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译自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社会学的技艺》英文版书作的引言章节，该部分作为全书主题的介绍和引入，重点指出了社会学者进行认识论和方法论反思的情境和所需要的精神气质。本文在翻译时适当删节了语言上过于繁复的一些类比和重复，但囿于作者炫技的写作风格，文章仍然可能读起来略显晦涩。抛开写作风格不谈，布迪厄本书提供了对社会科学研究认识论的发人深思的指导，不过编者仍想提醒诸位，读经典和读编译不同，只有自己读经典才能读“对”。
文献来源：Bourdieu, Pierre, Chamboredon, Jean-Claude and Passeron, Jean-Claude. The Craft of Sociology: Epistemological Preliminaries, Berlin, New York: De Gruyter, 1991.
孔德写到：“方法（method）不容许与其所被使用的研究本身分开来研究；或者，无论如何，这样的研究只能是了无生气的研究，对研究者无益。从抽象的角度来看，这种研究所能提供的真实信息无外乎一些一般的（general）论点，这些论点过于模糊而无法影响研究者的研究习惯（mental habits）。当我们提出这样一种逻辑论点，即我们的所有知识一定要在观察当中找到，我们必须有时从事实（facts）向原理（principles）进展，有时反之，或是一些类似的格言，我们对方法的了解依然不如任何一个完成过实证科学研究的人。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一个基本的事实，即我们的心理学家（psychologists）带着对科学的幻想（reveries），相信只要他们阅读了培根和笛卡尔的著述就证明他们了解实证方法。我不知道在未来是否可能完全独立于关于科学的哲学研究，通过先验的推理建构一个关于方法的课程；但是我能确定的是，这在当下是不可能的，因为杰出的逻辑方法不能独立于其应用而被准确地解释。我冒昧补充，即便这一事业在未来得以实现，它也不可能是仅仅通过研究常规的科学方法应用而实现的，因为这些科学方法可以通过形成一套智识习惯（intellectual habits）的系统来达成；相反，形成一套智识习惯的系统本身才是方法研究所要追求的目标（this is, however, the essential object to be gained by studying method）。”（A. Comte, Introduction to Positive Philosophy, 1970, p. 23）（编者注：文中的引用格式并不规范，只是译者为了提供给读者尽可能完整信息所作的注释）
对于这段文字我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孔德拒绝将方法和实践分离，且如果关于方法的完整论著还未实现——同时因为没有严肃的挑战，这种论述很容易导致研究者形成关于科学工作的分裂的想象——他拒绝任何关于方法的论述。无论是强烈抨击经验的原初的不纯洁（impurity）的预言家，或是希望所有研究者将余生都献给方法论的教义问答（catechism）的研究方法的传教士，那些高谈阔论关于作为一个社会学家的艺术或者科学方法的人通常都会把方法或理论（更不要说关于方法的理论和关于理论的理论）和研究操作（operations）分离开来。本书的目标在于理清楚“智识习惯的系统”。我将它献给那些已经从事过经验性社会学研究，对于测量的必要性和所有相关的理论和技术了然于心的读者；只有那些还没有或是不想有研究经验的研究者会将我们对社会学实践的质疑理解为对经验社会学的挑战。
如果关于研究的教学要求教师和学生不断地对照他们自身时间的经验，那么那些“从未被应用的方法论，假定优越（hypothetically superior）的研究项目，对于他人工作的评价性调查（evaluatory surveys）和所有这类关于方法论声明的工具的流行（R. Needham, Structure and Sentiment: A Test-c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 1962, p. vii）”不能替代关于技术的正确关系的反思或者冒险性的传播原理的尝试——这些原理不能作为先验的真理，因为它们只是寻找真理的原理。如果方法和技巧（techniques）应该被区分，至少因为方法是“足够普遍以至对所有科学，或者至少大部分科学来说都是一般性的（common）（A. Kaplan, The Conduct of Inquiry: Methodology of Behavioral Science, 1964, p. 23）”，那么这种关于方法的反思必须承担撤回大部分经典的关于自然科学认识论的分析的风险：不过可能社会学者需要承认作为自然科学或科学哲学自明之理的基本原理来避免观念上的混乱，这种混乱来自于他们对认识论反思的冷漠。我们必须把社会学实践的操作放置在认识论理性的论证法（polemics）之中来定义，并且如果可能的话极力主张一种警觉的态度（attitude of vigilance），这种态度可以利用关于错误的知识和诱导出错误并克服它的机制。
正如加斯东·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的著作中呈现的，认识论和抽象的方法论区别开来正是因为它努力把握错误（error）的逻辑来建构发现真理的逻辑，将其作为反对错误的论证法，作为一种把科学的近似真理和它所使用的方法置于永恒的有条理的纠正之中的努力。但是这种论证法只有在“关于科学思维的精神分析”被关于社会状况的分析推进的时候才能发挥完整的作用：社会学家可能在知识社会学中发现关于认识论警觉的极有价值的工具，一种发展和理清关于错误和可能或注定发生错误的情况的方法。紧接着，任何看起来是基于个人偏好的论证法的残余都是由于关于错误的情境的社会学认识的局限。一种看起来像知识社会学的认识论不能把错误归咎于那些从来不完全是错误的作者（authors of errors）的主体。
关于研究的教学
那些旨在设定专业实践的原理并极力灌输和实践的特定关系的研究训练必须远离教育学论述的常规路径，并恢复它对于被权威的解释仪式所“中和（neutralized）”的观点和操作的完整的启发性力量。如果我们承担起提取出继承自社会科学历史的理论原则和技术过程的任务，这不是仅仅通过宣布放弃对教条和观点的沉迷来实现外交式的对传统所神圣化的价值的承认，也不仅仅是为了释放比学术性用途更广的启发性潜能；这是为了社会学知识的理论的概念，这一概念可以让这种理论成为一个定义所有不同的社会学行动和话语的可能性情况的原则的系统。即便多数的作者都依赖他们所处在的社会学知识理论来定义他们自己特定的关于社会系统的理论，至少这一认识论计划可以利用这种差别来比较那些教义上相对，但实际上认识论上一致地研究者。
把方法的认知（percepts）转变成科学的处方或是实验室小工具（gadgets）的无止境的诱惑只能通过持续的科学警觉的训练来抵制——它把技巧和观点的使用放在对它们的有效性的情景和局限的考察（examination of the conditions and limits）之后，从而排除了不假思索地使用已经被尝试并测试的程序带来的捷径，并暗示即便最惯常的操作也需要基于它本身并且基于它和具体案例的关系被反思。
我们尝试提供获得一种作为发明（invention）和证明（proof）的前件的精神气质，而不像为证明的逻辑设定准则，原则上拒绝进入发明的晦涩艺术从而导致它摇摆在形式的说明话语和文学性的发现的心理学（psychology of discovery）之间的那种传统。习得的无意识的行为可以减少对永久的发明的需要，但我们不应该假定科学发明的主体是一个由内置的方法论编程机制引导的“精神自动机（automaton spirituale）”，一经设定便一直有效。韦伯说：“方法论作为成果丰富的智识工作的前件不比解剖学作为‘正确的’行走的前件更正确。”但是尽管希望发现关于做科学的方法或期待逻辑提供除了控制科学过程和使科学生效之外的其他功能是无望的，事实仍旧如密尔（J. S. Mill）所观察到的：“发明是可以被培养的。”也就是说，即便是部分地指明发明的逻辑也能够对发明能力的教学提供帮助。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认识论
多数从社会学实践和关于社会实践的反思中浮现的错误根植于关于自然科学认识论的错误理解，以及关于两者认识论关系的错误认知。狄尔泰二元论把社会科学方法的独特性呈现在和关于自然科学的想象的对比之下——这种想象认为自然科学来自纯粹的关于差别的考察，来自实证主义——并且尝试模仿这种想象，却不平等地忽视了实际科学的实际逻辑。
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实证主义只是对实际科学方法的夸张描述，而没有形成一个实际的社会科学的认识论。观念的历史的一个不变的特点是，对机械的实证主义的批判加强了社会事实的主观性和他们不能被削减为严格科学方法的印象。因此哈耶克下结论说，“社会科学的事实和自然科学的事实的差别在于它们是特定人群的信仰或意见”，并且“不能依赖我们可能用科学的客观方法获得的发现来定义，而要依赖行动者的想法来定义。（F. A. Hayek,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Studies on the Abuse of Reason, 1952, p. 14）”任何对无意识的对自然科学的模仿的质疑都无意识地与主观主义对社会事实客观性的批判联系了起来——任何对处理认识论移植产生的问题的尝试都倾向于被看作对不可剥夺的主观性的重申。
方法论和警觉的移置（displacement）
超越这些学术争论的方法是使科学实践服从关于进展中的科学（science in progress）——而非已经完成的科学——的反思。这一认识论的任务包含在科学实践当中的观察，考察研究者可以从“错的”当中提取出“对的”的情况——从一个更不正确的知识向一个更正确的知识移动——或者如巴舍拉所说，“一种经过矫正的（rectified）知识”。在社会科学中，这一哲学可以通过定义作为社会科学特征的“局部理性主义（regional rationalism）”的原则的特点，从而生产出能够激发并控制具体的科学实践行动的反思。排外的关于非时间的抽象命题之间关系的考虑会牺牲每个命题或观点形成的过程，因为所有的行动都在后台发生，而只有文件被放到了台前。那些痴迷于找到一个理想的研究逻辑的方法论学者只能致力于一个抽象地用实现完美标准的能力定义的研究者——一个完美无缺的，不可能的研究者。无条件的对一个逻辑规则工具论（organon）的顺从会形成一种“早闭（premature closure）”，因为这种顺从排除了弗洛伊德所说的“定义的灵活性”或卡尔·亨佩尔（Karl Hempel）所说的科学术语“意义的开放性（openness of meaning）”（C. G. Hempel, Fundamentals of Concept Formation in Empirical Science, 1952, p. 29）。
这并不意味着否认逻辑形式化（logical formalization）作为测试研究进行中的逻辑和结论的一致性的方法是认识论控制最有效的工具之一。但是这一合法化的对逻辑工具的使用常常被用来正当化对方法论运用（exercises）的固执的热情，而这种使用除了展示可用方法的武器库以外没有任何能够辨识的目的。面对那些为了逻辑或者方法论目标而设计的研究使人想起亚伯拉罕·卡普兰（Abraham Kaplan）的讲的故事：一个醉鬼把钥匙丢在远处，却在路灯下寻找家里钥匙。当被问及他为什么不在丢掉钥匙的地方寻找，他回答说“这里更敞亮！”
对技巧的有效性（rigour）的狂热和对具体有效性（rigour）的搜寻是正相反的。要理解研究过程，研究者需要考察它是如何进展的，而不是把它装入一个先验的与戒律的对照。“一些人着迷于数学能够用技巧来避免错误，于是把真理定义为符合某些规范的智识活动的结果；他们像数学家对待几何原理一样对待实验数据，他们定义一套规则并希望他们和逻辑在数学中扮演的角色一样。从一个有限的实验出发，他们想要一步到位地定义他们的理论。微积分是缓慢建构的，数字的概念花了两千五百年才被理清。建立有效性（rigour）的过程是作为对那些不能被先验地提出的问题的回答出现的，而唯有科学的发展才使得这些问题变得明朗。对数学如此，对基于观察的科学更复如是，因为科学当中每一个被证伪的理论都揭示出对有效性的新要求。也正是因此，预先设置真正科学的思想的情境注定是无效的。(A. Regnier, Les Infortunes de la raison, 1966, pp. 37-38)”
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坚持完善方法论有可能导致认识论警觉的转移。相比于质疑测量的目标，测量的价值，具体测量的合理的准确性范畴，或工具是否测量了被期望测量的东西，研究者可能会转而希望将方法论有效性的观点转变成可实现的任务，从而沉迷于小数点，追求一个自相矛盾的关于准确性的理想，而这种准确性在本质上是无法定义的。有一点是清楚的，通过生成一个关于技术性错误的诡辩术（casuistry），方法论责任的伦理可能导致程序上的仪式主义，形成一个对方法论有效性的夸张模仿，实际则是认识论警觉的反面。至关重要的是，统计学这一关于错误和近似知识的科学——在这些标准化的作为计算错误和可靠性的边界的流程当中贯彻批判性警觉的科学——常常被用作对技术工具盲目服从的借口。
理智的认识论顺序（The epistemological order of reasons）
方法论学者提出的警告本身就需要被警示，因为通过集中关注对实验过程和操作性观念的形式控制，他们可能把这份警觉从更严重的危机转移了。方法论反思为警觉提供的有力的工具和助力在它的前件缺失的时候可能反过来转而对警觉不利。关于有效性（rigour）的形式条件的科学可能看起来是建立在这一一种宣称上——宣称提供无意识的对定义方法论警觉的原则和认知的贯彻——因此需要补充性的警觉来防止不自觉的移置效应。
正如索绪尔所说，“语言学者需要被说明他在做什么。”提问科学实践意味着什么，或尝试了解科学家在做什么（不论他自己是否知道），不仅仅是探究可用的理论和方法的效力和形式有效性，也是在理论和方法被执行的时刻进行质疑，以决定他们对目标做了什么以及他们生成了什么目标。这种探究的顺序是由对知识的障碍的认识论分析强加的，但对当代社会学的认识论含义的社会学分析一样重要，它定义了认识论危机的等级和优先顺序。
巴舍拉的前提——科学事实是被赢得的，建构的，确证的——同时质疑了经验主义把科学行为削减为验证（validation）和传统主义只设定初步的建构。社会学社群通过强调验证的紧迫性，反对并背离社会哲学的整个推理（speculative）传统，正在试图抛弃科学行动的认识论等级——验证次于建构，建构次于对不言自明的表象的中断。在实验科学中，如果研究者不同时解释作为真正的实验法（genuine experimentation）基础的理论原则，简单的对实验证明的呼吁只能是同义反复；而如果研究者不同时理清每个科学实践特定形式当中的认识论障碍，这份解释本身也没有任何启发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