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政治学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在知识生产方式与生产能力上存在较大问题，呈现出整体研究空洞化和微观研究碎片化的特点。此外，大量的研究滞后于现实，成为文件和政策的宣传与事后论证。缺乏学术自主性是影响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致命伤，为了提升研究的学术性和学理性，在思维方式上，需要打破知识的地域界限，搁置西化与本土化的虚假争议；在研究内容上，回归政治体制研究，通过独立于现实的自主研究而发挥其理论导向功能。
关键词：政治学研究 学术自主 思维方式 政治学话语
中国政治学自20世纪80年代恢复以来，无疑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目前的研究现状与政治学的学科地位极不相称，与中国政治实践和政治发展的需要和期待相距甚远。政治学是人类最古老的学科之一，如果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算起，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到20世纪，政治学已发展成为涵盖政治共同体的政治价值、国家权力结构与制度变迁、政策过程与政治行为等各个研究领域的独立而完整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体系。而从政治学与现实的关系来看，政治学也是社会科学的显学，作为政治学研究对象的政治权力、政治制度与公共政策的变化最深该地影响每个人的生活与命运，政治问题向来就是社会成员关注与议论的焦点，历史学家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撰写通常是以王朝更替和制度变迁为主线，人类历史往往围绕政治史而展开，这些都表明政治学在社会科学中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
但就目前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现状来看，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理论体系还未建立起来，它所具有的超前于政治现实的政治导向功能也未得到有效发挥。中国政治学界在学科体系和理论研究上，正处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主导和西方政治学理论引介的阶段。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对于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阶级阶层分析提供了一定的解释力，但其主导作用并未反映出来，这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意识形态化有关，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价值体系与观念固然有助于社会政治与文化的整合，但意识形态所具有的信仰与理想特征削弱了作为科学的学理性功能，“追循与向往逐渐遮蔽了认识与分析”，这使它“很难承担起相应的学术责任”。①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不是以其信仰而是以其批判与反思、分析与建构的理性力量而获得其生命力，并赢得其学科地位的。
中国学者对中国民主与法治，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政治行为与政府过程等领域研究的主要思想资源来源于西方，目前只处于引介与吸收的学习阶段，还谈不上对外参与理论对话与理论建构，也没有形成独立而成熟的政治学基础理论与学科体系。
政治学是一门最具有现实感的、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所存在的价值在于超前于现实、并引导现实，通过对现实的分析与透视、反思与批判而发现问题，并从道义与智力上指引并激励现实的政治变革。但政治学界的这种激励变革之声微弱无力，中国政治学并未以其大量而成熟的理论成果而发挥广泛的社会影响，也没有以其征服人心的理性力量吸引众多官员与公众。相反，大量的研究滞后于现实，成为正式政治文件的宣传与注解，正在实施的政治与社会政策的事后论证与说明。事实上，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所有的重大的政治与行政改革，如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等，都是因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开明而由政府主动开启的，而不是在政治学者的充分理论准备和广泛的思想影响下而推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保守性格使它并没有向中国社会注入推动改革的思想活力。除了少数有学术含量和实践意义的作品外，就整体而言，中国政治学界的知识生产能力存在很大的问题，对于国家制度与政治体系的研究过于空洞化，而缺乏深度挖掘和整体性把握；对于微观的实证研究又显得就事论事，支离破碎，而无法以小见大，中国政治学研究呈现出整体研究空洞化和微观研究碎片化的特点。在知识生产方式和学术风气上出现了一种不良的倾向：机械地查找与引用西方政治学著作中的片言只语而勉强地说明中国的问题已成为一种写作套路，看似既有理论又有现实分析，实则既没有抓住深厚的理论本意也缺乏真实的现实关怀，而是为了写文章而写文章；表面充满专业术语和各种定义，读来空洞无物，无味地消耗了学术研究队伍的大量时间与精力。
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以上问题，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
其一、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广而研究队伍小。政治学不仅要研究政治主体、政治关系、政治制度、政治过程与政治行为等基本政治问题，因国家政权兼具社会管理功能，它还得研究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治稳定与社会进步等问题，政治学实际上“是一门以国家政权为核心，涵盖全部社会生活的综合性大学科”。②但在高校与研究机构中，政治学不过是一个小学科，研究队伍规模的限制直接影响了政治学研究的纵深发展。而在政治学的研究队伍中，还存在不少中国特有的“大政治学”研究人员，受过专业政治学训练的研究人员并不太多，这样一种复杂的研究队伍难免影响政治学研究的学术性与学理性。
其二、政治学因其特殊的研究对象而受到一定的限制，政治学的现实依附性限制了它的自由研究空间。就其性质来说，政治学与现实政治必定存在一定的紧张，现实政治力图将政治学纳入自身之中而使之成为自身合法论论证的工具，而政治学存在的全部理由却在于反思并变革政治现实。两者的紧张很正常，这种紧张正是为政治学的存在提供了意义，但问题是，当民主程度不高而现实政治能力强大的情况下，政治学必将受到抑制而难以发挥其实践导向功能。就中国的具体情况来说，老一代学者因文革的记忆而谨慎有加，而年青学者为了求生在政府课题学术之下主动接受学术规划做些对策研究。政府的强力规划和市场所激发的功利之心，使大量学者再难支撑需要经过长期训练和积累的纯正学术研究了，严格说来，所有社会科学都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而政治学尤甚，因为往往存在放开政治学研究会不会影响政治稳定的担忧和顾虑。
那么，中国政治学如何走出尴尬的处境，而尽快建立完善的学科体系和成熟的政治学理论，形成独立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能力？缺乏学术自主性是中国政治学发展最致命的问题。为了提升研究的学术性和学理性，在思维方式上，需要打破知识的地域界限，搁置西化与本土化的虚假争议，在开放与交流中积累与训练，以提高中国政治学的理论水平；在研究内容上，回归政治体制研究，通过独立于现实的自主研究而发挥政治改革的理论导向功能。
一、在思维方式上，打破知识的地域界限，搁置西化与本土化的虚假争论
最近，中国政治学界有一种强烈的呼声：政治学理论研究谨防西化，推动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建构中国政治学语语体系。其理由主要有：
1、中国政府成功地避开了金融危机，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稳定；中国崛起速度加快，中国央企在海外的业务不断扩展，这些成就“得到了国际层面广泛承认”，以至国际舆论中出现了“中国威胁论”。“中国政府是今天全球范围并不多见的有效政府，它拥有强力的宏观规划、决策和国家执行能力”，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为世人所关注”。而中国政治学对如此强大的国家建设能力的阐释“还跟不上”。③由此，我们需要“概括好中国政府、中国道路……，确立中国的政治学学术话语体系和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解释标准”，“坚持自己的价值和概念基础上建构政治学话语体系……”。④
2、“政治学是一门研究治国理治的学门。中国是世界上的政治文明古国、政治思想大国、政治文化强国”。⑤
3、“一些学者把西方政治学的新理论新名词拿来套用于中国的政治问题。他们更热衷的是介绍和宣传，对于问题的分析却往往不能切中症结”。⑥
4、“在过去被视为民主典范的、以代议制民主和多元民主为主要制度的西方民主模式正在全球范围内遭遇挑战”，西方国家的理论大师也在“反思修正传统民主理论”，“社会发展形式与民主形式”应该是多样性。
简单地归纳一下，以上论证无非是说，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发展强大，西方的民主形式面临挑战，政治学理论上的拿来主义不能切中中国问题，我们理应基于自己的现实建构属于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与话语体系。
以上论证似是而非，关于第1点，中国经济实力增长，国力增强并受到世界关注甚至引起他国的担忧，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经济实力和国家建设能力的强大并不等于政治学理论实力的强大，也不能直接地转化为理论实力，正如一个善于经营、长于实践的富有者并不意味着他一定是理论家或思想家一样。政治学理论的建构离不开对人类已有知识的积累和对现实问题的独立研究，任何想要形成知识生产的能力并参与人类知识创造的个人或国家，唯一的出路就是拆除人际界线和地域界线，哪里有最具有洞察力和解释力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就向哪里学习。
关于第2点，谁都会承认中国曾经是世界上的政治文明古国和政治文化强国。但政治文明与政治文化的强大并不等于政治学研究与学科建设的强大。政治文明与政治文化反映的只是一种政治现实中统治方式与统治能力上的成就，而且这种传统的政治实践成就并不等于现代的宪政民主的政治文明。
关于第3点，只是指出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不良风气：简单套用或堆积西方政治学的某些新名词和新说法以便使发表的文字显得有点学术含量，但这种生搬硬套的引用并不能说明被引用的理论本身是错误的、是没有值得学习与借鉴价值的，正如没能正确使用武器不能说明武器本身的无用一样。
第4点指出了一个普通的事实：西方代议制民主存在问题。这也很正常，凡是现实的都是有缺陷的，政治学理论存在的意义正在于反思那些包括最受推崇的制度与政策所存在的问题，西方民主理论家对西方代议制民主所存在的问题已经进行了批判与反思。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甚至废除代议民主形式，也不意味着非西方国家更民主。西方政治理论发现西方民主制度有待改进的地方，并不构成我们远离西方政治理论，以免被西化的理由。西方政治学的这种对现实的反思与批判精神和方法正是我们所欠缺的，也是值得我们吸收的。
长期以来，我们似乎迷茫于西化与本土化之间，面临两难处境：学习人家又怕丢失自己，远离人家又有无力自强之忧，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常常使我们呼吁本土化。其实，在政治学理论（也包括其它理论）研究上发生的西化与本土化之争不过是一场虚假的争议，它源于对理论与知识的深深误解。政治学作为一种理论和知识必定具有最低限度的普遍性，对独一无二的个别政治现象或者某一特定政治事实的陈述并不是知识，只是一种信息。单称判断并不能构成知识，难以想象，一个政治学家提出的国家理论只适用于某一个国家，而对于其它任何国家的解释毫无作用。是否还存在着一种政治行为理论只适用于某一个官员或机构的行为分析，而与其它任何政治行为者无关？政治科学之所以可称之为科学，要么是对同类政治现象的归纳与概括，要么对是同类政治现象进行因果性分析。因此，无论是西方的政治研究者还是中国的政治研究者要使自己提出的政治理论成为科学或知识，不可能局限于单一政府或单一国家，科学与知识是没有国家和地区界线的，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者，都是如此。不存在美国物理学和德国物理学之分，物理学就是人类既有物理学知识的总和，政治科学也是如此，那种认为竞争会促使成本降低的观点，人治不利于保障个人权利的观点是没有国界的，正如欧博文所说：政治学者“不要把自己与某个单一的国家联系起来，而是要与那些能够在这个国家得到研究的问题联系起来”，从对不同国家中的同类问题的研究中探求普遍性的东西。每个地区都应该有该地区的专门的政治研究者的观点与“那种在天文学系对每一个星球都应该有专门的研究者的观点一样不可思议”。⑦我们学习政治学理论只因该理论所具有的科学性或合理性，为何要如此介意提出该理论的人来自于中国还是西方？可另一方面，当我们迫切引进并运用马克思理论的时候却没有毫无的国界意识，我们并不在意马克思是生活在欧洲并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犹太人。
看来，政治学研究中的西方化还是中国化之争，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虚假争议，在知识的学习、交流与生产上，人为地设置地域界限只能有损于知识的增长与进步。那种认为只能学习并接受西方政治学而无需独创，或者远离西方政治学而从头做起的观念，都是荒唐的。
当然，也有人认为：“政治学是门国家属性、价值属性很强的学科”，中国政治学者要在“坚持自己的价值和概念基础上建构政治学话语体系”。⑧
以上观念本身就歪曲了政治学研究的意义，违背了政治学的学科性质。
1、什么叫国家属性？难道每一位政治学理论家无论正义与否都必须为本国利益、本国政府，本国制度和本国的权力分配等进行辩护，从而让各国政治学沦为各国利益之争的工具？我们何以解释西方政治学家对本国政治的批判？马克思为何突破国界而论证世界革命？何为国家？国家并非是不可再分的原子，正是国家内部不同阶级阶层结构和权力分配制度决定了国家的类型与性质，政治学恰恰要对此作出评判与选择，政治学家还得追问国家背后的政权属性、制度属性、民主属性等等。
2、何谓政治学的价值属性？不同个人、集团、国家和不同的文化传统所持有的价值具有多样性是一个事实，政治哲学家就是为了自已的价值而各自为战吗？如果人类还想谋求政治共同体的生活，就必须承认共识，政治哲学家正是在多元价值的前提下寻求共识，在他们看来，这是可能的，政治生活不过是为了解决权利与资源分配的问题，每个人获得共同体保障的机会和资源与根据他们的宗教与道德观念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不矛盾。政治共识并不剥夺个人的价值，相反，正是为保障个人的价值追求提供政治平台和政治保障。因此，如何寻求政治共识与政治价值？何种政治共识与政治价值最有利于共同体的成员个人价值的实现，是完全可以相互交流和借鉴的。追求政治现代化正是近现代政治哲学的最大成就。如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公共权力的宪政约束等现代政治观念是任何政府不可拒绝的，借口价值多元化而拒绝与权利保障制度健全的发达国家交流并借鉴，是缺乏政治诚意的。所以，国家政治进步的表现并不在于是否坚守“自己的价值”，而在于是否坚守代表现代政治文明的政治价值。
至于说追求建构中国“自己的政治学话语体系”，这是一个可喜的雄心。但一种有效的科学话语体系至少要符合两个条件：其一，新的政治学概念与理论必须独立于现实政治自我宣传和自我维护的话语，并具有解释和反思现实的能力，否则就不是政治学话语，而是政治话语。其二、自己建构的政治学话语不能仅仅是“自己的”，它必须与世界政治学相开放，创造的概念与理论必须具有可对话性，并尽可能寻求共享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
从以上的简短分析可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无论在政治科学、政治哲学还是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上，如果力图把中国与西方对抗起来，不仅不能成功，反而会掉得更远。
二、在研究内容上，回归政治体制研究，发挥政治改革的导向功能
政治学要研究的是政治权力的归属与分配（民主问题），政治权力的设置及其内部关系（分权问题），政治权力的运行规范（法治问题），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与监督等等，而这一切都归于政治体制的问题，要变革政治权力的分配和政治权力运用方式，只能改革政治体制，因此，政治体制及其改革是中国政治学研究不可回避的经典主题，偏离该主题大大减损了政治学研究的实践价值。
但是近两年来，中国政治学界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政治体制及及其改革的研究悄然降温，而国家能力和政府有效性的作品火爆起来。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都会迎来政治体制改革讨论与研究的高峰（如1997年、2002年和2007年之后），但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声音微弱。这种变化与以下因素相关：
1、政府能力与体制成就。改革开放使中国取得了堪称“中国奇迹”的经济与社会成就，积累了足以与发达国家相抗衡的强大国力，尤其是中国成功地抵御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的体制优势和政治优势。我们不断呼吁变革的体制现在却显示了臆想不到的应对能力。我们的体制反思被体制自信所取代。
2、政治导向。政治学与现实政治之间不可能不存在一定的紧张，政治学为了实现自身的实践价值力图发挥变革现实的导向功能，而现实为了自我维护总是要规划学术、引导学术。通过增强体制能力而实现体制的稳定，通过加强治理而实现体制的维护，是近年来政治对学术的导向。
3、西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影响。近年来，西方政治学家倾向于对政府行为与决策过程的微观式的实证研究，在这种研究方法的影响下，中国更多的政治学学者离开政治体制的主题转而对体制的有效性进行测量，对决策能力进行评估。
看来，放下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合情合理，既有现实的政治导向，也有西方的学术影响，更有中国体制彰显的强大成就和能力。我们有何理由将学术注意力重新转向政治体制改革？
这里想作如下说明：
1、第一点理由似乎是充分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提出政治体制内部结构及其权力分配的变革，而不去看看既有体制的效能？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就曾说过：“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⑨这里所说的政府有效程度主要就是指政府实现预定目标或对社会控制的能力。究竟是政府形式重要还是政府能力重要？我们不能抽象判断，要看思考的角度与立场，对于外国政府来说，最关心的是一国的实力与能力，而不是其内部形式，只有实力与能力才能对他国产生压力和影响。但对于国内民众来说，最关心的却是政府形式，而不是政府能力，没有受到民众控制的政府形式，越是强大，民众的利益越难以得到保障，有可能出现“国进民退”现象。体制的能力是整体性的，而政府的形式关系到权力与利益的划分。体制能力不能取代体制的形式及其变革。
2、西方固然流行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但同时也存在成熟的政治哲学研究，尤其是对制度缺陷和权利与资源分配的反思是由政治哲学承担的。相比而言，西方的体制更加稳定和成熟，主要问题不是体制变革，而是体制框架下的政策实施和体制能力发挥，因此，实证主义的技术研究具有更大的需求空间。而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体制变革时期，对体制变革的去向和规范需要更多的理论关注和理论研究。当然，认为实证方法促使了研究主题的转换，实际上是一种误解，难道实证方法只能研究国家能力和体制的有效性，而不能研究和展示体制的结构，政府的形式和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
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热点主题转换为：“国家能力”、“体制有效性”、“制度建设”，“国家治理”与“政府治理”，这些主题试图对“政治体制改革”绕道而行。
“国家能力”也可以理解为政府能力，是指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能力，在中国的集权体制下，国家能力本来就很强大，中国政治发展并不在于进一步加强已经过于强大的政府权力，相反要限制政府的权力，解决公民对国家权力的参与，对国家权力的控制与规范。扩大民主，变革既有的政治体制才是政治发展之路。
“体制有效性”研究避开了体制类型与体制性质的分析，也逃避了体制改革的要求。难道稳定而强大的体制就是合理的，因而不需要改革的体制？
至于政治学界最近研究的“制度建设”，主要是限于政府对经济利益调整和对生产生活安全监管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如食品监管制度、药品监管制度、安全生产监管制度），而不是政治权力本身的制度建设，没有涉及到约束与规范政治权力本身的制度。因而，廉政制度建设、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建设难以取得成效，这类涉及到对公共权力的约束与监督的制度及其有效实施，是以一定的民主与宪政制度为提前的，而没有政治体制改革，这类制度是无法推行的。
最近火热的“国家治理”与“政府治理”研究也沿袭了类似的思路，国家和政府力图在既有体制之下通过提高对整个社会的治理能力与执政能力而争取合法性，如果中国政治学还有所担当的话，不应该只是研究“国家治理”和“政府治理”，还得研究如何“治理国家”和“治理政府”。
中国政治学界已作出了一些努力，但离人们的期待较远。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关键在于坚守学术自主性，要想建立完整的政治学理论体系，首先必须解决研究的学理性和学术性问题，为此，需要打破知识的地域界限，一种政治学理论或方法，无论来自于中国还是西方，只要是成熟而规范的，都应学习与借鉴，从而通过理论训诫而提高对话的能力。其次，中国政治学实践价值的实现，取决于研究的自主性，唯有独立于现实并反思现实，而不是跟随现实，才能发挥它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导向功能。
（作者系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学与行政学系主任）
注释：
①葛荃张英魁：“本土化构想：建设中国特色现代政治学理论面临诸问题”，《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②朱光磊：“中国政治学发展中的两大尴尬与两大转变”，《中华读书报》，20048月11日。
③⑥樊鹏：“2013年中国政治学研究趋势与热点盘点”，《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1期。
④⑤⑧苏长和：“中国政治学正走出百年西制崇拜意识”，《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31日第A05版评论。
⑦[美]欧博文：《专业化时代的中国政治学研究》，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8期。
⑨[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