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这是我在三十年前写下的第一篇美学论文,也是后来在美学史上被称作“生命美学”的奠基之作,那一年,我二十八岁。现在,这篇论文已经不易觅得,为此,我专门把它找出来,再次在网上予以发表,以便供美学史研究者参考。)
一、相当一段时间内,美学成了“冷”美学。
美是不吝赐给的。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偏偏是理性的富有和感性的贫困——美的贫困。
无论是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无论是黑格尔的包容一切的庞大体系,都没有也不可能造就美的富有。他们把美当作理性对感性的扬弃,当作一种舍弃掉个体意义的历史规定性,当作一种普遍和先验地凝聚了人的类本质的抽象本性。尽管,在古代美学中,美往往被描述为一种纵的历史逻辑,而在近代美学中,则被变本加厉地推演为一种横的结构。
在中国,近百年来美学的座标一直遥遥指向西方——因此也就不是指向美,而是指向理性的“知”或者道德的“善”。从最初对康德、黑格尔的崇拜,到接受马克思美学之后自觉不自觉地从康德、黑格尔美学出发的自以为是的理解,直到当前对西方当代美学的一知半解的亦步亦趋,都如此。
由是,美,或者被归之于某种本质、理想的形象显现,或者被推入超现实、超人类的彼岸世界,成了纯净而毫无烟火气的、甚至是神密而不可捉摸的东西。审美,则始终是一种形象地认识生活的手段,是一个从此岸世界跃入彼岸世界的环节。从审美走向知识、道德,就是它的必然归宿。
而作为感性存在的人、个体存在的人、一次性存在的人,却完全被不屑一顾地疏略、放过或者遗忘了。即或有记起的一刻,也只是作为“坏的感性”,作为社会、历史、理性的外化或异化状态而匆匆一带而过。
伏尔泰的嘲讽是辛辣的:没有上帝,人们也习惯于创造一个。在美学领域中,我们一再看到的正是这样的一幕。
二、“冷”美学是贵族美学,它雄踞尘世之上,轻蔑地俯瞰着人生的悲欢离合。
“冷”美学是宗教美学,它粗暴地鞭打人们的肉体,却假惺惺许诺要超度他们的灵魂。
难怪西方美学与西方文化一起潮水般涌入中国后,竟然给一向服膺中国古典美学的中国人带来如许的迷惑和烦恼;难怪熊十力失望地声称:西方美学能使人思,却不能使人爱;难怪王国维在深入研究了西方美学后,竟然哀叹其“可信而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
这一切都呼唤着既能使人思、使人可信而又能使人爱的美学,呼唤着真正意义上的、面向整个人生的、同人的自由、生命密切联系的美学。
三、真正的美学应该是光明正大的人的美学、生命的美学。
美学应该爆发一场真正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应该进行一场彻底的“人本学还原”,应该向人的生命活动还原,向感性还原,从而赋予美学以人类学的意义。
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在对象世界中,不仅通过思维,而且通过一切感觉来确立自己。”“通过思维”来确立自己,无疑指的是最终扬弃感性,从而从感性走向理性的哲学、伦理学。“通过一切感觉来确立自己”呢?难道不正是指的最终扬弃理性,从而超越理性回到感性的美学吗?由此可见,美学研究的是作为感性的人,是人类如何“通过一切感觉来确立自己”。倘若美学研究应该有其核心、中心或主体工程,那未,除此之外,确乎不可能再有别的什么了。
四、因此,美学有其自身深刻的思路和广阔的视野。它远远不是一个艺术文化的问题,而是一个审美文化的问题,一个“生命的自由表现”的问题。
由是,美学有必要重新确立自己的领域。它不仅要果断地将曾经属于自己的某些方面割舍给其它学科,更要积极渗入其它学科。
然而,不论是果断地割舍、抑或积极的渗入,美学都将明智地保持自己的真实面目,亦即:美学不是以悲天悯人的救世主身份俯瞰甚至鄙视人,而是深切关注着人,深切关注着人类的生命活动自身。它无声无息地渗入人生的每一个角落,与随手可得的人世的感性快乐密不可分。
总之,美,是以人的自由的理想实现为特征的,它表现为合规律与合目的、必然与自由的内在超越。而审美,则不是一种形象地认识生活的手段,不是一个从此岸世界跃入彼岸世界的环节,而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超知识、超道德的审美本体境界,从而从知识、道德走向审美,也就成为美学的必然归宿。
“美可以拯救人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断语未免过之。但美可以使人类向前向上,这却是确凿不移的事实。
五、或许由于偏重感性、现实、人生的“过于入世的性格”,歌德对德国古典美学有着一种深刻的不满,他在临终前曾表示过自己的遗憾:“在我们德国哲学,要作的大事还有两件。康德已经写了《纯粹理性批判》,这是一项极大的成就,但是还没有把一个圆圈画成,还有缺陷。现在还待写的是一部更有重要意义的感觉和人类知解力的批判。如果这项工作做得好,德国哲学就差不多了。”
我们应该深刻地回味这位老人的洞察。他是熟识并推誉康德《判断力批判》一书的,但却并未给以较高的历史评价。这是为什么?或许他不满意此书中过分浓烈的理性色彩?或许他瞩目于建立在现代文明基础上的马克思美学的诞生?没有人能够回答。
但无论如何,歌德已经有意无意地揭示了美学的历史道路。确实,这条道路经过马克思的彻底的美学改造,在二十一世纪,将成为人类文明的希望!
(写于1984年12月12日28岁生日之夜 原载《美与当代人》一九八五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