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目前对和谐世界新理念的理解与界说正处于热烈讨论之中。对这一新理念应从价值指向、政治诉求、学理要义三个方面予以审视和挖掘。和谐世界的理念是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中国反思并重新确立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对外战略的标志性成果，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型，涉及意识形态、国际定位、外交哲学。这一战略转型，无论对于中国本身还是对于世界，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与影响。
【关 键 词】和谐世界 中国对外战略 战略转型
和谐世界这一新理念的提出，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那么这一理念到底具有哪些内涵？能否标志中国对外战略的新取向或转型？而这种变化与转型会给中国与世界带来哪些影响？本文将对上述问题给予学理的分析。
一、和谐世界的多维视角
"和谐"并非中国独有的理念，因此对它的理解自然也就显现出多样性。新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肯尼思·华尔兹认为："在无政府状态的环境中，是不存在和谐状况的。"[1](P63)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则认为：和谐区别于合作，并且两者一般是不会并存的。"在和谐盛行的地方，合作是不必要的"，"和谐是非政治的……相反，合作是高度政治的"。[1](P62、64)由此可见，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学派都从学理的层面否认有和谐世界。不仅如此，就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或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也大都立足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去观察世界，更强调资本主义强国（资本主义中心）对世界外围国家的剥削以及由此导致的尖锐冲突，从而意味着世界和谐的消失。但同样是在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则坚持并倡导和谐。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民主主义更是得到张扬与复兴。著名的社会理论大师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区别于古典的社会民主主义（左派）和新自由主义（右派）的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民主主义所信奉的价值是：平等、对弱者的保护，作为自主的自由、无责任即无权利、无民主即无权威、世界性的多元化、哲学上的保守主义。[2](P70)另一位在全球化、全球民主研究领域有世界影响的著名学者戴维·赫尔德也强调："社会民主的典型特征是：一方面信奉社会正义和社会和谐的原则，另一方面信奉自由民主政治的核心原则：法制、政治平等和公民权利。"[3](P20)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讲和谐、重和平的传统。中国驻日大使王毅在日本设立的第一所孔子学院做特别演讲时对这一传统做了很好的概括："和"的首义是人与人的和谐；"和"的价值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和"的体现是奉行"中庸之道"；"和"的境界是"和而不同"；"和"的根基是"仁"；"和"扩展到对外关系上就是主张"亲仁善邻"，总之，"和"是天地之正道，其本质要求是在不同复杂事物之间准确把握平衡，协调各种利益，综合不同意见，化解各种矛盾。[4]
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演讲，更明确地阐述了当代中国对和谐世界的理解，那就是：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坚持包容精神，维护世界的多样性；坚持积极稳妥方针，推进联合国改革。这一见解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中再次得到体现，白皮书指出：中国认为，和谐世界应该是民主的世界，和睦的世界，公正的世界，包容的世界。具体而言就是：坚持民主平等，实现协调合作；坚持和睦互信，实现共同安全；坚持公正互利，实现共同发展；坚持包容开放，实现文明对话。
那么，面对上述对和谐与和谐世界的种种理解与界说，我们到底该怎样认识其内涵呢？笔者主张应从以下三个层面予以把握。
其一，和谐世界的价值指向。首先必须明确，和谐世界不是现实，而是努力追求和有待建构的目标。当代国际社会并不和谐，局部冲突与战争广泛存在，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理想与主张。既然是理想、目标，当然就更多地体现着某些价值追求。和谐世界的基本价值指向是：公正、平等、宽容、共赢、多元。公正与平等是人类的永恒价值追求，从团体、民族、国家，直至整个世界，能否真正做到公正与平等，决定着这些不同共同体的生存、发展乃至命运。公正与平等决不意味着平均、无差别、无个性，而是指一种人的权利得到保障，人的尊严得到维护，人的价值得到实现的状态与环境。只有坚持公正与平等的价值目标，才能减少冲突，走向世界和谐。宽容与多元体现了对文化与精神多样性的认同与尊重。如果说公正与平等与人的本质相联系，能为绝大多数人自觉与不自觉地追求，那么宽容与多元的价值则需要精心培育。人们更习惯于一元的思维，更容易妄自尊大，至少是对于"他者"缺乏耐心、尊重与热情。因此，若不能自觉地倡导和培育宽容精神与多元文化观念，就会走向片面、狭隘、排外，甚至滋生仇视、对抗的情绪，导致世界的不和谐。共赢是一种新的价值与理念。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的相互依存更为突出，全球性问题所带来的挑战与困惑也更为尖锐。所以，无论从利益的共同性还是问题的尖锐性而言，人类都日益成为一个整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世界能否和谐，人类能否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这种清晰而明确的整体意识和共赢观念。
其二，和谐世界的政治诉求。和谐世界的新理念不仅在价值层面上为国际社会勾画了蓝图，力图引导国际关系的走向。同时也体现了对现实世界，特别是现实国际关系的回应。从这个角度上讲，和谐世界的基本政治诉求是和平、发展、对话、合作、共存。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求和平、谋发展是当代人类的共同呼声与愿望。然而当代国际社会并非太平盛世，战争的阴云始终存在，局部冲突更是从未间断，南北差距加大，生态环境恶化，实现人类的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奋斗过程。对话与合作是实现和平与发展的必要途径，也是最佳手段。面对社会制度的差异、意识形态的分歧以及全球性问题所带来的挑战，只有坦诚的对话和有效的合作，才能找到共同利益与要求，实现各国、各民族的独立发展和人类的整体性进步。没有对话与合作的意愿，不学习对话与合作的艺术，这个世界就无法和谐，也不能发展。共存是一种理性而现实的政治选择。当今世界，无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都呈现出多元性、多样性。当然，这之中最有影响力的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很长时期里，求同存异、共处竞争的理念并未真正深入人心，更谈不上被有效实施。相互较量的制度、意识形态都试图在短时间内消灭对方，一统天下。然而事实告诉我们，这种你死我活的对抗性政治理念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尊重现实，学会理解与尊重对方，在共处共存中求得发展。
其三，和谐世界的学理要义。对和谐世界新理念的认识与把握大都停留于上述两个层面，但还需要进行深度理论挖掘，以揭示出其更深层的学理内涵。首先，和谐世界需要以承认人类社会生活的共同性为前提。和谐世界固然意味着矛盾的化解，利益分配的相对公正，多样性受到尊重，但同时必须明确，和谐世界要求对"和"与"同"的共识。在和谐世界中，不仅有丰富的多元性与多样性，而且有对世界发展走向与规律的基本认同，这就是"大和"、"大同"。不明确这一点，世界的和谐就缺乏了根基，就很难持续。其次，和谐世界有赖于民众的普遍参与和共同治理。国际社会由诸多行为体构成，而在这众多行为体中，国家又是最基本、最重要的行为体，因此，和谐世界的主角当然是国家。但仅有国家的参与并不能构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和谐世界，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特别是普通民众的参与，才能为世界的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才能真正实现全球治理，达致世界和谐。如果忽视甚至排斥民众的参与和治理，眼光只盯住国家，这个世界是无法和谐的。再次，和谐世界依托于全球公民社会。既然和谐世界要求民众的参与和治理，那么全球公民社会的崛起就是理中之义。因为民众参与的力度与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形成成熟且理性的公民社会。所以，能否更自觉地认同全球公民社会的历史作用，充分发挥其治理公共事务的潜能，就成为评判和谐世界的又一重要尺度。
总之，和谐世界的理念需要多角度审视，多层次挖掘。虽然人们对和谐世界的理解有差异，其语言的表述也各具特色，但其价值指向、政治诉求、学理要义却具有普世性。这些普世性的内容，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理解与认同。
二、和谐世界标示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型
国家对外战略是指："一国对较长一个时期整个国际格局、本国国际地位、国家利益和目标，以及相应的外交和军事政策等总的认识和谋划。"[5](P73)显然，国家对外战略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和政治性，是国家处理国际事务，进行国际活动的总路线、总方针。新中国成立直至文革结束，由于美国对中国的敌视和中苏论战与对抗，国际形势异常严峻。加之我们自身在国内外事务中都奉行"左"的指导思想，所以对外战略表现出明显的革命性、对抗性、意识形态化的色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无论在国际形势的判断还是自身的国际定位上，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从国家对外战略来看，相继提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中国坚持走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多边主义和新安全观，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等重大命题与理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和谐世界的理念是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中国反思并重新确立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对外战略的标志性成果，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型。以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的对外战略为参照系，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对外战略转型的主要内容。
其一，从唯意识形态到超意识形态。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都有自己的价值导向或指导思想，而这种价值导向或指导思想又往往与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所以在不严格的意义上也可以说国家对外战略内含着意识形态的因素。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战略片面夸大了意识形态因素，把意识形态作为划分敌友的唯一标准，并以此来指导对外交往和处理国际事务。这样一来，国家间的关系就简单地等同为阶级与阶级的关系，国际事务就变成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之间的事务。无疑，这导致了中国外交的孤立与困境。虽然为了反对两个超级大国我们也经常讲国际统一战线，并在此基础上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爱，使我们难以摆脱对抗性思维与心态，因此，这个时期的中国对外战略，偏离了处理国际关系的正常轨道。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战略逐渐回归到国际关系的逻辑起点，即把国际关系主要视为国家间的关系，而不是国家所坚守和信奉的意识形态的关系。既然是国家之间围绕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事务而进行的国际对话与交往，那么就应该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既然主要是国家间的对话与交往，那么，国家利益就是一国对外战略的最高准则。邓小平在1988年10月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6](P330)十六大政治报告更鲜明、更全面地阐述了我国超越意识形态，寻求世界各国共同繁荣与发展的对外战略。"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我们将继续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以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妥善解决分歧。"[7]和谐世界这一中性的理念不仅继承了十六大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精神与主张，而且更加彰显了中国对外战略的超意识形态性，从而有利于赢得更多的共识，开展更多的国际合作，推动国际关系的健康发展。
其二，从现有国际秩序的批判者、打碎者、边缘者到有保留的认同者、建设性的融入者，并开始摆脱边缘化成为有重要影响者。新中国成立后，先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与阻挠，随后是中苏论战以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争霸，所以，中国在现行国际秩序中始终处于被排斥、被边缘，甚至被打击的地位。尽管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从而为表达自己的声音与要求赢得了制度化舞台，但总的境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实客观上强化了中国对现行国际秩序的批判的、革命性的态度。当然，从主观上讲，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认识和处理国际关系，把中国定位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与旗手，确立"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的革命目标，也内在地决定了中国要做现行国际秩序的叛逆者、革命者。今天，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全面参与国际事务的进程，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这不仅表现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已加入了众多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如到2003年为止，中国已参加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已从1977年的21个增加到135个；签署的国际公约从1979年的34个增加到2004年的 267个。尤其体现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交融。2005年，中国外贸总额达1.4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2004年对外直接投资达350亿美元，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营业额分别超过1 000亿美元和300亿美元；原油进口占我国消费总量的比例已超过40%；2005年我国全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603亿美元。这一切充分表明了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赖。同样，世界经济也日益明显地依赖于中国，2004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是10%，对世界贸易的贡献率是12%。这意味着如果中国经济发展出现波折、停滞，那么世界经济将产生重大震荡。[8]
显而易见，面对这种全球性相互依存，特别是我们自身已成为相互依存中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中国必然会改变而且已经改变了对现行国际秩序的态度与政策。首先，中国将自己定位为现行国际秩序的有保留的认同者。国际秩序是国际关系行为体在相互联系与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关系状态，这种关系状态通过相应的国际法和国际制度得到确认和维护，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有序性，并反映着不同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现行的国际秩序以国际关系行为体现有实力、影响、作用为依托，有其客观性。支撑现行国际秩序的主要制度性框架就是由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所代表的国际制度。正是这种客观性以及保持国际社会正常运转的国际制度的现实合理性，要求各国际关系行为体对现行国际秩序有基本的认同。但现行秩序的客观性与现实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其完全的正义性、公平性。恰恰相反，由于现行国际秩序由西方所主导，所以它很难做到公正、公平。因此从道德的角度讲，现行国际秩序就有其不公正、不平等一面，因而需要在道德上给以批判，促使其走向公正。当代中国意识到自身与现行国际秩序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从原有的革命者转向认同者。当代中国也清醒地看到现行国际秩序的不公正性，所以不仅要在道义上批判现行国际秩序的道德缺失，而且要提出新的目标，这就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从而体现了对现行国际秩序的保留。显然，这种既认同又保留且变革的态度，符合我国的身份与理念。其次，中国将自身定位为现行国际秩序的积极融入者。既然明确了要认同现行国际秩序，那么自然在行动上就要积极融入。融入就是全面参与国际事务，在现行国际秩序中有更多的声音、更大的作为，扫除畏惧、怀疑等等心理。融入不是全盘放弃自己的价值与理念，放弃道义批判的权利和变革现行国际秩序的努力，而是作为一个负责任成员，依据现行的规则去渐进变革现行国际秩序。这就是中国当前的外交指向。而正是这一指向，使中国活跃于国际舞台，逐渐从原有的边缘者转向备受瞩目的有重要影响者。无论是"中国威胁论"还是"中国崛起论"，实际上都反映着中国在现行国际秩序中影响力的提升。
其三，从怀疑、抵制国际机制和多边主义，到积极倡导和维护多边主义，努力创建和参与国际机制。改革开放前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坚持意识形态至上和全面抗衡现行国际秩序的方针，所以，对于现行的国际机制和多边主义大都持怀疑、抵制、批判的态度。联合国被视为两个超级大国的角斗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组织被视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工具；世界军控与裁军条约、机制被视为捆绑发展中国家的绳索；甚至一些民间的和平运动、人权论坛也被批判为资本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传声筒，起着麻醉世界人民革命斗志的作用。总之，当时中国认为承认或加入这些机制，或者丧失主权，或者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甚至有可能被和平演变。今天，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认同多边主义、参与国际机制已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的明确选择。根据美国学者江忆恩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所参加的各种类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数量是美国的25%、印度的30%、世界平均值的70%左右，而到了90年代中期，分别达到美国的70%、印度的80%、世界平均值的180%。[9]我们积极参与联合国的事务，维护联合国的权威，支持联合国所体现的多边主义，并力主通过改革强化联合国多边主义，以对抗美国的单边主义。我们百折不挠，以长达15年的时间进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并最终成为这一组织的成员。我们全面加入了世界军控条约与机制，迈出了让世界震惊的步伐。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仅签署了10%-20%的军控协议，而到了90年代，已签署了80%。[10](P347)我们着眼于周边和地区，促进周边共同发展；我们倡导并创建了上海合作组织，博鳌亚洲论坛，推动朝核问题北京六方会谈机制的形成与运转。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已充分认识到，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对话、合作是处理国际事务，推动人类发展的最佳选择，而对话、合作就离不开多边主义，就需要建立更多、更有效的国际机制。和谐世界的建设有赖于成熟的、多样的国际机制，有赖于多边主义的理念得到更普遍的认同与落实。
其四，从单纯的国家中心到超国家中心。国际关系首先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际事务首先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事务，这一基本事实至今并未从根本上被改变。也正因为如此，各国的对外战略自然会体现出国家中心的特点。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国家独立的历史并不长，而主权又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最有力武器，所以，国家主义的情结更有其现实合理性，因此，对外战略的国家中心倾向更为鲜明。中国的对外战略也印证了这一特点。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随着通讯和交通工具的历史性变革，国家中心已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挑战。向上，很多国际事务关涉地区乃至全球；向下，很多国际事务需要社团、社区乃至个人的参与。这样，超国家的共同体，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全球公民社会以及国内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都开始参与过去由国家独自管理的国际事务，正在形成多元行为体并存、国际事务共治（全球治理）的新局面。这表明，单纯的国家中心已不足以应付复杂的国际关系，需要充分发挥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协调处理人类公共事务。中国的对外战略与时俱进，也在这方面做出了明显的回应。首先，中国关注并积极参与由国际非政府组织发起或举办的各种国际活动，共同探索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途径与对策。比如每年的世界经济论坛，我国都派出由政府和非政府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以寻求世界经济的协调发展。自2001年起，世界社会论坛诞生，并与世界经济论坛相伴相生，中国也积极参加了这一反思全球化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所组织的活动。其次，中国举办各个领域的专门论坛，如全球化论坛、环境论坛、发展论坛、文化论坛等等，倾听各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以及经济政治精英、宗教领袖、文化名流对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意见，以促进世界和谐。再次，中国在对外关系中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对本国公民、团体在境外的权利给予关怀，把外交的视野扩大到鲜活的个人。最后，中国的公民社会在参与对外事务方面正在开始发挥作用。这既表现为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已开始介入全球事务，如中国的联合国协会、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等非政府组织参加了世界社会论坛、亚洲民间社会论坛、亚欧人民论坛、世界信息峰会等各种多边民间会议论坛，中国的草根NGO参加了200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又表现为中国公民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如公民与外长在网上的互动，民众的意愿与呼声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中日关系、中美关系，甚至影响到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判断。①显而易见，这是一种超国家中心的外交转型，这种多层次、全方位的外交，塑造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新形象。
其五，从仅仅强调社会生活的特殊性到同时承认人类社会生活的共同性。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不仅是哲学研究的永恒课题，也是现实社会生活中始终要面对、回答、处理的问题。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看，讲大同、讲和谐、讲中庸，实际上更多体现着对共性的认同。但近代以来，由于国势衰微和西方列强的入侵，为了反抗剥削与压迫，求得民族独立与生存，中国更多地张扬着个性，即中华民族的特殊政治、经济、文化要求。新中国成立后，延续了近代张扬个性的传统，并使之简单化、绝对化。这突出表现为个性与意识形态、阶级分析的结合，即张扬个性就是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分歧，就是要区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统治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于是在对外战略与对外关系中，就表现出鲜明的革命性、对抗性，与资本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水火不容。必须指出，强调社会生活的个性、特殊性，坚守本国信奉的意识形态，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这一切并未错，也丝毫没有过时。但仅仅强调个性、特殊性已经不够了，甚至应当说表现出片面性。当代人类社会生活已日益表现出更多的共同性。从共同的问题--方兴未艾的全球性问题，到共同的利益--生存与发展利益，直至共同的价值--人类共同体的理念、生态与环境文化、可持续发展观念、全球意识等等，无不凸显了这一历史指向。这无疑要求我们在维护与关注个性、特殊性的同时，要学会认同和发展共性、普遍性。中国的对外战略明显表现出对共同性的认同，中共中央十六大政治报告在谈及国际形势和对外工作时，13次使用了"共同"这一词汇，其中最有实质性的理念是："共同利益"、"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愿望"。尤其是向世人明确宣示："我们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更具有标志性意义。和谐世界的新理念，进一步强化了中国认同共同性的指向。中国在张扬自身的特色、本土性、民族性的同时，正在以更博大的胸怀、平和的心态审视人类文明，接纳人类文明中的一切优秀成果，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无不体现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某些共同性。如果中国不仅以其特色贡献于世界，而且在体现和实践人类共同文明成果方面同样成绩斐然，那么中国必定会享有更高的国际威望，受到世界的尊重。
其六，从斗争哲学转向合作、共处哲学。"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毛主席的这一经典论断也在很长时期里指导着中国的对外战略。实际上，唯意识形态，对现行国际秩序、国际机制的排斥、抗拒，都是这种斗争哲学的体现。与人斗争其乐无穷，与天斗争其乐无穷，反映到国际关系，就是与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国家斗争其乐无穷，世界只有在矛盾斗争中才能生存发展。这种斗争哲学必然导致我们用对抗性思维与政策认识和处理性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也是一个明显的特征。两种社会制度、两个经济体系、两种意识形态、两大社会阵营和军事集团、两个超级大国……在这种背景下，不可能谈及共同利益与共同意识。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对外战略正是源于此种背景，并由此决定了其对抗性、排斥性、封闭性以及片面强调特殊性等特征。可以说，我们既是世界分裂性的接受者和受害者，又是世界分裂性的坚持者和中坚力量。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型，顺应了全球化时代相互依存的历史潮流，相互依存使世界的共同性一面得以彰显。诚然，当今世界仍存在着分裂，全球化的非人性一面导致着世界贫富差距的扩大，国际社会的霸权与不公正滋生着暴力与恐怖主义，所以国际社会还面临着艰难的改造、完善现行国际秩序、维护和平与推进发展的任务。但是，相对于战争与革命的主题以及世界的全面分裂而言，今天的人类社会毕竟呈现出更多、更深刻的相互联系与共同利益要求。因此，中国对世界共同性的认同，对现行国际秩序的建设性融入，对人类共同利益的倡导，无疑会进一步促进国际社会对上述问题的理性审视，从而在寻求共同利益、推进共同繁荣方面迈出新的步伐。
［收稿日期］2006-07-20
注释：
①1999年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后，在半年内影响到国内对和平与发展主题的明确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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