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春秋综合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张维为先生《“文明型国家”视角下的中国政治改革》的文章后，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张维为先生的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还是无法实现对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突破，他的理论重点还是在维护传统集权的政治体制中绕圈子，还是不承认中国的社会现实是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严重地滞后，不承认中国社会上所有重大的“致命问题”都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所引起的。我的问题是，如果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突破传统的集权的政治体制，那么这种改革还能够有资格被称为政治体制改革吗？现在我就拿张维为先生的《“文明型国家”视角下的中国政治改革》为目标，来逐一地批判张维为先生和主流理论界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扭曲和误导！

一、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到底有没有滞后？

我基本上同意张维为先生的这个观点：“中国今日的迅速崛起离不开中国所进行的大量‘相对较小规模的政治改革’。这些改革内容包括：彻底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各种政治运动，使人民可以追求正常的物质利益和文化精神生活；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平反，使他们的知识和才干得以发挥；废除了人民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的制度；进行了村民自治等多种基层民主试验；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建立了国家公务员制度；在一定范围内建立了官员‘选拔’和‘选举’相结合的制度；广泛实行了官员提拔公示；改革了户口和档案管理制度；大规模地削减了各种行政审批；政府重大决策均进行广泛民主咨询；建立了基本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等。”

我的观点非常明确，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现状，应该从二方面来认识：一方面，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中国的人权状况可以说是从秦始皇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但另一方面，正如张维为先生自己说的，中国仅仅只是进行了‘相对较小规模的政治改革’，而历史事实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很大规模”的、是突飞猛进的，所以二者相对比，客观事实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是“严重地滞后”的！而且因此而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社会问题！比如屡禁不止、越演越烈的腐败和远远超越警戒线的贫富二极分化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几乎全部都直接地和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有关。

二、中国应该如何来面对全世界所有已相对成功的发达国家的“普世价值”？

我们之所以说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是相对成功的，主要是指欧美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等次发达国家在社会发展最主要的二大方面：就是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和大多数民众共同富裕二方面都取得了相对完善的结果。（这二方面，也是邓小平确认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二大标准和原则！）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实践检验的结果就是：所有取得这二大原则相对完善的国家，无一例外地全部都是承认和实践“普世价值”和民主政治制度相对完善的国家。所有发展中国家和相对落后国家同样无一例外地都是在承认和实践“普世价值”和民主政治制度的过程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的！这就是全世界各国人民实践检验的结果！

所以，包括张维为先生在内的主流理论界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绕来绕去，目标就是一个，维护中国传统的集权体制，否认西方“普世价值”中的民主政治的主要原则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需遵循的原则体系！

我为什么说民主政治和“普世价值”也是中国必需的制度原则，就是因为，当人类社会由农业化进入工业化的历史阶段时，也就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同时进入了私有制市场经济体系，世界上不存在没有私有制市场经济体制的工业化，那么市场经济的最大原则（也是和农业社会的最大区别）就是必须坚持和贯彻“公平竞争”的原则，“公平竞争”也是保证市场经济“高效率”的最主要的、必要条件。没有“公平竞争”，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以及市场经济的高效率，也不可能完成和实现工业化。其次是，市场经济“必需”政府宏观调控的辅助，而能够贯彻“公平竞争”的政府宏观调控，就必须是“民主政府”！什么是“集权体制”？“集权体制”的要害就是不公平竞争，就是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不平等和不公平！所以专制集权在本质上、根本上和市场经济是无法兼容同存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市场经济自始至终伴随着严重腐败和贫富二极分化的根本原因！

接下来我们直接对张维为先生的言论进行批判。

张维为先生说：“ 中国的执政党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执政党本质上是代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进行互相竞争的西方政党。‘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点是，如果执政集团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那么国家将陷入混乱和分裂。”

第一，张维为先生说；西方政党“不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进行互相竞争的政党，……执政集团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张维为先生的这些论断，要么证明了这位曾经长期在国外任职的学者根本不了解西方的政治制度，要么是在故意地歪曲、误导。理由就是，张维迎先生是否认为得到大多数“选票”支持而执政的政党和政府是“不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而依靠“枪杆子”集权执政的政党和政府才是唯一能够“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党和政府？这个问题并不涉及执政的结果客观上是否真正代表人民利益，仅仅只是从二种执政党和政府产生的不同程序和模式来比较，哪种产生程序和模式比较能够产生真正能够“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执政党和政府。我希望张维为先生和大多数主流理论家能够直接地回答这个问题，不要故意地回避这个问题。自由主义导师哈耶克曾经坚定地指出：当人民的意见出现分歧时，运用民主的决策程序比运用暴力解决要科学的多、高效得多！我不知道张维为先生是否反对哈耶可的这个观点？

其次，张维为先生认识：‘中国执政党本质上是代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事实和理论依据是什么？我认为，执政党是否真正“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最主要、最有力的证明和依据，就是人民群众的拥护，也就是人民群众绝大多数“选票”的支持！我不知道张先生和主流学者是否认为真正“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最主要、最有力的证明和依据不是“选票”，而是“枪杆子”？同样，这个问题仅仅是“如何证明” “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问题，而和是否确实 “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问题无关。

张维迎先生说：“中国合法性的论述关键是两点：一是‘民心向背’，二是‘选贤任能’。…… 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用中国‘选贤任能’的理念来质疑西方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没有‘选贤任能’的理念，一个政权怎么能有资格执政？这样的政权能对国民负责吗？能对世界负责吗？……中国现在力求把‘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这比光靠‘选举’的西方制度更有竞争力。”

在这里，同样的问题是，西方国家的政治现实是，他们向中国引进通过考试“选贤任能”的制度也已经快有一百年了，而中国不但是已经事实上放弃了“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产生几百年后的明清朝的“科举”，已经事实上异化为遏制和危害人才的事实，放弃它实在是一种进步。）而中国社会现实的“选贤任能”模式，也已经实实在在地受到集权制度“不公平竞争”和权力腐败的影响，所以我认为，仅仅就“选贤任能”问题来分析，也很难有事实和理论依据来证明中国就一定比西方发达国家强！我这么说的依据，就是单从程序和模式来说，集权体制的中国在这方面没有一定比民主制度的发达国家优越的事实和理论依据！尽管“选贤任能”是产生在中国，西方是向中国学习的。虽然青是出于蓝，但并不是一定不能胜于蓝！

再就是在“买官卖官”的腐败行为屡屡暴光的今天，我不知道张维为先生和主流理论界还有什么事实和理论依据可以证明中国在干部选拔制度方面比西方强的结论，同样也有什么事实和理论依据来证明“现在力求把‘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这比光靠‘选举’的西方制度更有竞争力。”的结论！

三、中国应该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如何保持“中国特色”？

我的观点非常明白：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文化上，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就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中国和西方的“优势互补”！ 政治体制改革，或者说是任何社会变革，都不但需要“全民共识”，而且还必需一种社会文化的积淀和文化预热。任何社会变革，都必然有先行的思想启蒙和文化复兴。所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但需要在制度上改革、突破、创新，同样也必须学术理论上的突破和创新，更需要文化积淀和观念、风俗、习惯上的先导和支持。

那么，如何来实现当今中国的文艺复兴和文化大国的理想和建立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制度体系呢？到底应该是以“继承和复兴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制度原则”为主、还是应该以“学习引进包括普世价值在内的西方先进文化理念”为主？我认为二者都非常重要，但都不能“为主”，而应该、只能、也必须坚持中西文化和制度方面“优势互补”的原则，也就是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制度模式，还是西方文化、西方的制度模式，只要是先进的、科学的、再就是符合中国改革开放实践所客观需要的，我们都应该接受和发扬。并必须排除和放弃二者中的糟粕和谬误，排除和放弃二者中有碍于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所有错误原则。

在这个问题上，我必须指出的是，张维为先生和主流理论界都相当一致地只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的总原则，而从来没有详细地论证，中国到底应该坚持继承哪些具体的原则，应该抛弃哪些已经落后的“糟粕”，同样在学习西方先进制度了理论方面，同样也只是反对“全部照搬照抄”，也从来不具体地分析我们到底应该向西方学习哪些原则，而应该抛弃哪些西方的糟粕！

我的观点非常明白：就中国传统文化来说，之所以传承几千年，从未中断过，就是遭到亡国之灾，中华民族的文化也能够得到外族统治者的青睐，并由他们继承、发扬，最后实现中华民族文化上的大融合和大发展。这确实是因为中华文化代表了农业文化的灿烂顶峰。在人类处在农业社会的发展阶段，只要想国家繁荣发展，就离不开中华文化，就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文化能够迅速在东亚得到普及的根本原因。但自从人类历史进入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以来，和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相适应的工业文化和工业文明在欧美形成后，和世界农业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冲击和竞争中衰弱一样，代表农业文化的中国的传统的文化确实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我们中华民族不能在文化上吐故纳新、新陈代谢、引进发展、并和西方的工业文化实现优势互补，那么就必然成为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过程中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桎梏。在制度方面也一样，传统中国适合农业社会的专制集权的制度体系，同样无法适应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如果我们不能从制度上建立和完善适合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民主制度的话，中国将必然地存在彻底葬送改革开放的所有成就的危险和可能！

那么我们又应该怎样来吐故纳新、新陈代谢、优势互补呢？应该放弃哪些糟粕和谬误？继承哪些优秀传统？我认为主要地就是必须放弃和封建专制和集权有关的所有文化观念！什么“三纲五常”、什么孟子的“君轻民贵”、（孟子的“民本论”是以忠君和皇权为前提的，而现代民本论应该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排除了那些和封建专制有关的文化理念以后，剩下的大多数中华文化都应该是继承发扬的优秀文化观念，包括“仁、义、礼、智、信”、仁义道德、礼仪智信、诚实信用、助人为乐、慈爱宽恕、平和恬淡、中庸和谐、勤奋好学、崇尚知识等等，都属于应该努力发扬的文化理念。在制度方面，同样应该抛弃一切“君子专制”和“集权”的制度原则，除此之外，张维为先生指出的什么“考试择优”、“家庭和睦”的伦理制度等都是属于应该继承的范围。

相对西方工业文化来说，我们需要的就是有利于促进我们中国正在进行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促进中国溶入世界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医疗卫生等全球化历史潮流的文化理念，包括民主、自由、共和、宪政、个性发展、人权、法治、三权制衡、新闻自由、新闻监督、全民普选、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和合理激励、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政府宏观调控极其在范围和力度上的限制、政府和执政党的行为范围和责任、市场经济制度体系、福利制度的必要性和适合的程度等等现代理念。而应该屏弃西方国家的极端个人主义、金钱至上、惟利是图，在制度方面，就应该预防西方国家客观存在的过度福利、民粹主义、以及一些和选举相关的不合理的弊端。

这种各民族文化和制度上优势互补正是当今世界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相结合的历史潮流的结晶、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体现了一种科学性和现代性；中华文化也必将成为世界一体化历史潮流中不可缺少，也无法替代的文化元素之一。但是重要的是，所谓坚持中国特色，应该，也只能在坚持上述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和共同富裕二大社会主义原则的制度体系，其中主要的就是必须在实行民主政治和福利制度辅助下的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前提下才能促进、保护和坚持中国特色的原则。也就是，必须以“中国特色”来适应这些民主政治的制度原则，而不能以包括民主制度在内的私有制市场经济体系的基本原则来适应“中国特色”。历史发展到现在为止，除了民主的政治制度，还没有实行其他的政治制度模式的国家能够相对完善地实现国民经济高速持续发展和相对完善的共同富裕二大社会主义原则。所以，社会主义和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包括民主政治和与国家经济势力相适合的福利制度等，是不容篡改和扭曲的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则。

所以张维为先生说的：“但如果我们放弃中国模式，转而照搬西方模式，那么中国‘文明型国家’的最大优势就可能很快变成我们的最大劣势，强调和谐的政治变成强调对抗的政治。”观点完全是“无的放矢”，因为我们并没有提出“照搬西方模式”的理论观点，我们只是提出应该在学习和继承西方主要的民主政治制度和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包括民主政治和与国家经济实力相适合的福利制度等，并不反对在此基础上坚持中国特色，包括张维为先生提出的：“中国则更多是以家庭及其衍生出来的人与人的关系而形成的一整套风俗、习惯和制度。”而且这二者完全可以兼容而不对抗！而这种在中西制度和文化上“优势互补”的“结晶”，就是张维为先生指出的：“建设民主的正确途径应该是结合自己的文化传统，进行趋利避害的制度创新。”的唯一出路。

当然，如果张维为先生反对我上面的理论观点，认为他所说的“鉴于文化传统上的差异，建设民主的正确途径应该是结合自己的文化传统，进行趋利避害的制度创新。”观点的重点就是维护中国传统的、建立在“枪秆子”基础上的“集权体制”，那么也请张维为先生明确说清楚。我们希望张维为先生能够详细论述他到底主张坚持继承和发扬哪些具体的中国传统的制度原则！反对学习和继承哪些西方发达国家具体的制度原则。请不要含糊其词。

张维为先生说：“西方那种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法治传统，在非西方社会很难复制，其实也没有必要复制。比方说，中国以家庭及其延伸关系的文化特点之一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个关系从家庭成员衍生到亲戚、朋友、同事乃至整个国家，这种文化传统帮助中国人克服了很多在西方人看来难以克服的困难：从生活救济，到上学、治病、养老、购房，到抗震救灾等。如果一定要把中国家庭成员的弹性的亲密关系都改造成美国一样的刚性的契约关系，并认为这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在中国、在东亚社会都行不通。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把两者之长结合起来，进行创新。”

我认为，张维迎先生上面说的中西二种传统并不对抗，甚至连矛盾也很小，我们完全可以，也应该在继承张先生说的“中国以家庭及其延伸关系的文化特点”的同时实现和西方的“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法治传统”和民主制度，并真正实现二者之间的“优势互补”，二者完全可以，也应该兼容。我想请张维为先生详细地说明一下为什么中国要坚持“以家庭及其延伸关系的文化特点”就必须放弃西方的“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法治传统”和民主制度。我等着张维为先生和主流理论界的答复！

四、中国和西方在价值观方面基本相同，不存在原则分歧。

张维迎先生还说：“现东亚民众的社会价值排序与美国人的社会价值排序存有巨大的差别：美国人强调个人权利，而东亚民众更强调人与人的关系所形成的秩序。东亚和美国民众社会价值认同中的优先顺序为：东亚：1.社会秩序；2.和谐；3.政府问责制；4.接受新思想；5.言论自由；6.尊重权威。美国：1.言论自由，2.个人权利，3.个人自由，4.公开辩论，5.生存； 6.政府问责制。……在探索新型民主的过程中，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三条经验十分重要：第一是走渐进改革的道路。……第二是内需驱动。……第三是民生为大。……”

既然张维迎说了那么多应该坚持的中国特色，那么我们就来详细地分析论述到底应该如何才能够更好地继承和坚持这些“中国特色”！

说实在的，我实在看不出上面张维迎先生指出的“东亚六大社会价值排序”和“美国的六大社会价值排序”存在什么本质上的矛盾和不同！在我看来二者虽然在排序上有先后之分，但在总体上并不矛盾，中国的“东亚六大社会价值排序”和我们说的“普世价值”也没有什么原则区别，不但基本相同，而且必须，也只能兼容和“优势互补”。

首先是应该如何来有效地实现“社会次序”和“社会和谐”，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社会次序”和“社会和谐”必要条就是社会公正和公平，请问，在一个贫富严重二极分化，政治权利严重不公平的社会中，在一个权力严重腐败的社会中，能够有效实现社会次序和社会和谐吗？而当前中国社会的腐败和贫富二极分化已经发展到必须纠正的严重程度了，这不但是全中国，也几乎是全世界的共识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腐败和贫富悬殊的根源，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集权体制造成的 政治权利的不公平和不平等——也就是大多数民众没有制度赋予的应有的基本权利来争取和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反过来说，中国真要解决腐败和贫富二极分化的问题而实现社会和谐和社会次序，必要条件就大多数民众必须有制度赋予的民主权利来自己争取和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并有效地监督和制衡公共权力。世界上没有救世主，中国的民众不可能依靠富人，也就是强势群体的施舍来实现共同富裕，也不可能依靠官员自己对自己的监督和制衡来有效地实现反腐败的清廉。这不但是政治常识，也应该是经济学的基本常识。我想，作为中国长期任职西方国家的大教授应该懂得这个基本道理！

当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能够成功同样必须“社会次序和社会和谐”这一“必要条件”，但并不是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必然会引起动乱，这实在是故意误导的无稽之谈！

我曾经反复指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和贯彻以人为本、全民共识、上下互动、统筹兼顾、法律控制、公平透明、循序渐进、逐步推进、有序和和谐地发展的原则，必须有效地避免动乱，这就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序和有效地进行。在对待中国民主进程的发展路径和过程问题上，不但左派、主流理论界，而且在民主人士中，观点都不统一。所以在当前，重要的是必须“求同存异”，这种“求同存异”应该是全国性的，全民族的，不但在民主人士内部，而且民主人士和执政党、甚至在执政党内部，都应该对中国的民主进程“求同存异”，把能够做的事情先做起来，一步一步地向目标靠近。可以这么说，“求同存异”的原则，是多元化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

重要的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党内的“政改派”，如果现在没有，或者这种持政改观点的领导人在党内不成气候，那么我们“逼”，也要“逼”一个党内的“政改派”出来。靠什么来“逼”？我早就说过，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虽然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但中国民主事业成败、政治体制改革成败的“决定因素”，不是“党的领导”，而是全体中国民众的启蒙和觉悟，是全体民众能不能自己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合法地”争取自己的民主权利！

这就客观上要求民主知识分子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当然不是去“接受工农的‘再教育’”，而是在帮助工农致富和维权的过程中去教育工农、启蒙工农，使他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合法地争取自己的民主权利！

其实，我真想告戒国外的民主人士，如果真想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这样躲在国外高谈阔论是无助于中国的民主事业的，与其在国外吵吵闹闹，还不如回国合法地、脚踏实地地做工农大众的启蒙工作。而且，他们在这方面具备有利条件，他们不但有知识和觉悟条件，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经济条件可以做针对工农的“志愿服务”。包括免费的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现在有那么多人上访，每个上访者都有一个可以通过法律解决的“故事”，关键是要有人帮助他们去通过“合法的”法律途径争取自己的利益和权利，这个过程，就是最好的教育工农、启蒙工农的过程和途径！当然，我们国内有条件的民主人士，也应该去做这种细致的工作。

千万别小看这些对工农的教育和启蒙工作。我们以史为鉴，在强大的而专制的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是通过几十年如一日，非常深入细致的“发动农民”的工作，才能够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决策的。如果中国的农民不起来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有可能成功吗？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

所以，这种民众不断地觉醒和觉悟起来“合法地”争取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过程，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以人为本、全民共识、上下互动、统筹兼顾、法律控制、公平透明、循序渐进、逐步推进地有序和和谐地发展过程。也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反过来，如果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异化”为不能有效地从制度上赋予人民群众应有的民主权利，而一切由精英群体、强势群体越俎代庖地“操办”，那么，不要说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就是贫富二极分化的经济问题都不可能解决！甚至社会次序和和谐也必然地受到威胁。中国30年来，甚至说60年来，自始至终把“共同富裕”和“民生为大”作为党和政府的基本国策，但为什么结果却是贫富严重悬殊，并因此成为威胁社会次序和社会和谐的主要根源呢？最本质的原因，就是政治权利的不公平直接导致了经济上的不公平，进一步导致了贫富悬殊的结果！而腐败和 贫富悬殊也就成为危害社会次序和和谐的最主要根源！！

再来探讨张维为先生说的“政府问责制”，那么如何来有效地实现“政府问责制”？应该主要地依靠谁来执行和实现“政府问责制”？难道张维为先生和主流理论界会认为应该依靠政府和执政党自己来向自己问责吗？很显然，社会基本常识是在人民群众政治权利不到位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效地实现“政府问责制”。所以“政府问责制”能够有效实现的唯一出路，就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建立和完善民主的政治制度，并以此来赋予人民群众合理的政治权利来有效地“问责政府”！

张维为先生说的“中国价值观”排序第五条“言论自由”，那更是“普世价值”和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我想张维为先生还不至于会认为“言论自由”的原则有东西之分、中外之别！张先生也不至于会认为中国的“言论自由”只属于精英群体和执政党、不属于人民群众吧。既然中国价值观中的“言论自由”和全世界是一样的、是同一概念，也应该是全民的权利，那么最起码，在自由民主这个问题上，中西文化、中外制度遵循的应该是相同的原则和理念！

最后我们来说说“尊重权威”这个中国的价值观。不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存在着“尊重权威”的文化观念。但是在“尊重权威”的问题中，最主要的就是民众应该“尊重怎样的权威”？应该由谁来决定和确认“怎样的权威“才应该尊重。这二个重要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有效地贯彻“尊重权威”这个中国特色，这应该是基本常识。

先解决应该“尊重怎样的权威”的问题？既然这里说的是“人民群众”应该“尊重怎样的权威”，人民群众在这里是处于主体地位，那么简单而必然的答案就是必须尊重“争取和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权威！我想，任何人，包括张维为先生还不至于愚蠢到认为人民群众应该“尊重‘侵害人民利益’、‘剥夺人民利益’的权威”吧！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应该由谁来确认和决定“谁”才是真正应该受到尊重的“争取和捍卫民众利益的”权威？同样非常简单和必然的结果就是必须由人民群众自己来确认和决定他们自己应该尊重“谁”，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不应该，也不可能由什么“救世主”来越俎代庖！因为人民群众最明白、最有切身体会是谁在帮助他们争取和维护他们的利益！这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道理！结论就是，中国“尊重权威”的特色和全世界的普世价值观不但没有矛盾和冲突，而且具有共同的基本内涵！

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张维迎先生提出的“民主的过程中，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三条十分重要的‘经验’”—— “第一是走渐进改革的道路。……第二是内需驱动。……第三是民生为大。……”有基本社会常识的人都应该明白这三大原则，和“普世价值”和民主政治同样不存在矛盾冲突和原则分歧。放弃跳跃式的“革命”，走“渐进改革的道路”本来就是中国民主人士的重要共识！但是，能够真正实现“走渐进改革的道路”的前提条件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经济有为，不能停滞不前，如果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严重滞后，那么因为社会矛盾和严重问题的积累就必然会彻底葬送“渐进改革的道路”，经过就是“暴力革命”不可避免！

其次，如何才能够有效地实现“内需驱动”？就经济学的常识来说，“内需驱动”最有效的政策措施，就是有效地实现收入和财富的相对公平！也就是必须实现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二大原则之一——共同富裕。那么如何来有效地实现共同富裕和第三条“民生为大”？难道中国民众的共同富裕和民生问题，还应该依靠“救世主”和强势群体的施舍来实现？很显然，这绝对不可能。中国民众的共同富裕和民生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赋予人民群众应有的民主权利自己来争取和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其它选择。难道张维为先生和主流理论界有事实和理由可以推翻和否认——中国30年来，反复强调共同富裕和“民生为大”，并自始至终把共同富裕和“民生为大”作为基本国策，但结果却是“贫富二极分化”的本质原因，就是在贯彻共同富裕和“民生为大”的原则时，脱离和违反了“普世价值”和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的客观的历史事实？

张维为先生还说：“为了建立真正体现人民意志的民主体制，首先必须摆脱西方僵化的政治话语束缚，特别是所谓‘民主与专制’话语的束缚。”这实在同样是无稽之谈。

因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平衡，中国开创了农业社会的基本模式和文化特色，而工业化和私有制市场经济却在西方首先出现，所以和工业化及私有制市场经济具有必然联系的“普世价值”及民主政治也起源于西方，确切地说起源于欧洲，并在美国传播发展。这是历史的事实。如果说这也是“话语权”的话，那么可以说，是历史赋予了欧洲国家和美国这种“话语权”！

既然民主政治制度起源于西方，那么随着全球化进程，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全世界各国的制度和文化实现“优势互补”，在全世界普及民主政治制度，成为所有想实现工业化和想建立市场经济的国家学习的榜样，也就是不足为奇的理所当然！在这里由谁来解释什么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制度的“话语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世界各国在自己工业化过程中，自己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应该学习西方哪些优势文化和优势制度的“自主权”属于发展中国家自己！确切地说应该是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群众！发展中国家是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来“自主地”决定自己应该建立怎样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同样确切地说，应该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群众”才真正有权利来确认和决定这一系列和“民主政治制度”有关的原则问题！

没有人主张张维为先生所批判的：“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西方政治话语”，我们只是主张在文化和制度方面和西方实现“优势互补”！

张维为先生说：“这个观念把千差万异的世界政治形态过分简约化了：这个世界只剩下民主与专制的对立，不是民主就是专制，而民主是好的，专制是坏的，专制就是法西斯，就是希特勒。如前面所说，如果世界真的可以这么简单地分类，那么民主制度选出了仇视人类的希特勒该怎么解释？”

张先生这一点说得没错：世界上除了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之外，确实还存在许多中间的制度模式，确切地说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都只能在政治民主化和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优势互补的一体化的历史潮流中，也就是在全球化历史潮流中发展，虽然他们在民主制度上确实不完善、不健全，属于张先生说的中间状态，但是他们的发展趋势都必须，也只能朝着政治民主化和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优势互补的一体化的方向发展。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规律！

其次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或者说世界各国国人民的实践检验已经证明了一个客观的事实——“民主是好的，专制是坏的”，我想象不出张维为先生要反对这个观点的“任何”理由！如果张先生真的反对“民主是好的，专制是坏的”的观点，那么还请张先生说清楚他的事实和理论依据！

其次，虽然“专制”不都是“法西斯、希特勒”，但“法西斯、希特勒”确实属于专制范畴，不属于民主制度。虽然希特勒是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但历史事实是希特勒上台后直接废除了民主政治的制度原则，从而彻底破坏了民主政治制度的“纠错功能”！是希特勒上台后实行的专制制度，才造就了法西斯和希特勒的历史罪恶！这笔帐，是无论如何也算不到民主政治头上的。法西斯和希特勒的罪行完完全全就是专制和集权制度的结果！

张维为先生说：“西方民主模式在非西方文化国家的成功率极低，那一套斗争哲学把多少国家搞得四分五裂。”客观事实是这些国家全部都是在政治民主化的历史进程中，他们“成功率极低”（如果这是事实的话，我并不承认这个观点，亚洲四小龙和已经进入次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无一例外地全部都是正在实行政治民主制度的主要原则，并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实行了民主政治制度，而是因为他们在民主政治制度方面并不完善。难道张先生能够在这些国家中例举出民主政治制度相对完善的事实？

历史事实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实践已经充分地证明了一个客观事实：所有在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和共同富裕二大社会主义原则上面相对完善的国家，无一例外地全部都是承认和实践“普世价值”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国家。所有发展中国家和相对落后国家同样无一例外地是在承认和实践“普世价值” 和民主政治制度方面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的！张维为先生难道能够有事实和理论来否认这些历史事实！

张维为先生主张：“汲取百家之长的，在品质和实效上都超越西方水准的新型民主制度，这也是中国能为人类做出自己贡献的一个重要机会。”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的必要条件，就是我上面说的——中国必须在坚持能够有效实现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和共同富裕二大社会主义原则的“普世价值”和民主的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才能够通过继承和发扬排除了“专制、集权”因素之外的中国特色来实现这一张维为先生和我们一致的共同目标。

2011年1月30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