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局势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国际政治经济旧格局加速瓦解，国际政治经济舞台呈现出多中心化的趋势。在这一趋势下，对世界各国来说，机遇多，挑战也多。对我国来说，主要有“三大机遇”、“五大挑战”，中国对外战略需要实现“四大平衡”。
中国对外战略面临“三大机遇”
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带来的机遇。一是新兴国家日益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源泉。全球经济复苏呈现出“南高北低”的态势，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经济增速数倍于西方大国，21世纪头10年，发展中国家年增长6.3%，金砖国家增长8%，发达国家仅2.6%，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近80%，真正成为支撑世界经济复苏的“生力军”。而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2/3。
二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GDP中所占比重稳步扩大。20世纪70年代，七个发达大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总量是2/3。到了2013年，新兴国家占世界GDP的总额达到了52%，超过了发达国家，外贸占48%，外汇储备占80%。这是千年力量格局的大调整。19世纪崛起的人口是千万级的，20世纪美国的崛起是上亿级的，21世纪新兴国家崛起是十亿级、甚至几十亿级的，涉及范围广、规模大、影响深，亚洲龙、非洲狮、美洲豹都在崛起。这种大变局是前所未有的。其中，金砖国家在这一变局中影响最大：人口占世界的40%，GDP占世界的25%，外汇储备4400多亿美元，占世界的17%，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60%，2015年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2035年将超过七国集团。
三是新兴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作用显著提升。20世纪的政治舞台，主要表现为联合国和七国集团。随着两大集群实力的变化，这一状况正在逐步发生变化，发达国家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攻守易势”。国际力量对比朝着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其中，最突出表现在：第一，G20逐步取代G8成为全球政治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第二，新兴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中的影响力有了一定提升，投票权、话语权都在上升，新兴国家的人在各种国际组织中的任职越来越多。第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气候问题上的争夺激烈，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提高；第四，金砖五国、上海合作组织、非盟、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等区域性组织已经成为扩充发展中国家影响力的新平台。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为中国借机扩大影响、拓展市场提供了重大机遇，只要中国精心谋划，将世界发展的机遇转化为中国发展的机遇，中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影响力将进一步提升。
美国陷入东西两线带来的机遇。北非、中东经历了阿拉伯之春后，现在依然没有完全稳定下来。阿拉伯世界处于大动荡、大调整、大变革、寻求适合自己发展道路、实现民族复兴的新时期。美欧一直想主导中东局势，但是从争夺的结果来看，美欧并没有讨得什么便宜：埃及、也门本来是美国的势力范围，阿拉伯之春之后，美欧在埃及的影响力有所下降。在利比亚，美欧虽然赢得了战争，但是没有赢得民心。叙利亚、伊朗也没有按照美欧的意愿走。美欧要想搞定中东北非，不是一日可为。美欧在北非、中东尚未脱身，现在又摊上乌克兰问题，让美欧与俄罗斯在乌克兰面对面对抗。应该说，对美国来说，中国是潜在对手，俄罗斯才是现实对手，美欧在这一地区与俄罗斯的争夺将长期化，美国要想在东西两个方向游刃有余，难度很大。美欧在欧亚大陆、欧非大陆边缘带一时难以脱身，我地缘战略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在东西两端难以兼顾，再平衡战略面临困境，美欧在边缘带的行动将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美国在亚太地区对我的压力，同时，俄美都希望我国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因此，东西两股力量在边缘地带的相持对我国有利，为我国提供了难得的周旋空间。
在国际上我国可以运用的手段增多所带来的机遇。我国的实力扩展很快，我国可以有越来越多的手段来对外部施加影响。GDP总量我们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我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2006年，美国是127个国家最大贸易国，中国只有70个，到了2012年，中国达到了124个，美国只有了76个。最近几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到了2012年已经增加到772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五大对外投资国，过去五年平均增长25%。目前中国对外投资总规模已经达到5000亿美元，未来五年还要投资5000亿美元。中国的发展正在成为许多国家的机遇，成为许多国家发展的巨大动力，都希望与中国的发展相挈合，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同时，市场、产品、投资、人流等等，也成为我国重要的战略武器。我国除了可以通过一定的军事手段来维护和扩展自己的利益外，还可以运用各种经济手段，“以利服人”。
中国对外战略面临“五大挑战”
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减弱带来的挑战。新兴国家在经历前些年的快速增长后，它们的后发优势、市场优势和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资源禀赋优势正在逐步下降，新兴市场国家正面临着外需疲弱、内生增长动力不足、通胀压力上升、以及资本外流、国际收支逆差增大的压力，很难保持相对较快的发展，新兴国家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源动力在减弱。2013年以来世界经济有所复苏，但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主要依靠政策刺激，这种刺激将难以维持。美国经济复苏在货币政策逐步转向中性以后，能不能持续有待观察；日本的结构性改革阻力很大，效果如何不容乐观；欧洲的弱复苏因为受希腊、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欧重债国的牵制，弹性有限。因此，发达国家也难以重新承担起世界经济增长源动力的重任。在世界经济不振，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如何开拓中国对外战略新局面，为中国的发展营造更好的外部环境，需要冷静观察，巧妙布局。
发达国家想重夺国际规则制定权带来的挑战。随着发展中国家集群与发达国家集群在已有国际组织的争夺日趋激烈。在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金融稳定、气候谈判等等重大问题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已有框架下不易调和，美欧受到的牵制越来越大，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主导贸易投资谈判的进程越来越难。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即所谓的“两洋”战略，目的就是想摆脱世界贸易组织的控制，建立一个新的能够为美国主导的贸易投资框架。美国的“两洋”战略如果获得成功，必然对世界贸易投资体制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可以继续保持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主导权，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提高贸易投资门槛，进一步增强发达国家贸易投资的竞争力，重新夺取贸易投资的主动权，这无疑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产生强大冲击，对此，必须未雨绸缪，做好应对准备。
美国、日本对我牵制力度加大带来的挑战。美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重欧轻亚的战略。随着亚洲的崛起，美国逐步调整其战略，实行欧亚平衡战略。9·11事件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国际格局的冲击很大。欧洲衰退了，亚洲却在不断崛起，特别是中国的崛起，成为拉动世界格局变化的重要元素。美国认为，中国是9·11事件中得益最多的国家。反恐期间，美国人忙着反恐，中国则闷声发财，中国借助9·11事件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迅速拓展自己在亚太的影响力，势力崛起很快，美国人感到，他们在亚太的影响力受到威胁。奥巴马上台后，宣称他是美国第一个太平洋总统。先是提出美国重返亚太，后来改称再平衡战略。再平衡则平衡东西两端，平衡中国。平衡东西两端就是解决因9·11事件后，美国对外战略向西倾斜的问题；平衡中国就是平衡因为中国崛起引发的不平衡问题。美国再平衡战略着力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强化美国在亚太的军事控制，主要是加强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印度、越南、蒙古的军事关系，保持在泰国、新加坡的军事存在；二个是强化美国对亚太的经济控制—主要是推动TPP。美国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将使我国面临来自美、日等国越来越大的压力，如何巧为周旋、趋利避害，是对中国智慧的考验。
利益冲突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中国的利益拓展迅速，利益冲突全方位化。世界的市场、资源都是有限的，蛋糕只有那么大，怎么分看实力，你分多了，人家都会有意见，认为你抢了他们的市场，抢了他们的就业，抢了他们的资源，或者是提高了他们的成本。所以中国与世界的矛盾，不仅是与发达国家的矛盾，也有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比如在贸易方面，有70%的投诉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印度、墨西哥、巴西，都是投诉大国。再如，当前我国实行发展转型，日本、美国等国都很关注，都在分析我国的经济转型对它们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因为我国产业升级必然会危及他们的市场。在利益冲突全球化情况下，中国对外战略面临如何科学确定战略重点、领域，合理配置战略资源，实现点面结合、整体联动的难题。
对外战略面临两难多带来的挑战。我国正处于将强未强或者说是大而未强时，对外战略上两难多。对于绝对强国来说，对外战略拥有充足的经济手段、政治手段，乃至军事手段，对外战略可以以我为主，强势力量决定强势外交。弱国可以随大流、跟着走，其对外战略不易被质疑。将强未强、大而未强，既不能像弱国跟着大国走，也不能像绝对强国那样以势压人，必须在超级大国、被超越国家以及国民期待之间找到平衡：既要有所作为，对国际社会施加足够影响，以满足国民追求大国地位的期待，又要避免过分刺激超级大国、以及被超越国家，避免让其感受过大的威胁。如果搞不好两方面的平衡，超越力量制订过高的战略目标，就可能树敌太多，使自己陷入不利地位，或者不能随着实力的增强，在国际社会更加有所作为，就会面临来自国内的巨大压力。因此，平衡好两方面是对中国对外战略的严峻考验。
中国对外战略需要实现“四个平衡”
在维护、拓展我国利益与避免过分刺激相关国家利益之间找到平衡。随着我国综合国力、核心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战略回旋空间不断扩大，我国维护、拓展国家利益的力度必然进一步加大，维护国家利益的强度、力度将进一步增强，拓展利益的领域、地域都会不断拓宽。由于我国在陆域、海域等方面还存在诸多冲突，要维护好这些利益，必然会与相关国家发生矛盾甚至冲突。这就要求我国在维护过程中，必须统筹兼顾，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善于运用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手段，既坚定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又避免因领土、海域冲突影响到国家发展大局。比如，在市场的拓展、资源能源的拓展、国际话语权、定价权的拓展等等方面，对于双边而言可能是互利互赢的，而对于第三方而言，则可能不一定是互利互赢的，由此也可能产生冲突，对此必须努力管控分歧，化解矛盾，消除一些西方国家的焦虑和疑虑。
中国对外战略需要在满足国内期待与满足国外期待之间找到平衡。随着中国国力上升，国际国内对中国的期待都在提高，但是两者的目标不同，认知也不同。国际上一些国家和一些人认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最大的贸易国，是最大的外汇储备国，而且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已经是大国、是强国。国际观察人士在观察中国时，更多的时候不是看人均，而是看总体，所以国际上有一些国家和人士认为，中国不能与发展中国家看齐，必须承担大国责任，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在对外战略上，中国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必须接受国际的监督。从国内来看，随着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国民期望国家在国际社会有更大作为，赢得更多的尊重，在国际社会有更大的话语权，要更加坚决地维护、拓展自己的利益，更加鲜明地表现出强国的风范。中国对外战略必须平衡国际国内期待上的落差，既在一定程度消弭国际的负面声音，维护国际良好形象，又能够防止民族主义情绪上升，保持国内稳定。
中国对外战略需要平衡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与义务。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各领域影响力显著上升。中国产品、中国投资、中国市场、中国声音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差不多影响着世界每一个家庭生活。中国产品的竞争力、中国市场的吸引力、中国投资的诱惑力，日益震撼世界。在国际经济政治舞台，越来越多的人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义务。在经济领域，要求中国政府在市场准入、关税、汇率、税收、信贷、价格等方面采取更加宽松的政策，在进出口配额管理、进出口许可证管理、外贸经营权管理、对外国企业在中国设立常驻代表机构、海关管理、外汇管理、进出口商品检验管理、进出口商品原产地管理等方面采取更加灵活、宽松的政策，有些更加甚至要求中国放弃发展中国家的诉求，承担发达国家一样的义务。在政治上，要求中国政府在维护国际安全、承担联合国会费等方面承担更多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应当根据自身的经济能力，有节奏地逐步增加自身承担的国际义务与责任，比如，在气候谈判、多哈谈判等问题上，体现出一定的灵活性，给予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更多的支持，在联合国发挥更加主动、更为积极的作用。同时，又要坚持我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的立场，顶住来自发达国家的压力，在气候谈判、多哈谈判等涉及国家长远发展、战略利益的谈判中，坚守发展中国家立场，有节制地履行、承担国际义务和责任。
在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之间找到平衡。一直以来，我国的对外政策方针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一方针的核心意思是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小平同志曾讲过：“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在国力不断上升、外交不断成功、他人不断吹捧的过程中，把持住自己的国家战略定位。“外魔”不可怕，守住自己的“心魔”，抵御“自我陶醉”，避免战略冲动。一定要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顺顺当当就能实现的。在我国在由大向强的发展进程中，各种阻力和挑战绕不开、躲不过，既要“每临大事有静气”，也要有“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坚毅，更需要有“风物长宜放眼量”的气度。从目前来看，中国的对外战略还不宜铺得太开，不可全面紧张，要留有余地，算大帐。要将有限的、宝贵的资源用于重点方向、重点领域，着眼长远，有所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