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注定是人类历史上又一个有特殊标示意义的年份。七个月来，至少有五大事件值得关注。
其一，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入主白宫，他不仅在国内开始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全面改革，而且放下身段，活跃于国际关系舞台，表达了美国愿意与各国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形成伙伴关系，通过合作而非对抗去塑造一个发展、繁荣的世界的理念。同小布什政府咄咄逼人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外交战略相比，奥巴马的对外战略表现出明显的合作、理性、务实、尊重多边主义的特征，甚至对于朝鲜接二连三的核试验和伊朗选举风波，都表现出罕见的冷静。
其二，国际金融危机继续蔓延，并严重影响到实体经济。据统计，第一季度美国GDP增长率为-6.1％，欧元16国平均为-10％，而日本更是创下战后最大降幅-15.2％。与此同时，失业率剧增，美国、欧盟都已经接近两位数，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正是在这一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背景下，20国集团首脑会议在伦敦召开，并在短短一天的会议中形成了共度时艰的共识，达成了应对危机的实质性举措，从而开辟了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实体对话、合作的新纪元。20国集团在应对当前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中的显赫地位，以及对该机制在未来国际关系中作用的预期，标示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正如英国首相布朗所说："古老的华盛顿共识的世界结束了"，"一个新世界正在逐渐浮现"。法国总统萨科齐也指出："战后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这一页已经翻过去。"甚至连奥巴马也不得不承认，4月2日的伦敦金融峰会是一个转折点。
其三，"金砖四国"峰会的召开。中、俄、印、巴是新兴经济体中的佼佼者，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层级。这四个国家占全球总人口的42％，占全球GDP的14.6％，过去五年它们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0％。"金砖四国"峰会的召开，意味着这一特殊群体在国际关系中特殊身份与作用的机制化趋向，其影响虽尚待观察与评估，但意义不可替代与忽视。
其四，今年的G8+5峰会决定将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大国的对话进程延续两年，并更名为"海利根达姆-拉奎拉进程"。这一对话进程始于2003年，在2007年德国海利根达姆峰会被确定下来，现在被进一步延续，能否最终被机制化，或被G20所取代，都尚难预料。但作为一个对话平台，它的确越来越多地发挥着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作用，已经修正了最初G7集团以老大自居、试图领导世界事务的定位。
其五，中美互动更为频繁、全面、深入。尽管中美两国的结构性矛盾依旧，但金融危机把双方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奥巴马外交哲学与外交战略的转变，更是为中美客观存在的相互依存注入了新的活力。于是，在一种新的理念指导下，中美关系正在更高层次上整合、发展、深化。胡锦涛与奥巴马在伦敦会议上的历史性会晤，美国众议院议长、国务卿、财长、能源部长和商务部长相继访华，中美首次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成功举行等等都是例证。这种互动如此引人注目，以至出现了G2集团、"中美国"等更为大胆的设想与建议，以突出中美两国联手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这种建议的可行性另当别论，但毋庸置疑，它显示了中美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相互协调与合作的理念与决心。
上述眼花缭乱的事件无疑反映出国际秩序的转型。这种转型集中体现为两个方面。
首先是权力与地位的消长及其由此导致的权力与利益重新分配的要求。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今天，新兴经济体正在以一个"群体""板块"的形式崛起。"金砖四国"也好，五个发展中大国也罢，总之，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在明显提升。它们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已由上世纪90年代初的39.7％上升到接近50％，而外汇储备已占世界外汇储备的75％。英国一家研究机构2009年6月发表的一项报告进一步指出，今年，美国、加拿大、欧洲这三大传统的西方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将降至50％以下，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第一次。伴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自然就出现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话语权、决定权以及相关利益要求等问题，这是实力政治、权力政治的基本逻辑，想躲也躲不开。像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新兴经济群体自身明确提出了改变国际金融领域的不合理状况、重塑国际金融秩序的要求，就是发达国家也认为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不尽合理，必须进行改革与完善，以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与决定权，进而调整利益分配的格局。
其次是关涉国际事务主导权的相应规则、制度、机制的调整与重塑。实力是国际秩序的基础，有了实力的消长，就会有调整权力与利益的要求或反应，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主动还是无奈。比如为了应对大萧条以来世界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真正提上日程，虽然美元的地位仍然难以从根本上撼动，但适度限制与平衡美元在当前国际金融机制中的独霸地位已成共识，并开始有实质性举措。再比如，G8+5的机制化倾向，表明当前的国际事务已不可能甩开发展中大国而由发达国家独自掌控，必须在制度安排上体现这种变化，创造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大国共谋人类大局、大业、大事的新机制。
实力与机制，这是至今为止人们认识、审视、评判国际秩序的两个基本视角、层次、要素。从另一方面讲，它们又是国际秩序的两根支柱。今天我们讲国际秩序正面临转型，讲2009年是国际秩序的转型年，都是以此为依据的。这是当下国际社会主流所熟悉并认同的理念、逻辑。毫无疑义，它是简明而有说服力的，从而也是我们审视当今国际秩序变迁的基本维度。
根据这一理念与逻辑，应该指出当今国际秩序在实力与制度层面的重大变化，是把新兴经济群体往国际舞台的中心推进。当美英法等国的领导人和精英们一再宣称传统的西方主导特别是美国独大的国际秩序已开始失灵，应作必要的改革与调整时，当今国际秩序开始实质性转型的进程是真实的，这是冷战结束后近二十年来世界发生的标志性变化。但是同时必须看到，这种变化是源于新兴经济群体实力提升所造成的冲击性，这种冲击性虽然影响剧烈与迅速，但能否持久，成为持续性的力量，还会受到诸多条件与因素的制约。在这方面，国内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改革的深入，产业结构的调整，政治体制的健全与完善，公民社会的成长，都是重要的环节。与此同时，国际环境的平和，国际体系包容性的强化，国际社会中价值、伦理、文化理念的反思与更新，也是不可忽视的要素。总之，国际秩序转型的真正进程已开始，但远未成熟，不确定性很多，必须保持冷静的心态和理性的分析。
就2009年对于国际秩序的标志性意义，如果仅停留于上述认识与分析，显然难以服人，因为这种转型并未跳出实力政治、权力政治、国家政治的窠臼，并未提供能够打破现实主义逻辑的新理念。而事实是，正在启动的国际秩序转型，不仅体现为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以及国际机制的调整与改革，从而推进国际关系的多极化，赋予新兴经济群体更大作用，更体现为新的规范与理念得到更多的倡导、认同，从而在根本上塑造着一种区别于传统国际政治理念的新理念，并以此来塑造新的国际秩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讲，国际秩序新理念的塑造才是标示当今国际秩序转型的更为重要、更为本质的特征。那么，有哪些重要的规范、原则正在成为塑造国际秩序的新理念呢？
其一责任。责任是近十年来我们开始接触的规范，特别是佐利克发表让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的讲话以后，责任规范更为人们所关注。但是，应该懂得，责任绝非仅对中国而言，而是构建国际新秩序所需要的理念。自从2001年12月国际社会推出《保护的责任》报告后，2004年12月联合国改革高级别小组发表《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共同的责任》研究报告，随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大自由：发展、安全和人权》改革报告，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2006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1674号、1706号决议等，都采纳并重申了保护的责任、责任主权等观点。于是，责任规范日益受到重视。在应对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各国领导人和精英也一再强调责任，奥巴马要"开创负责任的时代"，萨科齐表示：需要考虑如何将"竞争"、"角逐"关系转化为"负责任的伙伴关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纽约大学、斯坦福大学三位著名学者联合推出研究成果《权力与责任》，强调"负责任主权"，把相互责任作为重建和扩建国际秩序基础的核心原则。中国更不待言，十年来始终强调要做"负责任大国"，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作出努力。由此不难发现，责任作为一个规范、理念已经提升到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责任，不仅指对本国的发展与人民的权利负责，而且要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人权的维护负责。因此，它具有鲜明的全球视野，开始凸显人类整体的价值与利益。国际秩序的转型如果只是局限于在不同国家间重新分配权力与利益，那么其转型就是极其有限的。
其二合作。相比责任而言，合作是一个人们较为熟悉的理念与规范，但是它为人们更多地理解、认同仍然是冷战结束以后的事情。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问题的凸显，国际合作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特别是那些跨国界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尤其需要切实的国际合作才能应对。反对恐怖主义，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直至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都显示了国际合作对当代国际关系的意义。正是鉴于全球化的深入和全球问题的严峻挑战，政治家、社会精英乃至广大民众都开始懂得，合作已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规范，背离了合作，仍然热衷于对抗是毫无前途的。合作既是获取现实的国家利益的途径，也是实现人类共同利益的保障。所以，国际秩序的转型必然植根于合作的理念与规范，使人类的行为方式能与时代大势吻合。
其三共赢。共赢的思维是一种非零和博弈的思维，共赢的理念是一种讲合作、讲包容、讲共存、讲共性的理念。这一新理念与新规范也是全球化的产物，当源于西方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如权力政治论、霸权稳定论、权力更替论、相对获益论、零和博弈论等在处理现实的国际关系时一再失灵、碰壁后，共赢的规范与理念才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美国乔治城大学一位教授指出："美国应该抛弃以往推动西方价值观的观念，致力于建立一个包容性更强的新秩序"，"美国应当积极推动世界多样性和包容性"。奥巴马深知："这是一个整合和相互依存的时代，我有责任使美国意识到，我们的利益与命运是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中国同样坚定地表示："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这充分显示，讲合作、讲包容、讲共存、讲共性的共赢理念已开始深入人心。任何独霸世界、独吞利益的理念都已失去历史的合理性，因此，建立在这种理念之上的国际秩序也必然失去生命力。
其四和谐。和谐的理念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它是最新的理念，正在被国际社会审视与理解，相信会得到更普遍的认同。如果说共赢在很大程度上被定位为利益的共享，那么和谐就超越了利益诉求，而提升到价值、文化的共享。换言之，和谐既包括利益上的相对均衡与合理，更包括认识世界、处理人类错综复杂关系时理念、规范、价值方面的更多共识，以及相互尊重、包容的底线共处规则。和谐并非同一，而是建立在"天下"、"全球"、"地球村"这类大视野之上的多样性的统一、协调。这一点西方人士虽然未必能真正理解，但世界的整体性和发展趋势也在促使他们思考和转向。佐利克在他著名的中美关系演讲中就指出："我们与中国有诸多共同利益，但是，仅靠利益巧合建立的关系根基不深。建立在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上的关系才能根深叶茂，常青不衰。"寻求超越利益的价值共识，这一点佐利克无疑是正确的，尽管中美所理解的价值恐怕还有不少区别。而和谐正是塑造国际新秩序所需要的理念。
总之，理念、价值、文化在构建国际秩序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将其称为国际秩序的第三根支柱。当我们审视2009年国际秩序的变动时，这根支柱忽视不得。新的理念将塑造新的国际秩序，这正是人类的希望所在，也是国际秩序演进的方向所在。
2009年所显示的国际秩序的转型与塑造，把中国推向了国际舞台中心，不管别人(特别是西方)是忽悠中国还是真心地赞美中国，中国正在崛起的事实已无可否认，而由此产生的对中国的期待、忧虑、压力都接踵而至。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称："历史学家将审视2009年发生的一切，看到中国在稳定全球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英国《泰晤士报》载文指出：中国已成为国际秩序变革中的关键"玩家"。中国该如何定位，中国能做些什么？
首先，中国应努力成为国际秩序的塑造者。中国的实力在迅速提升，甚至在今年至迟明年就会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规模，经济发展对能源、矿产资源的需求，庞大的消费市场等等都对当代国际社会产生了巨大冲击力。在全球经济下滑的大背景下，今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可能超过50％。这一切都提升了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话语权、决定权，从而重现硬实力无可辩驳的作用。但是，中国应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被硬实力的消长所诱惑。中国在推进国际秩序转型方面，应着重于软实力，在倡导、提供新的规范、理念上下功夫。理由在于，硬实力的较量是个无止境的过程，弄不好还会产生类似于"安全困境"那样的悖论。如果国际秩序的转型沿着这条旧轨进行，将不会有根本性改变，况且中国的硬实力与美国相比还相差甚远，跟美国拼硬实力恐非上策。改变人们认识和处理国际关系的理念、思维、视野，用责任、合作、共赢、和谐这些新的规范、价值、理念去引领国际秩序的重构，这才是必由之路。中国已提出和平崛起、和谐世界、共同繁荣等一系列新理念，在塑造国际秩序方面做出了明智的选择。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使这些理念更精致、更理论化，同时也更易于理解与操作。在成为国际秩序塑造者方面，中国必须更坚定、更自觉，更持之以恒。
其次，中国要成为国际秩序的平衡者。塑造者是中国在国际秩序转型中的较为理想的高层次目标与定位，而平衡者则是中国在国际秩序转型中较为现实的低层次目标与定位。平衡什么，平衡理想与现实，平衡硬实力与软实力，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利益共享、权利平等、民主共治，这是公正、合理的理想国际秩序，它是奋斗目标但不是现实。现实是西方主导国际秩序，拥有处理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决定权。对改革国际金融秩序而言，建立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这是目标之一，但保持美元地位的稳固则是现实选择与需要。这是无奈也是现实，而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倡导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则可称为平衡之举。国际秩序中的硬实力看得见，摸得着，令人信服。拥有硬实力才能底气足，讲话有分量，所以中国必须发展硬实力。事实上今天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凭借的正是改革三十年来所聚集的硬实力。但如前所述，塑造新型国际关系和新型国际秩序的关键并非硬实力，而是软实力，因此中国的战略指向应转向软实力，这也是一种重要的平衡。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又需要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扮演平衡者。新兴大国是国际关系意义上的大国，拥有可观的实力，并能影响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的变动。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我们在经济结构、产品科技含量、人均收入、国民教育、管理水平、公民社会成熟程度、法治状况等诸多方面的确只能称作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理解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困难、意愿，从而能在重构国际秩序时予以关照。但我们同时又是一个正在崛起并给国际社会带来巨大冲击的大国，从而又要考虑这种冲击对世界，尤其是对发达国家的震撼。新兴大国的定位是恰当的，但它决不是发达国家，因为"冲击力"、"冲击性"并不等于发达。我们应明确的就是有意识地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要求，推动国际秩序渐进有序的变革。
再次，中国必须坚定地推进国内改革，以国内改革者的面目重构国际秩序。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们深知，国内的问题与挑战还很多，有些甚至非常尖锐、严峻。无论是经济发展模式、权力运行机制，还是公共政策与公共事务管理水平、公民素养与公共精神状况等，都亟待深刻而持久的变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常说，要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只有坚定地推进国内改革，建设一个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良好、社会成熟稳定、公民素质优秀、国民心态健康的社会，中国才能实现重构国际秩序的目标与愿望。^NU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