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历史学笔者是门外汉，所以在探寻国立河南大学这段校史时，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对国立河大人物身份（学术身份、政治身份）的把握。
要准确、有价值的写清楚一个历史人物真实的面目轮廓，就必须要掌握这个人物一生之中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轨迹，才能描绘出此人一生中跌宕起伏的图谱。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多年来下大功夫收集国立河大（1942—1949年）前后的五任校长：刘季洪、王广庆、张仲鲁、田培林、姚从吾的年谱，想不作任何评价的将五位校长的背景（学历、政治信仰）、学术成果、道德品行、人格魅力，在任校长期间行政管理、社会政治活动……一一客观的记载下来。然而，困难在于缺乏的是历届的一校之长一生完整的逐年逐月的记载——年谱或年表，更别说国立河南大学其他重要学者和政治风云人物的这些基础资料了。
这是鄙人力图详尽完善《国立河南大学之命运（1942—1949）》这本纪实书稿，记载人物真实有据的所作所为的障碍所在。作为中国传统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是非常讲究格式即文体的，譬如年表：“是把重大历史事件按年月排列的表格，依照年代顺序排列人物事件的表格，纪传体史籍的一种体裁，对于了解历史起着重要的作用，始创于司马迁的《史记》；再如年谱：“是以 谱主 为核心，以年月为经纬，将一切有关活动均以介绍。自宋代已有年谱，清代达到鼎盛，有800多种1000余卷。”
笔者才疏学浅，在苦苦寻觅中，最终明白中国传统文化对历史人物的研究积累下的宝贵财富，是现代人难于逾越的。必须“补课”从头学起。
有幸的是台湾大学教授王德毅先生，编写了“姚从吾先生年谱”与“姚从吾先生年表”。得到这本“姚从吾先生年谱”煞是费了一番功夫，此谱对姚从吾校长一生的足迹经年有序、记载详尽，甚是明了，总算是有所收获。目前，五位国立河南大学校长年谱、年表收集工作，进展虽不够顺利，但是资料积累还是颇有成绩。
相比之下，笔者收集到的其他国立河大人物的《传略》，就大跌眼镜了。原因是这种《传略》并没有遵循传略的词义：“一种比较简略的传记。相对“详传”而言，它所记述的内容粗略，文字简洁`朴实”的原则，问题在于即便是“内容粗略”，也不可没有实际内容，连篇累牍的政治标签，以致最简单的年表都没有，东拉西扯……让人看后一头雾水。记得，前些年笔者对此《传略》疑问重重，请教该《传略》的主编，得到的答复竟是“我根本不了解这位传主，无可奉告”，笔者惊异地反问“你既然不了解这位传主，怎么能写出这位传主的传略……”回答很有理“领导叫我咋写，我就咋写呗！”嗷，这是奉命编造；接着笔者又找到一位有些政治辫子捏在人手，一生小心、谨慎过日子的学人，问他对赞美的人物，通篇感恩、溢美有余、空洞无物，到底有没有真东西，老学人倒很真诚“你设身处地替我想想，我这种情况，在那种环境下，人家约稿你敢不写……”这是时过境迁的二十一世纪，老学人才敢道出当年言不由衷的无奈。的确，这是文字绑架……
我很欣赏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清华大学 编写的《蒋南翔文集》，笔者曾经在2012年6月在爱思想网页上发表读《蒋南翔文集》的一些感想，作过一些肤浅的评论：
“沉甸甸的上下两卷《蒋南翔文集》，共1288页，记载了蒋南翔（1913—1988年）一生发表在报刊、以及公开讲演的149篇文稿。但是在笔者研读时却产生了疑问，毕竟文集、选集、全集应当是不同的。尤其是有关评价历史人物书，笔者从来嗤之于鼻的是那些根据不同的政治气候，不同立场人群的需要和不可告人目的而搞出犹如断章取义的“选集”（这和文学艺术作品的精选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这样片面的臧否人物是没有可信度的。
那么，为什么此书既不是全集、又不是选集，经笔者对《蒋南翔文集》的再三审视，最终在该书的附录三找到了答案，原来附录三“蒋南翔同志撰写文章及讲话目录选”中，标明了共360篇文章、讲话、发言等的题目和出处，这样一来，可公开透明的供研究者查阅的索引，基本上可以搞清楚在每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社会背景下蒋南翔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执行其路线中，是否有违法乱纪的行径，而看出一个人的政治主张和道德品行。这样看来，《蒋南翔文集》的编写者比较严谨，题名‘文集’恰到好处。”
现在再重新审视《蒋南翔文集》，笔者认为该书是对蒋南翔一生所发表文章及讲话列了一个详尽的“年表”，这个年表虽不加任何评论，但是对蒋先生的理想抱负、政治信仰、以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一切作为白纸黑字地跃然纸上，不论什么历史时期、不管什么风向，蒋南翔就是蒋南翔，他在清华大学及中国高等教育的功过是非任人评说，光明磊落、真真切切，何等的酣畅淋漓。反之，那些拉大旗作虎皮，挥舞大棒、狐假虎威，真真假假、遮遮掩掩……其中必定有诈。
最近看到华中师范大学李良明、 张运洪 、 申富强 编著的《韦卓民年谱》，是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华大学人研究书系丛书。该书在内容简介中阐述：
“韦卓民，华中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之一）老校长，饮誉海内外的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翻译家和宗教学家。他学贯中西，一生潜心学术，笔耕不辍，为后人留下了近百种著作或译著。本年谱以时间为序，较详细地记录了韦卓民先生的生平，全书分八编对应几个不同时期：青少年时代、留学美欧前后、重建华中大学、喜洲办学、武昌复校、新中国成立初期及“文革”蒙难岁月等，重点突出了韦先生办学与治学的经历。附录有关于韦先生的回忆性文章以及韦先生的著述、译著目录，可供相关研究者参考。”
《韦卓民年谱》的出版，据笔者个人这些年对华中师范大学校史初步的了解，认为这是二十一世纪华中师范大学在办学道路上的一次突破，是该校真正要回归到以学术为本、海纳百川的治学之道的体现。编“华大学人研究书系丛书”需要良知和眼光、需要真正要把华中师范大学办好的决心和魄力。笔者为之叫好！同时，《韦卓民年谱》经年有序、客观求是的内容，给笔者在研究人物方面作出了榜样，给笔者以启迪和思考。
当然，社会的进步是从教育开始的。今天（2013年7月17日），打开百度新闻，一条“清华校长叮嘱毕业研究生坚守良知拒做高知坏人”（来源： 北京日报 ）的报道（摘录）引人瞩目：
“没有煽情、没有调侃，只有温情的叮嘱。昨天，清华大学4000多名研究生在校体育馆上了“最后一课”，校长陈吉宁的临行叮嘱聚焦于两个字——良知，他嘱咐学生要坚守良知，拒绝做“高知坏人”。
“今天是清华园一年中最为盛大的节日，久违的蓝天也为你们回到了北京！”陈吉宁如此开场。从社会转型、竞争压力到功利思想，从食品安全、环境污染、腐化堕落到金融危机……“很多问题一再触碰社会良知的底线，不断拷问着人们的心灵。坚守良知，将是你们走上社会面临的第一个考验，也是终身的考验。”陈吉宁叮嘱学生。
陈吉宁转述一位外国企业家的观点，国际金融危机，不是由笨孩子造成的，而是由聪明孩子造成的。“我坚信清华的学生都是聪明孩子，将来不乏各行各业的佼佼者，正因为这样，你们更要做社会良知的坚守者，做善良、正直、诚信、守信的人。”
分别的同时，陈吉宁也畅想着相聚。陈吉宁希望孩子们重回母校时，带回来的不只是出色的业绩，更有坚守良知的故事……”(记者 任敏)
请注意，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提出了“高知坏人”这个概念，是孤陋寡闻的笔者第一次听到的对知识者的专用名词，也是最近听到的不依阶级（实际上是利益团伙）划线，而在知识者之中，以“高知坏人”来区别“坏人”和“好人”的最新版本。
这又必然使笔者联想到年谱、年表的问题，我想陈吉宁校长对2013年清华大学毕业研究生的这篇讲话，百年后一定会列入陈吉宁文集的年表之中的，他提出的“坚守良知，拒绝做“高知坏人”会成为知识者的警句，一定会在知识界流传下去的。
这样看来，如果一个被吹捧多年、有一定影响的“高知”（笔者认为多数是“伪知”），竟然没有年谱或年表，可以说此人政治身份、信仰存疑、学术成果（不同时期发表的不同的文章没有起码的年表）、道德品行存疑！
这是一个历史的启示，笔者将在今后的历史问题的探索中，一定要以有档案资料记载的年谱、年表、大事记为准则。对没有基本年谱、年表的人物，列入有疑问、不可信的另类。更没有必为这样的“另类”人物虚无缥缈的评价，而浪费宝贵的时间。
2013年7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