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教授住院已经快一个月了，上个周末才刚刚从医院回家。我和一位师弟一同去看他，商议给他出文集的事情。尽管四五年前我就曾经跟他提过这个建议，但是他当时对我的建议非常地不以为是，估计早都忘了。一场大病改变了他的心境，这次反而是他主动提出出文集的事情。余老师刚刚出院，我们不忍心打扰他的休息，本来打算在他家里呆上半个小时就告辞，没想到今天他的兴致非常地高，翻箱倒柜地找到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读书笔记，一边给我们念，一边生怕我们听不懂，给我们解释当时的时代背景。

老余是中国经济学界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知道他的人对他无不推崇备至，可惜知道他的人太少了。有一回我到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一位副院长，也是经济学界非常活跃的人物，居然不知道余永定是谁。这要怪只能怪老余自己，他执意不肯接受媒体采访。他曾经跟电视台记者说，要是让我上电视讲自己的话，你们肯定听不懂，要是我讲的话你们都能听得懂，那还要我去讲干什么。

1948年出生，祖籍是广东人。我和他去深圳出差曾经听他跟人洋洋得意地讲过粤语。我不懂粤语，也无从判断他讲得怎么样，估计别人也不会告诉他粤语讲得已经不地道了。老余从小长在北京，家庭是典型的书香门第。1965年他毕业于北京四中。之后就赶上“文化大革命”，到北京科技学校学习无线电。从技校毕业，在北京重型机械制造厂当了十年工人，一边开机床一边思考哲学问题。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向社会招考研究人员，他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当时他提交的应试材料中，有一份翻译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当年的元老们如仇启华、浦山等对老余非常赞赏。顺便说一句，我觉得浦山的风格在老余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我们的老所长浦山教授原来是哈佛大学的博士，列昂惕夫的高足，克莱因的同窗。但是，浦山这位当年的美国共产党员还是毅然回国，默默无闻地为中国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也在政治动荡中蹉跎了许多宝贵的岁月。但是他矢志不渝，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在黑夜中见到过灯塔的光芒之后，谁还会在乎萤火虫的那一点点亮光？

1983年至1986年，老余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读完了硕士学位，他的导师是弗理德曼的中国弟子罗承熙教授。1989年，老余到了牛津大学，先做访问学者，然后留下来读硕士和博士。1994年老余在牛津大学Nuffield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当时他已经46岁了，而蓦然回首，他在经济学这条崎岖山路上已经攀登了将近二十年。老余从1975年就开始学习经济学。我在他1976年的读书笔记中找到了拉姆齐模型。翻阅老余的文集的初稿，给我最深的感受就是一个孤独登山者的身影。学习经济学的动机和目的有很多，但是学习经济学是为了将自己从非理性的梦魇中拯救出来，这可能只有在那个独特的时代才有。老余在20岁的时候就给自己制订了一生的读书计划，他本来是读哲学，读黑格尔的辩证法，然后想学语义学，同时在看《资本论》，最后才接近了逻辑实证主义，并一步步走近了经济学。后来的学生能够骑着数学的快马，迅速地占领经济学的前沿阵地，但是，他们对经济学的理解永远不会像老余这一代人那样刻骨铭心。

但是这一代人的悲剧恰恰在此。他们从思想的坟墓中爬出来，才能感受到自由空气的可贵。但是，这种体会却是无法与别人沟通的，因为别人都把自由的空气视为理所当然。他们仍然习惯性地站在比较昏暗的地方，眯缝着眼睛看在阳光中嬉戏的孩子，或许有几分欣慰和自豪，又或许还掺杂了几分嫉妒和失落。他们的悲剧在于，从学术进步的角度来说，他们当时的许多努力无非是证明不言自明的道理。比如老余早年的代表作《谈谈学习问题》，讲应该全面地学习全人类的知识。它的时代背景在于当时号召的是读老三篇，要把90％的时间用于学习毛选。此文一出，不胫而走，由于传抄的范围太广，引起思想警察的注意，结果把老余关了十个月，要他交出底稿。老余死活不承认，他的朋友们也没有一个出卖他的，最后只得把他放出来。历史的发展如此富有戏剧性，短短二十年前的文章到现在就已经成了必须加上注释才能读懂的历史文献。这篇文章像是全文摘抄马恩列毛语录，这也是当时的风格，那就是必须把自己藏起来说话。老余对此非常拿手，他是当年的学毛选标兵，现在开会讲话，有时候还会在不经意的时候冒出来一段毛主席语录。

老余自己讲他的精神支柱是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因为有理性主义，所以他才能够认同主流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老余非常重视方法论，每年总要给研究生和所里的研究人员开这方面的讲座。这种对方法论的偏好可能来自于他的自学经历，没有正确的方法论，自我修炼多半会走火入魔。老余找到理性主义也是多次碰壁之后才体悟的，这段经历也有好处，老余读的书很多，学习经济学的时候对经济学的文献掌握得很多，以至于在牛津读书的时候，他的导师都甘拜下风。因为有人道主义，所以他不仅仅是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经济学家，而且是一个有良知的经济学家。和许多当红的经济学家不一样，老余交了不少下岗工人朋友。他自己在学问的追求上是近乎苛刻的完美主义，对那帮主流经济学家的东西也经常百般挑剔，但对所谓的新左派，却总是乐呵呵地听他们随便怎么讲，表现出少见的宽容。他同情弱者，尊重长者，关心普通人的生活，提携后学不遗余力，但是对所谓的权威却往往不买账。老余在国外交游甚广，但他不像一般的“海龟派”天天往美国跑，反而结交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像马来西亚的Martin Kohn，Jomo等。

老余身上强烈的民族主义更是让我深受感动。根据我的观察，很多英语学得好的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洋奴心理，他们一讲起英语便觉得自己在心理上更亲近那些讲英语的洋人，和自己的同胞倒有几分隔阂。老余是一个喜欢拿英语跟外国人吵架的异数，而且他跟外国人吵架的时候，英语讲得比平时更好，甚至比他讲中国话都流畅，那种绵里藏针、嬉笑怒骂、滴水不漏、一语双关的吵架堪称经典，听得我倍觉淋漓痛快。我很羡慕地跟老余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练出来您这样好的英语，也去跟外国人吵架。他毫不谦虚地说，这不仅是因为语言学得好，还是因为人格上有自尊和自信。蒙代尔教授曾经要到我们所里作报告，并接受所里荣誉研究员的称号。我们所科研处的一个小姑娘负责和蒙代尔的一位中国助手联络。那位助手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来了一封邮件，说蒙代尔访问你们所将是你们的光荣，你们要准备花些钱好好招待云云。小姑娘拿不准是什么意思，去问老余。老余看了，气坏了，当即回了封信说：是的，蒙代尔来是我们的荣幸，但是蒙代尔能够来我们所也是他的荣幸，如果蒙代尔教授觉得来这里掉价，他爱去哪里悉听尊便。结果那个助手慌忙回信道歉。这又让老余着实得意了一回。

老余在所里的人缘很好。这是因为：第一，他为人正直，没有私心。给他干活的人，他从来不会给额外的好处，但给他干活的人从来不会有怨言。这就是人格的魅力。第二，他是个洋溢着理想主义的人。他在所里的施政演讲极富煽动性，总是讲得大家热血沸腾，愿意和他一起，不仅仅到所里上班，而且是到所里干一番事业。第三，他非常和善，没有架子，你叫他余所长他不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叫他老余，他就高兴得咧嘴笑。和所有的书呆子一样，他的轶闻非常之多，一边工作一边搜集他的笑话，也是件蛮惬意的事情。

我从老余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唯独没有学到他的那种让贫穷闪耀光芒的理想主义。老余很穷。他是自始至终地穷。没有做所长之前，老余还有时间在研究生院教课，贴补一些家用。本来他们家的开销并不大，但是他的宝贝儿子参加了一个很棒的合唱团，经常到世界各地演出，有时候出国演出还需要家里承担些费用。于是，只要儿子要出国了，老余就该夹着皮包去讲课了。当了所长之后，他的收入状况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善。院里给所长们分房，别人怂恿老余趁此机会把新房子好好装修一下，说得老余也有些动心。但是装修到一半，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老余的钱不够了，只得请朋友给他先垫上。老余总是劝我们要安于清贫，每听到这些话，我的心里便黯然神伤。我知道像老余这样至今仍然保持着20岁时候的执著和理想的经济学家是越来越少了，像他这样贫穷的经济学家也越来越少了。我黯然神伤，还因为我清醒地认识到，指望老余改善我的物质生存状况是没戏了。未来的学者或许不再需要像我们这样从睁开眼的那一瞬间便为养家糊口奔波，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和老余一样，我们这一代人同样需要拯救自己，只不过不是从非理性的梦魇中，而是从困窘的阴影中拯救自己。所以，我明知道老余看到这篇我写他的文章会不太高兴，会说我不务正业，但我仍然要写出来赚点稿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