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几年前，有几位学者同我一起讨论中国哲学研究中有哪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我随即提出，传统思维方式的问题可以探讨。我当时认为，思维方式作为传统哲学与文化中最深层因而也是最具稳定形态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和价值取向，如果能够在这个问题上进行研究，取得一些进展，将有助于哲学与文化问题讨论的深入开展。
不料，这个想法得到许多学者的支持。当时，大家对这个问题似乎都有不同程度的兴趣，有些学者已开始探讨某些专门的问题，只是还没有人进行系统研究。既然大家觉得有这个必要，何不立即开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朋友邝柏林先生建议成立一个课题组，大家进行合作研究，当时我欣然同意了。
现在这本书，就是这项研究的一个初步成果。
对我们来说，这仅仅是一次尝试。因为过去我们谁也没有对思维方式问题进行过专门研究。况且，什么是思维方式、我们应当从哪个角度进行研究，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定论。要进行合作研究，首先需要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取得共识。
关于思维方式的问题，似乎有名种各样的理解和看法，但是，我们不想在概念上进行过多的纠缠。我们所理解的思维方式，主要是指人们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最基本最稳定的思维模式和程式，换句话说，它是模式化、程式化、固定化了的“心理结构”。但是，所谓“心理结构”又是一个十分宽泛的说法，可以从社会生活层次上说，也可以从心理学层次上说，还可以从哲学层次上说。我们认为，从哲学层次上进行研究，也许更合适些，这不仅因为我们都是搞中国哲学研究的，做起来比较方便，而且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一切文化现象无不受到哲学思维的影响，以致人们说，一切文化都是以哲学为其核心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把题目限定为：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
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还有一个方法上的问题。我们是在反思传统文化的背景下进行研究的，因此既不能采用经学的注解方式，也不能采取套用西方哲学的方式；可取的方法应当是从中西哲学与文化的比较中进行研究。但这又不是中西哲学与文化的比较学。我们的任务是，从中国传统哲学的固有性质出发，运用比较的方法揭示其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重新进行反思。
于是，什么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它有哪些基本特征，便成为我们进行探讨的主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准备把范围拓得太广，而是围绕几个最主要的问题进行思考。这些问题就是：主体思维，辩证思维，整体思维，意象思维，直觉思维。在我们看来，这是中国传统哲学最基本的思维特征，对这些基本特征的论述也就构成了全书的基本内容。
一方面，这些特征表现出不同于西方传统哲学思维的独特性；另方面，它又是包括儒、佛、道在内的整个中国传统哲学所共有的思维方式，就是说，它在中国哲学与文化中，不仅具有稳定性，而且具有普适性。中国文化，包括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人们的行为方式，都是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支配下存在和发展的。中国哲学思维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特征，甚至是很重要的特征，但在我们看来，其他种种特征都可以从这些基本特征得到解释和说明。为了使问题更加集中、更加明确，我们没有在其他方面展开论述。我们希望，我们的讨论有助于这类问题的进一步解决。
应当指出的是，这些思维特征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很难分开来使其各自孤立存在，只是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才作了这样的分别，而且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逻辑分类，因此在论述中难免有一些关联或交叉。
也许有人，问中国哲学思维方式为什么具有这样的特征，为什么能长期支配中国文化而很少改变？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很难用线性因果律的公式给予说明。既然我们的任务在于揭示这些基本特征及其表现，而不是全面阐述其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社会历史条件，因此，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进行更多的论述。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这就是传统思维方式之所以能够保持其稳定结构而没有或很少变化，同中国社会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几千年来，中国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农业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哲学，不能不具有农业社会的思维特点。特点之一就是人与自然界和谐相处，主体与客体不可分离。一方面，它很重视自然界的有秩序的运行，并十分强调“生”的哲学；另方面，又要求人的主体性的发挥，以便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因此，天人关系便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心问题，“天人合一”便成为传统思维的基本模式。本书所讨论的问题，几乎都与这个问题有关，就是说，所有思维特征都是围绕这一基本模式展开的。
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有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在其发展中也有某种程度的变化，但是应当承认，几千年来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外来文化，即佛教文化的传入，与传统哲学思维发生过很大的冲突，但是最后的结果是被传统思维所包容、所吸收。只是进入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传入，中西文化及其思维方式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冲突，这种冲突几乎涉及各个方面。但是，这场冲突的结果如何，是否会产生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或者改变传统思维的形式，是人们关心的问题。但本书既未作历史的叙述，也没有讨论近现代的变革，而是把这个问题留待以后去解决。我们深信，传统思维方式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而且具有现实意义，但是必须同现代社会相结合。对传统思维方式的现代解释，将有助于找到传统与现代社会的结合点。
在研究与写作的过程中，我们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广泛征求过各方面的意见。为了促使更多的人关心和参加这个讨论，我们在1988年夏天，同有关学术机构联合召开过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讨论得十分热烈，涉及的问题也很多，对于我们的研究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从中吸取了不少积极成果。但是我们知道，作为一个专题研究，我们必须进行扎扎实实的工作，必须提出自己的见解。
在大家进行合作研究的情况下，我们既提倡发挥各位学者的独创精神，又要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取得一致，为此，我们提出了一个基本设想，在大家同意的情况下，由每个合作者分担一定的题目，分别进行探讨，拟定写作提纲。1990年初，提纲完成了，我们又集中时间和精力，讨论这个提纲。讨论进行得很仔细、很认真，充分体现了集体合作的精神，为完成初稿打下了基础。
课题组的成员各自都有他们的工作，为了保证课题研究的顺利进行，大家牺牲了许多时间，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终于完成近30万字的初稿。
正因为这是一本合作的产品，我们并不要求体系的严密和形式的完美，只要求问题的阐明，同时尽量保持各自的风格。虽然如此，大家还是作了许多努力，以便使这本书能够保持前后一贯的思想脉络，成为一本有整体结构的学术专著。
各章分工的情况是：
第一章
主体思维由蒙培元执笔。
第二章
辩证思维由邝柏林执笔。
第三章
整体思维由刘长林执笔。
第四章
意象思维由王葆玹执笔。
第五章
直觉思维由徐远和执笔。
最后由本人通读全书，进行统稿。
此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
此书得以问世，浙江人民出版社给予了极大支持，李子才先生付出了大量心血，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1991年12月17日
* 原载《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蒙培元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1‒5页。此序作于1991年12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