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问题导向、发展导向特征。新征程上我国经济实践呈现出一系列特征事实：目标定位出现了从增长导向到发展导向的转变，发展方式出现了从追赶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外部环境出现了从相对宽松到日趋复杂的转变，重点工作出现了从总量扩张到结构优化的转变。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大实践价值。1978年之后我国在推进历次经济体制改革中深化了对改革和发展的规律性认识，经济改革呈现出从进程启动、到目标确定、到内容完善、到系统集成的深化过程，改革推动发展在我国经济实践中得到了反复验证，这为新征程上我国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新征程上，我国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系统集成”之后的“功能提升”，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需体现接续性、精准性、深入性、系统性、平稳性特征，经济体制改革的守正创新、问题导向、制度创新、系统集成、稳中求进趋向是明显的，这体现出经济体制改革战略与策略、目标与路径、方向与方法的统一，其将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支撑力量。

关键词：经济体制改革　新征程 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

一、引言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持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在全球范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效。我国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显著改善了国内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并加速推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囊括了多个维度，其成就也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中经济现代化居于基础地位，经济发展成效尤其引人注目。1949年以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之后，我国从一个典型的低收入国家成长为全球人口规模最大的中上等收入国家、GDP总量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全球减贫成效贡献最为突出的国家、在世界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引擎作用的经济体。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并在全球范围取得了“奇迹般”成就，这是过去40多年世界经济格局呈现的一个基本特征事实。

中国的经济现代化与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相关，经济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经济改革史。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的经济改革不是一次性推进的，而是一个连续的、动态的过程。观察和理解这种动态特征的一个视角是党和国家针对经济体制改革做出的一系列战略部署。例如，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将党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这些均体现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和动态调整特征。2020年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新征程上我国同样需要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体现出我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经济发展目标和实践条件变化的积极回应。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其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问题导向、发展导向特征，据此，理解我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就需要回答这些问题：新征程上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究竟要回应怎样的实践问题？我国在新征程上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此前历次改革之间有怎样的逻辑关联？与新征程特征和历次改革逻辑相契合的经济体制改革趋向是什么？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阐释和回答，以此为清晰认识新征程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施逻辑和发展趋向提供理论参考。

二、新征程上中国经济呈现的特征事实

在我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不同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都旨在解决这一阶段的经济关键问题，从而实现经济在规模和结构等方面的跃迁。新征程上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同样具有这种实践导向特征，认识我国经济领域的主要特征事实——对新征程的经济格局进行精准“画像”，进而明确改革瞄准的核心问题——是把握经济体制改革取向的前置条件。从大历史观的角度看，自然不能飞跃，历史不能跨越，新征程上我国的经济格局是经济长期演化累积的产物，它与此前的经济活动及其结果之间存在着前后继承的关系。但在另一方面，“新征程”是我国整体现代化事业推进中的新阶段，其在经济发展方面面临着许多新背景、新挑战和新课题，它不是对此前我国经济格局的直接“外推”或简单“重复”。

研判新征程我国经济呈现的特征事实极为重要，理解这种新特征的一个视角是将中国经济放在全球格局中进行观察和思考。按照201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1978—2022年世界GDP从24.86万亿美元增至89.96万亿美元，同期中国GDP从0.36万亿美元增至16.33万亿美元，中国GDP占世界GDP的份额从1.47%快速攀至18.15%。同期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世界GDP占比均出现了明显下降，其中美国从27.67%降至23.35%，欧盟从27.05%降至16.99%，日本从8.37%降至5.04%。在新兴经济体中，另一个人口超过10亿的发展中大国——印度的GDP份额也在增长，即从1.08%增至3.29%，但其增长速度显著落后于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全球经济领域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中国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及其世界影响力的显著提升，中国已成为GDP总量仅次于美国、且与美国差距持续缩减的第二大经济体。如果对中国与美国进行比较分析，则1978—2022年中国GDP相当于美国GDP的份额从5.30%增至78.01%，这里几个重要的时间点值得关注：1978年(5.30%)、1992年(12.64%)、2002年(23.19%)、2012年(52.46%)，它们分别对应着中国经济总量基本相当于美国的1/20、1/10、1/5、1/2。我国在这些重要时间点启动或深化了经济体制改革，并因前后相继的改革实践推动了经济现代化。现阶段，中国经济总量正在持续接近美国经济总量，这是一个对全球经济格局具有广泛且深远影响的历史性变革。以这种转变为分析切入点，我国的经济发展目标、面临的国际环境以及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均出现了重大转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相互交汇，在我国经济领域具有清晰明确的体现。由此延伸开来，新征程上我国经济领域呈现出如下多个特征事实：

一是目标定位出现了从增长导向到发展导向的转变。1978年之后中国在人类发展史上创造了增长的“奇迹”，GDP总量呈现出向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持续靠近，这意味着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已经站在新的起点，必须立足于这种新起点来谋划新的发展目标。这可以从如下方面来理解或阐释：首先，我国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推动了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条件下，这在基数意义上引发了经济增长速度的逐渐回落。1978—202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1%，在GDP总量扩展的背景下未来持续保持这种高速度是不切实际的，经济增速逐渐“下台阶”是自然而然的事情。2023年中国126万亿人民币的GDP总量增长5%对应的增量，相当于2010年GDP增长15%或2000年GDP增长63%对应的增量。其次，中国经济增速回落需要体现渐进、平稳特征。伴随着时间的推移，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速回落是自然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速不再重要了，也不意味着“做大蛋糕”可以直接让位于“分配蛋糕”。迄今为止，中国仍是世界上人口规模罕见的发展中国家，我国迈向高收入国家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需付出持续努力。按照两个“十五年”战略布局，中国要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意味着我国经济需保持持续较快的增长速度，在增速之外需综合考虑其他发展目标的达成。最后，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包含着结构和总量两个方面的“瓶颈”，这相对于此前“落后的社会生产”瓶颈来得更加复杂。与此相关联，我国的经济发展导向需要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需要从单纯量的增长转向质和量两者的兼顾，即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经济发展必须更加充分地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必须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推动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这些均表明新征程上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定位出现了从增长导向向发展导向的重大转变。

二是发展方式出现了从追赶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1978年中国是在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经济效率长期偏低、发展程度处于低收入国家的情形下开启改革开放战略的，此后的40多年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探究这种转变的发生机理和实践逻辑，可以发现我国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追赶驱动特征，即以发挥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和政府作用为保障，充分利用国内劳动力资源等比较优势，生产契合要素比较优势的产品并与国内外市场需求对接，进而实现经济总量向主要发达国家、人均GDP向世界平均水平的追赶。如果说其他国家、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处于生产可能性曲线“前沿”的话，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体现为从曲线内部向“前沿”的靠近。在新征程上，我国发展方式沿用追赶驱动的条件已经或正在发生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客观上需要从追赶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即我国需要推动自身生产可能性曲线“前沿”向外扩展，才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这可以从如下方面进行理解：首先，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550美元，这意味着我国从此前的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开始转为中上等收入国家。按照201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中国人均GDP相当于世界人均GDP的份额1978年为6.55%、1990年为13.29%、2000年为27.86%、2010年为60.64%、2020年为98.20%，2021年之后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世界人均GDP，其份额在2023年达到105.25%，2023年中国人均GDP为12174美元，已经非常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线。其次，中国在发展方式转换中将科技创新放在了突出位置。追赶驱动阶段的经济发展强调发挥要素比较优势，其要素组合形态具有模仿特征，但在创新驱动阶段，要素比较优势的重要性和支撑力在下降，逼近生产可能性曲线“前沿”也意味着模仿的空间在缩小。这意味着我国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将科技创新作为至关重要的新发展源泉。1996—2021年中国研发投入强度从0.56%攀升至2.43%，其增长速度显著超过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现阶段我国着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即是强调通过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进而推动生产力发展方式创新。最后，我国经济发展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现代化是各国发展的普遍目标，但不同国家的现代化内涵和实现方式并不相同。1949年以来，我国在发展实践中形成并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其具有相对于其他国家现代化的鲜明特色：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是区别于已有西方模式的现代化“新类型”，已有研究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中心论”“本国国情论”“文明协调论”“和平发展论”为内核对世界现代化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新征程上我国的经济发展体现或支持着这种现代化模式创新，经济发展需要回应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等高远目标。

三是外部环境出现了从相对宽松到日趋复杂的转变。1978年以来，我国国内的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同步进行，特别是，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与域外经济关联在广度、深度等方面均得到了显著增强。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21世纪初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格局总体是较为宽松的：世界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经济全球化在持续发展，全球化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积极因素，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出现了快速攀升。1978—2006年中国进口依存度从5.09%增至28.44%，出口依存度从4.56%增至36.04%，进出口贸易依存度从9.65%增至64.48%。新征程上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转变，复杂化、不确定性增强是这种转变的重要特征。这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全球经济整体处在低速增长阶段。按照熊彼特创新周期理论，全球经济增长是由重大的产业集群式创新驱动的周期现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总体处在第二次产业革命红利下降、第三次产业革命正在探索的下行阶段，经济增速相对回落、并持续处在低增长阶段成为世界经济格局的基本态势。1980—2007年世界GDP年均增长率为3.14%，2008—2023年该数据降至2.61%，且增长率变异系数从0.3595增至0.8062。二是国际经济领域出现了明显的逆全球化倾向。在世界经济增速下降情形下，全球化进程也遭遇了重要影响，逆全球化趋势有所加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持续了近30年的扩张后出现收缩”。特别是，美国、欧盟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基于自身短期利益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长臂管辖、小院高墙等措施，对全球贸易发展、产业链安全等带来了重大冲击，并成为制约全球经济迈向复苏和繁荣的重要因素。1980—2008年全球贸易依存度从40.54%增至61.38%，这意味着贸易增速持续且显著地超过GDP增速，但2008年之后全球贸易依存度基本在50%—60%之间波动，贸易相对于GDP的增速优势不复存在。三是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出现显著转变。按照201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2022年中国和美国占全球GDP的份额分别是18.15%和23.25%，两者相加超过了41%，中美经贸关系是全球经济格局中最为重要、具有世界意义的双边关系。新征程上中国的经济总量逐渐接近美国，美国基于传统霸权思维、修昔底德陷阱思维将我国定义为其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并由此调整了对华贸易政策。2017年之后美国发起了对华“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信息战”“舆论战”等一系列遏制举措，试图阻滞和延缓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态势。可以预判，美国对华的经贸压力很可能要延续较长时期，且其广度、强度、烈度很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这种复杂格局是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直面和回应的外部环境挑战。

四是重点工作出现了从总量扩张到结构优化的转变。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同阶段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并不相同，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是围绕社会主要矛盾而展开的，这意味着经济发展的重点工作会随着时间推移、阶段演变而发生转变。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改革开放之后的较长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体现为总量扩张，以此突破“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个关键瓶颈。现阶段我国进入新时代新征程，社会主要矛盾转换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内在地要求经济工作重点发生转变。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意味着经济发展需要解决结构、总量两个方面的问题，同时需要将结构优化放在更为优先的位置。新征程上，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工作转变为结构优化，这是对经济领域中面临的若干重大结构失衡问题的积极回应。具体地说：一是在需求结构方面，短期来看一国的经济增长可分解为投资、消费、净出口，对于中国这样已经处于中高收入阶段的人口大国而言，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稳定器”作用，“消费与投资之间存在相互促进关系”，同时消费也与居民的生活状态和福祉获取直接关联。从跨国比较来看，现阶段我国居民消费率处在偏低位置，2020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38.1%，明显低于世界平均(55.3%)、美国(67.0%)、日本(53.4%)、欧盟(51.6%)、印度(58.6%)等水平。二是在产业结构方面，一国的经济发展通常伴随着以工业化、服务业化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变迁，且不同产业之间的生产率（特别是劳动生产率）呈现出趋同态势。1978年以来，我国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持续、显著的转变，2012年之后第三产业增加值超过第二产业增加值，整体上在经历工业化之后开始步入服务业化阶段。然而，迄今为止我国三次产业之间仍存在比较显著的生产率落差。2023年我国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分别是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4.5倍和3.7倍。这说明劳动力要素在城乡、产业之间仍存在错配，城乡和产业间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状况依然是明显的。三是在投入结构方面，经济增长理论将一国的经济增长分解为要素供给以及要素组合效率，全要素生产率(TFP)是标度要素组合效率最为常用的指标。考虑到物质要素通常存在供给数量约束和边际效应递减特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一国长期经济增长中扮演着更为关键的角色。利用佩恩表10.01提供的跨国比较数据，如果以美国TFP为1，则2019年我国TFP为0.403，低于德国、法国、英国、日本、韩国等经济体。已有研究也表明：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应以大幅度提高生产率、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为主线。概括起来，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特征，新征程上经济发展需要重点解决结构失衡问题，重点工作逐步转向结构优化，这在路径和政策选择等方面和此前侧重于总量扩展相比是存在差异的。

概括起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新征程。新征程上，我国经济在目标定位、发展方式、外部环境、重点工作等方面均呈现出新的特征事实，经济发展面临的条件、面对的问题和预设的目标均出现了系统深刻转变。我国需要立足新的实践背景来达成新的经济发展目标，这是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回应的重大课题。由此延伸开来，新征程上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实质就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通过持续且系统的经济制度完善来推进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关系优化，以此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更加错综复杂的条件下达成更加多元、高远的战略目标。这是理解和认识新征程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趋向的实践基础和逻辑起点。

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程回顾及主要启示

新征程上，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是由经济实践中的目标和条件转变所内在决定的。由此引申的问题是应怎样理解新征程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征、内涵和方法，经济体制改革究竟要基于怎样的基本准则、改革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等等。概括地说，即新征程上我国应确立怎样的经济体制改革观。这一问题的实质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操作性、实施性问题。回答这一问题同样需要基于大历史观，即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的历次重要经济改革切入，剖析这些改革的形成机理以及演变逻辑，以此提炼出我国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启示或内在规律。考虑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连续的动态变迁过程，历次经济改革需要回应的具体问题虽然有区别，但其基本逻辑具有内在稳定性，因此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程的梳理和回顾，有助于人们明晰新征程上我国经济改革的实施逻辑和基本方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征程。在经济领域，1956年底在完成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我国建立起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此之后，我国推进了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国家工业化战略，与此相关联的是在经济运行中采用了计划经济体制，并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相互嵌套的具体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指令性计划成为调节资源配置的主要工具，各级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主体作用。这些具体经济制度和政策的实施结果是：我国在初始条件极度不利的条件下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为国家安全提供了保障力量，并为此后的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基础条件。但在另一方面，计划经济也导致微观主体经济活力受到抑制、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升较为缓慢、中国经济的国际影响力相对偏低等问题。以1978年不变价美元计算，1960—1977年我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长期处在1%—1.5%之间。这种情形推动了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实施改革开放战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成为我国启动改革开放的主要标志。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明确提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这意味着：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济现代化、生产力发展、经济体制改革之间形成了清晰的逻辑关联，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是目标调整，依靠经济体制的“广泛、深刻的革命”来改变生产关系，进而使之推动生产力发展是路径选择。以此为出发点，“改革”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领域各项活动展开的“关键词”，成为我国经济取得增长“奇迹”的重要驱动力量。1978年之后，我国在多个领域、多个维度持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广泛性、深刻性引人注目，例如1978—1984年由安徽小岗村发起的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快速推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此前的人民公社制，农村居民以家庭为单位获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并由此扩展了要素配置权和经济自主权，这极大地释放了农村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力，农产品供给水平快速提高、农民收入显著增长以及此后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等都是改革推动发展的具体例证。

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启动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1978—1988年GDP年均增长率达到10.2%，但1989年、1990年我国经济出现快速下行，GDP增长率分别为4.2%和3.9%，经济增长面临改革启动后的回落风险，不同社会成员对经济改革的走向出现认识分歧。这种情形推动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1992年初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发表了重要的南方谈话，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该决定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始终坚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决定各项改革措施取舍和检验其得失的根本标准”。我国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跳脱了计划经济姓“社”、市场经济姓“资”的传统观念，使社会成员对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有了稳定预期和清晰研判。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这突出了市场、价格、供求、竞争等机制在调节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功能，对于激发微观主体经济活力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重要动力。明确将三个“有利于”作为评价改革举措及其成效的根本标准，体现出生产关系优化最终需要依靠其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而检验。显然，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其重要性在于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主要原则、根本标准以及重点领域。此后我国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推进了体制改革，例如：企业改革、价格改革、商品流通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对外经济体制改革等等。特别是，1994年我国加快推进了财税体制改革，将地方财政包干制改为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建立起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分税制改革显著增强了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同时激励了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赛”。在已有文献中，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行为被视为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及持续推进多领域改革之后，我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的增长态势，工业化和城市化等经济结构转型在快速推进，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支出也在快速增长，改革推进发展的规律再次得到验证。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2001年底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意味着中国经济从有限开放转向全面开放，经济体制在客观上需要与这种开放格局转变更好地契合。我国在经济总量保持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国民经济中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结构性问题开始出现或加剧，例如：“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城乡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持续攀高，1997—2003年这两者分别从2.47倍增至3.12倍、从2.59倍增至3.21倍，2003年两个指标均达到1978年以来的最高值。这种情形需要依靠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来予以回应，立足于这种背景，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具有重要实践意义。该《决定》明确提出新阶段我国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这意味着我国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开始立足于科学发展观来统筹考虑总量和结构之间的关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基础上，对影响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生产关系进行优化，这体现在“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及“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即针对政府—市场关系进行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改革，这种改革实践包括了诸多方面。举例来说，我国持续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特别是2003年开始实施的《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农村耕地承包期为30年，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这适应了我国城乡产业、就业以及社会结构的转变趋势，契合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流转、在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实践需要，推动了农村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对于统筹城乡发展和优化城乡要素配置起到了积极作用。

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线推动了经济改革，这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的GDP增长率延续了此前年均10%的超高水平，以改革来持续形成发展动能，在我国经济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彰显。201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经济则从高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与此同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经济整体上进入低增长阶段，美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这些因素相互交织推动我国立足于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将改革在各个领域深入推进下去。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凸显了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即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统筹部署和整体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在经济领域，该决定明确强调“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意味着新时代我国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既强调全面论（即改革是涉及多个维度的系统工程），也强调重点论（即经济体制改革是重点）；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更加明确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在政府和市场关系中，更加明确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相对于此前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是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意味着我国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更加强调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更加强调“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两者的功能协同和良性互动。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挥着进程启动作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发挥着目标确定作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发挥着内容完善作用的话，那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则发挥着显著的系统集成作用。这意味着我国对经济现代化的规律、生产力发展规律和改革开放规律在持续深化，并由此形成了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之间的相互推动关系。2013年之后，我国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基准，在经济领域中推进了系统化的改革，改革的广度、深度、力度前所未有，改革取得的发展成效令人瞩目。以城乡关系转变为例，2013年之后我国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更加凸显城乡要素依据市场机制进行再配置，更加强调财政资源支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在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上，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农村耕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产权制度改革在我国迅速推开，这是农村经营体制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之后的又一次制度创新，其对于激发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和重新配置、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事实上，2020年我国历史性解决农村绝对贫困问题，在人类发展史上创造了大规模减贫的“奇迹”，2009—2023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持续缩减，前者从3.11倍降至2.45倍，后者从2.81倍降至1.83倍，新时代我国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引人注目。

显而易见，1978年以来我国在经济领域持续推进了体制改革，改革所取得的发展成效是历史性的，是具有世界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在改革中推进经济发展，在发展中深化经济改革，这是中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采用的基本方式、得出的主要经验。与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是一个人口超过14亿、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大国，这导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鲜明的自身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体制改革30年研究课题组从九个方面阐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色，具体包括：改革的理论指导、性质、方向、方式、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改革与开放的关系、改革的协同配套、改革的推动力量等。中国立足于自身实践持续推进经济改革，并在改革中形成新的发展动能，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具有应对国内外挑战的强大韧性。近年来，域外出现了多种唱衰中国经济的观点，例如所谓的“中国崛起顶峰论”“中国改革停滞倒退论”“中国消费动能消失论”“中国产能过剩论”等等，这些观点是不客观、不准确、不严谨的，其根本错误在于忽视了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立足于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历史经济体制改革的梳理，人们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结论：一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随着客观环境和阶段目标而调整，是一个动态的持续过程，经济体制改革不是“一般过去时”，而是“正在进行时”。二是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生产关系优化调整，调整的主线是政府—市场关系变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施基础，政府—市场关系变动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内容，“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统一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显著特征。三是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深化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特别是注重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交互作用，强调依靠生产关系的持续优化来回应实践发展需要，形成新的发展动能。四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不同发展阶段均取得了明显绩效，从生产力这个检验标准来看，我国在生产关系调整方面取得的成就是突出的，改革是中国经济保持韧性和发展的基础条件。上述结论是从我国历次经济体制改革中提炼得出的，其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或方法论，并对新征程上的经济体制改革发挥着启示指引作用。

四、新征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呈现的主要趋向

新征程上，我国经济领域呈现出一系列重要特征事实，这为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实践背景，深化改革这个“矢”就是要射向实践特征这个“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在更加复杂的条件下实现更加高远的发展目标。1978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在持续的改革进程中推进的，梳理经济体制改革历程使得人们能够更清晰地把握改革的性质及其与发展的紧密关系，这为新征程上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思想基础、内在逻辑和主要方法，新征程上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对这些历史资源的呼应。然而，新征程上我国需要的是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而不是对此前改革内容的重复，这主要是因为现阶段的经济实践相对此前状况出现了若干差异，因此必须因势利导、顺势而为、与时俱进推进改革。这种差异主要体现为：一是在现代化目标上，我国更加明确地提出了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国强调在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现阶段我国各项事业对标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和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这相对于此前的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而言，是国家发展战略层面的重大转变。二是在经济发展取向上，更加明确地凸显高质量发展的导向作用。在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之后的很长时期，我国经济发展主要致力于推动经济总量保持快速增长，即侧重于通过“做大蛋糕”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中的“落后的社会生产”问题。但在新征程上，我国经济发展从高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中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及“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均需要经济发展取向的转变，从总量或规模扩大转向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需要更充分地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以此实现经济更高质量、更可持续、更为均衡的发展。三是在国际环境上，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经济领域中的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区别于此前的世界经济高增长以及全球化快速发展状况，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经济整体上进入持续低增长阶段，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美国基于传统霸权思维对中国的经济遏制强度在持续加大。这种情形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重要影响，域外冲击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推动经济转型的重要变量。四是在国内条件上，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形成新的动力源泉。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与国内的要素禀赋优势紧密关联，特别是劳动力资源充裕且在跨国比较中相对低廉，但2022年之后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转为负数，2012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及其占比均出现下降，这些因素意味着中国需要将劳动力的数量红利转为质量红利。与此同时，我国经济体系中的需求结构转变、产业结构转变、投入结构转变任重道远，这些结构性挑战是新征程上经济发展需要给予回应的重点领域。五是在改革动力上，我国需要在体制机制完善和利益格局调整中汇聚新的改革动能。经济体制改革是由不同的社会成员共同实施并分享其成果的，在1978年之后的很长时期内，我国的经济改革具有增量扩张和渐进推进特征，改革在整体上惠及广大城乡居民和不同类型企业。在改革开放推进到40多年的特定时期，我国不同社会成员在改革成果获取中存在着差异，例如：在农村内部即存在着不同农民之间的分化特征。这意味着不同社会成员对改革的期待和评价不尽相同，我国需要依靠体制机制完善和利益格局调整来汇聚改革共识、壮大改革动力、直面硬核问题，进而将经济改革向纵深方向持续推进。

上述实践差异意味着新征程上我国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性和急迫性。从另一方面看，我国也具有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和思想条件，中国已经成长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人口规模最大的中上等收入国家、对世界经济发展发挥重要引擎作用的国家，这些为我国深化体制经济改革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有利条件。更值得强调的是，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我国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深化，现代化建设历史就是持续推进理论创新的历史，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交互激荡中，我国更为系统深入地把握了经济改革和发展规律。特别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立足于“两个大局”相互交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实践背景，针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其基本内容包括：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立场，进入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方位，坚持新发展理念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鲜明主题，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坚持问题导向部署实施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举措，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着力点，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法宝，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新征程上我国还需要加快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化中国化的创新成果，是对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深刻把握，并成为新时代我国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同时也成为新征程上我国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和思想资源。

立足于实践变化和理论创新，新征程上我国将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放在重要位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针对我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系统部署，其中特别强调了经济体制改革在整体改革中的牵引功能，明确阐述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领域。这为新征程上我国在经济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保障条件，是以改革促进发展这一逻辑的生动体现。在新征程上，我国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既有重要性，也具有可行性。从实施的角度看，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需要遵循和运用经济发展规律，契合现阶段我国经济实践特征和时代背景，瞄准高质量发展中的重大实践问题而展开，这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更充分地体现出如下趋向：

一是接续性，即新征程上，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对此前历次改革的历史延续，也是对此前改革内在逻辑的当代呈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连续的、动态的过程，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在不同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客观环境和阶段目标并不相同，改革就是通过生产关系优化来实现约束条件下的目标最大化。我国的历次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始终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整体目标，且呈现出前后相继、持续推进的显著特征。新征程上，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同样是这个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它在某种程度上是2013年改革“系统集成”之后的“功能提升”。从时序角度看，新征程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接续性体现在很多方面：在制度基础方面，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基础。新征程上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同样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并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这个整体目标。在物质条件方面，我国历次的经济体制改革形成了突出的发展绩效，新征程上我国的经济改革发生在中国经济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条件下，它是对此前改革成果的延续，是发生在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大幅攀升和生产率站在新起点的历史时期中。在改革性质方面，我国历次经济体制改革都是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完善，新征程上我国推进的经济体制改革同样如此，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对具体经济制度——生产关系进行优化调整，改革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而不是根本变革。在改革主线上，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主要围绕政府—市场关系而展开，新征程上我国深化经济改革同样以政府—市场关系调整为主线，即充分利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两种力量，促使“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协同作用更为充分地发挥出来。总之，新征程上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是凭空而来，它是历史演化的产物，它不是对此前改革的“否定”或“复制”，而是延续历次改革形成的基础制度、内在逻辑、主要经验及其发展成果，进而通过生产关系优化更好地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此而言，新征程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必然呈现出突出的“守正创新”趋向。

二是精准性，即新征程上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聚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精确识别、精准施策。在改革开放推进到40多年的特定时期，我国经济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征事实，特别是经济发展需要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需要在结构优化中回应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这些宏观目标需要微观主体来落实、来推进，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宏观层面的国民经济发展、中观层面的产业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其在根本上都取决于企业、居民等微观主体的行为选择。就此而言，新征程上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有力回应这样的底层逻辑，即进一步激发企业和居民的经济活力。已有研究也发现：要实现农民的共同富裕必须实现对其更大的权利开放。考虑到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力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紧密关联，因此，必须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赋予微观主体更充分的经济选择权，进一步稳定企业的投资预期和居民的消费预期，就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精准性”的集中体现。现阶段我国国际环境趋于复杂、国内劳动力成本攀升、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等等，这些因素导致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出现了若干变化。我国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整体呈现出下行趋势，1988—2023年该指标从90.08%降至68.33%，居民消费倾向有所收缩。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也有所回落，2013年1—12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处在19.6%—21.2%，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处在23.1%—24.6%，2024年6月这两者分别为3.9%和0.1%。企业投资增速和居民消费程度变化值得高度关注，原因不仅在于这两者存在着供给和需求的双向影响关系，而且在于它们直接关联着我国的就业创造水平、产业转型升级能力、科技创新动力以及共同富裕进程。由此出发，新征程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围绕激发企业投资活力、居民消费潜力而展开，依靠体制机制完善来优化企业营商环境，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完善居民收入分配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以经济制度的确定性来对冲客观环境的不确定性。不因短期波动而改变对微观主体活力的关注，依靠经济体制机制完善来健全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不断激发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力，这意味着新征程上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特征。

三是深入性，即新征程上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针对制约发展的深层次因素，重点依靠经济制度创新来壮大发展动能。区别于此前历次改革的背景，现阶段我国经济改革面对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其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在数字时代来临的历史条件下，我国需要因势利导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由此推进生产力质态跃迁和高质量发展。这些实践背景需要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来回应，深化改革必须体现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的原理，重视和发挥经济制度的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功能。考虑到经济制度是生产关系的制度化表达，经济发展推动了经济制度演变，经济制度则进一步影响了经济主体行为，进而形成微观、中观、宏观等维度的经济发展绩效，因此深层次的改革必定是经济制度的创新。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启动之后，我国在经济领域形成了不同层次的制度组合，即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制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重要制度（例如：土地产权制度、财政管理制度等等）。新征程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必须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以此形成与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高度契合的新型“制度组合”。在这种制度组合中，创新重要制度值得重点关注。例如：在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户籍制度改革可在供求两侧创造提高增长率的效应，我国需要在更大范围以更大力度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配置，消除户籍的公共产品差异化配置功能，消除劳动力就业和人口流动中的制度差异；在农村耕地“三权分置”改革广泛推进的同时，加快推动农村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的“三权分置”改革，进一步扩大农村居民对土地使用权利的配置空间，引导要素在城乡地区之间充分流动和高效配置。此外，加快形成全国性建设用地跨区域交易机制，健全地方政府财政转移制度，建设用地规模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加快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官员考核评价体系等等。这些制度因素是影响经济主体行为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变量，针对这些变量的调整完善意味着新征程上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具有明显的“制度创新”趋向。

四是系统性，即新征程上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其他领域的改革相互伴随、彼此作用，经济改革本身也涉及多个领域，这内在地要求以系统思维来认识和推进经济体制改革。1978年之后我国的改革首先发生在经济领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安徽小岗村实施“大包干”通常被视为改革的起点，这种经济领域中“点”的改革逐渐引致其他领域的广泛改革。新征程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内在地要求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的建设协同推进，经济领域之外的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互影响，例如：社会领域中的农村基层治理体制改革会影响城乡要素市场化改革。在经济领域，不同组成部分之间也存在紧密关联，例如：城乡要素流动必然涉及区域经济格局变动。上述情形意味着：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考虑经济和其他领域、经济内部不同部分之间的组合，必须更加强调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动的观点来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我国以激活微观主体活力为关键点、以推进经济制度创新为切入点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同样需要突破非此即彼的两分思维，从全面系统的视角来理解和推进改革。以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例，这一战略部署涉及国内和国外、供给和需求、总量和结构、技术和制度等多个方面，这就需要我国将国内经济改革和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结合起来，在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中，需要立足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的顺畅对接和能级放大，综合考虑产品生产能力、市场需求能力和供求对接能力的协同发力。由此延伸开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内需战略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需要通盘考虑，把供给端因素和需求端因素割裂起来是不准确的，与此相关联，我国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成果转化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体制、财政管理体制、要素市场化改革等需要协同发力。而城乡融合发展影响着我国的要素配置效率和内需扩展水平，政府绩效考核转型能够显著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显然，源于经济发展涉及领域及其影响因素的多元性，新征程上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就具有显著的“系统集成”性质。

五是平稳性，即新征程上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实践演变、制度创新中推进的，考虑到发展环境和目标的转变，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强调“平稳中的变革”。中国是世界范围内人口和地理规模超大的国家，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也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全新事业，与此相对，现阶段我国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更趋复杂，此前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在转变。这些情形意味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统筹发展和安全，需要对可能的重大风险有预警、研判和回应。当务之急是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以此提升企业的投资活力和居民的消费能力，切实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与此同时，需要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充分发挥长期、中期、短期规划的协同功能，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防止和规避经济增长出现大幅度下降。此外，从城乡融合发展的角度看，我国需要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凸显农产品供给的“公共产品”性质，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政策，依靠城乡融合发展来释放新的发展动能，提升我国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社会秩序安全水平。现阶段我国人口模式正在发生转型，根据第六次、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我国城市、镇、乡村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7.68%、7.98%、10.06%，2020年上述三个指标分别为10.76%、11.80%和17.71%，人口老龄化程度在加剧，且农村老龄化程度显著快于城镇。对此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需要站在形成国家战略资产、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高度，进一步加大对城乡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需要切实贯彻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原则和城乡共同繁荣发展理念，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特别是将医疗、养老等公共资源向农村倾斜，以此发挥城乡融合发展的经济“增长极”、社会“稳定器”效应。显而易见，新征程上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明显的“稳中求进”特征。

五、总结和展望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之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经济体制改革紧密关联，在某种程度上，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史就是持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改革发展史。经济体制改革不是抽象的、随意的、凭空进行的，其都是针对不同时期我国经济实践面临的重大问题而推进的，具有突出的实践导向、问题导向、发展导向特征。2020年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随即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本文强调，新征程上我国的经济实践不是对此前状态的“直接外推”，而是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事实：目标定位出现了从增长导向到发展导向的转变，发展方式出现了从追赶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外部环境出现了从相对宽松到日趋复杂的转变，重点工作出现了从总量扩张到结构优化的转变。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条件、面对的问题和预设的目标均出现了系统深刻变化，必须通过持续的改革对这种变化予以积极回应。在新征程上，我国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从改革历程梳理的角度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均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系统明确的部署，体现出经济改革从进程启动、到目标确定、到内容完善、到系统集成的深化过程。在这一进程中，我国不断深化对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规律的认识，改革和发展的交互激荡关系，即依靠改革驱动发展、依靠发展深化改革，得到了反复验证。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生产关系调整，调整的主线是不断完善政府—市场关系。这些规律性认识为新征程上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理论资源。

新征程上我国持续开展经济体制改革、将改革向纵深方向推进既有重要性和急迫性，也具有可行性和支撑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立足于“两个大局”交互的历史背景，对新征程上我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了系统部署，明确指出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经济体制改革发挥着牵引作用，强调经济体制改革需要统筹推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等多个方面。立足于现阶段我国经济实践呈现的特征事实以及历次经济改革形成的规律性认识，新征程上我国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然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持续优化，必然是改革驱动发展规律、依靠深化改革以壮大发展动能的当代体现，必然是各类经济制度在“系统集成”之后的“功能提升”。新征程上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需体现出接续性、精准性、深入性、系统性、平稳性特征，这意味着改革的守正创新、问题导向、制度创新、系统集成、稳中求进趋向是明显的。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依靠一系列体制机制完善来激活企业、居民等微观主体活力，以此形成我国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就此而言，在新征程上经济体制改革必将有力赋能经济发展，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是明确的，经济改革的广度、深度、力度也必将持续增强。在经济体制改革各项举措落实落地的情形下，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也必将行稳致远。

原载：《人文杂志》202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