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生态系统的物质与能量交换的平衡被打破或者因污染而导致的生态代谢过程的紊乱，才是生态本身的真正问题

目前，学术界与政界对当前中国政治生态的多数描述和评价是成问题的，至少是偏离了要害，也没能基于生态学的特有观念来分析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问题。学者与官员们对中国政治生态问题的概括多半限于如下内容：

一些党员干部风气不正、作风不实。`在思想作风上，飘浮不实、因循守旧、贪图享受、奢侈浪费；在学风上，乐于应酬、疏于学习；在工作作风上，应付了事、麻木不仁、冷淡厌烦、毫无责任。在领导作风上，脱离群众、玩弄权术、独断专行、官僚主义；生活作风上，人生价值功利化、生活方式享乐化、人际关系庸俗化。在公务人员的行为上，存在“不作为”（不履行应有的职责）和“乱作为”（利用职务之便“吃、拿、卡、要、报”）现象。

总之，以上描述的是中国政治生态中个体呈现出来的种种现象。这些现象反映的无非是不思进取的“懒惰症”、形式主义的“虚假症”、铺张浪费的“奢侈症”和违法乱纪的“腐败症”。这只是中国政治生态受到污染而呈现出来的种种症状、结果或表现，并不是政治生态本身的问题所在。正如自然环境受到污染或者生态连续性的断裂而使不少生物枯萎凋谢或畸形生长一样，生物个体的枯萎凋谢或畸形只是生态恶化而产生的结果，决不是生态问题本身。生态系统的物质与能量交换的平衡被打破或者因污染而导致的生态代谢过程的紊乱，才是生态本身的真正问题。

生态学观念强调的是，生物个体不是孤立地建构环境，而是适应环境，环境内涵的秩序构成了个体的成长条件和土壤，是环境及其自然的规则引导着生物的选择。一旦个体生物呈现出非常态化的症状和表现，我们需要分析生态系统本身存在何种问题。政治生态作为将生态学观念引入政治学领域的新概念，是指在一定社会范围内政治个体之间，政治个体与政治生活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政治权力结构、政治运行机制、政治行为方式。这些组织结构、基本秩序和制度环境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状态。根据这种理解，我们对中国政治生态的评价思路可集中于如下方面：

政治权力结构的清晰度不足。政党权力与国家权力，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构成了中国的基本权力结构，但在实际运行中，党委、人大、政府、司法机关之间在责权上的法律关系仍有不甚清晰之处，如党政双重决策机制如何运行，人大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如何体现，司法的独立性如何保障，这些都是影响政治生态的结构性的重大问题。一方面，每一种权力的刚性和权威性并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另一方面，相互之间有效而透明的制约机制也有待明晰。

制度生态运行不畅。中国政治生态的有效维护在于依据一整套合法的政治制度与规则有序运行，正如自然万物在自然法则的约束下有序运行一样。但目前的制度化建设与制度约束力远远滞后于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和民众的期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强调，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但在现实中，合法制度的执行力不足，运行不畅，潜规则反而大行其道。共产党拥有国家的领导权，党内约束制度就是党的纪律，触犯国法的行为可以施用独立而公开的司法程序，而对违犯党纪行为的认定和处分并没有公开的法定程序，受人为因素的影响较大。

监督机制效能不高。唯有监督才能规范权力，并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目前的监督形式很多，如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等等。党内监督和行政监督作为一种系统内部监督效果有限，通过检察机关而实施的法律监督缺乏权威性，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作为一种外部监督是最具有实质意义的。十八大报告也指出，让人民监督权力，但人民群众的监督兑现程度最低，这主要是因为分散的民众因信息不对称而不知情，也就难以发挥监督的作用。另外，广大民众的发言权和评议权并没有得到保障。正是这些监督机制效能不高，才使腐败难以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