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曾经说过：“要是经济学家能像牙医那样，做个既谦虚又有能力的人，那就太好了。”可惜，很多经济学家并没有这样的自知之明。不要只是批评经济学家。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曾经担任过尼克松和福特两位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说：“经济学家虽然并不十分了解经济，但政治家和其他人则知道的更少。”可惜，很多政策决策者也没有这样的自知之明。

不要只是批评经济学家和政策决策者。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英国女皇问了一个很天真的问题。她问经济学家：“你们怎么没有能够预测出金融危机呢？”做为一个经济学者，我经常遇到的最尴尬的问题就是：“你知道股票什么时候涨吗？你知道房价什么时候会跌？”我要是能知道，还做什么经济学家。

有一次看到一则消息，意大利一个城市的议会打算惩罚地质学家，因为他们没有预测出地震。这让我由衷地表示同情。经济体系、地质系统、生态系统、都是复杂体系，而复杂体系从本质上讲是无法预测的。可惜，很多围观的群众并没有这样的基本概念。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暴露出极大的缺陷，遗憾的是，大部分经济学家选择了沉默，或许是在无比的困惑中集体失语。不过，经济学还是有希望的。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出现了凯恩斯革命。20世纪70年代之后出现了滞胀，凯恩斯主义失灵了，于是，又出现了理性预期革命。如今，我们遭遇了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学能否再度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如果宏观经济学出现一次新的革命，一定是对多变的现实世界有了更为透彻的理解，对经济政策的失误有了更为深刻的反思。因此，从关注现实、关注政策入手，或许是宏观经济学者另辟蹊径的机会。一个值得忧虑的现象是，宏观经济学在过去30多年的发展中，变得越来越脱离现实。我遇到过一位研究宏观经济学的老师，讲起宏观经济学头头是道，但问他关于中国经济的任何事情，他都会说：“抱歉，我不了解，我只是研究宏观经济学的。”在大学本科生的经济学教材中，还能看到对政策问题的讨论，到了研究生阶段，几乎很少提到现实世界中的政策。这正是为什么我想要向大家推荐四位法国经济学家合著的《经济政策》这本书的原因。

这本书的四位作者分别是Agnès Bénassy-Quéré、Beno?t Coeuré、Pierre Jacquet和Jean Pisani-Ferry。Bénassy-Quéré是一位女性经济学家，曾任法国智库CEPII的所长，亦为巴黎第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国际货币体系和欧洲宏观经济。Beno?t Coeuré曾在巴黎综合理工大学任教，后在法国财政部任职，现任欧洲中央银行的执行董事。Pierre Jacquet现任全球发展网络（GDN）的主席，曾任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副所长，法国发展署的首席经济学家。Jean Pisani-Ferry曾任欧洲智库Brugel的主任，在他的领导下，Brugel跃居全球经济政策类智库排名全球第一，他现在是法国总理的经济顾问。

这四位学者都有着丰富的政策研究经验，他们合著的这本书，为学习宏观经济学的学生，尤其是研究生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帮助，可以帮助学生们跨越理论和现实之间的鸿沟，了解到理论的力量和不足、现实的鲜活和复杂。

对范围更广泛的读者而言，此书的意义在于提供一种实事求是、心平气和的态度，去把握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借用著名经济学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的话说，传统教科书上的政府，是全知、全能、仁慈的政府，但政府其实并非全知、并非全能，也不仁慈。

全知，是指政府知道一切经济主体的所有信息。在这样的假设下，政府干预一定是有效的。比如，有很多人会刻录盗版的光盘，这会侵犯到创作者的利益。但是，也有很多人刻录光盘只不过是为了在开车的时候自己听听音乐。如果政府能够准确地知道是谁在刻录盗版，比如说，可能是15-25岁之间的年轻人居多，那么，政府就可以专门针对这批年轻人征税，这就会使得社会福利最大化。可惜的是，政府无法准确地知道所有的信息。这不仅仅是因为统计数据不准确、统计方法不先进，而且是因为很多信息是在特定的情景下产生的、难以觉察，且又瞬息即变。这就是哈耶克强烈地反对计划体制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全能，是指政府可以如其所愿地实现政策目标。在这样的假设下，政府干预也一定是有效的。问题在于，政府追求的政策并非单一。想要GDP增长率，就可能会破坏青山绿水，想要减少收入不平等，就有可能会影响经济效率。政府不得不在多个互相冲突的目标之间做出选择。而且，政府的政策工具也是有限的。经济学中的“丁伯根法则”讲到，如果政府有n个政策目标，至少要有n个政策工具。如果政策工具的数量少于政策目标，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顾此失彼的局面。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发现，政府的政策工具变得越来越少。传统的货币政策已经面目全非，单靠加息、降息，再也指挥不动经济活动，更何况各国都面临结构调整，只用传统的宏观政策工具，如何实现结构改革的宏大抱负？

仁慈，是指政府没有私心，唯一关心的是如何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在这样的假设下，政府干预也一定是有效的。问题在于，政治有不同的体制，政府有不同的部门，官员有自己的私利。并非说官员一定都会有腐败的问题，即令官员们个个廉洁守法，夙夜在公，他们的行为也不可避免地会有偏差。部门有部门的利益，铁道部会觉得修高铁比什么都重要，教育部肯定觉得教育是百年大计，国家体委会觉得奥运会拿金牌、为国争光最重要，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会觉得，要是纵容大家用GDP、VCD、Wi-Fi这些外来语，简直就是对中国文化的亵渎。腐败的危害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但官僚主义、本位主义这些毛病，大家可能最后都见怪不怪了。

不过，话又说过来，市场同样并非全知、并非全能，也不仁慈。

信息不对称告诉我们，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每一个消费者都会知道，买家没有卖家精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无处不在。所谓“逆向选择”，是次货会冒充正品。如果一个二手车商人向你热心地推销一辆汽车，你该不该相信他呢？如果你是二手车商人，你会不会想方设法把问题最多、最不好脱手的车子先推销出去呢？所谓“道德风险”，是指事先的承诺到了事后就不再兑现。上这个当的人太多了。怎么结婚之后和结婚之前，人就变了个样呢？实习阶段的表现和正式上班之后的变现，怎么会相差这么大呢？

市场也不是全能的。有很多市场是空缺的。比如，一个人在读大学阶段，并没有收入，但却需要交学费，按说，大学生可以在这个时候贷款，毕业之后拿自己的收入偿还，但大学生哪里有什么抵押和担保，他们如何才能贷到款？小企业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全球气候异常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我们这一代人总得对子孙后代有个交代吧。但哪里可以有一个市场机制，可以让我们的后代和我们这一代进行交易？企业污染环境，带来的负的外部性，也是一个经济学里“市场失灵”的典型案例。

市场更不是仁慈的。市场不负责温情和关怀，市场经济从来就没有一颗仁爱的心灵。哪怕一人独占全球的财富，其他人都无立锥之地，也不是市场经济操心的事情。市场经济既不善良，也不邪恶，它只是冷冰冰的计算，它只知道追求效率，它甚至不会考虑到，这种短视而极端的行为是否会葬送它自己。它就像亚马逊的热带雨林，或是波涛汹涌的大海，你只能去适应它，却无法改变它。

我们必须学会接纳并非全知、并非全能、也不仁慈的市场，同时还要认识到，政府也是一样：并非全知、并非全能、也不仁慈。

在经济学的争论中，必须小心谨慎，细心体察不同的辩论者说的是否是同一件事情。曾经在世界银行工作过的经济学家拉维·坎伯（Ravi Kanbur）曾经以全球化这一问题讨论过，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分歧究竟在哪里。他谈到，支持者强调的是总量，反对者则关注分配。支持者认为全球化对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有好处的，反对者则认为受损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关心。支持者强调的是中期，他们看到的是在5-10年的时间内，全球化能够带来的好处，反对者则担心短期内的调整成本，他们也更关心长期内的历史巨变。支持者相信市场竞争能解决一切问题，而反对者则更强调市场竞争的不足之处。

认识到这些分歧，有助于形成意见的共识，到最后我们会意识到：所有的经济学问题，其实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it depends”。

作者注：本文推荐的书是：Agnès Bénassy-Quéré、Beno?t Coeuré、Pierre Jacquet and Jean Pisani-Ferry, Economic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中译本由徐建炜、徐奇渊、杨盼盼三位年轻学者翻译，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