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今年87岁，早在56年前就作了父亲，直到今年我才第一次过了"父亲节"。改革开放后，远在海外留学的一双儿女可能也向我祝贺过此节，我并没有在意，连父亲节是哪一天也不清楚。现在知道，每年6月的第3个星期日是父亲节。这是一个起源于美国的感恩父亲的节日，1910年世界上第一个父亲节在美国正式诞生，并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在大陆这并非是一个官方节日，影响不大。附带提出的是，一海之隔的台湾父亲节为每年的8月8日。

2014年的6月15日为父亲节，恰好在头一天周六和周日当天早晨，我接到了女儿、儿子分别打来的向我祝贺父亲节的越洋电话，这种情况多少年来还是不多见的，自然加深了对父亲节的印象。肖静宁甚为欣喜，说我上半年又忙了这么久，天天伏案，多少风和日丽的春光美景都顾不上享受，现在天气还不算热，父亲节真要好好庆祝一番了。

马年气象新。新年伊始，我参加了哲学学院的迎春联欢会，院领导出于对长者的尊重，让我即兴说两句，我兴致甚高，一连说了好些个一马当先，马到成功之类的鼓劲话，并祝哲学学院齐心协力万马奔腾实实在在地迈上教学、科研、管理的新台阶。

想起2012年12月28日我首译的《耶拿逻辑》（简称）首发式的日子，感慨与感激铭记在心。记得我在致辞中说，我曾经两度婉谢了人民出版社为我首译的《精神哲学》和学术回忆录《回眸》开新书发布会的善意，这次不同了，《耶拿逻辑》是我的收官之作，我又何乐而不为呢。本以为收官之后，我可以过一种宽松自如的生活了，不必重任在身令亲人牵挂和担忧，还生怕搞不完弄成一个半吊子就麻烦了。整个2013年，我张驰有度。除完成了一篇《耶拿逻辑》的学术论文外，还为邓安庆博士的新著写了长篇序言，怀念黄枬森先生的长篇纪念文章，帮助中年学者审阅了近两万字的学术文稿，应邀到武汉理工大学作了一次学术演讲，经赵林、孙思博士反复动员接受了上海《秋霞圃书院》李耐儒院长的专题采访，共进行了3次"口述历史"的录音录像。

可是，不久，我收到学长、著名西方哲学专家张世英先生于2014年1月17日亲笔写的祝贺春节的贺年片，重提2006年要我将依据格洛克纳版译出的《精神哲学》按理论著作版修改后转入他主编的20卷本《黑格尔著作集》。问我"修改得怎么样了？不会忘了吧。"不好意思，由于8年来再未有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提及此事，我真的以为没事了。

学长交的任务不可怠慢，春节后的2014年2月我就全力投入了"改译"工作。开始时真不知如何下手，两种版本虽然大同小异，也不能想当然从事。经过4个月的实打实的艰苦奋斗，谨小慎微地进行逐字逐句的拉网式找出差异进行修改，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我终于在端午节（与儿童节重叠）小长假前夕完成了这一项堪称重译本的特殊任务，如释重负地向人民出版社快递邮寄出了全部文本。此外，2011年7月赴巴黎探亲、与儿女两家大团聚前夕匆忙交出的入选国家行为的《二十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哲学卷》传文，历时近4年，科学出版社终于发来了编排清晰的清样，经过仔细地校订补充于小长假前也如期发出了。这两件事的完成，使我倍觉幸运与心安。肖静宁代我以"收获在初夏"为主题给儿女发出了电子邮件，他们对父亲高龄不倦的学术追求很是触动，这也是姐弟俩今年几乎是约好似的向我祝贺父亲节的动因吧。

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当我推着助行小车与肖静宁并肩走在平坦的路上，见因修"八一路地下通道"在通道上方新修的、将老武汉大学与信息学部（原测绘学院）融为一体的美丽广阔的花园里，曲折的小径依旧，只是小树长高了，大树成活了，草地一派油绿，任繁花点缀着，目不暇接；武汉大学著名的标志性建筑"国立武汉大学"牌坊置身于宽阔的"汉林广场"之中更加雄伟壮观，独具一格。

地道的修建拉近了与附近商业中心的距离，离牌坊不过十来米就是高耸的中商优品汇，其地下室为大超市，当我进入了久违的超市，琳琅满目的物资显示市场的繁荣。然后，肖静宁带我进入优品汇大厅的小小城餐厅，这是一个环境优雅的中档快餐店，是台湾人开的。顾客几乎全是青一色的大学生或白领，只有我们两个耄耋老者，不时引来诧异的目光。领班对我们还特别关照，问合不合口味 。由于办了卡，可以享受8.8折，一份套餐，一碗牛肉面，还配有小碟佐餐菜和柠檬茶，总计50元，很实惠。不仅饱了口福，还有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息聊天，这对我很需要啊。餐后，又到大厅另一端仟吉面包房买了几个"欧式面包"，肖静宁说她平时从不买这样贵的面包，算是送给我的父亲节的礼物吧，我又吃又拿，好不开心。在肖静宁的陪伴下，我推着小车竟然一口气返回到家中，至少也有两公里吧，又不很费劲地爬上4楼（还有一层地下室）到家。第一次过父亲节实在令人难忘，生活如此美好，我要感谢肖静宁，是她以这种方式落实了儿女对我的节日祝贺！

二

今年，在我又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学术历程，完成了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改译《精神哲学》的工作后，初次过一过父亲节，是一件多么心旷神怡的事。我深切地感觉到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文明在交融。

回想那些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严酷时代，那些戴帽子、抓辫子、打棍子的大批判岁月，真是不堪回首。那时哪有什么亲情可言，多少作父亲的完全没有什么尊严可言，更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父亲节之事。上了年纪经历过文革的人，信手拈来，都是可怕的场面。在一次"牛鬼蛇神"的批判会上，20多岁的儿子猛一下跳上台狠狠地打自己老子一记响亮的耳光，老子并不是什么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不过是一个有历史问题的教学辅助人员，后来清理阶级队伍证明没有什么新问题。可怕的是，在那个红色恐怖的潮流中，没有大目标的单位，批判对象也就只好"矮子里拔长子"了，为追求数字很多补划的右派就是这样产生的。不久前老友聚会听说现在这个打人者也是近古稀之人，他从此孤立于全家亲戚之外，家族中没有一个人理会他，他是否独自承受着良心的谴责就不得而知了。肖静宁1992年到上海开神经科学学术会议时，听到当年的解剖学教授的悲惨命运十分难过。胡教授其实也是出身底层，没有留学的经历，是从实践中提升起来的，不料57年被划成右派，在文革中也是在劫难逃，竟然被活活打死了，打死他的人不是别的红卫兵，而是他的亲生儿子。儿子把父亲看成阶级敌人，恨他是一个右派带给自己不幸的命运。至于子女检举父亲，学生暴打老师更是屡见不鲜的事。当时文革中盛行对批斗对象不仅要触及灵魂，还要触及皮肉。

本来中国素有尊师重道的传统文化，过去家中堂屋供的牌位就是"天地君亲师"，民间也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谚语，这一切在"破四旧"中全抛弃和践踏了。我国著名病毒学专家、学部委员高尚荫先生就挨过自己的弟子、青年教师的打。我国著名文学家刘綬松先生也遭受自己弟子、近不惑之年的讲师的重打，此打手在改革开放后曾长期孤立于学术界。刘先生和在文革初期就被关在劳改队反复被批斗，一直没有回家。近日，我的邻居、八旬老教授谈到当年与刘先生共同关在劳改三队的情景，劳动时不许穿鞋，也不许穿袜子，只能打赤脚，他是农出身无所谓，刘先生可真可怜啊，搞不好还要挨打哩！说着说着不禁眼泪夺眶而出，令人好心酸。在一次全校"宽严大会"后，宣布刘綬松认罪态度较好从宽处理可以回家，可就在回到家中的当天，令人惊恐的事情发生了，据说刘教授夫妇在一个老式的床架子上，一头一个双双上吊自尽。我当时就住在刘先生隔壁的隔壁，我看到他们8岁的小儿子，还在玩，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校园里就是铺天盖地的"刘綬松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等等的大标语。我当时心中虽极不平静，但不能有任何表露，默默念着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在文革前刘先生任学报主编时曾对我有过扶持，他破例发表了我的"为什么法国唯物主义是西欧19世纪哲学认识前进发展的起点？" 的长文以及另一篇长达36000字的与冯友兰先生就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问题进行争鸣的学术专论。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倒行逆施的"四人帮"终于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中国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确定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逐步建立和不断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逐步建立和不断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全面深化改革阔步迈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大幸，也是我国对世界和全人类的新贡献。

我常常寻思着，自己的学术道路也是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治久安的学术环境与不断改善的生活水平。我在极其艰苦的三年困难时期、趁贯彻"高教60条"阶级斗争之弦稍松之际，不失时机地度过了自己的学术第一春。我要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正是改革开放焕发出自己的学术第二春、第三春。使我得以集中精力，发挥潜能，安安心心地做学术，不断推出自己的成果，留下自己的点点足迹，这是我心中最为踏实的地方。

三

远在大洋彼岸的儿女在父亲节能记得祝贺我，我心中倍感欣慰，但同时心中也充满了无限的惆怅。回想起来，在某种意义上自己真不能算是一个好父亲。女儿孕育在反右后的严峻岁月，那时我正随北京大学哲学系一锅端到门头沟下放劳动，纪律很严，连那一年的春节也不得返家，就地过了一个没有亲人的"革命化"的春节。那时胆子也真大，直到肖静宁预产期前两天我才慌忙告假返回北京把她送到青岛姐姐家，母亲也住在那里。本来送到我就要回去，经老母的一再挽留，决定第二天走。恰好第二天肖静宁住进医院，女儿就按预产期准点降临人间，大概是想让我看看吧。这样临行前我只是在走廊里隔着窗户瞄了刚出生的女儿一眼，连样儿都没有看清楚，就迫不及待地赶回下放营地销假。大跃进年代人人精神抖擞，那时这样做别无选择，毫无怨言，似乎是当然的事，心中似乎也很踏实，现在想起来实在是觉得不可思议了，当时自己怎么会那样地潇洒和心安？

特别是儿子，1964年8月出生在被称为火炉的武汉，大伏天里热毒缠身，昼夜啼哭不止，刚两个月就过江住进汉口协和医院。正在此时我得到参加"四清"工作队马上出发开赴孝感的命令，我就毫不迟疑地抛下焦头烂额、心急如焚的肖静宁和住院中的儿子，一去就是一年零三个月，中间没有回过家。

四清之后没过多少平稳的日子，不久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1968年我被一锅端到襄阳隆中搞"斗批改"，一去就是10年。其间，我只能在从隆中回武汉的几天的休假中看到不断长大的儿女，儿子成了小学童，女儿成了中学生。现在想来，我对儿女成长过程中的关爱和培育付出的实在是太少了，只觉得心中隐隐作痛，无比的遗憾，自己都不好原谅自己似的。由于我出身于地主家庭，虽然我的父亲是前清秀才，唐山铁道学院最早期的高材生、回川从事过公路建设，而且在我10岁时就去世了。没想到在几十年后还影响到我的女儿。女儿各方面表现突出，实际上是班主任的得力助手，但她申请加入共青团的道路可谓曲折，受阶级路线的限制，一次又一次地写申请，一学期又一学期的"考验"才入了团。对此，想起来我心中也不好受。

文革中肖静宁带着两个孩子住在汉口武汉医学院，男孩儿总是顽皮的，肖静宁生怕出事连粉笔都不许孩子玩。因为当时一些小学生喜欢用粉笔在墙壁上到处写"毛主席万岁"，不知是谁家的孩子又用粉笔在墙上一路划线，有一次就把"毛主席万岁"划掉了，于是，学校如临大敌，认为出现了恶毒的反动标语，马上开全院大会，气氛非常紧张，牛鬼蛇神都拉来斗一通。肖静宁感到儿子大了，不好管理，就经常拿我来吓唬他，最严厉的处分就是让他写检查寄给我，再最后一招就是说把你送到乡下爸爸那里去。有一次，肖静宁气的没法，又说了送儿子走的话，谁知儿子竟说："走就走！"就这样10岁的儿子真的到了襄阳分校，与我同睡一张床，整整一年，朝夕相处，父子感情日益加深，儿子发现我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改变了肖静宁总是拿我吓唬他的印象，我发现儿子有很多优点，聪明，会读书，还能吃苦。虽然心中很喜欢儿子，但在那个时代也不可能有语言和非语言的爱的表达，连表扬都不给，父子情深只能埋在我的心中。

由于我调来武汉大学时，肖静宁还在北京读研究生，女儿小时候与我很亲。过去我们教育孩子不很得法，总觉得姐姐应让着弟弟，这给女儿带来委曲。我每次从襄阳回来探亲，女儿是最高兴的。回想文革初期我是准黑帮，批斗会陪斗，游斗时跟在后面走，抄家，减工资只给30元的生活费样样经历过。我后来是靠边站，没人管了，有时带着女儿到校内和邻近的测绘学院、水利学院、华中农学院、华中工学院玩玩，看看大字报，平时那有这种机会啊！此情此景仿佛就在昨天。我每次探亲结束要回襄阳时，女儿是最难过的，根本不能当着她的面走，得躲着走，趁她不防我一溜烟就跑了，那是多么令人心碎的日子。1975年粉碎四人帮的前夕，也不知道今后会怎么样，还是一家人在一起吧，肖静宁放弃了大城市大单位，带着女儿也到了农村的襄阳分校，我们这个一分为二的家庭终于合二为一了，我与肖静宁聚少离多的生活终于结束了。直到1978年我们一家人才重返珞珈山。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两个孩子可能是得到了襄阳隆中诸葛孔明的灵气，不仅在日后的高考中取胜，在留学的过程中也是崭露头角，经过自己的奋发努力，分别取得了美国、法国的理、工科博士学位。一步一步地开创着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的美好生活。令我感叹的是，先后为人母、为人父的女儿与儿子也在培养着他们自己的孩子，其成长环境之优越与他们小时候不可同日而语了。他们的下一代、我的第三代都在充满爱的环境里幸福成长，具有良好的素质与教养，特别令我惊欣喜的是全面发展的品性和多方面的才能，个头形象外表也是很有优势的，阳光少年、15岁的孙子已长到一米八，儿子说太高了，都不好意思批评了。这一切都是我的子女和他们的另一半共同拼搏得来的，他们对下一代的投入和付出是我这一代人无法给予、甚至是不可想象的。他们是真正优秀的成功的母亲和父亲，这令我感到无限的欣慰与自豪。这一切，才是他们送给我的无与伦比的最好的父亲节礼物啊！

（2014年6月20日）