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古代文明主要诞生在大江大河流域。尼罗河文明、两河流域文明、恒河文明和黄河文明都是逐水而居，在适合农业耕作的大河流域诞生的，其文明发展史各具特色，共同构成了灿烂辉煌的世界大河文明。
世界古代四大原生文明以及其他派生文明，在世界历史文化的展开面上，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价值和意义，一直是中外学者解读和交流的课题。虽然俗谚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可是从人类命运的底层法则和底层结构来回顾先祖走过的路，我们看到“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是天各一方的不同民族思索未来的永恒主题。
然而，什么是历史正确？古代四大文明流域的原生文化只有黄河文化一路不间断地走到今天，其内生动力和逻辑自洽值得探讨。尤其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交汇的两河文明，与黄河和伊洛河交汇的河洛文明，有着某种可对照性，故在此做个对比研究。
一、西方两河文明的结构体系与特点概述
两河流域是世界上文化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为世界发明了第一种文字即楔形文字，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城市，编制了第一种法律。至今为世界留下了大量的远古文字记载材料（泥版）。历史学家把从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000之间的苏美尔文明（即两河文明）称作“早期高度文明”。
苏美尔文明是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核心和基础。苏美尔文明衰落后，汉谟拉比建立的巴比伦王国成了古巴比伦地区最为重要的政治实体。两河文明的社会结构非常复杂，由王室、贵族、官僚、商人、农民、奴隶等不同阶层组成。两河流域在开创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同时，宗教信仰是两河文明最为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古巴比伦是一个多神教文化的地区，他们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对后来的世界宗教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
苏美尔人国家灭亡之后，苏美尔文明也被其他民族建立的国家继承。古代两河流域人通过多种途径，把自己的文化传播给世界各地。比如希腊人在许多方面继承了两河流域的数学，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一些哲学、天文学以及《圣经》等。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宗教信仰是两河文明最为重要的核心文化遗产，尽管这些神祇在宗教仪式和祭祀活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在文学艺术和政治思想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他们的宗教信仰并未在根亲血缘的维系中产生适度的黏性，这种宗教信仰的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导致其民族文化没有亲和力、向心力、凝聚力、修复力。造成他们的民族团结、民族力量不足以抵御外族入侵和进行民族文化修复，最终丧失了独立的民族文化传承，只能靠依附于其他民族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漂流。这种民族文化身份的丢失，是其永远的痛，是历史正确的反证。
二、东方两河文明的概念及本质
河洛文化（黄河与伊洛河交汇，下同）是原生文明发祥地的代表性文化，河洛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文化。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揭示，河洛文化同两河文明一样具有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批文字、制度、氏族邦国，这标志着河洛文化合法性、合理性的确立。
中国近代著名文化学者梁漱溟早在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系人类文化之早熟品。其中在黄河中游的伊河、洛河流域，诞生了中华文明早期的系统文化，并一直不间断地延续至今，“伊洛河文明”是河洛文化的核心构成之一，因此“伊洛文明”也被西方一些历史学家称赞为“东方的两河文明”。本文统一用河洛文化概括东方的两河文明。
两河文明和河洛文化的自然属性是源于四大流域，其人文属性是都具有代表性的、标志性的团体和个人。以黄河与伊洛河交汇为中心、辐射周边广大区域的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或者说，在遍地星火的史前文明演进中，华夏先民最终选择了以河洛文化的模式，作为中华大地的主流秩序。学者普遍认为，河洛文化不同于任何一种地域文化，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和核心，构成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河洛文化是中央文化、国都文化、国家文化，长期处于主导和核心地位；河洛文化具有正统性、先导性、开放性、兼容性、稳定性。简言之，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文化、母体文化，其首批代表性团体是炎黄二帝联合的百姓氏族和蚩尤统领的黎民氏族，代表性人物是活跃在河洛流域的黄帝、炎帝和蚩尤。
《史记·封禅书》曰：“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考古学在河洛地区找到中华文明最初的城邦遗址，表明了中华民族最初的治国理政的开始。河洛文化圈是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自夏朝至北宋的三千多年间，历代王朝多在河洛文化圈内建都。与国内其他早期文明遗址相比较，河洛文化是唯一谱系完整、从未中断的文明体系。
河洛文化圈的核心标识是炎黄二帝，他们带领先民开创了华夏民族立起来的模式，开辟了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五千多年的道路，开创了世界独一无二的、炎黄子孙原生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炎黄精神是中华民族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逻辑起点和内生动力。炎黄二帝的伟大功绩，一是以统一古代氏族部落和建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制度，解决了华夏民族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现实工具问题；二是以血缘、姓氏解决了中华民族的信仰和纽带的历史传承问题。
中国的地理地貌同样没有成为阻挡外族入侵的屏障，甚至“五胡乱华”时，黄河两岸的汉族人口已经远没有其他民族人口多了。但是华夏文化有吸收、消化、修复的功能，所有外来民族及其文化，都被纳入到了华夏文化的大熔炉中，融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这个大熔炉就是黄帝开创的海纳百川、包容共济的生存发展模式和文化生态。这种文化生态文化人格的投射，是通过河洛文化的伦理信仰来完成的。尤其是以河洛文化为中心，以多民族为特点的中华民族种族的最终形成，以和合共生为特点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最终形成，给人类社会发展史提供了历史正确的标本。
三、两河文明的兴衰和河洛文化的赓续给我们的启示
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于1949年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的老子、孔子，古印度的释迦牟尼，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希伯来犹太先知摩西、以赛亚等，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批“聪明人”诞生了。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河洛文化不仅没有缺席，而且“轴心时代”中国的代表性旗手均出自河洛文化区域。与此同时，两河文化已经没有“聪明人”参与这场盛宴，“流浪”的犹太先知已不属于原生态的两河文明传承人了。
可以说，古代文明强盛的背后埋伏的各种危机都一样。比如同样面临自然灾害，强大外族的觊觎与入侵和族群内阶级的矛盾，一样严峻尖锐。作为本民族来说，面对外族入侵，能否融化强权统治并以本民族文化复国，就是对其民族文化的定力、韧性和文化修复能力的检验。这是两河文明与河洛文化最大的也是最本质的不同。河洛文化的定力、韧性和文化修复能力的本质，是基于中华根、民族魂的心理依赖和族群凝聚的心理机制。两河流域没有形成民族文化的心理依赖和民族修复的心理机制，因此他没能一路不间断地走下来。
五千多年前我们的先祖黄帝，在河洛文化的核心区域建立了以血脉为根基的早期统一的氏族部落联盟。黄帝后裔大禹，建立了中华民族的第一个宗主分封制国家。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奠定了我国以后两千多年来政治制度基础，所谓“千古都行秦政治”。然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的背后，一直有一只看不见的宗法伦理大手，牢牢地控制着华夏大地上的芸芸众生，甚至清代还有“皇权不治县下”之说。即县以下治理主要靠的是宗亲、祠堂维护社会秩序，靠得就是对天地君亲师伦理敬畏和根亲崇拜的信仰。封建社会的专制，从乡村角度讲，实质上很大成分是血缘根亲“自治”。这种“自治”主要靠的不是政权、法律，而是用伦理“家法”维护社会秩序，形成了“以文化人”的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既要破除中国传统文化的羁绊，又要抵御西方不良文化的入侵，同时，还要吸收外国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益的部分，建立新的中国文化体系，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在历次“革命”中，扬弃了很多旧社会的东西，但是中华民族的伦理信仰没有丢。如今，最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伦理信仰在“三信危机中”摇摇欲坠，好在我们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两个结合”是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创新，同时，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合理性与合法性。
当下黄河文化建设的国家战略，既是中华民族伟大传承的历史之思，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课题。而且，黄河文化建设的国家战略，实质上是中国式现代化给世界树立的人文生态文明战略榜样。
西方与秦始皇同一时代的横跨欧亚非的亚历山大帝国，却很快走向分裂和衰亡，因为他们还没有郡县制（内隐宗法制）这样的治理大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和维系族群的能力。此后两河文明更是没有强大的基因和逻辑，维系起原生态的政治、文化流脉。
河洛文化以血脉根亲为基础形成的宗法制和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是诞生于河洛文化的核心特色和中华文化的核心竞争力。两河文明轻视血缘根基的宗教化上帝信仰，与河洛文化血脉根亲的祖宗崇拜、天人合一世界观最本质的区别和要害是，民族文化的思想路线一旦根基不稳，其组织路线必定随波逐流，导致其政治、军事、法律等社会秩序如孤魂野鬼，随意依附外来入侵的权杖，而不是从思想上融化外来入侵的权杖，把外来入侵者纳入到本民族历史轨道的洪流中。
四、河洛文化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的落实，理论和实践都在不断深化。其中对洛河文化生态的认识和提炼，还有继续探讨的必要。如何挖掘河洛文化的时代价值，要讲好河洛文化的哪些故事，怎样保护、传承、弘扬河洛文化，都要求我们从历史渊源、精神标志、当代价值的学理、道理、原理、哲理多维度给予回答。
万事万物都是依赖于底层法则和底层结构才得以运行的。河洛文化给中华民族确立了底层法则和建立了底层结构。这个底层法则的基因构成，源于血缘根亲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观。血缘认同、根亲认同的底层法则特点是，所有华夏子孙与炎黄二帝（包含蚩尤）都是有血缘根亲关系的。这种血缘基因是任何力量不可替代和取代的。这甚至是生物法则在人类的体现。河洛文化的灵魂，就是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华儿女血浓于水的祖先崇拜、共同的根亲信仰。
2021年在河南电视台专题片《姓氏中国》开播前的论坛上，我讲了这样一个现象。我一直在想，到尼罗河边瞧瞧，有多少个一百年的穆巴拉克家族？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看看，有多少个二百年的侯赛因家族？到恒河印度河找找有几个三百年的尼赫鲁·甘地家族？如果到黄河两岸走走，到处都是五千多年的张、王、李、赵的后代。因此说这部片子，不仅是给了我关于民族自豪的身份确认，而且给了我文化自信的文明成果的认同。
河洛文化是伴生于农耕文明的血缘根亲世俗主导型文明，形成了天神崇拜和祖宗崇拜并行的自然神论和人格神论的二元信仰体系。与两河文化的上帝型文化不同，河洛文化是伦理型文化，其民族和个人的情感黏合度远远高于上帝型文化。一元信仰的两河文化人们的生活，主要是上帝安排的。二元信仰的河洛文化人们的生活，更多的是祖宗安排的。两河文明的上帝是超然人生的，不具有人世间的亲近与温暖。中国的二元上帝是天人合一的，都具有人世间血脉亲情的温暖。而且，即便是河洛文化尊崇的上帝，也是来源于人世生活的不同的神，比如张姓的玉皇大帝，关姓的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这些人造的神，给人世间提供了不同生活需求的功能，有送财的、有送子的、有保平安的，诸如此类，成为河洛人民心理依赖精准的精神载体。
信仰不是狭隘的、单一的、一个所谓教派或者是一个神祇，而是驱使人们长久的万众一心的那种力量。河洛文化的意识形态就是建立在伦理文化基础上的根亲信仰。中国人的人伦、家庭、族群观念非常强烈，甚至“家比天大”，上要对宗族负责，中要对父母负责，下要对子女负责。荀子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之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荀子所说的“人能群”，即人从自然存在成为伦理存在的文化过程。
血脉根亲是中华民族文化五千多年传承的文化基因密码。炎黄二帝用建立制度的现实工具和血缘姓氏的历史传承，找到了中华民族文化五千多年传承的解码器。基于血脉根亲的伦理，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传承的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在奴隶社会表现为社会心理依赖，在封建社会表现为社会伦理秩序，在近现代社会表现为社会族群凝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虽经受反复涤荡，但是伦理型文化的内核并没有根本改变。因为伦理文化是炎黄子孙的共同教化，因而根亲信仰就是河洛文化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决定性因素了。
民族信仰还是民族修复的标准。海纳百川、包容共济下的民族修复机制，是河洛文化留给炎黄子孙的一笔宝贵财富。两河文明的灭亡与分裂，根本原因是民族修复的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文化就是民族、国家的护城河和防火墙。因为有了信仰，就有了民族修复的标准；因为有了文化，就有了民族修复的能力。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祖先认同，就是信仰。这是民族修复的标准和民族修复的力量源泉。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
有了河洛文化为坐标的民族文化、民族信仰，当华夏民族在遭遇到外来的冲击时，历经五千多年连续历史的伟大文明，无论遭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和冲击，甚至是血腥的杀戮，中华民族历史深处那种“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典出《孟子》）的文明自信、文明自觉、文明自强都不曾消失。
什么是人类历史正确？上述我是用中国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了东西方两河文明历史的得失对错。如果用所谓西方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来看，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大不同体制的样板量、连续五千多年的试错，结果是河洛文化在四大文明中一支独存。这个科学事实就是最好的结论。河洛文化一方面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资借鉴的标的，河洛文化更是中华民族的信仰。因此，东西方两河文明的兴衰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一切的征服都是民族文化、民族信仰的征服，一切的胜利都是民族文化、民族信仰的胜利。
我们研究东西方两河文化的对比，目的是要把博大精深的优秀河洛文化及其应对当前国内外人类文化危机的意义，介绍给世人，并以关乎人类命运的话题及其背后蕴含的思想和价值观吸引世人。这是在理论上探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起点和内生动力，在实践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表达和打开方式。河洛文化在五千多年前炎黄二帝开创的历史延长线上展开，一路不间断地传承至今，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对人类有了新的贡献。这就是河洛文化给我们的文化自信和启示。
海涛（文化学者、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黄帝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