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经历四个历史阶段。1840年以前，可以说是基于帝国逻辑的中国中心与等级化的世界整体观，体现了对普遍性一定程度的认同。1840年以后的三个阶段，逐渐转向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换言之，转向对特殊性的认同。其间，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世界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浪潮，而在改革开放40年的进程中，整体性和共同性得到明显倡导与发扬。这个历史脉络表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经历了从认同中心论的普遍性，向国家主义的特殊性乃至当今特色性思维的转变。改革开放促使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同与定位向世界主义转向，从而进一步凸显了中国与世界关系中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统筹与协调问题。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知与实践进行总结、反思，维护改革开放的价值与理念，推进中国继续沿着人类文明的大道前行，是不容回避的时代课题。

关键词：中国政治与外交；中国与世界关系；天下主义；世界主义；改革开放；

作者简介：蔡拓，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主义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6ZDA095)；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主义理论及其当代价值”(项目编号：15ZDA28)阶段性成果。

一国与人类文明、整体世界的关系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尤其是全球化时代的核心议题。对于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世界的边缘走向中心，正在日益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来讲，这一问题格外尖锐、急迫。1840年以来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中国认知并处理自身与世界关系的历史。在全球大变局的新形势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为突出，它直接关系到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方向、进程与成效，因此，理应成为政治学、国际政治学特别是全球学研究的重大基础性问题。这正是本文写作的缘由与旨趣。

一、 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内涵解读

中国与世界关系是一个内涵广泛、领域丰富、层次多样的议题，几乎涉及现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与领域的研究课题。本文认为，至今为止，我国学术界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认知主要有以下四个向度或层面。

1.政治与经济的解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常常立足于政治与经济的视角，对中国与他国进行比较，对中国在区域、世界中的政治地位、经济实力、发展潜力与前景进行分析。比如，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国还是新兴大国）与美国、俄国、日本、欧盟各国、印度等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的比较；中国在亚洲、在联合国等各种国际组织、在全球和平与发展事务上的发言权、影响力的分析。这种解读从学科意义上可纳入比较政治、比较经济，其宗旨是通过中国与相应大国的比较，通过中国在区域、全球中政治与经济的变化，反映中国与世界不断变动的关系。当然，对当下中国而言，这种解读更多的是论证中国的超常发展与崛起。

2.国际关系与对外战略的解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多是置于国际格局、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框架中探讨，换言之，是从国际关系、世界政治、国家对外关系与对外战略的视角予以分析。这种解读，一方面，与上述政治与经济视角的解读有共同、重叠之处，如关注中国政治、经济及其相应的国际影响力的变化；另一方面，则有自己鲜明的特征，那就是突出中国在特定时期的国际社会、世界舞台上的位置、角色、作用。特别是关注大国关系、世界领导权、全球发展走向等问题。显然，相对于政治与经济视角的解读，国际关系与对外战略的解读更为宏观，比较色彩和战略意识更为明显。当下中国关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知与研究，大都立足于此。

3.文化与文明的解读。相对于上述两种视角，文化与文明视角在解读中国与世界关系时，既是一种视野和边界都更宽泛的解读，也是一种更注重社会特别是精神层面的解读。由于文化与文明不能等同，所以，这种解读又分为两个层次。文化总难免具有国家、民族的特色，而文明则强调地区的、整个人类的共同性。于是，当我们从文化视角认知和探究中国与世界关系时，关注的是不同文化的特色及其比较，比如，中华民族的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比较，分析其优点与不足，以及在当代的意义与作用。当我们从文明的视角审视中国与世界关系时，关注的是中华文明对人类的贡献，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以及与主要文明的互动。尽管有这种区分，但无论是文化视角还是文明视角，都会或多或少表现出对中华文化与文明的偏爱、赞赏，甚至会在民粹主义的鼓噪下走向中华文明的优越论、“老大论”。当下，“厉害了我的国”“中华第一”的喧嚣，正是从文化与文明解读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非理性表现。

4．哲学价值与理念的解读。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认知与定位，如果仅停留于上述三个向度、层面，尽管也涉及到相关领域的理论，但总体上讲，还是偏重实用层次的解读，并未真正触及到该关系的本质，即哲学意义上的价值与观念问题。具体而言，就是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一种文明与整体性国际社会、人类文明的关系。中华文明、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其几千年的生成与演进中，我们是如何认识自身与其他文明、其他民族特别是人类文明关系的，我们的视野、眼界、自身的优劣，对他者的态度，对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认知等等，这一切才是认知和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要义，才是需要从哲学高度给予理性把握的关键。没有这种哲学意义上的价值与理念的审视，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知与把握就缺失必要的理论深度。而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忽视或回避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价值与理念的解读，都可能导致认知中国与世界关系上的片面、失误，甚至走向歧途。

由于中国与世界关系本身是个比较泛化的议题，所以，认知和研究这一关系的向度与方法也是多元的。上述四种类型只是一种粗略的划分，其中前三种类型是常见的，但相互间的界限并非那么鲜明，多有交错。第四种类型即哲学价值与理念的解读较少，但非常重要，应给予高度重视。本文将立足于哲学价值与理念的视角，对中国与世界关系进行历史的审视与分析。

二、 中国与世界关系发展的四个阶段

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知、定位及其实践，大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而每个阶段又具有明显的特点。

（一）基于帝国逻辑的中国中心与等级化的世界整体观（1840年以前）

总体上讲，1840年以前，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对世界的了解还是远为模糊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拘泥于根深蒂固的传统认知。概括地讲，这种了解与认知就是中国中心的、等级化的世界整体观，它的要义如下：其一，世界是个整体，这种整体性主要是指文明的整体性、价值的普遍性。世界被中国理解为“天下”，而天下是涵盖整个人类的文明的天下，它是一个价值体、文明体，意味着人类是一个遵循“天道”“天理”，即普遍价值而生存的共同体。由此可见，古代中国对世界的理解与认识是一种整体主义，强调文明、价值的普遍性；其二，整体的世界不仅是基于普遍的价值与文明的秩序，还是现实中诸多权力体“国”组成的共同体，它在空间意义上体现着不同权力体的位置，构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化的差序格局。换言之，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整体的世界又呈现出另一种面目，即它需要文明的中心、权力的中心、政治的中心去维系，于是空间意义上的现实世界就是中心主义的、等级制的世界，而中国是这个等级世界的中心，处于这个等级世界的顶端；其三，这个整体性且又强调中心与等级的“天下”，在现实世界的制度与秩序构建上，由三个同心圆组成：“第一个是内圈，是皇帝通过郡县制直接统治的中心区域；第二个是中圈，是帝国通过册封、羁縻和土司制度间接加以控制的边疆，第三个是由朝贡制度所形成的万邦来朝的国际等级秩序。”[①]

显而易见，1840年以前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知与实践，长处是体现了一种普遍性的价值观、文明观，上升到理念与思维，特别是哲学层面，是更倾向于认同普遍性，它表明中国的文化传统具有普遍主义的基因，包含了心系天下的世界主义的情怀。但其糟粕也异常鲜明，那就是自我中心、等级制度与文化。华夷之辨、朝贡体制，无不体现了“内外有别”“上下有序”的自大理念与相应的制度构建，与现代平等理念格格不入。只有保持这种清醒的头脑，我们才能对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天下主义有更理性的认识，才能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古代认知有更客观的定位。

（二）从帝国走向民族国家：天下主义、世界主义、国家主义的三重变奏（1840-1949年）

鸦片战争敲开了中华帝国的大门，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基于帝国逻辑的天下观，基于华夏中心的文明观。原来世界如此之大，强国如此之多，国际秩序远非中国主导和熟悉的朝贡体系，而是诸多主权国家遵循基本的规则与共识，同时又依据自身实力与影响而建立起的威斯伐利亚体系。于是，从帝国走向民族国家，构建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加入主权国家为单元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就成为第二阶段中华民族的历史性任务，而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知与定位，也正是围绕这个历史性任务展开。

这一百年是中华帝国逐渐解体的百年，也是受侵略、受屈辱的百年，是救亡图存，反压迫，反侵略，求解放、求新生的百年。在这一百年中，天下主义、世界主义、国家主义的三重变奏，反映了中国与世界关系认知的调整、波动。睁开眼睛看世界后，由于不断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犯，懂得了落后挨打的道理，所以，富国强兵成为首选。于是，发展实业，扩大贸易，开始重视科技和新型教育，一系列举措应运而生，但这一切都局限于富国强兵，并未涉及整个社会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与治国理念的根本性变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集中体现了这种境况。而这种境况恰恰反映了这一时期天下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博弈。中国被外力强制性地从帝国推向主权国家体系，深感富国强兵的重要，开始学会从主权国家角度考虑问题，这是从国家主义视角审视和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但是，对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要求的各主权国家平等，以及主权国家之上没有其他国际权威来统摄国际事务、国际秩序的共识则既未领会也不认同。所习惯和陶醉的仍然是中华文明的优越论与中心论，内心深处依旧认为，中国天下观中所指认的“天道”“天理”才是处理各国关系的价值准则。由此可见，帝国逻辑的天下主义与民族国家逻辑的国家主义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纠缠交织，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当然，由于世界已进入民族国家时代，而中华民族又面临反抗外敌入侵和殖民主义的历史任务，所以，建立一个富强的，在国际社会有尊严、有地位的国家，理所当然地成为全民族的共识，也因此，国家主义的思维、价值理念就成为中国的主导性价值与理念。不能忽视的是，在这一百年中，出现了现代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主义浪潮。世界主义有着古老的渊源，在基督教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中都有体现。在世界主义的思想史中，20世纪初恰恰是世界主义在现代的复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世界主义复兴的时代背景。中国在“五四”前后兴起的世界主义浪潮无疑是世界主义复兴在中国的反响与体现，而梁启超、蔡元培、傅斯年、陈独秀等著名学者、政治家，以及一批“五四运动”的领袖和新文化运动精英所表达的世界主义情怀和所阐述的世界主义思想，至今仍发人深省。[②]梁启超认为，“国家非人类最高团体，故无论何国人，皆当自觉为全人类一分子而负责任。故偏狭偏颇的旧爱国主义，不敢苟同”。[③]“我国人向来不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而谓必须有更高级之团体焉，为一切国家所宗主，即所谓天下。……此种广博的世界主义，实我数千年来政治论之中坚。”[④]蔡元培指出，“所谓国民者，亦同时为全世界人类之一分子，苟倡绝对的国家主义，而置人道主义于不顾，则虽以德意之强而终不免于失败，况其他乎？愿《国民杂志》勿提倡利己的国家主义”。[⑤]傅斯年表示，“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中间的一切阶级，若家族、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我们要为人类的缘故，培成一个‘真我’”。[⑥]

为什么在中国从帝国走向民族国家的起始阶段，会响起世界主义的声音？大体有三个原因。首先，世界主义所张扬的普遍主义与中国传统天下主义中的普遍主义产生共鸣。世界主义有两根支柱，即个体主义与普遍主义。个体主义强调个体是世界主义价值目标和道德关怀的终极单元，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权利，以及同等的价值和道德地位。普遍主义则强调个体组成的人类是普遍共同体，每个人所享有的权利，所具有的价值与道德地位，在世界范围都应得到保障，人类这个普遍共同体认同并遵循普遍价值。中国的天下主义同样认同并遵循普遍价值，天下就是价值共同体，倡导的是“天理”“天道”这种具有普遍性的价值与理念。由此可见，世界主义与天下主义在认同普遍性上有着共识。但必须指出，这种共识仅是形而上的共识，就普遍性的真实内涵来讲，世界主义的普遍性指的是自由、平等、公正、民主、法治、人权、宽容等价值，超越家庭、种族、国家、地区，具有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性。而天下主义的普遍性则是指“天理”“天道”所包装的作为是非判断和伦理准则的文明价值、规范和相应的典章制度；其次，国家主义内含的利己主义的权力观、利益观所导致的国家间的冲突和国际秩序的混乱，使正在转向主权国家体系，并努力构建现代国家的中国不得不反思国家主义的弊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劫难和中国自身受到的伤害教育了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倡导的“优胜劣汰”式的生存竞争，国家权力与利益最大化的现实主义追求，只能导致更多的战争与人道灾难。所以，中国即便是作为刚刚接触国家主义的小学生，也愿意以世界主义的价值与理念平衡国家主义；再次，世界文明进程的历史走向。世界主义在20世纪初的复兴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灾难性后果的回应，也是对威斯特伐利亚体制及其国家主义理念与价值的反思。尽管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并且直至今天其历史使命也未终结，但其价值、理念、制度的负面性已日益显露，所以，抑制其无节制的权力欲、利益观，以及相伴相随的霸权意识、对抗意识，维护世界的和平，推进世界的发展，构建自由、平等、公正、民主、和谐的整体性人类文明社会，就成为时代的呼唤、民众的需求。中国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所表达的世界主义精神与诉求正是应合了这一历史走向。

总之，1840年至1949年这一百年，中国对自身与世界关系的认知与定位，出现了天下主义、国家主义、世界主义共生并存的局面。由于反殖民、反侵略战争的急迫与严酷，最终国家主义取得了主导性地位。

（三）以意识形态为中心和阶级分析划线的国际观（1949-1978年）

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第三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头三十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第一个历史时期。革命胜利后的喜悦很快被国内外面临的严峻形势与困境所冲击。西方的外交敌视、经济封锁、武力威胁，中苏关系的破裂、论战，乃至边境冲突，国内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党内路线斗争、自然灾害和严重的生存威胁，这一切都影响并塑造着中国的治国方略和对外战略。遗憾的是，在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过程中，中国未能保持清醒的认识，走了弯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政治路线，全面主导了新中国头三十年的命运，从而也就决定了该时期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基本向度。

其一，以意识形态为中心。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也是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为楷模建立的政党，因此是最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政党。这既是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定位，更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认知。于是，坚持阶级革命，消灭剥削与压迫，战胜资本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飘扬在整个世界的上空，就成为最神圣的理念与价值追求，也是力求实现的革命目标。而高扬这种神圣的理念、价值与目标，并付之于实践，就成为党和国家矢志不渝的意识形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三十年，就是遵循这种意识形态认知，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

以意识形态为中心就是以是否信奉和坚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为判断是非、敌友的准绳。这样一来，不仅西方发达国家被视为敌对势力，与中国认知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也被称为修正主义政党与修正主义国家。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更是被称为社会帝国主义，与美帝并驾齐驱。在这种意识形态狂热中，中国自诩为世界革命的中心、马克思主义的旗手，凡是与中国理解和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不同的国家、政党，大都视为敌人至少是非朋友；而凡是认同中国理念价值与制度的国家、政党，则视为同志、战友或朋友。正因为如此，施行暴政的以波尔布特为首的柬埔寨共产党得到中国的认可，并给予大力支持才是可理解的。

其二，以阶级分析划线。就是把阶级成分、阶级归属作为判断是否敌友的标准。凡是无产阶级或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就是中国的战友、朋友。无产阶级要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阵营就是中国的战友、朋友。显而易见，阶级分析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站队分析，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划线分析。当然，阶级分析有时会有例外，有些国家、政党虽然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但已背离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就要优先。中苏关系破裂并开始大论战后，中国对苏联的定位就是如此。

由此可见，意识形态中心和阶级分析划线的国际观，几乎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政党都推向中国的对立面，“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政治路线从国内扩展到国际，实现了全方位的统筹，导致了中国与世界关系最紧张、最严峻的局面。

需要指出的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和阶级分析划线的国际观不能等同于国家主义。国家主义是处理本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一般形态，也是特殊性在国际观上的常规表现。而意识形态中心和阶级分析划线，虽然本质上也是对特殊性的偏爱与认同，但已超越了国际关系，因为国际关系的逻辑起点就是国家，即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所以才会导致国家主义的主导地位。换言之，在审视和处理一国与他国与整个国际社会关系时，国家主义的选择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而以意识形态为中心和阶级分析划线则偏离了这个逻辑，造成了国际关系中更多的狂热与无奈。由此不难发现，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第三个阶段，尤其是文革时期，出现了很多令世人惊愕和不解的外交事件，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

（四）国家主义与特色性思维主导，开放性与世界主义伴随（1978年至今）

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第四个阶段是与改革开放40年紧密相连的。这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最好时期，也是当代中国与世界关系面临更大挑战与考验时期。之所以称之为最好时期，是因为在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历史，特别是在反思“文化大革命”惨痛教训和巨大灾难的基础上，中国政府与执政党从“阶级斗争中心”转向“经济建设中心”，迈开了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伟大步伐，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坚持开放性，坚持融入全球化，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使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心态更为开放、自信，开始懂得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的命运是同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于是，中国的对外战略与对外关系发生了全球化转向，不仅回到了国家间关系的逻辑起点，还有了更多的全球情怀和人类视野。无论是官方倡导的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学术界探究的新天下主义、新世界主义、全球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世界主义的色彩。

与此同时，又要看到，伴随国家硬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日益膨胀。特色性思维与理论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并成为政治正确的标尺。自信过度就会走向自大，特色过度就会走向意识形态主宰，国家主义过度就会走向称王称霸。总之，近十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已开始面临新的问题、新的挑战，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亲和性、协调性有所减弱，摩擦性、对抗性明显增强。中国与美国的世界领导权之争在突显，中国中心的潜意识在发酵。正是基于此，我们说第四个时期又是当代中国与世界关系面临更大挑战与考验的时期。

三、 改革开放对认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意义

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的新时代，正如胡锦涛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上所说：“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⑦]正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主题得到全新的认知，开始了历史性实践。

（一）改革开放的实践让中国拥抱世界

改革开放的基点是开放，只有打开国门，睁开眼睛看世界，了解世界，才能更客观、更准确地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是坚持开放，并不断扩大开放领域，提高开放水平，收获开放果实的40年，其间充满了艰难曲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而转向经济建设，就必须突出科学技术、教育、人才的作用。所以，邓小平才强调“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⑧]胡耀邦在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也指出，“发展科学、发展教育、大力培养各方面的专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是开发人类智力资源的伟大事业。四个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这种资源的开发”。[⑨]但是，在十年“文革”浩劫后，破解中国在科学技术、教育、人才问题上的困境谈何容易。“左”的思潮还颇有影响，承认落后，主张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引进外资和人才，被批为“崇洋媚外”“卖国主义”，甚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阐述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强调开放，向世界特别是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意义。邓小平指出，“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作‘崇洋迷外’。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⑩]后来，邓小平又进一步明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是，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的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11]正是在开放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也更加明确、坚定。1980年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1984年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1990年开放和开发上海浦东新区。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结束了因苏东剧变和1989年“政治风波”所导致的中国改革开放的相对滞缓局面，扫除了“市场取向就是资本主义倾向”等怀疑、批评改革开放的种种言论，为改革开放注入了强大而持久的动力。最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最终取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随后，我国又于2001年12月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结束了自1986年起，整整15年的入世谈判，为加强我国经济与世界的联系，在更为广阔的世界贸易往来中赢得发展的空间与机遇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21世纪以来，无论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还是当前的中美贸易争端，都未能动摇我国对外开放的坚定信念，我们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坚持在开放中寻求破解世界经济困境，消除中美贸易争端，推动世界经济良性发展的对策。自2013年以来，先后建立和开放上海等11个自由贸易区，2018年又开始筹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并将稳步推进中国自由贸易港建设。这一系列举措充分显示了中国在对外开放之路上的坚定步伐。总之，开放性既是改革开放的精髓，又是认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症结。正是开放的经济、开放的世界，重塑着当代中国开放的思维与理念，从而有助于中国更理性地认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二）认同并融入全球化使国人开始懂得从世界看中国

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是全球化。所以，认同、融入全球化，在全球化大潮中推进改革开放，谋求自身发展，就成为认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另一条主线。中国对全球化的了解与认知始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主要是学术界的研究和介绍性文章。但是，随着邓小平南方讲话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政府开始接受“全球化”概念，并正面阐述对全球化的理解与主张。1998年7月，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国防》白皮书，第一次以官方的语言谈及全球化，“多极化趋势和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使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制约进一步加强，也有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12]一个月后，在中国政府召开的第九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江泽民更明确地阐述了中国政府对待全球化的立场：“一个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趋势，就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国家也回避不了。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谁也不能孤立于世界之外去发展自己的经济。”[13]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届代表会议、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国家领导人讲话中，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就成为最重要也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术语之一。中国政府关于全球化的明确政策宣示，无疑带动并促进了企业、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对全球化的研究、认知，从而改变着人们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理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中国是世界之中的中国，中国人不仅要懂得从中国的角度与眼光看世界，更要学会从世界看中国。正如时任政协副主席叶选平在2000年中国举办的全球化论坛上所言：“经济全球化作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必然趋势，正在改变着中国、改变着亚洲、改变着世界。中国要发展，亚洲要发展，世界要发展，各国要解决诸多的难题，理当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因势利导，趋福避祸，才能实现双赢、多赢的目标。”[14]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逆全球化浪潮兴起，国家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回归，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始终认为全球化的大趋势不可逆转，是人类发展的客观进程。强调当前人们应该作的是克服全球化进程中经济、政治诸方面的不平衡，尤其是着力消除非人性化和不公正，实现全球化再平衡，使各国协同发展，共享全球化带来的文明成果。

显然，20多年来，对于全球化这种一以贯之的理性认识和积极参与，使中国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并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更可喜的是，对全球化的理性认知与实践，使当代中国在探索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征途上迈出了一大步，全球视野、全球情怀正在成为一代新风，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难以估量的作用。十七大明确指出：“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历史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15]著名学者周有光先生于106岁高龄的一句至理名言是：“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要从国家看世界”，[16]这无疑反映了国人对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最新、最理性的认知。

（三）改革开放的价值与理念彰显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大转向

改革开放对中国认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影响尤其体现为新的价值与理念的彰显，这些新的价值与理念引领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引领着中国社会更平和、理性地认识外部世界，处理国际事务和对外关系。

1.注重整体性。整体性观念与思维是相对于局部性、分割性观念与思维而言的。在国际事务、国际关系中，局部性表现为地方性、区域性。更常见的表现是国家性、民族性，就是仅仅习惯于从地方、区域，特别是国家、民族角度考虑问题，忽视甚至忘记了国家、民族是整体世界中的国家与民族，是整体世界的一部分，不可能孤立存在；分割性表现为国际与国内相分割，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之间相分割，更多地认同国家、民族、阶级、社会制度的差异性、自主性，甚至是对抗性，忘记了人类整体性地演化与发展。当然，从更宏观的角度上看这种局部性与分割性还存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们习惯于改造、控制世界，忘记了人本身是地球的组成部分，地球只有一个，地球是个整体，人与自然无法分开。

显然，世界的整体性、地球的整体性要求我们学会以整体性理念与思维认识世界，认识地球，以“类”的视野审视和处理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与事务。令人欣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整体性理念与思维明显加强，体现于中国的大政方针之中。2005年，中国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同样世界的繁荣需要中国”，“人类只有地球一个家园。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是中国走向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目标”。[17]2006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中指出，“外事工作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密结合国内工作大局，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加以推进”。[18]2008年，胡锦涛发文强调，要“始终站在国际大局与国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问题，思考和制定中国的发展战略”。[19]党的十八大更是明确宣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20]这些整体性认识，无疑指导并支撑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也为审视和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与前景。

2.认同共同性。共同性理念与思维是相对于个别性、特殊性理念与思维而言的。用哲学的术语讲，两者就是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共同性与整体性密切相关，但又不能等同。如前所述，整体性更多地是对应于局部性、分割性，而共同性则更鲜明地对应于个性、特殊性。跳出哲学的思辨，从国际关系、国际事务上讲，个性、特殊性自然更关注、强调国家、民族的利益、安全、发展，更重视主权、民族性的维护。这些无疑都具有合理性，但也容易走向片面、极端，从而陷入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泥潭。共同性理念与思维则是从另一种角度审视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与事务，特别是在全球化与相互依存时代，随着人类整体性的显现与日益增强，共同性无法回避。共同的问题，共同的责任、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价值，这些共同性接踵而至，并与人类习惯、熟悉的个性、特殊性相碰撞，构成全球化、全球治理的新内容，需要各国、各民族予以审视，给予回答。正是在这些新问题、新挑战面前，中国做出了理性的、积极的回应。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宣示：“我们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21]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指出：“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共同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22]2015年，习近平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强调：“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共同目标。”[23]2018年12月10日，习近平在致信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0周年座谈会时再次明确指出：“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秉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世界美好未来。”[24]显然，共同性的认知，使中国能够更理性、更平和地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并采取更亲和、更大度、更具整体性和长远性的战略与政策，去处理日益复杂、交错、相互缠结的国际问题与事务。

3.倡导建设性。由于有了整体性和共同性的价值与理念的转向，所以，伴随而来的是在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时，更强调建设性，具体而言，就是力主包容、协调、和谐。既然各国、各民族、各种行为体处于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有着整体性的关联和共同性的需求与制约，那么，任何一个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审视和处理国际事务时，就不可能独往独来，只谋求自身的利益，满足自我的感受与需求，不顾及他人，不顾及人类整体。首先，这就需要树立包容的理念，学会包容。包容是指能够理解、接纳自我之外的他者，包括朋友、伙伴和对手；其次，树立协调的理念，学会协调。自我与他者之间总是存在诸多差异，面对这些差异，除了学会包容，还需要在互动中进行沟通、对话、协商，这就是协调；再次，树立和谐的理念。包容、协调的目的是达到自我与他者的和谐，整个人类世界的和谐。在这个意义上，包容与协调更多地体现了手段、过程，而建设性关系的目标是追求差异中的和谐。秉承建设性的价值与理念，对当下的国际社会、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就不会抱有敌意、排斥，就能避免扮演革命者、破坏者的冲动与诱惑，自觉地维护国际社会的团结，理性地推动国际社会走向包容，走向和谐，构建利益共享、权责共担、共存共赢的国际共同体。

4.坚持合作性。在认同整体性和共同性的大背景下，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不仅要求我们倡导建设性，还要求我们坚持合作性。合作性意味着对话、合作，它的反面就是对抗、对立。众所周知，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知上，我们曾经犯了一个大错误，那就是把世界看成是阶级斗争的世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的世界，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抗的世界，于是经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统统处于对立的两极，“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认知与政策成为处理国际事务、国际关系的准绳。这种认知与政策导致的恶果，集中体现于“文化大革命”。所以，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关系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及时拨乱反正。邓小平接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25]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这种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别的理念一直指导着我国的对外战略。

坚持合作性不仅要求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与对抗，还要求认清相互依存的时代新质。相互依存的时代就是谁也不可能脱离他者、世界，独自谋生存，求发展的时代，也就是共生共存的时代。因此，简单的对立性思维，阶级斗争理念就落后于时代。坚持合作就是坚持共生，防止对立、对抗。这种理念与思维在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认知和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意义

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知与实践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有着特殊的标示性意义。它意味着我国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知进入到一个更深的层次，同时也意味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构建也提升至一个新的阶段。能否深刻、全面地把握、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直接影响到21世纪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走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我们认知和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提供了新的理念、新的思维与视野、新的方法与途径。

1.新的理念。这个新理念就是共同体的理念，而共同体的最核心特征是强调价值、利益、关切、情感、身份的共同性。中国是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员，尽管中华民族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与历史，但中国又是世界中的中国，与共同体中的成员有着诸多共同性，而且这种共同性在全球化时代得到进一步体现与发展。所以，中国在进行自身的现代化建设和参与国际事务时，就必须有共同体的意识，并且逐渐学习在民族、国家的特殊性与人类共同体的共同性之间进行统筹与协调。这种渊于共同体的共同性理念，对于中国认知、处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显然格外重要。

2.新的思维与视野。这个新思维与视野就是类主体的思维与视野。长期以来，人类习惯于在小的团体、社群中生活，直到近代，开始形成明确的国家、民族，从而把国家、民族视为最大的，也是最基本的政治与社会单元，人们在这个单元内生存、发展。尽管“世界”“人类”这些宏大的概念很早就出现于先哲与智士的学说中，但真正以人类的视野与思维去解读并影响现实，恐怕还是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的事情。这是因为，只有到了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时代，人类的整体性才得到更多显现，并为普通民众所感知。这里讲的整体性是指人类作为主体的整体性，它不再是抽象的所有国家、民族的集合体，而是有着独自利益与价值的实体，是本体论上的主体。显然，从民族、国家主体转向人类主体，从人类的整体性视角观察和处理种种社会生活与公共事物，是一种全新的思维与视角，有助于我们摆脱单一的国家、民族思维与视野，更好地审视变动中的全球化时代，更理性、更有效地处理中国与世界之关系。

3.新的方法与途径。这个新的方法就是规范诉求与实践诉求相统一的方法，新的途径就是两个阶段、两步走的途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仅提供了共同体的新理念和类主体的新思维与视野，从而进一步强化、明确了在改革开放中已初步认同的共同性、整体性理念，而且要求我们思考并回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中的难点与问题。显然，最大的难点与问题，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规范诉求与现实诉求的张力如何协调，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与现实如何协调。这里，重要的是明确新的方法，就是坚持规范诉求与实践诉求的统一。规范诉求指向应然，体现着理想、价值、伦理的追求，以及理论的彻底性，它是人类发展的内在动力；实践诉求指向实然，体现着务实性、可实施性，是达至人类理想的保障与阶梯。所以，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既要坚守其规范诉求，又要关照其实践的条件、可能，防止流于空谈。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区分为两种类型、两个层次，便于统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两种诉求，兼顾理想与现实，兼顾理论的彻底性与实践的条件性、过程性。而两个阶段和两步走的途径，则明确了各个阶段的不同任务，并有序地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26]

显而易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的新理念、新视野、新方法，正是认知与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所需要的理念、视野与方法。因此，中国倡导并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恰恰就是开辟中国与世界关系新前景的过程。

四、 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反思

自鸦片战争以来，在认知和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问题上，中国已走过了近180年，充满了曲折、反复，有着沉痛的教训、代价和宝贵的经验，并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与进步。这些成绩与进步是当代中国继续沿着人类文明大道前行的保障与动力。当今世界是大变动的世界，当下中国也是大变动的中国。世界的复杂性，国际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科技发展的迅猛性，中国崛起的冲击性和社会的动荡性，这一切都要求在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知上，进行更深刻的反思。

（一）对世界的整体性、人类社会生活的共同性的认知还不够深刻、坚定

世界的整体性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共同性是20世纪60、70年代以来所显示的一个基本走势，也是全球化在当代的突出特征。无论人们主观上是否愿意承认，世界的相互依存不会减弱，只会越来越强，而这种相互依赖的必然结果是世界整体性的凸显，人类社会生活共同性的凸显。只有对此有理性的、历史性的认知，才能真正把握住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大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世界的整体性和共同性的认同明显增强。如前文所述，这种认同体现于党和国家的纲领性文献之中，如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的代表大会，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等。特别是十六大以来，人类共同利益、和谐世界、共存共赢、共商共建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论断与理念不断推出，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在认知自身与世界关系上的整体性和共同性转向。这一转向为中国的崛起减少了阻力，也为世界接受一个新兴大国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但是，在如何对待世界的整体性和人类社会生活共同性方面，仍然存在着令人忧虑的问题。

1.认识的理论性与深刻性有待提升。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对世界的整体性与共同性的认知与认同，大都体现为一种政策宣示和政治表态，但是，为什么当代世界会显示并走向整体性、共同性，人们为什么应该认同并顺应这种整体性、共同性，似乎并未从理论上给予系统的分析与诠释。

世界整体性、共同性的不断显现与加强源于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市场经济不断突破各国、各地区、各领域的界限，整合为一种全球经济，资金、劳动力、商品在全球层面流动、组合，千变万化，千姿百态。任何传统（包括制度、观念、领土）的限制都无法阻挡这一走势。尽管当下的逆全球化浪潮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国家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民族主义的回归，但终不会长久，因为经济的驱动力源于自身，它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属性与要求。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为经济全球性的扩张提供有力的支撑与保障。以物联网、人工智能为标示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仅开辟了新的经济领域与空间，展示着新的全球性经济运作与发展的可能，而且把经济、政治、社会乃至个人生活打通，预示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比如5G时代的生活方式。而这种全新生活方式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世界的整体性与共同性。总之，对于这种植根于市场经济的内在本质，科学技术永不枯竭的动力，以及在此基础上人类生活方式永无终止的更新，人们的认识还远未到位，视野还远不够宏大，思考还远不够深刻。因此，也就难于对世界的整体性与共同性作出更有信服力的理论解读。

2.理念的认同与理念的宣示要区分和辨析。中国政府对世界的整体性和共同性已做出不少阐述与宣示，但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国内百姓，似乎对这些阐述与宣示并无过多了解，更谈不上留下深刻印象与影响。这是为什么？值得探究。

从表层和现象上看，特色性的思维与特色性理念的强调更为突出，从某种角度上讲，遮蔽了世界整体性与共同性的理念。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尽管多次作出了承认并倡导世界整体性和共同性的政治与政策宣示，但相对于对中国特色的张扬、坚守、维护，以及其在中国全部社会生活中毋庸置疑的、法定的轴心地位，国际社会可能会疑虑、观望、不解，而国内民众则更多地显示出无意识或习惯性地疏忽、遗忘，这一切就导致中国对国际关系、国际事务的整体性与共同性认知很难受到世人的重视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进一步往深层次上探究，要区分理念的认同与理念的宣示。理念的认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心理的价值认同、思维的认同，具有基础性、根本性，会影响人们对世界、对事物的本质性认识，从而决定着认识世界，处理社会事务和人际关系，选择和制定战略性目标、价值、规划与道路等重大事项。对个人而言，会决定人生的追求、生活质量与方式；对国家与民族而言，则会决定该国、该民族的治国理念、发展战略与目标，国际定位与世界追求。中国对自身与世界关系的认知与实践，只有真正从理念上、学理上真正认同世界的整体性和共同性，才能不被具体的、千变万化的事务，特别是突发事件所干扰、动摇，保持坚定性与稳定性。理念的宣示是一种表态，向世人和世界表明自己的认识与立场，这种认识和立场往往会有政治上的考量，或昭示某种政策的选择。所以，理念的宣示有时更多地体现一种工具性、功利性，并不见得真正懂得、真心认同所宣示的理念与主张。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国家，都会存在理念宣示但并非理念认同的状况。

中国应该对世界整体性和共同性的认知进行深刻反思，并在这个过程中确认自身对世界整体性和共同性的认知是真正追求并达到了理念的认同，还是仅仅停留于理念的宣示层次与阶段。如果是前者，则意味着在认知和处理中国与世界之关系上有了实质性的进步与跨越。如果是后者，则表明在认知和处理中国与世界之关系上还存在严重的缺陷与问题，本质上还是国家主义的思维与理念，只是用世界的整体性和共同性装饰了而已。这是必须警惕并着力克服的。如果世界的整体性和共同性的认知，在我国只是定位于一种工具理性下的政策，并不打算真心践行，心中念念不忘的还仅仅是独自的国家利益，那么，这种政策宣示自然难以得到世界的肯定。

（二）在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上，还有待更理性的思考与定位

如果说世界的整体性与共同性是全球化时代凸显的新需要，也是世界相互依存的必然结果，那么，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则是一个古老的理论问题，两者的论辩贯穿于人类文明的进程，既制约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又成为人类社会前行的一种动力。正因为如此，各国各民族都必须面对这一问题，并做出自己的回答与选择。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就是这个问题的反映，就是要弄清并回答什么是中国的特殊性，什么是世界的普遍性，两者如何建立起协调、共生、相互支撑与共同发展的关系。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的曲折进程，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的奋斗与探索，表明在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认知上，有了显著进步。如对等级论和中心论的天下主义、普遍主义的警惕与反思，对世界核心价值具有共同性的承认，对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践行等等对当代人类生活所体现并要求的制度、规则、理念的认同，这些都反映了对普遍性的一定的理性认知。再如对国家主权的强调，对民族文化的肯定，对国家、民族历史和现实作用的坚守，对闭关锁国、逆全球化、狭隘民族主义的批评与反对等等，这些显然又反映了对特殊性的较为客观的认识。但从总体上讲，在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认知与实践中，明显向特殊性倾斜。存在如下问题。

1.特殊性的认知与实践过度，缺乏一定的弹性和包容性。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强调中国特殊性就是执政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与根本性原则。改革开放40年，虽然对此有所反思，有所调整，并以开放性、整体性、共同性对冲了特殊性，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是在这种奇特的对冲中形成、确立。因此，特殊性的理念与认知在当下的中国就成为特色性理念与认知，而特色性理念与认知已凝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载入党章与宪法，具有空前的合法性、政治性。它已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规约着整个国家和每个人的行为。这种状况导致特殊性、特色性的认知变得极为刚性，几乎没有探讨的余地。同时，在这种刚性的认知中，也基本排除了普遍性的元素与成份，缺乏必要的弹性与包容性，整个国家和民族似乎都只能从特殊性视角认知和处理国际问题。

2.普遍性的认知模糊，并表现出批判性和实用主义倾向。如果说对于特殊性我国有明确的认知，执著、坚定的信守，那么，对于普遍性的认知则大相径庭。首先表现为众说纷纭、空洞无物。人们对普遍性在当代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表现缺乏理解与共识，争议大，理论解读又空洞，有时仅是抽象肯定，但又提供不出普遍性的具体内容与表现。所以，对普遍性的认知实际上模糊不清，至于认同更是勉强；其次，存在批判、反对普遍性的声音。比如，否定和批判人类具有共同认可的普遍性价值，从而使普遍性及其普遍性价值的认知与探讨成为一个禁区；再次，认同普遍性的随意性和实用主义。和平与人权是人类的普遍性追求，我们都曾明确予以批判与抵制，其理由是没有普遍性意义上的和平、人权，它们都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平率先突破禁区，随后在20世纪90年代末，人权的普遍性我们开始认同，到了21世纪初，保护人权还被载入宪法。这种政治上的转变本来是好事，但由于缺乏足够坚定、明确的理论诠释与支撑，所以，未能上升到对世界普遍性认同的根本性转变。于是，就出现令人费解的现象：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既是我国宣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又是我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倡导的人类共同价值，但在我国的现实中仍然不能说这六项是指导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性价值。这种状况如何能赢得世界的理解、尊重与信任？

3.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内在关联被割裂，认识上出现误区。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存在互为前提，互为依托。换言之，没有离开普遍性的特殊性，也不存在离开特殊性的普遍性。因此，当人们以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视角审视中国与世界关系时，重要的是不要犯认识上的错误，非要把特殊性与普遍性割裂开来，而是要融特殊性与普遍性于一身。以中国道路的认知为例，当前的主流观点是突出中国道路的特殊性，排除普遍性元素，以彰显中国道路纯粹彻底的特色。这种认知就把中国道路与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性价值与选择割裂开来，很难得到国际社会认同，更不要期待被效仿。实际上，中国道路包含着普遍性与特殊性两部分内容与要素，要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协调与统一。中国道路的普遍性内容是：中国道路是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建设现代国家和文明国家的全方位社会发展道路；中国道路是勇于应对全球化挑战，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理性推进国家治理的道路；中国道路是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人类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协调共存，多元行为体互利共赢，共同推进人类文明进步的道路；中国道路是坚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道路是以人为本，坚持社会正义与公平，尊重社会自主性，切实保障人权，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活力的道路；中国道路是坚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确立人民主体地位，实行广泛民主的道路。中国道路的特殊性内容是：中国道路是体现中国主体，由中国人实践的道路；中国道路是体现中国样式，中国风格、中国传统、中国文化的道路；中国道路是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道路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路。显然，这个道路的普遍性规范内容来自人类的共同创造和价值追求，包括中国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与贡献，具有世界意义，这种普遍性具有优先性，应着力挖掘、构建和实践。而这个道路的特殊性内容则意味着它是世界上实现现代化，建设现代国家和文明国家的众多选择与途径之一，它是为实现普遍性服务的。如果我们这样向世人解读中国道路，肯定效果要好得多。

（三）警惕和破除“中国中心论”

“中国中心论”是天下主义的要素，因而，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遗产，它历经几千年，可以说深深植入国人的内心。1840年后，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随后又沦入半殖民地的统治，“中国中心论”遭至毁灭性打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接手的是一个在百年民族灾难与战争炮火中伤痕累累、千疮百孔的国家，因此，也是一个在世界民族之林落后的国家，无言论及中国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前30年，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我国丧失了宝贵的时间去发展经济，提高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所以，中国中心仍然只能停留于历史的记忆。而当下的中国，经过40年改革开放，硬实力已位于世界前列，国力和影响力明显提升。因此，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口号的鼓舞下，“中国中心论”的幽灵再度盘旋到中国的上空。“厉害了我的国”“英语起源于中国”、“西方文明是虚构的”诸如此类的宏论，都与“中国中心论”的历史记忆被呼唤有关。

毫无疑问，人们应该为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历史性进步所鼓舞，为中国在提高国力、提高影响力，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绩所高兴。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进步与成就正是理性认知中国与世界关系所结下的硕果。如果被这些进步与成就冲昏了头，“中国中心论”的历史幽灵就会变成恶魔，严重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甚至毁掉中国的未来。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

其一，“中国中心论”是传统的天下主义的糟粕。中国的天下主义尽管体现了天下的胸怀与视野，但这个天下是等级制的天下，“中心论”的天下，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它都立足于中国中心，因此，这种理论、理念不可能为当代人类所接受。

其二，全球化时代是个去中心时代。在人类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大国、强国的确在地区、全球的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客观上起到类似中心的作用。但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的整体性日益凸显，全球公平、正义的诉求难容等级制所内含的不公平。同时，世界的高度相互依存，以及人类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和变动性，也为各国际关系行为体从不同领域与角度参与国际事务，发挥独自优势提供了可能。总之，人类正逐渐步入去中心时代。鉴于此，可以说“中心论”的理念已失去价值的合理性，也会逐渐丧失实践意义。所以，中国在认知和实践中国与世界关系时，必须坚决地抛弃“中心论”。

（四）着力调整与克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实践之间的张力

在反思中国与世界之关系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实践之间的张力问题也不能忽视。

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代中国大力倡导并努力践行的理念，已成为中国对外战略与对外关系的标示性理念，也是指导中国审视和处理自身与世界关系的最新、最具战略性的理念。该理念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与认同，因此，它不仅日益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规范性原则，更成为国际社会评判中国对外关系的尺度。也就是说，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规范着当代国际社会；另一方面，也使倡导这一理念的中国成为众矢之的，各国都用这把尺子去衡量中国的国际作为，看看中国是否知行合一，言行一致，这无疑加大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压力。

其二，现在的问题恰恰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实践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张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要求我们以共同体的新理念，类主体的新思维与视野，规范诉求与实践诉求相协调的方法去审视世界，处理对外关系。但是，在对外关系实践中，我们往往受到传统理念的影响，更习惯于回到国家主义、地缘政治的立场，无法让国际社会真正感受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存在与魅力，从而也就无法相信这一理念的真实性和实践价值。对普遍性价值的批判与抵制，对特殊性的过度偏爱以及意识形态化，对“中国中心论”的潜在或直白的渴望与追求，都显示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不协调，从而降低了这一理念在国际社会的可信任度、可接受度。

其三，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扭转这种脱节局面。恐怕根子还在于反思我们自身是否真正理解并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如果只是力图占领国际事务中的道德制高点和话语权，仅仅把人类命运共同体视为一种处理对外关系的工具，在心底深处还是信奉并遵循现实主义的权力斗争与利益争夺的原则与理念，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调倡导与外交实践之间的张力、脱节就无法消除。所以，需要下功夫做的就是，努力提高决策层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认知，从视野、价值、理念上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指导地位，不动摇、不走样，从政策工具论走向战略价值论，实现真正的伦理、价值和理念的认同。与此同时，要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提升广大民众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更深刻的理解，批评和抵制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没有广大民众的更多理解与支持，仅有决策层的倡导与努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践行仍然困难重重。

总之，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知与实践是当代中国必须直面的严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改革开放已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可喜的步伐，但是，今天又出现了令人忧虑的新问题，需要防范和克服社会的整体性麻木与狂热。麻木的是从上到下社会对该问题的无知、无感，根本没有反思的意识与要求；狂热的是沉醉于“厉害了我的国”的喜悦和前无仅有的盛世的想象。因此，中华民族必须警醒，必须深刻反思，唯有如此，才能摆脱困境，沿着人类文明的大道前行。（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