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来，中国政治学无论在学科的制度化建制，师资和研究队伍、学生培养、研究领域与成果方面都有了可观的规模与数量，这是有目共睹的成绩，值得肯定。但是，平心而论，这种规模与数量的增长，无法掩盖我们在学科建设上的问题，在理论研究上的弊病，这些问题与弊病远不是轻描淡写的不足与欠缺所能概括的。我想，这正是今天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

下面我着重谈两个问题。

这里讲的理念，不是我们通常所关注、论及的学科建设的体制性理念，如管得过宽、过严，强势的行政主导，突出为现实服务，强调政治正确性等，而是指的政治学学科建设自身的学科理念、学术理念。当下的中国政治学，从学科与学术理念上讲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理念。

其一、片面坚守的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的理念与思维，信奉国家的绝对主导地位，把国家作为国内与国际事务的中心，从而在政治学研究中贯穿了国家中心主义。比如国内政治研究(包括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中国政治)着力于传统的规范的国家政治，忽视非国家政治现象(如公民社会、人权、民族与宗教、社会与文化等)和超国家政治现象(如全球化、全球治理、全球问题、全球性等);而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国家间政治的理念与议题(大国博弈、地缘政治、国家对外战略等)同样处于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全球性政治理念与议题仍然影响有限，难以受到应有的重视。毫无疑义，在国家仍是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的主角，并且是制度性建构的主轴的现实下，重视国家的研究显然具有现实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但是必须看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事务，仅仅是国家的视角已远远不足以解释人类面临的各种新问题，更无法应对人类面临的新挑战。所以，片面坚守国家主义，小则无益于国家与民族利益的维护，大则无益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当下中国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对强政府的崇拜都与片面坚守国家主义的理念有关。

其二、僵化的学科割裂与封闭主义

学科割裂与封闭主义，突出表现为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研究的割裂。研究国内政治的学者不关心，也不主动去了解全球化、全球问题、相互依存对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与中国政治的影响，局限于在国内政治的框架内研究政治学理论，在中国的框架内研究中国政治。而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又不注重提升自身的政治学理论水平与素养，不注重思考和挖掘国际问题和中国外交的国内根源与制约因素，习惯于就事论事，擅长评论国际热点问题和各国外交政策，但缺乏学理性深度思考。这一切，就导致当下政治学研究总体上讲学术视野狭窄，学术思想肤浅，学术影响力有限，并形成了两个相互割裂、很少往来互动的学术圈。

当下中国政治学建设的上述两个理念，显然是值得反思和必须破除的。在全球化、全球问题、全球治理时代，人类社会生活的相互依存，已经把全球现象、全球关系、全球价值、全球制度等等新元素融入世界历史，人类已不可能再局限于领土国家之内应对生存挑战，推动社会进步，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主张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要倡导并逐步确立三个新的理念，即全球性理念、整体性理念、转型性理念。

政治学的全球性理念要求从世界看中国，以全球性理念与思维开展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制度、中国政治、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对外战略的研究，推进立足于人类，而不仅仅是中国和国家间关系的政治学学科建设;政治学的整体性理念要求打破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界限、国家政治与非国家政治的界限，从两者日益紧密的互动中开展整体政治学研究;政治学的转型性理念要求摆脱国家主义的束缚，在重视传统的国家政治研究的同时，开始更多着力于从国家政治向非国家政治的转型政治学的研究。如果能够以上述三个新理念审视当代人类社会生活，分析当代人类面临的种种问题与困惑，必定会开辟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天地，引领政治学发展的新境界。

鉴于此，我提出两个践行上述新理念的政治学研究课题。其一，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研究。一国与人类文明、世界整体的关系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尤其是全球化时代的核心议题。对于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世界的边缘走向中心，正在日益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来讲，这一问题格外尖锐、急迫。这一课题可以从理念与价值、对外战略与对外关系、国家治理与社会转型三个向度进行研究。涉及中国特色与普世价值，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全球化的认知，中国的国际定位与国家利益，全球治理与国际公共物品的提供，如何立足于互利共赢、公地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处理国际冲突与争端，执政合法性，威权主义与宪政民主主义，公民社会与公民政治，道德与文明等当代中国政治学关注的议题。如果我们能够搞清并挖掘三个向度的内在联系，整体性地展示中国与世界之关系，那无疑会呈现出政治学研究的重大成果。其二，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协调与互动研究。参与全球治理与推进国家治理是当代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也是两个大局，当然也是我们政治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与问题，但是当下的研究仍然体现了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各自为政，相互割裂的研究态势。而根据全球性、整体性、转型性新理念，就应该着重研究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内在关联与互动，即从两者的相互支撑、促进、制约和影响等方面，审视和分析两者的理论关联和实践中的互动。换言之，治理应视为一种整体性治理。国家治理是全球治理中的国家治理，全球治理必须以国家治理为依托和根基，两者谁也离不开谁。比如从治理对象上讲，全球治理会内化为国家治理;从治理机制与制度上讲，全球治理会规范国家治理;从治理价值与理念上讲，全球治理引领国家治理;从治理的利益导向上讲，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交织并存。同样，国家治理也影响全球治理。比如，就国家治理体系而言，价值观念体系的现代化决定对全球治理的认同度及参与度;权威决策体系的现代化(民主化与法治)决定能否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与影响力;经济发展体系的现代化决定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制约公民社会参与全球治理的力度等。只有确立这种整体治理观，制定整体性治理战略，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研究才能深入，并用以指导实践。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需要学者的道德自省与伦理自觉

这是立足于政治学研究主体自身而言的，讲的是学者的素质与价值取向。显然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由于学术界过于麻木，反而更显严峻。自由思考、理性批判，把学术视为自己的生命与追求，尊重学术规范，讲究学术道德，这些基本的理念与价值似乎正在远离我们而去。浮躁、重形式、讲套话、唯上、唯项目、潜规则泛滥，对基本学术规范与职业道德的背弃与冷漠，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它实质上反映了学术界令人担心的功利主义、物质主义，以及政治与道德的扭曲和缺失。今天，我们时常从国家、民族、政府层面讲加强软实力，但国家与民族软实力的提升，要通过每个人的努力与实践，而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又肩负着特殊使命。我们必须自省、自强，有明确的伦理自觉和担当。

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伦理自觉集中体现为独立人格和独立批判精神。他不盲从和依附于任何个人与机构，也不屈服于任何压力，始终坚持独立地思考和研究;他应自觉地担当起社会批判的重任，以“人类的良心”为座右铭，真实、客观地反映社会现实，探究那些对人类社会生活有重大影响的问题，并给出自己理性的分析与答案。显然，与此相对照，当下中国学者最缺少的就是这种视为生命的独立性，就是对“人类的良心”之身份和使命的认同。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仍旧习惯于诠释中央与政府的决定与决议，参与到一次又一次称赞里程碑式的决定、决议的合唱之中;我们仍旧热衷于围绕行政指挥棒转，成为争项目、搞评估、选人才、定规划的忙碌者;我们仍旧困惑但又无奈地默认了学术界的许多潜规则，无法真正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见解与主张。当下学术界出现的对强政府的力挺，对建智库的热衷，对依宪执政与宪政的刻意区分等现象，恐怕都与这种独立人格与独立批判精神缺失有关。强政府当然需要，但强政府的前提是强社会，是真实有效的法治，否则强政府就可能导致集权。智库当然需要，但智库发挥作用的前提是独立性，否则智库就是政府的附庸;强调依宪治国的确是中国政治的进步，但把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刻意说成是中国的特色，对“宪政”大加讨伐，不仅表明缺乏政治的自信，更是带上了意识形态的面具。历史教训如此之多、之深刻，但我们依旧不能认真汲取。20世纪60年代，我们批判世界和平运动，70-80年代批判和抵制人权和市场经济，认为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的。而今天，和平、人权、市场经济都成为我们高举的旗帜。为什么要重犯历史上的错误，“宪政”的基本点就是树立宪法的至上权威，约束政府的权力，保障每个公民的权利。这些普世的认知难道还有什么争议吗?当学者们也出面来区分依宪执政与“宪政”，给“宪政”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时，可曾想过历史上的那些教训，可曾反省过自身的独立人格。独立性的缺失还会使我们丧失学理的清醒，对福山的评价最有代表性。从对鼓吹“历史终结论”的福山的批判，到走向对强调国家能力的福山的赞扬，反差如此之大。福山的新作固然注重国家能力和强政府建设，并对历史终结于西方社会进行了反思，但他始终青睐的仍然是民主、法治下的自由社会。如果我们片面地评介他的论述与观点，就会使国家治理迷失方向。总之，中国政治学者的道德自省与伦理自觉对21世纪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有重要意义，而反省和警惕现代犬儒主义更是当下中国学术界的重中之重。因为“与古代犬儒主义相比，现代犬儒主义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已经蜕变为一种将道德原则和良心原则抛到一边的虚无主义和无为主义。它看穿、看透，同时却无所作为和不相信有任何可以作为的希望”“智识犬儒主义者都是极明白之人，但他们对现实秩序和游戏规则有着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不反抗的清醒、不认同的接受、不内疚的合作”(徐贲：《当代犬儒主义的良心与希望》，载《读书》2014年第7期)。如果我们不能突破现代犬儒主义的枷锁，那么中国政治学的变革与发展就是天方夜谭。

(蔡拓：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