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加快建设世界贸易强国既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举措。本文从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理论视角出发，指出我国贸易发展正处于从迅速成长期向强盛期过渡的关键阶段。通过总结已有研究关于贸易强国的概念界定，本文基于服务贸易、数字贸易、高技术贸易和全球贸易伙伴关系数据分析指出中国建成世界贸易强国的路径。最后，本文的政策建议是：我国扩大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口规模，实现进出口基本平衡，特别是大力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高技术贸易，通过关键核心技术实现“以技术换技术”的对外贸易思路，不断增强内外双循环联动效应，实现世界贸易强国宏大目标。

一、引言

国际贸易作为影响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因素，在大国兴衰轮替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早在 2014年便首次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在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指出：“要继续发挥出口对经济的支撑作用，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此外，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也明确要求“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这为我国新时代下高质量发展对外贸易、高水平推进对外开放指明了前进方向。

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趋势来看，新时代下我国对外贸易呈现出规模大、增速快、市场份额占比高等特点。自 2017年以来，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服务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货物与服务出口总额也于 2013年跃居全球第一。然而伴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纪疫情冲击叠加，美国为首的国际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经济全球化逆流趋势抬头，尤其是美国近年来始终将中国视为最大的地缘政治战略竞争对手，设立中国问题委员会来专门应对中美在经济、技术和安全等领域的战略竞争，遏制中国崛起已经成为美国超越党派意识形态的战略共识。2023年9月，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的《2023年世界贸易报告》警告称，有必要“再全球化”，以扭转世界贸易分裂成严密的地缘政治集团的局面。中国曾经是“全球化”的“搭车者”，如今，中国应当成为推动经济“再全球化”的主要动力。

尽管如此，高技术贸易和数字贸易作为新时代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却持续面临美国的贸易保护和技术封锁。在高技术贸易方面，2022年中国在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为 9423.1亿美元（现价美元），是美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1692.2亿美元)的 5.57倍，若加上从香港出口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额（4216.3亿美元），中国实际高技术出口额为 13639.4亿美元，相当于美国高技术出口额的8.06倍。为此，美国采取出口负面清单制度对中国企业和市场主体进行打压，截止2023年进入到美国对外贸易黑名单的中国企业数量已达到1110家，未来还有可能加剧对中国企业的打压限制，这表明中国与美国在高技术制造出口的竞争将愈演愈烈；在数字贸易方面，美国近年以来对于TikTok、We? chat等中国数字企业的封禁措施不断出台，并不断延伸到人工智能和数据计算等多个领域，然而在中国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与庞大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双重优势影响下，中国数字贸易规模持续提高， 2011至2020年间中国数字贸易规模由1,684.3亿美元增至2,939.9亿美元，年均增长6.7%，全球排名由第10位快速上升至第5位，未来我国大力发展数字贸易既是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也是应对新一轮全球竞争的有效方式。

综上，伴随着中国占世界市场份额的不断提高，与世界各国贸易伙伴关系不断增强，中国正在逐渐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市场”，本文在后续部分首先从国家发展声明周期的视角分析了我国贸易发展历程，然后梳理了已有研究关于世界贸易强国的概念界定，并从服务贸易、数字贸易、高技术贸易发展水平以及全球贸易伙伴关系格局四个维度指出我国贸易强国的衡量标准，最后根据新形势下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现状，指出我国建设超大规模的国际市场、迈向贸易强国的具体路径。

二、我国贸易发展生命周期

贸易发展生命周期是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世界强国大多同时也是贸易强国，因此，中国建成世界贸易强国是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重要标志。2022年，中国 GDP（2017年国际元）居世界首位，占世界比重为 18.5%，与此同时，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居世界首位，占世界比重为12.3%，成为中国建设贸易强国和世界强国的重要体现。按照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理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占世界比重的变化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准备成长期、迅速成长期、强盛期和衰落期。根据胡鞍钢的分析，当代中国先后经历了传统中国衰落期、现代中国准备成长期、迅速成长期以及进入强盛期四个阶段，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代中国国家发展生命周期最大的创新变量，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本文将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理论作为分析近代以来我国从贸易衰落期、贸易准备成长期、贸易迅速成长期到贸易发展强盛期的理论框架，从贸易发展生命周期视角分析我国贸易发展历程。

（一）1840-1949 年：贸易衰落期

第一阶段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衰落期(1840-1949年)。该阶段中国对外贸易主要建立在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基础上，因此对外贸易的规模、质量和效益均处于落后地位。受明清时期“闭关锁国”政策影响，中国在与世界开展对外贸易的过程中相对处于消极状态，以“自主限关”为特征的限制性政策虽然对于巩固海防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阻碍了西方工业革命先进技术在中国的传播。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英方对华自由贸易得以建立。根据各国贸易历史数据测算，1840年以后中国的出口规模发生了明显上升，1850年中国出口总额占世界比重（3.3%）相当于1830年（1.3%）的2.54倍。根据安格斯·麦迪森提供的按1990年美元计算的世界及各国出口总额数据，1870 年中国商品出口总额占 24 个样本国家的比重为 2.5%，到1950年已降至1.7%，成为世界贸易小国。该时期的对外贸易不仅规模较小，并且以丧失国家主权为主要特征，例如《南京条约》中要求“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实际上让中国丧失了关税主权。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共签订了38个不平等条约，被迫开放110个通商口岸。不平等的对外贸易政策在这一时期加重了国家的经济负担，也在客观上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此外，从国际环境方面来看，该阶段英国逐渐从强盛期走向衰落期，主要体现在英国自1914 年起在贸易规模方面不断被美国超越，首先是自 1914 年起在出口额方面被美国超越，其次是自1940年起在总贸易额方面被美国超越，最后是自 1950年起在进口额方面被美国超越，总体来看美国用了约40年时间实现了从世界第一出口国到世界第一进口国，完成了对英国世界贸易地位的全面赶超。

（二）1949-1978 年：贸易初步准备期

第二阶段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准备成长前期，即贸易初步准备期(1949-1978年)。该阶段受国际内外部政治环境影响，中国无论是出口贸易还是总贸易均未有较大增长，但是该时期中国通过工业化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基础，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3679亿元，相比于1952年翻了5.4倍，为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1978-2001 年：贸易准备成长期

该阶段中国正式进入贸易准备成长期，该时期中国以制度改革不断促进对外开放水平提升，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由于基数较小，年均增速均在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同时该阶段中国服务贸易仍然与世界贸易强国存在较大差距，而货物贸易则逐渐接近世界前列。具体来看，在货物贸易方面，中国货物出口额（现价美元）从 1978年的 99.6亿美元上升至 2001年的 2661亿美元，年均增速为 15.4%，是同时期世界货物出口额平均增速（7.2%）的2.1倍；中国货物进口额（现价美元）从1978年的111.3亿美元上升至2001年的 2435.5亿美元，年均增速为 14.4%，是同时期世界货物进口额平均增速的 2.0倍。经过准备成长期的积累，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前，2001年中国货物贸易位居世界第六，货物进出口规模在世界各国（地区）出口和进口排名中均居第 6位。在服务贸易方面，该时期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规模总体较小，尽管自1982 年以来中国服务贸易进口和出口年均增速分别达到 16.9% 和 20.7%，两者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6倍和2.7倍，但是由于中国服务贸易基数较小，因此到2001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口额和出口额占世界比重分别为2.36和5.27%，与世界贸易强国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四）2001-2020 年：贸易迅速成长期

第三阶段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迅速成长期(2001-2020年)。该阶段中国服务贸易在总量上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货物贸易规模连续多年排名世界第一，服务贸易规模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为国际贸易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贸易的迅速成长期，可以从贸易结构视角来看待对外贸易发展的特征。首先，2001-2013年间是中国货物贸易的迅速成长期，货物贸易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在该阶段中国货物出口额年均增速达到27.3%，是同时期世界货物出口额平均增速（9.9%）的 2.75倍，货物出口额占美国比重从 2001年的 16.2%上升至 2013年的 135.2%，平均每年提高 10个百分点，于 2013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出口国，此后中国货物出口持续增长，于2020年达到25300亿美元（现价美元），占世界货物出口比重达到14.4%；中国货物进口额在 2001-2013年间的年均增速达到 23.6%，是同时期世界货物进口额平均增速（9.7%）的 2.44倍，货物进口占美国比重从2001年的12.3%上升至2013年的78.2%，并且此后中国一直延续加速追赶趋势，于2020年货物进口规模达到20000亿美元，占美国比重达85.1%。同时，从总量上看，201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 4.16万亿美元，其中出口额 2.21万亿美元，进口额 1.95万亿美元，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此外，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国，班轮运输指数长期位居世界第一，2021年中国班轮运输指数为171.2，是美国班轮运输指数（102.6）的1.67倍。

其次，2013-2020年是中国服务贸易的迅速成长期，货物贸易的总量优势为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服务贸易发展呈现出进口规模迅速提高，出口规模稳步增长的特征。在该阶段中国服务出口额年均增速为 2.8%，低于同时期世界服务出口额平均增速（4.0%）1.2个百分点，2019年中国服务出口额占美国比重为 27.4%，与美国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中国服务进口额在 2013-2020 年间的年均增速达到7.33%，是同时期世界货物进口额平均增速（3.87%）的1.9倍，服务进口占美国比重从2013年的71.0%上升至2019年的85.2%，并且此后中国服务进口规模持续扩大，与美国在服务进口方面的差距不断缩小。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也为中国建设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提供了坚实基础，2020年中国货物和服务总贸易达到世界第一，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32.16万亿元人民币，是美国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的1.03倍，其中，中国出口额达到17.93万亿元，进口额达到14.23万亿元。

（五）2020 年之后：贸易发展强盛期

第四阶段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贸易强盛期（2020年之后）。该时期中国对外贸易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根据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成为我国贸易发展强盛时期的主要任务。2022年，中国货物和服务出口规模达到 3.72万亿美元（现价美元），占世界比重为 11.9%，货物和服务进口规模达到3.14万亿美元，占世界比重为10.2%，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世界比重达到 11.05%。参考胡鞍钢（2021）的预测，本文预计到 2035年，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世界比重将提高到20%左右，成为世界上对外贸易量最大的国家。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演进逻辑下，通过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我国对外开放将从传统的低价值、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服务贸易转向高价值、技术密集型产品和服务贸易，中国将建成超大规模的国际市场，吸引全球要素集聚。

（六）贸易发展生命周期的历史规律总结

从世界贸易强国的发展生命周期来看，成为贸易强国通常意味着国家要首先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随后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最后再成为世界第一进口大国。中国已于2005年实现贸易出口方面对美国的首次超越，并且于 2020年在贸易总额方面超越美国，根据贸易发展生命周期视角下 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期间（40年左右）美国对英国的贸易赶超的历史进程，新时代中国建设贸易强国的历史进程可能比美国在贸易进口方面赶超英国成为世界贸易强国的进程要短得多，本文认为中国在实施世界贸易强国战略方面，有望于 2035 年前后实现对美国进口方面的超越，从而实现贸易领域对美国的全面超越。

从中国建设世界贸易强国的历史进程来看，中国先后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的贸易衰落期、建国以后的贸易初步准备期、改革开放以来的贸易准备成长期、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的贸易迅速成长期以及高质量发展时代的贸易发展强盛期，以上各阶段在贸易建设方面所取得的胜利都得益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创新、不断发展、不断完善对外开放制度体系的结果。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1984年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国内考察调研就在深圳发出“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的动员令，表明了新时代我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发展方向。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来看，国际贸易发展在建成中国式现代化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正在迈入贸易发展强盛期，这就更需要贸易战略创新、贸易政策创新、贸易手段创新，为我国建成世界强国提供重要保障。

三、新时代下贸易强国测量标准与建设路径

关于贸易强国的内涵，已有研究主要包括概念与政策分析和经验数据分析两个方面，两者分别遵循 演绎和归纳的逻辑。具体而言，演绎逻辑主要是指依据相关贸易理论或政策文本作为贸易强国的测度基础，例如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理论主张国家财富的根源是土地生产，因此从这一视角出发，贸易强国应当是农产品出口产量的大国；而根据古典自由贸易理论中的绝对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来看，一国在国际贸易中出口产品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对于本国比较优势的遵循程度就是贸易强国的重要衡量指标。一国充分依据其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生产活动为国家贸易竞争力提升提供了前提。例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实现经济腾飞、一跃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参与者所依赖的主要举措就是对比较优势的遵从以及本国劳动生产率的深耕; 赫克歇尔俄林提出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以及波特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则主要将国家本身的要素禀赋多寡以及生产效率和满足市场需求的能力视为贸易强国的重要标志。林发勤等（2023）总结 2019 年以来中共中央有关文件关于高水平开放的阐述，提出高水平开放是建成贸易强国的重要基础和必要手段。在高水平开放下，国家将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主导全球价值链，并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主张多边贸易体制、维护全球自由贸易秩序的方式，增强自身在国际经贸体系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从而建成贸易强国。除了国际贸易和产业的发展理论外，部分学者还通过生态学中的生态位理论或者国家政策文件来界定贸易强国的建设水平。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主要遵循归纳的逻辑，从经验世界的现象出发总结贸易强国的相关特征，例如依据国际贸易活动主要参与者的一些共性指标，提取并构建出贸易强国的指标体系，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对贸易强国进行概念界定。裴长洪和刘洪愧通过对世界范围内的主要贸易大国（地区）归纳分析提出规模指标、贸易结构指标、货币竞争力指标和提供全球公共品指标等指标为贸易强国特性的衡量指标。赵蓓文根据西方和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归纳提出中国建设贸易强国的主要指标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具体包括贸易规模和贸易市场占有率、世界500强公司数、经济总量及人均GDP水平、贸易结构和贸易效益、世界级品牌、国际话语权等指标。其他部分研究通过定量分析手段，采取因子分析等指标综合处理方法，以数据驱动知识发现的方法构建贸易强国指标体系。尽管已有研究关于贸易强国指标构建的方法存在差异，但无论是通过提取共性指标还是对已有指标进行加权求和，相关研究都将贸易规模、贸易效益（质量）、贸易结构和贸易规则制定过程中的话语权作为衡量贸易强国的重要标准。同时，国家商务部也依据中美贸易顺差的具体数据指出“在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中，有54%的货物来自外资企业，53%来自加工贸易”。由于中国承接的加工贸易项目大多费用低廉，因此中国实际上仅仅是在持续向美国本土出售质优价廉的产品过程中获取了极低的代工报酬，而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进口国，则在全球价值链分散重构的过程中汲取了全球财富，因此从全球化的国际分工视角来看，成为全球最大的买家、吸引全球高端要素、优质要素服务国内发展也是贸易强国的重要标志。

本文在后续分析中主要从全球贸易伙伴关系、服务贸易规模、数字贸易规模和高技术产品贸易规模视角指出中国建成世界贸易强国的实践标准，并给出建设世界贸易强国的具体路径。

（一）全球贸易伙伴关系格局

贸易伙伴不仅可以带来经济收益和产业发展，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重要影响力。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货物出口国。根据作者最新统计，2022年，在IMF货物贸易数据库所涵盖的215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货物出口主要贸易伙伴有162个，居世界首位，约为第二位美国的2倍，但中国的货物进口主要贸易伙伴仅为58个，低于峰值年2019年的78个，也低于同期美国的68个，仅达到了货物出口主要贸易伙伴数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在OECD国际投入产出表所涉的76个主要经济体中，2020年中国大陆的货物进口主要贸易伙伴为42个，同样低于同期中国的出口主要伙伴65个。与之相对应的是，2020年中国货物进口占主要国家比重为12.9%，比同期美国比重14.8%低两个百分点，也低于同期中国货物出口比重16.6%。因此，现为我国货物出口主要贸易伙伴而非进口主要贸易伙伴的国家未来将成为中国潜在的货物进口主要贸易伙伴。值得一提的是，若考虑最大贸易伙伴，则2020年中国的货物进口最大贸易伙伴数量为 23 个，美国的货物进口最大贸易伙伴数量则逐年降低至 2020 年的 19个，即中国在货物进口主要贸易伙伴数量低于美国的情况下，最大贸易伙伴超过美国，这一定程度表明，中国的货物贸易进口对象较为集中，并未充分发挥巨国市场优势更为广泛地成为他国货物的重要市场。为确立我国在全球贸易的主导地位，实现加快建设世界贸易强国的目标，就需要精准施策，充分挖掘我国在贸易进口方面的潜能，深化贸易进口合作，使中国成为上述国家的最大进口伙伴国，即成为上述国家最大的贸易利益相关者。

过去十几年，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货物出口国的地位不断得到加强，2021年货物出口占世界比重已达到15.1%，已连续多年保持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已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最大“发动机”与“稳定器”。然而，尽管我国货物出口总量已长期居于世界第一位，但是在货物进口方面仍明显低于出口，形成大量贸易盈余。仅“十三五”时期，我国就积累了22363亿美元的贸易盈余。进入“十四五”时期，我国贸易盈余仍在增加，2021年贸易盈余为6764亿美元，2022年增至5.87万亿人民币元，相当于8683亿美元，比2021年世界第四大进口国日本的进口额7690亿美元还要大，长期形成了巨大的进出口贸易盈余的机会成本和消费福利损失。因此，中国在出口总量已稳居世界首位的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进口可持续增长空间。根据测算，2021年美国人均进口消费福利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1倍，而我国的人均进口消费福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6%，即美国是中国的4.7倍。反过来讲中国的人均进口福利损失相当于美国人均进口福利的21.3%，这也是长期以来出口增长导向贸易结构导致的机会成本。

因此，我国持有的巨额外汇储备为主动扩大进口规模，促进贸易平衡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2022年我国贸易盈余为 5.87万亿元，预计贸易盈余占 GDP的比例将从 2021年的 3.8% 提高到约 5.0%。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仅为实现贸易平衡，我国便需拿出GDP比例的5%用于进口，这一数字甚至大于教育支出在GDP中的占比（略大于4%）。可见我国长期处于出口导向模式，实现了较高水平的累计贸易盈余，这一方面体现了我国在制造业产品加工、服务供给、部分资源开采方面的独特优势，却也在另一方面带来了较高的机会成本，导致消费者、生产者福利损失。为此，未来我国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贸易，统筹发展与安全，推动我国成为世界贸易强国，关键在于实施主动的扩大进口战略，在长期努力实现贸易平衡，使国内消费者、生产者福利最大化。2022年中国外汇储备为31277亿美元，相当于全国进口总额（27160亿美元）的1.15倍，相当于中国GDP（现价美元）17.96万亿美元的17.4%。假定外汇储备按1/3的进口总额作为对外贸易安全底线，那么至少有2/3的外汇储备作为“闲置外汇”，2022年全国约有20851亿美元，可视为中国最大“闲置外汇资金”的机会成本。

综上，未来中国应当充分利用贸易盈余，扩展进口贸易伙伴数量，从出口供给导向增长转向进口需求导向增长转变，即以不断提高并充分满足14亿消费者福利最大化为导向，更加有效地积极进口和充分利用国际资源（特别是能源）、国际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国际市场（特别是北方国家与潜在的南方市场），可以重点增加能源资源产品和国内紧缺农产品进口，对于紧缺能源资源产品和战略性产品（包括重要农产品）可实行零关税，保障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保障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资源安全。

（二）服务贸易发展情况

由于服务贸易受到空间距离限制，通常来讲其在跨国贸易过程中面临的交易成本要大于货物贸易。然而，在数字时代下，数据要素的快捷流通极大地降低了服务贸易双方的信息成本，使得服务贸易进口在提高人民福祉、推动高质量创新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日益突显。具体而言，一般将服务业细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两大部分，其中前者主要包括知识产权服务、金融服务、咨询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嵌入到生产环节的服务行业，后者则主要包括交通运输、旅游、文化等与消费环节相关的服务行业。从作用上来看，生活性服务业进口有助于吸引外国服务贸易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的生活性服务，从而改善人民福祉，并且可以通过示范效应加快中国服务业的国际化进程，提高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由于我国具有庞大的人口规模，因此生活性服务业的进口所带来的示范效应和规模效应能够快速惠及大量人群，从而带来全体人民福利水平的明显改善。生产性服务业，包括知识产权服务、咨询服务以及信息技术服务等在内的生产性服务业进口能够通过技术引进、人才培养、经验学习等渠道，对我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未来中美之间的制造业竞争将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因此通过扩大生产性服务业的进口规模，将有助于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助力高质量发展。

国际经验表明，服务业比重的上升和服务业全球竞争力的提升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和竞争力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首先，中国服务进出口贸易规模增长迅速。2012-2021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由4829亿美元增长至7768亿美元，十年间中国服务贸易的规模增长了 60.8%，年均增长率为 4.87%，占世界比重由 2012年的 5.4% 提高至 2021年的 6.55%，已连续八年居世界第二位。其次，中国服务贸易范围不断扩大。随着经济的转型升级，中国服务贸易的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服务贸易范围涵盖了加工服务、维护和维修服务、运输服务、旅行服务、建筑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其他商业服务、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政府货物和服务等12个大类，广泛的服务贸易门类推动了中国服务贸易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不断提升。此外，中国服务贸易的开放与创新力度显著加大。伴随着《关于加快发展服务贸易的若干意见》、《服务贸易发展“十三五”规划》、《“十四五”服务贸易发展规划》等政策文件的出台，中国服务贸易市场准入制度不断完善，服务贸易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在此期间，中国不断探索并创新性地推出促进服务贸易的高水平改革开放和服务贸易展会平台，包括建立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特色服务出口基地等多种创新发展载体和平台。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2-2018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口额快速增长，由2012年占美国比重的60%跃升至2018年的93%，平均每年上升5.5个百分点，按照这一趋势，中国在2019年或2020年就可以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服务进口国。尽管受2019年末爆发的新冠疫情冲击影响，以跨境旅游（占服务贸易进口额的比重自 1998年起超过美国，最高达 2015年的 57%）为主的中国服务进口额大幅下降，其占美国比重也由2018年的近年峰值下降至2022年的74%，与2013年中国占美国比重的 71% 相当，但是步入 2023年后，中国服务进口快速复苏，特别是跨境旅游、海外留学、就医、务工、置业和金融投资等服务进口形式将逐步恢复至疫情前水平。据中国 2012-2018年服务贸易占美国比重的增长速度估计，中国有望在2030年前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服务进口国。从服务出口方面看，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实现较快增长，占美国比重由2012年的29%提升至2022年的49%，平均每年上升2个百分点，按照这一增长态势，中国将有望在2048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服务出口大国。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服务业为主体的现代产业体系时代，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从 2015 年的50.8%已经上升至2021年的53.3%。2021年我国服务出口额（3384亿现价美元）居世界第5位，占世界比重为5.46%，排在美国（7952亿现价美元，占世界比重为12.84%）、英国（4544亿现价美元，占世界比重为7.33%）、德国（4072亿现价美元，占世界比重为6.57%）、爱尔兰（3466亿现价美元，占世界比重为5.59%）之后。从服务贸易进出口贸易伙伴数量上看，在OECD数据库的76个主要经济体中，中国服务出口主要贸易伙伴近年来稳步增长，2020年为 34个，相当于同期美国 54个的 63%，为 2000年以来首次与同期中国服务进口主要贸易伙伴数量持平。然而，中国服务出口最大伙伴数量与美国的差距则仍较为悬殊：在76个主要经济体中，2020年中国服务出口最大伙伴数量仅为4个，自2014年起并未增长，仅相当于美国同期30个的13%①。在服务进口方面，近年中美在不论是主要贸易伙伴还是最大贸易伙伴的数量上差距均小于二者服务出口伙伴数量的差距。这表明中国已成为全球服务业的大市场，但需持续发展本土服务走出去的巨大竞争潜力。因此，在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过程中，需要重点推进我国服务贸易（特别是进口）的高增长（7%左右）与高质量发展。

综上，我国服务贸易在总体上与美国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其中在进口方面中国服务贸易进口额已经逐渐接近美国，而在服务贸易出口方面仍然与美国存在差距，但这一差距正在不断缩小。因此未来中国在发展服务贸易方面的目标为：首先在中短期内超过美国，成为服务贸易进口第一大国，而后在中长期内超过美国，成为服务贸易出口第一大国，最终成为世界第一服务贸易大国。

（三）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情况

数字服务贸易是一种新型贸易模式，目前学术界对其定义尚无明确定论，但普遍认为通过互联网传输信息、交付商品和服务的贸易即为数字服务贸易。2015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最先提出了“数字化交付服务”的定义：“通过信息通信网络跨境交付的所有服务贸易”。商务部、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的《关于组织申报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的通知》文件将数字服务贸易界定为“采用数字化技术进行研发、设计、生产，并通过互联网和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用户交付的产品和服务”。

在数字经济飞速发展、通信与信息技术不断完善、电子商务与电子支付业务迅速崛起的时代背景下，数字服务贸易正呈现高速发展的态势。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表明，2021年全球数字服务贸易额达 38610.8亿美元，在全球服务贸易的占比超过六成，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在全球服务贸易中已居于主导地位。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2011至2020年，中国数字贸易规模由1,684.3亿美元增至2,939.9亿美元，年均增长6.7%，全球排名由第10位快速上升至第5位。作为贸易数字化重要表现形式的“跨境电商”同样表现亮眼。海关统计调查显示，2021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约19,237亿元，较2020年增长18.6%，实现连续增长，占进出口总额的 4.9%，已成为疫情下驱动中国对外贸易持续韧性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发展数字贸易，既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也是应对新一轮全球竞争的有力方式。2023年福布斯中国推出“2022全球数字贸易行业企业 Top 100”榜单覆盖了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北美（如美国、加拿大）、欧洲（如英国、德国）、日本、印度等主要市场的企业。其中，海外企业有 55 家，其中美国共有 36家，占主导地位。入选的中国企业达到44家，占比近一半，充分展现了中国数字贸易的发展实力。

在OECD数据库所涉及的76个主要经济体中，中国的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伙伴数量自2005年起快速增加，数字贸易进口主要伙伴数量由 2005年的 3个提升至 2020年的 28个，数字贸易出口主要伙伴数量由2005年的3个提升至2020年的23个，分别相当于美国的65%和42%；从数字贸易额占世界比重看，中国数字贸易进口和出口基本呈现均衡发展态势，2020年中国数字贸易进口和出口占世界比重均为6%左右，数字贸易进口和出口占世界比重分别相当于同期美国比重的68%和38%，可见中国在数字贸易特别是数字出口贸易方面与美国仍存在较大差距。

数字贸易是新一轮全球竞争的焦点，当下中国正力图把握数字技术革命与全球服务贸易发展形成的历史性交汇时机，美国等发达国家由于具有先发优势，在数字贸易领域积累了一定的贸易伙伴，中国无论是从进口还是出口来看均与美国存在一定差距，因此未来中国应当采取更加积极的数字贸易政策，对相关数字服务按照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需要进行分类，分为鼓励、中性和限制三个标准精准施策，不断提高数字贸易对外开放水平。

（四）高技术产品贸易发展情况

高技术产品贸易，尤其是高技术产品进口对于提高我国创新水平、增强国内国际双循环联动效应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高技术贸易方面，美国、日本和韩国一直是中国最为主要的贸易伙伴，同时从全球范围内看，日本和美国在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相关产品领域始终保持较强的竞争优势，并且其优势主要来源于产品技术，而中国在部分高技术产品领域的全球市场竞争优势则主要来源于产品价格。然而，自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中国高技术企业在美国投资以及与美国开展经贸往来均受到较大限制，截止2023年3月，进入到美国对外贸易黑名单的中国企业数量达到1110家，其中进入到实体清单的中国企业数量达到了 638家；进入到未经核实清单的中国企业数量为 162家；进入到美国国防部 CMCC 清单的中国企业数量有 104家；进入到美国财政部 NS-CMIC 清单的中国企业有 206家。伴随着美国实体清单中的中国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包括中国核工业集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中国船舶工业集团等多家央企均被列入美国实体清单。由于美国在部分相关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占据重要地位，因此部分央企在被列入实体清单后，其面临的产业链供应链风险将有所提高，海外业务的开展面临的困难将会进一步提升，从而为央企畅通国内国外双循环、实现开放发展带来挑战。

20世纪末以来，中国高技术贸易取得快速增长，1995年中国的高技术贸易出口额占世界比重仅为1.6%，进口额比重仅为3.1%，与同期美国的15.3%和17.4%存在巨大差距。到2020年，中国高技术贸易出口额占世界比重已提升至27.3%，大幅超过美国的比重6.4%，但中国高技术贸易进口额占世界比重提升至14.5%，低于美国的16.6%。从主要贸易伙伴数量看，在OECD数据库76个主要经济体中，2020年中国高技术出口贸易主要伙伴数量为 70个，相当于美国 22个的 3.2倍，但高技术进口主要贸易伙伴为 42个，低于美国的 48 个。可见，在以高技术领域为代表的高端货物贸易领域中国同样存在出口优势明显，进口优势不足的发展现状。

综上，可以看出相比于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而言，中国在高技术产品贸易领域与美国的差距较小，其中高技术贸易出口额已经超越美国，高技术贸易进口额与美国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尽管美国试图通过在芯片、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领域对中国实施限制性贸易政策，但是庞大的贸易规模和贸易伙伴数量意味着中国在高技术产品的生产和贸易方面存在着广泛的国际市场优势，可以预见中国未来在相关领域与美国的差距将得到进一步缩小。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之义。本文通过对我国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高技术贸易发展趋势及其与全球贸易伙伴关系的分析，指出未来我国建设贸易强国的具体路径。概括来说，首先，中国将在中短期内积极扩大进口，推动降低进口关税和制度性成本，激发进口潜力，优化进口伙伴国，优化进口结构，建成世界货物贸易最大进口国。其次，中国将在中长期内促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持续推进服务贸易深层次改革、高水平开放、全方位创新，建成世界服务贸易第一大国，最终建成世界贸易强国。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大力发展数字贸易。数字产业是我国服务领域的先进产业之一 ，数字产业的对外开放水平对我国服务贸易扩容提质、有效实现服务贸易的跨越式发展的贡献最为突出。中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网民规模，同时也建成了全球最大的 5G网络，庞大的互联网用户数和先进的信息通信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信息传播效率，为我国服务贸易的数字化带来了巨大的潜在发展空间，因此应当积极推动我国跨境服务贸易数字化，在消费端以线上教育、数字医疗等领域为抓手，提高国内消费者福利水平和国际交流合作水平，在生产端以跨境电商支付、国际物流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为抓手，以生产性服务业的贸易规模扩大助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

二是加快发展服务贸易。服务贸易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助于推动世界各国共享中国大市场发展机遇，同时也能够提高国内市场竞争度，以高水平开放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因此服务贸易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认为，我国当下发展服务贸易可以分为四步走战略，第一步是通过持续扩大货物进口规模，在短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世界第一大货物进口国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步是通过建设现代化开放标准体系和扩大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服务进口，在中短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世界第一大服务贸易进口国；第三步是通过培育国内优势服务产业和开发文化旅游产业，在中长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世界第一大服务贸易出口国；第四步是通过充分发挥国内货物贸易优势，带动国内服务贸易发展，实现贸易强国建设目标。

三是创新发展高技术贸易。当下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通过实施集成电路禁运、禁止向中国出口制造集成电路所需要的技术设备和原材料以及频繁调查和制裁中国高技术企业等措施，企图封锁中国在关键行业和重点领域的技术进步。为此，中国需要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增加对于包括半导体行业、汽车行业、新能源行业等高技术行业的贸易保护力度，培育国内市场主体，提升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权和创新能力，用“以技术换技术”替代“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思路。

四是主动扩大进口规模。我国有世界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潜力最大的内需市场，更有条件也更需要大力开放国内市场，加快从长期以来出口导向增长到未来时期进口导向增长的重大转变，将实现进出口贸易基本平衡作为中长期国际贸易目标，持续减少巨额国际贸易盈余及机会成本，如2022年中国货物进口额可增加8776亿美元，货物进口总额可达到35936亿美元，超过了美国的进口额（33762亿美元），占世界总额（2562012亿美元）的 14.0%，中国最有条件在进出口贸易基本平衡的条件下，成为世界最大的买家，这可视为中国货物进口长期增长最大潜力。具体而言，中国未来应在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发展的重要领域，如资源型产品、能源、粮食、畜产品等领域和知识产权、关键技术和零部件领域进一步扩大开放，丰富进口来源结构、提升进口规模。可以考虑在农业大豆等粮食作物方面与美国继续扩大贸易合作，主动与美国国内利益集团进行合作，同时有助于降低脱钩风险。此外，应拓宽进口渠道，从巴西等国扩大重要农产品和其他关键资源的进口规模。从而一方面解决我国持有巨额美元外汇储备（2022年高达 3.13万亿美元，相当于 GDP比重的 17.4%）伴随的极高机会成本问题，另一方面又可以降低国内稀缺资源消耗的直接成本（2021年煤炭租金占 GDP 比重为 0.6%，石油租金占 GDP 比重为 0.3%，天然气租金占GDP比重为0.2%，仅三者合计已经达到占GDP比重1.0个百分点），是“一举两得”的重大举措。

总之，中国正处在走向世界贸易强国的最好时期，也是中国全面走进世界经济舞台中心的重大标志之一。从我国贸易发展的生命周期视角看，先后经历了贸易衰落期（1840-1949）、贸易初步准备期（1949-1978）、贸易准备成长期（1978-2001）、贸易迅速成长期（2001-2020），今后中国将进入贸易发展强盛期，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提供最大规模、优质、性价比高的出口商品，还要为世界提供第二大规模的进口商品市场（2022年占世界比重 10.5%），未来还要力争成为世界第一大规模的进口商品市场。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作出的“中国承诺”：“我们坚持敞开大门搞建设，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已经宣布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对世界来说，这意味着更加广阔的市场和前所未有的合作机遇，也将为世界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这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成功就是世界发展的成功，由此进入1935年毛泽东所预言的“环球同此凉热”的新世界。

*注：原文注释及参考文献略

张鹏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

胡鞍钢：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张晓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博士生

熊昊洋：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原文载丨《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