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迄今已经二十四年了，其间读过不止一遍。每当有人问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时，我总是举出这本，因为觉得在中国从未受到足够重视，而它理应受到这种重视。记得一次朋友聚会，有位老先生非常兴奋地谈论《往事并不如烟》。当时我说，在您感兴趣的那个方向上，走到头是百分之百，《往事并不如烟》大概写了百分之一，藉此我们可以想到百分之五。我告诉您有一本书，早已写到了百分之百，就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您一辈子都想不透的，它早已替您解决了。有关这个问题，真是不能再说有什么《一九八四》未曾揭示过的东西了。

我读《一九八四》，觉得最重要的不是具体写到什么，尽管那些描写惊心动魄；关键是它从本质上揭示了一切。《一九八四》的历史意义在于，当人们虚幻地以为看到了世界的希望时，奥威尔指出，那是一条极其危险的路。这本书涉及科学问题，而科学进步的速度和程度是包括奥威尔在内的所有人都难以想象的。如果只是盯着书中“电幕”一类东西，那么现实中没有“电幕”时，对人的监控就真的不存在了么。而现代科学技术早已把“电幕”完善到了无法察觉和不留任何死角。

《一九八四》出版后引起很大轰动。赫胥黎却给作者写信说，《一九八四》所写其实是发生在我的《美丽新世界》之前的事情。这很有意思。赫胥黎说，真正的极权国家是要讲效率的。达到这种效率并非通过强制手段，而是人人自觉自愿使然。《美丽新世界》中，人们幸福地追求着效率，或者说追求着幸福的效率。《一九八四》不过是把“旧世界”写到极致了，之后还有一个“美丽新世界”。我强调《一九八四》，是因为我们缺少这一课，应该补上，不然至少思想方面会有很大漏洞。但是如果仅仅出于现实的考虑，《一九八四》未必非读不可。《美丽新世界》就不同了，它所描写的是正逐渐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事情。

在我看来，我们正处在“一九八四”和“美丽新世界”之间。而且大家从不同地方、不同国度和不同体制下共同地在往这个方向努力。“一九八四”是一种局部选择，却有可能对整个人类造成威胁，而“美丽新世界”则是“阳光普照大地”。在《一九八四》中，温斯顿之所以是温斯顿，是因为他有思想，尽管从来没有谁给过他思考的权利，只是他自己偷偷保留了一点而已。最终他把这种权利放弃了，把思想放弃了，“他战胜了自己。他热爱老大哥。”这正是奥勃良所要求的。这其实是他们之间达成的一种共识：温斯顿心甘情愿地不再思想。于是一个人的思想融入了一群人的思想，而一群人的思想根本不是思想。思想只有在“我”的意义上才成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越来越易于实现自己的物质愿望，因此像温斯顿那样对社会不满的人越来越少。在《美丽新世界》中，根本没有思想这回事。

如果要在《美丽新世界》和《一九八四》之间加以比较，我会说《美丽新世界》更深刻。我不认为“一九八四”有可能百分之百实现，因为毕竟过分违背人类本性；但是裹挟其中，还是感到孤独无助。然而“美丽新世界”完全让人无可奈何。对“美丽新世界”我们似乎只能接受，因为一个人能够抵御痛苦，但却不能抵御幸福。书中约翰说道：“我要的不是这样的舒服。我需要上帝！诗！真正的冒险！自由！善！甚至是罪恶！”总统答道：“实际上你是在要求受苦受难的权利。”有谁把受苦受难当成一种权利呢。

包括扎米亚京的《我们》、《美丽新世界》和《一九八四》在内的“反乌托邦三部曲”，有着共同的一点，即所描写的都是秩序的世界。秩序之外什么都不允许存在。但只有在《美丽新世界》中，秩序与人的愿望达成了一致，虽然它是在更高层次上泯灭人性。“美丽新世界”是真正终结“一九八四”的。“一九八四”不是靠温斯顿偷偷摸摸写点什么就可以动摇的，它终结于“美丽新世界”。这就是赫胥黎那句话的真正意义：你的《一九八四》终将过去，我的《美丽新世界》定会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