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国发展战略调整与对外政策的关系正重新受到关注。中国政府强调，要立足新发展阶段，以新发展理念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从过去倚重国际大循环转向平衡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同时更加重视国内市场需求这个战略基点。本文认为，人均GDP是研判发展阶段的最关键指标。中国提出新发展阶段，正是立足于人均GDP连续两年突破1万美元并将很快成为高收入国家这个趋势。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发展战略。中国不会转向进口替代战略，而将更加侧重运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内生增长理论。中国已经从“小国经济”转变为“大国经济”，具有改变比较优势的能力。随着新发展格局的逐步形成，中国对外战略将更加重视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并将出现五种明显的变化：第一，内政对对外政策的影响力相对下降，两者的分离性将增强；第二，中国生产和消费并重的特色将影响对外关系中的身份定位；第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在中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有更大的上升空间；第四，经贸模式和规则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第五，“全人类共同价值”将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价值支撑。

关 键 词：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  中国对外战略  大国经济  经济增长  内生增长理论

2020年5月中央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引发各方关注，特别是有关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循环的关系。“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强调将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但并不是说中国要完全退回到自力更生、闭关自守的状态。中国政府反复强调，新发展格局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积极主动构建新的国际循环。2021年3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被写入“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确立2035年实现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①这意味着2021-203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需保持在年均5%左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目标仍然是维持一个中高速的经济增长率。随着“十四五”规划的通过，“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成为中国国家发展的一项中长期战略。

中国是一个大国，在经济意义上也已成长为“大国经济”，因而中国主动推进发展战略的转变，将对外部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中国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也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注意到，中国政府提出“双循环”的国际背景之一是国际循环的动力在减弱，并且也都将中美关系的变化视作重要原因。事实上，发展战略与对外关系是密切联系的。②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离不开一个开放稳定的国际环境。邓小平在推动形成改革开放时，就极为注重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③当时，我国人均GDP约占美国的3%。在这样一个低水平的发展阶段，中国只有与外部世界搞好关系，才能通过开放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市场。此后，在中国共产党历届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维护良好的外部环境都是重要目标。从政治经济角度看，当初确立这一战略的重要基础是国际力量对中国实现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当前，传统的国际秩序呈现重构的迹象，“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④在中国政府形成和出台有关新发展格局的理念和政策部署时，国际环境最为显著的变化是中美关系的恶化，美国将崛起的中国视作比鼎盛时期苏联更胜一筹的战略竞争对手。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速也从高速发展阶段的10%下降到目前的6%左右，未来仍将继续下降。而实现2035年的既定目标，却需要维持一个中高速的经济增长率。中央多次强调，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是密切相关的。目前来看，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讨论，基本上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的，主要关注的问题是“双循环”是否可行以及如何实现，而对新发展格局与对外政策两者之间的关系，相关讨论还不够充分。鉴于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发展战略的调整势必影响到对外关系。那么，需要聚焦的问题是，中国试图推动形成的新发展格局到底需要并将会产生一种怎样的对外关系？与以往相比，新发展阶段的对外政策将呈现哪些新的特点？

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考量

2020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时指出：“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⑤这是中央高层首次正式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会议的主要内容有两项：一是研究部署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落地见效，二是研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由此可见，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与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有密切关系。5月24日，习近平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再次指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⑥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会议认为，“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⑦在两个月内，中央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表态更趋紧迫，从“逐步形成”提升为“加快形成”，并结合“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表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一项中长期发展战略。2020年10月29日，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文件第五部分写明要“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⑧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引发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事实上，绝大多数人都同意将扩大内需作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但是国内外在两个重要问题上的认识仍存在一些分歧。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倡导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可能意味着不再重视国际经济循环。对于这种论调，中央明确加以否定，中国学术界也基本不认可。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⑨8月24日，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对这个客观现象，理论界进行了很多讨论，可以继续深化研究，并提出真知灼见。”⑩8月16日，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认为，中国理论界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提出应调整国际大循环战略，中国政府也在2006年发布的“十一五”规划中提出，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中央现在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并不是对国际大循环战略的否定，而是对它的扬弃，是对它的补充和发展。”(11)

与国内认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并不否定国际大循环不同，国际上对两个循环的关系持有更加复杂的看法。2020年8月25日，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卡内基清华中心高级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评论认为，“双循环”并不是一种新的战略，至少从2007年起中国政府就提出了类似看法，当时即强调要把内需作为“再平衡”的重中之重，但是这种“再平衡”并未取得良好成效。例如，2019年消费占GDP的比重仅比2007年高出2个百分点。佩蒂斯进而强调，如果要扩大内需，势必提高工人工资，而这将削弱以低工资为核心竞争力的出口能力。因而，在他看来，“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存在此消彼长的矛盾。(12)

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本来是基于对中美关系出现巨大断裂并可能形成“脱钩”局面的反应，一旦“双循环”格局形成将加速中美的分裂。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提出参与国际大循环，是以全球化特别是以融入经济全球化为重要国际框架，那么在当前中美博弈加剧、全球化退潮的局势下，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执行一项新的发展战略，既是对新形势的回应，也必然对全球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两位中国问题专家朱迪·布兰切特和安德鲁·波尔克认为，“双循环”新战略体现出中国的新理念，“表明中国将进入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将不断上升的全球不确定性和日益敌对的外部环境下可能的新机遇相结合，将全球供应链的持续脱钩视为一种持久的趋势，平衡国际化和自给自足，标志着中国版本的‘对冲整合’(Hedged Integration)。”(13)

在中国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时，中美关系正面临20世纪70年代建交以来最大的冲击。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在2020年3—4月号的《外交事务》上曾发表竞选文章《拯救特朗普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其对华政策基本可以概括为如下三条：第一，美国将与其他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凭借占据全球GDP一半以上的分量，塑造从环境到劳动力、贸易、技术以及透明度领域的规则；第二，美国对华将采取强硬措施，不让中国主导未来的技术和产业发展；第三，美国打算在气候变化、防核扩散和全球卫生安全等“中美利益交汇的问题”上与中国合作。(14)与此同时，2020年5—7月，美国特朗普政府高官很罕见地密集发表攻击中国的政策言论，其污蔑的内容涉及中国共产党、中国“盗窃”知识产权。特朗普政府直接将中国定位为比鼎盛时期的苏联更有能力的竞争对手。(15)

中美关系和国际权力格局的变化对中国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产生持续的影响。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维护良好的外部环境，既包括开放的全球经济，也包括稳定的大国关系和良好的周边环境。按照权力转移理论，中国力量的快速崛起将引发权力格局的重组，权力相对下降的国家更可能采取好战行动。(16)21世纪初，在中国加入WTO时，经济总量约占全球4%。2020年在新冠疫情冲击下，中国成为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接近18%，而美国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从2001年的31.4%下降至2020年的24.8%。2001年中国经济总量为1.3万亿美元，美国为10.6万亿美元，中国占美国的11.8%。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为14.9万亿美元，美国约为20.8万亿美元，中国占美国的71.4%。(17)显而易见，就经济层面而言，以“中国快速崛起、美国相对衰落”概括中国加入WTO近20年后的全球经济新格局并不夸张。中美实力对比的快速转变，引发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巨大调整。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中国仍被美国视作最大的对手，因而改革开放以来相对良好的外部环境正处于复杂而高度不确定的发展趋势中，中国获取技术、资金和市场的潜力与方式也在发生较大的改变。

中国实力地位提升、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势必对处于转变中的国际秩序产生重大影响。对此，不同学科视角所依据的理论和讨论的路径并不一致。例如，多数经济学家考虑的是外部环境变化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影响，而较少充分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调整发展战略也将影响外部关系。进而，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也会再次影响中国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前景。在经济学文献中，绝大多数模型假定的都是“小国经济”，即作为全球市场的价格接受者，不具备以国内价格影响世界价格的能力。显然，中美贸易摩擦表明，中国已经上升为与美国一样的“大国经济”。国际关系学者从权力角度出发，长期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大国，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素来认为大国具有特殊利益和特殊责任。因此，无论从经济意义上还是政治意义上，中国的行为都是一个大国的行为。不过，在理解人均收入不高的大国的对外政策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并不强。例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并不重视人均GDP所界定的发展阶段，因而对新发展格局所具有的外交含义重视也不够。我们需要加以研究的是，中国调整发展战略并最终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一种怎样的对外关系？事实上，就此中央已经提出了大的方向，即充分重视安全与发展的关系。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在推进对外开放中要注意两点：一是凡是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国家、地区和企业，包括美国的州、地方和企业，我们都要积极开展合作，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合作格局。二是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着力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炼就金刚不坏之身。”(18)因而，区分愿意合作与不愿意合作的对象，统筹发展和安全，就成为下一阶段我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也应当是中国对外战略升级的方向。

二、奇迹增长时代的结束与新发展阶段的确立

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需要我们明确所处的新发展阶段、树立新发展理念。从时间上看，“十四五”时期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第一个五年，意味着中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之所以强调升级，意在表明两个基本含义：第一，新发展阶段和前一个发展阶段的对外关系具有很强的延续性，但不能停留在前一个阶段，每一个发展阶段需对应特定的对外政策；第二，随着国内和国际两个循环之间关系的转变，原先外交为内政服务的大战略也须进行相应的调整。大国的对外战略有时候并不完全受制于国内利益，而是具有相对独立的全球和地区利益。

在论述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国内动因时，习近平强调指出：“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万美元，城镇化率超过60%，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19)近年来，“高质量发展”是中国政策部门频繁使用的一个政策术语，蕴含着多种经济学意义上的变化。余永定早在2010年即呼吁，中国应当提高增长的质量，调整促进经济增长的来源，从出口、投资转向消费等，因为投资能力和出口空间最终将面临天花板的限制，并且容易招致别国的贸易保护和贸易摩擦。(20)也有学者从发展经济学的演化范式出发，认为高质量发展的实质是以创新引领发展。(21)多数学者在评估一国的创新能力时，也主要依据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通常发达国家的投入更高一些。在对“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稿进行说明时，习近平指出：“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22)可见，我们已经习惯采用国内民众易懂且为国际社会所熟悉的人均GDP概念来衡量新发展阶段。而且，在这些标识新发展阶段的指标——人均GDP、城镇化率和中等收入群体中，最为核心的指标是人均GDP。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世界银行采用人均GNI作为区分穷国和富国的基本指标，将全球经济体划分为低收入经济体、中低收入经济体、中高收入经济体和高收入经济体。人均GDP主要是指一国国界内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而人均GNI指本国居民创造的产出，不包括在本国的海外居民创造的产出。但是，对大多数经济体而言，人均GDP和人均GNI差别不大，因而，人均GDP也被广泛当作划分发展阶段的重要依据。而在进行跨国比较时，需要将两国的本国货币换算成美元或其他国际货币，研究人员通常采用购买力平价法(PPP)。尽管学者们也都认识到，对于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采用PPP法会有较大的误差，但相对而言，PPP在描述国与国之间相对收入水平时仍有普遍意义。(23)

目前在进行历史的跨国比较时，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组数据是由原经合组织(OECD)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开发的。(24)如图-1所示，以PPP(2011年国际元)衡量，2018年，美国的人均实际GDP约为5.5万美元，日本约为3.9万美元，中国约为1.3万美元。150年来，美国人均实际GDP增长了12倍，日本增长了24倍，中国增长了近14倍。图-1还显示，1950年是一个重大的分水岭，此前80年美日两国的人均实际GDP分别增长了3倍和2倍，此后近70年美日的经济增长速度更快，分别达到4倍和12倍。与美日两国长达150年的经济增长不同，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50年。(25)1970-2018年，中国人均实际GDP增长了10倍。据金星晔等学者修正麦迪森数据的有关研究，1700-1820年中国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0，1820-1952年中国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0.1，而欧洲在这两个阶段的增长率分别为0.14和1.05，全世界分别为0.07和0.93。(26)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即便是较小的增长率差异也会造成经济总量和发展水平的分化。目前学术界公认的看法是，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差距发生于工业革命以前。(27)作为一项推论，造成中国近代以来衰落的原因主要应从内部寻找，而不是从外部。更加合理的一种说法是，西方世界的崛起加速了近代中国的衰落。

图-1 1870-2018年主要经济体和区域的发展水平

资料来源：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 2020。

还有一种视角是将当前中国的发展水平与东亚的日本、韩国相比较。国际知名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巴里·诺顿认为，1978-2005年，中国从一个低收入国家成长为中等收入国家，支撑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因素与推动东亚经济“奇迹”的因素非常相似。但是，2005年以来，面对一系列内外冲击，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罕有先例的成绩，无法用外部因素来解释。(28)诺顿更加值得引起重视的一个判断是，像日本、韩国那样，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结束了。按照人均GDP衡量，2017年的中国人均GDP水平与1973年的日本相当，1950-1973年，日本一直保持着年均10.4%的经济增长率，但在1973年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超过6%的增长率。诺顿认为，“奇迹增长时代的结束要求以一种根本性的方式来重塑经济格局，即有必要采用全新的方式和政策来维持适度快速增长。”(29)

虽然学术界关于奇迹增长时代为什么结束并未达成共识，但一个总的结论是人均GDP达到一定高度之后，就会出现这种现象。根据2008年世界银行“增长和发展委员会”发布的《增长报告：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战略》，自1950年以来，维持25年年均7%以上经济增长率的经济体只有13个(大部分在东亚)。该报告将连续25年实现7%以上GDP增速的经济体定义为“经济奇迹”，但同时也强调这种奇迹并非不可复制。(30)报告还强调，在20世纪后半期以前，人类从未出现过如此高速的增长，因此当日本第一个实现“经济奇迹”时，多数评论家认为是战后复苏的特殊案例。当东亚四小龙达到这类标准时，又有人说因为这些经济体的规模比较小。而当中国实现这一奇迹时，又有人说是因为规模大。更加引人关注的是，这些经历高速增长的经济体，高增长走向终结的路径和方式各有不同。最终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和中国台湾地区等五个经济体进入了高收入经济体行列，而其他几个仍然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31)另外，报告还将印度和越南作为可能出现“经济增长奇迹”的候选国。按照同一标准计算，截至2019年，印度并未达到(1995-2019年年均GDP增速6.5%)，而越南初步达标(1992-2019年年均GDP增速6.9%)。从这个角度看，也的确印证了诺顿的一个判断，与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和东亚地区经济体的发展历程更接近、可比性更强。

在世界银行发布该报告之后，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巴里·艾肯格林等关于高速增长何时放缓的研究引起极大的关注。根据艾肯格林等学者2012年发表的论文，所谓经济增长放缓，有三个基本条件需要满足：一是在经济增长放缓之前，人均GDP增速连续7年平均不低于3.5%；二是以购买力平价(PPP)衡量，连续7年人均GDP增速下降幅度超过2%；三是以2005年购买力不变价衡量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按照这一标准，人均GDP达到1.7万美元时(2005年不变价国际元)，增长率至少会下降2个百分点。艾肯格林认为，日本出现过两次明显的增长放缓，转折点分别是1970年和1992年，韩国的转折点是1997年。艾肯格林还基于中国2007年的人均GDP水平预测，如果今后10年中国以9.3%的速度增长，可能将在2015年出现增长放缓的转折点，如果增速是7%，转折点很可能是2017年。(32)

2014年底，艾肯格林等人根据新公布的数据又发布了对增长放缓现象的后续研究。与2012年成果相比，新研究认为存在两个增长放缓的转折时期，一个是人均GDP达到10000-11000美元区间，一个是15000-16000美元区间。根据新的设定，韩国增速放缓的第一个转折点是1989年。与经济增长经历放缓阶段的国家相比，中国在两项指标上更有优势：一是中等教育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样本国家，二是高科技产品出口占比更高一些。因此，艾肯格林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如果中国能够继续增强这两项优势，那么中国必然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33)事后看，艾肯格林的分析基本符合实际情况。按照IMF提供的数据，2011年中国GDP增速为9.6%，2012年即下跌至7.9%，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人均GDP为1.1万美元，此后中国经济增速再没有回到8%。在连续多年下跌之后，2019年的经济增长率为6.1%，与2011年相比下跌3.5个百分点，符合艾肯格林界定的连续7年下跌幅度超过2%。(34)因而，2011年是第一个增长放缓的转折点，2018-2019年可能是第二个增长放缓的转折点(人均GDP落入第二个区间)。202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2.3%，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27.3%。(35)从统计上看，2012年以来的年均GDP增速将从截至2019年的7.4%下跌至6.6%，即便2021年恢复至8.1%，在这个时间段内的年均增速也无法超过7%，因而也就结束了世界银行所界定的“增长奇迹”时代。

因此，中国政府基于新发展阶段，倡导以新发展理念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可以说是在经济增长迈入一个新阶段之后确立一种新的发展战略。正如前文指出，改革开放以来40年是一个超高速增长阶段，无论是人均GDP还是经济总量都实现了数倍增长。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今后这样的超高速发展很难重现。未来15年，新发展阶段的主要经济特征包括，经济增长率从改革开放以来年均10%降至5%左右，人均GDP翻一番，经济总量翻一番。人均GDP是确立发展阶段新旧与否的最重要指标，过去40年，中国人均GDP占美国的比重增长了9倍，而未来15年仅翻一番。改革开放时代，中国之所以能够显著缩小人均GDP与美国的差距，很重要的经验是开放，国际力量扮演了重要角色。未来15年，我们的目标要比过去40年低得多，但是否意味着国际力量不那么重要了呢？为此，就需要进一步考察，新阶段的经济增长是更多来源于国内因素还是国际因素，也即“双循环”中的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两者的关系。

三、发展战略制定的早期经验

以购买力平价衡量，2020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27.3%。正如下文将要指出的那样，此时中国的相对发展水平与20世纪50年代发展经济学兴起之时所考察的若干区域和国家所差无几。由于“双循环”的一个基本背景是国际循环减弱，有人可能猜测，如果说发展阶段对内政外交具有决定性影响，那么中国会不会重复当时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的选择呢？比如进口替代战略以及依附论等。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发展战略就被很多人认为是进口替代，如果说与拉美国家有差别的话，那也主要是由于中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是冷战的一方，因而被迫自力更生。目前，尽管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转变，但中国也无意与美国进行一场“新冷战”，因而在思考发展战略时，需要甄别早期发展中国家制定发展战略时所形成的发展格局。

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陆续进入持续增长轨道，迈入了被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所界定的“现代经济增长”时代。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巴罗的研究表明，19世纪初以来的200年，主要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接近年均2%。(36)其他国家要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其经济增长率必须超过2%。以此衡量，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很难在短期内实现与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趋同”。事实上，正如世界银行《增长报告》所展示的，自二战结束以来，只有个别国家和地区实现了“有条件的趋同”。这意味着，只有少数国家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大多数国家并不能超越“发展阶段”。也正因此，我们在使用来自最发达国家的一些理论时需要格外谨慎，应当根据国情所决定的发展阶段加以创造性利用。中国政府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以往最为明显的区别是更加重视国内，那么，我们至少应该从理论上识别，为什么到了新发展阶段之后，国内的重要性会上升？还需要进一步考察的是，这种转变是一种短期性的策略，还是立足于阶段新变化的长期战略转变？

立足于发展阶段，我们可以重新表述发展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发展演变。事实上，这种方法也曾被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用于《经济增长理论史》的研究，罗斯托表示：“随着讨论的深入，我越发感到，把作者与他们观点形成的那段时间相连，甚至偶尔与其下笔的那一小段时间相连非常重要。形形色色的增长方程都印上了作者所密切观察着的特定时期经济史的标记。”(37)通常，经济学界把研究经济问题的发展历程分为两大阶段：一是兴起于18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时代，二是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时代。1870年以来，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由于边际分析的崛起，转变为更加重视消费和交换等问题的经济学，不再关注经济增长背后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因素，也即不再重点关注如何更好地生产的问题。换句话说，也正是因为发达国家解决了生产问题，从而更为重视消费。显然，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生产问题处于核心位置。在第二个阶段，则又进一步区分为1930年以前和之后。由于所面临的时代环境几乎完全不同于今日，绝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们的理论已经过时，但也有一些遗留至今，比如古典经济学家所信奉的阶级分析法，还有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38)但是，身处上述阶段的几乎所有经济学家，其研究的对象均为当时处于发达状态的国家。前文已经指出，1870年，美国的人均GDP接近5000美元，甚至超过了今天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平均水平。1950年，美国的发展水平也超过了今天的很多亚非拉国家。如果以人均GDP界定的发展阶段为主要依据，那么我们在解决发展中地区的贫困问题时，仍然需要重视自19世纪后期以来美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以及根据美国经验所总结的理论。不过，中国在“十四五”期间将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需要的理论参考系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同。

1950年之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进入了遥遥领先于其他社会的经济发展状态，同时出现了一批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由此，有关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理论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状态：一端是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开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另一端则是研究各个相对落后于美国的区域，以及主权独立的新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就本文所需要的文献而言，在发展经济学中，依据研究地区和国家的不同，我们可以列出三位代表性学者。一是被公认为发展经济学中“大推进”理论的创立者——出生于波兰的保罗·罗森斯坦—罗丹，他于1943年发表《东欧和东南欧的工业化问题》时正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任教。他所研究的这个地区，1940年的人均GDP为2000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8.0%。(39)罗丹当时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受到二战重创的东欧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从停滞状态提升至4%，从而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其所能获得的资本包括国内储蓄、外资、德国的战争赔款和移民等因素。(40)从理论渊源看，罗丹基本与索洛相同，只是应用的对象国不同。

二是创立“二元经济论”的刘易斯。1954年，刘易斯发表了《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将一个封闭经济体划分为两个部门——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工业部门，由于农村剩余大量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业部门工作的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十分缓慢，甚至不增长，因而无法带动农村发展。1979年，刘易斯因该文提出的思想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刘易斯的研究基于加勒比海地区，用罗斯托的话说，刘易斯“在1950年代早期的建言关注的绝大多数是低级阶段的经济增长问题。他也曾在一些地方提到拉丁美洲，但不是很多——在拉美，阿根廷和巴西是在1930年代中期就已经进入起飞阶段，而墨西哥则大约是在1940年开始起飞”。(41)按照麦迪森提供的数据，1950年加勒比海地区的人均GDP为2500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6.3%。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20年一个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门槛是人均GNI超过12535美元，2019年的标准是12375美元，该标准相当于美国水平的18.8%。(42)虽然20世纪50年代初世界银行还未曾按照收入水平划分国家类型，但以今天的水平衡量，当年刘易斯的研究对象也可被称为高收入经济体。

三是提出依附论的普雷维什。20世纪30年代初，普雷维什曾担任阿根廷的财政部副部长，亲身经历了阿根廷初级产品出口和价格的急剧下跌，因而从一个新古典主义者转向了保护主义，并提出进口替代战略。在此之前的60年，阿根廷事实上执行的是出口导向战略，只不过出口品主要是初级产品，而不是20世纪70年代东亚“四小龙”崛起时的制造品。(43)如图-2所示，阿根廷根据新的形势执行了新的发展战略，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成效，至少在20世纪50-70年代初这一时期内，其人均GDP占美国比重维持在50%的水平，但从长时段看，其发展水平还是从20世纪初接近美国的70%下跌至21世纪初的30%。同样，二战结束以来，东欧、加勒比海两个地区人均GDP占美国的比重经历了上下反复，但在20世纪结束时和二战结束初期所差无几。图-2还表明，上述三个地区自21世纪开始呈现出共同的上升趋势，这个趋势正是目前被很多人重视的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的组成部分。就此而言，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来说，国际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图-2 三个典型发展中地区(国家)相对于美国的发展水平

资料来源：麦迪森。

目前中国人均GDP占美国的比重，与20世纪40-50年代发展经济学理论初创时所立足的东欧、加勒比地区所差无几，但显著低于20世纪30-40年代的阿根廷。如图-2所示，在阿根廷推动从出口导向转向进口替代战略时，阿根廷的人均GDP占美国的比重事实上经历了巨幅下降，从30年代初的75%下跌至40年代初的46%。二战结束后，美国及其盟友进入了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客观上也带动了拉美地区的发展，阿根廷人均GDP占美国比重又开始上升。因此，与后来很多人对进口替代模式评价较低不同，拉美学者对进口替代曾有过很高的评价。例如，依附论的第二代学者、曾担任巴西总统的卡多佐在20世纪90年代曾这样论述，“不能忘记替代进口模式曾发挥过积极作用，尤其是它为拉美各国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44)80年代初，普雷维什出版《外围资本主义》一书，回顾了自己发展思想的五个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之前赞成新古典理论、之后批判“外向型”发展模式、提出进口替代再到重视“中心国家”的技术、霸权和政治因素等。普雷维什认为，二战以前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只考虑中心地带的发展，外围国家需要自己进行理论创造。不过，他也强调，“不是要抛弃中心的理论，而是要承认外围资本主义的特殊性。换句话说，应当建立一种把中心—外围格局及其全部复杂性包括在内的理论。”(45)

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人均GDP来看，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和20世纪50年代初的东欧、加勒比地区相当接近，但中国不应重复他们走过的道路。更进一步，中国目前的发展前景远好于当年这些地区。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关于经济增长的国内和国际动因中寻找更加合适的思想资源。

四、新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国内和国际根源

1956年，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罗伯特·索洛发表论文《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种贡献》，构建了以资本和劳动力为核心的生产函数。该模型假定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中，规模报酬不变，资本和劳动力两种要素投入的比例不变，而技术是外生的。一个国家的产出将主要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如果能够投资更多，并且保持更低的人口增长率，该国就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根据该模型设定，与垄断模型不同，生产商在该经济体中都是充分竞争的，并不能决定商品的价格。1957年，索洛发表第二篇重要论文《技术变化和总量生产函数》，将产出的增长划分为资本的增长、劳动的增长(劳动力数量和劳动时间的总和)和技术变化的增长，开创了经济增长的核算方法。索洛对美国1909-1949年的产出进行计算后发现，只有12.5%的增长可以用每个工人占有资本的增长解释，而其余87.5%的增长都被解释为技术进步，也被称为“索洛残差”(Solow residual)。(46)

索洛模型创立之初虽然主要立足于分析美国，但几十年来被用于理解各种发展水平国家的经济增长。按照一般理解，在该模型中，所有投入要素组合的贡献，等于各投入要素增长率的加权平均，每一投入要素的权重等于其在GDP中所占的份额。例如，假设劳动所占的份额为60%、资本所占的份额为40%，再假设劳动以年均2%的速度增长、资本存量以年均1%的速度增长，那么这些投入要素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为1.6%。根据索洛给出的方程，一般会出现产出的增长超过投入的贡献，这个差额被归结为全要素生产率(FTP)(也即索洛残差)贡献的增长率。(47)

正是围绕FTP这个“黑匣子”，20世纪70年代有关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曾一度陷入停顿，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关键假设是竞争性市场，在给定技术不变或者说外生的情况下，厂商只是价格的接受者，各生产要素的回报率呈现出边际递减的趋势。而技术本身的发展很多时候取决于发明创造，特别是新思想、新理念，后者通常是非竞争性的。如果思想也可以被当作一种生产要素投入，那么很可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因此，索洛模型所认为的投入一个单位的资本、再投入一个单位的劳动，就可以得到同样的产出，这个假定就不一定成立。一旦加入了新的思想，产出可能会有成倍的增长。如果无视思想的特殊贡献，还是按照与资本、劳动力同样的回报率考虑，那么在生产思想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就找不到等额的回报，或者说创造思想时的风险就得不到超额的回报，也会扼杀创新。

1987年，索洛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演讲中提及，“1957年论文的主要结论还是令人吃惊……在‘增长核算’得到大幅度改进的30年间，主要改进之处是‘将广义的技术进步’分解成大量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的人力资本变量和‘狭义的技术进步’。”经过这样的分解之后，索洛引用了经济学家爱德华·丹尼斯分析1929-1982年美国经济增长来源的研究，结果发现，“25%的增长部分可归因于教育水平不变的劳动力投入，16%的增长部分可归因于工人平均教育的能力提高。‘资本’的增长解释了产量增长部分的12%。总增长部分的11%归因于‘资源配置的改善’，11%归因于‘规模经济’，剩余34%最终归因于‘知识的增长’或狭义的技术进步。”(48)索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增长理论正在酝酿“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重大变革。

内生增长模型主要由保罗·罗默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创立，罗默也因此于201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简单来说，罗默把索洛的两种要素模型改造为三个部门的模型，其中资本这个因素不变，但是将劳动力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与索洛模型一样从事生产，新增加一个研发部门，将一批劳动力从简单的劳动力分类中抽离，作为专门从事创意和研发的人群。根据罗默的模型，经济的长期增长由研究者发现新创意的比率和研究者的增长率所决定，而研究者的增长率最终取决于人口增长率。需要注意的是，罗默的模型主要用于解释发达国家为什么实现以及如何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而不讨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49)从一般意义上说，罗默将20世纪30年代熊彼特关于“创造性破坏”的思想模型化了。因而，正如前文所引“高质量发展”是创新引领的判断一样，中国政府希望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也将由创新(技术)主导。

2007年，索洛在回顾增长理论诞生50年时认为有两个方向需要重视。一是罗默等人创立的“内生增长理论”。另一个最为显著的创新点是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采用横截面数据推断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其主要开创者是罗伯特·巴罗。(50)根据相关学者对有关增长文献的统计，竟然有多达145个因素影响经济增长！每一个变量都至少有一篇文献可以证实在统计上是显著的。(51)在横截面分析上有两种应用：一种是国内层面的各省或者各州，事实上这是索洛最初开创增长核算时的主要研究对象，只不过后人将此拓展到美国各州或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另一种是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跨国分析。根据巴罗本人及其合作者的研究，在第一个方向上，对发达国家国内层面展开的分析表明，通过经济增长消除各地区之间的差异，过程是很缓慢的，可能长达30年以上。(52)这似乎表明，如今发达国家国内层面贫富差距的消除，需要更长的时间、更大量的资本投入和更加精细的教育水平的提升。

更加受到关注的是国际层面的增长来源核算。巴罗本人的研究是这一类研究的典范，基于对87个经济体1965-1995年的分析，巴罗得出如下结论：增长与投资率、教育水平、法治水平和国际开放程度正相关，与政府消费率、通胀等负相关。同时，增长随着贸易条件的改善而提高(普雷维什当年担心的是贸易条件恶化)，随着生育率的提高而下降。民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呈倒U形态势，从非民主状态转向进一步民主化时，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但如果民主程度已经较高，那么再进一步的民主化则不利于经济增长。同时，诸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社会制度变量对经济增长没有什么影响。从影响的权重看，按照每增加一个单位导致增长率变化幅度的百分比，可排列如下：投资率(0.7%)、教育程度(0.5%)、法治水平(0.5%)、国家开放度(0.2%)、贸易条件(0.2%)，起负面作用的包括人均初始GDP水平(-2.6%)、预期寿命(-1.1%)、通胀率(-0.7%)、生育率(-0.6%)和政府消费率(-0.4%)。由于各类因素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影响力差异极大，需要区分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以及不同的时间段。例如，不区分时间段，仅考虑收入水平，那么对高收入国家而言，对经济增长起推动作用的因素从大到小排列，依次是民主、投资率、贸易条件等，相对而言，以贸易占GDP比重衡量的国家开放度的重要性显著低于低收入国家。(53)

在巴罗开创国家间的横截面增长核算实证分析之后，20世纪90年代中期围绕东亚经济体的增长来源曾发生过一场著名的争论。尽管有关“东亚奇迹”的理论争论由来已久，不过总是缺乏相当严谨的实证分析。巴罗的研究为从实证角度辨析理论的正确与否提供了机会。争论的起因是1993年世界银行发布《东亚奇迹》报告，对政府介入经济发展的方式予以肯定，这一观点与当时欧美社会的主流舆论相悖，因为后者认为“历史终结”，资本主义将一统天下。1994年11-12月号《外交事务》发表了时任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的《亚洲奇迹的神话》，认为东亚经济体超高速增长并无“奇迹”可言，只是高投入高产出而已，西方无须为之恐惧。克鲁格曼还断言，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很可能是当年苏联经济高速增长的翻版，因为东亚经济体的FTP与苏联一样都很低。克鲁格曼这番言论很快就引发了太平洋两岸广泛持久的争论。“就广义的宏观思考而论，我们也可于这场激辩中读到美国对这个题目不懈热情的原因所在，这至少包括：1.从全球战略意义考虑，准确乃至精确把握东亚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对于制订未来国家决策(外交、国防等)至关重要(如克鲁格曼所表达的，中国方面几个百分点的年增长差异，将影响到下个世纪中国是否超越美国)；2.东亚的发展，对于就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的理论研究，是否提出新鲜的经验，激发新的思路，开拓新的领域，或带来新的动力；3.在意识形态—思想层面，东亚的发展，是否构成了西方的社会-文化-信念体系之外的独立参照系。这样的‘大是大非’，是西方扩张史上500年来所仅见，我们由此不难想见，上述激辩何以其热度、烈度远远超过一般学术讨论。”(54)

历史表明，这场争论对中国政府进一步认识发展方式、增强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决心起到了一定作用。在这场辩论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五中全会于1995年9月28日制定了“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认为要实现“九五”和2010年的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55)这是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所谓粗放型模式就是传统的苏联模式，也是被克鲁格曼等人批评的模式。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似乎进一步佐证了克鲁格曼的预测。但从实证分析角度看，克鲁格曼的批评来源于时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阿尔文·杨对东亚“四小龙”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杨认为，这些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并没有超越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式所框定的范围。(56)从人均GDP角度看，杨立足于东亚“四小龙”的研究去否定内生增长模型，其实是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罗默等人创立内生增长理论，主要是为了解决发达国家的难题，而发展阶段落后的东亚四小龙，并未达到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水平。例如，杨的论文所使用的数据截至1985年，而根据麦迪森的数据，1985年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人均GDP分别为美国的51.7%和61.6%。从更深层次角度考虑，这些新古典经济模型都不重视发展阶段，也不看重发展经济学所强调的结构性因素。

在克鲁格曼发起这场辩论后，虽然中国政府多次强调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并不十分成功，这似乎证明跨越发展阶段十分困难。不过，改革开放还是不断取得成效。1998年8月28日，在第九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江泽民指出，“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国家也回避不了。”(57)在制定“九五”计划时隔25年之后，当中国的人均GDP发展水平与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的韩国所差无几时，中国政府制定了“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核心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试图调整国内和国际的关系，在国际部分的重点之一是重新理解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其实，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当复杂，尤其是两者何为因、何为果，学术界长期存在争议。一是源于模型和变量的选择。1995年，杰弗里·萨克斯和安德鲁·沃纳的一项著名研究指出，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贸易，开放的国家要比封闭的国家更容易获取更高的长期经济增长率。(58)随后这一结论遭到强烈质疑，认为开放的程度还受制于地理因素，地理对收入的影响更大一些。(59)罗德里克等人的研究则认为，讨论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关键是如何定义贸易的开放度，如果仅仅采用降低关税或关税壁垒的指标度量开放度，那么开放贸易和经济增长并无显著关系。(60)新近的研究则表明，如果不考虑海运，而是利用空运作为地理的变量，那么充分利用空中航线的国家，更能从贸易中获益，因而贸易对收入会产生显著的影响。(61)

图-3 经济规模与贸易占GDP的比重(2018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

二是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而言，贸易作用也有不同分量。有学者基于墨西哥和中国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表明，墨西哥从贸易中的获益大于中国从贸易中的获益。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贸易相对更重要一些，但在收入迈向高级阶段后，制度(改革)的因素更突出。(62)目前，学术界的一个基本共识是，贸易开放的增长效应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门槛值约为人均GDP780-820美元(1960年)，低于这一门槛值，扩大贸易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高于这一门槛后，扩大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影响，主要是通过促进新技术的采用和专业化来刺激经济增长。(63)

三是源于经济规模的差异。一个基本事实是，对于小型经济体而言，贸易更重要，而一般来说，大型经济体的贸易占GDP的比重都比较低。如图-3所示，美国、中国和日本等世界前三大经济体，2018年贸易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0.6%、37.5%和36.8%，而小型经济体，如卢森堡(387.1%)、中国香港(376.9%)和新加坡(326.9%)，贸易对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大型经济体中，除了德国之外(2018年贸易占GDP比重为88.6%)，其他大型经济体并没有超过70%，且前十大经济体贸易占GDP的平均比重为53.0%。而德国也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上升至80%，1993-2019年，德国贸易占GDP的年均比重为68.6%。

五、大国经济与面向2035年的大国战略

正如艾肯格林等人和世界银行《增长报告》所提示的，中国已经结束了“增长奇迹”时代，但中国在若干指标上并不是一个样本式的发展中国家。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早在2012年的论文中，艾肯格林等人就强调，世界上从未看到如此庞大的国家经历如此之长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巨大的面积和地理多样性不同于早期的高速增长经济体。如果中国内陆省份也能复制沿海地区的高速增长，那么未来若干年中国仍将保持中高速增长。(64)因此，国家规模对于经济增长也是重要的。上文提及的罗默模型针对当时整个发达国家，将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一项重要的指标就是人口规模，因为该模型表明，人口规模和人口增长率最终决定创新的规模。此外，前文的相关分析也表明，除了以人均GDP界定的发展阶段之外，经济规模对于理解发展战略及其国际政治效应也十分重要，特别是对理解国家间的安全关系至关重要。对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者而言，国家规模是第一位的因素，随着实力地位上升，必将产生广泛的权力效应。对于这一点，即便罗斯托本人也并不回避。在冷战结束前夕出版的《经济增长理论史》中，罗斯托展望了至2050年的全球形势，“从当前到21世纪中叶这一整段时期，很有可能是自18世纪中叶以来，对资源和环境构成最大压力的时期，同时也是人口聚集地、经济潜能和政治地位方面展开最大限度重新调整的一段时期。”(65)

事实上，在很多经济学模型中，大多数讨论的是“小国经济”，而不是能够影响商品价格的“大国经济”。所谓“小国经济”(small economies)，按照多数经济学教科书的理解，指的是这些经济体的出口供给和进口需求，都不足以明显地影响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只是世界市场上的价格接受者。虽然有些发展中国家能够影响一些初级产品的出口价格，但无法影响进口价格。需要注意的是，宏观经济模型通常将澳大利亚视作“小国经济”的典型。澳大利亚的对外贸易主要由比较优势驱动，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一半以上的进口是制成品。但是，澳大利亚对其出口产品的价格几乎没有影响。因而，澳大利亚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世界的产出、通货膨胀和利率都不会有明显的影响。(66)与此相比，美国显然是一个“大国经济”，美国经济尤其是美联储的利率政策将显著地影响全球经济。因而，在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理论总结，特别是其政策建议时，需要格外注意它们的假设是立足于“小国经济”还是“大国经济”。上述发展经济学的文献多数是“小国经济”，例如，普雷维什在进入拉美经委后一直致力于推动拉美地区的区域一体化，因为在他看来，拉美地区的各经济体规模太小，不具备决定初级产品价格的能力。只有拉美地区形成统一的大市场，才能让本国工业具有国际竞争力。(67)而新古典增长理论则主要以美国为样本，因而是一种“大国经济”研究，更一般性地适用于分析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小国经济”、“大国经济”与国际政治文献中的国家分类差异非常大。例如，澳大利亚在国际关系文献中被当作典型的“中等国家”，它也是全球经济治理中核心的二十国集团的成员之一。从面积上说，澳大利亚在很多有关大国的研究中被当作分析对象。(68)对于绝大多数经济学者、一部分国际关系学者甚至一些决策部门而言，经济规模、国土规模和人口规模被视为区分小国、中等国家和大国的重要依据，甚至是最重要的依据。从严格意义上讲，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并不存在这种划分“大国”的理论依据。无论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建构主义，定义大国的核心要素都是军事力量。自16世纪以来，大国的数量从未超过10个，且并非所有大国都始终在大国的榜单上。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在对大国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时，通常包括联合国五常以及德日等七国。(69)显然，研究大国的国家间政治博弈得出的结论，通常不适合用来指导小国的对外战略。反过来说，如果一项研究不基于对大国的研究，而只考虑人口、国土以及收入意义上的“大国”，那么基于前文在讨论贸易与增长关系时的变量误差，其结论也不能轻易推广。

哈佛大学已故政治经济学家艾尔波托·艾莱斯那在解决领土规模和市场规模不一致问题上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70)艾莱斯那认为，可以从贸易的视角重新讨论国家规模和市场规模之间的关系，在一个完全政治一体化的世界中，一个国家的政治规模与市场规模是一致的。因此，小国的市场就是小的。但是，在一个经济一体化的世界中，一个国家的市场规模可能远远超出其政治疆域限定的范围。在极端情况下，边界与政治的互动可能是完全无关的，单个国家的市场规模就是世界。在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开放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可以预期大国在经济上比小国做得更好，但是随着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政治规模的作用就下降了。当然，即便是自由贸易程度很高的世界，国家边界也不会没有作用。例如，加拿大各省之间的贸易要比加拿大各省与美国各州之间的贸易容易得多。在贸易完全自由化的情况下，国家规模与经济增长或人均收入水平的关系并不大，但是如果贸易趋向于封闭，那么大国的表现会比小国更优。一个合理的推论是，小国比大国更需要国际贸易，更愿意支持开放的世界经济。

从疆域和人口看，中国毫无疑问是个大国，但仅有这两项还不足以成为经济学意义上的“大国”，也不被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当作“大国”。如果从经济学界比较看重的影响价格这一指标来看，那么鉴于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即通俗说“中国买什么、涨什么”，我们也可以说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近年来，不少学者也都指出，中国已经是“大国经济”，必须用“大国思维”管理大国经济，特别是强调“政治挂帅”！(71)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些呼吁使用的概念界定还可以商讨，但关于“大国经济”地位的判断显然也是基于对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特别是对发展阶段以及经济规模变化所导致的国际经济和国际关系的影响。

目前，国内外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表明，中国经济要进一步调整，才可能达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所设定的目标。巴罗在2016年发表的论文中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速将快速地从8%下降至3%-4%，但这一增速如能维持20-30年，也足以帮助中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72)韩国高丽大学教授李钟和2017年的一项研究指出，除非中国政府大规模升级人力资源，调整经济结构，同时提高宏观经济管理水平、降低金融脆弱性，否则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速将下降至5%-6%。(73)根据复旦大学张军教授2017年的分析，2015-2035年，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可达4.88%，加上人口增长率，潜在的GDP增长率可以实现5%。那么，到2035年，中国人均GDP水平能够达到美国的53.5%，届时中国经济总量大约为美国的2倍。(74)正如前文所说，未来15年，只要达到5%左右的GDP增速，中国的人均GDP就将翻一番，这意味着占美国的比重将从2020年的27.3%攀升至54.6%。这个比重也恰好是1985年新加坡相对于美国的发展水平。

但是，新加坡毕竟是“小国经济”，而“小国经济”的最优发展战略从根本上说是基于比较优势的开放战略，比如利用全球的资源、地理区位以及特殊的国家关系(如国际关系中的结盟、准结盟等)。但是，对于一个大国，特别是“大国经济”而言，比较优势从来就不是占据主导性的，大国总是不断突破既有的理论约束。例如，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华西里·里昂惕夫就提出了后来以其名字命名的现象“里昂惕夫之谜”。按照比较优势理论，由于美国拥有全世界最昂贵的劳动力和最密集的资本，其出口品应主要是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但事实却相反，美国出口量最大的是农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量最大的却是汽车、钢铁等资本密集型产品。(75)破解“里昂惕夫之谜”的关键是将索洛模型中的生产要素进一步细化分类，特别是重视技术因素。又比如，新古典增长理论将不能解释的部分归结为全要素生产率，而要推动全要素生产率转变，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有非经济因素。贸易在推动收入转变的过程中，其实施机制是比较复杂的，除了直接给劳动力的高工资收入，还有带动技术升级和提升管理水平等，直接投资(FDI)则是比贸易更加重要的一个开放通道和手段，而恰恰是在FDI和经济增长这个问题上，索洛也承认，新古典理论的研究并不充分。他特意提到中国这样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并认为当一个经济体有机会通过外国投资吸收资本和已知技术时，会充分调整智力资源的配置。对于这个特性，即便是内生增长模型的研究也仍不够。(76)事实上，有关中国吸收外资到底是多还是少的问题，多年来一直都有争议。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看，中国迈向发展新阶段、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将影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从而改变对外关系。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第二代领军人物、加州大学教授戴维·莱克早在2008年即指出，“中国大多数政治和对外经济政策及其对他国的影响都可以用开放经济政治学(OEP)来解释……不过，中国的崛起的确凸显了OEP研究在国际市场力量与规模收益递增这两个假设上的局限。”(77)莱克所强调的“国际市场力量”即上文说的“大国经济”效应，传统国际经济理论之所以喜欢用“小国经济”，原因之一是不太赞赏政府干预，而事实上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很多时候是由政治和政策决定的。至于规模经济效应，其实正是罗默开创的“内生增长模型”所含有的，也是对索洛模型的突破。按照罗默模型的预计，“大国经济”天然具有创新优势。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形成了所谓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也是基于比较优势可以被政府的政策创造这一理念。就连一贯倡导自由贸易理念的萨缪尔森，在其晚年的文章中也直面规模经济效应所导致的国家间分配问题，认为美国在与具有很强的技术创造能力的国家进行贸易时，不能完全执行自由贸易政策。(78)杜克大学教授高柏甚至认为，中国面临的挑战虽然有“修昔底德陷阱”困境，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普遍存在更为深刻的“萨缪尔森陷阱”。(79)

像美国这样处于经济增长前沿的国家面临被赶超的难题，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这个难题。因为中国并不像美国那样处于人均GDP的前沿位置，与发达国家存在相当大的发展差距。美国自19世纪末以来，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GDP水平，都处于世界第一的位置，20世纪50年代后期虽被欧洲和日本追赶，但经过美国的政策和战略调整，最终这些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处于美国的80%左右。由于较高的发展差距，美国执行以企业(私人)为主的国家发展战略，更加侧重于收入水平很高的国内市场，国内资本市场高度发展，因而占据着规则制定上的优势。

未来15年，中国相对于美国的人均GDP将从目前的27%上升至50%左右。与美国始终处于收入最高位置所执行的对外政策不同，中国强调安全与发展并重的外交政策，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将形成自己的特点。第一，内政对对外政策的影响力相对下降，两者的分离性将增强。“大国经济”模型显示，在高度开放水平下，政治边疆和经济边疆是一致的，经济利益到了哪里，政治利益就需要走到哪里。因而，我们看到，西方社会很多人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讨论“贸易跟着国旗走”，强调美国军事力量干预对促进和保护海外利益发展的作用。(80)显然，中国并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实施“干预内政”，而是通过“政策沟通”捍卫海外利益。并且，中国的开放主要仍然是促进国内的发展，而不只是专注、单方面侧重于国际目标，完全不顾及国内层面的考虑。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马歇尔计划”结束之后，美国对外政策和内政的联系开始显著分离。美国维持第一位的收入水平后，对外政策的一个显著特色是单方面设定国际目标，与国内利益的联系机制是一种“内嵌的自由主义”。(81)这种机制的核心是说，只有说服了中下阶层才能让上层人士主导外交政策。这种趋势导致的最终结果是出现了对外政策决定的两种基本模型：一种是克拉斯纳20世纪70年代后期提出的在原材料领域实施国家主义的对外政策，减少利益集团的干预，(82)还有一种是在产业内、产业间贸易的利益集团博弈模型。前文的分析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贸易的作用趋于正面，从中国的经验看，早期阶段开放比国内的改革更加重要，因为通过贸易参与国际市场，可以将庞大的劳动力和国际需求相结合，这个逻辑正是20世纪80年代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基础。由于需要将国际市场需求和本国劳动力优势相结合，中国早期的对外政策非常重视构建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经济增长的动力逐渐转向国内层面，这种政策将发生显著变化，国内和国际的分离也会进一步显现。不过，毕竟中国的人均收入还是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因而国内需求和国际政策分离的程度还是有限的。

第二，中国生产和消费并重的特色将影响对外关系中的身份定位。前文提及，从19世纪后期起，美国的经济理论从生产理论转向消费理论。二战结束后，美国不仅为发达国家提供资金，更重要的是提供市场。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体的崛起也证明，提供消费市场有助于夯实美国与这些经济体的关系。事实上，二战后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权力，很大一部分来自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这种特性。最近，拜登政府强调“中产阶级外交”，试图改变美国长期以来的这种基础，不仅重视作为消费者的中产阶级，也开始重视其作为生产者的身份，强调在美国国内创造就业。如此一来，美国政府就必须扭转传统的基于消费者定位的对外政策基础，重视贫富差距问题，提升国内消费者的生产能力，在国内创造生产机会。显然，中国虽然具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潜力，但并不纯然依靠消费。中国也很重视生产，因为我们还有很多人仍处于低收入阶段。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中国政府进行了如下变更：“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83)这种转变表明，我们试图平衡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而不是像美国那样在迈入高收入阶段之后，就一直倚重消费。中国虽然长期试图转向内需促进，但从2006年“十一五”提出之后，经过三个五年规划也未完全转变。因而，我们不能完全像美国那样，充分利用国内消费能力去构建与相对低收入国家的关系。由于要平衡生产者和消费者这两种身份特征，反映在对外关系领域，则表明中国既是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高收入国家。

第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在中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存在更大的上升空间。由于中国的人均GDP总体上仍不高，因而在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开展经贸活动时，比较优势原理在中国对外政策中的影响是比较弱的。虽然中国也利用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实施开放战略，但当时是基于“小国经济”。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规模经济的效应将大于基于比较优势获得的利益。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扩张，也还达不到雷蒙·弗农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所总结的“产品周期论”阶段，(84)因而其产业转移也不完全是西方式的产业转移，后者基本上利用国外的低端劳动力和低要求的环保，但其产品却主要服务于美国市场。显然，中国企业的竞争方式与美国当年不一样，我们要利用巨大的产能优势，向外投资进行产业转移，但同时也强调产能合作中的能力建设，而不仅仅是利用东道国的比较优势。从理论上讲，以往很少有国家在中国这个发展阶段，有这么大的对外投资规模。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解释也表明，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具有特殊性。(85)实质上，与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人均发展水平上并不具有比较优势，也可以推断，比较优势在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作用要比美国小。西方发达国家在对外(经济)政策上推行比较优势的一个政策后果是，发展中国家被锁定在价值链发展的阶段，比如殖民主义时期的单一种植物经济体，比如拉美学者提出的依附论。甚至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小国经济”，即便在人均收入水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之后，也依赖于其他国家对其资源的进口，而不是源于国内的独立发展。由于中国并不存在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锁定在某一个产业链位置的潜在能力，也就不容易招致政治上的攻击，因而我们才可以强调伙伴关系和“结伴不结盟”。这样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十四五”规划相应地调整了中国的外交布局，首次将“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放在“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之前。(86)

第四，经贸的模式和规则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前文已经指出，随着中国不断技术升级，加大创新力度，的确将与发达国家面临“萨缪尔森陷阱”的挑战。但与此同时，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可能进一步提升。一方面，中国(国有)资本的利息回报可以更低、时间更长，融资规则可能改善得更快，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更有力的融资。由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发展差距并不大，因而传统的基于利息差距的国际资本流动不会出现，而卢卡斯曾经提出一个命题：资本之所以从穷国流向富国是因为后者的人力资本因素。(87)显然，中国并没有达到卢卡斯所说的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因而也就不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回到中国。从中国方面来说，转向高收入发展阶段，意味着技术的重要性远超过资本，对资本的需求是下降的，中国市场的资本并不能产生很高的回报率，较低的海外投资回报率也是可以接受的。此外，对低收入国家而言，无论是发展经济学还是索洛模型，要获得经济增长都需要非常重视资本的作用。但对于低收入国家而言，市场的开放性和对资源品的出口更加重要，如果能够获得中国市场，那么资本与出口收益的结合就能创造发展能力。事实上，这个逻辑正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发展经济和对外关系的逻辑，我们同时开始贸易和吸收外资，通过卖资源强化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出口和吸收外资获得技术升级能力，提升劳动力回报率。

第五，“全人类共同价值”将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价值支撑。低收入阶层、中低收入发展阶段与高收入阶层的一个显著差别是，后者更加重视价值观的作用。西方产生压倒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影响力，主要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当时西方各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超过70%。按照前文提及的张军的预测，2035年中国经济总量可能将达到美国的2倍。尽管无法达到西方在20世纪50-70年代的比重，但客观而言，在从1万美元迈向2万美元的时代、经济总量相对于美国再翻一番的阶段，中国软实力的影响力会体现在诸多方面，当然也会影响我们对外政策中的价值观。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首次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88)从排序上看，“发展”的地位是非常高的。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又再度强调这些“全人类共同价值”。(89)事实上，中美之间围绕价值观在外交层面已经展开了博弈。2021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安克雷奇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时指出，“中方主张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主张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而不是以一小部分国家制定的规则为基础的秩序。”(90)

六、简要结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政府多次强调，要立足新发展阶段，以新发展理念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的“参与国际大循环”对中国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更获得了迅猛发展，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至2019年的1万美元，经济总量从21世纪初的10万亿人民币增至2020年的100万亿人民币。随着中国持续超大规模的崛起，中国已经对国际格局、国际秩序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并招致美国的恶意打压。在当前中美博弈加剧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如何作为和应对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立足于国内发展成就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政府主动应对，积极求变，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表明中国将从过去倚重国际大循环转向平衡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同时更加重视国内市场需求这个战略基点。中国发展战略的调整，必将产生重要的国际效应，因而中国对外政策下一步怎么走也成为重大问题。

因此，本文试图从学理上重建发展战略与对外战略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中国政府将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与新发展格局合在一起表述，已经含有从理论上构建三者逻辑关系的明确意图。经过40年改革开放，中国即将从一个低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按照官方的政策表述，这种发展阶段的变迁源于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国内发展战略与对外战略两者成功结合的产物，而这种成功的结合也可以表述为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其次，本文强调，从低收入发展阶段迈入高收入发展阶段，中国对外战略本身也需要进行相应的升级，以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在低收入阶段，对外战略的调整包含了发展战略成功的条件，通过引入外部的资金、技术和市场，优化了国内的要素配置，使经济产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这一战略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需要与拥有资金、技术和市场的一方保持良好的关系，因而稳定和开放的国际环境对于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至关重要。而到了较高的发展阶段，国际和国内环境呈现出两种变化趋势。一方面，随着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国际市场的竞争加剧，原先支持发达国家对外转移资金、技术和开放市场的动力显著下降，更由于中美关系的恶化，国际因素在中国发展中的参与度也随之下降。另一方面，随着国内收入水平的提升，国内有更多的空间促进本国经济发展，无论是资金、技术还是市场，国内的占比都将显著上升。因此，对外战略也需要从原先服从于维持与发达国家的关系，转向拓展本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对外关系。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正是从根本上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进行动态调整的一种发展战略。

正如中国政府所反复强调的，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需要立足于新发展阶段和确立新发展理念，而人均GDP和相对于美国的发展水平，是研判发展阶段的最关键指标。中国提出新发展阶段，正是立足于人均GDP连续两年突破1万美元，并将很快成为高收入国家这个趋势。按照购买力平价衡量，2020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27.3%。与人均GDP变化相伴而生的是城镇化率，以及日渐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发展战略。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中国走过的道路和东亚“经济奇迹”的很多经济体极为相似。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开始关注东亚经济发展，至90年代初引发了有关东亚经济体增长模式的争论。历史表明，这一争论以及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对中国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决定拥抱经济全球化。中国与东亚经济体的成功表明，在发达国家进一步开放的前提下，融入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国际市场，可以更快地促进发展战略的成功。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各经济体在收入快速提升过程中都伴随着技术的显著进步，特别是“大国经济”将产生经济规模效应，并引发权力竞争。一个显著的例证是，当今中美贸易摩擦在一定程度上是20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的转移，并促使美国保护主义势力抬头。

在中国迈入新发展阶段、逐步确立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仍需要重视促进经济增长的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变化。今天的中国既不是传统意义的西方发达国家，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需要理解和借鉴双方不同时期的历史经验。本文对早期基于东欧、加勒比海和阿根廷等地区和国家发展经验总结的理论对比研究表明，这些地区和国家在20世纪40-50年代相对于美国的人均GDP大致在28%左右，和今天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发展水平所差无几。不过，鉴于时代背景和国际格局的不同，中国不会转向进口替代战略，而将更加重视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已经从“小国经济”转变为“大国经济”，具有改变比较优势的能力，已经不同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基于发达经济体经验总结的内生增长理论有一个重要观点，即为了摆脱报酬递减规律的束缚，在经济发展的高阶阶段需要依靠创新，而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是创新的最终决定因素。就此而言，中国的优势是毋庸置疑的。

立足于上述判断，本文认为，随着新发展格局的逐步形成，中国对外战略将更加重视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并将出现五种明显的变化：第一，内政对对外政策的影响力相对下降，两者的分离性将增强；第二，中国生产和消费并重的特色将影响对外关系中的身份定位；第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在中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有更大的上升空间；第四，经贸模式和规则更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第五，“全人类共同价值”将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价值支撑。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人民日报》，2021年3月13日，第5版。

②在对外关系类型的相关文献中，有关发展战略与对外关系两者联系的研究并不丰富。原因之一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绝大多数国家采取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而发达国家基本上采取了开放战略。但在此之前，我们都知道存在进口替代模式，在发展理论上有主张和发达国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脱钩的战略，这一战略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早期文献可参考Robert L.Rothstein,"Foreign Policy and Development Policy:From Nonalignment to International Class War",International Affairs,Vol.52,No.4,1975,pp.598-616; William Jesse Biddle,"Dependent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Policy:The Case of Jamaica",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3,No.4,1989,pp.411-434。发达国家将发展战略推广到发展中国家，美国20世纪60年代现代化理论所蕴含的对外政策最可称著。有研究甚至认为，从20世纪50年代起，为了同苏联模式竞争，美国政府就已经开始致力于将以私人资本为核心的美国模式强加于巴西，并在对外政策领域支持独裁政权、适用秘密行动、订立军事援助协定，并在紧急情况下提供援助，以确保整个区域的政治稳定，但无论是推广现代化理论还是辅以对外政策，美国的行动并不成功。参见Bevan Sewell,"Early Modernisation Theory?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and the Foreign Policy of Development in Brazil",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Vol.CXXV,No.517,2010,pp.1449-1480。

③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1页。

④《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第1版。

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人民日报》，2020年5月15日，第1版。

⑥《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眼光分析经济形势，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人民日报》，2020年5月24日，第1版。

⑦《决定召开十九届五中全会》，《人民日报》，2020年7月31日，第1版。

⑧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0—32页。

⑨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7月22日，第2版。

⑩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8月25日，第2版。

(11)余永定：《怎样实现从“国际大循环”到“双循环”的转变》，搜狐网，2020年8月22日，https://www.sohu.com/a/414506166-729263。

(12)Michael Pettis,"The Problems with China's ‘Dual Circulation’ Economic Model",The Financial Times,August 25,2020,https://www.ft.com/content/a9572b58-6e01-42c1-9771-2a36063a0036.

(13)Jude Blanchette and Andrew Polk,"Dual Circulation and China's New Hedged Integration Strategy",CSIS,August 24,2020，https://www.csis.org/analysis/dual-circulation-and-chinas-new-hedged-integration-strategy.

(14)Joseph R.Biden,"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Rescuing U.S.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Foreign Affairs,Vol.99,No.2,March/April 2020,pp.64-76.

(15)这几篇讲话于2020年11月2日被美国国务院编为《特朗普论中国》文件集，文件集开宗明义声称其“类似于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1946年给国务院的‘长电报’”。参见The White House,"Trump on China:Putting America First",November 2,2020,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0/11/Trump-on-China-Putting-America-First.pdf。

(16)Dustin Tingley,"Rising Power on the Mind",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71,No.S1,Supplement:The Behavioral Revolu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17,pp.S165-S188.

(17)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0年10月13日公布的最新数据。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0/October.

(18)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19)同上。

(20)余永定、田俊荣：《当务之急是提高增长质量》，《人民日报》，2010年8月12日，第10版。

(21)黄阳华：《战后发展经济学的三次范式转换——兼论构建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2期，第109—136页。

(22)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人民日报》，2020年11月4日，第2版。

(23)对相关概念的解释可参考德怀特·H.波金斯、斯蒂芬·拉德勒、戴维·林道尔：《发展经济学》，彭刚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14、27—33页。

(24)2010年麦迪森去世后，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增长和发展中心(GGDC)的学者对数据库进行了数次更新，目前最新版本为2020年10月更新，更加切合当前的发展水平。该数据基于购买力平价计算。参考Jutta Bolt and Jan Luiten van Zanden,"Maddison Style Estimate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A New 2020 Update",The Maddison Project,October 2020,https://www.rug.nl/ggdc/historicaldevelopment/maddison/publications/wp15.pdf。

(25)王绍光曾利用中国统计局数据计算了1950-1978年的经济增长率，认为可以达到年均7.5%。参考王绍光：《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中信出版社，2020年，第105页。不过，在比较改革开放前的增长率时，需要注意三点：一是前文提及当时我们的统计方法不同于今日，当时用的是苏联的方法，主要依据工农业总产值；二是在这段时间内经济的平稳性欠佳，有时候负增长也极大；三是人均GDP增长率和GDP增长率两者也有较大差别，人均GDP增速考虑了人口的增减，在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时，人均实际GDP增长率更重要一些。

(26)金星晔、管汉晖、李稻葵、BROADBERRY Stephen：《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相对地位的演变(公元1000-2017年)——对麦迪逊估算的修正》，《经济研究》，2019年第7期，第22页，表-4。

(27)同上，第27页。金星晔等学者认为，“以人均GDP衡量，中国从18世纪上半期开始生活水平落后于欧洲主要国家，中西大分流已经开始，而非加州学派认为的工业革命后才出现大分流……1978年改革开放开启的是公元160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首次历史性复兴，也应该是中华文明的首次历史性复兴。因此，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应该得到充分认识。”

(28)巴里·诺顿：“中文版前言”，载《中国经济：适应与增长》(第2版)，安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l页。

(29)同上，第10页。

(30)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The Growth Report:Strategies for Sustained Growth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World Bank,2008,p.1.

(31)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The Growth Report:Strategies for Sustained Growth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World Bank,2008,p.20.其他经济体包括中国，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西亚的阿曼，非洲的博茨瓦纳，欧洲的马耳他和拉美的巴西。

(32)Barry Eichengreen,Donghyun Park and Kwanho Shin,"When Fast-Growing Economies Slow Down:International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Asian Economic Papers,Vol.1,No.2,2012,pp.42-87.列出两个增速是为了说明更高的增速将获得更高的人均GDP水平，从而更快地达到增速放缓的转折点。

(33)Barry Eichengreen,Donghyun Park,and Kwanho Shin,"Growth Slowdowns Redux",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Vol.32,Issue C,November 2014,pp.65-84.

(34)数据来自IMF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35)同上。

(36)罗伯特·J.巴罗：《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跨国经验研究》，李剑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0页。

(37)W.W.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陈春良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页。罗斯托是现代化理论的开创者，也深度参与了肯尼迪时期的对外政策，因而其相关论述对于理解发展战略与对外政策的关系具有更为直接的启发意义。

(38)张夏准：《每个人的经济学》，李佳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87-88页。

(39)数据来自麦迪森。

(40)W.W.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第623-626页。

(41)W.W.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第650页。

(42)关于最新的收入类型划分标准，可以参考Umar Serajuddin and Nada Hamadeh,"New World Bank Country Classifications by Income Level:2020-2021",World Bank Blogs,July 1,2020,https://blogsworldbank.org/opendata/new-world-bank-country-classifications-income-level-2020-2021。

(43)韩琦：《1870-1930年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

(44)白凤森编译：《卡多佐总统谈拉美的经济、社会思想》，《拉丁美洲研究》，1996年第4期，第60页。

(45)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苏振兴、袁兴昌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2页。

(46)Robert M.Solow,"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39,No.3,August 1957,pp.312-320.

(47)E.赫尔普曼：《经济增长的秘密》，王世华、吴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22页。全要素生产率的本质也可以进一步概括为技术进步和技术使用效率两者结合的程度。

(48)罗伯特·索洛：《经济增长理论—— 一种解说》(第二版)，朱保华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2-13页。索洛也指出，上述各项比重加总之后超过100%，原因在于有的因素会降低增长率，如改善环境的投资。在上述各项中，索洛认为“资源配置的改善”主要是指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的工业部分(其实就是刘易斯模型)，但“规模经济”的估算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49)对该模型基本要素的介绍，可参考查尔斯·琼斯、迪特里奇·沃尔拉特：《经济增长导论》(第三版)，刘霞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1-67页。

(50)Robert M.Solow,"The Last 50 Years in Growth Theory and the Next 10",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Vol.23,No.1,2007,p.5.

(51)查尔斯·琼斯、迪特里奇·沃尔拉特：《经济增长导论》(第三版)，第45页。

(52)巴罗、萨拉-伊-马丁：《经济增长》(第2版)，夏俊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93页。

(53)巴罗、萨拉-伊-马丁：《经济增长》(第2版)，第412-429页。

(54)易水：《一场关于东亚发展评价的激辩——克鲁格曼引发的争论》，《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4期，第35页。

(55)《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日报》，1995年10月5日，第1版。

(56)Alwyn Young,"A Tale of Two Cities:Factor Accumulation and Technical Change i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Vol.7,1992,pp.13-54.巴罗和克鲁格曼参加了NBER为该文组织的的研讨会。巴罗认为，虽然杨批评当时刚刚兴起的内生增长模型，但其实还是借用了该模型对创新的重视，因为只有不断引入新产品才能阻止报酬递减。Alwyn Young,"Lessons from the East Asian NICS:A Contrarian View",European Economic Review,Vol.38,No.3-4,1994,pp.964-973.

(57)江泽民：《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外交工作》，载《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1页。

(58)Jeffrey D.Sachs and Andrew Warner,"Economic Reform and the Process of Global Integration",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No.1,1995,pp.1-118.

(59)Jeffrey A.Frankel and David H.Romer,"Does Trade Cause Growth",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9,No.3,1999,pp.379-399.

(60)Francisco Rodriguez and Dani Rodrik,"Trade Policy and Economic Growth:A Skeptic's Guide to the Cross-National Evidence",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Vol.15,No.1,2000,pp.261-338.

(61)James Feyrer,"Trade and Income:Exploiting Time Series in Geography",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Applied Economics,Vol.11,No.4,2019,pp.1-35.

(62)Timothy J.Kehoe and Kim J.Rubl,"Why Have Economic Reforms in Mexico Not Generated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48,No.4,2010,pp.1005-1027.

(63)Dong-Hyeon Kim and Shu-Chin Lin,"Trade and Growth at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Vol.45,No.8,2009,pp.1211-1224.

(64)Barry Eichengreen,Donghyun Park,and Kwanho Shin,"When Fast-Growing Economies Slow Down:International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p.81.

(65)W.W.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第743页。

(66)德怀特·H.波金斯、斯蒂芬·拉德勒、戴维·林道尔：《发展经济学》，第692-693页。Kristoffer P.Nimark,"Structural Model of Australia as a Small Open Economy",The Australian Economic Review,Vol.42,No.1,2009,pp.24-41.

(67)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第27页。

(68)郑捷：《如何定义“大国”？》，《统计研究》，2007年第10期，第60-63页。

(69)从国际关系理论意义上对大国的界定，可参考钟飞腾：《超越地位之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国际秩序》，《外交评论》，2015年第6期，第71-86页。

(70)Alberto Alesina,Enrico Spolaore,and Romain Wacziarg,"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Disintegration",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0,No.5,December 2000,pp.1276-1296,Alberto Alesina,"The Size of Countries:Does It Matter?"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Vol.1,No.2-3,2003,pp.301-316.

(71)李稻葵：《中国经济已是大国经济》，《中国城市报》，2016年5月2日，第6版；黄志凌：《必须用大国思维管理大国经济》，《经济参考报》，2017年2月15日，第1版；张文木：《大国经济要政治挂帅》，《中国投资》，2016年第1期，第120-121页。

(72)Robert J.Barro,"Economic Growth and Convergence,Applied Especially to China",China & World Economy,Vol.24,No.5,2016,pp.5-19.

(73)Jong-Wha Lee,"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Convergence",The World Economy,Vol.40,No.1,2017,pp.2455-2474.

(74)张军：《展望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与转型升级》，《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第1-18页。

(75)Wassily Leontief,"Domestic Production and Foreign Trade; The American Capital Position Re-Examined",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Vol.97,No.4,September 28,1953,pp.332-349; Wassily Leontief,"Factor Proportions and the Structure of American Trade:Further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38,No.4,November 1956,pp.386-407.

(76)Robert M.Solow,"The Last 50 Years in Growth Theory and the Next 10",p.7.

(77)戴维·A.莱克：《开放经济的政治学：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郎平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8期，第55页。

(78)Paul Samuelson,"Where Ricardo and Mill Rebut and Confirm Arguments of Mainstream Economists Supporting Globalization",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8,No.3,2004,pp.135-146.苏庆义：《中美“脱钩”论与“萨缪尔森陷阱”》，《世界知识》，2019年第15期，第52-53页。

(79)高柏：《走出萨缪尔森陷阱——打造后全球化时代的开放经济》，《文化纵横》，2020年第6期，第45-58页。

(80)Brian M.Pollins,"Does Trade Still Follow the Flag?"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3,No.2,June 1989,pp.465-480.

(81)John Gerard 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Transactions,and Change: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Spring 1982,pp.379-415; Eric Helleiner,"The Life and Times of Embedded Liberalism:Legacies and Innovations Since Bretton Wood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26,No.6,2019,pp.1112-1135.

(82)Stephen D.Krasner,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Raw Materials Investments and U.S.Foreign Polic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

(8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84)Raymond Vernon,"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80,No.2,May 1966,pp.190-207.

(85)Peter J Buckley,et al.,"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Vol.38,No.4,2007,pp.499-518; Peter J.Buckley,et al.,"A Retrospective and Agenda for Future Research on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Vol.49,No.1,2017,pp 4-23.

(8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87)Robert E.Lucas,Jr.,"Why Doesn't Capital Flow from Rich to Poor Countri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0,No.2,May 1990,pp.92-96.

(88)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第2版。

(89)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9月23日，第3版。

(90)《杨洁篪在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开场白中阐明中方有关立场》，《人民日报》，2021年3月20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