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文化史家都公认，宋代是理解中国历史的一个大关节，要深刻理解当下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首先要重新解读宋代文化。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一切当代史也就是不离不弃的古代故事模式。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对于中国人来说，既是一曲永恒的“满江红”，更是余音袅袅阳关三叠的“昭君怨”，乃一阕永远绕不过去的中年心理阴影。这段失败痛彻的阴影之创伤期落在公元1127-1297南宋期间，从此成为民族命运的一道紧箍咒。假如这个民族不能够有效地反思和医治痊愈并清除这道心理阴影，则这曲满江红昭君怨之命运紧箍咒将永不磨灭缠绕国人的心头。可惜直到今天无论是在制度更新和民族精神的重建方面，甚至在社会问题与文化病灶方面，我们都始终没有完全逾越宋人的樊篱。宋代文人的爱国情绪和心理在诗词中有很著名而淋漓尽致的表达，同时也直接间接反映出当时的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的思想水平。在近代以来中国学校历史和文学教育之中，我们依然运用宋人那些畸形的文学诗词，来继续传播一种病态的爱国主义教育。本文想有意破除一下宋人爱国诗词的文化障碍。
宋人的爱国诗词从内涵上看，不算复杂含蓄，一般包含以下几个元素：怀念昔日辉煌赫赫的战功；抗战壮志被压抑梦断关河；叹如今蹉跎岁月年华老大；无可奈何悲切伤感；对敌国胡虏之强烈仇视憎恨蔑视情绪；对遗民的怜悯；世无英雄的感慨；依然梦想建功立业的英雄幻想。岳飞的《满江红·写怀》（怒发冲冠）是典型的代表作。其他无论是胡世将、赵鼎、陆游、张孝祥还是张元干、辛弃疾、陈亮、刘过等人的作品，无不出此模式。总概而言，这些爱国诗词，“悲声恨声无奈声声”，千阕难诉，怨怀无托，但是却不触及最敏感的深层次难题：没有对失败和阻碍、罪错和腐败追究反思的原因，没有最终出路的探底思考。虽然文学作品不是以理性思考为主要责任，但是假如一个时代的精英对最重大的问题没有理性思考的过程和结论，甚至采取回避的态度，则其文学声音里也自然而然不可能出现任何有深度的感性延伸。我的意见是：一方面是士大夫阶级的文化理智缺乏解决最大难题的能力，只好采取回避的、戛然而止的态度；另一方面是他们始终被自己的道德理学所束缚，在根本问题上成为怯懦世故的默者。宁愿沉郁顿挫悲抑自伤，也不敢大胆对中国文化的禁区提出任何的反思。
一、怨妇式悲歌的爱国殇词：爱国权利的丧失
从来唐宋诗并称，宋词更是一代文学的代表作，但是一般人却对宋诗并不甚了了，然后对宋词的婉约极品不无暧昧保留的意见。在学校的文学教育之中，宋诗词的主菜就是所谓爱国主义诗歌的拼盘。此类教育定论实则大谬。宋人诗词中的爱国主义主题其实是低端弱智情绪化的产物，爱国诗词只是悲恨交加怨妇式的泛滥哀歌，一剂悲悲切切的仇恨毒药。真正优质的宋代诗词却是那些表现斯文文化和贵族趣味意境、城市生活和都市世俗风致、自然生命风华与人性哲学的理智之作。正是在这类作品上，宋诗才舒徐雅致地超越了唐诗，而宋词才坐落在中国古典美文的头把交椅。本国御用文人常常习惯于拿劣币驱逐良币，用假药来医治病家营养不良的身子。
文学史常爱说宋诗中的爱国主义作品是宋文学的精华，而婉约斯文之作品却是士大夫文人的不健康情调流露。这个结论很经不起历史学和文化学的检验，那些爱国诗词其实才是病态之作。从文学艺术的镜子理论来看，作品中形势成风的，必然折射出现实生活存在的广泛真实的情形。中国爱国主义文学的特点就是，只有悲悲切切失意失败的情绪，极少甚至没有英雄主义胜利者的故事和意境，在中国你永远读不到像《伊利亚特》、《希尔德布兰特》、《贝奥武甫》、《罗兰之歌》和《尼伯龙根之歌》等等一类性质的欧洲英雄史诗，中国的爱国诗词就是“悲伤失意国殇”的代名词。那么，宋诗词中的爱国主义情绪所表现的历史当然就是令人沮丧的事实。没有中学生不读过陆游的这首绝句：“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历史早就注定陆游的在天之灵是永远看不到中原北定的那一天的，因此这种“悲”应是绝望之悲。凡是读到这类作品的人都会发生疑问，像陆游那样，幼年时期就一直过着南迁逃难生活，参加进士考即遭遇秦桧罢黜，后数次作为参议官参与北伐策划与准备行动，却一而再再而三被黜退，晚年退居故乡20年，换句话说，他一生都没有机会为爱国出力，凡是爱国抗战派都是如此遭遇，可是他们都很执着，越在爱国事业上失意，越是不肯放弃，那么他们是否对这种爱国抗战事业的正当性、必要性和可能性思考明白了呢？假如看得很清楚，则他们自己如何解释视为当然正义的复国抗战却无法得到合法的地位呢？通过什么实际行动消释这些悲哀绝望呢？读过陆、辛、陈、刘、张等等一干诗人的爱国悲歌，你一定会进一步思考，他们就像一群被遗弃的怨妇，不依不饶地哭诉，请求不属于他们的这个国家允许他们为这个家卖力，他们早都已经被逐出家门，没有为国献身的权利，也没有参政议政的资格。他们是“多余人”。然而他们还是不敢对皇帝心存腹诽，只是对一个空洞的朝廷不具名的埋怨，对一个抽象的国家无处无能地示爱，完全没有出路然而却绝不放弃的悲伤，匍匐在不敢也不愿、无能甚至不能想去颠覆的国家政权下，那么一面是自以为正义的复国抗战，一面是没有正当的身份，那么这个“国殇情结”将何以归宿呢？除了像一个怨妇一样的表演离骚再离骚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金印煌煌未入手，白发种种来无情。”（陆游《长歌行》）“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陆游《书愤》）“却将万字平戎书，换得东家种树书。”（辛弃疾《鹧鸪天》）“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辛弃疾《永遇乐》）够了，不再引罢。
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诗歌，主要都是弱势之歌，悲切之声纵贯历史长长的隧道，久久回荡不息，而疲软之势越来越弱，哀歌也越唱越无力。以此来教育现代的中国少年，却不敢以彻底真实和痛切骨髓的深刻精神来反省和批判造成这样情势的文化原因，遮遮掩掩，以“痛国”说“爱国”，反作用极大。那断非英雄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爱国精神，只能够证明中国人懦弱无能和自己人压迫自己人的“窝里斗”文化问题而已，只能证明专制主义文化是所谓无价值的爱国主义文学出现的原因而已。只是给后人留下了一个个巨大的疑问：为什么所有的爱国者都被禁止去为国献身效力？WHY？爱国非法？爱国有罪？这个国家不属于他们？
文天祥《除夜》一首：“乾坤空落落，岁月去堂堂。末路惊风雨，穷边饱霜雪。命随年欲尽，身与世俱忘。无复屠苏梦，挑灯夜未央。”读来使人毫无希望，比之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还要惨酷一层。其实这些所谓的爱国主义诗歌并没有多大价值，读之令人丧气，艺术气质随着这种没有前途的哀怜表达而降低，里面表现出来的文化气度和精神力量实际上是低下的，空洞的，民族的伟大精神不应该在这样的作品中寻找，它们也的确没有任何高远之处。除了哀叹、失意、怀念、梦想之类，对封建皇朝和民族文化却没有任何批判和反思的深度。试看刘辰翁的一首词《柳梢青》：“铁马蒙毡，银花洒泪，春入愁城。笛里番腔，街头戏鼓，不是歌声。 那堪独坐青灯。想故国、高台月明。辇下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元军铁马占领临安，作者于亡国后隐居山中，想到临安城里的“番腔”与蒙古人的“戏鼓”，始终不能认同那样的文化。只能寄望于流亡的皇帝和流落于广东、福建的宋军。结果如何呢？在另一首词《兰陵王》末尾说道：“春去。尚来否。正江令恨别，庾信愁赋。苏堤尽日风和雨。叹神游故国，花记前度。人生流落，顾孺子，共夜语。”一切希望都失去后，只有叹息。末路与穷命，就是这种爱国主义的别名词。
所以，宋代爱国文人真正的心理悲剧是：爱国权利的丧失。——但是他们丧失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理性：因为他们不敢也不能质疑丧失爱国权利的原因。他们不能解释一种根本性的矛盾：这个国家是我们的，还是皇帝的？
二、沉郁顿挫的英雄气短：爱国能力的丧失
我向来不大愿意热爱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所谓爱国主义作品，那是无法以实际行动爱国的文人的徒唤奈何之作，千年来千千万万人读了也白读。宋末诗人郑思肖在《德祐二年岁旦》有两句说道：“读书成底事，报国是何人？”读来使人头脑彻底空白。文人的共同感受，郑在这首诗的首联说尽了：“有怀长不释，一语一酸辛。”——英雄气短，爱国能力缺失。
几乎所有的中国古代爱国诗词都带着多多少少戾气怨恨沉郁顿挫的情绪病，给气出来的。那股强烈喷发的怨气得不到合理合法的释放和正当的表现，没有一个正当的渠道允许想建功立业的壮士一个机会为国效劳，那就只好压抑着、积聚着、沉重着、抑郁着，适当时候抒发一下，糟蹋一些劣酒之后，再度渐渐压抑积聚沉重抑郁，周而复始。“天涯路，江上客。肠欲断，头应白。空搔首兴叹，暮年离拆。须信道消忧除是酒，奈酒行有尽情无极。便挽取长江入尊罍，浇胸臆。”（曾居相位的名臣赵鼎《满江红》）“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岳飞《满江红》）“神州沉陆，问谁是、一范一韩人物。。。试看百二山河，奈君门万里，六师不发。。。拜将台攲，怀贤阁杳，空指冲冠发。栏杆拍遍，独对中天明月。”（胡世将《酹江月》）“谁信我、致主丹衷，伤时多故，未作救民方召。”（曾居相位的名臣李纲《苏武令》）“怅望关河空吊影。。。谁伴我，醉中舞。。。十年一梦扬州路。。。遗恨琵琶旧语谩暗涩、铜华尘土。。。风浩荡，欲飞举。”（张元干《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张元干《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在这些诗词中，用的频率最多的词语就是空、怅、奈、谩、独、悲、恨、叹、泣、梦断、心折、挥泪、栏杆拍遍等等。可怜。
凭藉一个“英雄气短”的民族精神如何去爱国？包括拯救为难中的祖国、保卫自己的家园和捍卫整个民族的尊严。于是，我们要思考在爱国诗词中的主角的“爱国能力”问题。爱国主义必然蕴涵着“爱国理性”和“爱国能力”。“爱国能力”，似乎没有看到谁会特别重视而总是空谈奢谈爱国的多，可是爱国能力却是爱国的前提条件。必首先具备“爱国理性”，才会懂得掌握“爱国能力”，爱国绝对不可以空谈！用分析哲学的方法论来看中国的“爱国”概念，我们才能开始获得最基础的爱国理性。英国保守主义的先知柏克说过：“我们愿意爱国，但国家必须可爱。”保守主义所提出的先决条件是，这个国家必须维护其公民的权利与自由。（转引自刘军宁：《保守主义》，P9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7）爱必基于对象之可爱，然后与之结合，以最大的责任和尽自己的力量保护她的可爱；假如她有不可爱之处，必须帮助她变得可爱；倘若有障碍使她不可爱，必努力使这障碍去除。以一己最大的能力去保护一个自己觉得有价值的祖国，并使之变得更有价值，是爱国理性和爱国能力相结合的前提。至少一个即使不能作战的柔弱文人，假如他具有面对强敌无畏的胆气和凛然的视死如归的镇静，他可以发挥一己的力量去做最基本的事情，那么他也具有自足强大的爱国能力。可惜中国的文人都是躲在安逸处写写“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一类豪言壮语罢了，一面自我陶醉幻想“铁马冰河入梦来”，一面“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陆游《临安春雨初霁》）。
为什么宋代的爱国文人只是一个“罗亭式”的“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呢？因为他们除了文字上的优势之外，在实际行为能力能量方面确实是最束手无策的边缘人懦夫。是爱国能力的完全丧失决定了他们只是在文学中表演一下漂亮姿态而已。这个严重的问题一直沿袭到今天：今日任何一个中国爱国者，同样也是如此，除了在口头上爱国之外，他们并不具备自由独立的爱国能力甚至爱国权利。在中国，英雄气短是注定的命运，因为他们没有在民间独立组织任何社会力量的权利和能量，自己既手无缚鸡之力，也不具备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组织力，更甚者被禁止去组织同道一起去自发保家卫国改变社会的权利，又更甚者，所有人都是各行其是，一盘散沙，不愿合作，大难临头各自飞，激热的爱国者注定孤独无力。一个专制社会断绝了任何一个有雄心壮志为国家做事情者的任何具体路径，除了依赖国家政权，你再热爱祖国和再有雄执舐裕?阋膊桓摇⒉荒苡兴?魑?３?苏飧龉?腋?愕淖矢窈吐肪叮?忝挥凶约汉兔窦渖缁岬亩懒???ɡ?Ｓ晌奘?蛘咚?欣嗨粕ナЯ税??导嗜ɡ?桶??芰Φ纳⒙?拿裰冢?俏薹ㄗ远?橹?行У拿窦渖缁崃α咳ッ娑怨?业奈；?摹Ｆ???揖筒焕聿悄悖?暇?愕娜魏伪ü?Ｍ?Ｓ纱艘桓黾?涿舾械淖肪浚?颐遣趴梢灾?溃喝绻??衩挥腥ɡ?グ??捅Ｎ雷约杭以暗幕埃?敲凑飧龉?移涫凳遣皇粲谒?堑摹Ｒ撕跤⑿燮?蹋?劣舳俅臁＠父伺谋椋?奕嘶帷⒌橇僖狻３?司俅蟀祝??鹇疲?箍梢宰鍪裁茨兀縭
爱国诗人陆游有云：“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夜读范致能揽辔录，言中原父老见使者多挥涕，感其事作绝句》），他还说过：“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关山月》），宗泽岳飞尚且无缘效力，何论一般小民？既然如此明白，他何止是“早岁那知世事艰”？临了了，还天真无比地说：“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不能不说，这是一厢情愿的执著空想而已。自我吹嘘一种情感幻想中的执着，以此煽动后来的青年人，却不赋予他们可以做实际事情的权利，这些口头革命派一定没有实际的爱国能力，灾难面前，四散逃命，哀鸿遍野，顷刻化为齑末！中国向来是国家不爱人民，人民徒劳地爱这个无价值的非我的国家。最大的悲痛和悲伤，在文天祥的《过零丁洋》里完全写尽了：“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如果国家不是每一个公民的而是皇帝的，那么，你所爱的就不是你的所有，除了“惶恐”和“零丁”，还有什么力量去挽救不是属于你自己而又如此庞大复杂的东西呢？真正的爱国者在中国结果成为了“多余人”，而许许多多的聪明人都成为所说的“汉奸”和“卖国贼”。真正使你惊心动魄。
三、荒诞的国家失败与乡愿的爱国主义：理性常识之丧失
读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文学作品，受到最大的教育就是告诉你：国家就像是你的妈妈，她被残暴地强奸了，但是是谁导致她被强暴了的，不知道，也不准追究真相，只需要记住强暴者是万恶不赦的仇人就是了。它让你悲悲切切，心头堵塞，喉头凝噎，血压升高，但是不准许你反思祖国本身的责任，不准许思考如何为祖国治疗。你只要表示爱的空洞感情就可以了，伤感，愤怒，忠孝，向现政府表忠心。读完这些作品，把你气歪了，然后让你无能为力。于是渐渐形成了你的病态愤青心理：莫名其妙的仇恨和戾气。
宋人爱国诗词从来不涉及质疑问难的理性思考问题，最大的本事就是回避真相。只有激情膨胀，没有理性深度和基本常识。除了“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谁信我、致主丹衷，伤时多故，未作救民方召。”这样的叹息，基本没有任何追究爱国障碍的理性内涵。文学固然是感性艺术的结晶，但是感性议论和思考意境也可以婉转寄托理性的思考，何况宋诗向以善于议论著称，西方的诗歌中就有很大比例的感性议论之理性主义内涵，关键不是艺术形式，而是理性主义的精神。即使在宋人的策论里，也是空论“和或战”的主题，只在道德意义上奢谈国策。
宋朝再一次在中华大地上面临着一个深刻的“国际关系”困局，面对着整个北方契丹之辽，女真之金和西羌之西夏，以及后来的蒙古之元的军事威胁，整个北方游牧民族史无前例地发展成为一个个国家前赴后继地向宋要求领土和财富。“和战周旋”成为了宋朝皇帝踌躇苦心的最大难题，史书记载宋神宗赵顼一闻前线受挫折的战报便终夜绕榻而旋，其衷心痛苦可见。契丹精兵不过10万，金军围汴京时人数只有6万，蒙古势力最高潮时，国家人口约一百万，而北宋人口超过一亿，常备军经常在百万以上。一个比三个游牧民族国家还要强大数倍的大宋帝国，竟然屡屡被动，不断退缩，软弱无能，可见是宋朝国家内部本身的问题导致国家陷入致命的困境。世人都知道，传统中国的物质文明，至宋朝已达到极高峰，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富裕和最有文化的朝代，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庶强盛的国家，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城市世俗文化高度成熟发达的时代。但是，偏偏这样“强大的帝国”就是不敌落后文明的游牧民族小国，为什么？相信这是今日的中国人都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然而，今日的中国教育依然并不致力于反思这些难题，当日的宋代士大夫文人也不愿不能反思这些难题。宋朝的教训在今日仍然未过时：国家富庶强大，如果制度管理与社会风气有致命病态的话，军事上并不占据优势。
黄仁宇的研究成果指出：由于宋朝不能在经济和税收上有效进行商业化的管理，因此影响到其国力积弱被动；由于其人口与物资不能有效的动员，以致军事与外交一蹶不振；因其不能战，也就不能在国际上争取得和战的决定权；又因其在和战两途徘徊举棋不定成为习惯，长期政策前后不一致，导致人心瓦解涣散，而和战犹豫所造成的危害，远远超过秦桧的奸计之损害；而宋代理学思想上的内向造成了一种收敛性的社会风气，不能为国家提供一种强项进取的民族精神。综合种种形势和一个系统性的颓势，不仅仅在由简单与粗枝大叶精神所组成的北方国家面前一败涂地，而且自此开启了中国后来的民族大倒退。（黄仁宇：《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三联书店，1997，1992）
有宋一代之积弱与被动、没有国家尊严而军事外交屡屡惨败，其实是内外两大方面的原因合作造成：其一，其时已经是北方游牧民族发展到一个强盛外向型侵占华北平原的扩张时代，且其军事化的政治-经济-社会组织架构使之具有扩张侵略和夺取资源的优势。但是宋人始终未有意识到一个外向开放的时代要求，始终是内向自得其乐的自足保守文化形态。其二，其时正是宋朝——一个中国人史无前例地耽于富裕、城市世俗享乐和士大夫文人文化最高程度的“斯文盛世”——在一个东亚华夏大平原上，一个外向型的国际军事竞争局面下，北武南文，以一个“过于斯文自娱富裕的内向型”国家，且在行政管理方式上第一次进入一个以文官占绝对优势的“官僚统治”阶段，当然完全无法应对一次一次来自北方精悍灵活、简单严整的以侵略掠夺为唯一目的之军事化社会力量。所以“宋人议论未定，而兵已渡河”，就毫不奇怪了。——一个令人百思不解的问题是：面对外敌如此挑战的局势，有宋一代经历着屡战屡败的教训，为何还不能从开国之初重文轻武的国策中清醒改变过来？原因只有两个：皇帝和文官集团始终紧紧控制着自己手中的权势，不肯为了国家而作出任何的变革；宋朝内部本身存在着政治-军事管理和文化的致命内耗危机而丝毫不察，这个国，想爱也无能为力。
宋人自己的“全社会腐败”却是没有人注意到的致命因素。由于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与下层的完全脱节，于是造成无度税收，无度制钱，造假贪污，行政高压，各府库所蓄皆为“聚敛”，而民间却变成“钱荒”！既通货膨胀又通货紧缩，下级层层对上谎报数字，中央政府滥发纸币，竟然使到一个富庶的朝代在战争最危急的时候朝廷军需极为紧迫！而相反辽国和金国的军事化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由职业武士密切监督税收与征发，达到了行政上最高的效率。以此精锐力量，便可迅疾攻克一个由朝廷维持供给之庞大的常备军之宋朝。宋军的腐败更其荒唐，“兵数十万者，虚数也。”军队里许多都是徒有其名的“冗兵”，有名字领饷而实际上空额，又招募恶少为奇兵，以难民、囚徒为兵，士兵的素质极其低下；又辽、金均严禁平民把马匹贩卖给宋人，结果宋人缺马，宋军的骑兵成为短项。一个时刻以军事进攻为目的的北方精锐社会，对付一个腐败懒散的庞大的南方享乐社会，胜负结果当下立判！
宋代如此糟糕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管理状况，文官集团、文人阶级有深刻的反省和认知么？即或有识之士有所察觉，也是徒有道德空论，忧患情绪大于政治改革的洞察与操作。笔者不是宋代政治史学的专业学者，本文无力专门深入涉及宋代士大夫关于上述问题的广泛策论，而仅仅针对宋人文学诗词中的爱国表达进行考察，依据常识，如果这些文官精英曾经有过那样的追究和反思，则一定会在其文学作品中表达同样的理性内涵。根据我们所读到的作品而言，在无数的宋人爱国诗词里，上述内容完全没有反映，只有像妇人一样哀哀幽怨的诉衷情，对事实真相完全没有兴趣。当有宋进入到一个近代性的经济世俗社会，但其政治行政组织却反而形成了一个自相矛盾的管理系统：一方面是文官官僚统治相当庞大繁复，文官多冗员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另一方面却依然是一个极简单的中央集权制度，“今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于是制度混乱，管理冲突，腐败丛生，一切都缺乏有效性和优质运行的力度，而腐败日渐泛滥而无法禁止，导致人心、士气、民族精神涣散，徒有焦虑，萎靡不振，茫茫然，前后失据，艰难应战而屡屡以惨败割据赔款告终，一种颓丧失败的气氛弥漫社会，同时激起偏激愤懑、沉郁顿挫的精神心理障碍症，所谓的爱国诗词便是这样糊里糊涂地喷薄而出也。一个富庶而庞大、乱七八糟而腐败、涣散而内耗、享乐而过度斯文、懦弱而自私、退缩而保守、道德而虚荣的国家，这就是宋代整体的实质形象。
除此之外，宋代士人最大的难题是在爱国与忠君之间产生了无可逾越的政治障碍。宋高宗赵构害怕北伐胜利夺回被俘的父兄，自己的皇位就要退还，所以主观上宁愿以财物金钱领土收买金人，同时指使宰相秦桧执行投降政策，又经营排除军人拥兵自重趋向之制度，甚至不惜以莫须有的罪名自毁长城，置名将岳飞于死地。这样极端自私的国家犯罪行径，在南宋文人笔下有真实的追究责问么？所有爱国诗词的表达都宁愿放弃爱国理智而选择忠君，连质问君主的勇气和愿望都没有，何况深刻透彻的洞察力呢！说到底，中国人在政治制度上的理性能力实在是既低下，又极其自私。中国人除了在道德问题上虚张声势之外，还有什么实质性的作为？这种不能面对真相的乡愿的爱国主义，从此毒害所有的中国人，使识时务者的国人学会了回避真相，向强权屈服，而学会了用沉郁顿挫豪放愤激的美文抒发漂亮的空洞的爱国深情。宁愿抛弃或压抑最高的价值、践踏最低的底线，宁愿委屈尊严、牺牲国本，宁愿狼狈逃窜、一败涂地，宁愿让无数生灵涂炭、年年向他人进贡，却不能向一个最大的乌龙最大的自私自利的罪恶皇帝叫板，把最大的卖国贼恭敬地宽恕过去，却让整个民族和国家承受无尽的灾难和耻辱，这种可怜可悲可辱的性格态度，就是今日中国人犬儒爱国主义的真正源头！犬儒爱国派很懂得在便宜行事处卖乖，在适当的地方装聋扮哑，只有高调，在最艰难考验的关头必不爱国，假若有人说出真相，他们必挥起爱国的手掌飨以耳光。在这样一个以权势为上帝的祖国，皇帝给国人做出了一个活生生的榜样，千古样板：权力至上，维持面子比追究真相重要；道德至上，表态抒情比实际行动重要。从此以后，一种真正的爱国主义死了，另一种虚伪的和非理性的爱国主义诞生了；从此以后，中国人学会了伪装、苟且、委屈、自私、投降、收买、退让、沉郁、悲怨、窝里斗、自相残杀，而永远剿灭了尊严。
四、缠夹混沌的国家、民族、地域概念：忠诚逻辑的丧失
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都和复杂的民族和地域问题错综纠缠在一起，所爱的国家，就是汉族的国家，即与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和中原中央观念息息相关，所谓“北胡南蛮东夷西狄”，胡，本义是兽颈下的垂肉，引申指游牧肉食之北方民族，今之“胡来”、“胡说”、“胡闹”都是当日指胡人野蛮行径之形容遗传；蛮，南蛮，蛇種（说文解字），孟子曾经说：南蛮鴃舌之人，说南方人像鸟一样说话，十分难听难懂，所以今日北方人开口就说广东人说的是鸟语；夷，背负大弓的人形，就是猎人的意思；狄，本义带着猎犬行猎。《周礼·职方氏》曰：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尔雅·释地》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把周边少数民族都看成为野兽或还带着野兽图腾行状的人民，给他们命名也与兽、虫、犬、弓箭相关，全不在汉族文明发达之平等正视的法眼之内。四野之宾，都不是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样的观念令人听来那么震怖！可见中国人的“其心一律”的中央专制意志多么残酷，容不得不同文化和不同人类的平等生存。异族即异类怪胎野生动物，自己则是文明教化的尊者。可是后来这些四野之宾也都成了中国人，那么“中国”的名称应该改为“华夏”才对，“中国”的本义就是“中原地区”而已。以此态度待人待己，其恶果就是愚蠢的傲慢和封闭的拒绝，拒绝承认他人是平等的人类，拒绝向他人和世界作客观的观察，因此总是活在老大狼犺颟顸的心态中，而不知道外部世界究竟已经发生了什么巨变。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历史的命运轨迹是这样的：文明首先在中心地域繁盛，周边区域为落后民族地带，但是北方游牧民族却是军事化民族，占据高位，时时觊觎着富裕的中原地区。先是边鄙落后民族称臣，中原人民蔑视四野；继而中原政治腐化，皇帝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而削弱国家军事力量，由于中央集权制度的自我毁灭本质而导致国家实质性的落后（宋代即是最典型的例子），于是胡羌羯厥蒙满之邦民族乘机进犯，文明文化只好节节退让；当中原文化力不从心应接不暇的时候，文明输于野蛮，老大退避后生，失土守望，汉族逐渐以体面认输退却；再是远客入主中原，附庸蔚为大国，汉人沦为下民；后来历史成为现实，汉人渐把当年的蛮族视为主子，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混血杂交合为一家，昔日所爱的国家已经过时，再行坚持爱念旧国已经不合时宜；再后来，新来的主子也慢慢汉化，继承了汉文化的腐败本质，封建文化愈加堕落，落后民族主政的封建皇朝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负面文化，所谓的中华走向历史的下坡路；接着的是面对西洋而来的挑战，结果被迫向世界资本市场开门，在仇视外来人的传统心理阴影下冲突渐复，终至以愚昧排外引发西洋联军入侵，一战再战而败，皇帝太后仓惶逃窜，留下一干百姓彷徨不知所终，国家遂以失败屈辱投降为结局。
当代人种学家和医学家研究发现，历史上并没有一个真正人种学意义上的“汉族”，历史学的证据表明，在辽阔的华北平原上一直进行着一个种族混血文化杂交的历史运动，北方各少数民族与华北汉人不断通婚，即使宋时敌对的契丹人，也是“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即使在上古，也是东方的夷人和西方之夷人渐次异族合并的历史过程。辽国占领华北平原后，即将多数的汉人编成“转户”，配属在各“干鲁朵”（宫）之下，于是每一个部落都有汉人融入契丹的军队做兵员。而金国则将汉人与女真人杂居编成50户至300户组成的社会-军事组织，首长由女真人担任。这样一来，实际上契丹之辽和女真之金向南方的宋朝开战，其中就有很多华北平原的汉人参加。越是发展到后代，“汉人”这一概念的文化内涵愈来愈混合，而不再有血缘上的意义。
历史常常告诉我们，那些沦陷区的民众往往不太计较这个国家的主子是谁，时移世迁，人心都会渐渐接受事实，除非异族统治者把他们当作次一等的奴隶。公元1170年，范成大出使到金，经过了淮河以北的北宋故土，写了72首七绝和一卷日记《揽辔录》。其中一首绝句《州桥―南望朱雀门北望宜德楼皆旧御路也》明明白白作弊：“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迴；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可是他自己的日记《揽辔录》中却记载着真实的事实：“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写相州也只是说：“遗黎往往垂涕嗟啧，指使人曰：‘此中华佛国人也！’”哪里有遗老敢在金国“南京”的大街上拦住宋朝使者问为什么宋兵不打回老家来的！后三年韩元吉出使金国，记述使者避嫌疑，躲在车内，也不敢和当地百姓说话，下车讨水喝，遇到小孩和妇人，用语言试探，让亲信多次去偷偷询问，“然后知中原之人怨敌者故在而每恨吾人之不能举也！”（《南涧甲乙稿》卷十六）（以上参见钱锺书《宋诗选注》）即如辛弃疾的名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也说：“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当年战场路，几十年过去，如今只是迎神赛会盛况，一片太平景象。这本来只是平常变迁的故事，世界上这类国土易主人民依旧生活的状况很多。文化在似乎依旧传承的状态下不知不觉的渐变，而政治制度和管理者不断更新，历史在慢慢的演化着。
然而宋朝的文人士大夫对这样的事实有愿意认知的愿望么？他们始终还是抱持着传统的地域、国家和民族畛域界限，严于区分种族等级，在血缘种族爱国主义的立场上顽固到底。这样的糊涂观念，一直遗传至今，今日的中国人，多数还是以“汉族”和“中华民族”以及“中国”这样的血缘中心观点区分世界的亲疏，坚持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观念。那么在此原始的血缘伦理观念基础之上生成的爱国主义只会使一代代后人无所适从。煽乎的是千年不解的仇恨，晕菜的是永远也说不清楚的秦楚逐鹿中原满汉终归团圆一家究竟是兄弟阋于墙还是小国争天下的一本糊涂烂账。两千年前之国断非两千年后之国，前人爱的国家和我所爱的国家究竟有什么血缘上的关系？
既然今日多数民族共同维系着大一统的中国，再纠缠着历史问题，还有什么意义呢？再以历史行进中不断变化生成的局部观念作为千古不变的国家意识，则完全不合逻辑自相矛盾陷入缠夹难解的困局，尤其以如此一种传统僵化的国家、地域和血缘伦理意识作为不变的爱国主义的理念基础，则完全无法应对今日全球化下普世价值和宪政国家的理性爱国主义观念的挑战。汉族苦心孤诣地要维持天下大一统的国家主义，又要坚持汉人中心文化优越论，此中文化矛盾殊难合乎逻辑。“爱国”二字内涵太过混乱，在历史的长河里，很难使人可以给它一个合理的文化整合。文化的时间长河把一家一国的短暂悲哀冲刷销蚀殆尽，因而屈原“伟大”的“离骚”便成了此一时彼一时的自我哀怨罢了。可怜过去的悲剧成为后来的喜剧。而因为文化越加堕落，国家和民族则越来越缺乏“爱国”的能力，这种文化上力不从心的感觉，决定性地给整个民族一种无从真诚爱国的复杂心理感受。如此种种复杂的文化心理，文人在那些爱国作品中表达无遗。
以下一首是很有代表性的词作，可见爱国主义情怀的同义词就是“楚囚对泣何时已”，“伤心千古”，“叹人间，今古真儿戏”，那是宋末汪元量怀古名作《莺啼序 重过金陵》：
金陵故都最好，有朱楼迢递。嗟倦客、又此凭高，槛外已少佳致。更落尽梨花，飞尽杨花，春也成憔悴。问青山、三国英雄，六朝奇伟。 麦甸葵丘，荒台败垒。鹿豕衔枯荠。正潮打孤城，寂寞斜阳影里。听楼头、哀笳怨角，未把酒、愁心先醉。渐夜深，月满秦淮，烟笼寒水。凄凄惨惨，冷冷清清，灯火渡头市。慨商女不知兴废。隔江犹唱庭花，余音亹亹。伤心千古，泪痕如洗。乌衣巷口青芜路，认依稀、王谢旧邻里。临春结绮。可怜红粉成灰，萧索白杨风起。 因思畴昔，铁索千寻，漫沈江底。挥羽扇、障西尘，便好角巾私第。清谈到底成何事。回首新亭，风景今如此。楚囚对泣何时已。叹人间、今古真儿戏。东风岁岁还来，吹入钟山，几重苍翠。
读这样的作品，会发现里面有无数的陈年意象，什么“金陵故都”，“乌衣巷口”，“王谢旧里”，“新亭对泣”，“隔江犹唱后庭花”，“铁索千寻”之类，用旧典即表明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兴废循环周期是没有穷尽的，所以爱国主义内涵的周期性变化，委实后人无法可以区别得清楚。“金陵”，那是多少朝代和国家的文化地标，又是多少亡国悲剧的上演舞台，在那里，爱国主义文学一定会成为尴尬混搭的大杂烩。不知那“哀笳怨角”吹奏的竟是何家之声？
中国古代的许多怀古诗词，都是表达对前代的凭吊情感。怀古即是悲慨“兴废”。既有兴废，便无爱国。保不定今日悲慨的文人却是旧时某朝的嫡传子孙，一凭吊，便是对当代的不忠。因此爱国主义便成了问题。凭吊前代是一个带着严重文化冲突的是否政治正确的问题。后人凭吊前代，表面上在民族和国家观念方面没有关于忠诚对象的冲突问题，但是时代、国家和民族、地域这几样却是常常错综混淆的概念，前代的民族和今代的民族，同中有异，六朝的国家和宋朝的国家，就不是原来的一回事。后人能够分得清前代就是现在的同宗同族么？凭吊故国，是爱国，也不是爱国，是叛国，也不是叛国，究竟爱的是哪一个国呢？如果忠于今代的国，就无需凭吊前代了；倘若爱的是你的祖宗，你就是对当代国家有二心；假如忠诚于当下的国家，则是对祖宗文化的背叛。哥哥哟，教我如何王顾左右而言它？
中国政治文化最大的特征就是不断颠覆国家，于是给中国人留下了一个极其尴尬的二律背反难题：究竟我们应该忠诚于哪一个国家？忠诚哪一个皇帝？于是在一部分中国人的心里，就产生了虚无的不爱国家的理念，所以成为背叛者就有了理所当然的理由。中国自古以来汉奸之多，至少和这个难题有密切的关系。既然我们没有一个可以永恒真诚热爱的国家，国家也是皇帝的，那么背叛就成了顺理成章的怪事。爱明朝的，在清代成为了叛逆；忠于清皇朝的，又被汉人骂作“满人走狗”。但是随着世易时变，大多数老百姓都留起了辫子，谁再高举反清复明的旗帜，不仅仅清皇朝发兵剿之，举国百姓也千夫所指了。每一个朝代都来一个当代“政治正确”的律令，百姓就只好变得滑头而识时务者为俊杰。抽象的道德问题演变成简单的常识难题，中国人就只好学会了没有原则的油滑软弱。难题超越了我们的生存承受力，不奸何堪以待？又中国政治只许成功不许成仁，只许成仁不许言败，打仗竟然不许放下武器，李陵归降，被诛灭九族，司马迁为他诉说衷情，也要被判杀头，有人为之说项，方得阉除生殖器才能苟活存身，那么无力的百姓就只好做墙头草了。于是一大批古今愤青们，只看人挑担不吃力，在一边说风凉话最气壮山河，到大事临头，人人得而藏拙，万马齐喑，让日本人拿着一把刺刀捅死一大片中国俘虏。呜呼哀哉，三千年下来，赞誉秦皇的，视屈原为反动；歌颂成吉思汗的，笑文天祥为迂腐；以康熙为骄傲的，看钱谦益的笑话。只是绝大多数的文人清客，都绕过了具体的常识难题，去抽象地把爱国难题无限拔高，让老百姓无所适从。
五、血缘伦理爱国主义的理智贫困：文化胸襟的丧失
所有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悲感都源于狭隘的“血缘伦理爱国主义”之意识形态，使人无路可走无处话凄凉，血缘伦理爱国主义的观念在宋诗中彻底暴露了自身文化思想上理智的贫困。中国人向来被称作以“血缘伦理文化为根本”的民族，从“亲子之爱”的核心感情开始，所有的人际关系都以血缘关系分别亲疏的层次，逐级扩展，而成为家-族-乡-党-国的伦理文化等级观念。所谓重人情，就是亲情、亲族情、邻里情、友情、熟人情大于外界陌生人，没有人人平等的法治社会观念，所以只有人治而没有法治。执着于血缘感情，便对外族歧视蔑视，不愿主动沟通，缺乏宽容接纳；一旦发生利益冲突甚至战争，便种下血海深仇，千秋不肯消释。警惕甚至仇视异族是中国人的一种特有的文化心理特征。再者，中国地大物博，人口基数庞大，内向已经使人颇感彷徨，无暇放眼世界，更无法真正开放国土接纳外来移民，因之中国人总是把“以国为家，以家为国”的观念等同打通，而没有中国之外的人民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类之世界眼光。在这样的基础上，要求中国人对“外国人”有平等的观念，难于上青天。总而言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中，根深蒂固，难以更易。
宋人诗词里反映了一种对异族抱着永不宽容的蔑视仇恨态度，是基于被侵略和失败之后的记仇抵制心理，是引致今日中国人依然带着深深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先秦观念的原型情意结之连结桥梁。宋之前中原人未尝有如此奇耻大辱，自宋之后，从此中原人开始知道异族的强大残酷。宋人处理不善应对无力，不能保卫家国，却步步懦弱退缩，全在于皇帝的自私和软弱，但是不愿意承当失败的责任，又不能够振作一国民众的气节。只好在民族血缘观念上大作文章，使汉人与异族的文化鸿沟更其夸大，不思接壤的文化融合和民族包容，只是徒增民众的仇恨心理耿耿于怀，却不能予以强大宽容的胸襟，特别突出了先秦时期的与异族永远隔膜的排外观念。这是宋代作为转折时期的卑鄙狭隘之问题，也是宋代留给后人的内向封闭心理之病根。对外封闭不仅仅只是疆土封锁，最重要的还是心理自我封闭的拒绝观。
例如陈亮《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不见南师久，谩说北群空。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自笑堂堂汉使，得似洋洋河水，依旧只流东。且复穹庐拜，会向藁街逢。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这类词作中的强烈敌对和对比性是泾渭分明的，凡称金人，不会老老实实给予平等的称呼，不是胡虏，就是腥膻，腥膻者，指“腥臊的臭味”，因为游牧民族吃牛羊马驼，身上有同样的牲畜味道，便用不屑蔑视语气借代。一面自夸自己方面的英雄豪迈，一面极力贬低异族国运渐衰，我军万夫不当之勇，敌人如鼠虫狼狈污秽。除了不把对方视作人之外，也总是给予民众读者一种很错误的假象，以为胡虏只是乌合之众草寇鼠辈，既如此，那么皇师不举，失地不收，究竟是皇帝朝廷无心于此，还是军队兵将无能？于是这种爱国主义的豪言壮语和英雄气概便全是一一落空。文人杰作，全是假话空话大话的代表作！这样千年下来的熏陶愚弄，我们的子孙百代，全成了“说起来天下无敌，做起来无能为力”的罗亭，轮不到我出力时我便豪夸海吹，需要我做志愿者时便做缩头乌龟。这类爱国主义文学所收到的效果就是如此！否则，按常识论，何须文辞滔滔音韵铿锵，只是拿了朴刀便去，砍翻几个侵略者，何事至于哀哭哽咽而可怜楚楚问道：“几时真有六军来？”——但是，最严重的问题还在于：这种凡称呼外族外国人以“非人化的概念”，一直绵延至今，从“夷狄胡蛮”（全部是涉及动物的称谓）之称开始，一直到如今称为“鬼”，中国人之间凡是谈论西方人都叫做“鬼”，如果不这样称呼，好像感到很拗口似的，甚至对话者不知道是说谁呢。这种文化遗传，于今遗害，就是最基本的排外心理的集体无意识之暗示性作用力。
要揭开这个艰难的自相矛盾的困局是很痛苦的，因为中国人最强大的文化信仰就是血缘伦理宗族文化，除此之外不相信神和上帝以及终极关怀，不相信全人类人性普世价值至上，不认同真理真相真实，中国人只相信自我，所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一个绝对的律令。这个文化信条其实便产生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自私铁律”和由此产生的“势利趋同调节准则”以至“权力暴力中心信仰”。让我们仔细理清其中一系列的逻辑：由于认为人类之爱恨区别仅仅在于是否有亲情，那么非我族类就一定是伤害自己的敌人，于是便认定人只有自私，没有亲情就只有敌对和仇恨，没有和平、公平、平等、自由、分享的观念，一切都是由权力暴力决定，所以不会相信真正的善良，除了血缘伦理的亲人为“虎毒不食子”（这个道理很有例外，在做大事的英雄来说则不受拘束），其他人谁还可以信任呢？凡看一切来与我友好者，都是夹带阴谋企图者，无事殷勤必有一想，所以我只爱我的亲人，不爱世界和人类。――血缘伦理爱国主义的思想逻辑就是这样构造的。
在我看来，中国要实行真正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还有很漫长的道路要走，甚至最后是否会融入世界，尚未可断言。其艰难性在于两大障碍：其一，中国国家太大，人口极多，而势必造成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接受外来移民的国度，这样的话，它必然会始终保持原住民的纯粹性，很难透过全球化移民融合的过程改变人口的素质，那么它会始终以一种纯粹传统的血缘种族伦理文化对应外来的文化冲突，甚至始终会以汉民族血缘伦理为中心的爱国主义情感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坚持这种“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而拒不接受普世价值观。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个事实的不可改变性。再依照这个思路推理下去，甚至中国为了自身的发展，会继续推演中国文化逻辑向世界，即采取积极进攻的态势，使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发扬光大。到那时候，究竟是世界同化中国，还是中国同化世界，鹿死谁手，未可预言。其二，中国人从原始时代就产生了一种顽强的大统一意识，这种意识才是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根源。绵延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继承得最彻底的就是这种“中国统一”伦理观念。无论是西藏也好，还是新疆，或者是台湾，直至香港，只要稍有自治之心，必遭遇全体国民的声讨。“统一意识”是一种粗疏模糊的血缘伦理文化认同心理，把这个区域严格划定一个文化禁区，这是我们祖宗的遗产，我们是一体的，外人不得进入。没有个体独立自治和小国分权的观念，当然就不可能产生联邦制的观念，也就不能够产生世界合作的全球化意识，因为这个中国一统江山，既是地理上的概念，也是“中华民族”血缘伦理上的心理认同概念。中国人实际上永远都不会在严格科学的意义上追究事实真相，所以不会在理智上质疑这个中华民族的真假问题。凡是越讲究传统的，则越是计较血缘伦理文化观念的，所以其爱国主义越是不讲道理的。还是那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么使我族类内部各自独立自由，就是民族最大的敌人，分家必死。——病态的爱国主义根深蒂固。
六、病态的爱国主义在历史深处层累地生成：良性文化遗传的丧失
邓广铭先生为宋人陈龙川所作的传记自序中，劈头就说，“翻开南宋的历史，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屈辱到令人气短的画图。”“生在那个时代的人群，江南的土著以及由中原流亡到江南的士庶，由于高宗的委曲求全和，虽得免于遭受异族的侵凌，压榨，而异族的威势，却依然通过了这小朝廷的当轴者，照样，或且更加甚地，使他们受着侮慢、掠夺和迫害，而过着痛楚艰难的日子。按道理，这些受着折磨的人群，是应当能从这些灾难中受到一些教益而返转来使得时代改观的，不幸他们竟无所得：没曾激发起他们的坚韧的抗拒力和悲愤的同仇敌忾之心，甚至连一份敏锐的感受性和观察力都没有磨砺成功。在最该警觉清醒的时候大家却都沉沉入睡了。”(邓广铭：《陈龙川传》，1936年，北大历史学系毕业时的论文，写此论文时邓先生时年29)—— 70多年前历史学家对宋代文化病根的揭示，我相信至今依然未有医治好，甚至更加沉入深心。
宋代是汉民族第一次在历史上使整个国家陷入了惨重失败于外族外国的困局，由此汉民族遭遇了史无前例又一发不可收拾的国家心理创伤灾难，继之以元和清，都是在宋代悲剧的路径依赖上发展而来，甚至直到清末、民国，宋人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不仅仅失土割地、战败赔款、皇帝被俘甚至被杀，甚者百姓沦为亡国奴，千万生灵涂炭，国家屡屡低首顺眉不得不降尊纡贵，这样的悲剧反复发生，肇始者宋人也。这一道深重的创伤形成的耻辱和仇恨，从此开启了汉民族刻骨铭心的心理疾病。汉人不愿、不敢和不能面对这一创伤，历经千年的痛苦记忆而不能使民族成就重新发出金声玉振之旋律，显然其中隐藏着深刻的文化痼疾，而不仅仅只是一个自卑心理可以概括。然而相反相成的难题还在于，由于宋人悲剧之惨重，而导致汉民族不能认真反省自身的严重问题，却以一种表面激进而敏感病态实质逃避解决根本病症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来作为应对世界全球化的更大挑战，更是最大的问题所在。
当代人的很多政治观念大都是由历史观和历史记忆层累地积淀而成的，这种历史记忆和历史观念是一种“根”的原型基因，一千年足已使之成了民族性的心理习惯和行为模式的命运路径。假如对于这种心理习惯和命运路径不采取“断根”的治疗方式，则即使一时重新辉煌，所表现出来的趾高气扬也是不健康、不平等甚至不正常的狂妄，仿佛带着还债和千年压抑之后的发泄张扬状态，以一报还一报的形式与世界叫板，于是会在未来的世界格局里无法与人合理平和地相处，从而产生生生不已的冲突莫名其妙的矛盾，一种纠缠不绝而无法解释清楚的不合作关系会始终延续不休。
“爱国”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文化心理和社会行为，涉及到一个人的理性、能力、理想、文化感情和现实实践等等复杂交错的事情，绝非单凭一个口号、一种单纯的感情抒发和不负责任的表态就可以绕道而行的。可惜今日的中国人已经习惯了仅仅是表态式的爱国主义姿态了，因为他们并没有爱国的能力和爱国的知性，而从来没有认真彻底地反思过应该如何作为才可以算是爱国。再者，我们的政府从来也不打算把爱国的责任落实到和自由地归还给它的公民身上，政府剥夺了公民参政议政和用自己的社会行为去为国家出力、负责的权利。作为一种不负责任和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的表态式、抒情式的爱国主义作派，不能说和宋代文人的无奈爱国表演剧无关。从上古以来生成直至宋代变本加厉形成的病态爱国主义实质上从根本上分离了国家和个人的关系，这个国是君主个人的国家，假如不合君主之意的爱国则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君主卖国的罪行人民无权利去追究，而国家失败的苦难却由底层人民去承受。人民被从根本上剥夺了爱国的能力和资格，只好在感情和言辞上保留爱国的权利。——渐渐地，人民从此失去了爱国的理性和能力。
由于中国传统把爱国主义积淀于国民一种“抽象的民族国家的集体无意识”中（并非一种“建基于个人权益和自由权利的国家观”），它并没有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发生生死与共的关系，因此国民对于国家的观念形成了一种非常狭隘的认知观念：以为国家和民族就是一个整体，一个统一的集合体，而与每一个人无关，于是中国人的国家民族是与自我分裂的。人民在国家面前不敢张大自己的个人权益，相反习惯了以整体主义的“国家民族观”来自我压抑，互相压制。一个越是没有个人主义的国家越会成为一个整体主义的国家观，一个取消了个人权利的民族越是一个抽象的集体主义民族观，于是所有人只能成为国家民族的工具和奴隶，而没有享受国家集体和民族整体权益的自由。越是这样，国家主义越是像一个庞大的抽象的神圣道德信仰，却不具有与个人有任何利益的感恩的具体的意义，因此个人自我在意识和无意识层面产生了巨大的分裂：意识上认同国家民族的统一感、整体感和神圣感，无意识却根深蒂固地感知到国家和民族是不爱我的，因此需要我为国家付出之时，却不愿意为一个自私的祖国而牺牲。这个逻辑就是：国家对我是自私的态度，那么我对国家也是自私的态度。因为国家民族是抽象的，它从来没有任何使小民感到恩惠的血肉相连感觉，而只有政府强大君王绝对的概念，因之觉得爱国只是政府和君主的事情；你们从来不允许我们为国家参与，在困境之时，我们理所当然地也不会关心这个庞大的神圣物。——久而久之，我们的国民都成了口头爱国主义、感性激进的国家主义，但是行动上不动、也不知道如何去行动，更实际上不具有为国家出力的任何能力的病态爱国者。这种病态的爱国者最典型的就是宋人的爱国主义激越式表态行为。
在我看来，健康和开朗的爱国主义是有严肃的理性前提的，即国家和民族不能成为专制的理由，个人、人民和人这样的概念应当是和国家和民族共和的，甚至人是国家民族的前提。真正的爱国者首先会用理智思考问题：“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该是一个当人民的权利被侵害，政府推行坏的政策的时候，愿意站出来抵抗政府的人。即使是在极为可怕的环境中，在政府的威胁下，真正的爱国主义也需要站在支持人民的立场。一个国家，若把对政府的任何批评视为不爱国，那她将面临巨大的威胁。爱国主义从不要求人们服从政府，它要求的是服从自由的准则。”（罗恩·保罗：《影响我们自由的50个重要议题》中“爱国主义”一章）抽象的国家和民族概念是有害的爱国主义概念，历史的悲剧教训从宋代就开始书写着，一直绵延至今。当看似繁荣和强大时，国家主义是趾高气扬的，而当国家灾难降临时，只剩下一盘散沙和文人的悲鸣而已。我不知道丧失了良性文化遗传之后，人类如何才能凤凰涅磐，但愿宋人的爱国诗词不再成为中国人病态咀嚼的营养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