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新世纪把握国际形势变动和确定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思想，关键在于坚持与时俱进。在判断当前国际形势走向上，坚持与时俱进具体体现在把握以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为主要内容的科学时代观。国际形势正在发生复杂的变化，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前世界的两大主题，地区冲突仍将是国际斗争的主要形式。对于中国来说，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反恐与反霸的关系，特别是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认识“四化”发展趋势　树立科学的时代观

“四化”，是指当今国际形势发展的四大趋势，即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模式多样化。“四化”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科学时代观的基本内容。

与冷战时代相比，冷战后时代国际形势的新特点莫过于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两大趋势的出现和发展。从一开始我们党对此就有清醒的敏锐的认识，从理论上作了许多重要的阐述。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党明确地提出了正确把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任务。江泽民同志在1992年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多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1-p511]后来他又强调：“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是当今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1-p513]“世界多极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经济全球化使各国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1-p517]“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2]

关于世界多极化，在冷战后时代的实践中，我们党总结出了若干重要观点，主要有：1.国际格局走向多极化，是时代进步的要求；2.多极化趋势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3.多极化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安全；4.多极化格局的最终形成将是一个充满复杂斗争的长期过程。关于经济全球化，我们党则旗帜鲜明地指出，它是“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1-p524]是“一种客观趋势”。[1-p518]经济全球化既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加剧世界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对这种“两面刃”的特点，我们党提出应该加强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正确引导和管理，实现全球范围内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以逐步实现“世界各国平等、互惠、共赢、共存的经济全球化”。[1-p523]以上观点体现了科学时代观的与时俱进要求。

近几年来，在原来“两化”的基础上，我们党提出了新的“两化”，即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这反映了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认识的深化。2000年4月，江泽民同志首次全面提出了“四化”目标，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积极推动世界走向多极化”，“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世界的多样性”，“正确引导经济全球化”。[1-p522]他强调，世界各国应和睦相处，相互尊重，凝聚各国人民的力量解决面临的全球问题。2002年11月，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今后对外工作的大政方针和基本主张，其中一项就是“我们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江泽民同志生动而又精辟地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多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平等协商。”[2]

国际关系的三大目标是和平、民主和发展。可见，新“两化”的提出是着眼于国际关系中和平的保障、平等的基础和发展的需要。一方面，民主化和多样化，与多极化和全球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民主化与多样化也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多极化和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趋势既是符合世界多样性的客观规律，又是对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热切呼唤和有力推动。世界多极化必须以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为基础，而绝不是大国主导世界或大国均势民主的回复。经济全球化则应以国际社会共同参与和共同繁荣为宗旨和归宿，而不应由某个超级大国或少数发达国家来操纵。因此，不尊重多样化和民主化，多极化和全球化就不可能顺利、健康地发展，反之亦然。只有建立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基础上的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才能真正有利于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才能给世界人民带来希望和福音。

古代思想家庄子说过：“夫物之不齐，世之情也”。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充满着多样性和差异性。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世界，多样性是世界的客观存在，“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3]尊重国际社会的多样性，主张发展模式多样化，承认各国在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标准、生活方式的区别，允许各种文明、体制和发展道路和平共处、平等竞争，让各国人民对其作出选择，这本身就是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本质要求和基本动力，也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精髓所在。如果把某种社会制度、发展模式、价值观念和文明模式加以绝对化，将其强加给别国，这就完全违背了多样化的客观规律和民主化的客观要求，只能导致国际关系中无穷无尽的纷争、矛盾、对立、冲突，甚至战争，贻害人类社会。

2001年11月，胡锦涛同志访欧时，对“民主化”和“多样化”曾作了重要的阐述：“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证。国家不分大小、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我们的世界是丰富多采的，不可能只有一种模式。应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4]在2003年“七一”讲话中，胡锦涛同志再次强调：必须“高举和平与发展的旗帜，维护世界多样性，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5]从我们党第三代领导人到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我们高兴地看到了在理论到实践方面承上启下的连续性。在把握冷战后时代和国际形势的发展过程中，他们不断加深对“四化”的认识，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与时俱进的科学时代观来全面审视当今世界格局的变化，及时回答时代所提出的重大问题，揭示国际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马列主义世界观在新形势下的重要发展。

坚持“三总体、三局部”判断　把握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

江泽民同志指出：“进入新世纪，国际局势发生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发展的基本态势”。[1-p513]这“三总体、三局部”的判断，是对冷战后国际形势变化的生动和深刻的概括。

冷战时期，由于美苏为霸权而开展剧烈的角逐，在全球形成两个超级大国军事对抗的态势，几乎世界上发生的地区冲突和战争都有美苏争霸的背景，新的世界大战危险严重存在。当时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总体紧张，革命与战争是主题。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范围内严峻对峙的局面逐渐消失，国际关系进入重要的历史转变期，国际形势出现了总体缓和、总体稳定、总体和平的发展趋势。其主要表现和特点如下：

1.时代主题的转换。从冷战时代的革命与战争转变为时代的和平与发展。早在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或“两大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6-p105]到世纪之交时，江泽民同志概括说：“当前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流。”[1-p546]

2.大国关系的调整。冷战后大国关系经历着二次大战以来深刻又重大的调整。从紧张到缓解，竞相建立各种“伙伴关系”，大国合作的新机制正在形成。美俄、美欧、美日、美印、中美、中俄、中欧、中日、中印等关系均有明显的改善。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原来两个超级大国，一个解体了，一个受制约。大国关系的积极改善使新的世界大战更成为不可能。

3.“两化”发展的趋势。如前一部分所述，多极化和全球化的趋势，促使全球范围内相互依赖的程度提高，从而有利于世界和平和稳定。

4.和平力量的增长。冷战后，多种区域性、国际性的合作组织先后成立，空前活跃。第三世界国家的总体实力有明显提高，联合国维和作用日益扩大，各国人民要求维护世界和平的呼声不断高涨，世界上各种反战运动此起彼伏，正聚集为阻止战争，特别是世界大战的中坚力量。上个世纪世界人民经历了两次热战、一次冷战的浩劫和灾难。在新的世纪里，世界人民都不愿再看到发生新的热战和冷战，都渴望过上安宁的生活，渴望各国友好相处，渴望促进共同发展、渴望世界持久和平，渴望人类拥有美好的未来。[1-p513]

由于三总体的主趋势，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

然而，在三总体的趋势下同时出现了“三局部”的形势。局部紧张，局部动荡，局部战争的情况不可忽视。

在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是美苏争霸对抗，地区矛盾和冲突在很大程度上被美苏争霸的大背景掩盖了。冷战结束后美苏争霸格局的消失使地区问题突显起来。种族、民族、宗教、边界、难民、毒品、恐怖活动、武器扩散等方面的矛盾成为引发越来越频繁的地区冲突的主要因素。据报道，1945-1989冷战时期，世界上发生的地区军事冲突约170多次，平均每年近4次。冷战结束后，重大的地区战争就有海湾、南斯拉夫（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小规模的地区军事冲突和局部战争更是不知其数。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不久前发表的年度报告称，1999年内全球死于地区冲突的人数超过10万人。经历了南斯拉夫战争后的2000年，世界上局部战乱连续不断，竟达30多次。[7]冷战后“三局部”的主要表现和特点是：

1.相当部分的地区冲突是冷战时期的延续，大部分是冷战遗留下来的问题，如中东地区的巴以冲突，东北亚朝鲜半岛的南北军事对峙，南亚地区的印巴矛盾。

2.新的地区热点问题不断出现。如南斯拉夫问题、东亚问题，亚洲一些地区的冲突的内乱问题，它们均与错综复杂的种族、宗教、人权等矛盾和纠纷有关。

3.从地区来看，中东、巴尔干、中亚、南亚、东北区构成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的多发弧形地带。新旧热点问题时隐时现，复杂多变，有的问题久拖不决。

4.就性质来看，特别是“9·11”后，美国调整其对外战略，把重点放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防止大规模杀伤力武器上，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从南亚核问题到朝鲜核危机，国际形势呈现出局部紧张动荡上升态势。虽然就其规模、进程、后果和影响而言，这两场战争，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均超过冷战以来的历次地区冲突，但它们仍是地区性的局部战争。

“三总体、三局部”的科学判断提醒我们，进入21世纪之后，世界仍不太平，地区冲突仍将是国际斗争的主要形式，这反映国际关系处于新旧交替过渡时期出现的无序和混乱现象。民族矛盾、种族纠纷、宗教对立、领土争端、资源角逐、武器扩散等成为日益增多的地区冲突的主要原因，加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又有新抬头，“三局部”向国际社会提出了新的严峻挑战。

处“两大任务”的关系　迎接和平与发展事业的新挑战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目前世界的两大主题或两大潮流。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而和平与发展则要求有一个平等和稳定的国际环境，也就是说，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与反霸和反恐两大任务密不可分。

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当头总是与霸权主义相联系，苏联当社会主义国家的头，走上了霸权主义道路。美国当资本主义国家的头，也是搞霸权主义。”[8-p416]1997年4月，江泽民同志提出“二要二不要”的原则：“要相互尊重与平等互利，不要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要对话与合作，不要对抗与冲突”，认为这“已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共识”。[1-p519]2000年12月江泽民同志在谈到多极化的问题时又强调说：“单极与多极的矛盾，称霸与反霸的斗争，将成为21世纪相当一个时期内国际斗争的焦点。”[1-p525]这里，江泽民同志没有指名道姓地说出谁搞霸权主义，而是从总体上指出反霸的任务。谁搞霸权，就反其霸权。

回顾战后历史，世界范围的反霸斗争从未停止过。冷战时期，反对美苏称霸。冷战后，美国继续推行霸权主义。最近几年关于“Pax Americana”（美国治下的和平）和美国是否想当“新帝国”的讨论，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称霸和反霸的斗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世界还很不安全，人类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2]反霸仍是世界各国人民的一项重要任务。

恐怖主义则是冷战后困扰国际社会、危及世界和平的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它曾与地区冲突、武器扩散、毒品走私一起并称为“国际社会四大恶果”。在较长时间里，恐怖主义基本上被视为地区和局部问题。“9·11”惨案震惊了国际社会，国际恐怖主义已成为一个全局和全球的问题，它对世界和平与稳定，对国际安全构成新的威胁，它是“世界政治的毒瘤”，“国际社会的公害”，“世界人民的公敌”。人们对恐怖主义的危害性、严重性，对进行反恐斗争的紧迫性和长期性有了新的认识。在这一共识基础上，反恐斗争成为国际合作新的凝聚点，反恐斗争在不断深入。

反霸与反恐两大任务都很重要，如何定位、如何处理，是我们面临的新问题。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上的报告把新世纪我党对外工作的大政方针概括为“四主张”、“六继续”。这“四主张”是“我们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我们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我们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我们主张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2]第四个主张的具体要求是“要加强国际合作，标本兼治，防范和打击恐怖活动，努力消除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2]在党的重要文献写进反恐斗争的内容，并把它列为四个基本主张之一，这是前所未有的。这反映了我党对“9·11”后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和国际反恐斗争重要意义的新认识。十六大报告也给予反霸以应有的重视，在第二个主张里，报告强调：“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在反对别国称霸的同时，中国宣示自己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显示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精神和言行一致的态度。

根据十六大报告里阐述的反恐和反霸关系。我们可以初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1.反霸与反恐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我们的政策和方针应是既要坚持反霸，又要进行反恐。两者不能偏废，不能互替，甚至不能轻易认为反霸应服从反恐，或反之。

2.反霸与反恐实际上是个把握好既要斗争又要合作的问题。坚持反霸，就要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冷战后显然是与美国的单极独霸进行斗争。从科索沃战争到伊拉克战争，美国的新霸权主义抬头，美国再次暴露其扩张权力的欲望和巩固其世界领导地位的企图。反霸突出了斗争。然而，美国也是国际恐怖活动的受害者，“9·11”惨剧值得反思，也值得同情。不消除国际恐怖主义，就世无宁日。反恐突出了合作，各国人民要加强合作，把反恐斗争进行到底。

3.反霸与反恐也是一个处理好既讲原则性又讲灵活性的问题。反霸是大原则，反恐是大方向，都应坚持。但在处理时要注意具体分析，掌握一定的灵活性。“9·11”后，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美国是不是以反对恐怖主义之名，行扩展霸权主义之实？也就是说，美国是不是借反恐搞霸权？如果是，还要不要与美国进行反恐合作？答案是显然的，要反对美国搞地区霸权，但仍要坚持反恐合作。这就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要坚持反霸，也要善于反霸，在反对美国搞霸权的同时，以灵活的策略团结更多的国家和人民加入反恐的斗争行列。

4.反霸与反恐均应以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为依据。国家利益集中表现为4个“S”：主权(Sovereignty)，安全(Security)、稳定(Stability)和地位(Status)。无论是霸权主义还是恐怖主义，只要它损害国家根本利益，它就构成最大的威胁，就应坚决斗争之。所以何时以反对什么为重应以国家根本利益为准，并以此决定反霸与反恐的政策和措施。

抓住又一次历史机遇期　开创我国对外工作新局面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综观全局，21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2]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曾作出“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今后二十年内可以集中精力搞建设”的论断，为我国经济在上世纪末二十年的腾飞指明了方向。现在，党的十六大报告再次提出：“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对邓小平同志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发展，它不仅是我们党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的结果，而且也是抓住战略机遇期的前提。

我们党关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有三层重要含义：一是“紧紧抓住”，不能放松。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果说，邓小平同志的论断为我国经济在上世纪末二十年的腾飞指明了方向，那么，我们党关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新论断，将会为我国在新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推进现代化的进程指明新的方向。二是“大有作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基本上是有所作为，21世纪开始，在原有的发展基础上中国要迈开大步，大有作为了。这是何等振奋人心的号角!这是新的时代要求，更是新的历史责任。三是机遇总是与挑战联系在一起。我们应有忧患意识。如果说20世纪是一个“对抗世纪”。21世纪将会是一个“竞争世纪”，在和平与发展的目标实现之前，新旧格局、新旧秩序、新旧制度之间磨擦和冲突将会持续较长时期，中国会面临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在竞争中求发展。同时，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威胁和危机还应保持高度的重视和警惕。

我们必须着重地树立两个新观念，搞好两个重要关系。

1.树立新的安全观。冷战后，安全的范围扩大了，除了传统的军事安全之外，人们更加重视经济安全、环境安全等。同时，由于各国在安全上的相互依存不断发展和加深，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单独实现其安全目标。要克服“安全困境”，加强安全的国际合作，必须探求新的安全观，以互利求合作，以互信求安全。江泽民同志对这一新安全观作了重要概括：“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努力营造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1-p541]只有这样，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才能得以克服。

2.建立新的秩序观。有序才能稳定，稳定才能发展。我们党主张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改变不公正的国际政治旧秩序，在改革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具体来说，新的世界秩序应该：(1)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2)坚持用和平方式处理国际争端的原则；(3)坚持世界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4)坚持尊重各国国情，求同存异的原则；(5)坚持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

3.改善周边关系。周边关系对重要战略机遇期有着直接的影响。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周边关系出现了积极的改善势头，与俄罗斯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东盟建立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与印度的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和加强，与日本的关系也有了新的发展。今后，我们应继续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睦邻友好，加强区域合作，为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有力的保证。

4.发展中美关系。中美关系是我国对外双边关系中的重中之重，是赢得二十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关键。我们能否抓住、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在相当的程度上要看中美关系未来的走向。三十年来，虽然中美关系走过不平坦的征途，几经波折，几遭危机，但总的来说还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的。从江泽民主席与布什总统克劳福特高峰会谈到胡锦涛主席与布什总统的埃维昂高层会晤，中方完成了在中美关系问题上承先启后的过程，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中央新领导集体，与前三代领导一样，高度重视中美关系。胡锦涛同志最近说：中美两国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基础。我们愿意同美方一道努力，推动中美建设性合作不断向前发展。[9]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我国对外关系的第一要务是争取保持中美关系相对稳定，根据“既斗争又合作，既冲突又协调。斗争而不破裂，冲突而不对抗”的原则，发展中美之间的建设性合作关系。三十年来，中美关系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经验，我们应该记取并加以实践：第一，以战略高度看待中美关系，登高望远，把握方向；第二，以求同存异的利益观扩大共同点，缩小分歧点；第三，不断加强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和合作；第四，根据三个联合公报妥善地处理好台湾问题。我们相信，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21世纪的时代潮流，也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和稳定。中美关系将在与时俱进中不断得以改善和发展。

原文参考文献：

[1]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C].中共文献出版社，2002.

[2]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N].2002,11,8.

[3]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会上的讲话[N].2001,7,1.

[4]　新华社巴黎2001,11,15电。

[4]　湖南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论与时俱进[N].光明日报，2003,7,17.

[5]　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2003,7,1.

[5]　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通知.2003,6,15.

[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C].人民出版社，1993.

[7]　和平与发展[J].2001,1.

[8]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C].人民出版社，1994.

[9]　胡锦涛.在法国埃维昂与布什总统会晤时的谈话[N].2003,6,1.人民日报.200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