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美国《时代周刊》第一期将邓小平列为年度封面人物，并评价到：“中国历来固步自封。邓小平让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的时间内来一个180度大转弯，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试想，自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有哪一位豪杰能率领占世界人口1/5的10亿民众迅速拨乱反正，从教条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从而融入20世纪末的世界大舞台？在因本能的‘外部恐怖症’而闭关自守多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在1978年开始向外部世界迈出一大步，开始了新的长征。”[1]
中国工农红军的万里长征，实际只用了约两年的时间；[2]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如同新的“万里长征”，已经走过了三十六年，并且至今尚未完结。
从1978年到2013年，中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10位跃升至世界第2位，货物进出口总额从世界第29位上升至世界第1位，外汇储备从世界第38位上升至世界第1位，[3]中国在世界的地位、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以及影响力也是前所未有的。
如果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那么可以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强大的中国。
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改革开放也已进入到全面深化重要阶段。我们一道回顾改革开放从哪里起步？又经历了怎样的道路选择？实施了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完成了哪些重要的制度构建？从而更加深刻和全面地认识邓小平时代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更好地发掘和利用邓小平留给当代的宝贵财富，坚定不移地沿着邓小平所指引的“中国之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继续前进，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
一、毛泽东为邓小平对外开放开启战略机遇窗口
邓小平所领导的1978年以来的对外开放，事实上借助了毛泽东所打开的对外开放战略机遇窗口。
自1949年成立开始，中国受美国主导的西方长期封锁和中苏关系恶化影响，与世界经济、世界市场基本隔绝。到1973年，中国出口额占世界总量比重达到历史最低点，只有0.65%，低于1950年的1.69%。[4]中国在世界市场的竞争能力不是提高了，而是明显下降。但是，这些数据并未为中国领导人所知晓，江青更是“孤陋寡闻”，更加盲目排外，大批“洋奴哲学”。到20世纪70年代经济全球化时代，不断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封闭型经济和自给自足型社会。
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美国由于深受其侵越战争的拖累，内外交困，不得不有所收缩；前苏联则趁机增强军力，加紧向外扩张，不但成为对我国安全的主要威胁，而且极力同美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在此变化下，美国的战略倾向开始变得有利于中国。1969年8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决定表态，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议上说，当前苏联对美国来说更为危险，如果在中苏战争中中国一败涂地，那将有损美国的利益。根据这一政策，基辛格发出一道指示：若苏中发生冲突，美国将持中立态度，但在此范围内应尽可能向中国倾斜。[5]毛泽东根据陈毅元帅等的建议，[6]从国家利益出发审时度势，超越意识形态，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打美国牌”，采取了对美新战略。[7]
在双方积极态度的基础上，在试探性接触之后，毛泽东抓住时机，走出了“乒乓外交”的妙棋。[8]1971年4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结束已存在20年的对华贸易禁运，放宽对中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向中国方面进一步释放积极信号。最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同年7月秘密访华，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访华，结束了中美之间长达22年的严重对峙僵局，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9]
毛泽东推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建立，平衡并制约国际战略力量，使国际紧张局势趋向缓和，进一步开拓了我国外交新局面，[10]为中国在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恢复一切合法权利、重新成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为中国与西欧多国、日本建立或升级外交关系营造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大环境，为中国引入西方国家先进技术、实现与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接轨提供了重要机遇。
20世纪70年代，中国对美日贸易迅速发展。1971年中美贸易额仅为490万美元，到1974年增至9.3亿美元，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1972年中日贸易额达到11亿美元，到1975年已达到37.8亿美元，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外交格局也发生重大变化，1969年底与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有44个，而到1972年底已有88个，3年内翻了一番。[11]
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举措，为70年代末邓小平的对外开放创造了有利的前提条件，打开了战略机遇窗口。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又迈出了决定性的一大步，即中国向西方对外开放。
二、为什么是邓小平决定了对外开放
邓小平与毛泽东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在西方生活和学习过，他更加了解西方，也比毛泽东更晓得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发展差距，因而更加认同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向西方开放。邓小平曾在年仅十六岁时就前往法国勤工俭学5年，并在此期间开始从事革命事业，后又于1926年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年，既了解了西方，也了解了东方。邓小平在回忆1974年10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与江青等关于“风庆轮事件”的争论时说：“闭关自守不行。我跟‘四人帮’（主要指江青）吵过架，才1万吨的船，吹什么牛，1920年我到法国留学时，[12]坐的就是5万吨的外国邮船。”[13]邓小平正是因为有这一切身经历，才成为中国的“对外开放之父”。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主要是后期），邓小平是唯一出访过美国和西欧的中国领导人。1974年4月他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回国时途经巴黎，会见了法国总理，他比其他领导人对西方的现代化有更加深刻的感受。
1978年5月30日，邓小平问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交通部部长叶飞等人：“为什么台湾、香港、南朝鲜、新加坡这些地区和国家可以做到的（指对外贸易增长那么快，贸易量那么大），（为什么）我们（指中国大陆）做不到？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只有这么一点点贸易量，不行，必须赶上。”[14]同日，他还对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等提出同样的问题，谈话中首次提及亚洲“四小龙”。[15]对此，我把它称之为“邓小平问题”。邓小平力图对这一问题做出正确的回答。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坐在中国是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的。为此，邓小平亲自出国访问，到东亚国家调查研究。1978年，邓小平先后4次出访8个国家。[16]10月，他在日本访问期间，日本的现代化成就使他感到十分震惊。他坦言：“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现代化。”不久之后他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准现代化”，即经济总量翻两番和小康目标，实际上修正了毛泽东、周恩来所宣布的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11月，他在访问新加坡期间十分感慨地说：“五十六年前我去法国时途经新加坡，在此停留了两天。所有旧印象都没有了，一下飞机就看到一个崭新的新加坡，可以说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你们取得了可喜的发展。你们的道路是对的，发展是快的。”[17]新加坡之行更加坚定了邓小平以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的决心。
1979年1月，邓小平作为中国领导人首次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在与美国总统卡特会见时应邀解释了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总统先生，您要我大致谈谈我们的战略。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需要长时间的（国际）和平环境。这就是邓小平提出的“大战略”，为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起飞创造了“天时”。
邓小平访美的另一个目的是了解美国人民，了解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建设的经验，学习一切对我们有利的东西。[18]他先后到华盛顿、亚特兰大、休斯顿和西雅图等城市参观了多家知名跨国公司、美国宇航博物馆、林登·约翰逊宇航中心、福特公司汽车装配线、波音公司747飞机装配线等，这些发达的现代化成就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使他更加感到中国必须对外开放，没有对外开放，中国要想迅速发展是不可想象的，要想追赶发达国家也是不可想象的。
这些独特的个人经历，使得邓小平比同时代的中国领导人思想更解放、视野更开阔，也更能够做出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他的世界眼光和对国内外形势的准确判断，使他推动制定了“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19]在正确的时刻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打破长期以来中国与世隔绝、闭关自守的格局。
中国的开放首先是领导人的思想开放。只有走出去看一看，才能晓得世界的巨大变化；只有进行比较，才能够感受到国家间的激烈竞争。在邓小平亲自带动下，领导人纷纷出访。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先后访问了3个东欧国家和4个西欧国家，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先念访问了亚洲和非洲国家。到1980年1月，根据邓小平介绍，我们的副总理差不多都出去过，副委员长好多都出去过。这3年，特别是1979年，我们外事出访空前多，外国领导人员来访也几乎每月不断。[20]据不完全统计，从1977年7月1日至1981年6月30日3年间，除中央领导同志出访活动外，派出的部委办代表团达360次、科技教育经济贸易代表团达472次。几乎所有的领导人正是因为走了出去，才亲眼看到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更重要的是，对邓小平所提出的对外开放重大决策有了认同，进而形成了政治共识，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
邓小平时代不仅是中国经济大发展的时代，还是中国真正对外开放的时代。对外开放根本地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地影响了世界。中国的领导人终于抛弃了“文化大革命”式的“自我封闭”，带领中国这艘巨轮驶向世界大潮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21]
（此文完成于2014年8月5日，应观察者网之邀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而作，杨竺松协助整理。）
注：
[1]美国《时代周刊》1979年第1期发表的《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中央之国”大门》一文谈到，“许多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对外界一无所知。在历代封建王朝的更替过程中，中国人逐渐形成了一个观念，认为全世界都是在天的大一统之下，而他们自己则是‘天朝中的天之骄子’。中国历来故步自封。”见刘强伦、汪大理编著：《邓小平卓越智慧》，49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
[2]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长征。到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到达将台堡与先期抵达的红一方面军会师，长征结束。
[3]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4》，第178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
[4]Angus Maddison, 1995.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 1820-1992, Paris: OECD。
[5]亨利·基辛格：《论中国》，中文版，210-212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6]当时最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一是中美、中苏之间会不会发生大战？二是苏美两国比较起来，谁对中国安全的威胁更大？三是对打开这种局面有什么新的设想？为此，毛泽东提议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提出了国际问题报告（《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1969年7月），《对当前局势的看法》（1969年9月）），陈毅等认为在中、美、苏“三大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在目前美、苏两国急于打“中国牌”的情况下，中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1624-162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7]胡绳等认为：“美国要尽快消除越南战争败局造成的影响并挽救它在世界上霸权地位的衰落，要对付苏联的挑战，需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而中苏关系恶化的加剧又使这种设想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就中国方面来说，要着重对付苏联在北方边境集结重兵对我国安全所构成的直接和严重的威胁，要解决台湾问题以实现民族统一大业，要恢复和扩大国际交往，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也需要实现同美国的和解。”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496-497页，北京，中共党校出版社，1991。
[8]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应毛泽东邀请访华，实现了中美关系的重大突破。
[9]钱其琛：《毛泽东在开创新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1993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外交十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10]钱其琛：《毛泽东在开创新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1993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外交十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11]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三卷，1072-107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2]1920年10月19日邓小平抵达法国港口马赛，开始了五年零四个月的勤工俭学。当时邓小平只有16岁。但是西方世界的现代化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历史的记忆。
[13]邓小平：《视察上海时的谈话》（1991年1月28日~2月18日），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文汇报》和《解放日报》,1974年10月12日发表文章批判“孔孟”卖国主义路线。邓小平1977年12月曾回忆到，“20年代我出国就是坐的5万吨邮轮。风庆轮1万吨还没有过关就吹起来了。江青责问我，我就和她辩论。江青搞形而上学，什么都自己第一。”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24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31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5]邓小平讲：“现在东方有四个‘小老虎’：一个是韩国、一个是中国台湾、一个是香港、一个是新加坡。它们的经济发展很快，对外贸易增长很快。它们能都把经济发展那么快，我们难道就不能吗？我们的脑子里还都是些老东西，不会研究现在的问题，不从现在的实际出发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32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6]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中国改革开放20年史》，29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427~42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48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9]邓小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79年11月26日），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233-2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0]邓小平：《目前的形式和任务》（1978年1月16日），见《邓小平文选》，二版，第二卷，2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1]1983年9月，邓小平给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来源：观察者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