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崛起势头越来越强劲，这一态势根本改观了美国政治精英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之现代国际秩序未来可能走向的判断，中美战略竞争被郑重提上议事日程。一者奥巴马伊始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展开了对中国崛起的战略扼制；另者特朗普伊始的“美国优先”战略掀起“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反全球化逆流，展开了对中国崛起的战术扼制。与此同时，中共十九大报告因其大格局而显大气象，新时代中国道路愈益清晰。十九大郑重提出新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该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①。这意味着，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中美缘于其发展路向之性质显着不同，相互间的国家战略竞争将根本影响现代国际秩序未来走向。
一、拿什么工具来解读现代国际秩序走向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现代国际秩序发展遭遇两次拐点，它们都可能将西方主导的现代国际秩序引向极为不同的发展路向。第一次拐点是美苏战略竞争时期，苏联倡导走共产主义道路，若其胜出，则会将现代国际秩序引向社会主义发展路向。第二次拐点是当前中美战略竞争期，中国推动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式”国际秩序与美国倡导的“美国优先式”国际秩序极为不同。
缘于世界政治版图的当前格局即中美战略竞争这一客观事实，笔者拟从能引领现代以来国际秩序走向之世界大国的最直观核心特征，亦即国家民族之文化人格的角度建构理论分析框架，来审视这些战略竞争者的兴衰沉浮。基于对古今中外历史的整体反观，每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人格决定着其前途命运，对所面对之重要问题进行处理的“技艺”决定着最终成败。国家民族若能实质凸显其文化人格之优长且能弥补其文化人格的弱点，因应国内国际环境重要变化，那么，这些国家民族就会兴盛崛起，反之则会出现没落衰败。
放眼当今世界政治格局，反观现代以来世界历史，今天世界上大国民族的文化人格主要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信念型文化人格，另一种是伦理型文化人格。
1.信念型文化人格。信念型文化人格源生于特定宗教历史文化传统，如基督宗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历史文化传统等。在特定宗教历史文化传统中，置于其间的人民共享着特定的理想人格，该理想人格一般是他们所信仰的神，如上帝、真主、罗摩等。以基督宗教历史文化传统为例，不论日常生活，还是政治活动中，人们以上帝的“旨意”即《圣经》教义行事，一切言行以上帝的言行为标准。这种有着悠久历史、覆盖广大人群的生活方式拥有独立的文化再生产能力，人们会不自觉地尽可能去模仿“上帝”这种理想人格。具有其他宗教（如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民族，其社会成员的言行方式亦遵循着跟基督宗教相类似的信仰文化逻辑。
缘于人类文明自然演进，特别是西方文明的全球扩展，世界主要宗教如基督宗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为适应时代变迁，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因应性变化，但处于特定宗教历史文化传统中的国家民族仍秉承着其特定的教义思维。以基督宗教历史文化传统为例，受宗教改革运动即宗教“复古”运动之深刻影响，现时代基督宗教世界中人们在形式上不像其先辈对上帝那般“虔诚”，但在现实生活中缘于历史文化连续性之无形影响依然会无意识受“上帝”这一理想人格引导。上帝所喜好的，他们天然喜好；上帝说不信耶和华信“偶像”、屡劝不改的是“敌人”，他们就会积极消灭他们，“灭他们的国”。
受基督宗教历史文化传统思维的影响，在国家民族内部，人们容易成群接受信念的传播，容易产生不同群体间的大规模冲突对立情绪，容易产生“敌人”或“阶级”群体。在国际社会层面，具有该文化传统的国家民族（如具有新教历史文化传统的美国）在对待异质性文明类型的国家民族（如伊斯兰教历史文化传统国家）时，就总想引导、改造他们，让他们变得跟自己一致。处于其他宗教历史文化传统（如伊斯兰教、印度教等）中的国家民族，亦受类似于西方宗教改革运动之“世俗化”运动影响，但在行事方式上跟具有基督宗教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民族一样，遵循着各自相类似的文化人格逻辑。
基督宗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宗教历史文化传统都拥有各自的信念型文化人格，但这并不意味着遵循特定文化人格的国家民族完全一样。不仅如此，甚至同一宗教历史文化传统内部不同主要流派的信念型文化人格亦存在不小的气质差异。以基督宗教历史文化传统为例，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流派之国家民族虽都拥有基督宗教意义上的信念型文化人格，但她们间的信念型文化人格在内涵上仍存在不小差异，其原因在于他们对上帝言行的理解不同、取悦上帝的方式亦存在较大差异等。
天主教历史文化传统信念型文化人格，缘于其所生成的社会发展程度较高、信仰上帝之宗教“守旧”力量与宗教“复古”（改革）力量之间较为平衡等因素，拥有该种文化人格之国家民族（如法国、德国等）对上帝之虔诚信仰的“滑坡”得到一定程度矫正。受这种“复古”以后之现代宗教文化影响，在国内层面仍具有相当程度之奠基于宗教文化的社会凝聚力，在国际社会层面上则袛具有一定程度的对外干涉偏好。新教历史文化传统信念型文化人格，缘于其所生成之社会发展程度高、信仰上帝的宗教“复古”（改革）力量占居优势地位等因素，拥有该种文化人格之国家民族（如英国、美国等）对上帝之虔诚信仰的“滑坡”得到较大程度矫正，且内在迸发出虔诚信仰之活力。受这种“复古”以后之现代宗教文化影响，在国内层面具有相当程度之奠基于宗教文化的社会凝聚力，在国际社会层面上则具有较强的对外干涉扩张偏好。东正教历史文化传统信念型文化人格，缘于其所生成之社会发展程度相对滞后、信仰上帝的宗教“守旧”力量占居优势地位等因素，拥有该种文化人格的国家民族（如十月革命以前的俄罗斯等）对上帝之虔诚信仰的“滑坡”得到较小程度矫治，受这种“复古”以后之现代宗教文化影响，在国内层面具有较低程度之奠基于宗教文化的社会凝聚力，在国际社会层面上则具有奠基于宗教文化的对外干涉扩张偏好，但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2.伦理型文化人格。伦理型文化人格形成于伦理政治文化环境，主要存在于中华文化圈中国家民族，如中国、日本等。在伦理政治文化环境中，宗教文化始终不占社会主导地位，不是置于其间之国家民族中主体人群的思维和思想方式。伦理政治文化环境，一者，形成于自然的社会生活。在中华大地上，人类的自然繁衍形成家庭、家族或氏族，家族或氏族之间的斗争形成部落，部落之间的斗争形成政权或国家。另一方面，为规范这种社会政治生活，中华大地上的政治生活经验被统治阶层特别是知识人群体有意识理论化了，其中如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儒家学说，这种学说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持续规训华夏儿女几千年。主要在这两方面情况交互作用下，生成了中华文化传统伦理型文化人格。
从生成历史看，伦理型文化人格最看重“家”的价值。其中“家”主要有两重含义，第一重为主导性含义，是指“家庭”“家族”，第二重为辅助性含义，是指“国家”。这种社会价值结构蕴含着两层文化传统思维方式。
就前者言，“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人生实存于各种关系之上，而家人父子乃其天然基本关系”②，“家庭”“家族”具有第一位价值。同时缘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小农经济社会生活方式所生发的同理心，伊始形成了“家-国”“家-天下”的伦理政治观，对化外之“民”“国”，亦以此种视角观之，如华夷体系、天下体系等。在能够捍卫自己家庭或家族基本利益的情况下，人们亦有道德义务去捍卫其所置于其间之国家民族的利益，而国家民族亦有道德义务去捍卫其所置于其间之人类共同体的共同利益。
就后者言，缘于几千年的政治生活实践，特别是近代中国被强行纳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之现代国际秩序这一“刻骨铭心”受挫经历，中国民族亦自觉，即便“家庭”“家族”具有第一位价值，但无国家之有效捍卫，这种第一位价值也是空的，“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此后在社会上逐渐形成了明确强调“国”居于“家”之上的“国家”伦理政治观，对其所处的大环境或国际环境亦生成了“大格局”意识，如天下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等。不论做不做得到，在整个社会层面上，中华文化传统还是会积极倡导“国”之价值不能逊于“家庭”“家族”价值的“国家”观念；在国际社会层面上，则是努力倡导人类共同价值不能逊于国家民族价值的共同体观念。
不论是居主导地位的“家-国”伦理政治观，还是处辅助地位的“国家”伦理政治观，中华文化传统伦理型文化人格习惯看重现实切身利益，不太看重虚无飘渺的利益，特别是在自己力量有限的情况下。在国内层面，社会成员善于向内发力，却不擅长团结合作。在国际社会层面，习惯专注个体利益或自己“本分”，国家民族显得“不够团结”，不仅没有对外扩张意念，而且习惯于“和合”状态及提防其他国家民族的侵犯。在能有力捍卫自己正当利益的前提下，也乐于力所能及兼顾其他国家民族正当利益，以及其所置于其间之国际社会的人类共同利益。而当受到集体威胁、个体或家庭核心利益面临“灭顶之灾”时，人们不拒绝接受更多责任，想方设法摆脱“集体困境”，迸发出那些拥有信念型文化人格之国家民族难以想象的强大国家民族向心力。
二、解读现代国际秩序走向工具的有效性
基督宗教政治版图上主要流派政治版图之政治秩序间的国际政治竞争，特别是“美苏争霸”国家战略竞争事件，是检视文化人格理论分析框架科学性之绝佳案例。
苏联在美苏战略竞争为何失利？
苏联在美苏战略竞争中“失利”，根本在于没有认真对待其东正教历史文化传统信念型文化人格。在彰显其文化人格优长的过程中，苏联用尽了其社会主义制度初创期“红利”，同时没找到能有效克服初创之社会主义制度在现代国际政治竞争环境中所“彰显”之“不足”的方法。不仅难以继续让该文化人格的积极效用发挥出来，而且还让该文化人格的“不足”凸显了出来。美国亦面临着其新教历史文化传统信念型文化人格所产生的跟苏联相类似的难题，但通过系列国家调整行为，不仅避免了其文化人格“不足”的凸显，而且继续发挥着其积极效用。
1.政治建设方面原因。苏联在极端险恶的国内国际环境中，建立起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为其世界超级大国地位奠定了核心政治条件。但这种突显组织地位之政治体制不因应国际政治竞争时代变化的逐渐僵化，不仅让有能力但不太“听话”的政治精英难以进入体制内，而且在那种“劣币逐良币式”政治生态中会让“善于钻营”的人攫取体制内“高位”，给国家前途命运的丕变埋下隐患。美国在政治建设方面奉行西方“三权分立”权力制衡政治体制传统，建立了联邦共和政体。这种政治体制的社会动员能力甚至不如苏联，如“二战”期间苏联的军事动员力让世人震惊，但美国政治体制的优长在于能确保各类政治精英通过正常渠道进入体制内，保证一旦政治上某项战略决策失误却能得到及时纠偏。
苏联觉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关联或影响）之传统东正教教会活动参与积极性、传统政治组织模式乏力等政治建设方面的基础和“不足”，为此形成了强有力的“斯大林模式”，但却对该种新生社会主义模式本身之难以调适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美国则觉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关联或影响）之新教教会民主参与积极性、新教传统民主政治模式乏力等政治建设方面的优长和“不足”，将“邦联”政治体制强化为“联邦”政治体制克服了其“不足”。
从国家战略竞争角度相比较而言，在矫治国家战略决策失误的问题上，相对于苏联“斯大林模式”，美国“三权分立”联邦政治体制似乎在顶层设计上“更胜一筹”。
2.经济建设方面原因。苏联实行“纯而又纯”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国家基本经济制度，“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迅速建立起了国民经济命脉。但这种经济体制之“不足”在于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反映不灵敏不及时、受决策者主观因素影响容易导致国家各领域发展不平衡并会对国家其他方面建设构成“瓶颈”等。美国在经济建设方面，缘于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性质，经济问题是公民个人私事，经济发展为资本逐利性驱使而在各领域较为均衡，期间缘于“看不见的手”市场调节的滞后性，私有制经济会出现生产过剩危机，但政府能通过适时政策调适助其渡过难关。
苏联觉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关联或影响）之传统村社经济社会生产关系落后难以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等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但在根本变革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却始终未能找到有效的办法以弥补高度集中之“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的“不足”。美国则觉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关联或影响）之新教传统市场经济活跃、传统市场经济宏观调控“跟不上”等经济建设方面的优长和“不足”，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倒逼”背景下想方设法克服了其这方面“不足”。
从国家战略竞争角度相比较而言，在挖掘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动力方面，相对于苏联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美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似乎显得更为成熟和理性。
3.文化建设方面原因。苏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统领国家文化建设工作，牢牢掌握国家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给国家和人民的行动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但缘于苏联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自觉意识持续边缘化，国家意识形态工作逐渐僵化以致难以扭转，不仅致使国家民族的文化发展萎缩，而且导致对社会事实情况反映“重度”失真、人民群众对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不信任等严重问题。美国在文化建设方面，形式上“不限制”各类文化发展，仅技术性地通过制度设计支持社会主流盎格鲁－撤克逊文化发展，一者满足公民对丰富文化生活之需要，另者为国家文化扩张战略（如“和平演变”战略等）推进提供各种文化样式支援。
苏联觉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关联或影响）之浓厚传统信仰文化氛围、传统官方意识形态工作薄弱等文化建设方面的基础和“不足”，但在强化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同时却未能妥当处理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适变问题。美国则觉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关联或影响）之新教传统文化活跃度高、传统主流盎格鲁－撤克逊文化受到挑战等文化建设方面的基础和“不足”，通过完善国家文化制度建设弥补了该方面“不足”。
从国家战略竞争角度相比较而言，在优化意识形态工作方式、繁荣文化内容等方面，相对于苏联的文化建设体制，美国的文化建设体制似乎更为灵活和“接地气”。
4.社会建设方面原因。苏联的国家福利制度迅速提升了人民的幸福指数，保证了人民教育、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基本生活需要，但同时亦存在国家福利保障渠道单一、福利制度本身存在严重不公平等问题。美国在社会建设方面，实行有限的国家福利制度，主要对经济上突然陷入困顿之公民进行及时保障，并鼓励各种社会慈善事业，鼓励公民将幸福建立在自己的努力奋斗上。
苏联觉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关联或影响）之东正教教会社会保障传统、官方福利保障缺失等社会建设方面的基础和“不足”，通过建设现代国家福利制度从根子上解决了这方面“不足”。美国则觉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关联或影响）之新教教会福利保障传统、国家保障责任不到位等社会建设方面的基础和“不足”，通过建立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克服了这方面问题。
从国家战略竞争角度相比较而言，在落实、维持国家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方面，相对于苏联的现代国家保障制度，美国的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在制度设计上似乎更为经济和客观现实。
5.外交建设方面原因。起初，苏联实行积极的和平外交政策，全力支持其他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后来却蜕变为“大国沙文主义”外交政策，甚至公然武力干涉社会主义阵营成员的社会发展道路；且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压力。美国在外交建设方面，实行积极的对外扩张政策，旨在避免其“地盘”被共产主义运动侵蚀，亦承受着巨大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压力。
苏联觉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关联或影响）之传统积极外交思维、对外“蚕食”扩张外交政策等外交建设方面的基础或“不足”，但并没有建立相应的国家制度以免滑向对外侵略扩张的“积极外交陷阱”。美国则觉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关联或影响）之传统殖民思维、对外扩张外交政策等外交建设方面的“不足”，政党政治交替执政的国家政治制度设计有效规避了对外扩张外交政策所带来的压力风险，及时调控其所产生的国家外交不利后果。
从国家战略竞争角度相比较而言，在矫正外交政策之方向错误方面，相对于苏联的外交建设体制，美国的外交建设体制似乎更成熟、更具有灵活性。
三、现代国际秩序走向及中国之未来命运
在各自文化人格潜在支配下，中美两大国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等基本方面建设。从国家战略竞争角度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在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外交建设方面的客观效果优于美国，并且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方面的未来走势亦好于美国。在当前中美战略竞争时代，随着时间推移，有利的局面会大幅向中国方向位移，中国继美国之后引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之现代国际秩序走向的态势，将愈发明显。
1.政治建设方面比较。在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过程中，中国政治建设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是社会政治结构从“家-天下”“家-国”的皇朝政治组织模式转变成了政党-国家的现代政治组织模式。二是政治制度建设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政治制度体系。三是形成了确保中央权威的科学制度设计，既保证国家政治动员力，又促成国家范围内良好政治生态。而在美国崛起过程中，其政治建设亦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是从“邦联”这一联盟式“国家”体制转变成了“联邦”这一真正主权国家体制。二是建立了彻底意义上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三是将西方意义上的法治传统贯彻到了国家每个角落。
中国觉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关联或影响）之传统皇朝政治组织模式落后、传统政治领导核心不够有力等政治建设方面的严重“不足”，为此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政党-国家政治组织模式和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制度。而美国觉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关联或影响）之新教教会民主参与积极性、新教传统民主政治模式乏力等政治建设方面的基础和“不足”，为此进一步完善了国家政权体制，将“邦联式”国家体制转变成了“联邦式”国家体制，提升了国家政治建设能力。
相比较而言，从国家动员力来看，美国政治建设要弱于中国，如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国家动员能力甚至不如当时的中国。从对社会政治精英的吸纳能力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意识形态方面严格要求，在吸纳社会政治精英的能力上弱于资本主义国家；但就社会主义中国而言，吸纳社会政治精英的难题得到根本解决。一者，经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各类社会政治精英团结在自己周围；另者，通过确保中央权威加速了体制内政治精英群体的“更新换代”频率，如中共十八大以来的“打虎”“猎狐”“拍蝇”等。
从国家战略竞争角度来看政治建设效果，客观讲，目前发展态势更有利于中国，美国被落下的距离会越来越大，如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国家防控就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
2.经济建设方面比较。在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式”变化。一是封建经济形态转变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现代经济形态。二是从早期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转变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总量和实力跃居世界第二。三是国家民族的技术创新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成为了世界知识产权大国。而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其经济建设亦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持续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抓住各种历史机遇成了世界头号经济体。二是在世界经济的舞台上从边缘走到了中央。三是国家民族的技术创新能力得到持续提升，成为了名符其实的世界知识产权强国。
中国觉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关联或影响）之传统小农经济社会生产关系落后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市场经济没有发育条件等经济建设方面的严重“不足”，为此努力建设以公有制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现代经济体系，社会生产力（包括国家军事实力所依凭的国家科技力量）得到了根本性的提升。而美国觉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关联或影响）之新教传统市场经济活跃、传统市场经济宏观调控“跟不上”等经济建设方面的基础和“不足”，为此统一国内市场，开拓国际市场，社会生产力（包括国家军事实力所依凭的国家科技力量）得到了迅猛发展。
相比较而言，从经济总量来看，美国明显大于中国，美国是当今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经由其基本经济制度领导着国民经济命脉，并且中美都是超大型经济体，从国家对整个经济的动员能力来看，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美国明显弱于中国，如中美贸易战中美方的每每经济攻势被巧妙化解就能说明问题。从经济支持的科技力量来看，美国科技实力整体上强于中国，但在重要技术领域（如航天、军工等领域）中美两国亦“各有所长”。从经济依存度来看，中国具有经济发展程度呈阶梯状的广阔国内市场回旋空间，在对外经济依存度方面远低于美国。
从国家战略竞争角度来看经济建设效果，客观讲，未来发展趋势更有利于中国，与美国经济的差距（包括体量差距）会越来越小。
3.文化建设方面比较。在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过程中，中国文化建设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官方意识形态指导思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以经学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转变成了马克思主义（广义）。二是社会思想观念更为多元化，从相对单纯的“独尊儒术式”社会观念形态转变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儒家思想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存的社会观念结构形态。三是直面西方文化竞争，中华文化实现了“触底反弹”，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更广、更深、更大。在美国崛起过程中，其文化建设亦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美国社会主流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系统性、理论性得到了大幅提升，成为了世界文化市场的重要参照标准。二是美国文化的效用功能得到了全面拓展，不仅用来丰富公民日常精神生活，而且用于国家政治目的，成了国家重要软实力。三是美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从国别文化发展成为了世界文化。
中国觉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之传统文化历史底蕴深厚、官方意识形态工作相对薄弱等文化建设方面的基础和“不足”，为此一者建立完善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工作体制；二者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扩大并再度形成了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而美国觉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关联或影响）之新教传统文化活跃度高、传统主流盎格鲁－撤克逊文化受到挑战等文化建设方面的基础和“不足”，为此不断完善文化支持制度，让美国主流文化即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成为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别文化。
相比较而言，从对社会观念的整合效果来看，中国明确强调国家意识形态工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领导权建设，美国没有明确类似方面要求，中国社会在主流观念认同度上要明显高于美国。从文化的繁荣度来看，美国缘于其“放任式”文化制度模式，在文化的“繁荣度”方面要高于中国，但同时美国文化中的消极成分亦多于中国。从文化发展路向之科学性来看，中国文化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并且该指导思想在继承中不断发展，而美国文化建设没有一贯指导思想，多仰赖其主流学者研究，国家文化发展路向在科学性上要大“打折扣”。中国文化发展路向的科学性要高于美国，如中美贸易战攻防策略水平亦是双方文化或智库能力水平的重要表征。
从国家战略竞争角度来看文化建设效果，客观讲，未来发展趋势更有利于中国，与美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差距会越来越小。
4.社会建设方面比较。在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建设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国家重视社会保障工作，社会保障制度不但得到了快速完善，而且整合各方力量努力实现“全覆盖”“不留死角”。二是胜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了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三是社会治理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将社会隐患第一时间消除在萌芽状态。而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其社会建设亦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一是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完善，陷入生活困顿的公民能及时得到保障。二是社会治理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治理主体间的联动性、社会自组织水平等明显增强。三是缘于移民政策，国家种族整合任务持续增重，民族融合能力徘徊不前甚至有弱化趋势。
中国觉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之社会救济传统、官方社会保障工作薄弱等社会建设方面的基础和“不足”，为此建立现代国家保障制度，全面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水平。而美国觉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之新教教会福利保障传统、国家保障责任不到位等社会建设方面的基础和“不足”，为此一者建立完善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福利国家，另者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具有较高的社会治理能力。
相比较而言，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来看，美国社会福利制度要比中国完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有一定基础，但体制内的保障制度更有力。不过换角度来看，美国社会福利制度亦给其政府增添了沉重负担，并且公民福利提升空间狭小，处于徘徊水平状态；而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近年来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发展迅猛，社会保障水平得到大幅提升。从社会稳定度来看，由于社会治理制度的性质不同，中国对社会成员活动的治理能力要高于美国，社会层面冲突的不利后果要小于美国。如特定社会冲突矛盾即将发生时，中国社会能迅速反应并加以控制和处理，而美国社会袛有在冲突爆发后才有可能会得到处置，如层出不穷的“枪击案”等，美国公民的社会安全感明显弱于中国。
从国家战略竞争角度来看社会建设效果，客观讲，目前发展态势更有利于中国，在不少领域跟美国社会相比业已具有明显优势。
5.外交建设方面比较。在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过程中，中国外交建设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弱国无外交”的国际外交地位状态得到彻底改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中国政府积极倡导下成为了当今国际法基本原则。二是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前提下，意识形态因素不再是影响中国外交的原则要素。三是中国从世界外交舞台的边缘正走向中央，具有日益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号召力和引导力。而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其外交建设亦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是美国从世界外交舞台的边缘走到了中央。二是意识形态因素在美国外交政策制定方面的影响整体趋弱。三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策略性更强，国际信誉度处于下降趋势。
中国觉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之传统“义大于利”外交思维习惯、国家利益原则外交思维欠缺等外交建设方面的优势和“不足”，为此一者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外交智慧。另者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效维护了中国正当国家利益。而美国觉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之传统殖民思维、对外扩张外交政策盛行等外交建设方面的“不足”，但难以内在地抑制传统殖民思维、扭转对外扩张外交政策，纠结于外交政策性质取向（是实施积极的外交政策，还是对外扩张的外交政策）的选择，在“积极外交陷阱”的悬崖边上徘徊。
相比较而言，从外交政策的性质来看，美国的外交政策主要是进攻性的；中国的外交政策是积极防御性的，中国外交政策在国际政治道德层次上比美国站得高。从外交政策效果来看，一者中国外交政策的国内效果优于美国。美国外交为部分利益集团所左右，不时将自己拖入战争泥淖；中国外交则以维护国家正当利益为底线，不胡乱“树敌”，为自己国家民族发展创造良好国际环境。另者中国外交政策的国际效果亦优于美国。美国如今是国际社会“麻烦制造者”，虽提供了部分国际公共产品，但给世界带来的灾难更多，负外部效应明显。中国外交“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③，亦“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④，产出的是共赢效应。
从国家战略竞争角度来看外交建设效果，客观讲，目前发展态势更有利于中国，当前的美国外交政策是不可持续的。
结语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强行拖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的现代国际秩序体系，备受欺凌，“丧权”“赔款”“割地”等不公正国际对待“犹如家常便饭”。在外部压力和内在自觉双重因素作用下，无数仁人志士以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为己任，前赴后继，矢志探索让自己国家民族“站起来”的道路。在此过程中，晚清政府腐败守旧，没有能力找到这条道路；以国民党为代表的部分资产阶级政治精英似乎“摸着了门路”，但将党派私利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而丧失了历史机会。最终，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引领下找到了这条道路，带领中国进步政治力量让中国“站起来”了，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自主。在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接力引领下，特别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让“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⑤。
这一不易成绩的取得，是中国政治精英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引领中华民族不断“认识我自己”的结果，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传统伦理型文化人格之“不足”得到抑制、其优长持续释放正能量的结果。中国走到今天，我们不仅要总结归纳中国发展这一世界事件之有益经验做法，更是要找到中华民族走到今天取得伟大成就、实现伟大复兴正可期的“基因密码”，揭示出其在现代国际秩序中与其他世界大国的政治竞争力优势。在中美战略竞争时代，中国道路的世界影响力不仅仅是建立在对其成功经验做法的理论化提升上，更是建立在中国将引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之现代国际秩序走向的国际政治竞争力上。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5页。
②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34页。
③《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8页。
④《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8页。
⑤《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页。
姚选民，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暨北京中宣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中国评论》月刊2021年7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