不是不需要“爱”的理由，而是需要“爱”的理由。我们不能说：啊，这个世界太丑恶了，我们干麻要爱这个世界，我要跟它同流合污，以便把它消灭掉。这恰恰错了。这个世界越黑暗就越需要爱，因为你如果采取了对这个世界的报复的方法，你就把心灵也变成了这个世界，也变成了地狱(许多国家的国歌中的歌词，都有“敌人”、“杀光”之类的字眼，这就非常令人遗憾)。只有爱才是对恶的唯一深刻的否定。难道否定的原因不是爱的缺席，否定的对象不是爱的冷漠，否定的目的不是爱的恢复、滋长、发展、重建和成熟？而且，倘若根本就体验不到无穷无尽的慈悲、尊严、神圣、爱意，那么我们承受黑暗、反抗绝望的动力究竟何在？所以，我们真正的超越恶的方式不是以恶抗恶，而是绝对不像恶那样存在。
为此，我们必须假设我们所置身的世界是一个“爱”的世界。无论这个世界如何黑暗，如何远离爱而存在，我们都要相信“爱无不胜”！相信有爱的世界才是真正的世界，相信无爱的世界不值得一过！相信人是爱的存在，不是利益的存在。我爱故我在！这样，以爱的名义去关照世界，就是美学的唯一选择。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尽管爱在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到来，以后是否到来也完全未知，但是我们却仍然必须去赌赌爱的必胜。去赌在未来的必然莅临。1936年，英国作家奥威尔也在西班牙参加志愿作战，一次他瞄准了一个提着裤子的士兵，但是没有开枪，他后来回忆说：“一个提着裤子的人已经不是一个法西斯分子，他显然是个和你一样的人，你不想开枪打死他。”这就是人，而不是一个杀手。他服从的是爱的命令。但是他自己却被子弹杀穿了喉咙，甚至可能就是那个提着裤子的士兵打的，但是他也不会后悔。假如有一天暴力真的停止，你会发现，它正是从奥威尔对于爱的命令的服从开始的。武器是纯洁的，人性也是纯洁的。要让暴力者看到自己的丑恶和渺小，更要在暴力前找回人类的尊严与力量。
二十世纪曾经有一场惨烈的越战，有一些美国的士兵到越南去打仗。后来，有三个曾经被越方俘虏的美国老兵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前重聚，忆苦思甜，畅谈人生。其中一个人问：“你是不是已经原谅了那些当初把你当做战犯关押的人了？”另一个说：“我永远不会原谅。”这个时候，第三个伙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那么他们就还在关押着你，是不是？”其实，任何的“快意恩仇”者，任何的决不宽恕者都是这样，无论过了多久，因为他们心中始终是愤恨不平，所以，他们都还在被那些伤害过他们的人“关押着”，或者说，一切走不出冤冤相报、走不出以暴易暴的人，永远都被仇恨“关押着”。 有人说“复仇是甜蜜的”，其实正是这种看似“甜蜜”的许诺，把无数的“快意恩仇”者、决不宽恕者骗进了“仇恨”的牢笼，结果，他们就成了牢笼中的困兽。
看看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去》，你就会知道西方的文明是怎么前进的。罗马人拼命地杀早期的基督徒，但是后者却绝不反抗。为什么，他们绝不复制恶。他们绝对不像恶那样去存在，直到最后，把一个凯萨之城“杀”成了爱之城。对不对？其中一个最令人感动的故事，就是“格劳库斯的宽恕”。小说中有一个小人，叫基隆，他出卖了格劳库斯的妻子与儿女，但是格劳库斯却宽恕了他，可是，他后来又出卖了格劳库斯。最后，当格劳库斯被绑在火刑柱上即将被处以极刑时，基隆终于良心发现：
基隆这时突然晃动了一下身子，向苍天伸出了双手，发出了 一声撕心裂肺的可怕的叫喊：
“格劳库斯！以基督的名义，宽恕我吧！”
周围一片死寂。所有的人都打了个寒战，一双双眼睛便不由自主地朝上望去。
受难者的头微微地动了一下，从火刑柱上随后传来了一个像呻吟似的声音：
“我宽恕你！”
在火刑柱的烈焰即将腾空而起的时候，迫害者乞求被迫害者的宽恕，而被迫害者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竟然仍旧宽恕了迫害者，这实在是人类最为壮观的一幕！最后，基隆终于在爱与宽恕中被拯救，所有的罗马人也都在基督徒的爱与宽恕中被拯救，小说中写到：到最后彼得被放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是含着泪水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了罗马城变成了爱之城。和基督一起屈服，胜过和恺撒一起得胜，西方人的这个思想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看到，爱的动机来自哪里呢？就来自爱本身。它去反抗恶的方式就是更爱这个世界；它去反抗恶的方式，就是以爱的姿态去面对恶，这就是爱的力量。英国诗人奥登，在《怀念叶芝》的诗歌里有“把诅咒变成了葡萄园”的诗句，何其精彩!里尔克有一首诗也写得很好，就是《啊，诗人，你说，你做什么》。他在提到诗人的使命的时候说：“我赞美！”
啊，诗人，你说，你做什么？——我赞美。
但是那死亡和奇诡
你怎样担当，怎样承受？——我赞美。
但是那无名的、失名的事物，
诗人，你到底怎样呼唤？——我赞美。
你何处得的权利，在每样衣冠内，
在每个面具下都是真实？——我赞美。
怎么狂暴和寂静都象风雷
与星光似地认识你？——因为我赞美。
为什么说诗人的使命就是“我赞美”，那也就是永远以爱的心态去面对这个世界，永远为这个世界的存在提供形形色色的理由，哪怕这个世界充满了恶。而且，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恶。所以我才要爱，所以我才要赞美。爱就是愿意去爱。只要你是简单的，这个世界就是简单的。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世界就是什么样的世界。因此，爱的结果，或许并没有在现实中获得回报，但是所有的人都会看到：它在人类的心灵中激起了巨大的回响。正是这巨大的回响，酿造着人类的过去、人类的现在，也必将酿造着人类的未来。
“什么时候我们能责备风，就能责备爱”
泰戈尔说：“有一次，我梦见大家素不相识，醒来后，才知道我们原来相亲相爱。”惠特曼说：“凡是我在路上遇见的我都喜欢，无论谁看到了我，也将爱我。”海子也说，“谁在这城里快活地走着/我就爱谁”。中国的一位演员曾经唱过的一首歌，题目也很令人感动:《爱如空气》。遗憾的是。由于文化传统的不同，我们中国人似乎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那就是，一方面本能地怀疑对方是否值得去爱，一方面怀疑爱究竟是否真有力量。这些年，我在很多高校都做过报告，只要我讲到爱，很多学生的表情一定是疑惑的，个别的已经上到了博士的学生甚至还曾写文章与我讨论。在他们看来，如果他不是一个好人，那么，我凭什么要爱他?或者，他们还会问:爱真的有力量吗？人真的有必要必须与爱同在吗？再说，我就算天天奉献爱，可是，好人往往吃亏，往往会被坏人利用啊。
对于上述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回答：
第一，必须坚信：只有爱才是最有力量的力量。
上述困惑，我认为首先与对于爱的力量的怀疑有关。那么，怎么去打消这些人的顾虑呢？我还是来讲一个故事吧。
西北地区特别干旱，因为缺水，95%的树苗在种下去以后都无法成活，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难题。后来，有一个学者就出了一个很好的主意。他说，我们可以这样来做，用一个塑料袋，里面装上水，然后在每一个树苗的根部都放上一个装满了水的塑料袋。奇怪的是，这下子，95%的树苗竟然就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呢？原来，因为附近有水的存在，树苗就因此而豪赌一把，他想，我的附近还有水，我还要坚持，或许，明天我就能得到水了，结果，它就活下来了。你们看，这个例子是不是非常精彩？
同样的说明，也经常出现在文学大师的笔下。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曾经借《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马长老之口说：
一个人遇到某种思想，特别是当看见人们作孽的时候，常会十分困惑，心里自问：“用强力加以制服呢？还是用温和的爱？”你永远应该决定：用温和的爱。如果你能决定永远这样做，你就能征服整个世界。温和的爱是一种可畏的力量，比一切都更为强大，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和它相比。
为此，叶芝甚至疾呼：“什么时候我们能责备风，就能责备爱。”可是，我们有些人却往往去责备爱，例如，去责备爱没有力量。其实，一切都恰恰相反，在我们的生命中，唯有爱，才是最有力量的。爱唤醒了我们身上最温柔、最宽容、最善良、最纯洁、最灿烂、最坚强的部分，即使我们对于整个世界已经绝望，但是只要与爱同在，我们就有了继续活下去、存在下去的勇气，反之也是一样，正如英国诗人济慈的诗句所说：“世界是造就灵魂的峡谷”。一个好的世界，不是一个舒适的安乐窝，而是一个铸造爱心美魂的场所。实在无法设想，世上没有痛苦，竟会有爱；没有绝望，竟会有信仰。面对生命就是面对地狱，体验生命就是体验黑暗。正是由于生命的虚妄，才会有对于生命的挚爱。爱是人类在意识到自身有限性之后才会拥有的能力。洞悉了人是如何的可悲，如何的可怜，洞悉了自身的缺陷和悲剧意味，爱，才会油然而生。它着眼于一个绝对高于自身的存在，在没有出路中寻找出路。它不是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而是看清人性本身的有限，坚信通过自己有限的力量无法获救，从而为精神的沉沦呼告，为困窘的灵魂找寻出路，并且向人之外去寻找拯救。
在这方面，安徒生的故事颇具启迪。
有一天，安徒生在林中散步，他看到林子里长了许多蘑菇，就设法在每一只蘑菇下都藏了一件小食品或小玩意儿。第二天早晨，他领着守林人的七岁的女儿，一起来到了这片树林。正如他所预料的，在蘑菇下出乎意料地发现了丰富多彩的小礼物，小女孩的眼睛里出现了难以形容的惊喜。于是，安徒生告诉她，这些东西都是地精藏在那里的。”您欺骗了天真的孩子!”一个知道了真相的神父义正词严地权责道。可是安徒生却回答：”不，这不是欺骗，她会终生记住这件事的。我可以向您担保，她的心决不会像那些没有经历过这则童话的人那样容易变得冷酷无情。”
当然，许多美好的东西都只是黄粱美梦。但是，梦之为梦，并不都是虚幻，它对人一生的深刻影响很可能反而是真实而且深刻的。
其次，必须坚信，只有爱才是人生最大的财富。
上述困惑，我认为还与对于人是够必须与爱同在有所怀疑有关。那么，怎么去打消这些人的顾虑呢？我还是再来讲一个故事吧。
中央台的主持人张越曾经采访过一个医生。这个医生的职责是临终关怀，这也就是说，他所见到的濒死的人是最多的。于是，张越就问到：人在临死时都是什么状态呢？这个医生说，你真的无法想象，那简直是太可怜了，有哭的，有闹的，有砸东西的，有一生不吭的，有想方设法要自杀的，简直是惨不忍睹。张越又问，那有没有临终时候十分快乐的呢？医生说，当然也有。张越马上就追问了：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样的人死的时候会快乐呢？是男人？是女人？是生前当大官的？是生前很有钱的？医生说，都不是，真实的情况是，凡是在一生当中给别人爱最多的和得到别人爱最多的人，他临死的时候，就最快乐！
我觉得，这是一次非常精彩的采访，也是一次含金量非常高的采访，很多很多我一直无法讲清楚的道理，在这次的采访里，都已经讲清楚了。其实，与这次的采访有关的，还有一篇小说，是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的一生》，小说讲的是一位高官，得了重病以后，却无论如何都不甘离开人世。后来，有人就给他出主意，说你去主动地奉献爱吧，果然，他这样做了以后，去世的时候竟然就非常快乐。显然，托尔斯泰讲的也是同样的道理：爱是最大的财富。
最后，必须相信，爱是对自己的最高奖赏。
上述困惑，我认为还与对于爱能否得到应有的回报有所怀疑有关。那么，怎么去打消这些人的顾虑呢？我还是也先来讲一个故事吧。
《芝加哥论坛报》儿童版“你说我说”栏目的主持人西勒•库斯特一直面对一个难题，经常有小孩给他写信，询问他说，“上帝为什么不奖赏好人，为什么不惩罚坏人？”也就是说，你说要爱所有的人，尤其是要爱不可爱的人，要爱坏蛋，可是，谁来表扬我们呢？为此，这个编辑也很发愁，怎么样才能够把他们说服呢？后来，这个编辑意外地有了答案。有一天，他去参加一个年轻人的婚礼，牧师主持完婚礼以后，接下来的环节应该是新郎和新娘互换戒指，可是他们太兴奋了，也可能是太紧张了，竟然错误地把戒指带在了对方的右手上，这个时候，牧师表现得很幽默，他说，右手已经够完美的了，你们还是用它们来装扮你们的左手吧。
这个编辑说，他听到这句话，立刻茅塞顿开。“右手成为右手，本身就非常完美了，再没有必要把饰物再戴在右手上了”。意思就是说，你奉献爱，本身就已经是最完美的了，非要社会肯定你吗？非要别人看见吗？别人如果看不见，历史如果没有证明你，比如，在两个人争斗的时候，你先放手，你先退出，确实别人都会耻笑你，说你懦弱，说你失败，可是，你就真的失败了吗？其实，上帝已经表扬过你了。一个爱人者能够成为爱人者，这本身就已经是上帝对于自身最高的奖赏，那么，即使是因为爱“坏人”而失败了，那，又有什么关系？于是，他就写了一篇文章，《上帝让你成为好孩子就是对你的最高奖赏》。
《圣经》有言：“爱里没有惧怕”。确实，因为爱是唯一不需要回报的奉献，所以才要去豪赌。既然坚信爱最终一定会胜利，那么，又何必非要去期待来自任何地方的嘉奖呢？倘若只有通过得到嘉奖才能够有爱的信心，那这个爱就早已经不是爱了，而只是交换。在西方，苏格拉底之死与耶稣之死是最为重要的文化事件。当时的法庭对苏格拉底做了错误的判决，可是他反而坦然接受，没有逃避，也没有反抗，为什么呢？我们中国人对此可能会很难理解，可是，西方人就不会，因为苏格拉底的主动就死其实是一个文化的隐喻，意味着苏格拉底以及西方人看重的都不是现实法庭的审判，而是上帝的终极审判。苏格拉底相信，在上帝那里，自己一定是会被宣判无罪的。既然如此，又何惧之有呢？套用前面的话来说吧，上帝已经嘉奖过我了，我又怎么会在意现实法庭的是否嘉奖呢？何况，由于我的对于爱的坚持，人类的美好理想得到了维护，更何况，爱也是一定会胜利的，那么，我站在爱的一方，与爱同在，不就已经是最大的快乐、最大的嘉奖了吗？还有什么快乐、什么嘉奖又能够超过这个快乐、这个嘉奖呢？因此，“爱里没有惧怕”！
人类精神面孔的一面镜子
关于爱，我就暂时先讲到这里。总之，正如索洛维约夫所说：“如果单纯地以为爱迄今为止从未实现过，就否认它的实现的可能性，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在历史人类经历的较短几千年里，爱之不能实现，无论如何也没有给我们以任何理由，反对爱之将来实现。” 不过，因为我讨论的毕竟是美学，而不是爱。而且，讲到这里，我猜测可能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会大为困惑了，从有限性到无限性，为了讨论无限性，又涉及到信仰与宗教，再从信仰、宗教到爱，花费了很长时间，绕了很大的圈子，可是，怎么就一直没有讲到审美活动呢？我要说，这也真是迫不得已，不把有限性、无限性和爱这三个概念讲清楚，审美活动的问题也就永远讲不清楚啊，但是，一旦把这三个概念讲清楚了，审美活动的问题也就很容易讲清楚了。
在一般人的理解里，审美活动无非就是吟风弄月、吟诗作赋而已，甚至无非也就是梳洗打扮、美容整容、家庭环境的布置、游山玩水而已，或许也还会有些人会觉得作为审美活动的集中表现的文学艺术非常令人陶醉，但是，也仅此而已，再说出更多的赞美的话来，也就实在是不能了。然而，这却远远不够。我在这一讲的开头就讲过了，从“爱美之心，人才有之”到“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审美活动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可是，究竟应该怎么去说明这个“太重要、太重要”呢？在讨论了有限性、无限性和爱这三个概念之后，我们也就有了一个最为简洁的方式了，那就是：审美活动是人类追求无限性的见证，审美活动也是人类之爱的见证。
形象地说，审美活动就是人类追求无限性的一面镜子，也是人类追求爱的一面镜子。每个人都有照镜子的经验吧？美女们尤其应该有。人类为什么要照镜子？动物为什么不照镜子？其实，审美活动为什么不但要“人才有之”而且要“人皆有之”？道理就在这里。
具体来说，我已经讲过，人类要在精神上要“站立”起来，就必须去豪赌无限性的存在，换言之，过去在身体上要脱离动物的时候，是去赌与动物的不同，而现在在精神上要脱离动物性的时候，则是去赌与神的相同。而这场豪赌本身，唯一的方式，就是坚定不移的信、毫无怀疑的信，其实，也就是坚定不移的爱、毫无怀疑的爱，在这里，无限性与爱，就是人类费尽千辛万苦为自己打造的精神面孔，这是一张动物所没有的面孔，也是真正属于人的面孔。可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看到自己的这张精神面孔呢？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审美活动。
有人会说，那为什么一定要在审美活动中才能够看到自己的精神面孔呢？人类的一切物质与精神的成果不是都是人类活动的对象化吗？那么，在它们的身上不也应该都能够看到人类的精神面孔吗？我必须要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李泽厚先生提倡的实践美学与我所提倡的生命美学的根本区别之一。而且，如果确实是在所有的物质与精神成果上都可以看到人类的精神面孔，那么，审美活动的存在也就是不必要的了。为什么甚至很多美学家都无法道破审美活动的重要性？原因就在这里。
问题的关键在于无限性和爱这样两个概念。有些人会觉得，审美活动并不重要，因为人类所有的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不都是走在通向无限性与爱的道路上吗？比如说人类的学习，它的最高境界也一定是与无限性和爱密切相关的，比如说人类的改天换地，它的最高境界也一定是与无限性和爱密切相关的，那么，人类为什么一定要有审美活动呢？人类为什么非审美不可呢？原因在于，人类的所有活动，除了审美活动以外，都是功利性的，它们确实都与人类对于无限性与爱的追求密切相关，都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它们又毕竟是一种功利性的活动，因此，也无法全面地反映人类对无限性与爱的追求，那么，人类怎么样才能找到一种活动，让它来全面地见证自己的对于无限性与爱的追求这一根本特征呢？顺理成章地，人类找到了审美活动。
我们知道，审美活动是在想象当中实现的。它上穷碧落下黄泉，思接天际、想落无穷，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因此而可以成为人类追求无限性与爱的一面镜子。人类想看看人类的精神面目，想看看自己“赌”无限性与爱存在的丰硕成果，想看看自己“赌”得好不好，那么，能够通过什么来看呢？通过学习活动？通过生产活动？通过军事活动？当然都是看不到的，能够看到的，只有一面镜子，就是审美活动。正是在审美活动里面，人类看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比如说，小说里的正面人物，一定都是追求生命的无限性的，小说里的反面人物呢？那一定都是拒绝追求生命的无限性的。再比如，小说里的正面人物，一定都是渴望在精神上站立起来的，小说里的反面人物呢？那一定都是在精神上永远爬行的。总之，正如英国小说家亨利•菲尔丁在《汤姆•琼斯》里总结的：“文学只是一个便饭馆，不卖山珍海味，只卖一道菜，就是‘人性’。”
而且，审美活动又与宗教活动不同，宗教活动也与无限性与爱有关，可是，它就像一个精神分离器，把灵魂与身体、精神与现实分离得一清二楚，把无限与有限分离得一清二楚，但是，审美活动却不同，它是顽强地在现实中发现精神的东西，在身体中发现灵魂的东西，也在有限中发现无限的东西。它的使命就是见证，而且心甘情愿地认领。
荷尔德林说：“自从吾辈彼此倾听，众列神灵已被命名。”荷尔德林的推崇者海德格尔也说：“终有一死的人说，因为他们听。”确实，在这个意义上，审美活动不是别的什么，它仅仅是受命而吟，也仅仅是一位传言的使者赫耳墨斯。它受的，就是无限性与爱的“命”，它传的，则是无限性与爱的“言”。
捷克诗人扬•斯卡采尔的诗歌吟咏得何等精彩：
诗人不创造诗
诗在某地背后
它千秋万岁地等在那里
诗人不过发现了它而已
你们看，这就是审美活动。
因此，与无限站在一起，与爱站在一起，这就是审美活动的天命。凯恩斯曾经引用一首诗歌:天堂将再响起赞美诗和甜蜜的音乐，但我将必须不再唱歌。这无疑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如果活到现实生活之中，如果是在天堂之外，我们却必须“唱歌”(审美)。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上帝，如果我们是上帝，那么，我们还需要“唱歌”(审美)吗？如果我们还是动物，那么，我们也不需要“唱歌”(审美)了。所以，“爱美之心”，才是人之为人的标志。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要知道，得让每个人有条路可走啊，因为往往有这样的时候，你一定得有条路可走！” 有限的现实生命“山穷水尽”，可是与此同时，无限的精神生命却“柳暗花明”，生命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在失败当中彻悟了人类生命活动的有限性。结果，承认了有限，也就默认了无限，融入了无限。自己认定的价值被自己摧毁了，结果就触摸到了生命的尊严，触摸到了无限与爱。这，就是生命当中的最为美好的东西。
“它相信的是人类灵魂的无限力量，这个力量将战胜一切外在的暴力和一切内在的堕落，他在自己的心灵里接受了生命中的全部仇恨，生命的全部重负和卑鄙，并用无限的爱的力量战胜了这一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所有的作品里预言了这个胜利。”
毫无疑问，所有的审美活动也“预言了这个胜利”。
所以，我们说审美活动为无限性作证，为爱作证， 其实也就是为人类的这种非常伟大的精神生命作证。人类认识到了自己的有限性，结果就转过身去，在仇恨中寻找爱心，在苦难中寻找尊严，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在寒冷中寻找温暖，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在炼狱中寻找天堂，最终融入了无限，触摸到了无限，这就是人类最为伟大的地方。
这个时候，我们还能说美既不能吃也不能穿更不能用吗？再想一想，既然美既不能吃也不能穿更不能用。那为什么“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爱美之心，人才有之”会千古不变呢？显然，还不是因为审美与人类的无限性与爱同在？它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它是人之为人的见证，是自由的见证。审美生，人类亦生，审美在，人类就在。因此，“我审美，故我在！”
“君问穷通处，渔歌入浦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