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当下的中国，我们很难不对这个社会发出“愤怒的吼声”，因为它存在着太多值得批判的现象。然而，截然相反的声音更大，不仅官方主流媒体时刻散发出“盛世颂歌”，还有大批的学术思想者也不断抛出类似的论调，张维为先生当属这其中的典型代表。最近，我在网络上阅读到“观察者网”专访张维为先生的文章《西方民主真的该吃药了》,作者通过系统分析西方现行民主政体的“根本问题”而提出了对“中国模式”的肯定和乐观预期，他在文章的最后部分这样论说到：“中国的成功向世界展示了另外一种选择，这就是绝不照搬西方政治模式，坚定地探索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并争取在越来越多的方面超越西方，超越西方模式。最终世界上多数国家都会认识到跟着西方模式走，路只会越走越窄，而大胆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才可能真正成功”。此外，他还补充到：“坦率地说，美国是1965年才开始搞一人一票的，中国是1978年才开始搞改革开放的，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都是新生事物，两个模式可以竞争，我更看好中国模式，就现在这个水平，也可以胜出，当然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显然，这种观点并不新鲜。
关于张维为先生的总论点，我们很难简单和直接地提出能够“反驳”的充分证据，因为当今世界发展形势十分复杂，近200余个国家的社会现状都各自存在着诸多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等影响因素，至于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何种因素，是很难马上给出答案的。而张先生采取了彻底的“简约化”处理方法，直接将很多国家的社会发展挫折归结为“盲目学习西方”，正如他在文中所说：“一个非西方国家或社会，如果采用了今天的西方民主模式，基本上只有两种结局：一种是从希望到失望，如菲律宾、泰国、乌克兰、吉尔吉斯坦、中国台湾等；另一种是从希望到绝望，如海地、伊拉克、阿富汗、刚果民主共和国等”。除此之外，他还顺便提出进一步的推论：“问题是这种结局是否也开始降临到西方国家？随着欧美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展，这种可能性已不能完全排除了”。论及自此，张维为先生的核心观点才彻底展示出来；即是说，他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问题的讨论最终还是为“引出”对西方（美国）模式的批判，只是他所“讨厌”的这个西方世界暂时还没有出现自己所预期的危机，所以才被迫私自“偷换”了分析对象。
张先生借助于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问题批判西方（美国）模式显然是很不明智的，因为世人都晓得他所列举的这些国家之间存在重大的“差异”，它们的很多社会“问题”都是历史形成的，而与政治制度的“西方化”并无直接关联，比如刚果的族群冲突、伊拉克的宗教派系斗争、乌克兰的民族矛盾等。更重要的是，这个名单中的很多国家在“出问题”的时候并没有真正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乌克兰、吉尔吉斯脱胎于前苏联，而伊拉克、阿富汗都是21世纪之后在美国的军事干预之后才走上所谓的“民主政治”道路的，它们在这之前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这又如何能与“学习西方”挂上关系？换另外一个角度说，张先生如何能够证明：这些国家（或地区）如果不接触（学习）西方世界，它们就能比现在的社会状况更好？就台湾而言，你又如何认定它如果走中国大陆的社会发展道路就一定能比现实的“民主政治模式”更成功？一些显著的事实是，张先生不可能回答这些问题，因为他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几乎全部使用“想当然”的归因模式——为了证明某种事物的不合理，可以将十万八千里之外、千百年前的“宇宙垃圾”全部拿出来作为证据。
在张维为先生看来，台湾的发展模式是“有问题”的，而大陆的中国模式却是成功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会接受这样的论断，但至少我是绝对“不敢苟同”的；可惜，张先生似乎也没有明确列出他的充足理由，不过我最后还是找到了一点与此相关的论据。张先生在日内瓦人权国际电影节暨人权论坛发言中说到：“我4年前去波兰访问，顺便查了一下美国皮尤中心的民调，那一年，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满意度是72%，波兰是13%，您说谁该向谁学习？我建议您去团结工会的发源地格但斯克去看一看，去华沙看一看，再去中国工人运动的发源地上海看一看，您就知道世界的未来在哪个国家了”。从他的这段发言当中可以看出，民众对政府的“认可”测试正是张先生对“中国模式”给予高度评价的重要依据，但是鬼都知道，这种调查数据的“荒诞”，按照这个标准，朝鲜将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中国的毛泽东时代肯定比改革开放之后的时期更加“辉煌”！与此同时，波兰作为前苏联势力范围的国家，它的很多社会问题都不是“民主化”之后才出现的，拿一个这样的国家和中国模式进行对比，到底有何价值？为何不去考察一下民主化前后的波兰人民生活水平有何差异，却直接断定其现实社会中的一切“不足”都是学习西方民主制度的结果？
如果说拿“非西方国家”的问题来论证西方（美国）模式的危机必然难以自圆其说的话，那么效法马列、直接从理论上提出西方社会的基本矛盾，则是相对严谨的做法，张维为先生也没有放弃这样的工作。他在接受“观察者网”的访谈时曾深刻地提出：“西方今天的民主模式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现在看来主要是它的三个基本假设出了问题，这三个假设可以概括为（1）人是理性的；（2）权利是绝对的；（3）程序是万能的。这三个假设现在看来更像是西方民主模式的三个‘基因缺陷’”。如果不仔细思索，我们很容易跟随张先生的思路误认为西方民主制度“的确如此”，但是只要稍微认真考察一下西方模式（特别是它的社会的组织原则）就能发现，它们的“理性人”假设只是其个体主义价值观的一个理论根基，很少有人真的会认定所有人都是“利益最大化”的理性机器，否则也就不会有《道德情操论》一书的长期流行；西方社会的“绝对权利”概念也是出于对个人自由的保护而提出，但实际上由于个人权利的实现过程必然涉及到社会公共福祉，它必然是一个相对主义的“东西”，否则也不会有爱国主义和基督教的广泛传播；作为宪政法治社会的基本规则，程序正义（合理性）当然会受到人们的格外青睐，但我从未见过哪个西方理论家认定它就是“万能”的，却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这样的政治理论观点——国家是必要的恶，法治是无奈的选择；即是说，因为找不到实现社会正义的更好方式，他们才不得不格外重视程序，但这绝不是“程序万能论”。
张维为先生将西方国家的一些“政治假设”当作“实际指南”，将它们早已认定为并不完美的“政治设计”说成是别人眼中的“法宝”，这明显犯了“曲解”的错误，而这种首先将自己要批判的对象“污名化”、然后再行批驳的做法，虽然是很多诡辩者经常使用的技术，却也很容易被论敌抓住把柄。比如说，有人可能会质问张先生：到底有哪位西方理论家曾经明确提出“个人权利”是任何情况下（包括亡国灭种）都不能触碰的？又有谁曾经明确提出过“程序万能”（包括实现天下大同理想）的观点？如果张先生回答说：这三点概括也不是字面上的“绝对”意义，而只是对西方模式基本要素的提炼，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出现了：既然如此，那么，格外重视个体人的权利和理性能力、强调法治社会的程序正义原则到底有什么缺陷呢？难道主张个体要无条件服从集体、个人权利没有保障、不重视程序正义才更是更合理的社会组织原则？分析至此，我们就不难看出，张先生要么承认西方民主社会的三个基本假设是一组“相对性”概念，所以它们并未表现出什么严重“问题”；要么将它们视为三个“绝对性”概念，从而寻找到其中的各种理论“偏执”和实践陷阱（犹如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理论），但是这又很难找到批判的“真目标”，所以只能沦为一种空想。
显然，张维为先生对西方（美国）模式的批判与揭露并不成功，不管是从社会发展水平的实践层面还是从形而上学的抽象理论层面，他都未能拿出“像样”的证据证明中国模式的更加优越，唯一看似有理的论据就是一些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挫折，但前文已经分析指出，由于这些问题的复杂性，我们很难将之简单归结为它们“学习西方”的缘故。按正常的思维来说，您张先生既然已经认定中国模式优越于西方民主，当然就无必要再去思考“落后国家如何才能顺利实现民主化”的问题了，民主政治既然罪孽深重，还有什么理由再去追求呢？但是他在最近的一篇文章《西方“民主”遇上中国“实事求是”》中又提出：“西方原生态的民主社会演变的顺序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一是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顺序搞错了，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西方却要求第三世界在民主化上一步到位，把最后一步当作第一步或者三步合为一步，不出乱子才怪”。我看到这个内容之后很是感觉诡异：这段话看似批判西方，而实际不正是在探讨“如何学习西方”吗？难道说张先生已经放弃了自己一直提倡的“中国模式”优越论？
思索良久，我得出了一个“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结论：张维为先生为了反西方，已经是“不择语言”，却没有考虑到同样是“反西方”的言论之间也可能存在“冲突”，因此在不经意间就暴露了自己的理论“软肋”。或者说，他内心深处也知道西方民主政治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未来，但是为了完成自己的“政治使命”而不得不大肆说谎，只是因为谎话没有说圆，才导致了以上的理论“漏洞”。在当下的中国，这种现象、这种人的存在确实不值得大惊小怪，大家看习惯了，也就感觉“顺其自然”了；但我想说的是，待人类世界的民主化时代真的到来之后，这些“靠说谎吃饭”的人可不要真的去“钻鼠洞”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