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对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目标的新概括和指导中国新时期对外工作的新方针。“和谐世界”是中国外交思想创新的结果，同时又指导着中国外交的实践，使中国外交逐渐呈现出大国气派和崭新气象，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中国外交未来也面临不同程度的问题、挑战和风险。“和谐世界”观的进一步完善有待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和中国战略界继续开拓创新。

以“和谐世界”理念为指导，以“和平、发展、合作”方针为旗帜，以日益强大的国家实力为后盾，以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动为契机，中国的外交思维在继承中创新、在稳健中开拓，凸显出一派大国外交的新气象。“和谐世界”与中国“新外交”也因此成为国际媒体追逐中国崛起热的新焦点。这样一个大课题，显然需要从历史的、哲学的、战略的高度进行持续不断的全面探索和深入思考。这里，笔者仅结合中国外交近年来的具体实践及美国学者对中国“新外交”的认知，对此做一粗浅分析和不成熟的思考。

一

国际社会全面关注中国“新外交”始于2003年。是年，著名的《外交》杂志刊登美国学者麦艾文和傅泰林《中国新外交》一文，① 由此引发国际媒体对中国“新外交”的持久关注。其中背景大致有二：一是大体在同一时期，国际社会开始全面炒作“中国崛起”，中国外交作为中国崛起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然成为人们探究的话题；二是中国“和平崛起论”的滥觞及其对国际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引发人们对中国外交的相关评论与联想。

然而，仔细琢磨美国学者关于中国“新外交”的论述，其更多还是停留在对中国外交表象的描述上，虽然捕捉到中国外交的某些“新意”，却难以理解其本质和背景。一些雾里看花者或别有用心者，甚至将所谓中国“新外交”同一系列被扭曲的“主义”相联系，认为中国正在：（1）推行中国版“威尔逊主义”，企图用“和谐世界”理论谋求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的道义制高点；（2）实践亚洲版“门罗主义”，通过主导上海合作组织、推进东亚峰会、加强东盟＋1、东盟＋3、推动六方会谈等方式，不动声色地营造以中国为中心、排除美国的亚太多边安全、经贸网络，从而让美国“知趣地”离开亚太，中国自己成为地区新霸权；（3）追求21世纪的“重商主义”，即将能源、资源、外汇作为发展对外经贸关系的主要考量，不顾责任、道义、尊严，为了石油和外汇不惜同苏丹、委内瑞拉等“邪恶政权”搞交情，不仅人为扰乱国际能源市场，而且使相关国家的人道主义灾难愈演愈烈；（4）推进“新殖民主义”，趁美国深陷战略困境、欧盟一体化遭遇挫折之机，大力拓展在拉美、非洲的势力范围，抢占或争夺战略资源；（5）绥靖“反美主义”，即与朝鲜、伊朗、古巴、委内瑞拉、苏丹等美所划定的“敌对国家”关系暧昧，成为其“反美主义”的重要后台之一；（6）中国特色的“扩张主义”，即通过软实力的开发和利用，借助经济实力的诱导，实现影响力的实质性扩展，兜售“中国模式”。

可见，仅从中国外交的一些表象看问题，难免对中国近年来的外交产生歧义、误读甚至歪曲。这其中当然也源于美国及其他西方学者的价值判断：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国家利益观自然衍生出对同一事物完全不一样的解读。从一个中国学者的视角看，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新外交”是同“和谐世界”理念的发端、形成、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呼应。不理解“和谐世界”理念的内在逻辑，就难以参透中国“新外交”的真谛；不从中国“新外交”的实践去体悟，同样难以把握“和谐世界”理念的真实内涵。

“和谐世界”理念第一次出现在国际舞台是在2005年4月22日。胡锦涛主席在雅加达亚非峰会上提出，亚非国家应“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2005年7月1日，胡锦涛出访莫斯科期间，“和谐世界”被写入《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第一次被确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共识，标志着这一理念逐渐进入国际视野。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在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讲，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的深刻内涵，提出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随后，“和谐世界”理念不仅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也激起中国学术界的热烈讨论。

在全面深化“和谐世界”理念方面，2006年8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和10月召开的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具有重大意义。前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参与层级最高、讨论最为深入的全国性外事工作会议，为新时期中国外交设定了以“五个坚持”为原则的大方向；后者是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和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为新时期中国内政规划了以《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蓝图的总体目标。两次会议，一个“外事”，一个“内政”，以“和谐”为纲相互连贯，共同确立了新时期中国内政外交的指导原则。它们具体体现在以下几对关系上。

一是“和谐世界”与“和谐社会”的关系。“和谐社会”是“和谐世界”的基础，“和谐世界”是“和谐社会”的保障，国内与国际、内政与外交两个大局必须统筹兼顾。诚如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明确指出的那样，中国外交应“更加注重从国际国内形势的相互联系中把握发展方向，更加注重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发展机遇，更加注重从国际国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更加注重从国际国内因素的综合作用中掌握发展全局”。② 将内政与外交高度结合起来看问题，既是中国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全球化纵深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是“和谐世界”与“和平发展”的关系。“和谐世界”是理想、目标，“和平发展”是手段、路径。将“和谐世界”作为中国外交新理念和追求的目标，显示出中国不以意识形态挂帅，而以尊重不同文明、不同生产方式为前提，追求平等、尊重、互利、“和而不同”的新境界；将“和平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的大国复兴之路，既显示出中国永不称霸的坚定决心和郑重承诺，也显示出中国作为新型的后兴大国的责任意识，那就是既“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这是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外交方针，“决不是权宜之计”。③

三是“和谐世界”理念与外交实践的关系。“和谐世界”既是高度抽象的外交理念，也是指导外交实践的行动指南。“和谐”思想体现在新时期中国外交方针中，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反映在具体某个地区、某个领域，则分别产生了“和谐周边”、“和谐地区”、“和谐东亚”、“和谐东北亚”、“和谐中亚”等分目标。“和谐世界”理念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在中国一系列双边外交实践中，比如对美关系，强调“合作”，坚持中美“既是利益攸关方，更是建设性合作者”；对日关系，强调“和平”，抓住机遇突破僵局，使中日关系的平稳发展获得了转圜的空间；对俄关系，强调“协作”，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升到一个新层次；对非关系，强调“友谊”，2006年1月12日，中国政府发表《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这是中国政府发表的首份面向一个洲域的政策文件，它全面系统地宣示了中国对非洲政策的方向和目标。

四是追求“和谐世界”理念与坚持中国外交原则的关系。“和谐世界”不是为“和谐”而和谐，而是有理、有利、有节，以不损及中国核心国家利益为前提，以不动摇中国根本的外交原则为准绳。比如，不因与美国开展建设性合作而放弃不干涉内政原则；在处理朝核危机、苏丹达尔富尔危机等问题上，凸显中国独特的外交风格、理念和作用；同时，不因国外的某些杂音而松动正当合理的军事现代化建设。

五是追求“和谐世界”与“外交为民”的有机结合。如果说以前中国外交更多基于“外交为国”的理念，那么新时期的中国外交非常鲜明地体现出“外交为民”的思想。从李肇星部长近年来多次提出外交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到中国政府连续解救海外人质危机的具体实践，再到将“坚持以人为本”正式纳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和谐世界”观所包含的“以人为本、外交为民”思想深深烙上了新时代的印记，即在中国国家利益日益向海外扩展、内外利益日趋联动的新时空背景下，国家外交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确保人的安全。有学者将这一变化比作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二

在“和谐世界”理念酝酿、成型并逐步完善的同时，中国外交也大步走向一个新的阶段。它既是“和谐世界”理念指导下的结果，又反过来进一步丰富着“和谐世界”理念。之所以以“新外交”来加以概括，在于以下几个方面既微妙又显著的变化：

外交观念上，淡化“斗争哲学”，倡导“和谐哲学”。中国的百年屈辱史、近50年革命战争史以及10年“文革”史，与特殊的国际环境、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情绪等因素相互掺杂，导致“斗争性”成为新中国外交的一个鲜明特征。“斗争哲学”对于新中国打破外交封锁、确立独立自主的国家地位、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无疑起过难以磨灭的历史作用，但中国改革开放毕竟走过了近30年历程，新世纪的国际环境毕竟出现了诸多难以预料的变局，中国的实力地位、国民心态、社会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更重要的是，中国同一向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关系已经从对立、接触、参与发展到“利益攸关”。在新的时空条件下，过分强调斗争性不仅难以有效维护变化着的国家利益，有时反而对国家利益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和谐哲学”应运而生。它体现在对美关系上，中国积极奉行“建设性合作”的精神，在安全、经贸、政治领域加大合作力度，在美国的系列双边军事同盟、美国在亚太地区驻军等过去中国一直坚决反对的领域采取尊重历史、兼顾现实的姿态，甚至在美国对台政策方面，也由过去的一味批判转向“有限借助”和“有限合作”。在处理大国关系上，注重缔造以“伙伴关系”为标志的协作、合作关系。在周边外交方面，提出“安邻、睦邻、富邻”政策，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精神，追求“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的境界。中国外交从“斗争哲学”向“和谐哲学”的转变，为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内促发展、外塑形象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和谐世界”观的出台，堪称是对中国外交近年来倡导“和”、“合”的总结。

在战略方针上，努力把握“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动态平衡，更加注重在“有所作为”中“韬光养晦”。“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作为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精髓，对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潜心国内发展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国崛起效应的溢出及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韬光养晦”不仅在实践上更难把握，而且往往被扣上“不负责任”、“不透明”的帽子，同时也不足以有效维护新时期的中国国家利益。针对变化着的国家利益和内外环境，中国政府一方面强调坚持“韬光养晦”这个根本方针不动摇，但同时也敢于和善于“有所作为”。实际上，在近年来的外交实践中，“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正逐步演变成“有所作为，韬光养晦”，其要旨在于，在事关中国重大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主动出击并力争主导局势，即所谓“有所作为”，但在出手过程中要讲究策略、把握时机拿捏分寸，亦所谓“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不是简单粗糙、不顾国力条件的冒进，更不是想“当头”、想“扛旗”，而是量力而行，有所为有所不为，但一定是当为必为。在“有所作为”中注意“韬光养晦”既是邓小平思想在中国崛起阶段的创新，也是某种胆识和智慧的体现。中国外交的许多成绩正是在积极主动的作为和新的探索中取得的。即以2006年为例，中国大手笔连续举办“上海合作组织”成立5周年纪念峰会、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中非合作论坛，拓展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渠道，加速中日关系解冻，推动六方会谈的艰难突破，等等，无不是“有所作为”的结果。有为才有位。正是因为中国的“有所作为”，中国的外交空间才得以扩大、国际地位才得以提升、国家实力才得以增强。

在对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上，由强调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一定程度上转向强调“全方位外交”和“均衡外交”。将中美关系视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是1989年“六四风波”及冷战结束这一特殊历史背景决定的。今天，美国因素依然重要，但其程度同20世纪90年代相比有所下降。一是因为中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美国还是当年的美国，中国则远非当年的中国，中国的实力在壮大，利益在扩展，视野更开阔；二是因为国际格局的变化，欧盟、俄罗斯、日本、印度、巴西、东盟等实力都在急剧提升，拉美、非洲地缘板块重新活跃，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前所未有的作用，凡此销蚀着美国的影响力；三是因为中国新利益格局正在形成，特别是在经贸领域，已然形成欧、美、日、东盟等多元格局。美国在中国对外战略中分量的相对下降，无形中提高了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如俄罗斯、欧盟、印度、日本的地位。更需指出的是，继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反帝、反霸”、民族解放运动时期之后，如何处理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再次成为中国外交的重点。这是因为，随着中美之间深度相互依赖而产生的“利益攸关”格局，中美关系远较前稳定；相反，由于中国必须从许多发展中国家获取资源，同时又承接了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产业资本的主体和大部分市场需求，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差距越拉越大，围绕发展机会产生摩擦的概率在相应增高。因此，处理好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外交关系，越来越成为中国在经济发展新阶段所必须慎重对待的战略性课题。诚如“十六大”报告所宣示的那样，中国外交越来越讲求“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多边”等四大支柱的均衡和全面发展。

在处理同与中国深具历史联系和传统友谊且社会制度曾经相近的国家关系上，努力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和冷战思维，大力强化国家利益观念。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宣告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相反，意识形态之争“仍在分裂世界”。④ 美国自恃超强实力并挟冷战获胜的余威，在民主、人权的旗号下厉行“颜色革命”、实施“大中东民主改造”、鼓噪“政权更迭”、渲染同极端伊斯兰主义的“新意识形态战争”、加大力度推进双边军事同盟，使意识形态逆流和冷战思维在全球蔓延；俄罗斯方面，叶利钦做“民主梦”，普京做“民族梦”，其外交中的意识形态色彩也很浓厚。反观中国，由于持续不断的改革开放、吐故纳新，并坚持通过融入而非打破既有国际体系实现自身发展，因此意识形态色彩大为降低，中国坚持“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不同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结盟；不干涉别国内政，也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我国内政；反对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自己也永远不称霸”⑤。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开始成为主导中国外交的核心因素，事物的是非曲直逐渐被视为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原则。近年来，中国在处理同朝鲜、伊朗、古巴、委内瑞拉、缅甸等美国圈定的“问题国家”关系上，尤其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点。其中对朝政策最为典型。在第二次朝核危机期间，中国始终坚持半岛和平、发展、无核化目标不动摇，既鼓励朝鲜走向改革开放，又反对美国单方面对朝用强；既珍视中朝两国人民间的特殊友谊，又坚持推进中朝关系走向正常化；既一如既往加强对朝鲜的人道主义援助，又在朝鲜罔顾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执意进行核试的关键时刻对其进行空前严厉的谴责。国际媒体普遍注意到，正是由于中国政府的坚定态度，才最终使金正日受到强烈震动而重回谈判桌。⑥ 然而，谴责不等于弃之不顾和听任局势失控；相反，在对朝鲜“不负责任”的行为进行谴责之后，中国又以负责任的姿态积极斡旋，确保六方会谈重启，并致力于推进朝美关系正常化。实践证明，中国的作为不仅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誉，稳定了东北亚局势，而且从根本上服务了中国和平发展大局。

在外交行为方式上，由注重双边转向双边、三边、多边多头并举。近年来，中国更加强调要从三角关系的角度看待和把握大国关系，着意经营中美欧、中美俄、中美印、中美日、中美邻（周边）、中美非（洲）、中美拉（美）、中俄印、中日韩等多组三角关系；更加积极投入多边外交的实践，以东盟＋1、东盟＋3、上海合作组织、六方会谈、五国能源会议、东亚峰会等为标志，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大国中对多边外交的积极支持者和最活跃的成员之一。中国政府也是国际维和、国际斡旋的积极参与者。更令人瞩目的是，近年来中国积极探索同八国集团的关系，实现同北约的“对接”，挖掘同美日同盟之间的切入点，显示出开放姿态、包容精神和自信。

注重在应对和解决国际争端或危机过程中提升中国形象和影响力。在处理朝核危机、伊核危机、苏丹达尔富尔危机等行动中，中国不做领导者，而当平衡者；既强调双边的沟通和协调，也注重多边的合作与磋商；不是消极的促谈者，而是积极的斡旋者；不满足危机的简单控制，而推动问题的最终解决。中国在六方会谈过程中的突出表现，充分表明了上述特点，中国外交因此而赢得广泛好评。

三

“和谐世界”理念与中国“新外交”相互辉映，使中国外交步入新的历史阶段，取得世界瞩目的重大成就，不仅使中国的发展转型在所有大国中相对较为成功，而且初步搭建起适应中国迅速崛起阶段的外交大格局。

首先，大国关系总体进入平稳发展期。中美关系最为突出。自2001年4月1日中美“撞机事件”以来，中美关系保持近6年的平稳期而几乎没有出现大的波折，这在中美关系史上是不多见的现象。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确立的两国“既是利益攸关方，更是建设性合作者”的战略定位得到双方认可，两国机制性平台更加完备、安全合作更重实效、军事关系逐步恢复、经贸关系日渐深厚、在台湾问题上的合作有助于抑制“台独”势力的恶性发展。2006年12月16日，中美在北京签署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转让备忘录，中国将引进美国西屋公司技术，建设四台核电机组，这预示着中美核能合作有了新的空间。中俄关系进入新阶段，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越来越具有实质性内涵，两国关系政（治）强经（济）弱的局面正在改观。1999—2005年，中俄贸易额一直保持30％以上增长率，相互投资日趋活跃，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在能源和高科技领域的合作陆续启动。普京总统最近在评价中俄关系时称，“说中俄关系发展良好是谦虚的说法”，“俄中两国在政治领域的关系发展相当不错”。⑦ 这一评价应当是中肯的。中欧关系从经贸互利逐步朝复合型利益相关方向发展，亚欧会议、中欧峰会成为机制，欧盟出笼新的对华关系文件，标志着中欧关系正朝成熟方向迈进。中日关系虽龃龉难除，但终于开始回到正轨。中印关系逐步走向良性轨道，目前，中国是印度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三大出口对象国，中印之间政治互信、经济依赖程度都在稳步上升。中国同几乎所有大国全面发展、推进、提升或改善关系，这是中国外交一个非常突出的成就。

其次，周边外交有新的进展。东南方向，中国在深化东盟＋1、东盟＋3等机制基础上，以经济开道，与东盟、巴基斯坦等多个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顺利开展，“中国威胁论”逐渐为“中国机遇论”所取代；西北方向，随着中亚地区“颜色革命”逐步褪色及“上海合作组织”功能与作用的日渐凸显，中国同西北部边界地带各国的关系进入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东北方向，中国以积极的外交斡旋保持了朝核危机的可控性并使六方会谈仍具生命力，构建一个符合中国利益的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也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西南方向，中国在继续夯实中巴关系的同时，有意识经营中印关系，出现中印、中巴关系双促进的可喜局面。“和谐周边”前景可期。

第三，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关系进入全面深化发展的新阶段。中非关系正从政治互信朝经济互信迈进，中拉关系也越来越多地被赋予经济、能源色彩，双边战略关系得到深化。反帝、反霸时代的“亚非拉”阵线在21世纪被赋予新的时代特征，由此给中非、中拉关系注入了新的源头活水和时代色彩。

第四，多边外交有声有色。中国正从多边外交的后来者或参与者变成积极的促进者或塑造者。中国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六方会谈、东亚峰会、东盟＋1、东盟＋3、五国能源会议等形式，构建起相对完整的多边外交体系。在国际舞台的中心位置，中国人也开始占据一席之地。2006年11月香港的陈冯富珍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成为领导一个联合国机构的首位中国人；随后，沙祖康被任命为联合国副秘书长。这表明，今后在全球多边机构中将会越来越多地听到中国人的声音。

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及多边外交等中国外交的“四大支柱”全面夯实，由此使中国外交逐步形成对中国和平发展总体有利的大格局。这个大格局的特点之一，正如吴建民教授所言，是“中国在传统的四大外交领域第一次没有了敌人”⑧；另一个特点则是，中国正在摸索实践一套在“和谐世界”理念指导下分门别类的战略思路和策略设计，使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总体处于比较良好的状态。

中国外交成就的取得是多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中国自身实力的发展壮大是其中的根本原因。2006年，中国GDP连续4年两位数增长，总量达到209407亿人民币，跃居世界第四；⑨ 外汇储备10663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⑩ 对外贸易总量位居世界第三；钢铁产量突破4亿吨大关，并第一次成为世界钢铁最大出口国；(11) 汽车年产量超过700万辆，一跃而位居全球第三；科技实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以“神舟”系列卫星上天为标志的太空探索活动，表明中国太空技术和实力进入世界三强；军事实力不断增强，以歼10、反卫星导弹试射成功为标志，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步入新阶段；中国“软实力”的增强也格外抢眼，过去10年，外国在华留学生人数增加了两倍，达到11万，外国游客人数也激增，2006年超过1700万；中国在世界各地创办孔子学院，教授中国语言、传播中华文化；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英语广播增至每天24小时；中国电影业开始步入“大片时代”，占据北美票房榜。英国广播公司最近在22个国家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将近一半的受访者对中国发挥影响力持肯定态度。(12) 美国主流媒体甚至指出：“中国外交向世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大国外交模式，并成为许多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不可忽视的参照模板，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外交正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13)。

如果说中国迅速增强的实力为中国施展“大国外交”集聚了更充裕的资源，那么国际环境的变化为中国外交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条件。美国陷入全面战略困境，伊拉克、阿富汗、中东局势频频告急，朝核、伊核危机此伏彼起，拉美左翼力量上台，中亚“颜色革命”褪色，俄美关系重现紧张，凡此使布什政府疲于应付，并导致美国国内政治版图被改写，民主党夺回参众两院的控制权。内外交困局面无疑极大压缩了布什政府的外交回旋空间，这使美国不仅客观上对中国的战略倚重度进一步增强，而且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求助于中国的合作与配合，从朝核、伊核等安全问题到IMF等经贸、金融问题，美国均期待中国成为“利益攸关方”。美国从战略高度对中国崛起采取“有条件接纳”的姿态，极大程度上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处境和环境。从世界其他各大力量看，俄罗斯“能源复兴”战略全面推进，印度经济崛起势头迅猛，俄印同步崛起同中国的高速发展既有竞争的一面，也有共谋发展空间的内在需求，俄印中三国互动明显加强，成为当前国际格局的一大亮点。欧盟一体化受挫之后欧美关系出现回暖迹象，双方尤其加强了针对中国经济扩张势头的战略协调，但实践证明，中欧之间已然形成深厚的经贸利益纽带并正探索深化关系的增值空间，中美欧三角关系的发展虽不平衡，但绝非简单的二对一式的冷战模式。中国外交成就正是敏锐把握国际环境的变动并善于创新的结果。

经济全球化也给中国带来深刻影响：全球能源市场起伏不定，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多边自由贸易进展缓慢。对中国而言，既面临“经济威胁论”、“能源威胁论”的重重压力，也更坚定了推进三方面政策的决心：一是坚定不移地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二是坚持在顺应全球化趋势下首先立足区域一体化现实；三是坚持强化改革开放前提下的经济、金融安全意识与政治、社会稳定意识。正因如此，中国的经济发展在社会政治平稳中继续保持高速度增长。

四

新生事物往往伴随问题与不足，新的理念需要具体实践来检验，大格局尚需小布局来支撑。大国崛起总是充满艰难险阻，在这个阶段，中国外交越是风光无限，就越应该重视其中蕴藏的问题、挑战与风险。

“问题”是可以通过努力加以解决的具体事项。中国外交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处有余，小处不足。比如，中非论坛举世瞩目，但后续动作该如何展开？中国与大国关系的总体格局已然成型，但如何保持格局的相对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尤其是，如何从战术层面的稳定提升到战略层次的稳定？2006年中国奉行的“集团外交”模式今后能否复制？等等。2007年2月胡锦涛主席访问非洲8国，4月温家宝总理对日本展开“融冰之旅”，这些重要的外交活动显示，中国政府充分意识并十分重视对大格局的深化、细化、强化及对具体倡议与措施的落实。二是原则清楚，行动很难。比如，中国谋求在发展中国家与“大国俱乐部”二者间达致平衡，但具体如何平衡？“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辩证关系如何在新的外交实践中拿捏分寸？不干涉内政原则与“有所作为”之间的关系如何把握？这些问题都有待具体化。三是框架搭建起来，内容有待充实。比如，中美战略对话机制如何既务虚又务实？后劲如何保持？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能否成为控制并解决中美经贸摩擦的重要平台？六方会谈虽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如何确保生命力的持续？能否转化成相对稳定和固定的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其他如东亚峰会、上海合作组织等机制，如何协调其他参与方处理同美国的关系问题？

“挑战”则超越一般性问题，更具全局性、战略性，需要依靠中国外交大战略去应对。中国在从“发展中国家”向“崛起中国家”转型过程中，必然会面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外交挑战。从国际格局的高度看，中国面临的首要挑战，是持续高速发展的中国如何协调同既有国际格局的关系问题，包括政治、经济、能源等不同性质和层次的格局。其中最显性的挑战是处理同国际资源能源格局的关系。改革开放的前20年，中国主要依靠自身的资源和能源获得经济的高增长，因此对国际能源格局的冲击并不明显。随着中国对能源需求的激增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海外资源能源市场的开拓，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国能源威胁论”、同处崛起阶段国家的“中国能源竞争论”、某些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新殖民主义论”等相互呼应，形成对中国相对不利的局面。甚至有媒体称，“中美等国正在为争夺非洲能源及市场展开新冷战”。因此，如何应对上述不同类型的“能源威胁论”是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外交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近年来围绕人民币汇率机制以及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等问题的争论，也凸显出中国在金融领域面临的挑战。人民币汇率问题既是西方国家打压中国的一张新牌，牵动中国金融体制加速改革这根敏感神经，而另一方面，如果人民币升值过快，将会急速改变全球货币体系和价值链条，引起全球资本和债务市场的大变动。因此，人民币汇率问题给中国外交甚至发展战略提出了一个两难课题。在政治格局层面，随着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声音越来越大，各方对中国的期待也就水涨船高，无形中增加了中国的“行动成本”。从美国对华战略角度看，中国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一是如何适应美国对华战略从“中国威胁论”转向“中国责任论”的新变化。“责任论”终究不是“威胁论”，因此蕴藏机遇；但“责任论”又是一张无形的网，应对不慎容易落入欲罢不能的战略险境。二是如何适应美国对华战略的重点逐步转向中国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外交基础的新现实。与之相应的一系列问题，如非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金融安全的评估问题，不干涉内政原则的认识问题，等等，都是中国外交面临的新课题。

“风险”是更紧迫、更危险的问题和挑战。中国近年来外交成就斐然，但未能掩盖因结构性难题未能化解而仍然存在的风险。这些风险有的在2007年初开始显现，有的则可能在未来两年引爆。其中，中美关系的风险最为人所忽视，也最具危险性。首先，军事互信仍然严重不足。2007年新年伊始，美国国会、媒体大肆炒作中国试射反卫星导弹一事，就很能说明问题。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2月1日专门就此举办听证会，《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体发表评论认为“此举是对轻信中国会和平崛起者的一个嘲讽”(14)。实际上，中美军事关系虽然得到极大程度的恢复，但两国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的分歧甚至矛盾仍很突出。在美国看来，中国军事现代化既须透明，也要有限度。限度就是不得大举进入海洋和太空。中国要挺进海洋（尤其是西太平洋）、涉足太空就碰了它的禁脔，矛盾乃至摩擦就难以避免。因此，如何防止两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和太空发生冲突，是近期中美关系必须面对的严肃课题。其次，两国在经贸问题上的摩擦仍未完全得到控制。尽管已经建立起经贸联委会、战略经济对话等诸多官方管道，但成效并不十分突出。随着民主党全面控制美国国会，布什政府受到的国内政治压力越来越大，最近美国政府正式向WTO就中国政府补贴相关出口企业提出诉讼，表明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在对华经贸上的影响开始发酵。从战略层面分析，美国对华经贸战略的重点正从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转向第三产业即金融、保险等服务行业。美国压人民币汇率机制调整、促中国全面开放金融市场乃至推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中国推向某种两难境地：顶不住美国的压力，就有可能导致中国改革开放最脆弱的环节因准备不充分而提前出问题；坚决顶住美国的压力，则可能给美国国会、利益集团制造更多的反弹机会。再次，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是难以控制的定时炸弹。诸如伊朗问题、朝核问题、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以及缅甸、委内瑞拉、非洲问题等等，看似不直接牵扯中美关系，实则恰恰构成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中美关系最需花精力应对的难题。最近美国炒作所谓中国对达尔富尔危机的“认识不足”、“用力不够”，指责中国同伊朗签署大宗石油合同，诬称中国对非洲开展“新殖民主义”，并对中国在缅甸问题上“不配合”微词颇多。随着中美关系逐步超越双边层面越来越具有全球性意义，这些“第三方因素”势必成为中美双方博弈的新阵地。对中国而言，面临着如何在第三世界和“大国俱乐部”之间平衡利益，以及如何在坚守不干涉内政原则和“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之间平衡立场等难题。在伊朗核危机愈演愈烈、苏丹问题越吵越凶的大背景下，中国该如何作为，中国的作为将如何影响中美关系，值得观望。最后，台湾问题的潜在风险性不容忽视。一段时期以来，不少人士认为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下降了，危险性减弱了。实际上，中美两国虽然在防堵台湾走向“急独”方面展开有限合作，但在一系列核心问题上仍然存在根本性分歧，比如，对“一个中国”的理解，对“和平解决”的认知，对“法理台独”的定义，对美台军事交流危害性的判断，乃至对岛内局势的分析等，双方都不一致。2007—2008年，泛蓝泛绿两大阵营争夺“大位”势必再拿两岸关系做文章，美国基于“大选”的考量也难免在台湾问题上“讲政治”，中国则要迎接十七大和奥运会的召开，美国、中国大陆、台湾三方政治议程如此密集且又高度不一致，导致彼此战略误判的可能性增高，其中战略风险不容小视。

注释：

① Evan S.Medeiros and Fravel M.Taylor,“China's New Diplomacy,”Foreign Affairs,Nov./Dec.,2003,pp.22—35.

②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胡锦涛温家宝作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06年8月24日。

③ 温家宝：“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2007年2月27日。

④ “意识形态之争仍在分裂世界”，《环球时报》，2007年2月25日。

⑤ 温家宝：“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2007年2月27日。

⑥ “Trust Me?”The Economist,February 17th-23rd,2007,p.13.

⑦ “普京认为俄中开展‘国家年’活动十分有益”，新华网，2007年2月1日电。

⑧ 参阅吴建民教授为《瞭望》周刊年终点评中国外交所作的访谈，《瞭望》，2006年第51期，第34—36页。

⑨ “全年GDP初步核算209407亿元，比上年增长1O.7％”，《人民日报》，2007年1月26日。

⑩ “我国外汇余额储备达10663亿美元”，《人民日报》，2007年1月16日。

(11) “钢铁第一大国：从肥胖到健壮的转折关口”，《第一财经日报》，2007年2月16日。

(12) Joseph Nye,“The Rise of China's Soft Power,”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sia,Dec.29,2005.

(13) Roger Cohen,“China vs.U.S.:Democracy Confronts Harmony,”The New York Times,Nov.22,2006.

(14) Elizabeth Economy,“China's Missile Message,” Washington Post,January 25,2007.

原文来源：《现代国际关系》(京)2007年第4期 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