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邻舍，与东亚其他国家一样，在决定其经济发展态势的民俗民情、政体安排与公共政策上，日本具有颇为复杂的特殊性。坊间有学者习惯将日本等东亚国家作为“儒家文化圈”的成员，为儒家的当代合法性辩护，也为中国制度变革与某些公共政策的出台提供辩护。这种说辞严重伤害了中日和平友好关系，并阻碍了中国向全球先进文明开放。
我们理当回到事实来重新认识日本，进而理解这个国家面对西面这个幅员辽阔的“老大帝国”的特殊心态。日本人对言行一致等行为规则的要求，具有超出一般东亚民族的苛刻性。道德专断下难以包容多样性，在对待外来生活方式方面，若非基于功利考量的“拿来主义”，客观上也导致日本经济缺乏由创新而来的后劲，且加剧这个民族心灵世界的闭关锁国。
东亚岛国骄人的经济发展
根据英国 The Guardian （《卫报》）以及日本内阁府、《日本统计手册》等资料所提供的数据，2011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高达5.9万亿美元（世界第三），人均超过4.5万美元（全球排前20名）。其银行业、金融业、航运业、保险业及商业服务业处于世界领导地位。作为亚洲第一大城市和全球地区生产总值最高的城市，世界金融、航运和服务中心，东京更是令人羡慕。即便中国官方媒体很不喜欢，日本还是获得了2020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
作为一般中国人，我们长期忽视日本的金融成就。日本在金融文化方面的辐射力与日本在金融资本上的实力的巨大反差也的确让我们倾向忽视日本的金融力。事实上，与诸多国家倾向日本拥有世界上资产最庞大的银行，邮贮银行；三菱UFJ金融集团、瑞穗金融集团和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在世界金融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东京证券交易所更是仅次于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全球第二大证券交易所。
在过去，由于日本特殊的宗族文化以及建立在这种官方主导的“赶超”战略中的权贵资本主义，例如三菱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通用集团的超级企业财阀，2009年仅在三菱旗下的世界五百强企业就达到8家。其高科技产品制造商包括东芝、松下、索尼、夏普、佳能、日立等多家知名公司。汽车产业中的本田、马自达、丰田、日产等公司的产品畅销全球。
根据著名的UN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说法，日本的工业用机器人产量占世界一半以上。在这背后，是其位居世界第三的科学研发能力。日本全国有约70万的科研人员，高居全球第三的科研经费，使得日本在电子电器、手机通讯、汽车、机械、工业机器人、光学、化学、半导体和金属等等领域屡获殊荣。
有篇专门介绍日本经济的题为“Start your business in Japan”的文章指出，作为山区国家，日本实行小型机械化，其单位耕地产量世界第一。日本对待森林的态度特别能感受到这个国家对本国的爱和精明算计远远超过对“普世价值”等话题的兴趣：作为世界上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其覆盖率高达65%以上的林业主要为生态环境服务；木材基本使用进口资源，是世界上进口木材最多的国家。这方面的主要提供者为东亚的中国和东南亚等国。
2012年7月江苏南通发生了一起群体性抗议事件，成因即日本一家纸业公司涉嫌排放废水，引起了启动市民的强烈不满。涉事企业为王子制纸集团。2013年9月11日，用百度搜索该公司，其官方域名下，显示的文字为“王子制纸集团是日本最大、世界第六位的造纸公司。王子控股株式会社在华事业总部位于上海市，请关注中国江苏省南通市的江苏王子项目。”对比欧美企业，日本在华的各项投资，例如汽车工业，都很容易卷入引起民众抗议。
日本经济增长每况愈下
提起奥运会，日本一般国民一定百感交集。从法理意义上说，东京是1940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可是，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对日本来说，早在1937年7月，就陷入了中国的长期战争状态。战争使得那一次奥运会没能举行。直到1964年，东京才再次成功举办奥运会。作为日本百年外交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次奥运既使日本走出了“二战”所塑造的不正常国家形象，又给其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对中国来说，1964年处于“文革”的前夕；对苏联来说，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撤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和苏共中央委员资格。可以说，日本在“冷战”中成功举办了一次奥运会。
今天中国越来越喜欢谈“红利”，例如“改革红利”、“人口红利”。套用这个说法，日本的发展是以“冷战红利”为基础的。美国为了扶持日本、韩国等国家对抗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其在朝鲜战争中的大量军事开支转化了日本的订单，成为日本战后崛起的重大保障。美国驻日占领军领袖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前后的对日货币和经济政策的变化，即为证明。
不仅仅依赖于“冷战红利”，日本经济的动力还包括：合作厂商、供应商、经销商与银行紧密相连成一个团体（即财阀），并形成了实际上鼓励垄断、限制中小企业的政商同盟。强大的企业工会和终身雇佣制度，则保证了员工的利益，强化了员工对企业的忠诚感。
大约可以以1964年奥运会为标志性事件，日本自1960年代开始了持续长达30年的高度增长，被誉为“日本战后经济奇迹”：1960年代内阁总理池田勇人提出“所得倍增计划”，经济年均增长10%的增长，诸多世界跨国企业都诞生于这一时期；1970年代初期遭遇石油危机，经济仍有平均5%的增长；1980年代则平均增长4%。
由此可见日本经济发展越来越缓慢。这也正常；合适的赶超战略有利于缩小本国与世界领先水平的差距，差距缩小后再发展就难了。问题不在这里，而在日本所堕入的结构性陷阱：从1990年代开始，主要由于1980年代末的过度投资所造成的资产膨胀，以及证券及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最终在与美国的竞争中，日本的泡沫经济瓦解，从此近乎一蹶不振。
经过“二战”后的复苏，60年代日元兑美元汇率保持在360:1。70年代日元开始升值，加之全球石油危机，日本经济增长率一下子从10%降到5%左右。巨大的股市和房地产泡沫这种结构性危机的导火线是1985年的“广场协议”。汇率从1985年的239:1上升到1992年的128:1，直到1995年的80:1，然后开始逐渐回落。
当然，还有这个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危机。今年8月底，日本总务省最新人口调查显示：日本全国人口为1亿2639万3679人，与2012年相比减少26万6004人，连续四年减少（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创下24.4%的新高；15至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降至7895万7764人，其降幅为125万人，劳动年龄人口占所有人口比例亦下降到62.47%）。
有学者由此断言，以后日本会国中无人。日本“人口红利”消失。房地产泡沫，更是整整毁掉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自主创新能力，使底层民众的积蓄成为官方背景深厚的大资本的取款机。这样的文化-政治-财经的结构的逻辑是，日本不可能成为世界性创新的发源地。
正是在这样的结构体系中，后来发生的新型科技革命和日本没有太多关系。且不说“硅谷”、苹果这样的新兴产业，在传统的产业方面，例如汽车制造业、贴近新技术革命的手机制造等方面，日本也逐渐被越来越西方化的韩国等新兴国家所赶超。
日本为何在东亚领先却在自由度和创新能力上不如欧美世界
全球有三个国家特别强调纪律，分别是德国、日本和以色列。以色列的分工合作秩序缘于犹太主义的以律法为中心的信仰文化。德国人之如此，原因在于这个国家的路德宗基督徒在罗马法下发展起来的对政府和共同体的过分顺服（说起来这与欧洲大陆的宗教改革有关）。区别于上述以一神论为信仰特征的国家，日本也强调顺服。
与欧美基督教犹太教、甚至于中亚伊斯兰教的“一神论”相比，凡是奉行“万物有灵论”的民族普遍缺乏严谨的纪律，在程序和制度上的缺乏忠诚度，导致这些民族长期很难发育出现代意义的法治。罗马法、普通法、教会法诞生于欧洲。在中东，还有更为保守的犹太法和伊斯兰教法。现代中国人谈到这些宗教法律体系，动辄思维短路，以为有人又在鼓吹“文革”。其实不然。对人类社会来说，由于能避免无政府主义和丛林法则，有法总比没有法好。
大约在中国唐朝，日本学习的是中国的“中华法系”。中华法系的特征之一就是外儒内法、尊卑有别。到了现代工商业时代，中华法系就甘拜下风；中国在晚晴实际上就抛弃了中华法系。日本则在“明治维新”中主动抛弃了中华法系。即便如此，同为实行中华法系的国家，由于嫡长子继承制实际上被落实，日本在国家文化方面总体上迥然有别于中国。
今天有中国学者认为卖淫嫖娼仅仅涉及到私德问题。这是错误的。就社会关系而言，卖淫嫖娼涉及男女两性关系；夫妻是最简单的共同体。两性关系下产生的婴儿则会进一步通过家庭的方式进入到继承制度中去。古代颇多国家允许一夫多妻制，或者认为卖淫嫖娼合法；在这种社会状况下，为了避免财产继承上的混乱局面，正常国家普遍实行嫡长子继承制。
作为宗法制度最基本的一项原则，嫡长子继承制规定王位和财产必须由嫡长子（嫡妻即正妻所生的长子）继承。中国古代西周天子的王位由其嫡长子继承，其他庶子作为“别子”被分封到各战略要地。同为“封建制”的古代欧洲也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客观上维护了贵族传统。然而，奉行“圣王创世，天命靡常”的中国，很快就在皇位继承等一系列环节上破坏了嫡长子继承制。有历史学者考察说，从秦到清两千年间，只有2/5的帝王是依据嫡长子继承制继位的（见：谭平：《中国古代皇位嫡长子继承制的计量分析》，载《成都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加之不断发生的各种争斗，种种乱象直接导致了历届政府权威的迅速失落。
对比中国，日本可谓在历史上罕见针对中央权威（天皇）的底层革命与高层争权斗争。
产权素来是制度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的基础命题。其交接程序更是政权组织形式的核心话题。由于规范了经济和政治“产权”的交接秩序，单在政体方面，历经千年未曾中断的日本皇室血统，塑造了几乎完全有别于所有东方国家的制度体系。日本的民间社会井然有序，绝对不会如中国式“众子继承制”中几个儿子为了继承家族式企业的主导权而“富不过三代”。
进一步地，神道教下对儿童早期教育中的社会化和“山上大君的监控”，在如此双重监控和抑制下，日本国民的人格被高度同构化。对比中国，这个方法避免知识分子那种“说了就等于做了”的“因言称义”逻辑和“双轨道德”局面。与某种形式的背叛出卖的“无耻文化”相比，日本形成了一种明显区别于西方“原罪”意识、以功名为评价标准的“耻文化”。由此，一代一代的日本人，确立起了一种独具日本特色的“分工合作秩序”和精英治理体系。
由此，每次国家发展到了危机关头，日本都很容易达成全国性的共识。对国家转型来说，无论是明治维新，还是“二战”战后和平宪法体系之建立，只要天皇发话，整个日本高度达成共识。这正是日本走向强大的根本保证，也是这个单一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品质所在。
嫡长子继承制在日本有个演变过程。为了将该制度推向全国各领域，根据1873年太政官布告263号和1875年太政官指令，嫡长子具有绝对的优先继承权。昭和22年，修订后的民法规定各子女继承权平等。在古代，“别子”们组成通晓武艺、以战斗为职业的“武士”；在军国主义时代，这个职业军人团队则策划多次军事政变，直接推动了“二战”的爆发。换而言之，这种继承制和特色的“耻文化”的代价是日本普通国民成为了经济动物和军事动物。
基督化的英国也一度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别子”只能选择参军或者去修道院。根据历史学家的考察，在欧洲，嫡长子继承制下类似出现了一道奇特的现象：1.参军的人数大为增加；2.修道院事业大为发展。可见，在民间社会被边缘化的别子们，无论东西，职业军人成为一个共同的出路。可是，即便如此，对比日本，由于全民的基督教化，尤其是国家政权受基督教的强有力制衡，进入修道院反而有利于制衡政府权力。不仅基于个体内在上的信仰性，而且在外在的政治博弈之均衡中，除了纳粹等特殊时代，欧洲的职业军人都得到了制衡。
基督教的修道院是欧洲传统教育体制的一部分，嫡长子继承制则使欧洲的贵族传统得到了继承。正是教会与贵族相对于中央集权的博弈之均衡，使欧美宪政成为必然。对这些国家而言，只要再次确认福音性的人与人在位格上的绝对平等，创新与自由就成为可能。所谓再次确认福音的过程，根据基督教思想史与教会史的一般考察，人们一般将其功劳归于Martin Luther和John Calvin在16世纪所掀起并被一代一代人继承的新教改革的精神。只要确认这种精神，欧美民族在经济发展上、在制度创新上就能源源不断地被开发出新的动力。用欧美文明的话语来说，神圣性必须“道成肉身”，为了人的尊严“死去活来”，也即“复活”。
与欧美的“复活”相比，日本坚持东亚性的“万物有灵论”和“祖先崇拜”。这固然继承了祖先的文化，却容易导致墨守成规。这从他们对“靖国神社”的态度可见一斑。不理解日本文化的中国人认为他们在“拜鬼”。若说这是“拜鬼”，中国的祖先崇拜更少么？区别仅仅在于，日本人的“拜鬼”带有极大的“嫡长子继承制”之特色，且极富竞争与好斗意识。只是，这种竞争与好斗意识，很少体现为内部的丛林法则，而是在日本民族外的国际生存竞争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正是因此，近代日本的作为深受韩国、中国等东亚邻居的不满。
日本缺乏欧美意义上的新教改革，却有东亚其他民族绝不具备的对“行为规则”的敬畏意识。也是这种固执，当韩国、台湾等东亚经济体越来越重视制衡权贵资本、保障中小企业发展的时候，日本人对本国的权贵资本主义却似乎毫无招架之力。原因在于，对和平宪法保障下的日本而言，在这个时代，只要东亚大陆都是一穷二白的国家，日本国家不至于陷入到多少深重的外来危机，因而各届内阁的“改革”总难引起全国性的反响。
不过，一旦具备民主的框架，日本就很容易从一个阻碍生产力发展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国家飞跃到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对探索“中国向何处去”来说，这足以让仁人志士羡慕了。从“制度经济学”所特别关注的“社会分工合作体系”之形成这个角度来说，日本的发展充分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只要一个民族确定了行为规则的至上性，无论这个规则多么不近人情，总比那种“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见《圣经》“士师记”）的局面要好很多很多。
日本发展有哪些教训值得东亚民族深入警惕？
中国民间一直有股以日本为敌的习气。中日民族的历史恩怨和地缘争端，足以发生一些超出我们想象力和接受力的事件。熟悉外企在华状况的人士多少都知道，中国劳工很少在欧美资企业中大规模罢工，日本在华企业却经常发生激烈的劳资冲突。不能把这种矛盾简单归咎到当前体制所进行的民族主义教育。对欧美等国，官方媒体的妖魔化也没少到哪里去。
这就涉及到欧美企业与日本在华企业在决定经营方式的文明路径上的巨大差异。1637年-1638年，中国明朝末年，江户幕府时期的日本发生了一场岛原之乱。这是一场发生在天主教徒和政府之间的战争。幸存的信徒被迫进入了“地下”；对基督教的禁绝直到明治维新时期方取消。由于日本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极大排斥性，就西方化的实际成果而言，占总人口1%不到的日本基督徒中的部分精英分子主张的是不符合圣经原则“非教会化”。
东亚多数国家都在文明路径上日新月异，一度为日本殖民地的韩国更是翻天覆地。美国《时代》周刊1993年7月“精神上的转移”一文指出：“31年前汝矣岛教堂刚刚建立时，韩国基督教徒的人数仅有120万，自那以后，基督教徒的人数猛增，几乎每10年增加一倍，尤其是新教教徒增长迅速。到今天，韩国4500万人口中，约1/3是基督教徒，其中新教教徒为1180万人，罗马天主教徒300万人，另外，总人口中40%的人是名义上的佛教教徒……10名将军中，有9名是正式入教的基督徒。去年参加总统竞选的三名主要候选人也无一例外，获胜的金泳三就是保守的鼎岘里长老会的长老。许多著名的工商界人士也是基督教徒。新教教会已向海外派遣了至少2000名传教士。”卸任不久的李明博总统，也是如此。
如果说韩国是儒家依附性文化在地缘战略危机中基督化转型、普世价值化转型的特殊案例，体现出了借源文化的根本特征，日本却体现了典型的自源文化之特征。而从世界地缘政治来看，欧亚大陆东西两面的岛国，基于保障秩序的嫡长子继承制下，日本迄今的和平发展靠的是平民坚忍到“死”的顺服精神，英国则以教会与法治化解了社会矛盾。
直到2012年7月，日本政府才改变了执行多年的资格外活动许可制度，允许外国留学生持签证进入日本一刻起自带资格外活动许可证，也就是可以合法打工。这种事情在欧美一般不会发生。不仅如此，激烈的意识形态冲突一般发生在欧美与中国之间，很少在日本和中国、以色列和中国之间发生。原因都在于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精神超过了他们对“自由民主”这种“普世价值”的关注度。根本原因则在于，日本和以色列同样缺乏基督教性的福音精神。换而言之，如果中国要进行现代化建设，除了科学技术和管理细节等命题，若非出于经济利益考虑，其制度文明（尤其是人权保护）方面，他们常常懒得“好为人师”。
经历19世纪的“明治维新”和20世纪军事民主化改造中的“和平立宪”，如今的日本，仍然是个在文化-政治-社会三者高度同构、互相顽强支持的自治体。樱花、和服、俳句与武士、清酒、神道教构成了传统日本的两个方面：菊与刀。其体系之刚硬，可谓举世罕见。于是，普通日本人只好一方面拼命工作，一方面下班时间流连在居酒屋等地解酒文化消解压力。
或者可以说，在美国文化的强势影响下，经过一百多年的变迁，韩国已经从一个东北亚意义上的萨满教（主张“万物有灵论”）主导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占人口20%的精英中的80%是基督徒的国家。其变迁，正是韩国近年来努力走出权贵资本主义体系、确立平民主义化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的基础，也是韩国未来有望更加强有力制衡日本的民间动力所在。
由此，与日本相比，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度更高一些。只要经历合理的规划，让官民矛盾不至于发展到一个无法承受的程度，尤其是确立起对“行为规则”的“敬畏”这种“法治主义”精神，中国就可以成为一个更有美好未来的国家。就利益而言，对西方人来说，也是与其接受一个保守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日本，不如成全一个日益“西学东渐”的中国。
一个文明的体系，理当由精英承担更多责任、平民又有较大能力制衡精英，由此形成多中心秩序，如此才能建立起能世世代代继承下去、不断发扬创新的分工合作体系。由于人类生活方式和信仰体系实际上的多样性，这种分工合作体系不可能是某些理想主义者所期待的单一意识形态或者单一宗教体系。日本是有分工合作体系的，但其进一步发展却困难重重。
反过来，对中国来说，这样分析日本文明，实际上是在面对这个东方邻居的喜怒哀乐，以及深刻理解他们的忧伤、无奈与痛苦。由于社会结构中对年轻人的沉重压力和过分掠夺，例如权贵资本主义对中小企业生存空间的压制，长期房地产泡沫的存在，日本青年人被逼入一种依靠个人主义的荒淫消遣才能度日的状态。这些现象直接导致了一个社会的理想主义激情的丧失和人口增长率的下降（生育率的下降所体现的是人们不愿意承担代际性义务）。
在日本近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又陷入结构性、文明性困境中，我们俨然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迄今的影子：同样的人口红利下降、“改革共识”难以产生（导致“改革红利”几近丧失）、房地产泡沫、垄断财阀导致官僚主义。中国是否应该吸取日本的教训尽快结束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挽回丰厚的“人口红利”，这个命题亦不可忽视。中国的政府与企业如何建立一个确保可持续发展的分工合作秩序，进而吸取日本人对行为规则的敬畏精神、却能避免其轻视各种创新（如制度创新、产业创新）的陋习，更是值得人们深入探讨。
（《智富》2013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