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华读书报

前些时与朋友谈到书评，我说无非道出阅读一本书的理由而已。它首先属于自己，如果能够推及他人就更好了。这理由应该切实具体，不流于空泛，像贴标签喊口号那样。《鲁迅译文全集》新近面世，不妨拿来做个例子。

先看看别人是怎么讲的。王得后先生在《〈鲁迅译文全集〉终于出版了》一文中提出两点：一是“研究鲁迅的人是非读《鲁迅译文全集》不可的”，二是“研究中国现代翻译理论和翻译史的人也是不可不读《鲁迅译文全集》的”。有意思的是，我们是在“研究中国现代翻译理论和翻译史”项下去“研究”别位译者，别种译著；只有涉及鲁迅，第一点才可以单独提出。我曾说，其他翻译家旨在推出好的译作，假使选目不当，译文不行，则什么都不是了，不过其意义也仅限于这两方面。鲁迅当然也曾斟酌选目，推敲译文，就算均不合乎通常要求，他的译作也还有另外一重意义：它们是鲁迅表现自己的方式，就像他的创作一样。其他译者——包括比鲁迅翻译成就更大的译者——即便存在“表现自己”的问题，也很难像鲁迅那样为我们所“研究”。

不过我所说鲁迅的翻译就像他的创作一样，需要引鲁迅自己的话稍作订正：“每当不想作文，或不能作文，而非作文不可之际，我一向就用一点译文来塞责，并且喜欢选取译者读者，两不费力的文章。……我只要自己觉得其中有些有用，或有些有益，于不得已如前文所说时，便会开手来移译，但一经移译，则全篇中虽间有大背我意之处，也不加删节了。”（《〈思想·山水·人物〉题记》）虽然其间或多或少存在差别，但不能因此就忽视或否认翻译之于鲁迅的重要性。研究鲁迅，舍此则难免“以偏概全”。

有几种译作对于鲁迅研究尤其重要。我曾说，鲁迅所译阿尔志跋绥夫笔下绥惠略夫这一形象，与他自己塑造的阿Q有着对应关系；或者说，《工人绥惠略夫》一书与《呐喊》、《彷徨》有着互补关系。鲁迅后期基本上停止了文学创作，原因之一，如其在《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中所说：“现在的人民更加困苦，我的意思也和以前有些不同，又看见了新的文学的潮流，在这景况中，写新的不能，写旧的又不愿。”但是他的文学翻译却持续始终，而且数量较前更多。鲁迅谈及所译法捷耶夫《毁灭》时说“就像亲生的儿子一般爱他”（《关于翻译的通信》），可知此项译事，有如他过去写作《呐喊》、《彷徨》。鲁迅心目中“新的文学”，还应包括所译《一天的工作》中那些“无产者作家的短篇小说”，对此他尝与“同路人”的作品———经他手译出的有短篇小说集《竖琴》和雅各武莱夫的中篇小说《十月》———作对比说：“我们看起作品来，总觉得前者虽写革命或建设，时时总显出旁观的神情，而后者一落笔，就无一不自己就在里边，都是自己们的事。”（《〈一天的工作〉前记》）鲁迅之为中国左翼文学的中坚，他的翻译也许比杂文写作所起作用更大，先是介绍了这方面的理论———包括片上伸著《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卢那察尔斯基著《艺术论》、《文艺与批评》，普列汉诺夫著《艺术论》，以及《文艺政策》等，继而又供给了《毁灭》之类作品。

王先生所说两点，自是荦荦大端，但用供特殊研究，则不免囿于“小众”；这套书印数区区一千六百，大概只为满足此种需求。以我认认真真看过一遍鲁迅全部译著的体会，时至今日，即便对于不“研究鲁迅”也不“研究中国现代翻译理论和翻译史”的普通读者，《鲁迅译文全集》有一部分也还读得。总的来说，鲁迅翻译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比他翻译的理论著作更可一读；从日文直接翻译的作品，比从日文或德文转译的作品更可一读；此外就要看原作水平的高下了，鲁迅译了不少水平高的作品，也译了一些水平不够高的作品，倒无关著名与否。我个人以为仍可一读的，有阿尔志跋绥夫著《工人绥惠略夫》，《现代日本小说集》，爱罗先珂著《爱罗先珂童话集》、《桃色的云》，厨川白村著《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望·霭覃著《小约翰》，鹤见祐辅著《思想·山水·人物》，班台莱耶夫著《表》，契诃夫著《坏孩子和别的奇闻》，果戈理著《死魂灵》和巴罗哈著《山民牧唱》。当然，别人或许另有取舍。

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上述诸书有些系转译，而至少几种俄国作品，后来已经有人直接从原文译出，成为所谓“替代译本”了。对此不应一概而论。周作人曾说：“我想在原则上最好是直接译，即是根据原书原文译出，除特别的例外在外，不从第二国语重译为是。”但他也指出：“从第二国语重译常较直接译为容易，因原文有好些难解的熟语与句法，在第二国语译本多已说清，而第二国语固有的这些难句又因系译文之故多不滥用，故易于了解。要解除这个困难，应于原文原书之外，多备别国语的译本以备参考比较。”（《谈翻译》）现在有些直接译自原文的书，恰恰因为“原文有好些难解的熟语与句法”，又不能“多备别国语的译本以备参考比较”，结果乱译一气。而鲁迅翻译《表》、《死魂灵》，同时借助了德、日两种译本；与齐寿山合作翻译《小约翰》，“有时进行得很快，有时争执得很凶，有时商量，有时谁也想不出适当的译法”。（《〈小约翰〉引言》）现在的译者，不一定肯花这番工夫呢。

第二，瞿秋白对鲁说：“讲到你最近出版的《毁灭》，可以说：这是做到了‘正确’，还没有做到‘绝对的白话’。”（《关于翻译的通信》）其实与梁实秋“硬译”的批评相去不远。鲁迅则标举“宁信而不顺”。这更多体现于他那些理论译著，而我所列出的几种，读来还是相当顺畅且颇见文字之美的。鲁迅的“硬译”，目的“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此处姑置勿论；但他所说：“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唯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却未必为后来译者所完全解决。涉及思维周密、表述复杂的理论著作，“中国文本来的缺点”依然存在，而这方面“译者的能力不够”，亦非鲁迅一人为然。

鲁迅的译著迄今汇编过三次：一九三八年版《鲁迅全集》；一九五八年版《鲁迅译文集》；这回的《鲁迅译文全集》，以收集之全和校勘之精论超过了前两个版本，但也不无小小遗憾。第一，《出版说明》称：“单行本和散篇分别按初次出版或发表时间顺序排列”，然而彼此有联系的作品，因此也就分置二处，如《爱罗先珂童话集》与《桃色的云》为同一作者所著，现在中间却隔着《现代日本小说集》；《竖琴》与《一天的工作》本为拟议中的“新俄小说家二十人集”之上下册，后来更合为《苏俄作家二十人集》重新印行，现在中间却隔着《十月》，此固严守体例，阅读却颇不便。第二，“译者附记、出版广告等均附在相关译作之作”，现在收入第三、五、六、七卷者，附记在某一种之末；收入第四、八卷者，则在某一篇之末，目录中或列有标题，或不列标题；第一卷中，《现代小说译丛》附记在篇末，《爱罗先珂童话集》则在书末；第二卷中，《苦闷的象征》和《出了象牙之塔》附记在书末，《现代日本小说集》的四则附记则未收录，此或因原来各单行本情况不同，但编为全集，理应统一处理。第三，“除保留初版本插图外，适当增加初版和初刊书影，原著者及相关人物照片、美术作品、史料图片等”，“适当”之尺度殊难把握，以至《思想·山水·人物》和《死魂灵》书影阙如，而“原著者及相关人物照片、美术作品、史料图片等”乃属多此一举。不过瑕不掩瑜，鲁迅译著历五十载重新整理出版，善莫大焉，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