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农建先生在《香港的难题》（载2014年6月24日《联合早报·言论》）一文中认为，香港的难题在于，大陆与香港两方关于香港未来政治道路具体运作问题上的"不合拍"：大陆当局希望香港未来政治道路的具体运作，能够受自己的影响或至少不能公然背离自己的政治意志；而香港民粹／政见人士则认为，香港未来政治道路的具体运作，应跟欧美政治道路越来越近，或至少应由香港人自己作主。

周先生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香港政治方面的难题，但笔者不得不指出的是，周先生所涉及的难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浅层次的，大陆与香港间之所以会出现回归后诸多"无头绪"问题，甚或当下僵持困局，是因为香港问题中，蕴有人们视而不见之更深层次的"顽疾"。

香港回归后，与大陆间"蜜月期"的结束，到"平淡期"或"争吵期"的浮现，印证了笔者一直以来所怀揣的忧虑："一国两制"虽能及时"堵住"撒切尔夫人的嘴，解决香港回归问题，却难以解决香港回归后的持续繁荣问题。

一方面，为什么邓小平的"一国两制"能及时"堵住"撒切尔夫人的嘴，让她在中英香港问题的谈判上"哑巴吃黄连"呢？在邓小平看来，中国政府"保持香港现状"，维续既有的利益格局，中国给了英国政府"莫大的面子"，撒切尔夫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吗？然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就意味着香港保持现状了吗？可能当时撒切尔夫人也会有这般疑虑。然而，这也只能是她的疑虑，因为证实疑虑需要时间，而香港问题谈判不可能给她时间。邓小平"一国两制"政治设计中的政治智慧就展现于此：即便香港回归后实行"一国两制"有问题，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中，撒切尔夫人无力将未能证实的疑虑说出口，因为中方谈判代表在形式逻辑上说通了，至于对不对，那是香港回归以后的事，英国政府那时已无资格过问此事了。

另一方面，"一国两制"又为什么难以解决香港回归后的持续繁荣问题呢？撒切尔夫人当年"吃哑巴亏"是有内在原因的，因为香港问题谈判毕竟不是纯粹的外交问题，更牵涉到国家间政治力量的强弱对比。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名义上是谈判，实质不过是英国政治精英，要求中国政府给他们一个"说法"，好让他们在本国国民面前"下得了台"。之所以这么说，是"一国两制"政治设计背后的法理："一国两制"字面上是尊重香港人在香港未来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实际则是对香港进行整体上的政治"移植"。

从香港的角度来看，"一国两制"好像维持了原状，或保留了香港人既有的生活方式；但一般而论，对事物的认识不仅要看事物本身，还要从事物所处的环境来看事物本身--我们在深入认识香港时，也得从香港所在的大环境中去看香港。香港回归前，其主权是中国的，治权归英国。此时的香港是欧美世界氛围中的香港；回归后，香港主权仍是中国的，治权则归香港人。此时的香港是大陆世界中的香港：香港与大陆间除了"一国两制"这种"虚幻"的制度外，在整体氛围上逐渐成为了一体。与此同时，香港与欧美世界的氛围愈离愈远，即便港人不主动这么做，欧美世界基于对中国的敌意或意识形态偏见，也会这样做。

在这种意义上讲，尽管香港在地理位置上没动，大陆氛围却"侵吞"了香港，在不知不觉中，香港成为了大陆氛围中的香港。在这种全新的大陆氛围中，香港及其居民对其原有的行为逻辑，会下意识地感觉不适应，甚或感到时空"错乱"。他们会觉得整个生活跟回归前不一样了、不对劲。回归后，香港与大陆间貌似"无缘由"的种种纠纷／冲突，实是香港被整体政治"移植"的"逆反"反应。

回归后，香港难题多多，然最根本的难题是，陆港双方如何来对待香港的被整体政治"移植"、这一香港之又一"百年巨变"现实。"一国两制"是应对这一难题的"鸵鸟政策"，只能暂时"冰冻"难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国两制"的效用会慢慢耗尽，而根本难题的"枝节"问题则会频繁浮现，并会愈演愈烈。如果不想香港变成"死港"，繁荣就此中断，最切实有效的办法，是香港和大陆都要正视这一根本难题，并协力去应对、解决它：港人应重新思考，如何适应这种大陆氛围，这种氛围自回归后（可以预见的是）不会再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并且，要有意识地深刻改革大陆氛围下香港既有法治体系，来支撑起新时空中香港既有的社会秩序，不被这种"百年巨变"悄然间消解或瓦解。

大陆当局则应主动、积极地为香港创造能发挥香港既有优势的条件，比如制定相关法律抑制或解决香港被整体政治"移植"后，所产生之对香港持续繁荣有不利影响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全方位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问题），而不仅仅是死守香港基本法，恪守一种"刻舟求剑"式思维，对回归后香港社会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不闻不问，全推给港府。

作者是中国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政治所助理研究员，政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