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吉林艺术学院女教师卢雪松遭停课后给学院领导的信，以及这封信激起的连串反响，我首先想到的是我自己。在我的博士导师本学期出国访学期间，我们教研室安排我为本科生上了几节全校性公选课。我的讲授牵涉到身体、性别与文化再现的相关内容。备课时，我手头上的材料应该说还是比较多、比较新的。但在具体设计教案时，我曾就手头上的材料反复斟酌，因为课堂讲授用到的电影片断里，不仅有裸体镜头，还是个“正面宣传”纳粹的片子。若是把卢老师目前的遭遇搬到我身上，要真有学生站出来告我，我也是有口难辩；不说停课，今后若申请个教职什么的，估计也有麻烦。经过考虑，我最后还是在课堂上用了这些材料。放这些电影片断之前，我跟台下的同学说了两点，首先是解释我的讲授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影像，它跟课程设计的关联是什么；第二，若有同学对裸体镜头反感或者不适应，可以示意老师停下来讨论或者离开教室。
我这么做，一来是出于对学生的信任，相信大学生作为成年人具备理性判断的能力，同时也源于我在英国课堂上学到的经验，这就是对于差异的尊重。我曾在英国公共频道BBC上看过一部关于裸体主义者（Nudist）的片子，因此我的想法是，既然人有赤裸身体的自由，那么在我的课堂上，也应该照顾到那些无法接受裸体的同学。英国的大学课堂里，学生五湖四海，各色人种皆有，真要讨论起来，比如，讨论英籍印度裔作家拉什迪的小说，基督教不同意穆斯林的看法，左派不同意自由派，照这个形势，你说这门课怎么个开法吧，根本没法子讲下去。任课老师的办法是，上课前给学生的邮件里讲明，学生有选择课程的自由，但是到了课堂上，你就得尊重差异、以理服人。
说到拉什迪我要多说两句，他绝对是一位值得注意的大作家，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里提醒读者注意《撒旦诗篇》作品里多方面的意涵。诺贝尔获奖作家君特?格拉斯在致拉什迪的公开信中，赞扬他的作品里呈现的诗意想象，认为类似的诗意“使我们在绝望的境地产生勇气”，“其诗意能够承受任何最残酷的东西”。须知小说作为虚构作品，不应当成政治宣言或者“反党”材料来读。中国大陆至今没有翻译出版拉什迪的任何作品，而据媒体报导，伊朗政府早在1998年就已经解除了对拉什迪的追杀令；出版社的朋友说，未能出版的原因是题材敏感，据说是牵涉到民族问题。其结果是，内地文学艺术系鲜有学生了解拉什迪的重要性，即便知道这位作家，也听过不少批评议论，可就是没见过他的作品长什么样儿。我在学校里念到比较文学博士也没读过拉什迪，在国外课堂上看到来自港台地区的同学跟老外吵个面红耳赤，自己觉得羞愧万分。我的台湾朋友告诉我，她们学校的图书馆里，《撒旦诗篇》（台湾译作《魔鬼诗篇》）中英文版都有，且对所有读者开放。后来读到拉什迪的作品，我自己的想法是，如果不讲《撒旦诗篇》，文学系的学生如何能够深入世界文学的讽刺传统跟当代后殖民论说的复杂关系？如果不讲十多年来围绕这篇作品来展开的批评和思想交锋，学生又何以由此为起点，了解“911”事件以来东西方文化论战牵扯的宏阔背景和诸多议题？
拉什迪、林昭，还有去年以来被某些地方禁演的女性主义戏剧《阴道独白》……，细想之下，课堂内外的“禁区”、“敏感地带”不是太少，而是太多。根据我自己多年做学生的经验，也包括当过几次代课老师的经验，我得到的结论是，如果我有一天有机会教外国文学，我要讲拉什迪；如果让我来上文学史和修辞学，我要讲林昭，讲林昭的长诗如何刷新了我们对于当代文学的认识，她的评论如何创造了一种被文学史遮盖的女性政论文体。我的想法仅仅是，如果我们的教学不引入这些富于启发和挑战性的课题，大学教育如何落实“人文关怀”，又如何展开“文明的对话”？与其让这些学界的时髦名词充斥于大小学术期刊，成为晋升评奖的依据，不如让它们落实于课堂，落实为学生具体可感，可以交锋对话的教学个案。
问题是，如果让没读过拉什迪，没看过《寻找林昭》和《阴道独白》的人成为教材和教学的仲裁者，在我的这些想法付诸实践以前，我需要考虑，这样做会不会对我的职业生涯造成不利影响？就像我在准备讲义时心事重重一样，在没有明确的职业安全条例来保障学术自由之前，我要对可能的后果做好心理准备和防范措施。但是，我以自己的学术游历确切地知道，如果不讲这些，对于选课的学生是一个损失，他/她们也许就不知道在自己生活的有限圈子以外，世界其他地方的同龄人在关心和讨论什么问题，他/她们也许今后一辈子也接触不到这些材料，不再有从某个角度考虑问题、反省自己的机会了。因此，我要用我的选择和实践告诉学生，如果课堂上一定有什么“禁区”的话，在某种程度上，这个禁区是我们给自己划定的。如果我们把原本正常的教学和讨论敏感化，那么这个敏感地带的边界就会无限延伸，直至教师和学生均无立锥之地。
因此，卢雪松事件需要“脱敏”。我觉得，讨论体制的问题、文化的问题都很重要。但是，强调个人的维度，个人的实践，依然是有必要的。唯有如此，才有可能通过这一个案检讨大学教育中的缺失；也唯有强调大学教育的个人维度，才有条件去谈多元和差异。不谈个人实践，学术自由的保障、言论空间的拓展都无从谈起。而且，在实践的层面上，也应该从尊重个体出发进行制度设计、重新思考和论证当下教学和学术讨论的相关规则，保障教师和学生双方的权益。
不幸的是，从事件目前发展的情况看，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和广大网民站出来做“脱敏”的工作，另一方面是校方打定了主意要使事件“敏感化”、“政治化”，以摆脱舆论和人心上的不利情势。我尤为遗憾的是，那位告状的学生，她觉得自己害怕的时候，采取的办法不是交流沟通，而是求助于惩戒机制，这说明，她所受到大学教育的某些部分是失败的——学校没有通过教育来赋权于个人，反而使学生在不同意见面前束手无策，“回家以后就吓哭了，不知道怎么做，才会去找学校的党组织解决问题”。在我看来，大学教育应该明确地让学生知道，自己是具有思考能力和行动力的个人，个人无需借助思想权威和组织力量来反对甚至“打倒”（现在已经不兴这个词了，但从目前校方发布的四点说明看，这个词恰如其分）某位老师和老师的观点。我的看法是，如果考虑到卢老师本是以一己之力对抗一个沉默的规则，抗争这个规则背后支持它的思维模式和文化因素，我们就不应抽象地援引言论自由的原则，不宜把停课决定看成某些人“擅自”做出的个人决定。
学生面对一个持不同意见的老师，她有可能怎样应对？正如许多网友建议的，她可以透过课堂讨论、课下交谈的办法化解分歧。这位学生拒绝沟通，原因大概有两点。首先，在我们的教育制度里，教师始终是个权威，教师极有可能通过她掌握范围内的权力对不听话的学生进行制裁（考试扣分之类）。第二，这位学生也不觉得老师的观点和立场是通过学术研究或是人生经验形成的个人选择；这位同学受到的教育，看过的电影、小说无不提醒她，这个老师一定是某个组织或者观点的代言人、传教者，如此大是大非、惊涛骇浪面前，一定要站稳脚跟，稳住立场，不是你死即是我亡。
若以上假设成立的话，当这种单纯的想法被用来作为消声甚或灭口的理由时，足以具备置人于死地、令舆论封口的火力。从事件发展的趋势看，也确实有此危险。若有需要，个人见解可以无限拔高、上纲上线。“学院说明”甚至公然搬出了卢老师过去的个人背景，并有意在这个背景和此次事件之间做连结，（虽然在字面上没有点明这个关联，任由有关部门和广大群众自由联想以至采取行动）。我想到教过我的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他们曾经的背景是“臭老九”；拟定批准这个“关于吉林艺术学院卢雪松停课情况的公开说明”的人，如果年纪超过35岁，他的背景可能是“红卫兵”；还有人说，所有中国人都出身“文革”。综上所述，若真要治个什么罪，任何人也还是可以找到罪名投入大牢的。
除去这些莫须有的意见，我觉得这场讨论中不应被忽略的是，这个“告发”的学生同样是一个受害者，大学教育使得她变得更羸弱而不是更强有力，使她变得无甚主见而不是善于辨别。然而，我们又怎能苛责于她？在我们读过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课本里，有哪一本书告诉过我，如果遇到一个跟你意见相左的老师，出了学校，遇到一个可以随时炒你鱿鱼的老板、上级，你可以怎样应对。这位向党组织告发的女生，也许有很多不好的过往经验告诉她，对掌握资源和权力的人直截了当地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和不同意见，这个处于弱势和不利位置的人是要付出代价，最极端的例子，莫过于像林昭那样被剥夺生存的权利。纪录片《寻找林昭》里，林昭曾经拍着桌子对自己当年的老师说，你教会了我很多革命道理，但是你没有教会我怎么“做人”；这个“做人”是打引号的反语。没有哪位人民教师，当她/他走下讲台、年华老去的时候，愿意看到自己当年的学生拍着桌子对自己说出这样一句话，我们也无从揣测，那位“告发”卢老师的同学是否从中渔利。我的看法，她起码是一时间没了主意，便按照通常比较“保险”的做法将事情告了上去。说到校方反应我要说句不中听的话，这个学院领导也是凡事想当然，不同的人看林昭的片子，反应大不一样。学过传播理论和电影理论的人都知道，影像作用于观众的过程何其复杂性，对此已有很多学术层面的讨论。学院领导们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对于他们以人为本、科学决策也是有好处的。照目前的情况看，更多的人看过《寻找林昭》之后，不是去学做烈士，而是惊怵于对权力说真话的代价，趋利避害，从而发展和强化一套保全自己的策略。我的意思不是说人人都应该去做烈士，而是说，校领导应该了解一下，卢老师教的这个班上同学，是否也有人赞成卢老师这门课应该这么上，或者从课程学习中有所收获？
如果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是被我们的社会和教育鼓励的，而且，就社会现况看，说话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么我认为，“灵魂”、“良知”、“真性情”在这场讨论中依然是有其特定内涵，应该提出来也值得用生命去“保卫”的。因为在体制和权威面前，个人可以选择，实践还是不实践，或者怎样实践。而卢雪松的个人实践，无论是在成为公众事件之前抑或之后，都具有标竿作用。体制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一再有人征引这个体制设定的规则，人的身体、言语、行动不断地援用体制、产生效应、尝到甜头或者苦头，才建立起个人的主体性、个人权威。反过来也可以说，个人即便是处于最绝望的境地，只要你不援用体制，这个体制对你依然毫无效力，除非肉体消灭、灵魂飞逝，它只能止步于你的身体之外，摇头叹息，无可奈何。
我想到多年以前，那时我刚跨入大学校门。有一次，我去旁听一门文学课，授课的老师说到纳粹集中营里，有一位女芭蕾舞演员，在枪口胁迫下，她平生最后一次穿上芭蕾舞鞋，姿势优美地“跳”进了毒气室。记得当年那个静谧的夏夜，教室里灯光昏暗，台上的老师也许看不见，在大教室的某个角落，有一位学生，或许有好多位学生，早已泪流满面。这位黑暗中的舞者，在世间最恐怖的行刑前，选择了一个保卫灵魂自由的姿态。今天看来，不仅如此，她同样保卫了身体的自由姿态；她的美丽身体和灵魂得以互为昭显。这个优美的姿势，如同狱中林昭编织的金色帆船一样，为后世铭记，使无数与之阴阳两隔的人得以触碰如水晶质地的灵魂，从中感受到足以“承受任何最残酷的东西”的诗意和力量。而这一切，这种强悍的生命力，对诗意和美的感受力，不正是所有大学人文教育努力推动、求学者孜孜以求的么？“毒气室”并不是形容今日大学贴切的比喻，我庆幸的是，自己在大学时代能穿越时空与这些美好的生命相遇。我也期待着卢老师的学生，当他/她们有幸遇到如此美丽的灵魂时，能展开双臂，并报之以温暖的笑。
2005年8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